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这道山脉将华北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分隔开来。纵贯大别山脉的五关，尤其是该县东北角的松子关和长岭关，在当地历史和帝国历史上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麻城是一处自然景观胜地，用19世纪一位地方官的话来说，“如画紫云之岭”。它还是湖北省的东北部边陲，北面与河南接壤，边界线漫长而松散；与安徽的边界线较短，但交通更加繁密。麻城和这些毗邻地区以及鄂东的黄州、蕲州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高地次区域。“积旁薄之万山”，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在1908年写道，“左右列河环之”。

人口

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虽然有周期性的移民出入浪潮，该地却是一批相当稳定并扎根于此的人口的发源地，他们往往操一种圆润的地方口音，与毗邻各县有显著区别。除了偶有旅居于此的商人之外，该地族群的同质性极高。本书附录收入了关于麻城人口的官方报告。此类官方数据虽然令人怀疑，但其一般趋势并不出人意料。就是说，麻城人口稳定地增长了十倍，从明初的10万增至20世纪 80年代的近100万。假定漏报人口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总体增长幅度会有所降低，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各个时期的情况并不一致。明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增，增幅在两倍以上，这表明在帝国持续和平的时期，这个并不富庶的县份会出现怎样的人口增长。相反，人口显著减少的两个时期，则显示了大规模暴力对当地居民死亡和逃亡的影响。明末的人口下降（从1556年到1644年征服期间下降了25％以上）或许反映了帝国的一般趋势，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锐减（1923至1941年间减少了将近20010）则更具体地证实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可怕暴力。这两个悲惨时期，就是本书上下篇以之作结的“大屠杀”时期。

根据官方数据，1923年麻城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29:100，我猜测这也是此前几个世纪的大致特征。由于麻城绝不是一个拓荒者或男性旅居者为主的社会，这一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暗示了溺杀女婴行为的高发率。（经过国共两党数十年的反溺婴运动，1964年达到了更加平衡的性别比例 102：100，上述推测似乎由此得到了证实。）还明确揭示了男性独身现象的高发率。奴仆制度对底层男性结婚率的强行控制（我们将会看到，这是数百年间麻城社会的一个特征），对于独身人口的长期存在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个人数众多的没有家庭纽带的男性群体，以及独特的暴力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所谓“光棍亚文化”。

麻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是美国农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说的中国“长江稻麦区”的一部分。据估计，20世纪初其经济产量的80％仍然来自农业，绝大部分来自谷类作物。麻城的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作。方志资料往往把该县描述为“40％的山区、30％的丘陵、30％的平原”，或者“70％的山、10％的水、20％的耕地”。卜凯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该县总计4 531平方公里土地中，只有790平方公里的耕地，17％的耕地比例与黄州地区是一致的，但远远低于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38％。不过可耕作地区总有很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并得到充足雨水和山溪泉流的良好灌溉。例如，清朝地方官在17世纪的原始调查中登记了麻城约一百万亩可征税的农田，其中近四分之三属于一级稻田。当地气候往往风调雨顺，温度适宜，四季分明，常有大量降雪，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很长，最好的耕地可以种两季作物。县志中不乏干旱、洪水、大风雪之类的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歉收、饥馑和瘟疫，但其频率和程度并未超出华中地区的总体情况；事实上，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穿过山区而来的豫南难民）。当地作家（无疑是精英）总是把本县描述为一块丰饶富庶之地、欢乐之地（乐壤或乐土），只要能将暴力和混乱拒之门外。

战利品

但是毫无疑问，由于该县在帝国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战争常常是难以避免的。整个黄州地区是长江流域东西部交通的关键接合点（这是中国现代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在长江显示出作为现代交通动脉的重要意义之前一千年，麻城县及其山脉关隘已经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要冲。它从未失去过这种战略中心地位，即便是在技术和人口变化使东西向的水运贸易超过了南北向的陆上交通之后。每逢中央控制完全失效的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用帝制晚期的说法，它是一处兵冲或严邑，用现代白话来说则是兵家必争之地。自远古以来，每逢朝代衰落之际，它都会面临外部的入侵，而且如王葆心立刻补充的，常常还伴随着内部的叛乱。面对着西周时代的城墙遗迹，麻城人民很难不知晓该县的血腥历史。的确，麻城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会从该县的军事历史说起，首先是1535年熊吉的记载：

然崇山大川，重关复壁，天限南北。三国六朝晚唐季宋，是为形势必争之区，如[三国]满宠之所度，陆逊之所筑，[晋]石虎庾亮之所争，毛宝樊峻之所效死，[唐]吴少阳之所窃夺，李道古之所扼隘，[蒙古征服时期]阿海张柔之所觊觎，李埴夏阳之所防截，胡氏真氏之所经画，分合荡析殆无宁日，元气方复，疥疡迭乘，救死不赡，虽有名世之英、山泽之癯，谁则书之。

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最让人铭记在心的英雄传说，正是使该县得名“麻城”的那一个。东晋时期(317-420)，亚洲内陆一个叫麻秋的将军在朝中野心家石虎手下任职，他占据着今天麻城所在的地方。为了巩固这一有利阵地，他责令当地百姓修建一座令人畏惧的城池。他急于完成这项工程，让人们彻夜劳作，只有在每天早上公鸡打鸣、小鸡尖叫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回家看望亲人。根据传说，麻秋的女儿麻姑同情这些人，学会了鸟语。一天夜里，拂晓还远未到来，她模仿打鸣的公鸡，接着全县的公鸡和小鸡都叫了起来，工人们早早地回家睡觉了。她的父亲发现这个花招后暴跳如雷，麻姑只好逃进了一个山洞。她在那里修习道家炼金之术，最终在去世后成仙。她得道升天的地方麻姑仙洞，至今仍是麻城人珍视的地标。几个世纪里前来造访的当地诗人、先后记述其重要意义的方志编纂者，都颂扬了麻姑神话所蕴涵的种种抗争叙事：爱国主义者对蛮族侵略的抗争，和平主义者对军事征服的抗争，地方主义者对中央政令的抗争，以及普通民众对精英侵夺的抗争。

