八、高压恐惧下的行为失常

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朱升一案。

虽然无法知晓朱升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无法知晓他在胥吏这个职位上究竟做过些什么，也无法知晓他与钦差旗军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但只要了解洪武时代针对胥吏的整肃运动相当残酷，了解到绝大多数胥吏都未能在运动中幸免，且一旦成为被调查对象，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诛杀，要么是被发配去服沉重的劳役，最后落一个“暴露尸骸不收”的结局，便不难理解为何会发生朱升一们“殴打钦差旗军”这种极端事件。即便朱升一案没有发生，也会发生李升一案、王升一案。

耐人寻味的是，朱升一等人殴打钦差旗军时，其上司昆山县官李均的态度是“约束”，也就是试图阻止他们这样做。这或许是因为李均初到昆山，与朱升一等尚无多少交集，所以并不担忧这些胥吏的被整肃会波及自己。那些与被整肃胥吏有较多政务交集的地方官员，往往会是另一种表现，事情甚至会升级为“地方官与胥吏合作，共同殴打钦差旗军”。

朱元璋在《大诰》里讲述了不少这样的案件。试举三例。

第一例发生在松江府。大致案情是：朝廷派了以傅龙保为首的十五名钦差旗军，前往松江府“抄扎犯人计三家财，提取赃吏夏时中等三名”，也就是去松江府抄家，并将被整肃的胥吏押往京城。松江知府李子安闻讯后，不知会钦差旗军，“私自将计三家抄扎，克落家财作弊，又将夏时中等三名受财卖放”。钦差旗军为了交差，欲将一名叫作张子信的胥吏带走“赴京回话”。该胥吏拿出十贯银钞贿赂旗军，旗军不敢受贿，将银钞送至知府衙门。李子安担忧胥吏被带至京城后“发其奸贪”，会将自己也连累进来，于是带着知府衙门的“吏典、皂隶人等”，从钦差旗军的手里，将胥吏张子信给抢了回去，还把傅龙保等十二人抓起来关入了监狱。有三名钦差旗军逃走，为防他们回京告状，李子安又与守门镇抚合作，“闭门邀截回还，锁禁五十余日”，通过紧闭松江城门，将逃脱的三名钦差旗军全抓了回去，关押了五十多天。因为干了这种事情，李子安等人最后被朝廷凌迟示众。⁽⁷³⁾

松江知府李子安的种种作为，动机皆是为了自保。赶在钦差旗军之前抄计三的家，是为了防止从计三家里抄出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将被整肃的胥吏放跑，是担忧他们被带到京城遭受刑讯时会扯上自己；最后亲率胥吏与钦差旗军武斗抢人，则显示他已被逼到了绝境——知府衙门的日常政务不可能脱离胥吏自行运转，衙门里揪出“害民胥吏”，李子安无法置身事外。钦差旗军非要带胥吏回京审讯，李子安走投无路，只好与之彻底决裂。⁽⁷⁴⁾

第二例发生在江西建昌县。大致案情是：建昌县的夏粮赋税超过了期限迟迟没能缴纳。上级衙门南康府以公文的形式催了二十八次，仍无结果。该县究竟为何缴纳不上夏粮赋税，朱元璋没有提供解释。总之就是怎么都缴不上，拖到最后没办法，知县徐颐只好命人前往负责收粮的仓库行贿，希望仓库出具夏粮已收的证明，帮助建昌县先渡过这一关，日后再将粮食补上。此事被人告发后，刑部派了旗军张观等人前往建昌县抓人。知县徐颐先是“将刑房吏喻俊轻隐藏”，让负责与旗军对接的刑房胥吏玩失踪，只让吏房胥吏徐文政出面应付旗军。再之后，知县与胥吏们便集体消失了，连续二十余日不走县衙正门，全偷偷从后门出入。旗军们在县衙前等消息等得不耐烦，忽然有一天再次见到吏房胥吏徐文政，便将其抓住，欲送往京城交差。知县徐颐觉得自己已被逼上绝路，遂率领众胥吏一起动手，“将各军罗织，抢入县厅跪问，诬以直行正道，于县门下监锁”——把旗军们抓了起来，弄到县衙大厅上审讯，诬陷他们在县衙内行走正门的直道（朱元璋严禁钦差旗军等“径由中道，直入公廨，据公座”，违者“拿至京师，官民皆枭于市”⁽⁷⁵⁾）。可惜的是，有三名旗军逃走后回到京城告状。徐颐见事情败露，只好改变策略，将抓捕的旗军释放，组织了一批本县老人前往京城奏保自己。⁽⁷⁶⁾

