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这是“人人皆记”的时代

职业记者？职业编辑？职业摄影师？请别再使用这落伍的称谓！当出版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媒体不再掌控机构特权，当大规模业余化的旗帜只被高高举起，当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旧的障碍，当任何人在任意时间都可以发布任何事情，这就是一个“人人皆记”的时代。

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旧的障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的特征性瓶颈。结果，以前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被广泛地业余化。

我的叔叔霍华德是一个小镇上的报人，他为人口5 000人的密苏里州里士满发行本地报纸。这份报纸由我的祖父创刊，算是家族企业，可以说墨水流淌在霍华德的血液里。我还记得他对于《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崛起大为光火。他批评它是“印在报纸上的电视”，并且坚持它是美利坚文化“蠢下去”的进一步证据。但他也懂得《今日美国》因为彩色印刷和全国发行，给所有报纸带来了挑战。《里士满每日新闻》和《今日美国》身处同一个行业，虽然两者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区别，霍华德立即看懂了《今日美国》的举动。

尽管我叔叔顽固地敌视它，《今日美国》并没有成为老式报人所害怕的那种威胁。它从其他报纸那里夺得了一些市场份额，其后果却并非灾难性的。真正灾难性的是一个不太明显却更加意义重大的变化，在《今日美国》发行时它已经升温。事实上对于《里士满每日新闻》和大大小小的报纸来说，主要的危险不在于其他报纸的竞争，而在于整个信息生态系统里根本性的改变。有人会制造四色印刷机，令其24小时不停工作——这种概念容易把握。而用纸张传播新闻可能会变成一个糟糕的主意，那些巨大、喧闹的印刷机可能就像内燃机时代的蒸汽机车——这些想法却完全难以理解。霍华德可以想象有人做和他同样的事，但做得比他更好。他不能想象有人会使他所做事的方式变得过时、无用。

许多为报纸工作的人，同样也是担忧《今日美国》这类竞争的影响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互联网的重大意义。那些持专业化观点的人们，很难理解非专业制造的一些东西怎么可能影响到他们——互联网不仅不是报纸，它也不是企业，甚至不是任何机构。媒体行业里有一种自恋的偏见：他们认真对待过的威胁仅仅来自其他专业媒介出口，无论是报纸、电视或者广播电台。当业余爱好者开始自己制作内容，这种偏见令媒体进行了错误的防御。即便像eBay和Craigslist这样的网站吸走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收人，如职位发布、分类广告、房地产广告等，网络博客也让“gnarfykitty”这样的人能免费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全世界报纸的高管都还不太能够理解这些变化，更不必说做出应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报纸业怎么能忽视对于他们的业务如此明显和严重的挑战呢？答案存在于霍华德对于《今日美国》敌视性痴迷的另一面，并也同专业化的自我定义(和偶尔的自我错觉)的实质有关。

每项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解决一个要求某种专业性的难题。驾驶一辆赛车需要特殊训练，因而赛车驾驶者是专业人员。驾驶一辆普通汽车则不要求其驾驶者属于任何职业，因为它足够简单，大多数成年人只要接受一点点训练就能上手了。大多数职业存在是因为某种稀缺资源需要持续的管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书架上的书籍，报纸的管理者们负责决定哪些内容发到头版。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对专业阶层的需求——图书馆的数目总是远小于其读者之数，电视频道总是太少而观众太多。这些情况下，专业人士变成把关者，同时提供和控制对于信息、娱乐、通信或其他短效商品(ephemeral goods)的通道。

将某件事称为一项职业，意味着要去定义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那些地方。以报纸为例，职业行为不仅受商业规则指导，还应符合一套额外的标准，诸如报纸是什么，报纸应该雇怎样的人和怎样运营，什么是好的新闻，诸如此类。这些标准并非应顾客而是应行业里其他专业人士的要求执行的。任何职业的关键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一个行当里，成员们只是部分地以为公众服务为指针。如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Wilson)在他的权威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所指出的，“专业人士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参照群体^[4]获得重要的职业性回报，这个群体只接纳有限成员，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过正式的专业化教育，并且接受这个群体对于正确行动所定义的守则。”很长的一个定义，但其中两个关键点适用于报纸发行人(还有新闻记者、律师和会计师)：一个专业人员学习的方式使他和人群中的大多数区别开来；当考虑怎样完成他的工作时，他关注同行们的评价和客户评价一样多，甚至关注前者比后者更多。

