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繁荣时代

在明朝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16世纪初期，麻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位当地文人毛凤韶在为1535年县志写的序言中，这样描述该县近来的经历：

昔孔子论庶而富，富而教，万世为政者之律令条格也。，麻城地辟民聚，旧称富庶，比屋有教。

关于人口增长，毛是正确的，根据明朝的官方数字，在毛写作之前的一个世纪人口已经增长了大约40010，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它仍将持续稳定地增长。人口增长部分是因为该地相对和平，部分是因为长期有利的天气和好收成。毛观察到梯田的开垦促进了人口增长，许多始于这一时期的麻城居民点都以汉字“畈”来命名，而且能说明问题的是，有的居民点产生了明朝该县最繁盛的一些家族，其中包括八里畈的邹氏、邓氏和王氏，白田畈的熊氏和刘氏，以及来自古城畈的毛凤韶自己的家族。不过，明代中期麻城的日益繁荣并非简单的粗放型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是伴随着人均生产率和财富显著提升的集约型增长。

农业商品化

关键因素在于该县农业的商品化，满足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外部市场需求。岩见宏注意到， “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可以追溯到1528年的记录。这表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工业化程度高，然而粮食短缺的江南地区从长江中游地区大规模输入商品粮的现象，在16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佐藤文俊将麻城县出口导向型水稻种植——特别是该县中部平原和南部河谷地带的双季稻产区——的起源追溯到明朝正德和嘉靖年间。该县不仅仅出口水稻。1670年县志列举了近300种该县特产——纺织品、蔬菜、油、动物制品（特别是鹿皮）、茶叶、药材、矿物、各种名贵木材和林业制品——这些特产几乎全都能在本地销售，许多还能找到远方的买家。其中有些商品，像山楂、橘片（一种制作咳嗽药的根茎）和白艾（一种制作红墨水的根茎），作为麻城特产赢得了全国性声誉。

1670年县志中特产清单的第一项就是棉花。虽然马端临在13世纪的百科全书《文献通考》中记载，那时的麻城人主要穿麻布衣服，但到了明朝末年，这种面料已被更舒服的棉布所取代。这时该县大量出产的不仅有棉花，还有棉线和棉布、纹布织物。起初是由家庭作坊生产，到16世纪末，该县还出现了从事纺织和编织的手工工场。这些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外销。换言之，麻城在明中期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新兴的水稻、棉花及其加工制品、还有种类繁多的附加商品的出口。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市场等级制度开始具备现代特征，该县的主要商业城镇开始出现富有而显赫的家族：宋埠的李家，中馆驿的林家，以及白果的董家[译者按，原文误作“Zhong”]、阮家和鲁家。起初，麻城新兴外销商品的运输和交易都由外地商人集团把持，很可能是依赖其祖先长期从事的纵贯麻城的南北通商贸易。最主要的商人集团来自江西——事实上，麻城采掘业市场的中心宋埠，就是以一个江西商人的姓氏命名的，这个商人是该镇14世纪末商业发展的先驱。但来自福建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集团接踵而至，在明朝的某些时候，各个散居的商人团体都在该镇建立了长期的会馆。

麻城县中部种水稻的梯田。作者摄。

然而，外省人对当地贸易的垄断逐渐被麻城及其邻县商人有组织的努力所打破，他们成立了被称为“黄帮”或黄州会馆的经营性组织。我们将会看到，尽管黄帮经济力量的真正繁荣是在清代，但在16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它的发端。到这时当地传统已经认为，麻城举水河谷的居民不仅是商业性的，而且特别具有流动性。地理上的和商业品种上的劳动分工似乎最终都是附属性的：江西和其他外省商人依旧控制着（事实上他们一贯如此）该县向长江下游东部和东南地区的水稻出口，但是到明代中叶，麻城本地人已经个别地将棉花和其他当地产品贩运到汉水上游的湖北西北部和陕西南部，并利用四川有麻城移民的有利条件，沿长江而上为当地产品开拓了新的市场。麻城与黄冈及其他邻县的“绅商”联合进行商业冒险的迹象也已出现，这为区域性黄州会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农业和商业日益繁荣的影响之一是引人注目的土地集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明史》的中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证明在迅速商业化的华中地区存在这样的过程。例如，李文治在一系列内容详细、资料翔实的论文中，（用明末兵部碑文中的话）探讨了使“富者占地益众，贫者占地益寡”的各种途径。还有更为本土化的一个例子，安野省三在1962年记载了16世纪湖北中部某地主的案例，他逐步从破产的自耕农邻居那里得到近500亩“内陆三角洲”土地，利用佃农和仆隶种植水稻以供地区之间的贸易。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讨论中存在许多争议，今天大多数历史学者仍旧接受了明代“土地集中论”的普遍性。毫无疑问，这也适用于麻城的经验。

当地新一轮的大规模土地集中，有些是通过占有未开垦荒地而积累起来的；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至少一个有势力的家族秦氏，早在14世纪40年代就开始将成千上万亩新土地纳入自家名下。毛凤韶和其他人的例子都表明，这一过程在明朝恢复社会秩序之后有增无减。另外，到麻城寻找新商机的商人的财富，也被大量用于购买该县的大片田产。然而，如果说大家族的土地积累和商人暴发户的土地购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明代早期和中期的土地集中，到了15世纪后期，财富扩张的主要手段已变成——无法负担田赋的地主通过捐献一个功名来免税，主要杠杆已变成了麻城迅速壮大的拥有文武官职的精英所享有的税收特权。

规模可观的新的土地集中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团体有学校，比如越来越有影响的万松书院。另一些有寺庙。例如，20世纪20年代龙潭寺拥有超过5 000亩土地，100多个由寺院提供吃住的长工负责耕种，这种做法无疑可以追溯至明代。还有些团体土地所有者是祀产或义田，名义上是用来支付祭祖活动以及其他集体事务、慈善事务的开支。直到 20世纪初期，这些义田仍然控制着数量可观的麻城耕地，因而长期成为那些收入被精英占用的家族穷困成员抱怨的对象。此外，在20世纪，麻城更多的耕地作为庄园和庄田成了私人财产，除了牟利之外没有任何“慈善”目的。每个庄园的经营都要考虑到作物的选择（通常是经济作物）和劳力的预算，而且往往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可拥有多达12个庄园。虽然缺乏具体的证据，但是很可能这些机构也是明代农业商业化和土地集中的遗产。