和李子安一样，徐颐的结局也是被朱元璋下令凌迟示众。

第三例发生在金华府，案情与前两例略有一些差异：

金华府县官张惟一等，出备银、钞、衣服等项，赍送钦差舍人。舍人不受，就欲擒拿，特令府官封收其物。府官自知其难，舍人临行，其府官发忿，故纵皂隶王讨孙等殴打舍人。事觉，皂隶断手，府官之罪，又何免哉。⁽⁷⁷⁾

前两例中的地方官与钦差旗军交恶的导火索是旗军要抓胥吏入京。本例中张惟一与钦差舍人交恶的导火索，则是张惟一行贿未遂。钦差舍人前往金华县，具体是何目的，朱元璋没有提及，但大方向一定是整顿吏治。所以，张惟一见到钦差舍人来到自己的治所，内心必定非常忐忑。

张惟一的忐忑，与其说源于对自身清廉的不自信，不如说源于对洪武时代“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的恐惧。《御制大诰三编》的第二条里，朱元璋披露过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频繁的杀戮之下，明帝国的官吏已严重不够用，迫不得已只好让已被定罪者继续在衙门里任职，以维系明帝国的统治，避免其进入无政府状态。如刑部主事当中，王本道与徐诚被判了“徒罪”和“绞罪”，庞守文被判了“斩罪”和“绞罪”，因为所在衙门没人了，他们便继续以罪人的身份在刑部任职。监察御史当中，罗师贡被判了“徒罪”和“绞罪”，陈宗礼被判了两次“斩罪”，张翚被判了“砌城安置罪”和“绞罪”，李哲被判了“流罪”和“斩罪”，也因为所在衙门没人了，这些人便继续以罪人的身份在御史衙门任职。其他如光禄司署丞刘辐、户部主事黄健、工部主事李巽等，也是同样的情况。仅该小节被朱元璋列举出名字来的“戴罪还职”或“戴罪发充书吏”者，便有三百余人之多⁽⁷⁸⁾。

对官吏们而言，“戴罪还职”或“戴罪发充书吏”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一者，不杀头，不意味着不受刑。管理龙江卫仓库的“官攒人等”（官攒人是官与攒的合称：官指的是主管仓库的官员；攒指的是在仓库工作的基层役吏攒典，也就是胥吏），因“郭桓案”受到牵连遭遇整肃，朱元璋命令他们继续戴罪管理仓库，同时还对他们集体施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⁷⁹⁾的酷刑。二者，现在没被杀头，不意味着将来不杀头。只要洪武时代的整肃运动不停止，再次遭诛的威胁便时刻高悬。龙江卫仓库那些已被挑断脚筋挖掉膝盖的“官攒人等”，不到半年，便又集体死在了下一轮整肃运动中。

“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一语，出自亲历过洪武时代的解缙之口。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以“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的话术，鼓励刚刚完成科考步入官场的解缙给朝政提意见。解缙于是进呈了一篇密奏，内中便将朱元璋的统治概括为“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只闻“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而“未闻诏书褒一大善”，仿佛这世上全无一个好人。⁽⁸⁰⁾解缙不会当着朱元璋的面污蔑洪武时代，他的感受是洪武时代全体官员们的感受，自然也是张惟一的感受。所以，不管张惟一有没有贪赃枉法（除了殴打钦差舍人，《大诰》中未提及张惟一是否被查出其他罪行），钦差舍人来到了金华府，便意味着一场巨大的危机降临。为了消除危机，张惟一决定拿上银两、银钞与衣服，去贿赂钦差舍人。

问题是，张惟一觉得“无一日无过之人”的现实很可怕，钦差舍人也同样如此觉得（何况他们的日常工作离朱元璋更近）。钦差舍人不愿为了些微银两和几件衣服，便将自己推入绝境，所以不肯受贿，还试图以行贿为由，将张惟一抓起来法办。被逼到绝境的张惟一，遂不顾后果泄愤，发动手底下的胥吏，直接将钦差舍人给揍了。胥吏们愿意服从张惟一的指示去做这种事，显示他们之间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此案的结局是：参与殴打行动的胥吏们被断手，张惟一也遭到了严惩——朱元璋说“府官之罪，又何免哉”，没说具体惩罚是什么。笔者推测应是被杀，因钦差舍人乃是贯彻朱元璋意志之人，张惟一是殴打钦差舍人案的主导者，朱元璋不可能让他活着（朱升一案便是按这种逻辑处理的）。