一项职业，对于其成员会变成理解他们所处世界的一种方式。专业人士们通过同职业的其他成员创造的镜头看世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普利策奖的报偿主要在于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

很多时候，专业评价的内在连贯性是好事情——我们不仅想要高标准的教育和能力，我们还希望这些标准是由同职业其他人士产生和贯彻的，这样一个体系几乎就是对于职业化的定义。不过有时候，职业化观点可能造成不利，阻止了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恰巧是专业人士自身——理解有关他们职业的重大结构性改变。特别在一个职业基于某种资源稀缺而产生的情况下——比如图书管理员或电视节目制作人，相关职业人士通常是最后发现这种稀缺已经成为过去的人。人更容易理解面临竞争而不是被废弃的前景。

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已经存在很久、让人们感觉它们似乎从来都在的职业，其成员们有一种倾向，将对于特定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等同于有关世界的深刻事实。不仅今天的报纸如此，几乎全媒体行业都是这样。近年内传播成本的瓦解使媒体行业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从前把文字、图像、声音从创作者送达消费者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做印刷出版还是唱片发行，多数媒体企业都涉及对于信息传输问题的昂贵而复杂的管理。因为帮助解决了那些问题，媒体企业得以实现对各种媒介相当程度上的控制，并从公众那里获取可观的利润。大多数媒体企业的商业化生存依托于提供上述解决方案，因此，保留原始的问题变成一个经济上的诫命。然而现在生产、复制、发行的问题都大大简单起来。结果，对媒介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的手中。

就新的能力来说，不受限制的、完美的复制能力要算块宝，而每个拥有电脑的人现在都有了这个本事了。文字和图像的数字发行形式已经剥夺了报纸从前具有的连贯性，有形的报纸变成仅仅是临时的解决方案——现在每篇文章都自成版块。永远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如何得知当日的新闻。对于这个问题，报纸曾经是一个好的回答，但是像这样的答案，取决于还有其他哪些解决方案可供选择。显然电视和广播都曾经改变过报纸生存和运行的环境，但即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文字也为报纸所垄断——直至万维网来临。不同于《今日美国》，万维网并非是在旧的生态系统里引入新的竞争者，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因为报纸稳定的存在，很久以来我们都把它看做一个明智的事物，可其各种内容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联系：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棒球比赛的技术统计、从鞋子到房地产的各种各样的广告，所有这些紧挨在一起，形成一个古怪的集合。报纸刊载各种内容的条件主要是纸张、油墨和发行的成本；一张报纸即一个发行者能够捆绑销售且有利可图的任何印刷内容的组合。其推论也同样成立：报纸所不涉及的都是印刷和发送起来太贵的东西。报纸的老一套——世界新闻、星座运程和比萨饼店广告堆在一起——已经终结了。互联网所引人的未来是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mass amattnirization)，以及从“为何出版这个”向“何不出版这个”的转变。

获取资源，并凭借它达成某个目标或议程，这是两个基本的组织要求。每个组织都因此面临机构困境，无论其目标是救人灵魂还是销售肥皂。大规模业余化给传统媒体提出了问题：“当复制和发行的成本消失时情况会怎样？当出版变得完全普通，因为用户自身都能做到，情况会怎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答案。

博客与大规模业余化

2002年，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和当时的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u)再次当选以后，他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的百岁寿辰聚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瑟蒙德新近退休，之前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共和党参议员。在他长久的从政生涯中，经历还包括以公开的种族隔离主义纲领参与1948年美国总统竞选。在瑟蒙德的百岁寿辰聚会上，特伦特•洛特追忆和赞扬了瑟蒙德50年前的总统竞选，并回忆密西西比州对于他的支持：“关于我们州，我有这些话要说：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时，我们投了他的票。今天我们仍为此感到自豪。如果其他各州也像我们那样做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特伦特•洛特的话很快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和左右两派政客、媒体的抨击。两周以后，他宣布将不寻求在新的国会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