宗族的发展

宗族在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麻城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1934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将当时的麻城描绘成一幅充满社会失范和文化绝望的暗淡图画，并将其归因于这一事实，即该县几个世纪间赖以获得财富、秩序、事实上还有信念的豪绅大族，由于几十年的战争和掠夺性税收而崩溃了。政权的反对者共产党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925年，在该县开展活动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者董必武在自己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认为，祖先崇拜和宗族体系——封建迷信的有效体现——是麻城最核心的制度，需要一并打倒。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当地农民协会和红军领导人渐渐懂得，他们试图动员的平民群体和血缘性组织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因而不再打宗族寺庙和坟地的主意，而是把对祖先崇拜的威胁与他们的对手、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国民党联系了起来。

两党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宗族意识可能是麻城人民个人认同中最根本的要素；正如16世纪的哲学家耿定向所说，寻求和维护对宗室的关注是一项基本的道德义务。宗族也是地缘和社会组织的单元。只要看一下麻城村庄的名称（例如王家村）或市中心街道的名称（像曹家巷），人们就会发现用血缘关系来确认共同居住地的普遍模式。虽然最初的名称有许多随着时光流逝而成为了记忆，一些家族衰落了而另一些崛起了，但其中仍有很多连续性：例如，曾家湾的曾家到今天依然是他们在明初建立的村庄的唯一家族。较小的聚居地仍然是单一姓氏的领地，较大的地方则可能为两个或更多家族交替控制，例如明代新店的统治权由周、谢、彭三家分享。迟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试图将当地居民编人重新恢复的保甲体系时，往往把特定家族邻里作为这一体系的基本成分，把相应的祠堂作为它在当地的中心。

宗族用自己拥有的粮仓来援助当地人的生计，通过团练来负责集体防卫。他们还是当地文化活动的中心。17世纪的河南汝宁（麻城在大别山地区的邻县）县志充分展现了仕宦旺家如何赞助一年一度的节日，以此既巩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又帮助他们扩大了对邻里的支配权。在麻城本县，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宗族赞助庆祝新年的龙灯表演，并组队参加农历五月在宋埠举行的大受欢迎的龙舟比赛。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宗族的财富因战争而流失，这一世代相传的古老节刚因此中断，据说这导致了民众道德的极度堕落。

虽然麻城最受颂扬的家族——例如邹氏、田氏和梅氏——在元代就已经很有势力了，但是很清楚，接下来七个世纪里几十个望族对麻城县的制度化支配地位，其实是明朝初年的产物。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支配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宗族精英，大多是在洪武年间出现的。关于湘江河谷（湖南），长江和汉水交汇地区（湖北），以及长江下游行政区如徽州（安徽）、无锡（江苏）、宁波（浙江）等地的“支配性”地方宗族的详细研究都表明，这些宗族绝大多数都是在14世纪末已经获得并建立起他们在当地的支配地位。他们的祖先有很多甚至大部分是作为军官、文职官员、商人或者田产所有者，跟随明朝创建者朱元璋的军队进入这个地区的，大多来自朱的老家江西。宗谱记载最详细的四个麻城家族，都与这一模式相吻合。

宋埠郊区罗潭（音）的李家，最初在元末从江西的庐山地区（刚好位于九江南部）来到麻城。后来作为该系祖先而受到尊敬的李省七旅居麻城——也许是一位宋埠商人，在红巾军蹂躏该地区时回到了老家。省七的儿子巨甫为朱元璋的起义军效力，最终升至总兵，死于1377年的一次战斗。李省七在儿子死后返回麻城，作为获胜的明王朝的客人接受嘉奖。省七的孙子李钊继承了他父亲巨甫的军衔，开始得到罗潭附近的大片优等水稻田。但李钊的军事职责使他常常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庐陵县，他像在麻城一样，在那里繁衍了李家的又一支血脉。最终在15世纪70年代，李氏家族将自己分成三部分——据说三个分支的代表在北京的会试中碰巧相遇——麻城的一份被认为是其中最晚的。

根据当地小学校长为保存至今的1947年宗谱撰写的序言，罗潭李氏是麻城西部最早建立的家族之一，他们的后代仍在激增，居住于罗潭河两岸的几十个村堡中，历600余年、30余代，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功名。宗谱本身提供的证据勾勒了居住地扩展、财产积累和当地“慈善事业”——刻在当地石碑上的题词和族规表明李家建造并控制了罗潭地区的桥梁、渡口和实际上整个交通设施——的样板，但在麻城的其他文献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在科举方面有特别辉煌的范例。（的确树立了这种范例的麻城李氏，来自该县的其他部分，两者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相关的。）还有，罗潭与宋埠的相似表明了与商业活动的某些联系，但宗谱却没有宣扬这一点。看来这样的猜测是最稳妥的，即罗潭李氏的持续繁荣实质上得益于在该县最优质的土地上从事商业化农业，这些土地是他们在14世纪末通过对其邻人的经济、暴力和文化支配而夺取或占用而来的。