以上案例，包括朱升一案在内，皆可视为弱小个体被无远弗届的巨大恐惧笼罩、无法把握自身命运时的行为失常。这些官吏清楚殴打囚禁钦差旗军、钦差舍人的后果。清楚后果仍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自觉已再无其他求生之法，只求一泄胸中积愤。当然，也有一些被整肃的胥吏走得更远，比如举旗造反，落草为寇。洪武二十二年（1389）前后，广西平乐府富川县一名叫作首赐的“逃吏”，便选择了做山大王，“纠合贼人盘大孝等为乱，杀知县徐原善等，常往来富川、永明、江华三县劫掠”⁽⁸¹⁾。

除了积愤爆发殴打钦差，洪武时代被整肃的官员与胥吏，也有极端“理性”的另一面。

比如，吏部主事萧惟一因为“误将奏本出外，被守卫军搜出”，被送往都察院审讯。审讯期间，萧惟一“索本部官银三百两。如无，便乱指”⁽⁸²⁾，向吏部主官索要三百两银子，声称若不给，便要在受审时故意攀咬吏部主官。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绝望的理性”——萧惟一清楚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即便不死，被罚去做胥吏或服劳役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不如趁着被刑讯的机会攀咬威胁上司。刑讯结束之后，便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

再如，绰号“小疾灵”的绍兴府余姚县胥吏叶彦彬，因事被整肃入狱后，也在狱中使出了与萧惟一完全相同的手段。他威胁那些与自己案子有关之人说，若不提供好处，便要在供词里将他们牵连进来。被威胁者只好求他“毋我对词”，允诺“以银相送”⁽⁸³⁾。这也是一种“绝望的理性”——胥吏入狱，不管是死是活，人生都已基本完蛋。既然完蛋，便不如在完蛋之前再讹诈上一笔钱，即便自己享受不到，也可以留给家人。

朱元璋将萧惟一与“小疾灵”的案子写入《大诰》，是为了以之为例，批判洪武时代官员与胥吏的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简直已无可救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

(1) 《御制大诰·皂隶殴旗军第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56页。

(2) 《大诰武臣》中，朱元璋曾解释说，之所以将“抄扎胡党及提取害民官吏人等”之事全交给“军官军人”去做，是因为“每日差一个行人出去，有司打送，动辄数百贯钞，这等人，白身在草窠里出来，又无功劳，他却便得了许多东西，因此上都差军官军人，便他得了些东西，也是出过气力的人，却不强似与那白身无功劳的人”——军官军人跟着他一起打过天下，让他们去地方上收受贿赂，总好过让那些没参与打天下之人去地方上收受贿赂。见《大诰武臣·卖放胡党第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43页。

(3) “胥”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主要承担征税、治安、守卡、站堂、看门、传唤、看管仓库、押解犯人、传递文件、运输物品等工作。“吏”是为官府办理具体公务之人，同属劳役，但地位略高于“胥”，主要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等。见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58—359页。

(4) 按洪武军制，每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有两名总旗、十名小旗。“钦差旗军”当是从这些总旗和小旗里筛选。另，明代实行军户制度，军户是一种世袭身份，军官亦出自军户，军官之户家中符合当兵年龄的男丁称作“舍人”。“钦差舍人”当是从这些男丁中筛选。另据沈德符说：“舍人以中书省为贵，在唐宋秩四品，与翰林学士对掌内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阁门臣宣赞舍人，为环卫近职，凡大帅子弟荫授者任之……本朝废中书省，仅留舍人以掌诰敕，尚存唐宋之旧，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后间以任子及杂流居之。”见（明）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页。此七品舍人与军户舍人是两个群体，洪武时代被差往地方抓捕胥吏的舍人，当是军户舍人，而非“掌诰敕”的七品舍人。