这本可以成为负面媒体报道改变一个人的政治生涯的经典故事，只是新闻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件事，至少开始的时候没有。事实上，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漏掉了这件事。这不是说他们有意忽略，或压制了相关报道。有几位来自全国性媒体的记者都听见了特伦特•洛特的讲话，问题是它根本不符合新闻的标准范式。由于瑟蒙德的生F]是作为一个贺寿事件来报道的，因为不被视为政治事件，这个晚上的活动已事先被判定为较不重要。一个相关假定则是，除非情况发生了变化，头天里不重要的一件事第二天也不会变得紧要起来。瑟蒙德的生日聚会是在周四的晚上，各新闻媒体周五对洛特的讲话报道得很少。周五没有报又成为周六也不报的原因，因为如果它在周五还够不上一篇报道的话，到周六其价值就更少了。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威廉•奥基夫(William 0’Keefe)是少数几个重视洛特讲话的记者之一。他这样解释了新闻媒体的两难处境：如果电视网络将洛特的讲话播出，媒体“应该产生某种反应”，然而当新闻还是新闻的时候，“我们没有有关当晚聚会的现场电视反应”。他补充说，到了第二天晚上，“你要面对新闻周期：已经过去24小时，它现在是老新闻了。”好比给朋友寄出迟到的卡片，最初的缺乏反应意味着以后每次提及，都要为早先没有报道而致歉。

由于这种自我压制——没有新角度的话，老故事不会被再提起——让这个消息获得生命的不是媒体，而是自由和保守两派的博客作者。在他们看来，生日祝词也好，非生日祝词也好，对于种族隔离时代温情脉脉都是不可接受的，而这些人可没什么关于新闻周期的有效概念。洛特讲话后的周末，拥有数百万读者的网络博客不仅报道了他的谈话，还就此开始发表评论。评论者中包括一些被广泛阅读的保守派人士，如博客Instapuridit的作者格伦•雷诺(Glenn Reynolds)写到，“如果说要是瑟蒙德赢了1948年的选举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而洛特正是这么说的，这首先证明他不应该代表共和党做多数党领袖。不仅如此，这种感情同希望格斯•霍尔(Gus Hall)^[5]曾经当选一样罪恶和愚蠢。”对洛特更具破坏性的是，其他人开始挖得更深。埃德•西本斯塔(Ed Sehesta)管理着一个数据库，专门收集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邦联表达留恋态度的各种材料。洛特的讲话被揭露后，他与多名博客作者联络并提供有关洛特的资料，包括后者在80年代早期为一家宣扬新邦联主义的杂志《南部党人》(southern partisan)所做的专访。一个生日聚会的简单故事被解读成数十年里“对公众说一套，对拥趸们说另一套”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像丢失的手机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埃德•西本斯塔的数据库也包含了个人行动与群体注意力之间存在的联系。正像埃文受益于其读者的专家知识，写到洛特的博客作者也从西本斯塔对于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深厚知识中受益，特别是有关洛特对此类事情表达赞许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博客作者们没有去特别寻找西本斯塔——后者找到了他们。在现今这一代协调工具出现之前，像西本斯塔这样的兼职政治迷和像博客作者那样的业余评论员很不容易发现他们会有共同的兴趣，更不用说即便知道了存在共同兴趣他们又能做些什么。然而现在，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的代价降低了并且去职业化(deprofessionalized)了，后者是更为重要的一点。

由于网络博客持续关注这件事，尤其是共和党中的自由至上论者不放过它，洛特终于决定回应了。在他生日讲话的五天后，重大时刻到来了。他半心半意地为早先的讲话道歉，将那描述成“糟糕的遣词造句”。很明显，发表这个声明意在了结此事，但洛特没有考虑到有关新闻媒体的事态变化。一旦洛特道了歉，各新闻出口会将致歉当新闻来报，并引述他先前的讲话作为背景。之前只有三家主流媒体报道了他最初的讲话，而在他道歉当天，12家媒体报道了此事，第二天又增加了21家。传统的新闻周期在这里再不起作用了；这个故事突然从“不值得报”转变为“重大消息”。

