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山叛乱

    清康熙十三年（1674），麻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至今仍是该县见闻和传说中栩栩如生的一部分。1674年的事件正好发生在明清易代大屠杀的三十年之后，并且再现了那次屠杀的每一个主题——地方主义、效忠朝廷和阶级冲突，这些主题和从前一样，以一种顽强且时常令人困惑的方式混杂在一起。不过现在是以一种更简单的形式。康熙十三年，东山高地地区的独特认同，以及这一地区与该县低地中心地带之间的长期对立，被前所未有地推上了前台。不仅如此，麻城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人物之一，模范官员于成龙，在这一年的大戏中担任了主角。解决这一冲突的过程，确立了一种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独特基础，它在清朝及清朝以后的麻城影响深远。

    麻城家族提过征服年代

    晚明时期麻城宗族大量出任高官的伟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尽管明清更替最终的确带来了该县教育和文化地位的显著衰落，可这种衰落既不彻底，也不是即刻发生的。一旦新政权为他们提供参加科举、获取官职的机会，麻城人立刻表示欢迎并善于利用此道。明代最显赫的一些家族，此后的确再未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周氏、刘氏和梅氏家族在明代有许多人获得过高级功名，而在整个清朝只出了微不足道的13名举人。不过另一些家族，像万氏、吴氏和戴氏，在新朝代的表现却要好得多。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许多来自当时仍默默无闻的家庭的麻城人，例如胡姓、向姓和王姓，在顺治朝通过了乡试或会试，并担任地方官职为征服者服务。一些曾在明代担任官职者，也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清朝的官职。例如，明朝举人董璋【译者按，原文误作“Dong Chang”】担任了清朝的知县；他的儿子时升（其父取的名字，很贴切地意为“时运出现时得到升迁”）是1659年进士，在山东任知县。程浩是白果富商家族的后代、一位明朝地方官的儿子，他在1651年捐了一个低级功名，曾担任台州知府（他在那里与郑成功作战时为自己赢得了赞誉）、广州知府及河南省按察使。程氏无疑属于那些在清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举成就的麻城家族之一。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

    明清更迭中最大的赢家当属八里畈邹氏。我们已经看到，邹家是自元代以来就极有权势、长盛不衰的一个麻城家族。他们在明朝出过两位进士和12位举人，这个数字颇为可观，但和该县最大的仕宦之家相比仍难望其项背。可到了清朝，其他那些家族在科考成就上经历了戏剧性的衰退，唯独邹家的表现比以前更加出色——出了5位进士，15位举人，远远超过当地任何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王朝初期取得的；邹家的最后一位进士考中于1708年。

    好运的接踵而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人，我们的老朋友邹惺。邹惺来自邹氏家族不太显赫的一支，他本人从未取得过高级功名或担任官职，却显然是17世纪中后期麻城县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五岁丧母，被送给邻居赵之英做养子，赵当时在北京担任明朝的军职。邹惺十多岁时，赵被派往辽东为官并在抵抗清军时战死。邹惺不远千里，将赵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在清军征服的动荡时期，邹惺将年迈的生父送到先辈们在大别山修建的山寨，那里相对比较安全，而他自己仍留在麻城县城，坚守督导之责。1645年清军挺进到长江流域时，邹惺见势不妙，从东北方向过去的敌人宣布效忠。我们已经知道，1646年，当忠于前朝的寨主们在周文江的率领下围攻县城时，邹惺就曾协助清军守城。他还是当地显贵中镇压1651年方继华奴仆叛乱的首要功臣。我们还将看到，在平息1674年起义时他也是该地的一位关键人物。不仅如此，在清初的几十年间，邹还能巧妙地把朝廷对其效忠的感激之意，转变为维护地主利益的手段。例如，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以废除县吏为资助邮驿服务而征收的土地附加税。据县志记载，正是此人强有力的影响，为其后人仕途上的成功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其中最显赫的是他的儿子邹士璁，他在1710年代任大学士，是整个清代级别最高的麻城籍官员。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

    换言之，1640年代后残存的对明朝效忠的思想，并没有阻止许多麻城精英为清朝征服者服务。但这种效忠思想并没有完全丧失。正如王葆心所说，分散的、小范围的对明朝效忠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实际上是自发的、并以默许的方式与清政府共存——在清政府建立之后还延续了数十年。1670年代，麻城高地仍有许多成年男子没有接受蓄辫。而且在1674年叛乱中，许多叛乱者正是1640年代效忠明朝的勇士们的直系后代。许多山寨的幸存和四十八寨联盟的记忆，为造反动员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模式。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

    麻城县残存的效忠前朝观念主要集中在东山，1674年起义的所在地也是东山。尽管效忠明朝、抵抗清军的运动主要发生在高地地区，但这场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却是梅之焕、周损和曹胤昌等低地地区的精英，他们从容不迫地进入山区（入山）指导当地防务。我们在前文中看到，只是到了最后阶段，李有实在1650年代仍坚持叛乱、拒不让步，对清军征服的抵抗运动才开始带有明显的东山色彩。不过，1674年叛乱的领导者则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东山本地人。虽然叛乱被镇压，一些领导者将会显露头角，发挥任何东山人未曾有过的巨大影响力。

    漫长的权势转移过程由此开始了——这一过程直到19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达到顶点：来自平原和河谷地区的那些异常富有、有教养（大多长于军事）、眼界开阔、交际广泛的文人学士，被来自东部高地地区的一群规模不大、教育程度低下、地方观念强烈的强人所取代，后者成了麻城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前一群体无疑也会武装起来守护家庭、地方和王朝，但大体上是由古典学者、全国知名的诗人以及激进思想家如李贽的信徒所组成；后一群体则正好相反，他们浸润了落后地区强烈的保守主义社会文化观念。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往好里说也总是剑拔弩张的。

    三藩之乱中的麻城

    在整个清代历史中，1674年的东山叛乱只是更大规模的三藩之乱的一个插曲。明朝将军吴三桂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已开始为清效命，率领清军进入华北地区，随后又在肃清西南明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7世纪70年代初，康熙皇帝已经对吴的自治地位失去耐心，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以促使西南地区全面服从并整合到清朝的官僚体制中去。吴的反应是在1673年12月28日发动叛乱，提出了 “反清复明”和“反满兴汉”的口号，吴还宣布建立自己的新“周”朝，后一个口号显得更有说服力。他命令他的臣民剪掉辫子，军队着白色衣帽，以示对明朝的悼念。吴迅速挺进到湖南西部，1674年初占领了湖南首府长沙和湖北西部的荆州。到这年3月，他在离湘江、长江交汇处不远的岳州建立了先遣指挥部。为阻挡其攻势，康熙帝亲率大军南下进入江西，尝试从不同路线进入湖南以夺回岳州，这一目标直到1679年初才得以实现。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