麻姑仙洞，作者摄。

但麻城不仅仅是全国范围内军阀的战利品（他们常常穿过东北的关口或西南的河流席卷而去），它还见证了更具地方色彩的长期战斗。麻城漫长的北部边界位于大别山脉的中心，对大规模军队构成了障碍，但对当地交通来说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已经提到该县接纳华北平原南部地区饥民的能力；关于这些多达数万人的饥民的报道，以及尽可能使之过上安宁生活的计划，成了好几个世纪当地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大别山非但不能庇护麻城，反倒是掠夺的通道、抢劫者的避风港。如1920年的《湖北通志》所说：“豫南汝宁、光州、南阳一带民性狂悍，当地无赖成帮结派，劫掠敲诈。”我们将看到，这些来自河南的掠夺者是对麻城和平的一种（常常是毁灭性的）侵扰。他们通常是自己为了掠夺财物而来，但也时常会应某一党派之请穿越省界，卷入该县本地的暴力行为。这种事件不一定是单向的，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王树声坦承，他的麻城同胞可能也经常翻越大山，到光山和商城县进行劫掠：“[湖北]农民[把河南]当作外国，到了那里就会为所欲为。”大别山两侧的居民，总是彼此怀着恐惧、敌意和蔑视。

中心与边缘

我们不妨把麻城县地图方便地想象成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大别山位于北边和西北边，东山位于东边和东南边。叶脉是水道，支流似树枝一般汇入主脉举水。主要萃取点宋埠镇位于叶茎附近，县城座落在叶片中心许多支流的交汇处。这样，麻城按照自然和人为生态被分成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一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明代伊始，中央权威试图以一个人造扇形为基础，把该县分成四个乡——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但是到1475年，他们开始承认需要调整这一行政结构以适应当地生态，将四乡中的—个并人其余三乡：麻城中部和西南部（仙居乡）、多山的北部和西北部（太平乡）以及东部和东南部丘陵地带（亭川乡）。

麻城中部和西南部，即仙居乡，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该县的中心。它拥有该县最高的人口密度（1795年约占总人口的44％，面积却远远不到三分之一）和行政密度（不仅有知县、县丞、乡镇行政人员，还占有清代124个区中的大约44 010）。这个地区拥有最肥沃的耕地，位于通常被称为“关厢”（意思是城市边缘的房屋）的中心平原，以及使该县通往西南的丰饶河谷。这一富饶、常绿的地区大多一年两熟，普遍种植水稻，直至明代中叶的棉花革命将稻田挤到点缀在平原中的丘陵上。丝绸、小麦、蔬菜的产量也很丰富。我们将看到，这块中心低地是麻城最富有的地主、最成功的士绅、最强大的宗族的发源地，但它也因包括佃农在内的普通居民的舒适生活而广为人知。

繁荣的山村，麻城中部阎家河区。作者摄。

这一中心地区还拥有该县绝大部分的批发商业，以及最大的集镇和城市。麻城县城直到元代才形成，但到本书考察时段之初，已完全成为麻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部分土绅精英的家乡以及该县精心编织的宗族网络的焦点；而且作为肥沃的中心平原与西南河谷的联结点，这里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码头区曾有活跃的水上交通，到我们考察时段结束之时，拥有将近600家店铺和大约30000人口。中心平原的东部边缘是阎家河，一个在19世纪中期拥有100多家店铺的富裕集镇，它是山区居民把低地产品交易到东部地区的中介。麻城南部的类似角色是由通常被视为东山门户的白果镇扮演的。白果比阎家河还要富有，它从整个鄂东地区买卖商品，容纳了来自湖北各县以及河南、安徽的商人，到明代中期，已经在棉纺织和金属加工领域形成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不过，麻城市镇最密集的地方是举水沿岸，这条河使县城轻而易举地与武汉——长江中游的大贸易中心汉口和更大区域的行政及文化中心武昌——直接联系起来。举水各支流将麻城县的西部和中部连为一体，并在长江中游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跨地区贸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如知县郭庆华在1882年所说，水路沿岸的利润“为楚地之首”。被当地人称为“三大集”的市镇位于县城和该县西南角的河流出口之间，在举水沿岸紧密地排成一行。这些市镇都很繁荣，到19世纪都由当地商人出资建起了围墙。从武汉进入该县，首先会经过岐亭。岐亭是帝制中期该县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在元代时失去了行政地位，但1526年又有所回升，被指定为黄州一个区的所在地。该镇直到19世纪仍是跨县贸易的中心，但是1934年国民政府修建跨举水河谷的机动车道时绕过了此地，加速了它长期以来的经济衰败步伐。在前往麻城的途中溯流而上，座落着中馆驿。如其名称所示，该镇最初是帝国邮差的驿站，但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迅速增强，到本书考察时段的末期，已有超过300家店铺。

但和位于它们之间的集市——麻城县最大的市镇宋埠——相比，岐亭和中馆驿都相形见绌。整个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宋埠无疑都是麻城最具开放性的地方，拥有各种旅居商人的同业公会。麻城县城由富有的本县士绅统治，宋埠则由旅居者和本县散居外地的商人所控制。宋埠被称为小汉口和武汉门户，明清时期45种主要贸易物资都从这里用船运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各目的地。1909年，英商和记蛋厂在宋埠设立办事处，购买鸡蛋运往汉口，加工成蛋粉，再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糖果店。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接踵而至。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宋埠据称已有近800家商业企业，有的规模相当可观。

被委婉地称作太平镇的麻城县北半部，本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它是仙居中心地区的外围。这里是真正的大别山区，人口密度低于麻城其他地区，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土匪的巢穴和主要受害地区。强大的军阀对该县的周期性扫荡会让各地遭殃（他们经常围攻县城），但太平镇往往首当其冲而且受害最深。这个地区大致是山区和丘陵参半，基本上没有平原地带，大部分土地无法耕作。最主要的生计是农业（迟至1984年，乘马岗区还只有1.5 010的人口不是农民），也有部分牧业、渔业和林业，但手工业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块边缘丛林地带上的农业基本上仍是糊口型的。充足的雨水允许在梯田里种早稻，还有小米、芝麻，以及在16世纪和美洲稻同时引进的花生。占有农田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毫不奇怪，地主所有制的规模比南部小得多；但已有的地主对向下层流动总是很恐惧，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掠夺性。

由于商业化程度长期较低，麻城北部乡镇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市镇规模很小，几乎完全依靠当地零售市场和少量跨越省界的短途小型贸易；即使在今天反复出现的“乡村工业化”运动之下，其人口也很少超过1 000。这些市镇自西向东包括顺河集、乘马岗、黄土岗、福田河、三河口。在地方市场体系这一层级有很强的社区认同，但这种认同很少超出社区之外。例如，福田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戏曲类型，据当地人说起源于唐代，其表演从经过该地双庙关的跨省运输中受到启发，让一个花旦沿着山路，肩上挑着花篮，停下来用挑逗性的韵文和两个丑角对话。 1920—1930年，乘马岗和顺河集一带涌现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仅乘马岗就出了至少2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很显然，当地的市场纽带对于人们投身革命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麻城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亭川乡）被中间的山脊（被称为“麻城屋脊”）与该县其他部分截然分开。山脊的最高处是龟山，位于白果镇以东约60里。龟山是战国时期吴、楚两国间的著名战场，也是1234年蒙古人首次入侵时南宋官员的避难之所。龟山山脉海拔超过1 000米，形成一道天然分水岭，流经东部的亭川乡并将其主要市镇（木子店、张家畈、盐田河）连接起来的河流，没有像麻城县其他河流那样向西汇人举水，而是向东南方进人罗田和黄冈。这个三县交汇之地，是所谓东山地区的核心。