直至不久以前，“新闻”还只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在此环境中，判定一件事是否为“新闻”靠的是职业判断。新闻出口(这叫法本身证明了此前能够发布信息的机构的稀缺)的位置好像传说中那个棒球裁判，他说“有些投球是坏球，有些是击中，但当我判定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对于这种体制，一直存在不满的声音，比如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如政客参加剪彩典礼)，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未被报道或者报道不充分(你一定能说出几条)。不过尽管有那些抱怨，新闻价值和出版之间的基本链接继续存在，因为在过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洛特事件告诉我们，这个链接现在中断了。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新闻媒体反而可能因为某件事已经通过其他途径闯入公众意识，结果只好报道它了。

多种原因促成了这个变化。世界观在职业上的结构化——例如决定将洛特的讲话作为一个生日聚会故事来对待——未能延伸到自发出版并且松散关联的业余爱好者那边。决定不报道特伦特•洛特对于一个种族主义政治竞选的赞扬，这反映了媒体观点潜在的一致性。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中，属于同一职业阶层的一打编辑就能决定发布或者毙掉某条全国性新闻，那么公众可能感兴趣的新闻不会被刊发，这不是因为某个阴谋，而是由于这些编辑们面临相似的挑战并釆用相似的工具回应挑战，从而发展出一致的职业偏向。由于出版的大规模业余化，只存在少数传统媒介出口这一情形的内在局限性得以消除。

当许多媒体公司调查互联网上不断增长的由用户自我出版的内容，他们正确地懂得每个这样的信息出口其可信赖程度要低于像《纽约时报》这样历时已久的媒体。然而他们没能懂得的是自出版的轻易程度，这意味着更大数量的信息出口。同一个想法发布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地方会有一种放大效应，能胜过较小数目的职业化媒体的观点。(这不是说单纯重复就能使一个想法变得正确，业余出版甚至比传统媒体更依赖纠错式论证。)这个变化不是从一种类型的新闻机构移动到另一种类型，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它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杂处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誊写者之赞

试想15世纪早期的一名誊写者(scribe)所处的位置。作为人类发明的至高无上的成就之一，书写的能力因难以获得而格外稀有。民众之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写字，而世代的智慧都编码记录在薄弱易损且日益残旧的手卷之上。这种情形下，是一小群誊写者们在提供刷新文化记忆的重要服务。他们根据现存手卷抄写出新的版本，他们的任务再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完成。他们是当时抵御巨大智力资产流失的唯一堡垒。当时誊写者的功能不可或缺，他们的技艺无可替代。

我们再看15世纪末誊写者具有的地位。15世纪中叶，约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所发明的活字印刷使得复制一本文献的难度骤然下降。出书变得比看书快，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作为毕生抄写并视读写能力为头等美德的誊写者，理当对活字印刷的意义产生矛盾心情。毕竟，如果书是好东西，则应该是越多越好了。但同时正是读写能力的稀缺赋予誊写工作过去的那种重要地位，誊写者的生活方式也是基于这种稀缺资源的。而现在誊写者的技能已变得高度可替代。弃绝——而不是继续拥抱——传统，可以使他复制书本的职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关于新教改革期间欧洲智力景观(intellectual landscape)的重建有两个事实：首先，它不是由活字印刷的发明引起的；其次，仅当活字印刷发明后，它才成为可能，因为活字印刷造成众多影响，包括促成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抗议天主教会言论^[6]的迅速流传，和以各当地语言印刷的《圣经》的传播。同时考虑到这两条，对于我们理解由一项新技术能力驱动的任何社会变革至关重要。因为社会所受到的影响要比技术上的滞后几十年，真正的革命不会是一个从A点到B点的有序过渡。相反，A点到B点之间可能经过一个长期的混乱。在此混乱时期，旧的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体系尚未确立。到15世纪末，誊写者和出版商同时存在，只不过前者所提供的不再是一项无可替代的服务。不过，尽管其核心功能受到威胁，誊写者对于自我重要性的认知并未受到损伤。

在活字印刷出现大约半世纪后，修本海姆修道院(Sponheim)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深受触动，于1492年为誊写传统发表了题为《赞誊写者》(De Laude Scriptorum)的热情洋溢的辩护。在这本书中他列举了誊写传统的价值和美德：“虔诚的僧人从书写中享受到四种特别的益处：珍贵的时间被用于有益的工作；书写中增长了知识；激发内心的热爱；后世因此获特别奖赏。”请注意他所讲述誊写传统的好处完全由誊写者享受，而与社会无关。

