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

当你生病了，你的邻居会帮你遛狗；当你忘带钱了，柜台里面那个人相信你会下次付钱给他，这种美好而单纯的信任现在还会存在吗？在一个社会交往日益复杂，而社会资本不断衰减的时代，怎么才能让参与变简单？怎样让想法相同的人们拥有找到对方、聚集起来并互相合作的能力？网絡化的组织所具备的韧性，一定是好事情吗？

有许多真实永恒的社会性困境，它们只可能被优化而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解决。人类的全部社会性才能中包含许多这样的优化方法，而社会性工具有增强它们的作用。

假设你我上周六晚出去喝了几杯。凌農两点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说，“嗨，我知道了！让我们弄辆车！”(我想是你说的那句话。)于是我们偷了辆车，做了一件连着一件的错事。半小时后，我们开车冲进一个商店的橱窗，撞碎了它的玻璃。我们还没来得及跳出来装做路人，警察就到了。

对于我们自称是看热闹的托词，警方并不买账，然而他们并没有其他证人，因此他们把我们分别带到两间屋子审讯。我们两人一旦分开，警察就给我们每个人提出如下提议：“你看，我们认为你是无辜的，但怀疑是车上另外那一个干的《如果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将给你一大笔奖金，而对他提出指控。但是你必须现在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在这儿关个通宵。”由于我们两个人都被提供这样的条件，这就造成四种可能。

1.　　 我们都坚持共同的说法，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把我俩都关押一宿。

2.　　 我坚持关于旁观者的证词，但你把我出卖了。你得到奖金，而我被起诉。

3.　　 你坚持关于旁观者的证词，而我把你出卖了。我得到奖金，而你被起诉。

4.　　 我们都出卖了对方。结果我们都被起诉了。

那么知道我和你面临同样的选择——坚持证词或者出卖你你会怎么做？

最坏的结果毫无疑问是被指控犯了罪，最好的结果则是得到奖金。你懂，我懂，我们也知道对方都懂，可是，如果我们都企图获得奖金，结果就是我们都被指控。其次好的结果就是在监狱里过一晚了，但是你知道我也了解这一点，因此如果你为争取这个结果而坚持原来的证词，我可以出卖你而得到奖金。同样，如果我为了只在监狱待一晚而坚持原来的证词，你就可以出卖我而得到奖金。但是如果我们都想得到奖金，我们就都会受到指控，从而又回到最坏的结果。

以上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简单版本，这个社会科学的思维实验考察人们如何做出决定。(标准版本里的各种选择及其结果的矩阵要更复杂一些，但囚犯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假定两人之间不能互相交流并且不能信任对方(通常是一念之间的事)，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第4种情况，属于理性结果，也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困境在于，因为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交易，而我和你无法沟通，因而我们无法协调出比凄凉的纳什均衡更好的结果。(这也是同样在公地悲剧背后起作用的算计，纳什均衡鼓励个人的背叛，即使那损害到群体的利益)。然而，当囚犯之间可以多次互相交流，事情就会发生改变，这样的一个版本叫做“重复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在密歇根大学任职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dbmd)对重复囚徒困境做了深人的研究，他以不同的软件仿效囚徒的决策而后展开竞赛。每个程序都根据为其指定的策略而选择合作或者背叛(如同你我在想象中的审讯室里所面对的选择)。他通过对不同的结果加分或者减分对这些策略做出评测。这种竞赛试验了许多不同的参与策略，从“永远选择背叛”到“随机地选择合作或者背叛”，最后他发现，一种叫“一报还一报”(Tit-fcr-Tat)的简单策略相较于其他任何一种策略都更为成功。根据这种策略，当此程序与任意其他程序第一次配对时，它将选择合作。如果彼程序也合作了，则此程序将在下一轮中继续选择合作，等等。只要彼程序决定合作，此程序也将一直这么做。但如果彼程序利用此程序的信任选择了背叛，此程序则会在下一回合中背叛彼程序，不仅有效地惩罚后者，还借此发出信息：只有以信任相报，才能得到信任。

这个策略肖然是真实生活的高度简化版本——大致上的寓意就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不断通过行为进行交流，导致出现阿克塞尔罗德称之为“未来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future)的东西。任何时候，无论是与我们可以利用的还是能够利用我们的人交往，我们都同样面临着囚徒困境，然而我们竟常能互相信任并共同完成一些事情。由于“未来的影子”，我可能在今天从你的利益出发做事，即便这对我造成一些风险或者代价，但我所期望的是你会记得这一切并在明天回报它。