(5) 《御制大诰·吏殴官长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55页。

(6) 《御制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11页。

(7)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50页。

(8) 《御制大诰·差使人越礼犯分第五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74页。

(9) 黄时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8页。

(10) 因为胥吏在元代不属于贱民，有着畅通的上升渠道，所以元末明初有许多读书人是在元朝做过胥吏的。这也直接导致进入洪武时代后，朱元璋一面试图将胥吏打入贱民行列，一面又不得不启用大批曾在元末做过胥吏的读书人进入官僚系统。这方面的统计，可参见王雪华：《明朝洪武时期胥吏任官状况论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癸卯条。

(12) （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轮对札子三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5页。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四月己巳条。

(14)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5) （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三）·论财利疏》，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89页。

(16) ［日］宫崎市定著，张学锋译：《东洋的近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17) 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574页。

(18) （明）黄宗羲撰，孙卫华校释：《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3页。

(19) 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札子里，结合自身见闻如此写道：“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见《论衙前札子》，收录于《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六）》，第293—294页。

(20) 明代如此，清代也同样如此。所以袁枚才会为没有俸禄的胥吏们打抱不平：“吾不解今之为政者，一则曰严胥吏，再则曰严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兽也。使果皆鬼蜮禽兽，宜早诛之，绝之，而又何必用之而严之！周官所谓陈其殷，置其辅，辅即胥吏也，虽圣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以上有庶人在官之禄，今既无之，则上之人宜为若作设身想，而何严之？”见《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收录于（清）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4页。

(21) 朱元璋在大诰里写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字：“府官、州官、县官，府吏、州吏、县吏，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概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这段话显示，朱元璋其实很清楚官员贪腐与胥吏害民的根源是制度。但朱拒绝说出这个答案，他笔锋一转，开始批判起了官吏的家属，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官吏们的家属品性太过恶劣：“朕思是官、是吏，其父母妻子闻此酷害良民，如何并不推己以戒之、以谏之，致令身家祸焉？详观其属，非同恶相济，岂如是耶。”见《御制大诰·戒吏卒亲属第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72页。

(22) 《明太祖实录》卷九一，洪武七年七月丙戌条。

(23)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24)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80页。

(25) 明代胥吏大体分为四类：主管胥吏、案牍胥吏、司财胥吏和司狱胥吏。“典吏”便是最主要的案牍胥吏，主要负责抄写、收发、保管文案，是所有衙门的标配。见鹿谞慧、曲万法、孔令纪主编：《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564—566页。案牍是衙门最核心的东西，朱元璋重视对“典吏”的控制，显然与这类胥吏的工作性质有关。

(26)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丁卯条。

(27) 《御制大诰·戒吏卒亲属第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03页。

(28) 洪武时代的胥吏选择标准如下：“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但曾经各衙门主写文案、攒造文册及充隶兵与市民，并不许滥充。洪武二十八年奏准：正军户五丁者充吏，四丁不许。水马驿站贴军杂役养马等项人户四丁以上者充吏，三丁不许。民户两丁识字亦许勾充。”见《大明会典》卷八“吏役参拨”。

(29) 洪武时代的服饰制度，参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4页。

(30)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洪武十九年秋七月乙卯朔条。这位苏州知府王观，不但严格执行了朱元璋打击胥吏的指示，也充分领会了朱元璋消灭富户的精神，曾在征收赋税时采取“延诸富室，集郡衙，饮食之，使各量出赀，以代贫困者之逋”的手段，也就是将苏州当地的富户全都弄到知府衙门里关起来，给饭吃但不许离开，直到他们“自愿”将那些不属于他们的赋税认领完毕，才算完事。见李濂：《苏州府知府王公观传》，转引自《苏州通史：明代卷》，第27页。

(31) 《御制大诰·罪除滥设第七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46页。

(32) 《御制大诰续编》第二条中提道：“今洪武十九年，松江府吏卒有犯，都察院询问害民之由。其所供也，止松江一府，其不务生理者，专于衙门阿附役吏皂隶，夤缘害民。吏，其名曰正吏，曰主文，曰写发。皂隶，其名曰正皂隶，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应正役外，余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余名，皆不务生理，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见《洪武御制全书》，第794页。此处称松江府被惩处的胥吏人数为九百余名。这意味着，松江府的胥吏在洪武十九年遭遇了不止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唯如此，遭惩人数才会上升至《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四条里的一千三百五十人。

