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异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强大的明王朝不断痛苦衰落的时期，正是麻城历史上最辉煌的岁月。该县有长期的习武传统，为王朝输送了大量亟需的军事人才。而且，发展当地教育机会的耐心过程和官员代际之间的相互提携，逐步缔造了该县科考和仕途成功的辉煌时期。不仅如此，表彰出身当地的官员、学者和文人的名贤祠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变成了闻名全国的学术活动和政治论辩的中心。

    麻城走上中心舞台

    那个时代当地几乎所有的主要士绅都留下了自己的政治文集，以及典籍注释、哲学和历史著述、百科全书、地方志和游记，其中许多颇有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的县志附有晚明时期当地人的诗作，不仅包括在外乡享有持久声誉的诗人（像刘侗和曹胤昌），还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许多诗文，例如梅国桢，他真正的地位来自各类文武事务。刘承禧等当地文人成了著名的藏书家，甚至有学者从江南赶来欣赏他们的珍本收藏。第四章 异端 - 图1事实上，麻城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成了一处圣地，吸引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学士。16世纪90年代，被齐皎瀚（Jonathan Chaves）誉为“明代最伟大诗人”的湖南人袁宏道(1568—1610)，曾多次与兄弟宗道、中道一同访问麻城，写下了许多赞美当地风光的诗篇，后来由麻城本地的杰出士绅李长庚编辑刊印。第四章 异端 - 图2【译者按，袁氏兄弟当为湖北公安人。】历史学家焦蛇（1541—1620）也在同一时期定居于此。第四章 异端 - 图3我们还看到，伟大的小说家冯梦龙在20年后旅居此地。最有名的例子是，颠覆偶像的泰州学派思想家李贽，正是在麻城写出了他最有争议的著作，对思想界发起了最尖锐的攻击。

    这些名士，以及渴望仿效他们优雅情致的人，聚集在该县山间的凉亭里，娱情山水，茗茶品酒，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已有的精英社交中心如万松书院、麻姑石窟、东山的定慧寺等重新焕发了生机，又有新建的中心加人其问，例如白果的兴福寺、梅国桢建造的碧云寺以及县城的三老堂。这里渐渐形成了当地名人和访客公认的聚会胜地，即所谓“三台八景”。其中一些更因过去的文坛健将而备受尊崇。宋埠镇外的杏花村就是其中之一，以唐代的杜甫和宋代的苏东坡曾经来访而自豪，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忠实效仿。第四章 异端 - 图4晚明时最受人喜爱的景致是龙湖湖畔新老寺庙的交相辉映，位于县城东约25里的中心平地上。龙湖为权势显赫的周家所有，由山间奔流而出的溪水汇聚而成，深邃而清澈，吸引了大批知名的访客，他们动情于钓鱼台的迷人景致而写下优美的诗文。第四章 异端 - 图5麻城的名士们有意通过这些场景显示自己文化上的优雅，进而表明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是相称的。

    佛教在晚明的麻城繁荣起来，它的集大成者是出身于当地一个显赫家族的学者僧人道一（本名叫周明明）。按照一种近乎完美的说辞（当时大部分文人退出日益恶化的公共生活时都会如此），周在去武昌参加乡试的路上，对其他考生在渡船上为争座位而大打出手的粗鲁行为非常厌恶，愤然回乡并剃度出家，终日流连于家乡的崇山峻岭，探寻人生的真谛。第四章 异端 - 图6另一些优秀的当地精英尽管没有出家，却也痴迷于佛教的奥义和伦理探索。

    与此同时，这些名士远没有脱离政治。事实上，至少从周宏祖和周宏钥那代人起，也就是16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麻城人就不仅持续跻身于帝国官僚阶梯的高层，而且在晚明激烈的派系斗争中扮演了活跃而复杂的角色。他们一直是批评皇帝、宦官和宗室的中坚。他们在16世纪末与属于新儒家“左翼”的泰州学派过从甚密，但在17世纪初同样与该学派学术上保守而政治上激进的反对者交往，起先是东林党，后来是复社运动。

    彭遵古的故事很有象征意义。1586年，已在十年前因罢官而名震天下的直言者海瑞，被朝廷召回出任南京都御使。显而易见，海的第一把火就是要严惩那些哪怕有最轻微腐败行为的官员。这激起了提学御史房寰的弹劾，称海瑞虚伪而傲慢，应该再次免职，万历皇帝准奏。然而，时任南京佥都御史的麻城人彭遵古，组织了数位同科进士联名上疏，请求让海瑞官复原职。他们攻击房寰诡计多端，赞扬海瑞是当代伟人。朝廷袒护房，并勒令放肆的彭及其同伴去职还乡，从此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彭确实作为一个多产的学者度过了余生，并在1620年代的天启年间因其英勇谏举而获得谥封。第四章 异端 - 图7