如果不是其中一个细节，该修道院院长的立场仅仅算得上反动论调(“我们必须花一切代价维护古老的秩序”)。到1942年，如果你写了一本著作希望广为传播，你会怎么做？你当然会将它付印，如该修道院院长所做的一样。《赞誊写者》一书并非由誊写者抄写；它是活字印刷出来的，为的是能迅速、便宜地出许多本，对此誊写者完全达不到要求。修道院院长在书中赞美誊写者，但其印刷出版的书籍形式则宣判了誊写者的命运——在这里，媒介破坏了其所传达的信息。

此中的虚伪很有教益。通常职业人士变成把关者，不仅仅通过实现必要的或人们想要的社会功能，还对这种功能实行控制。有时这种把关特性是明确执行的(只有法官才能宣判监禁，只有医生才能实施手术)，有时它则是隐埋在相关技术中，好比誊写者掌握了书写的技术。维护相关学科及其职业架构需要相当多的工作誊写者们致力于增加文字的传播，可是，当有了一种更好的、不经誊写而完成同样任务的办法，修本海姆修道院院长却介入进来，争辩说维持誊写者的生活方式比以非誊写方式完成他们的使命更为重要。

通常情况下，职业性的自我设想与自我保护是有价值的，却可能在许多革命性时刻变成不利因素，因为职业人士总是会担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下那些也同样是对社会的威胁——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为外科医生或飞行员的标准有任何松懈。然而有些情况下，威胁一种职业的变革可能对于社会有利，例如印刷机的推广使用。即便是这种情形，职业人士们通常更关心的是自我保护而不是社会进步。过去的服务现在成为瓶颈。许多组织以为他们拥有比事实上更多的行动自由和形塑未来的能力，因而当有证据显示相关生态系统在发生不可控的变化时，即便这些变化对于社会整体有利，也总是不免给他们造成相当的焦虑。

大规模业余化打破职业类别界限

在今天来看，誊写者这一职业似乎古怪至极，不过将职业类别与各种机械过程相联系的习惯还完好地保存着。新闻记者听上去是坚实稳定的职业，细究之下，其职业定义仍与特定的生产形式有关。

2006年，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还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她因为在一件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中拒绝透露她的消息来源，被判以85天的监禁，一时间成为有关美国记者的轰动案例。在相关消息来源解除了对她的保密要求后，她屈服了，然后得到释放。但到这个时候，她所遭受的监禁已经造成对于新闻记者特权的命运的深切不安。所谓新闻记者的特权即为了说服潜在的消息来源与之合作，新闻记者有权许诺为其保守秘密。尽管50个州里有49个州都规定了新闻记者的某种拒绝证言权(shield law)，联邦法里却没有类似条款。多位国会议员看到缺乏此种保护会造成联邦监禁的风险，因而提出议案力图通过联邦的拒绝证言权法。然而奇怪的是，它看上去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在联邦级别通过绝大多数州已经存在的法律却证明不仅性质复杂而且有可能行不通。一个简单的问题造成了种种困难：究竟谁应该享受新闻记者的特权？

稍嫌重复的回答是，新闻记者理应享受如此特权。但新闻记者又是谁呢？按《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新闻记者”就是“为报纸或杂志写稿，或者准备新闻给广播电台或电视播出的人”。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定义，因为它几乎没描述新闻工作的内容而只强调了雇佣关系。按照这种定义，不为出版商工作的不算新闻记者，而没有生产能力的也不算是出版商。这个定义管用过几十年，因为新闻记者、出版商和生产能力之间的联结非常紧密。只要出版成本昂贵，出版商数量就会少。只要出版商数量少，为之登记并确定其雇用的新闻记者也较容易。虽然模糊，这个定义提供了人们所希望的新闻记者特权在法律上的平衡——有一个讲真话的职业阶层，他们拥有不与法律合作的一定自由。规定这些特权时，我们不必担心它们会用得太普遍，因为在过去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商。