创造社会资本的新工具

在曼哈顿下城的大学街上，离我的办公室几个街区，是当地的保龄球馆——保魔球馆。不过，任何一个星期五晚上，保魔球馆都是一个时新的场所，招待的都是啜着马提尼酒的二十几岁的人，而不是拿着啤酒放松的工厂工人。过去的数十年中，保龄球一再被改造并重新流行起来，到现在仍是长盛不衰、受人欢迎的运动。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确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保龄球团体的急速衰落，从其成员人数、赛季、球服等各个方面都可见一斑。尽管有不少人成群地在保魔球馆玩球，但他们主要是互相认识的人，打保龄更多的是群体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缘由。保龄球团体的逐渐消失只是社会机制的许多损失之一——在过去，这些机制使得人们可能通过共同的活动相互结识。这倒不怎么影响保魔球馆的命运——顾客就是顾客，团体也好没有团体也罢——然而对于国家它的影响就不一样了。

200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著《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他基于从诸如野餐等的衰落到人们冷落保龄球团体等大量指示性事件，论述了社区在美国的削弱，并观察到两点发人深省的现象。首先，美国作为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它产生社会资本的能力有关，社会资本即运转良好的社区所具有的一系列神秘而又关键的特征。当你生病了而你的邻居帮你遛狗，或者柜台里面那个人相信你会下次付钱给他，这都是社会资本在发生作用。它就是“未来的影子”在社会层面的应用。生活在具有更多社会资本(即更多合作习惯)的群体里的个人，比起生活在只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群体里的，在从健康到幸福到收入潜力等许多指标上都更加幸运。那些具备高储量社会资本的特征的社会，比起只具有较少社会资本的社会，在从犯罪率、经营企业的各种成本到经济增长等同样宽泛的一系列衡量指标上，总体上都做得更好。

这正是“未来的影子”在起作用：直接的互惠能够假定，如果你今天给人帮了一个忙，那个人明天就会帮你一个忙。间接的互惠则更不寻常——它假定你今天帮了社区中一个人的忙，明天社区里某个人会来帮你的忙，即使他和你帮的那个并非同一个人。社会资本就是落实“未来的影子”的一套准则和行为，这些准则帮助实现群体中和群体之间的合作。

然而，是普特南的第二个观察产生了真正的反响。一系列范围极广的测量表明，群体活动的参与——亦即产生和维系社会资本的依托——在美国已经开始下降了。他把两点观察合起来从而断定，美国的发展和稳定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当前正在消耗。社会资本衰减的原因之一即让人们聚集起来的困难变得更大了——用科斯的话讲，就是交易成本的提高。当一个行为变得更加昂贵，不论是直接的花费还是增多的麻烦，人们就会减少做这件事。过去50年的若干影响——包括更小型的家庭，更晚结婚，夫妇同时工作，电视的普及和郊区化——都使在工作之外协调群体活动的交易成本增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于普特南的结论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对逝去的“扶轮社”^[19]和“冰淇淋联谊”^[20]的世界感到一丝乡愁。然而有一个人把它当成了一个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斯科特•埃费尔曼(Scott Heiferrnan)已经在纽约市创建了一家网络公司并将它成功出售。读到《独自打保龄》这本书时，他正在寻找下一个商业创意。他并未把这本书当做对无可避免的衰落的预告，相反，他着手通过真实世界的交往重新激发社会资本的创造。而他想出来的办法简单得出奇。

埃费尔曼首先认定，人们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想把它们找回来。在一个社会资本不断衰减的时代，如果有人能把社区参与变得简单些，人们就会采取行动增加参与。其次，他认为把互联网当做某种独立的空间——人们常称之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观点也部分上造成了问题。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创造了这个词，指代经由全世界的通信网络影响和表达的另类现实。在《神经漫游者》中，赛博空间指的是整个世界的数据的视觉呈现。而数字化权利的激进分子约翰•巴洛(John Barlow)后来用这个词指代互联网的社会性空间。而无论它是视觉化还是社会性的，赛博空间的基本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异并且分离的世界。预言中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社会生活逐渐从真实空间脱离，人们散居到更具田园风格的所在，城市因之死亡。