    梅国桢和1570年税收改革

    16世纪末麻城具有轰动性的政治现象——一种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地方政治——主要体现在三个家族集团身上：梅氏、耿氏和周氏。16世纪后几十年间最有全国声望的当地人，无疑也是最积极地促进当地繁荣的人，可能就是梅国桢（1542—1605）。国桢也许是麻城最富有的地主家族。梅家很早就来到此地，并在县城东南部华中平原的七里岗得到了一大块最肥沃的土地。后来被视为当地梅家始祖的梅亨，当地人对他并不陌生，他在元初被乡邻选为（或许是自己任命为）百一，以应付土匪和社会动荡。他的儿子和孙子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他们自己更大的军事网络（分别授予千一和万一的头衔）。就是说，梅氏是作为当地强人集团开始起家的。第四章 异端 - 图8

    和麻城其他的文人地主家庭一样，科举考试的成功姗姗来迟，一旦来临却十分辉煌。在明代梅氏的4个进士和11个举人中，第一位是国桢的曾祖父梅吉（1499年进士），他备受争议地做了一任（广东）惠州知府。第四章 异端 - 图9下一个就是国桢本人（1583年进士），他是六兄弟中的老大。老二国楼是同年的进士，常年任职于广东、四川和江西，在当时的边疆防御战中是全副武装的军人，退休之后又是麻城当地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力推动者。老三国森是一个举人，也是晚明当地英雄梅之焕的父亲（见第五章）。国桢将一个女儿嫁给了李长庚，他是麻城唯一比梅家更有权势的李家的后人，官至帝国最尊贵的大学士。第四章 异端 - 图10国桢的独子之烦是著名的古典学者和藏书家，以及有名的慈善家，他捐出成千上万两的家产以缓解明朝最后几十年的饥荒。他也是东林党和复社运动的成员，拒绝为征服者满人效力，在家乡的山间像苦行僧般度过了余生。第四章 异端 - 图11不过，尽管有之烦的例子，整个清代及之后七里岗梅氏在科考和官场上的成功仍在持续加速。第四章 异端 - 图12

    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梅国桢聪慧博学，诗艺精湛，擅长骑射，为人严肃坦诚、和蔼可亲，有“侠义风范”，喜欢和朋友聚会、煮酒论诗。第四章 异端 - 图13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醉心佛教，乐于同世俗和僧侣中的朋友探讨宗教问题。第四章 异端 - 图14他的仕途生涯从县令开始，升为巡盐御史，随后长期出任西北前线乃至整个中国北部的军事长官，战功赫赫。他因精于修筑防御工事和策划围歼战而名震天下，在1592年剿灭哮拜叛乱的战斗中表现尤为出色。第四章 异端 - 图15虽然他不断地卷入派系争斗，但作为王朝的军事英雄，越来越高的声望使他免于这些斗争余波的冲击，最终他以兵部侍郎加太子少傅的头衔告老还乡。国桢在1605年回乡祭拜父亲后不久因病去世，皇帝很快得知他的死讯，向他追赠了继承官职的荫庇特权。第四章 异端 - 图16

    梅国桢在任职期间仍然抽出时间，在自己的家乡资助修建学校和供奉驱魔神灵的庙宇。灾荒之年，他协同高级官员调拨官粮来赈济麻城的百姓。第四章 异端 - 图17更有趣的是，国桢和他的兄弟积极介入了家乡有争议的税收改革运动，他们经常作为替当地百姓谋求利益的关键人物出现。例如1600-1601[译者按，原文误为1661]年间，国桢在其西北任上和时任麻城知县刘文琦密切合作，废除了家乡吏役对税收的垄断。第四章 异端 - 图18翰林学士梅国楼是促成将麻城应交公粮折成银两（见第一章）的主要游说者，以便至少部分降低当地纳税人将粮食用船运到官府粮仓的运输费用。尽管梅家的地产集中在举水及其下游附近、运输相对容易的地方，国楼似乎仍很耐心地努力就此问题达成妥协，将像他这样的地主——其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相对容易地承受运输成本，因此反对按照标准比例进行折算（将平均运输成本包括在内）——潜在地与另一些地主区别开来，他们住得更偏远，很乐意按照这样的比例进行折算。第四章 异端 - 图19

    但在其他的财政问题上，梅国桢虽然仍声称是民众的代言人，实际上更关注狭隘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甚至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这一点在1570年由知县穆炜实施的麻城地籍调查中尤为显著，该政策显然成了当地精英相互仇视和利益冲突的一个焦点。穆祖籍江西，是一个精力充沛、疾恶如仇的人。他刚到麻城，就因打击土匪而赢得了全体精英的赞赏。但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税收评估不平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相当大。