    大多数关于三藩之乱的历史著作完全没有提到麻城和东山，但是显而易见，它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如果吴三桂能够牢牢控制住这个地区，他不仅可以使自己的地盘向北面和东面进一步扩张，还能获得一个历史悠久的据点，将自己的华中根据地与长江下游地区（他的盟友已从东南沿海先期到达这里）连接起来。他还将能够包围并切断康熙皇帝在赣西的军队。而东山地区看起来的确唾手可得。黄州府在1674年上半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旱灾，而驻守在这里的清军主力已经被调遣到湘北、鄂西前线。这年春天，吴似乎怂恿谭一聪（音）在黄安县发动了叛乱。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他还尝试让那些忠于明朝的麻城强人加入自己的叛军行列，我们将看到，这一努力同样获得了成功。在清政府看来，东山叛乱真是一个严重的不祥之兆。

    东山叛乱包括一连串晦暗不明却极为关键的事件，具有一系列复杂的意义。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这些历史事件被讲述的方式中。有三种接近于当时的记载，为后来的大多数历史论述奠定了基础，这些记载收录在历部县志、府志，以及当时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第一种是直接负责镇压叛乱的官员于成龙（1617—1684）写给上级的报告和向当地民众发布的公告。这些第一人称的文献资料是和所记载的事件同时形成的，由于文集编者的刊印，序言写于1683年，距离这些事件的发生不到十年。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文集显然具有主观性。于很自然地用令人赞赏的笔调描述他自己的行为，但他并不总是会诋毁自己对手们的品性与动机；我们将看到，即便在当时，于已经很显然地改变了事实真相，以便用自己希望的方式去描述这场叛乱。第二种记载出自和于同时代、但比他年轻的康熙朝名臣陈廷敬（1639— 1712）为于成龙写的传记中，这篇传记很可能是在于死后不久的1680年代末写就的，收入了1708年印行的陈廷敬文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这个版本对于成龙的赞颂远比于本人的描述更加热情洋溢，事实上它读起来像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但与此同时，对于他的对手们的动机（尤其是他们对明朝的效忠）的评论更加直言不讳，于本人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试图加以掩盖。第三种资料是当时的麻城学者周维秬（1672年进士）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显然是就这些事件本身而写的，收入了1795年的县志。（上一部县志出版于叛乱发生前不久的1670年。）周显然不是任何叛乱者的朋友，并对其鲁莽行为给该县带来的威胁感到愤怒，他记述的故事同样赞赏于成龙，不过少了几分陈廷敬似的浪漫英雄主义，更多的是赞赏于颇具政治家风范，没有对当地民众进行攻击。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0

    但是另一种补充材料，东山本地人王葆心在清末撰写的关于四十八寨的半学术性、半通俗性的文章，从家族记录和民间传说中发现了新证据，使先前的这些记述达到了顶点。王仍对模范官员于成龙的动机和行为表示敬重。但与此同时，他非但没有像于本人那样掩盖东山叛乱者的反满思想，还渴望将人们从清朝统治几百年间已经陷入的文化遗忘症中拯救出来。他没有像早期麻城学者周维秬（他是立足于全县而不是东山）那样对1674年的叛军感到困窘，还迫切地想要使之成为令人自豪的高地遗产的一部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1

    刘君孚会见于成龙

    故事始于一位名叫黄金龙的“妖人”到达麻城。他是湖北大冶县人，常年游荡在各地山区烧制陶器，并试图用这种方式发动叛乱。后来他一直在广东做活，又赶在被抓获之前从那里逃走。1882年《麻城县志》的编纂者在颇具人类学意义的一段文字中，把黄金龙归入某种更宽泛的类型，他们来到三藩统治下的南方和西南，从当地苗人那里学会了种种神秘技艺，例如有些技艺能让人变化出许多古怪形状（变化幻形）。掌握了此类技艺后，这些巫师返回华中地区（可能和以前吴三桂的宣传家们一样）煽动剪辫、鼓吹反清。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2

    1674年新年刚过，黄金龙现身麻城，挥舞宝剑，手持天书，声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除掉满清妖魔。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3他在刘君孚的山寨中寻求庇护，这座山寨位于靠近罗田、黄冈边界的曹家河村。刘在许多方面都是一名典型的东山强人，比多数人更加勇猛好斗。他控制着一帮亡命之徒，乐意为黄金龙这样的逃亡者提供庇护。不过，他是出了名的精明之人，知道如何赢得地方官员的好感，他会让手下把无意间闯入自己地盘却毫无防备的土匪抓获归案。如陈廷敬所言，他是那种官府只能抚而用之、否则就无法控制的人物。

    刘君孚的侄儿兼养子刘青黎和他一样暴躁好斗，而且还要鲁莽得多。他比自己的伯父更热衷于盗匪行径。据说他曾前往云南拜谒过吴三桂。不知是通过青黎还是其他人的引荐，刘君孚得到一份伪札，将其招入吴的帝国大业，授权他在东山起事响应。青黎随即利用当年四十八寨反抗的集体记忆，同时依靠黄金龙多年来营造的信众网络，开始有计划地寻求整个黄州府高地地区其他强权人物的支持，并扩展到河南、安徽、江西等邻近省份。他还和已经积极卷入叛乱的人串联，例如河南人周铁爪。青黎宣称是官府自己的恶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官激民变）。看起来刘君孚是颇为犹豫地被拖进了自己侄子发动的这场叛乱，并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他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数十万人的武装。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君孚将起事时间推迟了数月，定在1674年的农历七月。

    有关刘君孚即将起事的传闻四起，使麻城社会内部一系列复杂而痛苦的分裂被凸显出来：地主精英与县衙官吏之间、早已归顺清廷的精英（原归者）与依旧效忠明朝的精英（遗民）之间、优雅的县城士绅（城绅）与粗旷的山寨强人之间以及（同样严重的）长期不和的各山寨之间的矛盾。刘君孚最大的仇人是夏鼎安，在木樨河繁衍至今、人丁兴旺的夏氏家族的首领。夏氏是东山地区历史悠久的家族，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详细地谈到他们。鼎安差遣家丁前往县城，将刘君孚即将起事并得到吴三桂委任的消息报告给知县屈振奇。当报官一事传入刘君孚自己的地盘时（麻城县东南的白果地区，尤其是徐家堡、王家堡、水源堡等镇），引发了人们对清军猛烈报复的恐慌。该地精英们再次入山，为自己的山寨招兵买马。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4

    然而当地的清朝官吏们发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农历五月十五，徐家堡的一位乡约周美公跑到屈知县的衙门，禀报说山寨的这些举动不是为了自保，而显然是反清叛乱的表现。周很有煽动性但又令人信服地向许多城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山寨寨主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劣绅，县城之外没有人不属于叛党之列。知县犹豫不决。面对官方的按兵不动，许多麻城城绅和衙门吏役开始有计划地武装自己以求自卫，这些人就算没有从中获益，也早已积极赞同清军征服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5和17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样，1674年麻城县城最主要的权势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邹惺。邹谴责乡村士绅们在面对合法建立的清政权时反复无常，并动用大量关系试图分裂叛民的联盟，缓解存在的威胁。换句话说，在明清易代之际麻城的长期创痛中，正是邹惺坚持不懈地捂住了社会动乱的盖子，有效地接替了梅之焕作为该县“教父”的角色——唯一最有威望、最有权力的人。他也许是该县核心精英中最后一个有机会这么做的人。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6