一些人认定通信工具是(或者有一天将成为)旅行的好的代替品，实际是假定人们聚集起来主要是出于交换信息的实际目的。自从电报问世以来，企业便在向我们推销这一观念。当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次推出著名的可视电话，后者就被作为减少旅行需要的方式大书特书。然而旅行并未减少，1964年没有，后来也没有。如果通信是旅行的替代品，它的效应到现在应该已经清楚了，但是也没有。1978年卡特总统解除对航空公司的管治导致旅行价格下降，而电信股票的价格不降反升。类似地，1984年联邦法官哈罗德•格林(Judge Harold Greene)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拆分，导致长途话费的迅速下跌，然而那一年的航空乘客却增多了。通信和旅行互相补充，而不是互为代替。摩立特集团(Monitor Gimip)咨询师克里斯·迈耶(Chris Meyer)在全球旅行，他发现“更好的通信使我和公司之间保持联系变得容易，因此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与客户交谈”。

我们聚集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而且这样有益处。假定视频电话或电子邮件或虚拟现实将减少旅行的总量，就好比假定因为酒类专卖店里卖的酒比酒吧里的便宜得多，前者会让后者关门一样。事实上，人们去酒吧并不只是为了喝点什么，而是为了在一个热闹的环境里喝点什么。类似地，城市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人们必须住得较近才能互相交流，城市存在是因为人们喜欢互相邻近，而正是这个事实——不是单单信息的交换——产生出社会资本。(预言城市死亡的那些人都已结婚成家)。之所以当互联网在公众中普及的早期人类这个明显的偏好被忽略，很大程度是因为普通用户在线上和线下交往的是不同的人。

到Meetup网站创立的那一年，20世纪90年代那场似乎深刻的社会变革却表现得像是一个暂时的意外。当整个因特网只有几百万名用户时，赛博空间的观念确有道理，因为你在线上所遇到的是和在线下遇到的不相同的人，而这两个世界很少会有重合。然而这种分离只是用户部分采用新技术造成的意外结果。尽管因特网最早成形于1969年，直到1999年才出现一国多数公民上网的国家。(荷兰是第一个，不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现在已都是这种情形。)对于发达国家中25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在线上和线下的朋友与同事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重合◦事实上，由于重合的程度之深，赛博空间这个词及其概念已经遭到弃置。互联网增补了真实世界里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一个替代方案。我们的电子化网络没有变成单独的赛博空间，而是深深地嵌入真实的生活之中。

埃费尔曼意识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线，你不必仅按相似性(affinity)对他们分组(喜欢哈巴狗的人、白色条纹乐队的歌迷、自由至上论者，无论什么)，而是可以按相似性加临近性(proximity)分群(如在波基普西的喜欢哈巴狗的人，在沃拉沃拉的白色条纹乐队歌迷)。根据他的设计，Meetup帮助人们在网上找到彼此而后在真实世界相遇，对于用户则解除了他们组织和协调的负担。Meetup用户可以通过兴趣(在我的城镇里有什么和我相关的聚会吗？)或者地域(我住在米尔沃基，这附近有什么聚会吗？)来搜索。

通过登记人们的兴趣和住地，Meetup可以确定潜在的群体并帮助他们聚到一起。埃费尔曼相信，在美国任何地方(后来是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人解决协调组织的问题，那些潜在的群体都会很高兴聚到一起。凭借这个直觉(还有一群有才华的程序员和设计师)，他推出了这个服务。在最早同潜在用户或投资人谈话时，他有时把Meelup描述成某种时间机器，能够重新激发美国人经典的兴趣小组——对保龄、汽车或者奇瓦瓦小狗共同感兴趣的那些人。

真正使用Meetup的群体却一点也不像埃费尔曼所期望的那样。表8—1是网站上线后一年内最活跃的15种聚会：

表8—1 Meetup网站上线后一年内最活跃的15种聚会

这样一个群体聚会的表单是前所未有的。它观察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它整理出好几件不同而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显示Meetup的召集能力不在于重建旧的而是创建出新的公民组群。

这里给出的组群可以分为三种大的类型：第一组，包括巫师、异教徒、前耶和华见证人和无神论者，是共同持有某种宗教或哲学态度而从更大众的美国文化里得不到支持的那些人。在美国有比异教徒多得多的长老会教徒，但后者不在这个表中，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Meetup来决定什么时间和怎样聚会，而是每星期日早上在长老会教堂里见面。因为长老会教徒在内有组织、在外得到支持，而异教徒则缺乏文化意义上常规的时间和地点来聚会，也没有现成的办法来广泛传播他们的兴趣而不受谴责，所以前者所承受的交易成本比后者要少得多。耶和华见证人享有与基督教其他教派类似的优势，而前耶和华见证人们采用Meetup则是因为他们不享有那些受社会支持的协调优势。