东山属丘陵地带（只有15％～20％的平地），人烟稀少。直到今天，豹、狼、獾、野猪还在山上游荡，打猎一直在当地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山长期以来还是佛教和道教隐士们青睐的漫游之所。但是，这里虽然弥漫着荒凉的气息，却并不格外贫穷。松树、竹子及其他林业产品提供了充足的生计来源，还有兽皮、桐油和种类繁多的药草。主要作物是稻谷、小米和栗子，养蚕和种茶也大大增加了当地的财富。很早就有的木材和榨油作坊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木子店规模不大，迟至20世纪90年代商店数目也不超过50个，但它是通往罗田、鄂东以及安徽、豫东南的重要驿站。它曾多次被从松子关或长岭关席卷而去的匪帮、叛乱者或逃兵占领，敲诈勒索。镇上主要的佛寺定惠寺，在某种程度上是动荡的东山北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东山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神经中枢。

东山是和北边的大别山区完全不同类型的边缘地带。东山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麻城县，而且我们的故事将表明，它对全县政治和军事控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它从未真正成为中心低地的附属品。相反，这个地区具有强烈的个人认同和社区团结，与该县其他地区相比尤其如此。这种自治欲望在暴力中表达得最为典型：武汉大学的历史学家、东山当地人王葆心，在1908年自豪地写到，其家乡民风强勇，东山人以武抗为乡俗。包括历届国家政权在内的外来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几个世纪以来，“东山叛乱”或“东山贼”之类的说法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中的常用语。

晚明时期有一首打油诗，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不同地区的麻城人的刻板印象。县城及周围平原地带的居民文雅而有教养（修），出仕为官（达）。西南部的商人聪明（巧），四处游历（游）。比较而言，东山的居民生活能够自给自足（足），却又老实憨厚（朴）。大别山西部（乘马岗和顺河集）的不幸居民穷困潦倒（贫），只有靠狡诈的伎俩（狡）而生存。20世纪初的一首民谣，更直接地把每个地区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中心地区是文章，西南商业地区是经商，东山是田庄，而大别山区，唉，是酒浆。［译者按，本段意译。]

这些成见背后，显然蕴涵着地区之间的竞争甚至相互蔑视。仅举一例，17世纪70年代反清复明主义者对某些东山强人的鼓动之辞，被中心地区更文雅的（和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文人学士斥为该地冲动小人物（小蠢）的鲁莽之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态度你来我往，为麻城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紧张潜流。

城镇和乡村

这种动力掩盖着该县长期存在的另一种张力——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张力，二者交互作用。乡村与该县主要城镇中心之间的相互敌意是一种地方病，它在麻城市最为显著，但在宋埠、中馆驿、岐亭和白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个程式里，“乡村”或许有理由把乡村精英（乡绅）也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他们更贫穷的邻居。有很多因素胁迫和激发着乡村对这些哪怕规模不大的城镇的怨恨之情。它们毫无疑问是该县最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所在地，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作城内士绅。中心城镇还是该县大部分食物储备的仓库，所以总在匮乏时期成为目标。在经济困厄之时，城里人承受的痛苦显然没有农民那么严重和直接。到19世纪，这些市镇每一个都筑起了围墙，挖掘了护城河，其中麻城和岐亭是由政府、其他各地则是由定居于此的商业精英发起的。实际上，这个极其显著的成就对于乡村百姓来说，或许是一种矛盾的福祉；就像1573年大规模重建麻城县城一样，修建这些城墙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往往完全来自乡村，但这样的劳动也可能是政府在歉收时节为饥饿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的一种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动乱时期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

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ft02902]

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一城市或者中心一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复杂的机制。

常规的暴力

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人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

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动乱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

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杀害。

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明朝将军、出色的剿匪者梅国桢在1590年说到，其家乡麻城的农民擅长于在紧急关头变身盗匪以度过匮乏时期。但更严重的匪患来自职业土匪。在过去的千年间，不计其数的职业匪帮都是大别山区（包括河南和湖北两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山地区——的地方病。在骚乱时期他们的队伍会膨胀，例如在14世纪70年代、17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以及民国初期，被打败的反朝廷叛军残部都会加入其中，此外还有军阀部队的散兵游勇（溃兵）。这些部队与当地民团和互助结社（会）——如红枪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我们回头再讨论它。

国家政权及觊觎政权者都会在其公开通告和内部文件中，把拥有武装的政治对手指称为“土匪”，这就使对土匪进行社会分析变得更复杂了。清王朝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在麻城经常这么做。清代文献使用“土匪”或其变体“土贼”，通常是指职业歹徒，但有时也指忠于明朝的不合作者或叛乱者。 “盗”不仅用来指强盗团伙，也用来指叛乱的佃仆甚或明朝的残部。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当然也学会了这种做法，娴熟地将意识形态对手诽谤为纯粹的罪犯——“共匪”。（麻城的共产党人也如法炮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把忠于国民党的人归人应“剿”之“匪”的行列。）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武装和其他土匪结成松散的联盟，但我们将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紧张而并不融洽。麻城国民党当局的确花费了大量精力，与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的“土匪”作战。官方话语有时揭示了这种差别，有时又忽略了它。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地方文献在描述最近的历史时，提到“匪患”逐渐让位于“赤祸”，“赤匪”危机超过了“土匪”危机——但二者都不彻底。阅读这些文献并想象自己处在保守的地方精英的位置上（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努力保护当地社会免受动乱力量的侵害），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后来国民党“共匪”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轻蔑的政治宣传。至少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把共产党游击队简单地看做困扰该县的一长串土匪中的又一群，是合情合理的。

长期存在的土匪威胁，是麻城社会渐进而长期的军事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要素，这将是本书的首要主题。但地方文化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制度的反应。梅国桢和他的侄子梅之焕等当地英雄，以及穆炜、于成龙等地方官员，因为他们血腥的剿匪运动而被颂扬了好几个世纪。将土匪视为经常存在的魔鬼威胁的化身这一普遍观念，使这种暴力被合法化了，许多匪徒自身的立场则强化了这种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驱魔的神灵，例如供奉在县城岳王庙的武穆岳王、供奉在七里山梅氏故里惠云庵的东岳神，不断被用来保护该县免受恶魔般土匪的伤害。

