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越来越快的行动能力

快闪族、恐怖分子、闪电战、愤怒旅客和学生的维权行动、中东的激进分子 由于分享和协调的成本已经瓦解，这些原本互不协调的弱势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对抗强势对手。现在实时的协调也将越多地取代事先的安排，群体行为的组织过程可以是隐形的，而结果立即可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简单的社会丁具，随着这类工具带来更快的沟通，群体行动的速度也在加快。更多意味着更不同，同理，更快也意味着更不同。

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也更难阻止。如理查德•波斯纳(Riclmrd Posner)法官所言：“对密谋的处罚与对个体犯罪行为的处罚是分开的，而且，对前者的处罚也更严厉，即便密谋者未能实 现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群体存在某种非法企图，事态要比个体拥有同样的非法企图危险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图方面是这样，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置，如果这一力量被用来针对一个现存的制度，群体会造成一种别样的威胁。

我们常常谈论“共享的认识”(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人和群体了解一种情形、并知道还有谁拥有相同认识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场火灾，并发现你也看到了，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容易协调我们的行动——你给119打电话，我抓起一部灭火器。而如果我还要告诉你着火了，或者我不确定你在火灾面前会有何反应，那么协调行动就要困难得多。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

这类社会认识存在三个层面：一是每个人都知道某件事；二是每个人都清楚别人也知道这件事；三是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是人人都清楚的。这种共享的认识构成真正的公共行动的必要一步。

快闪族

2003年6月的一个黄昏，100多人来到梅西百货商店的第九层，排队观赏一块巨大而昂贵的地毯。迷惑不解的店员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这个群体的成员解释说，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公社里，准备买一块“爱情地毯”，所有的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10分钟以后，人群突然散去，似乎未经协调，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出口。

这是第一起成功的快闪事件。所谓“快闪族”，指的是一个从事看似自发、实则配合一致的行为的族群。此种形式的创造者是《哈泼氏》杂志的编辑比尔•瓦希克(Bill Wasik)，他是把它当做一种街头表演来做的，对时髦文化的从众性构成反讽。瓦希克藏身在“纽约来的比尔”这一化名之后，把指令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一群人，规定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一旦到达目的地以后，又展开什么活动。此后的快闪活动包括一帮人群栖在中央公园的一个石脊上同时发出鸟叫声，在旧金山的一次“僵尸行走”，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一次无声舞会。这些快闪有点“旗杆静坐”^[18]的味道——无害，但可以吸引注意力。但如同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谈到技术时所言，街道会给各种各样的事情找到用武之地——在快闪族度过了旗杆静坐的阶段之后，他们进入了政治领域。

快闪在政治表达上的第一次应用出现在“爱情地毯”事件后不久。美国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在2003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于西雅图搞过一次快闪。第二年，有抗议者发起了一次反对俄罗斯总理普京的快闪，这次快闪的地点在普京的故乡圣彼得堡，时间则是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两周。大约60位青年头戴普京的面具、身着印有反普京口号的恤衫突然出现。

现在群体行为的组织过程可以是隐形的，而结果立即可见。由于分享和协调的成本已经瓦解，普通公民也有了各种新的组织方法来举行活动而无须先期策划。《未来的战争》(Bave New War)—书作者约翰·罗布(John Robb)将现在这一代恐怖主义分子称为“开源游击队”(Open Source Guerrillas)，并指出后者采用社会性工具和模式来协调他们行动的各种方式。恐怖主义网络之间结合并不紧密，使得要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探知或截击更为困难。无论谁来使用这些社会性工具，政治行动已经发生了改变。

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

以协调代替计划

闪电战(lightning war)，是非历史学家知道名字的少数几种军事战略之一。1940年5月德军坦克阵压向悲惨的法军防线这一景象已经刻入公众记忆之中，从最初的胜利算起，德军只用了6个星期就逼迫法国投降。然而，尽管普遍的印象是德军强大，法军虚弱，其中却有许多误解。20世纪30年代德国军队的规模尚小于法国军队(一战后它被迫接受的一个条件)，到1940年末德国政府几近破产；德军令人生畏的三号和四号坦克，也就是闪电战的主力，在许多方面尚不及与它们对阵的法国Char B型坦克。是枪炮和装甲之外的某件事使德国人能够毫无疑问地夺取胜利。

尽管德军的坦克炮较小，装甲也较少，它们却装备了一件法军坦克没有的东西：无线电。虽然我们并不经常把无线电看做一件战争武器，然而它却使德军坦克指挥官们在激战中分享信息和做出决策，而法国军人与坦克指挥官的通信受到限制，信息收集遇到阻碍。这个劣势严重地削弱了法军根据战场情势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这样无线电就将德军坦克从多件单独的兵器转变为某种能协同的武器群。