    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7

    于成龙祖传画像。授权复制：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Purchase, S1997. 39。

    至于刘君孚，如今眼见已无法继续拖延时间，于当月20日左右举旗造反，陈恢恢和附近另几位强人也加入其间。屈知县宣布县城进入战争状态并请求增援。来自黄州府的一小支清军开往麻城的兴福寺，屈本人则率领一支乡勇一直挺进到白果。这两支武装一道和刘君孚叛军作战，但被打败了。屈知县仍和清军一起返回相对安全的县城。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8

    现在让我们看看于成龙。于来自山西永宁县，只有一个捐来的低级功名（不能将此于成龙与另一位同名的清初名臣相混淆，那位是汉军旗人，生卒年为1638—1700）。在他到达麻城时，57岁的于已是一位老练的地方官，长期在广西和四川做知县，政绩卓著。祖传画像显示他的鼻子又红又亮，说明他“喜好杯中之物”，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极为节制，并逐渐赢得了当代最廉洁官员的赞誉。不仅如此，用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貌似书生，指挥军队时却宛若神明。”于成龙去世前已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被清廷人祀贤良祠。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19

    于成龙在麻城担任的官职是黄州同知，该职务最早设立于明代中期，镇守在岐亭镇，这里是举水下游最远的一个集镇，又是麻城县距省城武昌最近的据点。担任该职务者形式上是麻城县的最高长官，位在麻城知县之上，但是没有什么资料表明于成龙之前的岐亭同知在当地行政事务中扮演过什么积极角色。于本人自1673年起担任这一职务，但他似乎很少涉足麻城县。在他被任命为“署理”武昌知府并负责镇守鄂湘边界地区、防止其落入正在向北进犯的吴三桂手中之前，于仅仅围捕过几股土匪。但到了1674年仲夏，当叛乱开始在于自己的麻城辖区酝酿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将他从南方召回，派他回去平息这场新的动乱。于本人描述了他和巡抚会面的过程，陈廷敬的描述则更有戏剧性，像极了一幕中国戏剧中的场景。于说道，麻城人剽悍善斗，而且当地堡寨林立！我知道，巡抚回答说，但我同样相信，他们若非情急之下误入歧途，是可以被教化成良民的。总之，尽管你是有名的好酒之徒，却是我的亲信，我绝对相信你有能力赢得民心。于成龙信心大增，毅然动身。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0

    到了岐亭，于没有去县城，也没有见屈知县，而是在5月24日直接驻扎到东山门户白果镇，在那里设立了作战总部。他随即向徐家堡及邻近城镇的山寨寨主们发布了一系列告示，这些告示总体上采用了帝国儒家话语中常见的家长式口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于说道，我刚到这里上任，就发现东山的士绅和百姓非常真诚。这里的确有一些匪徒，但我们抓获了他们，这里也重新安定下来。这是我本人的福气，也是该地辛勤耕耘者的福气。然后我被派到南方，可以想象当听说东山发生民变、我必须返回平定时，我是多么的惊讶！我不敢相信这会发生在如此民风耿直的地方。难道这里的父母们忘记教导子女要忠孝吗？多年来的劳动成果怎能毁于一旦？我呼吁这里的良民下山归农。如若不然，我就不得不从武昌调来官兵，你们的家庭和农田到时将难逃一劫。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1

    他们的回应正如于所期望的那样。如果说徐家堡的寨主们本来确有参加刘君孚叛乱的想法，现在他们很快开始重新考虑了。他们以当地生员朱珏为首，写了一系列表示悔过的集体请罪书。朱珏声称，“本堡士民，夙系耕读乐业，并无外事。祸因三四匪类附会东山，本月初十日已经解散。十四日复被讹报，乡堡耆民善人再查，并无形迹。十五日乡约周美公点卯，遭诬合堡皆贼，见在监禁，以致善良疑畏惊散”。该地区其他生员也为朱珏担保，称他为“良儒”，但又含糊地补充道，“如有不端，愿甘认罪”。随后朱本人又再次请罪，承认该堡周围也许仍有闹事者，但他们同样渴望得到于的赦免。于成龙对他们的做法表示赞赏，并保证将请罪书呈送给巡抚。同时也再次要求他们“各归堡内，乘时务农，勿得自误生意”，并保证不会派军来围剿。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2

    比这些更引人注目的是于成龙向张巡抚禀报他迄今所取得成绩的方式。无论是出于秉性、对地方形势的解读、抑或有意的政治目的，于成龙坚决站在山寨精英一方，而对城居官员和士绅颇为不满。他信守承诺，认定朱钰及其同侪是无辜的，没犯任何严重的错误。但于随即进一步分辩道，就算徐家堡的强人们曾短期卷入叛乱，这仍是官激民变的结果。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3他指责“愚蠢”的知县屈振奇，尤其是城绅领袖、清朝在麻城士绅中的忠实盟友邹惺，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形容邹不孝不慈、无仁无义。根据于的估计，所有人中最应受谴责的就是在乱世中追逐私利的该县吏役，这话出自一位具有经世倾向的人之口，并不令人惊讶。正是这些“鼠鸦”之辈，使县城里的百姓相信整个农村地区已为叛民所充斥，让他们陷入恐慌。在于看来，这些吏役和邹惺（邹也许趁乱清算了一些旧账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4）是一路人，他们躲在愚笨的屈知县背后，一方面企图在城居精英逃走后抢劫他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又想敲诈那些被怀疑同情叛乱的人。于告诉巡抚，老实人朱珏及其徐家堡邻居们的请罪书，清楚地反映了事情的是非对错。他代表他们，请求巡抚的赦免。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5

    现在就剩下公开叛乱的刘君孚了。在招抚了刘在该地区的几个潜在盟友之后，于成龙决定直接与刘君孚会面，并大胆地给予他与朱钰同样的赦免条件。在经过书信往来后，这出戏中最奇特的高潮一幕就要上演了。27日，于成龙从白果镇出发，几乎孤身一人走了十余里路来到刘的山寨。他在那里会见了由300人全副武装护卫着的刘君孚。于在官方报告中并不讳言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英勇行为，但没有提供会面本身的具体细节。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6其他记载强调此事的戏剧性和道德意义。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7但于的传记作者、著名的大学士陈廷敬，却毫无拘束地发挥了文学想象力。这是一幕关于人身威胁和传统儒家侠义的戏剧性场景：两位强有力的人物，起初彼此对抗，在互相打量，体察到对方内在的正直道义后达成了联盟。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8

    陈告诉我们，于成龙是骑着一头黑骡子前往刘君孚的山寨的。快到山寨时，他派一名随从鸣锣开道。距离山寨不到两里路的时候，他又让随从继续鸣锣并高喊：“太守来救尔山中人。”刘对于的大胆行为不知所措，藏身于山寨深处。他命数百人准备鸟枪弓弩，夹道林立，等待伏击。这些人看到于骑骡而至，点燃火把，箭矢上弦，瞄准于成龙，等待刘下令射击。于成龙却视若无睹，镇定自若，继续鞭骡直前。刘的手下迷惑不解，未敢妄动，让于从容通过了夹攻。