毫不奇怪，土匪也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大量出现。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与李忠素有关，他是清初一个非常富有的士绅家庭的后代。李在孩提时代被土匪绑架以勒索赎金，却自己加入匪帮，变成了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射手。他还写过关于土匪生活之乐趣的诗歌，尚书龚芝麓被这首诗和诗中流露出的威武勇气深深打动，让李在平定台湾郑成功政权的军队中担任军官。另一个当地传说更揭示了麻城人民面对土匪的长期威胁时所体现出的黑色幽默。这个故事讽刺了15世纪中期的文人刘仲普，一天晚上闯进他家院子的土匪叫醒他，让他交出贵重物品。他说自己唯一真正值钱的就是他妻子的珠宝，并把它们交给了这些人。他们收下珠宝后离去了，警告刘不要告诉任何人（也就是官府）他们来过。几天后，刘的妻子发现珠宝不见了，问刘是否知道失窃之事。他回答说：很抱歉，但我答应过不说的。

麻城的地方性暴力远不仅限于来自土匪的威胁。火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数目庞大。最晚到17世纪，东山和大别山高地的猎户已经普遍配有欧式火枪（鸟枪），他们也会警觉地将其用于人类目标。每当该县遇到外部威胁，当地的守卫部队就会将更重的武器运进来，其中包括明朝末期梅之焕从甘肃和赣南带来的大炮。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该县的火器数量出现了实质性增长。在重建时期，县城和超过六个市镇都建起了军火库，其目的据称是要控制散落的武器，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清末的土匪拥有数以百计的步枪。到民国初期，用1935年县志中的自豪说法，文明进步带来了新型的高科技武器，各种类型的战士现在都携有自动武器。县志记载了掌握在亲政府民团手中的1 388件自动武器，但承认这只是该县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这些数目庞大的武器一旦运进麻城，大多都会留在这里，供落人其手的任何派别使用。

但是，如果说枪是当地生活中的一个外来主题，那么更深地植根于麻城社会结构中的则是武术，尤其是拳术。就像同知于成龙在17世纪70年代所写，将麻城和毗邻东山的罗田县相比，“两县文武格局殊异，罗田以文胜，麻城以武胜”。 [译者按，查原文并无此语，系意译。]修习少林、武当和近六种当地其他拳术的学校和结拜组织（会）遍布全县。这些会社的成员（会友）又分散到大别山区的邻近各县，元明清时代形成的几个更大的麻城人聚居地，创办自己的学校，使他们的家乡获得了全国武术中心的声望。该县武功名获得者多半也是如此：麻城在明代出的61名、清代出的76名武举人，几乎全都来自某所拳术学校。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即使火器在乡村泛滥，当地人对肉搏格斗术的热忱反而更加高涨。

明清时期，麻城因民风好斗而全国出名。这种争斗通常是非暴力的，但仍具有很强的报复性，其方式之一是民事诉讼。如16世纪初一位观察者所说：

楚俗谲诡而好讼，动抵谰词相报怨，其所株染以百数，经岁莫可竟案，麻城为最……

麻城一起涉及谋杀指控的独特案件，以贞妇传说的形式广为传颂，并被写入了《明史》。某位李姓妇女嫁给麻城本地出生的官员王宠麟［译者按，原文误为wang Longlin］。王死后，他的尸体被带回家中，忠实的妻子绝食了四十天，变得奄奄一息。当地人认为她确实已经死了，把她放进棺材等待下葬。同族一位被撤职的地方官员，觊觎本该由王前妻之子继承的财产。为了剥夺其继承权，他散布谣言说这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继母。李氏棺木下葬时，一群人在这位族人的煽动下聚集起来，喊叫“杀母！”但李氏在棺材里说道： “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人们羞愧四散，儿子得到了应得的遗产，李氏也平静地断了气。

另一个麻城传说与一起真实的谋杀案有关，它在《狄公案》之类的断案故事中声名远扬。滕兆是一位因擅长断案而知名的当地官员。在1416年担任黄州知府期间，他遇到了一桩麻城士兵被谋杀的可疑案件。虽然腾知道谋杀者是谁，但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而无法对罪犯进行审判。他决定到麻城的城隍庙住一晚上，寻求神启。他在半夜突然被惊醒，看见一只老鼠跑到庙里来，围着他的小床转了几圈，然后冲出门外，钻进了附近的一个池塘。早上，知府下令在老鼠跳进去的地方挖掘池塘，千真万确，士兵的尸体被找到了。

逃跑新娘的案例

在麻城这样由宗族统治的地方社会，家族群体间的冲突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晚明时期该县占据文武官职的望族之一梅氏，与自己的邻居发生了长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冲突对象是身为哲学家和官员的耿氏家族。在习惯使用暴力的居民中，敌对家族群体的暴力资源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例如在1628年，比邻而居的胡氏家族和田氏家族卷入一连串谋杀官司，最终引起了明朝廷的注意。

但麻城最著名的家族冲突是在涂氏和杨氏之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 30年代延续了十多年，并成为当地民间传说的素材。不仅如此，18世纪的诗人袁枚将其作为一篇“纪实小说”进行改写，直到1996年畅销杂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又连载了这个故事，这一事件强化了麻城地方宗族在全国读者中广为接受的粗野形象，正如福克纳（Faulkner）在《斯诺普斯三部曲》（Snopes Trilogy）中对密西西比乡民的嘲讽性描述影响了后来的城市文人读者。

袁枚的说法如下：麻城一位殷实农夫涂如松，娶邻家杨氏为妻。两人不和，杨氏逃回娘家。经劝说调停，杨氏回到涂家，但涂经常殴打她，当涂母生病时，杨氏趁机逃走。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两家间的指控和反指控随之而来。杨氏的弟弟杨五荣声称涂杀死了她。他向当地无赖赵当儿问及此事，赵诡称“固闻之”，于是杨把赵拽到衙门作证人，但知县汤应求发现给涂定谋杀罪的证据不充分。赵父前来首告其子无赖妄言，他的证词被否决，这个案子因此悬而未决。

汤知县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杨氏此前曾被送到王祖儿家当童养媳，但未来的丈夫在完婚前就死去了，她被家里重新许配。知县还发现杨氏家族的族长，生员杨同范，策划了“虎狼似的”的婚姻欺诈行为，所以开始请礼部褫夺杨的功名。他不相信杨氏已死，派胥吏四处寻访缉捕她。