虽然法军坦克有更好的武器和装甲，并处防御地位而有自然优势，却未能取得最后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能够像德军一样快速地处理信息。如果法军坦克那时已装置了无线电，20世纪的历程会有根本性的不同吗？由于实际牵涉的变量太多，假设历史的其他可能总是件危险的事，法军坦克正是1940年春天当德军发起进攻时开始装备无线电的。如果法国人早一个月装上无线电，或者德国人晚一个月进攻，胜利可能就会是法国人的吗？

答案是不大可能，因为德国人在战场上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懂得该怎样运用无线电。法国人把坦克当做陪同步兵的移动平台，而德国人却懂得坦克可实现一种新的作战方式，也即快速进攻，这就要求坦克指挥官们更高程度的自主决策和战场上更高程度的协同。

也就是说，将一群坦克变成相互协同的进攻力量，这种能力依赖于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第一，它要求协调坦克行动的媒介存在，即没有无线电就没有闪电战。第二，它需要重视有关新可能性的战略，没有新的战略也不会有闪电战。无论技术改革还是战略决策都不可能单独保障德军的胜利，然而当两者共同作用，世界也因之发生了改变。

与其所造成的德军不可抵挡的印象相反，闪电战实为以一支更小但更敏捷的部队攻击装备良好的敌人的战略。闪电战部队釆用了让他们能够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性工具。尽管快闪在所有这类活动中是较晚近的一例，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协调成员的行动对抗强势对手已经成为许多行动的特点。

我们中许多人都由于有了移动电话而不再做预先的安排。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人们转为做出较不明确的安排。我们不再说“我和你六点钟在三十三街和第三大道的交汇处见”，而是说“你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或者“我到附近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文字短信也能使人群整体地感受到这种变迁。当一种通信手段变得越来越普及和为人所熟悉，实时的协调也将越多地取代事先的安排，而群体的反应将越发难以预计。

愤怒的旅客，更快的行动

1999年1月3日，西北航空公司1829航班从迈阿密起飞，飞往底特律。1829航班通常自加勒比海的度假胜地圣马丁出发，但一天前，由于底特律的一场暴风雪，航班被分流到迈阿密。午后不久，航班离开迈阿密，到达底特律的时间是下午2:45。对于航班上的旅客来说，这段时间占他们当天的全部旅行时间还不到1/3。

虽然底特律的天空上已经没有雪花飞舞，底特律机场却被这场雪弄了个措手不及。前一天由于机场封闭造成大量新增航班，雪场需要清理，人手也严重不足，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机场无法开放足够的通道。1829航班着陆后，飞机被导向一个侧翼跑道，旅客被告知他们将滞留两个小时。旅客此时的情绪可想而知。2个小时过去了，仍旧没有出舱的迹象，空乘人员竭力用有限的供应平息旅客的火气。在迈阿密，他们没有储备足够的食品和饮料(这是因为航程很短)，旅客们不断要酒浇愁，渐渐地，酒开始不敷供应。3小时过去了，然后是4个小时。卫生间开始散发出味道，很快发生了堵塞和泄漏。飞机上的律师开始征集可能的原告。带小孩的旅客、心脏不好的旅客、吸烟的旅客都请求空乘人员让他们下飞机。这些请求被传递给驾驶舱，驾驶舱的人又和地面人员通话，而后者只给了一些空洞的保证，说他们知道事情有多糟糕，正在争取改善。

5小时过去了。机舱服务员开始鼓励旅客给首席执行官写投诉信。有人说还不如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们在机舱杂志上发现了他的名字，约翰•达斯伯格(John Dasburg)，通过黄页服务查到他家里的电话。旅客给他家中打去了电话。达斯伯格不在家，但他妻子接听了电话，听到了旅客的满腹怨言。机长在知道有旅客致电达斯伯格之后，把这位旅客请到驾驶舱，问到了电话号码。随后，机长自己打电话给达斯伯格，要求机场开放一个通道。最终，这一招奏了效。飞机离开排着的长队(可以理解，其他等待的飞行员都很生气)，前往新开放的通道。当晚9点42分，旅客在着陆7个小时之后下了飞机。

这个故事给西北航空公司和整个航空业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坏名声。其结果却是可以忽略的。如果有哪封投诉信送到了达斯伯格手中，它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变化。以“非法拘禁和破坏合约”为名进行的诉讼达成了庭外和解，航空公司开展了一项无关痛痒和自愿实施的“客户服务行动”(考虑到航空业的性质，这本来就属多此一举)。人们在一家号称提供服务的公司手里备受折磨，但最终，在那种特定情形下，权力属于航空公司而不是客户。