    当他来到山寨前门时，山门被打开，放他入寨。于在叛军帐营前下骡。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声音，他厉声喊叫刘君孚：“老奴安在!”他在那里等了半个多时辰。刘的手下纷纷从藏身之地出来窥探这位奇人，于对他们说道：“今岁山中雨水好否？禾稼何若？汝良民何敢做贼，自取屠戮？天时酷热如此，汝等父母妻子皆藏匿何所，得无自苦？”众人皆泣下。

    于随后说道：“热甚，须少憩。”他命一名叛军替他脱靴，另一人为他取水，一饮而尽。几名叛军为他支起卧榻，另几人为他挥扇。剩下的人谦卑而专注地站在他周围。于沉沉睡去，鼾声如雷。叛军更加惊恐不安。于醒来后，睡眼惺忪地又喊起了刘君孚：“老奴，何为久不出，岂有客至不设酒脯者！”刘起先认为于大胆进山，必有重兵相随，但慢慢意识到他确是只身前来。他为于大人的坦率正直所感动，出来叩头谢罪，恳求他宽恕自己的叛乱之举。

    不管那天的情况究竟怎样，这是整个麻城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一时刻——我们将会看到，也仅有这一时刻——麻城幸免于另一轮清剿，因为于成龙答应刘君孚及其手下接受另一选择，即招抚。更重要的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于和刘在这个夏日的私人会面最终导致这样的格局，一方面是国家与地方精英对权力的分享，另一方面是东山草莽强人对麻城政治的支配，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军入侵。

    27日晚，于同知返回设在白果的临时总部，随后几个星期都待在那里。他命人封住了到县城主要出口，以防众人惊慌逃窜。他告谕麻城县城里惶恐不安的民众，危机已经平息，他们可以过上正常日子了。于正式着手处理那些宣告叛乱的寨主们了，一方面是强调儒家规范的教养，另一方面则是更为冷酷的肃清。他继续以父母官的口吻，劝谕叛乱者放下武器。想想你们的妻子家室，回去耕作，不要卷入，也不要因此而惧怕南北之兵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29；相信我，我会保护你们免遭战乱的。他在告示中颇为赏识地称叛乱者为赤子弄兵，而对武昌的上司则称之为无知山愚。他把这些人同真正的三藩叛军做了鲜明对比，称后者是狂夫倡乱。有鉴于此，对待前者的合理策略用抚即可，对于后者则必须以剿相待。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0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一区分成了麻城的不祥之兆。

    6月3日，刘君孚和他的侄子率全体人马到于设在白果的总部伏地投诚，正式接受他的特赦，宣布效忠清廷（向化）。于成龙对刘委以劝抚其他叛乱寨主、协助其全面平定东山之重任。7日至17日间，陈恢恢和其他叛乱者一个个在刘的带领下，到白果镇向于成龙投诚，接受清廷招降。阅读于成龙本人的信函，此事似乎是水到渠成、自然发生的。但是王葆心关于东山寨主的集体传记，强调的则是勉强停战背后所潜藏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精英内部的武力冲突（这是东山地区的特征，并导致了叛乱的迅速流产）并没有因为这些强人一致归顺清廷而有丝毫弱化。另一方面，王认为刘君孚及其盟友归顺清廷并非真心实意，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不管有意无意，他们没有将这场叛乱的理论家黄金龙交给清朝当局，而是将其藏匿数月并带往安全之地，使他有机会继续煽动反清叛乱。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1

    这些都没有出现在于成龙的正式报告《东山官激民变之案》中。于显然是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来解读这些事实，以符合他自己的“经世”之道。在于的记述中，夏鼎安出于个人愤恨而诬陷刘君孚、刘青黎谋反，使局势急转直下。按照于的说法，知县屈振奇当时本该宣告刘无罪以避免各种混乱，但他没能听从关于此事真相的民众舆论（人言），因而无所作为。于接着说道，这为麻城县吏役的黑帮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总是通过罗织各种罪名勒索乡村精英，并对刘君孚等人长期不满，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一场官司中拒绝向吏役们行贿。于报告说，刘君孚最终除了造反别无选择。他还补充道，更糟糕的是，吏役们又胁迫周美公和其他乡约继续诬陷东山其他寨主造反，致使整个地区陷入恐慌和暴动。

    于在报告中用大量篇幅，详细驳斥了声称刘君孚接受吴三桂官职的各种证据。他断言，人们想象中吴派去见刘的那个信使根本不存在，虽然在刘的家当中发现了一份文件，但它的内容非常混乱，也全未提及刘或是他侄子的名字。事实上，于坚持认为，该地区很多年来已经没有任何明代遗民了。该案就此告终。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2

    他的记述可能并不准确。不仅具有反满思想的王葆心，而且为于立传的陈廷敬，都认为刘君孚及其盟友真心效忠明朝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更不用说历部县志和府志的记载了。这么说是于成龙过于天真吗？他被误导了吗？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例如，他不可能不知道黄金龙在该地区鼓吹反清的活动，以及刘君孚窝藏着这位被通缉的要犯。但显然是有意为之，于在有关此事的任何报告中从未提及黄的名字。

    刘君孚反叛朝廷的可能性，跟于成龙的想法毫不吻合。作为刚从与吴三桂作战前线回来的忠实的清朝官员，于成龙认为在如此远离前线的地方搜捕明朝遗民，会给陷入战局的康熙皇帝带来不必要的干扰，这些事情也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轻松处理。于也没有郑重其事地将其报告给自己的上级和知己——巡抚张朝珍（不管怎样，张本人可能是知道真相的），让他将这一消息上奏朝廷。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承认刘君孚等人曾做过吴三桂的帮凶，就没法再让他们去完成于所期待的重任了。

    鉴于他在（暂时）平息东山骚乱中的卓著功绩，清廷将于同知提升为黄州知府。不过于没有直接到任，张巡抚让他在麻城停留一段时间，处理善后事宜。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3于设立了善后局，开始进行地籍调查。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4更重要的是，他要求所有已经“入山”的人在归农之前到善后局申领许可票。持有该票表明他们在张巡抚通告赦免之列，而且他们愿意接受此条款。于认定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可以防止他所选中的替罪羊——该县吏役们——将返乡者当做以前的叛乱分子进行敲诈勒索。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5考虑到他的基本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无疑是真心的。不过许可票制度在另一方面也对于成龙很有帮助：它提供了关于某地区（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地区）人口的最初登记资料，有助于施行极端强制性的保甲制度以控制基层社会——这成为于知府对麻城地区最持久的贡献。

    保甲、民团和山寨

    保甲制度是将当地人口编为以十户、百户、千户为单位的连坐组织，其文本依据来自《周礼》、《管子》等古代文献，但有史可证的首次实施，是在11世纪重要的集权论者王安石当政时期。16世纪，哲学家兼政治家王阳明在赣南山区广为人知地施行这一制度，展示了它对于国家平定边陲百姓的重要功效。与此同时，他还为保甲制注入了地方社区团结的道德价值观，使之摆脱了王安石当政时出现的国家命令主义的缺陷。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6正是在这个幌子下，保甲制成了许多代清朝“经世”思想家所欣赏的（虽然总是游移不定的）政策选择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7，于成龙显然非常符合这一传统。