Meehap组群的第二种类型包括各种网站和服务的会员，他们渴望在真实生活中与其他成员集会。这一组包括Slashdol、LiveJoumal、Bloggers、Fark、U1tima和Bookcrossing。(有趣的是，这些数字显示了群体的密集程度。尽管Slashdot和Livejoumal有比巫师更多的成员，有他们聚会的城市数目却更少。换句话说，巫师比起极客或者博客们更加均匀地分布在美国社会中。)这就是当赛博空间终结时的样子：这一类Meetup组群的受欢迎程度表明，只在网上相聚已经不够了，在通过使用这些各不相同的服务互相交流以后，成员们相信他们拥有足够的共同点从而希望在真实世界里相聚。与此论点尤为相关的是《创世纪》组群。《创世纪》是一个3D在线游戏，玩家在一个叫做不列颠尼亚的想象世界里实行互动。这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简称MMO。如果虚拟交往有可能做到过完全令人满意，就应当是最适合于这样的虚拟世界了。然而虚拟的联系人建立Meetup组群的热烈程度表明，即使有效仿面对面互动的在线交流，人们仍然渴望真人的接触。

第三类包括文化偶像的崇拜者，偶像的作品古怪得足以让崇拜者们希望能够聚在一起。Livdotmial的用户们至少还有可能在网站上有些接触，某位歌星的歌迷们则纯粹是猜想他们可能脾性相投。(吸血鬼群体则同时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只是基于共同的文化爱好就愿意和从前没讲过话的人待在一起，很好地宣扬了埃费尔曼最初的论点——即使在一个被媒体充斥的时代，人们也渴望真正的人类接触。

这三种类别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它们不仅代表人们所做的事，还代表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使用Googk的人要比用LiveJotimal的多得多，然而人们对形成Google用户的Meetup组群却似乎没有太多兴趣。其次，这种自我认知转换成一种与其他拥有共同兴趣的人见面的愿望。在2002年有比看《战士公主西娜》更多的人在看《人人都爱雷蒙德》，然而西娜迷的身份却能更好地预示真正的共同点。最后，在Meetup诞生之前这些人不能很轻而易举地找到彼此。由于《战上公主西娜》的观众虽然热情却数量不大，西娜迷们偶然中找到彼此的可能性同样也不算大，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少数者的身份，令他们一旦互相找到就能感受到某种亲缘的可能性要高于平均值。这种效应是普遍的。惠普实验室一名研究人员拉达•阿达米克(Lada Adamic)研究了斯坦福大学一个叫“关系倶乐部”(Club Nexus)的在线学生中心，他发现当两个学生的兴趣重合时他们较可能成为朋友，而两人共有的兴趣越个别，其成为朋友的可能性越大。(两个喜欢击剑的人比两个喜欢足球的人更可能成为朋友。)这样的净效应就是人们更容易喜欢与自己有相同的古怪爱好的入，但他们互相发现则更难。通过解决找到彼此的问题，Meetup为许多新的群体——那些过往从来没能聚起来的群体——创造了出口。

Meetup最终并没有重建旧有的社区模式，因为它提供了不同的一套能力。最先利用这些能力并将它们运用到最佳的，正是那些有潜在的愿望聚到一起，却在过去受制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群体。这些群体并非昔日美国经典的兴趣团体。在最热门的那些群体里，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它们能向我们揭示今天的社会。

全职妈妈和排他政治

Meetup上现有最热门的群组之一就是全职妈妈了。在互联网发明以前，事实上早在农耕文明发端之前，拥有年幼子女的母亲们就已成群聚集了。既然是一个古老的模式，为什么全职妈妈的Meetup群组现在这么热门？简而言之答案就是，现代生活方式下交易成本之高，已经使得古老的集会习俗难以为继。因此，从前作为正常生活的附带效应发生的那些事情，现在需要明确地协调安排了。

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些是物理上的。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郊区。而在郊区化的美国社会中，物理距离造成了多种障碍。由于住宅通常与商业区分离，因此人们干各种差事或接送孩子时有大量时间都花在车上。如果大家都是走路，彼此遇见是个好事情；如果都开车，则并非如此。从食品杂货店到家里之间的路程既远，往来的过程又是高度封闭，这两点事实就降低了社会性偶遇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形成社会资本的原始材料)。