(33) 《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46页。

(34) 朱元璋：《道德经序》，《洪武御制全书》，第292页。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里说：“积年民害官吏，有于任所拿到，有于本贯拿到。此等官吏，有发云南安置充军者，有发福建、两广、江东、直隶充军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见《御制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73页。

(35)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事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80页。

(36) （清）戴枚等修纂，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同治鄞县志》第11册卷三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李孝谦躲过了此劫，但李父很快又再次“以富室主料量米耗罪当死”，这一次站出来代替父亲去服罪的，是李孝谦之弟李忠谦。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黥而戍竟没辽东”，很快便死在了遥远的辽东。

(37) （明）刘辰：《国初事迹》，明秦氏绣石书堂抄本，第15页。

(38) 《国初事迹》，第39页。

(39) （明）张铨撰，田同旭、赵建斌、马艳点校：《国史纪闻》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

(40) （明）解缙：《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第05页。

(41) 比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六十六条便提道：“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见《御制大诰续编·纵囚越关第六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41页。

(42) 《御制大诰续编·逃吏更名第四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25页。

(43) 《御制大诰续编·常熟县官乱政第四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26页。

(44) 《御制大诰续编·容留滥设第七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45页。

(45) 沈家本著，沈厚铎重校：《日南随笔》，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5页。

(46) 《御制大诰续编·容留滥设第七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45—846页。

(47) 《御制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21页。

(48) 《御制大诰续编·追问下蕃第四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22—823页。

(49) 《御制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21页。

(50) 《御制大诰续编·故更囚名第四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22页。

(51) 《御制大诰三编·把揭籍点吏第二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912页。

(52) 朱元璋在《大诰》里也讲了一桩“民畏为吏”的案子：“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发付在京掌管亲军文册，其事至易。各吏众言一辞，来诉甚多，皆言不解管军吏事。”布政司衙门精挑细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书吏，将其送入京城负责掌管朱元璋亲卫军队的簿书文册。这些人抵京后，纷纷寻机会向朝廷诉苦，众口一词说自己不懂军队里的事，做不了这个工作。朱元璋为此大怒，认为这些人是因为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军吏”没有油水可捞，所以才百般推脱。其实，胥吏们真正恐惧的，是距离朱元璋的视线越近，遭遇整肃的概率就越大。结果也正如“军吏”们所担忧的那般，他们很快便因“结交近侍，关支月粮”等缘故，纷纷丢掉了性命（朱元璋提供了一份多达五十六人的诛杀名单）。见《御制大诰续编·重支赏赐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811—812页。

(53) （唐）杜佑：《通典》“职官二十二”。

(54)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274页。

(55) （清）洪亮吉：《吏胥篇》，《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页。

(56) （清）徐赓陛：《覆本府条陈积弊禀》，收录于《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吏政六”。

(57) ［日］宫崎市定著，张学锋、马云超等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1页。

(58) 为了抓出这些隐形胥吏，朱元璋命令十二布政司、府、州、县诸司衙门，须将“当佥应役皂隶，或亲身，或代替，或佣他人，在任之官将额设名数”，也就是法定胥吏的数量，明确写在榜文里“告之于民”。榜文里须有胥吏的姓名与详细职务。凡姓名不在榜文之中却充当胥吏者，鼓励“诸人擒拿赴京”。见《御制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03—804页。

(59) 《论食货》，《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百五十四《国用部》。转引自《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另，赵世瑜查找“全国各地三十余处地方志统计，平均每府吏三十三人，每州吏二十一人，每县吏二十人，则全国府州县一千五百六十四个，共应有吏近四万人”。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该数据可证，朱元璋拍脑袋制定的胥吏配备标准，至少在文件层面得到了长期贯彻。

(60) 侯方域：《额吏胥》，收入（清）魏源：《魏源全集·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56—457页。

(61)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486页。

(62) 《御制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39页。

(63) 《御制大诰续编·诸司进商税第五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31页。

(64) 《御制大诰续编·诸司进商税第五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32页。此处有个小问题：按朱元璋前文的叙述，“总计府、州、县、司、局等衙门二千四百三十七处”，也就是此次进呈商税的衙门共计有两千四百三十七处。但统计公文犯错的衙门，则共有两千四百三十八处，超过了进呈商税的衙门总数。当是某处数据有误。