    于成龙在麻城进行的保甲实验，实际上是清代保甲制度向全国推广的关键环节。早在1644年，新政权就发布公告，下令将百姓编成十户一组，但多数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积极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后，这一制度才在大多数地方真正付诸实践。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8从顺治朝的消极敷衍到雍正朝的积极努力，正是于成龙（起初在麻城，随后在直隶总督任上）率先向朝廷提供了保甲制度的可行性样板。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39

    不过，于成龙在麻城的做法和18世纪以后在全国普遍存在的保甲制度很不相同，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保甲形象可能也相去甚远。萧公权在他写于“冷战”高潮时期的保甲制巨著中，将其形容为雄心勃勃的（尽管不是特别成功）国家恐怖工具。在萧看来，“一位19世纪的西方作家正确地指出，清朝‘表面上是依靠忠孝情感统治臣民的家长式政府，实际上却是一个通过恐惧和猜疑维持权力的专制政权’。（保甲）就是皇帝为实现该目标而使用的工具之一”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0。但在该县保甲制度的长期历史上，麻城人并不是（至少不总是）这么看待它的。大多数时候，当地的保甲长似乎都有不错的声誉。举例言之，当地有个传说，讲述某甲长遇到一个农夫正要砍路边的树，便问道，“这棵树可以给路人遮阴，你为什么要砍它呢？”当农民回答说这棵树是他的财产，他得卖木料去还债时，这位甲长虽然并不是这里人，却自己出钱买下了这棵树，使它免遭砍伐。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1

    对于成龙来说，即使是在平定东山叛乱的情况下，他也远不会同意萧公权所描述的那种专断集权的保甲模式。恰恰相反，于真诚地认为保甲制是保护民众免受国家侵夺的工具，旨在“以民治民”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2。他认同明帝国晚期经世改革家们——特别是以当世名人顾炎武（1613—1682）为代表的封建派（精英主导地方自治）——的主张，比其他人更严厉地抨击当地衙门中的吏役。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3为了配合其保甲举措，于成龙发布公告，下令麻城精英禁止家族成员在保甲任职，这和四十年前梅之焕的做法是一致的。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4而且在于看来，麻城原有的保甲人员，像徐家堡的周美公这类人，充其量是这个吏役黑帮的走狗。他为改过的叛乱者发放赦免票，正是为了清除这些吏役及其走狗的胁迫。于要将民众行为规范付诸实施，他发现宗族礼仪对这些恶人的约束作用要更为有效，因而尽其所能将族长权威和宗族凝聚力融入经他改造（清理）的麻城保甲制度。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5

    夏末，于开始亲自巡视卷入刘君孚事件的东山各寨，并着手施行其保甲制度。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他先将保甲范围扩展到麻城境内的大别山及其他边缘地区，随后是麻城全县，最后在知府任上将其推广到整个黄州府。于在谈到保甲首领时所用的概念，其所指范围有时颇为模糊不清，但总体看来，他是要建立一个三级权力结构。最低一级他通常称为户长或户首，并赋予其教训子弟之责。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6中间一级是甲，以甲长为首。最高（无疑也最重要的）一级首领是区长或保长。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7

    究竟是哪些人充任区长呢？在这一点上，于成龙在麻城的做法又和后来在全国推行的保甲模式大不相同。萧公权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就雍正朝的基本形态来看，保甲制度的本意是将地方士绅纳入编户之中，却又有意将其排除在保甲领导职务之外；这是为了建立一种独立于本土经济和文化精英之外的地方权力，从而消除地方精英架空皇权、实行自治的隐患。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8而于成龙在麻城推行的保甲制度几乎正好相反，它是国家与地方精英联合起来，旨在削弱衙门吏役之权的一种努力。通过让这些精英（其中许多人都拥有科举功名）与社会控制机构全面合作，于希望能将他们的利益和清廷的利益统一起来，他对此很有信心。在于的保甲制度中，地方精英不仅充当了最高层级的首领，其管辖范围也与当地原有的军事化社区即山寨的势力范围相邻。这样，于将其公共安全体系不仅嫁接到原有的财富和血缘等级上，也嫁接到原有的地方防御结构上。他在公告中总是用一个同音异义词“堡长”（堡寨之主）替代“保长”，该细节很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安排。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49

    这并不意味着于过分随意地将准政府权力授予这些已经拥有私人产业和强制权力的显要人物。相反，于给张巡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他从麻城原有的堡长中遴选区长或保长人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精打细算的。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0他说这些人都是殷实良善的巨族富士。但他还考虑到了其他因素。例如，在二里河区，他任命一个叫田初阳的秀才为区长，而未任用可能拥有更高功名的李公茂。他在报告中解释说，近年来田、李两家长期不和，起因是李公茂侵犯田家，田家已逐渐占据上风。两家之间的敌对情绪刚开始减弱，却发生了刘君孚叛乱，李对刘表示支持，而田没有这么做。虽然后来李公茂被于赦免，于还是认为他不太可靠（我们将看到，这种判断不无道理）。他选择田初阳做保长，不仅是对田家财富和权力的认可，还尤其想利用田的敌意来抵消李颇为可疑的权力。

    与此相似，于在木樨河任命告密者夏鼎安的几位亲属为区长。他在给张巡抚的报告中指出，“夏族人丁有二百余，前倡乱之时，立志不变，已与逆为雠（刘君孚及其支持者的仇人首先是鲍氏、李氏和程氏家族），用之，此路可保无虞”。

    这时看起来刘君孚好像成了局外人，可事实远非如此。于在信中没有透露刘是否正式担任过区长，但他显然得到了这位知府的信任，并作为清地方政府的代表被委以极其重要的准军事任务。例如，他参与了对土匪的全面镇压（和就地正法），而这些人正是利用刘本人叛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来变本加厉地劫掠乡村精英。刘的军事力量愈益壮大，以至于他的敌人派刺客去县城暗杀他，他请求于成龙派遣兵卒封锁主干道，阻止这些刺客。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120世纪初的学者王葆心据此推断，在征服者于成龙和悔过者刘君孚之间的这场戏剧性博弈中，真正的赢家不是别人，正是刘本人。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2更准确地说，两人都是赢家。于之所以能在平息刘君孚叛乱和建立东山等地的保甲制度中取得辉煌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利用当地原有的对抗状态来实现政府的目标，与此同时又能利用相互敌对的各方（或几乎各方）来实现他自己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于对其保甲监控体系所针对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早在这一体系到位之前，他就命刘君孚及其寨主同伙们向他交出凶逆亡命之徒和游手好斗之类，并提醒说，该地区近来的叛乱迹象和此前的长期争斗传统，吸引了一批无根而四处流窜、专恃打斗为生的人。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3在随后的一份指示中，于又加上了罪案未消、匿处林薮之人，这是中国典型的水浒式亡命徒。但于所确定的最后两类目标，清楚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经济一阶级基础：聚集山中、衣食不足之人和无家可归、无业可务之人。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4于成龙和东山精英临时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对穷人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很快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初秋时节，于成龙的保甲机构已基本到位，他试图从不同方面扩展其活动。他为它披上了日常道德教化的外衣，灌输社会服从，俾使老有所敬，殷实富家无虞恐惧。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51674年粮食歉收之时，他敦促保甲首领稍事救济，但更重要的是控制饥民，不让他们越过大别山，那里的饥荒总是更为严重。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6除此之外，于还将一个更积极的地方民团网络附加到公共安全体系之上，这一做法比上述举措都远为持久和显著。