正是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才使下一次发生的类似事件显得如此不凡。

航班号、城市和日期发生了改变，但基本的故事情节没有变化。2006年12月29日，好几个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分流到奥斯汀，因为达拉斯降了大雪。等到飞机落地的时候，旅客们在飞机上苦等了数个小时，因为飞行员没被分配通道。旅客怒气冲天，食品和水都出现了短缺，卫生间臭味四溢。这是底特律故事的翻版，尽管没有那么寒风刺骨，但滞留时间却更长——着陆后有些航班在地上待了8个小时，然后顾客才被允许下机。

凯特•汉尼(KateHarmi)是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经纪人，也是美国航空公司1348次航班上的乘客，她愤怒了。在那次滞留之后数天，她组织了一个团队来代表乘客的权利。他们提出《航空乘客权利法案》(其中有条款规定：当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滞留达3小时以上，应供给乘客基本需要)，游说国会(乘客法案在参众两院都被建议通过)，并邀请公众在他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几个星期之内他们收集到数千份签名。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每有一个关于航空公司的新的恐怖故事——如乘坐捷蓝航空公司(Jet Blue)航班的乘客在2007年情人节那天遭遇的超长停机坪滞留，以及4月份另一次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的8小时滞留——媒体不再将它作为孤立事件，而是当做一个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来报道，从而使更多人了解到这一运动。在捷蓝公司那场灾难以后，它的首席执行官下台，公司发布实行了它自己的《乘客权利法案》。

在底特律和奥斯汀发生的两次地面滞留其结果竟然大相径庭。在底特律，乘客们尽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众人的怒火毕竟很快就消散了。而在奥斯汀，这种愤怒却推动一个组织在数日间诞生，很快成长为全国性组织，并且几乎立即产生效果，包括影响立法团体的议程、媒体的报道和公众对于航空业的期望值等。飞往底特律的那些乘客和飞往达拉斯的乘客一样受到恶劣的对待，他们和后者同样愤怒。可为什么一次令人气愤的滞留毫无下文，而另一次却切实给航空公司施加了压力呢？

关键的不同在于凯特•汉尼掌握了鼓励和支撑他人参与的工具。她希望有所行动，而到2007年，她能够通过已经变得平常的一些工具表达她的愿望，进而发起一场公众运动。

事情从一次简单的交谈开始。当汉尼在网上搜索有关那次航班的消息时，她发现在一家奥斯汀地方报纸《美国政治家》的网站上，有篇关于这些滞留的简短新闻。她对于这篇文章分开发表了两条评论，详细描述了那天乘客们的遭遇。(评论加起来的篇幅要比记者原本的报道长四倍以上。)在第二条评论的末尾她写道，“如果你也乘坐了这次航班，请你联系我。”

同乘那次航班的另一名乘客直接回复了汉尼，并向她提供了其余一些乘客的联系方法。一旦《美国政治家》网站允许用户发表评论，先前单向的平台(记者对读者讲话)首先变成一个共享平台(汉尼向世界讲述她所观察到的)，接着又变成合作平台(汉尼以这篇文章作为与其他乘客联络的途径)。数日之内，她就联络上足够多的人并形成一个有自己使命和名字的团体——航空乘客权利法案联盟。她创建了一封在线请愿书，头一个月里就有超过2_人在上面签名，远远超过直接受到影响的乘客的数字。汉尼和其他联盟成员也受到媒体访问，其中包括《纽约时报》、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与联盟的网络博客相互链接的各种旅游网站。所有这些关注不仅使更多人了解联盟，还为新的行动创造了可能——更多人签名，更多人打电话给国会，更多人捐款。

如果“消费者”一词指代的是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孤立无援的人，那么如同社会性工具正在创造出新的受众群体，他们也在创造出新的消费者军团。消费者现在可以对企业和公众大声讲话，并可以相互协调一起这样做。汇丰银行英国分部过去一直用允许透支而无罚息的活期账户来招徕学生客户和新近的毕业生客户。2007年8月，汇丰银行决定撤销这项政策，但只留给学生们几个星期的提前通知时间。对于公司而言这个行动显然合理：免息贷款要花费汇丰银行的钱，而对于学生来说，所谓的转换成本——找到另外一家银行、转移相关账户的代价——应当会降低他们转投其他银行的可能性。汇丰银行用免息透支吸引到顾客，它认定也能取消这个政策而不受什么惩罚。