事实上，年轻的杨氏从涂家逃走后又回了自己家。她母亲担心她的安全，在瞒着所有人将她藏了一个月后，决定告诉官方。但被她派去见官的儿子杨五荣很不明智，他没有去见官，而是直接找了族长杨同范。同范嗅到了从中获利的机会，说道： “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篡取者？”所以同范和五荣一道，把活生生的杨氏藏在院子里一处隐秘的复壁中。之后，他们对涂如松提出了谋杀指控。

同年年底前，一位姓黄的邻居把他夭折的孩子埋到河滩边一个很浅的墓地里。随后发洪水，孩子的尸体暴露出来，被狗刨出并吞吃了一部分。地保请汤知县前去调查，但汤因暴风雨而被迫折回。这是杨同范的又一个机会：他和杨五荣一起，谋划伪认这是杨氏的尸体。他贿赂当地仵作李荣，让他证明这尸体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但被李一口回绝。两天后，当汤知县终于来到现场时，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无法辨认。汤只好将尸体着衣人殓。

这时候，仍未得逞的杨同范发动数十名族人，带着武器袭击涂家，暴力纷争接踵而至。械斗的消息传到了驻在武昌的湖广总督迈柱那里，他命邻县广济知县高仁杰重新调查整个案件。高本人私下觊觎麻城知县的职位，想利用这个机会败坏汤知县的声誉。他召来一批腐败的衙役去寻找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和杨同范共谋指认为杨氏的尸体，并向迈柱报告说汤知县接受涂的贿赂而掩盖其谋杀罪行。迈柱信以为真，将汤知县革职，让阴险虚伪的高知县取而代之。果不其然，高被证明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冷酷无情地向被诬告谋杀的涂如松敲诈勒索，逼得他和家人想要自杀。为了让正直的仵作噤声，又秘密杀害了李荣。

随后杨和涂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试图证明那具尸体是或者不是杨氏的（袁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兴致描述了这些努力）。高宣布那具尸体就是被谋杀的杨氏，将案情报告呈送给他的上司黄州知府蒋嘉年，但知府不肯相信。蒋让一名来自邻县的仵作掘出尸体重新检验，确定这是一具男性的尸体。但高仍不罢休，他声称尸体被调包了，并将报告直接呈送总督迈柱，迈柱又赞许地转呈给皇帝。

麻城人民当然都很清楚案件中的冤情，但找不到杨氏其人作为证据，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某天清晨，机会终于来了，邻家的一名老妪在杨家院子里发现了洒落的血迹。这是仵作李荣的血，他在那里被殴打致死。邻居恭敬地向杨同范问及此事，他不屑一顾地说： “与你何干！”满怀狐疑的邻居趁同范离开时在院子里打探，听到了从墙里传来的呻吟声。这当然就是杨氏。被囚禁的新娘回应了老妪的问题，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杨同范突然回来了，愤怒地向老妪扑过去，但她设法逃走了。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儿子，让他向知县报告这个消息。

这时麻城的新知县是来自浙江海宁的孝廉陈鼎。陈上任后早已听说了这个案子，并立刻怀疑其中有诈，但只有得到了邻居所提供的这种证据，他才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陈将最新进展报告给湖北巡抚吴应菜，吴又将其报告给湖广总督，仍旧是迈柱。暴怒的迈柱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下令立刻将杨氏带到他面前来。陈知县担心如果公开行事，可能导致杨氏真的被杀或被迫自杀，解决案子的钥匙就又消失了。于是他声称杨同范在开办妓院，以此为名亲自带人突袭杨家大院，拆毁复壁，抓获了杨氏。随后他带着杨氏和各方人等在县衙升堂，麻城的“数万”良民相伴而行，他们被邀请来见证审案过程。当着众人的面，陈知县让涂如松与杨氏相见，当众确认杨氏是他的妻子，并为自己给她带来的不幸而沉痛道歉。书中记载，聚集的人群雨泣良久。杨同范和杨五荣一言不发，叩头认罪。

1735年夏末，吴巡抚向皇帝报告了案件的最后处理办法。但还有最后一项举动很值得一提。在吴提交报告和收到皇帝签署的结案意见之间，总督迈柱再次考虑到整个事件让自己有多尴尬。于是他捏造了另一份对自己更有利的报告，声称陈知县说杨同范开妓院的指控确有其事。根据迈柱修改后的描述，在复壁里找到的年轻女性事实上并非杨氏，而是杨同范所雇的娼妓。总督强迫已经精疲力竭的杨氏串供，并说服杨同范伪认开妓院，以免于死刑。随后迈柱上报了他自己的结案报告。

这样，皇帝（也许是刚登基的25岁的弘历，他于1735年10月继承皇位）收到了两份相互冲突的报告，他派户部尚书史贻直前往武汉，与迈柱总督和吴巡抚当面对质，查明真相。最终知县陈鼎（以及吴巡抚）的描述被认定为事实。被废黜的麻城知县汤应求得到赦免并官复原职。杨同范和杨五荣被定罪处决。袁枚论曰：公正并不总是立刻出现，但只要耐心和坚持，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袁枚讲述的迷人故事，强调了欺诈、民间诉讼、野心家的官场阴谋以及帝国的公正。这个故事在麻城当地传说中的版本稍有不同，传说意味深长地更关注冲突中的武力元素。根据这个版本，从大院复壁中救出杨氏的突袭行动不是由坚定的陈知县及其忠实随从发动的，而是一群效力于涂氏的当地恶棍所为。当“死者”重新出现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判案结果时，涂的反应是动员更庞大的“数百人”之力将整个杨家大院夷为平地。他们仍不满足，又在建筑所在之处掘地三尺，至今那里仍是一块沼泽洼地：杨基塘。在当地百姓看来，官方通过断案来解决这类无休止的冲突是不明智的，相反，应该使用武力。在麻城，武压倒了文。

抗 争

毕仰高（Lucien Bianco）曾对数千起事件进行量化分析，表明中国现代历史上精英组织的“大型”叛乱是嵌入于（在数量上也远逊于）更常规、更小型的民众集体力量动员的：食物骚乱、抗税斗争、抗租斗争。麻城在几个世纪里不时发生“大型”叛乱，但其历史仍证明了毕仰高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始终居高不下的县。著名的文学批评家、1573-1574年任湖北按察使的王世贞这样描述麻城：“而其称羯姨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

我找到了1472、1590、1831、1855、1898和1929年粮食骚乱的资料，但是很显然，还有更多的骚乱被淹没在文字记录之下。一旦发生歉收或粮价上涨，饥饿的村民就会训练有素地要求政府禁止价格上涨，强迫私人以“公平”或“平稳”的价格售粮，以及开仓放粮。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国家和私人的粮仓就会遭到强行劫掠，这通常是专为这一目标而形成的武装民众组织（会）干的。地方当局非常熟悉也完全理解这些行为，以至于这些组织几乎得到了官方的容许。麻城知县或者像李兆元那样，在1831年忠实地逮捕了主要叛乱者并将其定罪，然后仅仅判他们待在家里悔过自新；或者像刘柒那样，在1855年屈服于百姓的压力，将首恶分子释放出狱。