宋埠地区的另一个支配性家族——施家畈的施氏——并不羞于提及自己财富的商业来源。施氏从周代的鲁惠公和唐宋一些著名官员那里追溯家族的起源之后，更肯定地认为他们真正的始祖是施贤辅，他在元明更替之际从鄱阳湖东岸的江西余干县迁至此地。时光流逝，他们在麻城西南部和毗邻黄冈北部的各地定居下来。虽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农田，但他们直到18世纪，才在宋埠本镇建造了一座壮观的祠堂。到这时，因血缘或商业而扩散的施氏已经分布到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施氏宗谱自豪地记载，一名六代孙在16世纪70年代考中进士并在广东担任知县，另一名九代孙在1612年考中举人，但从其他的地方文献来看，施氏显然从未跻身于麻城主要的功名世家之列，文武皆然。尽管如此，宗谱中对施氏村庄、寺庙、府邸和坟冢的华美描述，都表明他们是麻城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第三个家族是西村的程氏，我们已经谈到他们数量可观的集体祀产。像施氏一样，程家也将家族谱系追溯到周朝，把他们起源的古老封建国家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姓氏。更可信的说法是，他们认为自己是10世纪在徽州创建的一个商人官员家族的后代，《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有详细的记录。很有可能和李氏、施氏一样，麻城程氏实际上来自江西北部。麻城程氏的始祖叫程朝二，他声称自己是宋代创建于江西鄱阳县的徽州程氏一支的后代，在明太祖年间的1374年从那里迁到麻城。他们在举水沿岸各地定居下来，位于宋埠、岐亭和白果之间的内陆三角洲的西南部，在那里看来已经有了特别的影响力。明代中期，他们在西村郊区建起了第一座祠堂。

程氏宗谱坦率地宣称，本族累世以经商为业。他们显然是黄帮商会的一股领导力量，其财富和商会成员一道持续而广泛地增长。18、19世纪，程氏宗谱提供了黄帮商会活动的细节，我们回头再谈这个问题。除了作为宗族集体财产，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还被投资于教育，所以虽然明朝时程氏几乎从麻城众多且不断增加的高等功名拥有者的名单中消失，但在清朝征服之后程氏家族成员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功名和官职。这一人数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例如，1919年程氏宗谱的编者程荫南就是位很有名的人物，他是一位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数学家，辛亥革命期间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员，在老家江西几个县做过县长，也是余晋芳的挚友，后者是1935年《麻城县志》的编者、国民党时期县级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程家祠堂，西村，宋埠。来自《西村程氏宗谱》卷1。

最后是林氏，他们不是来自江西而是来自福建的莆田县。他们虽然很有可能是因经商而发迹，但在元代已经尝到了某些科举成功的甜头。例如，麻城林氏的开创者林古松是1348的举人，并于原籍所在省份拥有一个荣誉职衔。但林尽管接受了元朝的功名和官职，却识时务地投身于明朝的事业。古松的兄弟林棉在朱元璋时期中了进士，并在1376年被任命为

湖北布政使，古松陪伴着他。当林棉被任命为南京的都御使时，古松留下来在麻城中馆驿镇附近的举水谷地开拓了一块土地。自此以后，林氏仍然是该镇的一股支配力量。麻城林氏到第四、五代人时就建起了祠堂，制定了族规，并完成了宗族制度化的其他大部分工作。他们的第一部宗谱在1803年出版。毫无疑问，对于中馆驿林氏来说，区域间商业最为重要，土地拓展尚在其次，但他们在这两方面都相当成功。他们不是太热衷于——但并非完全不感兴趣——科举的成功，他们在明代总共产生了两位中层功名获得者，在清代人数更多一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他们的商业投资仍然很成功，加上铁路修到了中馆驿，林氏开始成为麻城著名的经济和政治家族之一，其后人中包括该地区臭名昭著、残酷无情的反共领导人林仁敷。

李氏、施氏、程氏和林氏这四个家族，我认为，可以告诉我们关于麻城县宗族精英的某些情况。这四个家族都是在明朝的创建者在世期间来到麻城，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才来的。就此而言，这四个家族并非特例：我至少部分见过麻城另五个家族的宗谱——蔡氏、陈氏、熊氏、曾氏和周氏，他们都在明初从江西或（其中两家）邻近的湖南东部来到此地。所有这九个家族都致力于长期的土地获取和开垦（以明朝初年获得的资金为基础），将宗族的田产和财富扩展到各个分支，追求功名和人仕以便向上层流动（有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及刻意经营当地的慈善事业、基础建设和社区领导地位。许多家族——特别是施氏、程氏和林氏，也包括其他家族——将这些目标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家族全都转向了现代领域和政治领导地位。绝非偶然，他们都致力于宗族制度化的过程，以求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维持内部的纪律和团结，外部世界包括身边的平民大众、相邻的宗族以及中央政府。宗族组织的制度化是他们长盛不衰的关键。

武城曾氏宗谱。作者摄。

现存相对丰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族规，会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麻城宗族谋略和精英心态的更完整的画面。这些宗谱中的四个，施氏、程氏、林氏和陈氏，都有整套的家规和规约。所有族规的基本原则是要维护内部秩序和群体整合。亲属之间的和睦被一再强调，特别是要做到富贫相安。面对社会危机时，强调必须维护和重建准确的宗谱记录。按辈份为后代起名的独特模式，连同宗族内部收养孩子的原则，都被规定好了。随着家族的壮大，会依据血缘和定居地分成各个分支。房长和户长由整个宗族的领袖提名，再由各组成单位的成员认可。族规详细规定了房长和户长的职责：他们要负责指导礼教，鼓励功名仕进及其他有价值的事业，裁决纠纷，以及必不可少的约束本族成员。

族规还涉及集体财务问题。在祠堂祭祀祖先时，要召开每年一次的家族例行会议。这时会审核全家族和各分支的预算。这些预算用于维护宗族的祠堂和陵墓，制作祭祖时的礼器和工具，资助宗族内有前途的学子，还有至少一例（就是林家）用来管理本族的育婴堂。收入来自宗族成员每年的捐赠（70岁及更年长的人除外）和义田的租金，在每年的八月收齐。在选择耕种义田的佃户时，宗族成员享有优先权，但是得承认以此来严格管束佃户是行不通的；在荒年当然要减免佃户的租金，但要是他们拖欠太严重，就会被田产管理者赶走。