汇丰银行没料到Facebook的存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公司成立之时即以大学生为目标用户。一个名叫韦斯•斯特里汀(Wes Suiting)的人在剑桥大学求学，并且是学生会副主席，他在Facebook上建了用户组抗议这项政策，并命名它为“汇丰银行痛宰毕业生不要太狠!”与关于乘客权利的故事相似，几天之内，数千人加入了这个群体。十分关键的是，Facebook正是可以同时找到在校学生和新近毕业的学生的地方。在过去，毕业生的分散使得人们再难以与他们联络，然而现在，即使物理上已经分散，他们却仍然是大学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当在校生和毕业生开始研究并推荐其他仍然提供免息透支的英国银行时，Facebook也帮助实现降低转换成本。由于掌握了替代性选择的信息，也由于个人行为可以成为大的运动的一部分，学生们开始公开威胁，声称自己要转移账户，其数量比汇丰银行预料中的要多得多。

看到反响声势浩大并且日益高涨，Facebook上的用户组宣布将于9月份在汇丰银行的伦敦办公室举行公开示威。不过，这个示威并未发生，因为指定的日子还没到，汇丰银行早已屈服。当汇丰银行看到网上的抗议，同时遭遇真实世界里抗议的威胁，汇丰银行撤销了它的新政策，因为它低估了用户汇聚起来的信息对于转换成本的影响。它的产品开发主管安迪•里普利(Andy Ripley)解释这个决定的时候说，“如同任何服务企业，我们不会忽视倾听用户的®求”。这个声明虽然挽回了面子，却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汇丰银行在推行这个改变之前早就能够料到学生们的不满。新政策得以逆转不是由于学生们不满，而是由于学生们不满并且协同起来。

动机所起的巨大作用十分明显——乘客的权利行动和对于汇丰银行的抗议有赖于汉尼和斯特里汀将它们发动起来。不那么显著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抗议中大多数参与者们有限的动机。许多人介意航空公司或银行对他们的待遇，却又没有介意到愿意单独有所动作的程度，不仅因为这样做很难，而且因为个体的行动对于大公司几乎没有作用。按照旧有协调群体行动的模式，应该让那些介意的人变得真正关心，从而激发他们行动。汉尼和斯特里汀所做的则是首先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他们汇总起来则十分有效力。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现在，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能够较轻易地创造一个环境，让那些不那么积极的人不必成为激进分子而能同样发挥效用。

平凡工具在非凡情境下的使用

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是一个社会性工具的天然创造者。20世纪90年代，他的公司Pyra在开发一个复杂项目管理工具，目的是卖给企业用户。然而在开发过程中他们自己也需要使用一个项目管理工具。他们没有采用手上有的那个(一个是工具还没有做好，并且给一个小公司用也太复杂了)，于是动手写了可能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简单的应用。那就是一个网站，用户通过一个表格输入内容，网站接受内容并把它发表到网页上，并让最新添加的内容列在页面上头。这个工具虽然简单，却比他们正在开发的软件更加有力，结果他们花在这个内部工具上的时间比花到那个名义上的产品上还要多。他们给这个工具取名为Blogger，而后将它向全世界推出。Bkgger迅速传播开来，几个月内就有数十万用户采用了它。(Blogger最终为Google收购。)

埃文的下一个点子是语音博客(audio blogging)，即让用户把录制的短的音频发布到网站让其他人来听。这个想法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但却使他专注到移动电话上。他的下一个创意依赖于文字短信，即许多人通过移动电话发出的短信息。他推出的新服务叫做Twitter，自身极为简单。要使用Twiuer，你只需开设一个账号，而后从网上通过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e)，或者从手机上，给Twitter发送一条信息。这样的Twitter(此词既可当动词用也当名词用)是一条短短的文字，通常是更新你的当前状态。这条消息会发给你在Twitter上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发布到Twitter的公共消息栏(Public Timeline)，这个网页上都是最新和公开的信息更新。

公共消息栏上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无聊。在随机选择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以下是随机抽取的Twitter消息。

杰麦吉比(jmckible)说“刚刚用NES的方式清理了我的DS卡槽”。

真泽西女孩(truejerseygirl)说“今晚要举办一个换碟聚会。已经做好果冻杯，买好酒和薯条，但是还没刻录好所有的音碟。唷我是个懒家伙。”

劳伦斯(laurenee)说“在制作者展会(Maker Faire)上。”

务希•劳伦斯(Josh Lawrence)“在要命的天堂，因为我在吃乔氏超市连销店(Trader Joe’s)的美味巧克力软糖。”