抗税运动则是麻城更为常见的一种集体抗争形式，其根源部分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我们在整个研究中会一再看到这种紧张。毫不奇怪，此类事件在国家濒临崩溃的民国时期会四处蔓延，但规模可观的反对强行征税（无论是以现金、实物还是强迫劳役的形式）的斗争在整个明清时期也时常发生。例如，一个叫李添保的麻城人发起一起抗税叛乱，事败后逃往湘西山区；他在那里联合“苗”人，自称唐朝皇室后裔，发动了一场数干人的短暂暴动。

抗税斗争可能会促使精英和平民联合起来对抗官府，使之分裂甚至碎片化为以地缘或其他因素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尤其是当地方权贵进行包揽，即代办事务并中饱私囊时）。有两个例子可以为这些抗争添加一些趣味。

第一个案例涉及该县的公粮征收。15世纪后，麻城属于南漕项下，每年要交总计4 200石公粮，在当地有产者中分摊。但由于麻城的多山地形，这种征收方式对该县纳税者形成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居民一样，需要以附加税的形式承担将公粮运到官方收粮站的运输费用。如果交粮期限恰逢该县运粮干线的枯水期，只有改用成本更高昂的陆路运输，这时运粮更是一项尤为沉重的负担。衙役甚至会利用这种局面进一步剥削纳税者。将应交公粮折算成现金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16世纪后期，当地官员和精英一再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总是导致纳税者的内部纷争。将平均运输费用按统一比率折算成现金，事实上不利于那些富有的低地种粮者，他们（把粮食）运到收粮站相对比较容易。这些农户宁愿继续以实物交纳公粮，因而反抗比过去更激烈。直到16世纪9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争吵和湖北巡抚的视察，才达成某种妥协。

第二个抗税案例涉及高地居民季节性的柴禾征收。这种征收系清知县及其衙役所为，旨在满足他们自己的柴禾需求，这显然加剧了麻城长期潜在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间的紧张关系。18世纪上半期，人数渐众的东山有产者一直在强行抵制这种征收。最终在1753年，新上任的知县单言扬，一个始终反对行政高压的改革者，彻底废除了柴禾征收。单在石头上镌刻布告曰：“荒茅任民樵采，烟火得以不匮。”麻城文人称赞单的举动是导致该县农业利润足以维持生计的主要因素。

在麻城，以阶级为基础的抗租斗争不如针对食物或税赋的群体行为那么持久，但也绝不罕见。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动荡时期，该县的暴力抗租运动频频发生。据1929年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一位调查员报告，这些行动大多完全是由本地因素促发的，很少或者没有共产党员的策划。但如果说这些运动的频繁程度和凶残程度在20世纪前期达到顶点的话，它们却绝非这个时期的新事物。例如18世纪初，位于麻城、罗田边界的东山天堂寨一带，江氏家族的几名富人买下了大片山腰土地，聘马家为佃户，在此开垦、耕种。这安排一直没有问题，直到持续耕种数年后土地的产量开始下降。1750年，马家提出相应降低地租的要求被姜家拒绝，马朝柱和两名族人（被称为“马三少年”）奋而起事。最后湖广总督永常和两江总督尹继善联手，叛乱才得以平息。

贯穿几个世纪的民间集体暴力，究其实质大多具有回应性特征，是为了在面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时保卫习以为常的谋生之道和行为方式。19世纪末，这种逻辑延伸到了由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文化革新方面。传教士进入麻城相对较晚。1890年，新教瑞典传道会(SMS)在武汉成立，决定分赴尚未接触过其他教派传教士的湖北内陆各地进行传教。两年后，两名瑞典传道会成员，维克霍姆（O. S. Wikholm）和约翰逊（A. D. Johansson）到达宋埠，租了一条商船用于传教。但人们不欢迎他们。该镇拳会成员在16岁的武术奇才李培祥率领下，动员民众反对外国人。在端午节和秋天龙舟节所激发的地方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拳民们指控传教士调戏一名霍家少女，在大白天把他们当街打死。此后数十年间，想在宋埠（这时仍是麻城最开放的地区）和该县其他各地传教布道的各种尝试，遭到了更温和、但是依然坚决的反抗。

这种民众骚动偶尔会发展成超越地方规模，甚至要求改朝换代的叛乱或者民变。当然，这里说的就是14世纪五六十年代、17世纪20—40年代、17世纪70年代、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主要的暴力动乱，它们构成了此项研究的基础。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更常规的变乱，它们从未发展到那种程度，却对恐慌的当地社会构成了十足的威胁。例如，15世纪90年代的董官［译者按，原文误为“Dong Guanpan”]、 16世纪20年代的胡廷凤，都是自称为王，一度反叛朝廷的麻城土匪。1524年，一个叫万敏福（音）的巫书贩子引起了这种恐慌，致使明朝军队从汉水河谷前来清剿。1905年发生了一场自称白莲教的运动，在当地活跃分子李仕英、郑大鹏[译者按，原文误作“Deng Dapeng”]、胡巨成[译者按，原文误作“Hu Qucheng”]的领导下，将支持叛乱的人系统组织起来扶清灭洋。对叛乱的深切忧虑绝不仅限于官府和上层阶级。例如在1513年，出于对鬼兵降临的巨大恐惧，乡民们强烈要求县级官员和精英将防卫警报提升到更高的等级。但是对变乱的忧虑，尤其深刻地扎根在麻城有产精英的意识中。

国家暴力

有些时候，民众变乱的可能性会影响统治者，使之在执行政策时采用更谨慎的方式：例如，在1573年修建麻城城墙的计划中，这种可能性促使官府从征募劳动力部分地转变为雇佣劳动力。通常情况下，这种忧虑引发了精英们持续数个世纪的运动：向底层阶级宣传教化（恰当的顺从和恭敬），向全体居民灌输四维八德。但麻城官府和精英更习以为常的做法，仍然是以他们自己模式化的恐怖暴力来应对民众的叛乱，这种做法集中体现在一个含糊不清的单字上——剿。

以下各章的叙述，将主要聚焦于这种得到认可的残暴行为。对妖魔化的国家敌人采用进攻性的、先发制人的暴力，在1630年代由梅之焕令人不寒而栗地辩护为“弹压妖犯”；它那些可怕的技巧，则在三个世纪后由自称“阎王”的国民党保卫团长林仁敷发展到了极致。这甚至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血腥捍卫宇宙道德秩序，使之免受动乱力量之害。在这种独特的地方情境中，此类战斗极为频繁和残酷。