族规十分重视宗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告诫他们要避免虚华、奢侈和浪费。赌博被禁止。15世纪初的施氏族规训示“富不长富，贫不长贫”，所以在维持自家财富的同时要善待贫穷的亲戚和邻居，他们或许有一天会比自己更富有。同这些邻居保持良好关系——在乡村甚至城镇培养“里仁为美”的德行——是麻城宗谱中一个特别而恒久的主题。相应地，宗族成员被嘱咐要尽可能避开国家机构，尤其是那些可憎的县级胥吏。要避免任何异端邪说。最重要的是，不得有任何在经济和文化上剥夺当地社会中奴仆下人之类的行为。

多数族规都很关注宗族内部的性别关系问题。从最早的明代版本看，关于区别男女和整肃的约束甚至比后来更加密集；族规被明确地表述为顽抗20世纪解放运动的堡垒。女主内，男主外。女人出闺门时必须戴面纱（拥面）。在穷人家，女人只有在为地里耕作的丈夫送饭时才能离开家门（男耕女镜）。在富人家，男仆不许进屋子（厨子除外），女仆则决不许离开。细致的族规对如何处理不敬正室的姨太太都做了规定。总之，人们是不大可能听到邻家的女人对丈夫哭闹和责骂的。

族规把积累财富（积财）和维持财富（恒财）规定为道德律令，这既是祖先也是后人的义务。族规很坦率地承认这一事实，即除了科举和务农之外，“在百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工作”和从事商业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毕竟，1919年的程氏宗谱承认，最近几代程家后人多为商人。重要的是自豪而辛勤地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勤事业）。宗族长老根据对男性子孙能力的了解来安排他们的事业，以免耽误奇才。坐贾行商的男性子孙会成为叔伯或堂兄的学徒，被指导如何管理账目、选择品行良好的商业伙伴、避免一夜暴富的幻想，以及在经商时谨小慎微、道德正直。

邹来学对儿子的忠告

这些族规融人代代相传的关于家族延续和维持的广泛论述，在数百年来为麻城的宗族精英们所分享。这种论述一个较晚的例子见于程学瀚(1825-1885)的女婿戴阿禄（音）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戴开门见山地说，学瀚可以将数量可观且不断增长的财富留给后人，这“并非偶然”——而是学瀚勤俭持家、精于理财的自然结果。戴随后写道：

显而易见，人世的幸福抑或不幸取决于富有抑或贫穷。富人有吃不完的美食，穷人只能以粗粮度日。富人穿着华丽的丝绸，穷人只能以粗陋的衣服蔽体。有人住在温暖、舒适的深府大院，有人只能寄居在茅舍和芦苇棚中。很多人视金钱如粪土，他们的快乐或苦痛却要受金钱左右。一个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数。在这里老天是公平的。但在此过程中也有道德的因素，财富必须反映这一点。

要牢记，腹中的食物，柜中的衣服，房屋的瓦片、房门和窗户，桌上的用具，都是经农民的血汗、女子的编织和上百次贸易而来。它们是我们舒适生活的源泉。但要是它们没有得到善待，老天就会让它们枯竭而得不到补充，更不用说对它们报以傲慢和蔑视了。鉴于此，要警惕你的骄傲，多为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着想。程学瀚先生的为人处世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悟，因此他能够保住财富并将遗产传给后人。[译者按，本段为意译。]

我说过，这篇墓志铭写于晚清，其中对富人毫不掩饰的颂扬有违那个时代的某些特质。但麻城精英最符合这种保富论述的唯一文献实际上来自15世纪。这就是1445年中进士并长期在城市做官的邹来学所写的《戒子书》。虽然邹氏不像程氏主要以经商为业，但是不容否认，它和晚清程学瀚墓志铭阐述的是相似的道理。这位明代查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信，值得大段引用：

字寄妻男杨氏邹瀚：

余不及言。自离家之后，将及二载。邹氏各处亲邻朋辈人事之往来，以及家务人口种作屋宇塘池树木头畜等项，二兄家道安否，澍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详悉。尔虽有家信一二次，只开些须略节，岂想父在远方，时时怀念，以此一事观之，尔之平昔为人，苟且筒慢，懒惰粗粝，无状可知。其待父母如此，又不知相处内外亲戚邻里何如。每忧尔少读书，识见寡，操历浅，至亲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抚字，左邻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贫难之人不知眷顾，患难之人不知怜悯，为恶之人不知回避，为善之人不知仿效，有恩之人不知报本，有冤之人不知洗雪，与人饮酒不知深浅，醉后之言无天无地无礼无法，醒后诸事不知，与人交钱不知仗义……作揖不知低头，识者莫不耻笑，谁肯劝诫。……至若起家不知要节俭，耕作不知要辛勤，畜养不知要水草，树木不知要栽种，子弟要教训，屋宇要打扫，内外要防闲，出入要谨慎，夜晚防盗贼，丰年防旱干，有日防无日，用人要饱暖，待下要恩爱，我忧尔之不能为人。不止此数者，聊说其大略。尔书每说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数载而不伤者，何也？盖因心痛此牛，牧养得法，水草依时。尔书又说无本钱，比之别人家一般纳钱粮，赶人情，又当相应人夫。凡事量入为出，千思万想，要知何者为起家之计，何者可以纳钱粮，何者可以备荒旱，务要长远，莫顾眼前。我每想自己仕途数年间，必有深过，以致祸恶，上及先母，下及溥儿。自朝至夕，惶惧省责，又惭薄德菲材。劳数次之章奏遭几番之荐拔，诚恐有负朝廷之委托，宁又肯贪污以辱名节，贻后患于子孙乎。

邹以告诫儿子的方式指出，要与有怨仇的邻居和睦相处，要合乎祭祀祖先的礼仪，总之，要使其行为变得节俭、审慎、有社会责任感。

邹来学信中反复强调的提升自己家族的目标，被他的家族很好地实现了。事实上，在麻城或邻近的黄安（该县分出去之后，1535年的一起事件将邹家分到了这两个县），邹氏可能是在当地居于主导地位时间最长的宗族团体。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邹氏是帝制晚期麻城的一个大家族，它在当地的谱系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14世纪初迁到该县的一位元朝官员的后代。在邹来学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整个明代邹氏共有12人获得了高级功名。我们将看到，他们后来又在17世纪同样精明地转而效忠新的王朝。随着邹士璁（1688年进士）荣升地位显赫的大学士，他们成了清代麻城世家中拥有最多高级功名的家族——共有5个进士和 15个举人。来学的告诫显然功不可没。