(65) 《御制大诰续编·诸司进商税第五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31页。

(66) 朱元璋在《大诰》中有严厉规定，市民一概不许做胥吏，违者处死，邻里知情者若不举报也要被治罪：“《诰》布民间，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市井之徒见充此役者，见《诰》即早退去。若仍前擅应此役及暗构为是，皆死。闾巷邻里知而不拿，长成奸恶，自取扰害，治以罪责。知此无藉仍应此役，众耆民及少壮者拿赴京来，以凭区处，的不虚示。”见《御制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第七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47页。

(67) 《御制大诰续编·钱钞贯文第五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37页。

(68) 《御制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74页。

(69) 《御制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11页。

(70) 该衙门控制着“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拥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另一军事机构兵部则拥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见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

(71) 《御制大诰续编·用囚书办文案第二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13页。

(72) 朱元璋注意到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官员们之间的互相举报。如徽州府祁门县的知县何敏中、县丞李善与主簿李文鼎，便曾向朱元璋举报徽州府的府衙内“容留积年老吏一十五名，作老先生名色，在房主写文案害民”，得到朱元璋的公开表彰。下级衙门与上级衙门一旦发生利害冲突，便很可能会催生这种举报。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

(73) 《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3—864页。

(74) 李子安率胥吏抓捕关押了十五名钦差旗军后的行为，颇使人迷惑难解。按朱元璋的说法，“（李子安）自知非理，朦胧妄申都察院定夺。都察院着令解院施行，其李子安又行设计，却将旗军解赴府军前卫，以至事发”。（见《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4页。）都察院的职责是“纠弹百司，辩明冤枉”，李子安向都察院喊冤合情合理，这意味着他有一套自己如何被钦差旗军构陷的说辞（朱元璋将之定性为“朦胧妄申”）。但当都察院下令将涉案钦差旗军送往都察院接受讯问调查时，李子安却做出了难以理解的行为，他竟将钦差旗军押往府军前卫。府军前卫是负责京城安全工作的皇家亲军之一，许多钦差旗军便出自该部队。部队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袒护麾下军士。李子安将钦差旗军送回部队，便等同于放弃了求生的挣扎。朱元璋的“以至事发”四个字，便是此意。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中讲述的一个案例，或许有助于理解李子安的行为：“为旗军往广东提取积年民害吏，将各吏疏放在路，经由本县，索舡扰民，（建阳县）知县郭伯泰等将旗军固禁，复枷罪吏，以状来闻。特遣行人持敕，劳以尊酒，升知县郭伯泰为泉州府同知，县丞陆镒为福州府通判。”大意是：朱元璋派了钦差旗军，前往广东抓捕害民胥吏。结果有钦差旗军路过福建建阳县时不好好押送害民胥吏，且索要舟船扰民，当地知县郭伯泰将钦差旗军抓捕关了起来，又给害民胥吏套上了枷锁，然后将情形汇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接到汇报后表彰了郭伯泰等人，给他们升了官。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

(75) 《御制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03页。在洪武时代，状告钦差旗军“直行正道”获得成功的案例也是有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池州府知府王希颜、推官林惟贤状告钦差舍人刘蛮儿押解犯人路过池州府时“驰正道，直入公厅”，王希颜将其擒拿后“加之以刑”，并报告给朱元璋，结果得到了赐酒的嘉赏。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这种御状是否能告成功，其实全凭运气。王希颜对钦差舍人用刑，本质上与殴打钦差旗军并无不同，若按“朱升一案”里朱元璋制定的规矩——“若旗军纵有赃私，所司亦当奏闻区处，安可轻视”——王希颜等官员也很有可能倒大霉。

(76) 《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63页。地方官通过发动地方百姓向朱元璋请愿来保全性命，也有成功的案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诸城县知县朱允恭与金坛县丞李思进被整肃后，两县的“父老”各自联名递材料给朝廷，说朱允恭与李思进“为政有方”，希望不要将其抓走。朱元璋没有去做更多的调查，便答应了这些“父老”的请求。见《御制大诰续编·有司超群第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01页。

(77) 《御制大诰初编·皂隶殴舍人第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756页。

(78) 《御制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68—892页。

(79) 《御制大诰·刑余攒典盗粮第六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782页。

(80) 《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第01—03页。

(81)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条。

(82) 《御制大诰续编·朝臣蹈恶第五十》，《洪武御制全书》，第827页。

(83) 《御制大诰初编·奸吏建言第三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