可现在是了，情况完全如此。大体上，发达世界里任何人在任意时间可以发布任何事情，并且自从发布的那一瞬，它就支持检索并可以从全球访问到了。如果任何人都能成为出版商，那么任何人都能成为新闻记者。而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新闻记者，则新闻记者的特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法律漏洞，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承担。为了保持法律揭露和起诉罪行的能力，并同时为调查性报道设置安全阀门，新闻记者的特权只能适用于一小群人。设想在一个任何博客作者都声称受到保护的世界，要逼某人对其朋友的可疑公司作证：“噢，我不能对那个作证。我一直在博客上写那件事，所以他对我说过的东西是保密的。”

我们也不能仅仅排除博客作者。许多被广泛阅读的博客作者就是新闻记者，比如战事记者凯文•赛茨(Kevin Siles)，他因为写博客被CNN解雇，之后干脆开起自己的博客来；又如先前为CNN工作的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ddrimm)，她后来和别人共同创办了“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博客写作；或者是为《圣何塞信使报》(知〃加工作的记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在其任职期间及其后一直在写博客，凡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他们过去是记者，人们倾向于追溯这个事实而认为这些博客作者仍然属于新闻记者。可是，如果只有某些历史较悠久的媒体形式才能认定一名记者，则网络博客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实质上被忽略了。这种观念沿袭了过去对于新闻记者的错误定义，即记者的定义系于对传播工具的所有权，而缺乏内在的连贯性。这样一个定义当然会排除与丽贝卡•麦金农共同创始“全球之声”的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然而任何对新闻记者的定义如果包含前者而排除后者，都不能算是合情合理。可是，如果按某个定义后者也可算作新闻记者，则这扇门也必须对数千万博客作者打开，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势必是不可接受的。按现有对新闻记者的定义，赞尼•贾尔丁(Xeni Jardin)也被排除在外，她是有着众多访问量的网络博客Boing Boing的撰稿者之一，由于博客写作，她后来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一个工作。那么她是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钦点后才成为新闻记者的吗？此后她继续为Boing Boing写的博客文章也可算作新闻作品了？那她之前发表的内容呢，是否也可以追认为新闻记者的作品？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简而言之，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新闻记者的特权基于先前出版资源的稀缺。从前容易确定出版商是谁的时候，也容易确定谁是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职业(因而小众的)类别。然而先前的稀缺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新近出现的丰富的出版选择，可能与新闻报道关联的媒介出口变得越来越多——从前是报纸和电视，现在有了博客、视频博客(video blogging)、播客(podcasting)等等。但是后面这些项目却大有不同，因为它们不存在内置的稀缺性。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人了(并经常这么做)。再不会有一个时刻我们作为社会可以自问：“我们想要这样吗？这股生产、访问和传播信息的洪流，我们真的想要它们即将带来的变化吗？”它们已经发生了。从许多意义上讲，支持群体形成的网络的兴起不应被视为一个发明，而是某种结果，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不可能再取消的事件。好比印刷机的例子，失去职业控制对于社会的许多核心机构是一件坏事，但它还是在发生。印刷机不是也曾暗示我们将进人一个光明崭新的未来——在釆用印刷机后的100年里，它所摧毁的比它补救的东西更多，整个欧洲因之陷入智力与政治的混乱，这一时期直到17世纪才告结束。

当视频博客作者乔希•沃尔夫(Josh Wolf)因拒绝交出他对2005年旧金山一场示威游行所摄的录像而被捕时，有关新闻记者的特权就不再限于学术范畴的讨论了。他被关押在监狱里226天才获得释放，这可比朱迪思•米勒所受的监禁长得多。在重获自由之初的一篇博客里他写到，“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乔希·沃尔夫算新闻记者吗’，而应是‘新闻记者在联邦法庭上是否理应享受各州法院已经规定给他们的保护？’”然而他说的并不对，因为简单地假定沃尔夫是一位新闻记者，就会破坏社会对于新闻媒体的最初期望。需要提的问题是，“既然对于谁能从事新闻报道已经没有了限制，我们应该对新闻记者的特权做怎样的修正以适应新的现实？”承认沃尔夫属于新闻记者行列打破了旧有的职业类别，给“谁才是新闻记者”这个问题增加了新的复杂性。