    于成龙认为，东山地区确实充斥着各种准军事团体，而且收编他们要比将他们缴械更加容易，所以他号召所有有勇力者和有鸟枪鸟械者加入他的民团。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7这类民团的长官由那些堡长担任，这些人先前已被于授予区长之职，现在又得到了行使军事制裁的权威。虽然民团招募和同时进行的保甲登记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于没有用“团练”（通常和保甲基础上的军事化相关联），而是用“乡勇”或“乡兵”来称呼自己的民团武装，以强调它更为机动和半职业化的性质。于之所以选择这一名称，原因之一在于他坚持认为充伍是一项自愿行为，不像保甲登记会对不服从者进行严厉惩罚。于显然感觉到，从当地人口中强行征召乡勇将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并多次重申自己不打算这么做。他也预料到自己鄙视的县衙吏役们会向企图逃避兵役者索取贿赂，并对这种做法发出了严厉警告。而且，他的乡勇可以领到高薪。于公布了一项根据武器优劣和作战能力来评定饷银的办法，其中鸟枪手饷银最高，每月一两五钱银子。看起来，于这项军事化举措的主要动机之一，纯粹就是要让当地有武器者自告奋勇地加入其间，这一点他做得很成功。但他所创建（更准确地说只是授权）的准军事组织很快就上战场实际作战了。

    孔飞力（Philip Kuhn）197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探讨了华中地区由政府授权、精英主导的准军事化组织，及其对于打破国家与当地精英之间权力平衡的内在影响。他在书中提出，胡林翼、曾国藩等名臣在19世纪50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兴办团练、招募乡勇之举，是这一转变的关键环节。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8在后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孔飞力认为这种转变实际上比他以前估计得要早，或许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59 17世纪70年代麻城县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华中地区的某些部分，国家认可的地方军事化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精英权力的重新界定，仍比孔飞力所想象的早很多。事实上，它几乎完全反映不出这种“转变”，更恰当地说，只是于成龙这样的帝国官员对既有的、事实上的权力格局的法理性认可，清廷本该明智地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格局，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麻城，于确实很机敏地给予了这种认可，并借此为自己效忠的清政权赢得了在当地的长期合法性。

    东山的多事之秋

    1674年和1675年之交的那个冬天，由孙廷龄将军率领的三藩军队开始从江西西进，向湖北省东部的蕲州府推进。黄州府一些同情三藩的地方强人，也相继联络起事。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0何家堡的堡主何士荣，成了叛乱联盟的盟主。何家堡在东山南端，属于黄冈县阳逻镇郊区。这年早些时候，何士荣和他的哥哥冒险前往长沙，在吴三桂手下担任军职，其兄战死后，他又回到家乡筹划起事。康熙十三年10月28日，何士荣正式起兵，率众穿过黄土坳进入麻城，并在东山各地纠集了一群支持者。他开始以吴三桂政权的名义，向当地民众发布告示。

    何的支持者中有许多惯犯。其中有个麻城人李森仆（音），是忠于明朝的军事首领李有实的儿子。11月初，第二次叛乱在麻城白水畈区爆发，主要集中在东山以西的龟山一带。这次叛乱是由鲍世荣和李公茂领导的。鲍世荣曾是李自成的盟友，1640年代初以来领导过多次反叛运动。李公茂是个秀才，以前曾参加过刘君孚的叛乱，后来又策略性地接受了于成龙的赦免。几天后，经验丰富的河南叛乱者周铁爪穿过大别山，加入了龟山叛军。

    到1674年底，何士荣已松散地控制了一支约10万人的部队，并和湖南、江西以及整个长江流域地区更为强大的三藩军队建立起了联系。黄州知府于成龙推测，他们的目标一是加强对麻城东南部和东山边境地区的控制，二是向黄州城聚集并攻下该城，三是与来自江西的孙廷龄部会合，并从黄州沿江而上，攻取省城武昌。这样的结果将对清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将打破整个三藩之乱中的力量平衡。因此，虽然负责防守黄州的清正规军都被调派到其他战场，于仍然认定“死守”黄州城至关重要，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从源头上扑灭叛乱。他把自己的作战指挥部迁到了东山一处悬崖边的寺庙里。

    康熙十三年11月8日，于成龙直接吁请各寨寨主及其“乡勇”武装帮助自己对付何士荣。王葆心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反应是涕泪俱下，群情激昂。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1于成龙许诺给债主们官方嘉奖和金钱奖励，给乡勇们每天20到 30文现金津贴（代功钱）。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2共有1000余人响应他的号召，每个主要山寨100人左右。于给每支部队发了不同颜色的营旗，他本人负责指挥整个联军。可他手下的将领们却同床异梦。高级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刘君孚，此人不久前还和何士荣一样是吴三桂的盟誓同党。君孚性格鲁莽的侄子刘青黎也是其中之一。可刘在东山的死对头、木樨河夏家的夏仲昆和夏京也名列其间。此外还有梅国桢的后人梅钿，他曾是1651年奴仆暴动的主要目标，而且，作为麻城平原地主中最富裕、最有修养的一位，他本不该和这些东山暴发户沆瀣一气。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3

    于知府又从武昌搬来一小支清正规军，但他们一来就被全部派去占据进出麻城县城的主要通道，以便把龟山的鲍世荣、铁爪周与东山的何士荣隔离开来。大概是为了避免当地民众团结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的情形发生，他将直接面对（和消灭）叛军的任务分配给本地民团。这是一种稳健的做法，因为事实证明，何士荣的叛乱和六个月前那次虎头蛇尾、戏剧性收场的刘君孚起义迥然不同。这是一场残酷的大屠杀。

    这一年的最后几周，“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门皆昼闭，墟里寂无人”。11月，何士荣宣布叛乱十天之后，在黄土坳的一片茂密竹林里陷入激战。据于成龙所说，伤亡者数以千计，“尸堆如山，血流成河”。乡勇们往往把他们俘虏的敌人斩首，并和美洲土著剥头皮类似，割下他们的左耳（斩馘）作为战利品。何士荣被活捉并押往武昌，在那里被张巡抚斩首，头颅被挑在竿子上游街。回到黄冈，何家所有成员都被抓获并斩首。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4次日，于率军向龟山进发。经过又一场血战，叛军首领鲍世荣和周铁爪成功逃脱。于为二人的首级各悬赏纹银二十两。不到三天，刘青黎将他们围困在东山有名的定慧寺，杀死鲍、周二人，领走了赏金。鲍的大约六十八位亲属，不分男女老幼，被刘的民团就地处决。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5余下的叛乱者一个接一个被抓获、处死，月底伏法的李公茂是最后一个。