当一个家庭两份收人变得更加普遍，社会交往的重心就从邻里转移到工作场所了。不仅是郊区生活减少了偶遇的可能，人口中有工作的群体所占比例增加，尤其是工作女性的数目急剧增加，都意味着工作场所现在具有邻里间的许多特征。你被介绍给新同事而不是新邻居的可能性更大，而工作中的交往会带来那种过去更经常是在社区中体验到的熟悉和信任。

Meetup使群组的协调变得容易，从而至少部分地消除了社会结构遭受的损害。这正是像全职妈妈这样的群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预料有些组群痴迷于技术，年轻、单身、男性等特质都与对技术的热爱相互关联，而成年、女性、家庭生活等则不然。因此，相比一个13岁的男孩对于Xbox游戏机的狂热，当一群母亲采用了某项技术，这就显示出更严肃的偏好。像全职妈妈这样的组群的受欢迎程度表明，由于Meetup在帮助人们在现实世界聚集方面极富价值，从而连那些通常无暇顾及各种新工具的人们都注意到了。

事实上，最成功的Meetup父母组群并非最具综合性的那些。MeeUip上也有一个亲子游戏组，所面向的潜在成员群体比起全职妈妈来要大得多，然而其受欢迎程度却远不如后者。这正是社会资本的根本难题之一——包含即意味着排斥。就几十年来对于理想家庭结构的讨论来说，全职妈妈这个名称在维护一种荣誉——这个组群里的母亲们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了较为传统的角色。尽管很难想象一个带孩子的男人会遭到全职妈妈聚会的拒绝，同样很难想象会有多少孩子他爸需要这样做。

社会不赞同的自助群体

2002年我在纽约大学教授一门名叫“社会性天气”的研究生课程，内容是有关参与在线群组的体验。课程的名字是以天气对人们情绪的影响做类比，在课上我们主要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某种情绪上的环境并对于所有参与者发生影响。这个班上有个叫埃里卡的学生，这时正在为YM杂志的网站工作。YM杂志(起初叫Young Miss，意为年轻小姐，后改为Young Magazine意为你的杂志，最后索性就是YM)主要设计吸引的是少女群体。2002年的时候，如同这个国家其他所有杂志，也在努力地应用网络。工作人员们不仅把杂志上的文章放上网，还开设了一系列在线公告板让YM的读者可以上来畅所欲言。热门的话题包括衣服、学校、恋爱、健康和美容——十几岁女孩子们必遇到的那些事。埃里卡的职责则是一半主持一半看护，不仅要把那些女孩拉上来让她们愿意互相讲话，还要防止这些谈话演变成骂人或者转向一些不恰当的话题。尤其当读者处于这样一个年龄，开始探索像性、酒及其他药物等这些从前被禁止的内容，编辑的角色完全在于把握平衡。太少干预，则这些谈话将陷人混乱；太多干预，则又像笨手笨脚地要求女孩们站在界内——她们跑到YM的网站来正是为了躲开大人们的这种对待。

学期开始后几周，埃里卡在走廊上叫住我，告诉我网站准备关闭它的健康和美容公告板。当我对一个针对少女的杂志会扼杀这类讨论表示惊讶时，她说，“绝大多数女孩都没事，但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有一群女孩互相交换保持厌食症的方法这些支持厌食的女孩子发布那些瘦得胸腔显露的模特和女演员照片作为“瘦身精神食粮”，并以这类话互相激励，“你已经下了决心——你不会放弃。痛苦是必要的，尤其是饥饿的痛苦。它令你体会到自己的坚强——你能承受任何事——你不是身体的奴隶；你不会因它的哀鸣而让步。”

更为危险的是，这些支持厌食的女孩互相交换实用建议(只是“实用”这个词在这个情景下实在古怪)。

你可以训练自己忘记饥俄，办法是每次饿了的时候，轻轻地击打自己的胃，这样疼痛就能阻止你吃东西了。

吃些TUMS(抗胃酸补钙的西药)来缓解饿痛；它含有钙，所以那方面也有些帮助。

清扫一些真正让你感到恶心的东西。之后，你会有几个小时都不想吃东西了。

YM杂志网站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电子公告板不能引起读者兴趣，而是它成功的方式令他们始料未及。