通过新闻记者的例子很容易看到新的模式，但它却不限于新闻记者。谁是职业摄影师？类似新闻记者，这个类别乍看上去似乎是有连贯性和内聚力的，但其实也与某种稀缺紧密相关。摄影师行当的业余化大约是从数码相机的推广开始的，但从有了在线照片存放网站起它才真正起飞。职业摄影师们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在于照片制作方面的变化，还在于有关照片分发的改变。

相对于几年前的情形，拍摄和发布照片几乎不需要购置照相机(许多手机已自带品质惊人的数码相机)，当然也不需要暗房或专门的图片社这类条件。凭着数码相机和图片共享服务，人们现在能拍出照片让数千人看到，少数情况下几百万人会看到，而不涉及任何金钱转手。

这伴生了两种结果：一是出现更多好的业余摄影作品，二是对职业摄影市场造成威胁。即将出版的《众包》(Crowdsourcing)的作者杰夫·豪(Jeff Howe)，描述了iStockPhoto.com的情形：这是一个网上照片交换所，摄影师们出售他们的作品用于广告和促销材料(这种做法叫做图片素材)。在有iStockPhoto这样的服务之前，无论其质量如何，业余爱好者的摄影作品都没有销售出口，因而市场只能由职业摄影师独占。相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职业人士所提供的服务之一仅仅就是他们的照片可以被找到被使用，他们因此对每幅售出的照片收取溢价。想知道这种溢价有多么高？豪提到，当一位国家健康博物馆的项目主管想要找流感患者的照片，一位职业摄影师的要价是每幅100美元以上(折后价)，而iStockPhoto上的定价则是1美元，即比职业摄影师要价的1%还要少。职业摄影师图片素材的价格之高，大部分源于寻找恰当照片的困难，而不在于职业摄影师与业余爱好者所摄照片在品质上的差异。iStockPhoto网站的成功表明，业余爱好和专业人士之间旧的界限不是一个裂缝，而只是坡度上的分别，并且是可以按照片逐张考量的。如果某业余爱好者毕生仅拍摄了一张好照片，而你发现了它，那么为什么不用它？iStockPhoto的例子表明，和新闻记者的职业类似，摄影师这个看似具有连贯性的职业也是由外在于这个职业的标准规定的。在今天唯一真正能对摄影的专业性做出裁决的是税务人员：

美国国家税务局将职业摄影师定义为一年内销售个人摄影作品收入高于5000美元的人。

新的传播能力也同时在改变那些与职业不直接关联的社会定义。我们来看看破产的安然能源公司(Eimm)—名会计谢罗恩•沃特金(Sherron Watkins)所经历的事情。2001年，沃特金给少数几位安然公司的高管和他们的会计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题为“你消灭不了的罪证”，其中详细列举了安然公司用以掩盖其收入与成本真相的危险行为。她富于先见的话——“我感到非常紧张，公司可能在一系列会计丑闻中内爆”——不幸而言中第二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沃特金的电子邮件只发给了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公司(Arthur Andersen)的少数人，她却被普遍描述为一名揭发者。不同于此前对揭发者的定义的是，沃特金仅仅是写了一篇极具毁灭性的公司间备忘录，而并没有向媒体透露任何消息。她被贴上揭发者的标签是一个信号，即在这个无限完美地实现了多人同时抄送的时代，写封电子邮件发出去也可以是一种出版，因为一旦邮件被发出去，就几乎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复制件，而任何人只要有一份在手，就可以凭自己意愿轻松地将其内容告之全世界。现在，或者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仅向几个人制造和传递有关坏事的证据，即便这几个人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也应视其为公众行为，它公之于众只是早晚的事。

这里显现的模式很简单——像“新闻记者”这样看上去固定、持久的职业类别，与之紧密联系的却是因印刷装备费用造成的偶然稀缺。有时这种稀缺的历史达几十年之久(如摄影师的例子)，甚至几个世纪之久(如新闻记者的例子)，但它仍然只是偶然性的，而当某种稀缺逐渐消除，看上去稳定的职业类别则失去了依据。这不是说职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不存在了——没有人会把鲍勃•伍德沃德^[7](Bob Woodward)或安妮.利博维茨^[8](Annie Liebowitz)当成业余爱好者——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已经消失了。曾经的断层现在只表现为一个缓坡。