    长期以来，于成龙还忙于开展宣传攻势，以限制叛乱规模。为防止佃户和奴仆逃到山里加入叛军，他下令更严厉地执行保甲登记。他注意到，这些可怕的流血事件，没有一起发生在有效进行过保甲登记的地区。他呼吁那些山寨首领坚持以身作则，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人（可能大多数）既没有站到叛军一边，也没有加入他本人组建的效忠清朝的民团。像何士荣和鲍世荣那样的当地精英，“枉然谋权逐利”，到头来只落得个“亡身破家”。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6于还呼吁那些叛军领袖的家属脱离叛军、归顺清廷，并承诺说如果他们这么做，就赦免他们的株连九族之罪。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7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他做得没那么成功。

    除了确保效忠朝廷的问题之外，何士荣叛乱还为于成龙呈现了民众骚乱这一更普遍的危机。他不断接到大批乡勇和平民抢劫财物的报告。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8在某种程度上，麻城1674年发生的事件构成了当地精英内部的一场内战，于担心的是社会规范的普遍崩塌。精英们以平叛为名行家族仇杀之实（生死切齿）渐成风气，使这种危险大为加剧。我们已经看到，于在这年夏秋时节创建相互监控的保甲制时，已有能力驱使这股社会动力为己所用；但在冬季事端结束之后，精英们又使出惯用伎俩，给自己的敌人扣上同情叛乱的罪名，借此手段来勒索妇女、牲畜、银钱和其他财物。

    于在发动思想上的招抚运动时，广泛利用了民间宗教。他当然会谴责叛乱不知忠孝、“违礼叛教”。但他也援用了那种鬼神惩罚作恶者的说法：抢劫邻居财物之人，必将为神灵所厌。他暗示那些参与投机性清算的当地精英，这类复仇神灵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的佃农。他警告说，你们的卑劣行径只会引起“神人之共愤”。最令人不齿的行径是对整个家族的灭绝性屠杀。针对这种行为，于在年底发布公告：

    兹当新正，诸神下降，清查人间善恶。本府每夜泣祷。如本府为利伤命，刻薄乡愚，忍心屠戮，株连无辜，乞神速诛，及其子孙。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69

    东山地区对清廷合法性的这次挑战现在告一段落，它被证明是几个世纪来的最后一次重大挑战。于成龙的这次胜利，将确保这一地区在整个清代得享安宁，并使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延续好多代。如我们所见，他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在于他把叛乱牵连的人数尽可能降到最低，防止将同谋的罪名强加于人（不管他们最初是否真的同情叛乱）。和这年春天处理未流血的刘君孚叛乱时一样，于在这次流血事件中，也设法扭曲事实来减轻当地精英的罪责。在给省级上司的报告和叛乱末期发布的公告中，于都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叛乱的发生归因于河南、湖南、江西等外省煽动者的入境。虽然不能把本地的叛乱记录一概抹去，但他仍为之开脱，说这是一个战略上极其重要的社会在遭受入侵时多少出于本能的反应。这样，于独具特色地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使各种幸存者与帝国其他代理人之间，以及不同的幸存者相互之间，都能彼此达成和解。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0

    阶级战争

    但是，如果说于在刘君孚事件中展现了怀柔策略、对鲍世荣则采用铁拳政策的话，那么国家/精英暴力的野蛮真面目正是在断断续续的骚乱中揭示出来的。在这个场景下，麻城社会中潜藏在礼仪和教养之下的那种独特的邪恶被推出了水面。在此过程中，虽然模范官员于成龙成功地捍卫了儒家家长制，但其局限性仍然暴露殆尽。

    夏末，于在武昌公干一月之后回到黄州，负责应对将要出现的粮食歉收。我们发现他在这里将模范官员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维修和新建水利工程，收购粮食以应对饥荒，减免赋役以缓解经济紧张，明察秋毫决狱断案，利用保甲缉捕盗贼。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1农历七月，新一轮事端突然发生了。顽固不化的黄金龙脱离刘君孚山寨的庇护，投奔了纸棚河附近的“老贼”邹君升。当地另一个麻烦人物方公孝马上加入他们，一道在麻城东南部横行无忌。于成龙马上回到岐亭，从他新近组建、士绅领导的乡勇中组织了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任命刘君孚为主将。于亲自率领这支队伍进入了东山，在望花山设营驻扎。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2在那里，他和当地的士绅盟友夜夜笙歌，情洽意浓。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3

    妖人黄金龙携天书而来，无疑使邹君升一伙的劫掠行径沾染了反朝廷的色彩，但是汉民族主义在这次起事中似乎没有发挥任何实际作用。在清廷和精英们看来，邹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刘君孚、何士荣，倒是因为他的行为带有阶级战争的迹象，这在当地已经绝迹二十多年了。在刘君孚事件告终时发布的公开宣言中，于非常直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麻城社会整齐地分为两大社会阶级。一方面是拥有土地、定居于此的人们，他们组成宗族，祭祀祖先，照看子嗣，以及（同样重要）保护产业。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财产的流浪汉，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和谣言的散布者，缺乏家庭义务和财产事业的约束，行为放荡不羁。于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刘君孚及其自称叛乱的同党，而且刘在当地精英中的对手，都是第一个阶级的成员。他警告说，不要为这些恶棍所诱去做些追悔莫及的事情，要依靠公论来辨别善恶，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你们的利益。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4

    他甚至还专门谈到了奴仆，告诫他们要安分守己，命新上任的堡长不得“纵放逃仆”。于在这年夏天制订新建保甲制度的详细规程时，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确保奴仆们无法逃离保甲机构，主人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督导奴仆之责。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5在于成龙看来，底层社会成员的不服从行为与刘君孚这样的社会基石受人误导的任性行为，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需要严格地区别对待。

    正是这些社会下层人员，构成了这年初秋邹君升起事的骨干力量。邹很快吸引了许多叛逃兵卒及匪类，但他部队的主力却是逃仆和叛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6为什么邹的叛乱能引来那么多奴仆参加，而刘君孚和何士荣却没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领导人的性质有别。邹君升显然是个家境殷实之人，但是和于成龙所招抚的大多数寨主不同，他没有获得过功名。他很可能只是个独立的地方强人，时不时冒险去做土匪，但于成龙附带提到，邹本人最初可能也是个奴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7更重要的是，在沉寂了二十多年之后，麻城奴仆们进行激烈反抗的时机，似乎是对于成龙编制保甲之举措的直接回应，尤其是底层民众对征兵恐惧的回应（我们看到，于急于消除这种恐惧）。于知府本人提到，虽然他认为保甲制度的推行取得了全面成功，实际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故意躲避（漏）其强制性束缚。这些人，尤其是奴仆们，聚集在邹君升的旗帜下寻求庇护。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8叛乱发生后，于成龙直接责令参与其事的奴仆回到主人那里乞求宽恕，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79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主人对他们另有打算。