无论何时，当个体之间在互相寻找，他们所身处的大的社会都可以为他们的联系提供或者拒绝支持。我们通常谈论人的身份时，总假定它是一项个人属性，但社会却对把身份作为联系的工具来使用保持着控制。对一名康复中的瘾君子，向同事打听相关支持性组织是件有风险的事，要寻找当地的同性恋社群也是一样。然而，随着每一年的流逝，无论社会提供或者拒绝给予支持，都变得比较不要紧了。

YM杂志的职员们所陷入的困境是这样的。要使最投入和活跃的读者们能够交谈，他们必须对网站有所监控，可是如果埃里卡和其他的在线编辑清除每一段提及厌食症的谈话，就会表现得像欺凌弱小的坏人，尤其当有些交谈实际是有关避免厌食症的。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支持厌食的女孩们竭尽全力要将她们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众。结果，随着在太少干预与太多干预之间的某个可能的平衡点变得不可企及，m杂志只得干脆叫停，既避免每日的内容审查，又避免让聚集在™杂志站点的女孩们有生病的危险。但是这些女孩们究竟做了什么造成如此新奇的挑战呢？厌食症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经引起公众的忧虑，女孩们也成群结伴一起玩了几十年，谈论从性到毒品、时尚、食物等各种话题。YM只是受到新的科技将给社会带来破坏这种标准的恐惧的驱遣吗？还是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

情况确实有所不同了。群体更容易形成而无须社会认可了。可以预见，支持厌食运动已经从像YM杂志网站这样受托管的交谈空间转向博客这样更开放的工具和MySpace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站点。YM杂志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撤回对于这个群体的支持，然而无论它还是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可能阻止这些女孩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群体互相交流。在我们有任何真正的群体形成的技术之前，仅仅是找到有共同兴趣的人们都很难，并且这样做的大多数方式——从在邻里发放传单到赴当地的报纸刊登广告——都不仅昂贵而且花费时间。由于这些困难的存在，得到社会认可的群体形成会容易得多，而社会的不认可则增加了群体形成的难度。像法律这样正式的机制是一个重要因素：找到一群人一起饮酒比一起静脉注射毒品要容易得多，因为法律对于酒精和毒品是区别对待的。然而法律上的非难只占这些情形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非正式的机制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还记得美人鱼游行的摄影者们吗？或者信仰者之声组织？或者是前耶和华见证人？所有这些群体，虽然成员构成、观点和目标各不相同，却共同具有两个特征。首先，他们都是从潜在的群体开始的——这些人有共同点，但是要找到彼此的代价和麻烦太大了。其次，由于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互相找到更不容易。在有些情况下，比如找到参加美人鱼游行的摄影者们，问题只在于努力和成果之间古老的不对等。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最适合做介绍工作的那些机构积极地反对潜在群体所持的目标。你几乎不可能指望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天主教会花钱或时间来帮助协调想要批评他们或者逼迫他们改弦更张的那些人。

像前耶和华见证人和支持厌食的女孩们这样的群体不再需要社会支持才能集合起来。他们都在“科斯地板”下面运营，交易成本之低使得聚集起来如此容易，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们所拥有的通信网络极为擅长并能毫不费力地录制、搜索和传递信息，尤其是有关我们自身的信息。社会生活的高度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意味着，想法相同的人们现在拥有了找到对方、聚集起来并互相合作的能力，而不受社会赞成与否的态度制约。支持厌食的女孩们之所以能聚集起来，正是社会性工具的效用之一，而不是它的某种副作用。

每当社会经历改变，我们总希望了解这些变化是好是坏，然而那种判断对于如此重大的变革几乎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无论是信仰者之声，还是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待遇的乘客们，这些变化依据每人的立场各不相同。忠实的天主教徒可能视信仰者之声的要求为对于他们所热爱的教会的威胁，工会成员则可能不希望看到航空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乘客的要求而被削弱。

将好的和坏的群体区别开来之所以变成挑战，部分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群体由于社会的反对态度而难于形成。比起赞成厌食症的女孩们，嗜酒者互诫协会从社会获得更多的支持，然而两个群体都使用“自力救助”(self-help)的语言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情。赞成厌食症团体以及它的姊妹团体，如支持贪食团体、切割自残者等，显示“自力救助”的定义像新闻报道一样受到冲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最重要的自力救助型组织嗜酒者互诫协会为社会对于自力救助的理解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奉献和痊愈的地方，它所提倡的目标应当是被普遍赞同的。赞成厌食症的团体所造成的震惊在于，它帮助人们保持病态甚至病得更重，而这似乎将许多自力救助的特征倒置过来。