更有甚者，直到20世纪，邹的书信被执着地重印在以后的县志中，并得到热心读者越来越多的支持。清代知县屈振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男1个时代该信还没有成为麻城文人子弟的必读文献。屈相信这封信自写成以来就对麻城人举业和仕途的惊人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他是对的。但是被这封信所忽略、实质上也被关于家族和财富的宗族论述所忽略的是，如果没有对劳动者的全面剥削、对其地位的全面贬抑、对这些底层民众的强制压服和对其自由的暴力束缚，上述这些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些现象将点燃民众暴力的烈火，邹来学撰写该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该县将一再经受它带来的痛苦。

功名与做官

在一篇庆祝当地重建儒学宫的文章中，刘采（1529年的进士，曾在六部中的四部做过尚书，并任太子少保）[译者按，原文误作“Liu Bian”]写道：“麻城古号名邑，国朝经术文章尤盛。”1535年，毛凤韶自夸道： “天下称文献上国莫如楚，楚郡莫如黄，黄诸邑莫如麻。”刘和毛都是麻城本地人、本地鼓吹者。但是编辑1882年县志的一名外乡人，知县郭庆华，同样惊叹于该县过去取得的成就（在他所处的时代，麻城的教育成就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值一提），“麻城俗习诗书，争荣科第，前勋旧德，胜代尤彰”。考虑到前几个世纪麻城在全国精英中的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人在明代中、晚期在科考功名和担任官职方面获得的成功实在是令人惊讶。这成功既是由于该县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产生了闲适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要归功于积极经营关系网络和当地人的热心支持，我们从刘采和毛风韶那里可见三斑。

明初商业和商业化农业的利润被系统地投入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正式的机构是坐落于县城圣庙内的儒学宫。学宫始建于宋代，在元末邹普胜起义的战火中被毁，14世纪末得以重建，1470年代曾翻新整修， 1530年代又一次彻底重建。到这时，先圣和宋代理学大家的牌位可以加入乡贤祠的行列——事实上这里已成了那些作为学者一官员享有全国声望的麻城子弟的荣誉厅堂。明代至少有53人得到了这种认可。每年在学宫举行儒家仪式时，有抱负的当地学者齐聚一堂，反思自己该如何延续这光荣的传统。

在准备科举考试时，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麻城大量涌现的家塾、族塾、村塾以及层级更高的书院。后者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已得到世人尊敬、闻名全国且得到越来越多资助的万松书院。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建立其他书院的新一轮浪潮，很多著名的书院就分散在整个县城。龙溪书院、白果书院和东溪书院建于15世纪，道峰书院、辅仁书院和明德书院建于16世纪，回车书院、白云书院和经正书院建于17世纪初。举一个稍晚的例子，回车书院位于县城南部，邻近黄冈，书院的目的是教育两县士绅和商人的孩子。它由周曼、周录兄弟始建于17世纪20年代，他们从山东的圣人家乡求来孑L子像安放在象棋山寺，把它改成了书院。

在明代的教育热潮中，当地的其他寺庙虽然没有像回车那样变成正式的儒学书院，但确实在当地的学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寺庙，例如大雄石窟寺，就是当地的图书馆。麻城杰出的哲学家官员周思敬曾赠给大雄寺一大批典籍，附近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并于日后成为高官，这使大雄寺享有盛誉。此类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名山上的玉石寺，这里供奉的是武神铁头师。在16世纪末由当地学者梁雪亭掌管后，玉石寺成了研究王阳明生平和著作的中心。尽管当时其他人对王的禅学研究颇有微词，但梁及其追随者却很推崇他的良知（天生的道德判断）学说，特别推崇他军人和学者品质的完美结合——这很适合玉石寺的尚武倾向。

这里的数字是惊人的：整个明代，麻城出了110个进士和421个举人。这些进士中至少有十人通过顶级的考试并在翰林院任职。考虑到该县粗犷好斗的性格和历史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我们也不会奇怪它还出了22个武进士和61个武举人。此外还有数百个买来的功名（贡生），这一事实反映了当地农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这些数字虽不能使麻城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富庶、最有声誉的县相媲美——例如宁波在明代出了293个进士和1 000多个贡生一却远远超过了华中地区的大多数县份。麻城进士的人数高于湖北省的其他任何县；位居第二的黄冈有87人，再次是江陵有70人，被并人省城武昌的江夏县仅有64人。

这些科考成功的案例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均匀，明朝的前120年，麻城出了17个进士，这与明代以前微不足道的成绩相比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相比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江夏县这一时期更为出色，出了20个进士。直到15世纪后半期，麻城的地位才显著提升并得以扬名天下。在1470年代山西布政使李正芳为修缮麻城儒学宫而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这一点已经初显端倪。李非常自豪而又不无惊讶地指出，他的家乡县在1467年一年就出了7个举人。从弘治元年（1488年）直到明朝终结，麻城籍进士的人数迅猛增加：总数达83人，还不包括16世纪末从该县分出来的黄安出的7个进士。麻城南面的县黄冈产生的进士人数表现出相似的跳跃性，从1368-1487年的10人增加到1488-1644年的77人，我想这很能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两个县的成功显然都是正在形成的黄州商帮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教育的结果。