过去的出版需要有使用印刷机的条件，结果出版行为只局限于人群中很小的一部分。要达到地理上有限区域之外的人群，则受到的限制更多。而现在，只要连上互联网，每个用户都有机会使用一个免费和全球性的平台。这些传播工具不仅价格更便宜，并且更好用。它们比从前那些工具灵活得多，因而尤其适用于创新性用途。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传统的电话都靠少数商业化公司运营，后者以昂贵的硬件与便宜的消费者终端设备相连，而这些设备并没有太多功能。新的模式则假定终端设备都是智能型，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提出和探索新的传播与协调模式而无需事先获得任何人的许可(这是许多传统媒体最感恐怖的一点)。如国际互联网协会(the Internet Society)前任理事斯科特•布拉德纳(Scott Bradner)所说的，“互联网意味着你在尝试任何事前都无：说服其他人认同。”

如今，一个人拥有一台照相机或电脑键盘就成了一个人的非营利机构，自我出版也变得稀松平常。令这股潮流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场技术变迁不同于汽车的历史，后者的发明从高成本变得低成本，汽车因之从奢侈品变成普通的所有物。眼前的这场技术发展有些类似读写能力的普及，它从一群职业人士深入到整个社会各部，并使大多数公民都有条件获得这个能力。

在过去的500年里，复制、发行和分类都很困难，在那样的时候，我们需要职业人士来从事各种工作，并且因他们提供的服务合理地对他们表示尊崇。可是现在那些工作变得简单了，许多情况下早先那些职能变得可有可无，有时甚至妨碍社会资源的直接利用，因而围绕这些历时长久的服务，其提供者与其先前的客户之间常常会发生争执。在2005年有一个好笑的例子：一个名为史渥歇旅游运输公司(Transports Schiocchet Excursions, TSE)的法国巴士公司起诉几位法国女清洁工，后者过去一直坐它们的车到卢森堡上班。这些女人犯的什么罪？她们改为合乘汽车去了。TSK公司要求法院对这些女工处以罚款，并没收她们的汽车，理由是这些女人所需要的交通服务理应只由TSE公司这样的商业公司提供。(因相关法院拒绝受理，此案正在等待上诉。)

尽管上述事件看上去像一个不同寻常的商业判断失误，这一策略——因从前的顾客们自我组织起来而起诉他们——却正是音乐和电影行业现在正在做的。这些行业为发行音乐和动态影像提供了服务，但现在普通人也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了，而且比起现有商业公司所掌握和拥有的方式，比如在店里卖CD和DVD，他们有一万种更便宜和灵活的方法实现它。面对这些全新高效的手段，唱片和电影公司努力要使传播电影和音乐更困难些，目的是保持其行业地位——这正是TSE巴士公司(和修本海姆修道院院长)所力争的结果。

当出版变得毫不费力，决定出版点什么并不是个重大的事情。活字印刷摧毁了眷写的传统，也同时提高了读写能力的价值。类似地，自由的全球出版也使得公众言论和行为更有价值，虽然其绝对的丰富充裕令职业出版不断失去特别意义。因为资源稀缺，出版曾经是严肃的职业，而对于没有感受这类稀缺而成长的一代，写出来的字自身并无特别意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虽然水比起钻石对于人的生命要远为重要，因其稀少，钻石却远较水更为昂贵。当誊写者借以赢取社会尊敬的基础不断消亡时，不是人们停止了读和写，而是读与写变得无处不在。如果每个人都能做某件事，则无论它多么重要，都已不够稀罕，而不能让人为它掏钱。

活字印刷发明后读写能力的普及确保的不是誊写职业的成功而是终结。它没有造成大规模专业化，而是一个大规模业余化的过程。誊写者这个称谓没有延伸到每个能读会写的人身上。相反，它简单地消失了，因为不再能指代一个职业阶层。书法转变为纯粹的装饰艺术，使书法家这一职业幸存至今。我们将一般书写能力和以书法的形式写字的专业技能相区别，如同我们对一般驾驶能力和驾驶赛车的专业能力做出区分一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不仅仅发生在报纸或媒体业，而是发生在整个全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