• 例如，五关是南宋1222年抵御金兵、1246年抵御元兵的水防要塞；见 1670年《麻城县志》，卷2。
• 见易光蕙。据康熙年间的县志，麻城位于湖北省省府武昌的东北方，距离仅有240里；位于北京的西南方，陆路距离2540里（水路距离几乎两倍于此）；见 1670年《麻城县志》，卷1。
• 王葆心，1：6页。王只是稍有夸张：麻城的平均海拔是500米，但遍布全县的山区村庄海拔可达1 300米或者更高；见《麻城县地名志》，1页。
• 仿效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方言研究，20世纪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一份长长的国语与方言对照表。例见《麻城县志续编》，1：10～13页；1993年《麻城县志》，544～568页。将该县描述为马蹄形，见1993年《麻城县志》，25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经历了另一次人口急剧增长。当然，无论这一次还是18世纪更早的那次增长，都和我们基于更宽泛的中国人口史所做的预期相一致。
• 这些数据显示，明末的人口锐减早在16世纪中期就开始了，这和我们从关于17世纪危机的文献中所做的推测并不一致。然而，麻城的人口数据并不准确，因为1563年该县的一部分在行政上被切割出去，并入了新设的黄安县。两县的人口锐减更可能是到17世纪20年代才发生。
• 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并未在这些数据中得到准确反映的第三次人口衰减： 19世纪中叶的动乱时期。1993年《麻城县志》(7l)列出1859年（太平军进入前夕）的人口是283888。如果这个数字可信，则意味着人口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持续增长，到1876年达到368 312。然而，如初版于1935年的《麻城县志前编》（3：2～3页）所揭示，1859年的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1795年的人口，显然只是简单照抄了早期的材料来源。我很怀疑，1859年的实际人口要比这个数字高出许多， 1876年数据反映的并非新的增长，而是恢复到太平军和捻军进入前已经达到、随后又在这些年失去的人口规模。
• 1993年《麻城县志》，71，75页。
• 见Watson。
• Buck, 25.
• 即总计1044 967亩中的742466亩。见《麻城县志前编》，3：3～12页。
• 仅举一例，见雍正皇帝1731年的谕旨，收入《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
• 例如，知县易光蕙1858年在县衙外树立的石碑（碑文收入《麻城县志前编》，15：19～20页）。同样的感想在20世纪初（王葆心，1：6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麻城县简志》，40～41页）得到了共鸣。
• 龙仁夫［译者按，原文误作“Liu Xian”]；王世贞：《麻城穆侯均赋颂序》，收入《四库全书》；Wou，私人通信。
• 王葆心，1：6页。
• 熊吉：《〈麻城志略〉序》 [译者按，原文误作《麻城县简志》]。该书已轶，但序言在1882年、1993年县志中被重印。熊吉文本中提到的多数人名的传记条目，可以在《中国人名大字典》中找到。该县军事史上类似的例子。见孟广澎：《（麻城县志前编）序》；又见1993年《麻城县志》，340页。关于西周城墙，见 1993年《麻城县志》，526～527页。
• 这个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也许出自著名的晚明文人王世贞（1526～1590）之手，我们将会看到，他和麻城县的士绅世界有着诸多联系；见王世贞：《有象列仙全传》，308～309页。但是请注意，还有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许多其他故事，汇入了如今在中国广为崇拜的仙女麻姑的传说，见宗力、刘群，719～724页。
• 例见梅国楼：《麻姑洞史》，李巍：《麻姑仙洞赋》，均收入1882年《麻城县志》，卷3；《麻城县志前编》，123～124页；1993年《麻城县志》，485页；《中国人名大字典》，215，1128页。
• 例如《禁谕荒民》，初版于1674年，收入于成龙，2：61～62页；1882年《麻城县志》，39：5页；《麻城县志前编》，15：6～7页；《麻城县志续编》，2：4～5页。
• 《湖北通志》，卷73。
• 如他对张国焘所说，见Chang，220。
• 这一结构为清朝所继承，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激起了对县以下地区的不断划分和再划分，到1927年合并为9个区（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见《麻城县志前编》，1：35页；《麻城县志续编》，1：2页，9：1～11页。
• 《麻城县志前编》，1：35页，3：2～3页。
• 1882年《麻城县志》，卷10；《麻城县简志》，40～41页；《麻城县地名志》，473～476页；《麻城县委报告》，5.237；个人观察，2004年5月。
• 以下段落依据1670年《麻城县志》，卷2；《麻城县志前编》，1：41～42页；1993年《麻城县志》，63～64页，412～425页；《麻城县地名志》，31～34页， 39～40页。
• 如今的白果比本书考察的时段面积要大得多，由于日据时期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来此定居，其规模扩大了将近一倍。见1993年《麻城县志》，414页；《麻城县地名志》，39～40页。
• 收入1882年《麻城县志·食货志》，卷10。
• 1882年《麻城县志》，卷10；《麻城县地名志》，157～160页；1993年《麻城县志》，92～93页，414～415页；个人观察，2004年5月。
• 1993年《麻城县志》，483～484页。
• 地形图《山水全图》中对此有清楚的描绘，收入1882年《麻城县志》。又见1670年《麻城县志》，卷1；《麻城县地名志》，1页。
• 本段依据1882年《麻城县志》，25页：4～11；1993年《麻城县志》，415页；《麻城县地名志》，605～610页，829～833页。
• 例见《麻城县志续编》，5：24页。
• 王葆心，2：12页。王来自罗田县内的东山东麓。
• 一个相对较早的例子，见1653年湖广巡抚迟日益的报告，收入《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252～253页。
• 引自已佚的1535年《麻城县志》，收入1670年《麻城县志》，卷3。这首四行诗的变体出现在后来20世纪的地方志中，尽管其中更轻蔑的用语被弱化了。
• 《远游谣》，收入《麻城县志前编》，1：45页。
• 周维柜：《东山记咏叙》，初版于1674年，收入1795年《麻城县志》，《文征》2；《麻城县志前编》，14: 22页。我们将在第七章阐述这一评论的背景。
• 例见《麻城县委报告》，234—235页。
• 刘廷举：《钱邑侯新建县城序》，收入《麻城县志前编》，2：l页；又见《麻城县志续编》，2：4～5页。
• 胡林翼：《麻城县禀陈各局绅筹办捐输情形批》，收入胡林翼，2：1012页。关于帝国历史上的这一普遍现象，见Franke。
• 例见湖广总督罗绣锦的奏折，顺治7/8，以及御史聂杰的奏折，顺治9/6，《明清档案》，A12-6，A14 -161。又见于成龙，1：55～56页。关于内应（或第五纵队）的传统观念，见Wakeman,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59-60。