宗族对明代麻城科举成就的贡献也是不均匀的。这个时期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十分富有而显赫的家族，例如西南部的商业家族程氏、东山的强人型家族夏氏，实际上没有参与这次文化勃兴，另一些家族则做得很好。事实上，该县精英留下了一份什么地点、什么家族表现最佳的记录。这份异乎寻常的文献，一方面像是当地显贵的花名册，另一方面又像家族间极为激烈的竞争的得分表。进人这份名单的标准是至少出过一个举人，共有 62个家族人选。最成功的一个家族是新店周氏，在明代至少出了27个举人、7个进士。其次是锁口河刘氏，出了17个举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11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坝上李氏自称出了16个举人、7个进士。有时几个同姓的麻城家族都表现优秀，这样就很难区分个人的家族和居住地。例如，新店周氏之外还有另两个周氏榜上有名（一个是掘断山周氏，引人注目地出了13个举人和6个进士），又有3个刘氏与锁口河刘氏一起上榜。很难弄清这些同姓家族在多大程度上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但在其他情况下，同姓的成功者都声称他们来自同一个宗族，像白果董氏（13个举人、5个进士）、七里冈梅氏（11个举人、4个进士）、脑五山毛氏(9个举人、3个进士)，以及香山赵氏（8个举人、2个进士）。此外，某一地区拥有功名的家族可能不止一个，例如新店除了周氏之外，还有相当成功的谢氏和彭氏，白果除了董氏之外还有阮氏和陆氏。

明代中后期，麻城在科考上的成功总是伴随着人仕为官。根据晚清知县郭庆华的记述，整个明代有超过500个麻城人出任一个或多个官职。这一总数中除了为数众多的知县和知府外，还包括那些职位较低的人，比如县丞或县里的督学（这一时期即使最谦虚的精英家族，如白果董氏，也会炫耀自家连续几代在当地为官）。但这500多人中也有做到尚书级高官的。根据一份现代资料，帝制晚期麻城至少出了143个在大都市做官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明代。麻城乡贤祠供奉的贤达，有53人出自明代，只有8人出自清代。民国县志《名贤篇》列出的名人，有58人出自明代，只有9人出自清代。这些明代贤达中包括1位太子太保、2位太子少保、 7位尚书（其中两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做过四个部的尚书）、4位侍郎、2位主事、14位巡抚或其他省级官员以及大批高级武官。这些高级官员中有许多被编人了《明史》人物列传，其中7人享有荫庇特权，即可以挑选一名后人继承自己的爵位。至少有90个麻城人因为他们儿子或孙子的功绩而得到封赠。这样，该县在明代成功地把它的子孙推到了权力阶梯的最高端，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也远远超出麻城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界限。

已经飞黄腾达的同乡对有抱负的当地学者官员的提携，无疑对取得上述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明代中期北京麻城会馆的建立表明，到这时该县不仅积累了为数众多的中央官员，而且他们还借此对那些来京城参加会试或谋求官职的年轻同乡给予殷切关怀。除了荫庇特权之外，大多数涉及地方裙带关系的个人谋划都被谨慎地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不过，梅之焕（后文会更多地谈及此人）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明代政治分肥的短暂一瞥。17世纪20年代末，到黄州参加乡试的 45位麻城学子的代表，拜见了刚从甘肃总督任上返回家乡的梅。考虑到中举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事实上考生人数预计超过3 000人，很明显只有极少数麻城子弟有望中举。但梅让学子代表回到黄州，并附上给主考官员的一封私信。出于对梅的尊重，那名官员单独考察了每一位麻城学子，并不成比例地让其中17人通过了考试。

和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一样，麻城子弟跻身官场高层的突破也是由于明代中后期积累。真正开其先河的是在元朝就已成功为官、受人尊敬的邹氏家族的后人邹来学。邹作为1433年的进士被任命为兵部主事，负责西北军事的后勤事务。他在1440年代的土木堡事变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江南总督。在总督任上，他做了一名模范官员该做的事情——减免税收、整饬吏治、兴修水利、修建粮仓、奖励农桑，但他做得如此出色，以致卸任后被任命为都御使。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坝上李氏的三代人——李正芳（1442年进士）、李庆（1469年进士）和李文祥（1487年进

土）——依次在西北地区担任省级官员，在那个边疆地区战事频仍的年代，他们每个人都赢得了举国赞誉。其中文祥在一次军事失利后返回家乡，以29岁的年纪自溺身亡，这既使他得到了在《明史》中以烈士入传的殊荣，也为他的文集（由晚明著名学者王世贞出版并作序）赢得了虔诚的读者。 16世纪中期，麻城人的表现甚至更加出色，16世纪40年代的刘天和、16世纪60年代的周宏祖是其领军人物，他们是明代当地两个名门的后人。

锁口河刘氏是刘名梦的后人，他曾在朱元璋的征服大军中效力，后来担任知州并在该县得到一块帝国赏赐的土地来维系自己的家族。名梦的后人刘从政是明代麻城的第一个进士；刘训（1439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刘训的儿子仲辅和仲辁都是1453年的举人并在当地为官。不过，名梦的曾孙刘天和(1479-1546)，把先辈们的业绩推到了新的高度。根据《明实录》中为他写的悼文，天和任职甚广，作过陕甘总督、兵部和工部尚书以及太子太保。他因守卫边疆（这是麻城人的专长）和治水而声名远播。他根据自己担任（黄河）河道总督的经验编写而成的《问水集》，在明清两代被定期重印。王世贞在悼文中对刘天和称颂有加，帝国赐给他的谥号是庄襄公，并在《明史》中立传。其后代包括太子少保刘守友、著名的藏书家刘承禧、著名的晚明诗人刘侗，以及许多级别较低的官员。

新店周氏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家故事，它在王朝后半段攀升到了明代官僚阶梯的最高层。我们已经看到，周家是赢者通吃的高级博彩中最成功的一个麻城家族，他们成就非凡，以至要为做过文武官员的家族成员编写传记。提升家族地位的第一位重要官员是周镒（1445年进士），他担任高品级的监察官员，在很多因派系而起的弹劾中起过作用，也曾被任命为山东和云南（据记载他在那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回家的路上因船只失事而一去无踪）的布政使。镒的孙子周廷徵（1489年举人）于1510年代在西北地区担任总兵，战绩显赫。廷徵的两个儿子周载和周钝都只是当地的小官；但到了下一代，周家开始发迹了。