迈克•巴雷特(Mike Barrett)“在管理07班，07哇哦暑期课程好好玩。”

电子游戏、流行音乐以及果冻杯，许多公开发帖都有点这类玩意儿的性质，虽可公开阅览其内容却并不能使绝大多数人产生兴趣。如同为小的朋友圈子记录的博客，绝大多数Twitter写作都是为了朋友而不是大众。这些Twkter文字之所以有趣，并不在其信息丰富，而是在于接收人对发送人的关心。或许你不关，L、劳伦斯正在制作者展会上(一'项在桂谷举办、主旨为自己动手的科普活动)，然而如果你认识他，或者自己过去参加过制作者展会，你却可能关心这条消息。社会交往的嵌入式信息从来都比随机公开广播的消息更有价值。即便Twitter针对一个人的朋友们正在做什么生成了一种外围景象，它可能看起来仍然平庸，直到你看到阿拉(Alaa Abd El Fattah)提交的内容。

去见dokky的公诉人，法官穆拉德指控我和姆纳诽谤罪，4月4日上午10:11。

等待公诉人的决定，可能晚上会被拘押，4月4日下午1:57。

我们现在去dokky的警察局，4月4日下午3:31。

警察局没有高级警官在，一切尚不可知，4月4日下午4:29。

吉萨安保不放我们，必须回到dokky警局，4月4日下午7:59D

在回到警局的路上，4月4日晚上10:25。

我们自由了，4月4日晚11:22。

阿拉是生活在开罗的-名埃及程序员、民主行动分子和博客作者。在上一段文字中，他记录了他和妻子姆纳在开罗一个叫El Dokky的地方的被捕，全过程在他被捕后12小时结束。一名叫穆拉德的埃及法官下令逮捕了他。这名法官力图在埃及境内封掉几十个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侮辱了《古兰经》、真主、总统和国家”。当埃及支持民主的博客作者们开始报道他提议的查禁行动，法官穆拉德则将前者的站点加人自己的查禁名单。

那么公开面目平庸如Twitter的服务能为阿拉及其他埃及激进分子提供什么价值呢？部分价值十分平常——在中东的若干国家，倡导言论自由的激进分子经常遭到骚扰或者拘留，因此他们使用Twitter来通知彼此是否已经通过各种安全检查站(通常在机场)，如果没有消息，则可能意味着已遭到拘留。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它成为传播真实消息的办法。通过下面的Twitter传讯，阿拉报告了叫莫南的另一名开罗博客作者被捕并被持续监禁的消息。

他们已经逮捕了ikhwani的博客作者莫南，我们必须组织一场行动，4月13日上午10:07。

莫南还没有进去，为躲警察他已经藏起来直到律师了解更多事实，但是他们的确破门进到他的家里，4月13日下午3:31。

莫南今天早些时候在开罗机场被捕，4月15日下午4:17。

莫南被舍卜拉的公诉人传唤了，他将被拘留15天，4月15日晚7：50。

受到粗暴对待，莫南和伙伴们开始绝食抗议，5月7日下午3:36。

阿拉和莫南在政治上见解并不相同——阿拉是-个俗家博客作者，而莫南是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员——但两个人都关注言论自由，而这些工具使公民们能在看到新闻时即报告它，而不必通过官方新闻渠道播报，或被后者延迟甚至查禁。Twitter也使用户能够针对政府协调他们的反应。阿拉这样描述了Twitter的作用，“我们用它形成行动分子的紧密网络，通知大家示威活动中政府的安保行动。行动分子们可以再利用Twitter协调组织一个反行动。”由于赞同民主的行动分子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通过Twitter实现的实时、群体协调使他们在行动对比中占据了优势。较早一次使用Twitter的结果，使得阿拉和一打左右的同事得以协调他们的行动，包围了一辆警察用来拘捕他们的朋友马累克的汽车，不让汽车和他们的朋友被带走。知道自己受到监视，他们发出消息，暗示有更多的朋友在赶来。警方于是派遣增援，这更加使得汽车被团团围住。这样就将马累克留在原地，直到媒体和议员们赶来。警方受到负面报道的威胁，最后释放了马累克。要是没有Twitter很难协调实现这样的结果。

协调原本分散的各种群体的能力将会继续提高。新的社会性工具也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而无论它们多么小，只要提升公共意识或群体协调，就一定会被用于政治手段，因为群体行动的自由天然就是政治性的。日渐实时与社会性的短信应用，其中的进步显示，我们会采用增强我们各种能力的工具，并修改这些工具以改进这些增强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