    镇压邹君升的战斗短暂、果断而无情。农历七月二十四日这天，邹的部下杨克利被抓获并斩首，他的头被挂在麻城城门上方示众。次日，方公孝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他的头被放在他家乡李家场主街上的一杆长枪上面。叛军主力迅速撤入一座山寨，于的民团包围并迅速攻下了它。二十九日，于知府与黄金龙的会面，构成了这起戏剧性事件的最后一幕，至少于的传记作者陈廷敬是这样描述的：

    ……金龙缚，急欲以妖术遁，公手剑叱之，术不得施，遂斩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僚属曰：“人谓我不应用醉汉，今定何如？”……吏人皆窃笑公酒狂，及往东山，或以为言，故朝珍云，然也。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0

    最终在八月一日，民团首领夏仲昆将躲藏在当地一座寺庙里的邹君升及其追随者约四十余人一并抓获。他们全都被立即斩首。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1

    就这样，虽然邹君升和刘君孚的叛乱都是由同一个黄金龙煽动而起，处理叛乱者的方式却完全不同。接下来的几天里，于知府正式组建、精英领导的那些民团武装开始肆意杀戮，所有被怀疑为叛乱分子的人都被斩首。士绅头领们擅自主张，只要可能，就当“诛灭（叛民）全家，勿留后患”。死者人数，据于本人的描述是“甚众”，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的说法是“无算”。脱离民团擅自行动的游勇更是大肆屠戮，在据称同情叛军的村庄里滥杀男丁，绑架妇女。于成龙最初是支持这种扫荡行径的，还悬赏追索幸存叛军首领的头颅。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打开了一只魔盒。他严重低估了麻城精英们对卑贱的底层阶级的野蛮仇恨，或许，这种仇恨和明清更迭之际底层阶级对精英们表现出来的仇恨同样强烈。于显然惊骇不已，一再紧急呼吁：“如必概行杀戮，不独非本府不忍之意，恐伤天地好生之心。”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2

    直至秋天过去，于成龙才渐渐恢复了这一地区的秩序。他以政治家的风格，一方面为那些获胜的民团首领（刘氏、夏氏、梅氏及其他家族）请功，一方面尽其所能帮助幸存的叛民重新融入当地社会，将被抢走的妇女和财物归还原主。根据他的报告，湖北张巡抚于9月中旬向皇帝奏称，东山之乱已最终平定（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两个月之后叛乱再次爆发）。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3麻城奴仆叛乱的问题又一次被平息。不过，如果以较低的标准来界定叛乱，那么这一问题仍将在以后的时代继续困扰麻城。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4

    作为记忆与历史的东山叛乱

    1674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于成龙下令在黄石镇召集当地民众，该镇位于通往山区战场各要道的交汇之处。他站在镇中心的一座桥上，宣布东山叛乱已告终结，并诵读四行诗一首，以示庆祝：

    龟山已平，龙潭已清。既耕且织，万世永宁。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5

    几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于成龙重回此地，督导众人在桥上树立一座镌有此诗的石碑。直到20世纪，这块石碑依然可见，碑文也依然清晰可辨。

    在麻城百姓的集体记忆中，至少在当地士绅的历史记忆中，这件事乃是该地对于成龙的纪念和崇拜的直接开端。从乾隆朝开始，于成龙的英雄事迹就被写入县志，历代编志者不仅强调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击败了人数众多的叛军，而且特别强调他依靠的是当地民团，从而替当地和朝廷省下了巨额的财政开支。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6（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显然是，麻城也得以免遭外来军队的劫掠。）为纪念于成龙富有同情心地解决了伴随叛乱而来的危机，在黄州城外的赤壁修建了于公庙，在当地人心中，这里是苏东坡逗留过的地方，这样于成龙就和中国最著名的文豪联系在一起了。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7除了这些半官方的纪念物，麻城民众（麻民）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来追念他，有关其英雄事迹的民间传说在当地广为流传。在这些传说中，于成龙微服私访，倾听民声，并能利用民间智慧识破精英陈情书中的诡计。在饥荒年岁，他还有魔法般的力量增加该县的粮食储备。一名当地土匪冒充巡捕，于请他赴宴，并通过机智的询问使他原形毕露。一位仰慕于的当地“野人”献给他一头巨大的死鹿，于将鹿角磨得“光亮如玉”，作为饰物佩在腰间。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8如国民党右派编纂的1935年县志所言，于“深受百姓爱戴”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89。

    实际上，百姓对于成龙的崇拜后来传遍全国，一直延续至今。他的断案故事被编为《于公案》，由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说书人将于成龙和与他同名的汉军八旗同僚的故事合并加工而成。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0传统京剧名段《廉吏于成龙》就颂扬了我们这位于大人的廉洁和简朴。2000—2001年，中央电视台针对腐败现象适时推出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其中一幕就是根据于成龙在麻城的经历改编而来。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1

    不过，尽管麻城于成龙崇拜之虔诚或社会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资料却留下了反记忆的痕迹，1674年的英雄不再是于成龙，而是坚持斗争但最终失败的起义领袖鲍世荣。虽然精英编纂的县志对其缄口不言，鲍世荣英勇反抗的传说仍被后世的麻城人民传颂下来，并由20世纪末的当地历史学家搜集出版。一间据说曾做过鲍世荣义军指挥部的石马厩被人们视为圣地，就像于成龙崇拜中的赤壁于公庙和黄石桥一样。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2

    在该版本中，鲍世荣以“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再度出现。说实话，像鲍这样出身麻城望族、在其家族资助的寺庙中长大的人，是很难被看做“农民”的，但是不管怎样，他至少也是“民”的一员。在帝制晚期资料和史著的修辞上，对“民”这一概念的使用总是存在争议。在关于东山叛乱的典型叙述中，只有支持获胜的清政府的人才能叫做“民”，而那些叛乱者和越轨者则被称为“群”或“众”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3。当然，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所用的标签正好相反。关于“民”之合法类型的争论，正是麻城社会固有的暴力冲突的一种体现。

    当地历史学家王葆心在1908年写道：1674年东山民变最主要的长期影响在于，清朝官员从那时起就过于软弱而无法直接管理这个地区，当地百姓则“以武抗［朝廷］为乡俗”。他引用于成龙的上司、湖北巡抚张朝珍对东山地区的评价说，“素称易与为乱，难与为治”第七章 东山叛乱 - 图94。【译者按，查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此语当为于成龙对张朝珍所说。】作为当地人和渊博的学者，王葆心当然很了解这一地区。

    但是在我们看来，麻城社会在1674年以后出现了一种稳定的调节机制，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的那场灾难性暴力。这种社会调节包括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尚未结束但已清晰可见的权势转移——从中心地区的有产精英（例如明朝末年该县出的许多高官）转移到没有多少财富和功名，但是同样令人尊敬的山区精英（他们的主要资本不过是掌握了武装力量）手中。其次是（如王葆心所强调的）更大程度的精英地方自治，或至少是清廷对这种自治更全面的认可，这是基于双方在社会等级和社会控制上的共同利益。再次是（在这种社会调节的基础上）对保甲编制、地方民团和山寨体系等规范性建制的系统运用，以有效地镇压任何底层不满的集体表达，直至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蔓延到该地区。将近两个世纪，这种镇压都颇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