• 王世贞：《奔州四部稿，续稿》，收入《四库全书》，90: 24页。
• 这些报道中的例子，见吴敬道（音）奏折，顺治6/7/3，《明清档案》， Al0-100; 1882年《麻城县志》，37:7～9页；《黄州府志》（1884年编），卷10；《麻城县志前编》，5：20页；《麻城县志续编》，5：24～26页，5：48～49页。
• Robinson, 100. Robinson书中的一个核心论点再次得到了麻城资料的支持，即遍布华北的盗匪并非明朝衰落时期的新现象，而是在王朝的强盛时期同样长期存在。
• 陈廷敬：《午亭文编》，41:5-6页。
• 1993年《麻城县志》，356页。
• 关于这起事件，见《麻城县志续编》，5：23～25页，10：1页，11：11页。关于其他盗匪活动的代表性报告，见《明实录类纂》正德六年、七年的各类记录，620～624页；湖北巡抚谭继洵奏折，光绪18/7/28，《宫中档光绪朝奏折》， 7：293～295页；1882年《麻城县志》，37：7～9页；《麻城县志前编》，2：2页， 5：20页；《黄安工作报告：关于“黄麻暴动”的经过》，11～14页；《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1月18日、2月6日；People’s Tribune (Hankow), June 10, 1927。
• 梅国桢：《与某粮储》，收入1670年《麻城县志》，卷10。
• 关于20世纪，有大量文献涉及土匪的来源及其与其他“动乱势力”的关系。见张振之；Nagano，尤其是237～238页，该书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大别山职业土匪的细节；戴玄之；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及其他著作。稍后本研究将谈到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对该讨论的贡献。
• 例见《明清档案》，Al0-100；《宣慰陈恢恢谕》，收入于成龙，1：64～65页。David Robinson也注意到帝制晚期的官方文献会轻易地给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贴上“土匪”标签，以及这种做法给历史学家带来的问题；见Robinson，25，67。
• Chang, 215; Billingsley, 34-35.我们将会看到，队伍内部的土匪，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也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清洗的主要对象。
• 在南京时期送到省政府的月报中，麻城官员们报告了被抓获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和当地土匪的姓名，承认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将其归并记录在一起。见《麻城政府办理共军土匪案件月报表》，1929—1934，湖北省档案馆。
• 例如张群：《湖北宪政概况》，508—509页；《麻城县志续编》，5：48-49页。
• 《麻城县志前编》，2：13页，2：18页，7：5页。
• 《麻城县志前编》，15: 33页。
• 《黄州府志拾遗》，卷6。此处为意译。有人怀疑，这个带有贬损之意的故事也许出自麻城当地对刘氏心怀忿恨的其他家族。
• Taniguchi, Yu Seiryū no hoko ho ni tsuite（《于成龙的保甲制》），73。据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鸟枪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发明的，经日本人改进后，于16世纪中期由东南沿海的海盗传入中国。鸟枪没过多久就传到大别山区，许多为海防军务效力的当地人显然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 王葆心，3：5页。David Robinson乐于强调刀剑、棍棒、弓箭及其他武器在明代的中国乡村随处可见，但他也看到使用火器在该地区主要是国家的专利。麻城似乎又一次领风气之先。见Robinson，91-96，133。
• 《麻城县志续编》，5：22～23页；《黄安工作报告：关于“黄麻暴动”的经过》，11～14页。
• 于成龙，2：13。
• 1993年《麻城县志》，514页；《麻城县志前编》，卷8。
• 皇甫，《四库全书》，49：2～3页。
• 《明史》，《四库全书》，302: 18页。
• 李贤：《中议大夫黄州知府致仕滕君墓表》，收入李贤：《古穰集》，见《四库全书》，16: 14～15页。
• 梅氏与耿氏的冲突将在第四章论述。另一起与梅氏有关的世仇，见梅国桢：《与刘邑侯书》，收入1670年《麻城县志》，卷10。
• 《明实录》，崇祯元年实录，收入《明实录类纂》，1009页。
• 地方传说版本，见1993年《麻城县志》，485～486页。
• 袁枚：《书麻城狱》，收入王英志，2：162～164页。感谢我的同事梅尔清 (Tobie Meyer-Fong)提醒我注意到袁枚对这个故事的记述。
• 见刘建业。
• 根据刘建业极富想象力的描述，主要问题在于杨氏举止失礼：当有抱负的学者涂邀请丈人朋友到家里做客时，他年轻的妻子总是忍不住和这些男人一起说笑话，让涂很没面子。
• 1935年《麻城县志》显示陈鼎于1735年成为麻城知县，并对解决这起著名案件的该能吏表示赞赏，提供了关于该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见《麻城县志前编》，6：19页，7：12页。在我看来，可能正是陈为袁枚的故事提供了主要来源。
• 见Bianco。
• 王世贞：《麻城穆侯均赋颂序》，收入《四库全书》，59: 26页。王引用《史记》中的典故，将麻城社会的行为与某种极其注重长幼之序的山羊相比拟。
• 例如，见1670年《麻城县志》，卷10; 1882年《麻城县志》，37:7页；蔡寄鸥，30～31页；何玉琳，34页。
• 《麻城县志前编》，7：15页；1993年《麻城县志》，560页。关于帝制晚期谷物骚动的常规化和地方政府的半容忍态度，见Wong。
• 《明史》，收入《四库全书》，166: 14页。
• 梅国楼：《漕运解折记》，收入《麻城县志前编》，3：9页。梅氏家族是麻城南部中心平原的大地主，船运到县治的距离很近，他们显然是起初折算方案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 《麻城县志前编》，7：13页。
• 何玉琳，34页。
• 王葆心，2：13～15页。
• Chinese Recorder 23 (June 1892); Chinese Recorder 47 (Feb. 1916)；蔡寄鸥， 27页；1993年《麻城县志》，11～12，514，536页。感谢瑞典历史学家Marie-Christine Skuncke为我提供关于这一事件的其他信息。关于华中地区端午节成为攻击外地人的常见导火线，见Perdue,“Insiders and Outsiders”。
• 《明实录》，嘉靖3/1，收入《明实录类纂》，629页；1670年《麻城县志》，卷3；《麻城县志前编》，5：13页；1993年《麻城县志》，12页。
• 1882年《麻城县志》，37：8页。
• 孟广澎：《〈麻城县志前编〉序》；《麻城县志前编》，2：1页。
• 梅之焕： 《与黄州司理周芝田》，收入梅之焕，3：25页； 《风云变幻》， 4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