在“宏”字辈的子弟中，有三人特别成功。周宏谟是1576年的武举人，他在镇压全国性起义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因而被赐予荫庇特权。周钱的两个儿子宏祖和宏钥，成了更具政治色彩的全国性英雄。哥哥周宏祖（1559年进士）官至南京都御使，因其坚决打击贪污军饷之举而赢得了广泛赞扬。弟弟周宏钥（1574年进士）在京师和各省任过不同官职，曾两次劝谏万历皇帝并因此而扬名，第一次是反对皇室在国家经济困难时的奢侈行为，后来是批评皇帝不理朝政。两次劝谏，宏钥都是先被罢免而后又被召回，但职位逐渐降低了；然而，在随后的天启朝初年，他因刚直不阿且有远见卓识而被迫赠为太师。

最终，周宏祖和周宏钥两兄弟都在致仕后回到家乡麻城，并被视为当地在乱世进行政治整合的楷模。两人都留下了出色的文集；都在明朝面临困厄的最后五十年间，为麻城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毛凤韶，《麻城志略序》，见1993年《麻城县志》，607页。
• 该县的人口在1412—1512年的100年间，从104180人增长到145095人，1556年达到148240人；见1670年《麻城县志》，3:1页。
• 据1935年《县志》中的灾异年表记载，从明朝建立到16世纪末只有很零星的农业歉收，这与此前和此后频繁出现的灾异记录形成对比；见《麻城县志前编》，15:2～4页。
• 见《麻城县志前编》，8：26～27页。
• 见Iwami。
• Sato Fumitoshi, 169。
• 1670年《麻城县志》，3：5～10页；又见1884年《黄州府志》，3：67页。考虑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持续动乱，我相信可以稳妥地猜测，这些特产并不是那个时代新引进的，如果1535年的县志留存下来，会提到相似的产品。令人印象深刻的1670年清单中的大部分特产，我相信是在明朝初期和中期新出现的。
• 《麻城县简志》，40～41页。
• 《李氏下分宗谱》；《麻城县志前编》，8：26～27页。
• 《麻城县志前编》，1：42页；张建民，438页。
• 1670年《麻城县志》，3：4～5页。
• 《麻城县志前编》，4：35页。
• 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
• 见Yasuno。又见Yasuno所参考的Masaaki某种程度上有所重构的英文版论著，最早发表于Shigaku zasshi( 1957-1958)。明代土地集中的劳动关系方面（尤其是奴役关系）的出现，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 例如，Frederick Mote（牟复礼）（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他很怀疑阶级分析在史学中的普遍适用性）的一个学生从极为谨慎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明代中期广泛存在的土地集中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它容易受到政治性夸张的影响；见Heijdra，277-278。
• 这方面最明确的证据来自《西村程氏宗谱》。不幸的是，宗谱中（例如，见2：7—19页）对该过程描述最清晰的，是关于发生在清代前期、中期而不是明代的事件。当地宗族力量无论作为商人还是地主的起源都是在14和15世纪，但这样假设似乎也是公允的，即利用商业利润去获得土地，也是早期时代的特征。
• 最好的当地证据来自后文要讨论的地方官穆炜的例子。许多学者都探讨过晚明利用特权实现土地集中的广泛盛行（例如，见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对这些成果的准确述评，见Elvin，chap. 15。
• 1882年《麻城县志》，9：1～9页。
• 见王立波。这座寺庙的庙址在20世纪20年代划入黄安县辖区，但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属于麻城。
• 我们在第二章介绍了元末秦家义田的两个例子；明代的一个重要例子，见《西村程氏宗谱》，卷2。
• Wou, 122, 410.
• 1993年《麻城县志》，81～82页。
• 张群。
• 王树声，引自Chang，221；1993年《麻城县志》，232～233页。
• 《周氏宗谱序》，见耿，11: 32～34页。
• 个人采访记录，2004年5月。
• 《麻城县志前编》，8：26～27页。关于新城区街道的命名，见1670年《麻城县志》，卷2。
• 中馆驿镇志编辑办公室编，2～3页。张群同样强调，按宗族聚居是当地的惯例。
• 引用和讨论见韩恒煜，98页。Timothy Brook对发生在明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类似现象做了富有洞察力的描述；见Brook，“FunerI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Brook,“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 《麻城县志前编》，1：9页。
• Perdu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170, 173; Rowe, Success stories; Beattie, 26-27; Dennerline, Marriage, Adoption, and Cha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neages in Wu-his from Sung to Ch’ing, 177, 181-82;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mral Hegemony。关于江西本省，John W．Dardess对赣江河谷泰和县的细致研究表明，后来的著名宗族有一些是在元明易代的产物，但大多数在易代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见Dardess, A Ming Society, 112-113。Dardess补充道，到14世纪末泰和县已经“人满为患”，随后变成了一个“人口输出地而不是输入地”。显而易见，来自华中其他地区的证据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 见《李氏下分宗谱》，特别是候补知县李玉达（音）于1805年撰写的序言。
• 李勋牧（音）：《序言》，初见于1805年，见《李氏下分宗谱》，1：9～10页；李勋牧（音）：《分修宗谱述要》，初见于1800年，见《李氏下分宗谱》，l： 26～27页。