然而这样的震惊竟然是用错了地方：支持厌食运动其实就是自力救助型运动，因为后者的内容正是由其成员自我定义的。自力救助的逻辑就是肯定性的一：一小群人团结起来针对内外部的挑战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当这样的一小群人是些嗜酒者，他们抗拒酒友间的规矩而试图清醒起来，这会得到社会普遍的赞成。而当这样的一小群人是些不听话的十几岁女孩子，执意把自己饿到皮包骨头，让父母和朋友们都为她们深深担忧，这时社会就不赞成她们。然而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互助的基本机制却是相同的。

交易成本降低使各种群体都因此受益，而不仅仅是我们赞同的那些。从前阻止像支持厌食运动这样的现象蔓延的是成本。把主张相同的个人聚集起来，尤其是以匿名的方式，所涉及的交易成本过去一直很高，只有像嗜酒者互诫协会这样自我资助并受到社会赞同的组织能够承担这样的成本。然而，一旦交易成本下跌，集合这种团体的困难就消失了，一个团体的潜在成员们现在可以聚集起来设定共同目标，而无需任何社会赞助或许可。

集会自由带来的三种社会损失

我们所获得的新的自由并非全然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人遭受损失，那么它也不成其为一场革命了。集会自由的改善正在造成三种社会损失。第一种并且也最明显的损失发生在那些以解决先前某个难题为职业的人。这正是媒介出口因大规模业余化挑战所受到的影响。复制与分发信息的基本问题已经因为数字化网络大部分得到解决，而它曾经是音乐和报纸工业等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对于许多建立在先前的无效率基础上的产业，其商业逻辑受到破坏。

安德鲁·基恩(AndrewKeen)在《业余拜物教》(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一书中讲到有间公司花50000美元做活动征集用户产生的广告创意。基恩指出，一些专业广告公司因此失去了数十万美元的代理费。对于广告公司的职员来说，这一损失显然是个不幸。然而如果业余爱好者在闲暇时间就能创作出令客户满意的东西，它们还值那么多钱吗？廉价并且广泛可得的创作工具的普及使得广告人感觉悲惨，正如活字印刷使得誊写者们感觉悲惨一样；然而这种变革带来的损失虽然真实却有限度，并且伴随着一场于社会普遍有益的变革。

第二种损失则将破坏现有的社会契约。许多国家在竞选前的一段时间会对媒体实施各种限制，这就提出了问题，比如今天的“媒体”是谁，它们应该接受怎样的控制。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05年的一次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新加坡下令禁止发表博客，然而他们却不能阻止新加坡人从海外进行博客写作。泰国政府禁止关于任何政治事件的博客报道，却收效甚微。美国的竞选委员会则决定根本不将有关媒体报道的规则适用于博客行为。这些限制措施的差异和短暂性质表明，媒体与国家之间的古老关系，即便在受到公民普遍支持的地方，都已难于维持不变，好像媒体报道的古老定义正在失去效力，现在它更多地代表一种行为而不是职业了。

第三种损失则最为严重。由于拥有更好的通信手段和更灵活的社会结构，网络化的组织具备了更好的韧性，然而这对于恐怖组织、犯罪团伙和维基百科用户乃至学生示威者都是一样的。由于第三种损失带来的伤害并非过渡性的，这就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对于自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该怎么办？叫报纸从业人员们停止抱怨比较容易，因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为公众所用，不幸未来的征兆就已经显现了——他们的应对不足，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花了太长时间才懂得应对这个变化。然而要说出对于支持厌食的孩子或者近来变得强大的犯罪网络该怎么做，却要困难得多。

在过去，使人们集合起来难，使群体瓦解却容易。而现在将潜在的群体聚集成形变得容易了，而这些群体一旦形成，面对社会的漠不关心甚至直接反对，他们的韧性却相当强。(有些情况下，反对力量甚至可能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例如支持厌食的女孩们。)当形成群体较为困难的时候，可能好和可能坏的群体都受到遏制不能成形；而当形成群体变得容易，好的和坏的就都产生了。这就将逼迫社会发生转型，从简单地阻止形成群体到主动决定将反对哪些现存群体，即实现近似于先出版后过滤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