• 刘如喜（音）：《序言》，见《李氏下分宗谱》，1：3~4页。
• 见《施氏宗谱》，特别是施丹浩（音）在1924年作的序言，卷2。
• 《施氏宗谱》，卷4。
• 见《西村程氏宗谱》，特别是程荫南编，《程氏首姓源流考》。当然难免有人怀疑，与一个无可争议的徽州豪商家族的联系，会不会是基于令人愉快的姓氏巧合所做的事后编造。
• 《西村程氏宗谱》，2：23页。
• 除了宗谱本身中的证据外，见《麻城县志前编》，卷8。
• 自称为程家同里的余晋芳应邀撰写了程氏1919年宗谱的序言。关于程荫南，见《麻城县志续编》，8：1页，13：1页。
• 我查阅了麻城林氏宗谱的两个同名版本，1873年和1947年《林氏宗谱》。
• 位于举水一小洲上的这个祠堂及其获赠财产的有趣历史，被记载为《大河洲上新开地记》，见《林氏宗谱》，1947年。
• 见《陈氏宗谱》、 《熊式宗谱》、 《周氏宗谱》、 《留秀（音）蔡氏宗谱》、《武城曾氏宗谱》。周氏自称是周公经湖南新儒家周敦颐( 1017—1073)传下来的后人；曾氏则声称自己是孔予学生曾子（公元前505—公元前436）的后人。
• 事实上，施氏和林氏都提供了在不同时间编订的两套家规。这种情形可以允许宗族策略与变动的环境相适应，我们将在第十章回到这一问题。这些家规见《施氏宗谱》，3：8～15页，3：15～22页；《西村程氏宗谱》，1：12～21页；《林氏宗谱》（1873年），1：22～25页，1：29～33页；以及《陈氏宗谱》，卷1。
• 《施氏宗谱》，1：22页。
• 尤其见《施氏宗谱》，3：17页，3：20页。
• 同上，3：14页。我们将在第5章回到下层社会的构成问题。
• 《西村程氏宗谱》，1：17～18页。
• 这些家规回应了当时经商指南中“为善者诸事顺”的儒家训诫；见Lufrano。
• 《西村程氏宗谱》，2：18～19页。
• 译者按，Lord Chesterfield，查斯特菲尔德勋爵，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有《教子书》（Letters to His Son）传世，被誉为“绅士教育的教科书”。
• 1670年《麻城县志》，卷10。
• 邹氏在黄安的显赫地位，见1697年《黄安县志》，9：3页。
• 《麻城县志前编》，9：26～27页。
• 刘采：《重修儒学记》（约1535年），见1882年《麻城县志》，8：3页。
• 毛凤韶：《麻城志略序》（1535年麻城县志序），见1993年《麻城县志》， 607页。
• 郭庆华：《选举志》（获取功名者名单的序言），见1882年《麻城县志》， 14：1页。
• 这里麻城的经历的确引人注目，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Dardess笔下同在明代中期的江西泰和县，以及Beattie笔下清代初期和中期安徽徽州地区，都经历了使本县后代大量跻身于高级官员行列的相似的成功过程，见Dardess, A Ming Society；又见Beattie。19世纪后期湖南湘江河谷的类似故事也广为人知。
• 1882年《麻城县志》，8：1～9页；《麻城县志前编》，4：6～26页。
• 1882年《麻城县志》，9：9～11页；《麻城县志前编》，4：35页；1993年《麻城县志》，470页。
• 《麻城县志前编》，2：20～21页。
• 这些考取功名者的名单，见于1795年《麻城县志》，卷12，以及《麻城县志前编》，卷8。
•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6ural Hegemony, 29-30.
• 张建民，614～616页。
• 《黄州府志》（1500年），9：45～47页。关于李任职的更多信息，见下文。
• 时间序列和比较数据引自张建民，614～616页。
• 该文献名为《麻城明科目总编》，显然是在明本朝以手稿形式汇编的，但未被收入1882年以前出版的麻城县志中；见1882年《麻城县志》，14: 33～34页。它被重印在1935年县志中；见《麻城县志前编》，8a: 26～27页。
• 《麻城县志前编》，9：27页，9：29～30页，9：43页。
• 1882年《麻城县志》，8：9～l0页，14:1页；《麻城县志前编》，4：23～25页，8b: 26～34页，卷9；《麻城县简志》，22页。
• 《麻城县志前编》，2：37～40页。
• 1882年《麻城县志》，40：14～15页； 《麻城县志前编》，15: 25页。这则有点幽默的轶事在县志里一再重印，既表明当地为此事而感到无比自豪，又可以视为后世本地人应该如何对待年轻的同乡学子的说明。
• 1607年《黄安县志》，9：3页；《麻城县志前编》，9：25～26页，15：22页。
• 《明实录·成化实录》，6/5 (1470)，见《明实录类纂》，1345页；《明史》，收入《四库全书》，189: 1～3页；1882年《麻城县志》，32: 18页； 《麻城县志前编》，9：1～4页，9：28页；《麻城县简志》，22页。由于他年轻时大胆弹劾有权势的大学士刘继银，李文祥也会在儒家正统的规范历史中被提到；见黄宗羲，收入《四库全书》，9：11页。
• 《麻城县志前编》，8：4页，9：27页，9：29页。刘训的传记见《中国人名大字典》，1462页。
• 刘天和：《问水集》，收入《四库全书》。刘长期担任陕甘总督期间的官方书信，被收入其回忆录中；见刘天和：《督抚奏议》，收入《四库全书》。
• 《明实录·嘉靖实录》，24/12，见《明实录类纂》，1353～1354页；《明史》，收入《四库全书》，200：19～21页；1882年《麻城县志》，8：9～10页，32：5页；《麻城县志前编》，9：4～6页，9：32～33页；《中国人名大字典》，1434页，1447页；刘宏：《〈一捧雪〉·〈金瓶梅〉·麻城》。在下文我们会重新提到刘承禧和刘侗。
• 《周氏家乘》，作者未曾找到，引自《麻城县志前编》，9：7～8页。必须指出，考虑到麻城存在好几个有名的周姓家族，又无法得到其中任何一个的谱系，我对周氏学者官员的家族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尝试性的。特别是我相信（但是不确定）这里讨论的周宏祖所属的家族是新店周氏，而宏祖的同时代人周思敬（详后文）则属于另一个家族，很可能是掘断山周氏。我这一考虑的主要证据是消极的：尽管许多文献提到周氏之间的亲戚关系，但它们都无法把分别带有“宏”字辈分和“思”字辈分的两个主要周氏家族联系起来。 ，
• 《麻城县志前编》，9：28～29页，9：45～46页。
• 1882年《麻城县志》，18: 12～13页，18:6～28页；《麻城县志前编》， 8b：34页，9：7～8页，14：25页；《麻城县简志》，23～24页。宏祖在传记中被称颂，见《明史》，收入《四库全书》，215：5～7页。这三位周姓名人都被收入了《中国人名大字典》，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