    知县召集（经过精心挑选的）士绅和年长者（士大夫、父老）开会，征询他们对该问题的意见。他们全都抱怨该县承受的整体财政负担过于沉重。他们声称，皇上误将麻城的战略中心地位归因于它的富庶，可事实上它是一个边疆堡垒，一个贫瘠的军事重地。另外，该县内部的税负分配也是不公平的。强者有许多不税之田，而弱者却要缴无田之税。其后果，一是恶性诉讼的爆发，一是穷人处境的恶化，不逃则死。第四章 异端 - 图20

    穆炜断定，麻城问题的根源在于稻田的二元分类体系，即分为官田（即县里众多高官名下的土地）和民田。这两种田都可以自由买卖和频繁分割。由于土地卖掉后通常仍保留以前的名称，官员或民众的实际所有权问题就立刻成了一个人为的难题。（土地）市场的动力在于两种田的纳税政策有别，与民田相比，官田本质上免于劳役，但相应地要交更高的田赋。这样，想要降低田赋而宁愿出劳役的田主希望将官田换成民田（改官为民），想要逃避劳役的田主则相反（改民为官）。如果没有人在土地交易中虚报或操纵土地的纳税类型，这本身并不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理论上讲，一块土地的市场价格随着田赋而波动，而田赋则被视为其产量的一个指标。但是大家渴望从出售土地中获得高回报，因此常常虚报自己土地的田赋；而这些土地的买主事实上往往注定要为低产量缴纳高税赋，所以拖欠的情形并不罕见。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又有把田赋报得比实际更低的动机，这样能以诱人的低价格寻找买主或者自己买下这些土地。另一种欺讹之举是将自己土地的一部分卖给那些过于急切或者资金不足的买主，由于田赋征收不能分割，买主必须更多地分摊卖家的田赋。

    1570年穆知县面对的就是一个完全混乱的财政体系，田赋登记簿不能反映实情，财税负担在人口中的分配极不平等。他认定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面丈量土地（丈田）。他组织一批廉洁而能干的专家负责丈量，设法在两年内彻底重新编订麻城的田赋登记簿，并对所有田主进行了重新评估。他将该县大部分官田重新划为民田，希望借此减轻该县的整体税赋，与此同时试图实现富人和穷人税赋的均等化（均粮）。第四章 异端 - 图21

    显而易见，一个新上任的知县无论多么有干劲、有能力，如果得不到当地精英广泛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上述成就的。有一位人物似乎体现了这种共识，他叫黄卷(1504-1579)，是当地一位上了岁数的长者。黄广受麻城士绅的尊敬，在他去世后，朋友们敦请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王世贞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第四章 异端 - 图22黄早在40多年前的1529年就成了进士，在任过一些中级官职后回到家乡，致力于当地的公共事务。16世纪30年代后期，他寻找捐助并承担编务，刊印了该县的第一部县志，为此受到同乡们的广泛赞誉，他们认为该书标志着麻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新成就。黄还赢得了平民士绅的声誉。王世贞注意到他几乎从不去县城和精英们宴饮。相反，康熙朝县志中黄的传记强调，他躬亲田事，与奴仆同甘苦，时常把农具借给贫穷的邻居。不仅如此，他还是当时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第四章 异端 - 图23

    这位具有平民主义和改革主义色彩的本县精英——显然还有他的不少同事——把积极的穆炜知县的到来视为福音。在穆离任之际，黄准备了一篇纪念文章，赞誉穆有古代楷模官员之风，赞扬他一如那些崇高的榜样，以各种方式展现了自己的爱民——通过植树、垦田、兴修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均平赋役。黄满怀热情地肯定穆的丈田之举极为重要，强调最近几十年来麻城日益严重的税负不公已经导致了令人忧虑的土地兼并趋势。富者田多税少、贫者倾家荡产仍完不成赋税的局面已经出现。黄毫不怀疑，如果没有穆的激进改革，迫在眉睫的后果就是阶级战争：该县已处在危亡的边缘，其动力就是众多的仆庶。结果证明——或许穆炜的税收改革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缓解作用——黄所预见的毁灭在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来到了麻城。第四章 异端 - 图24

    但以晚明时期当地的标准来看，黄卷只是来自一个在财富和学术上有中等成就的家庭。万人崖黄氏虽然是受人尊敬的家族，但整个明代却只出了四个举人，黄卷则是唯一的进土。第四章 异端 - 图25对穆炜财政改革运动的支持，或许正是来自这个人数众多、中等富裕程度的精英阶层。至于那些富裕程度惊人并有全国性声望的大家族——可以说正是黄所指责的盘剥税收和攫取土地的主要元凶——对改革的支持显然并不那么一致。七里岗梅氏，以及当时正冉冉上升的明星梅国桢，显然就属于这个阶层。

    也许是由于黄卷的提名，穆炜知县被考虑得到帝国的奖赏，湖广布政使罗其玉（音）奉命调查穆是否配得上这样的荣誉。穆炜税收改革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挺穆运动。包括全国知名的哲学家耿定向（见下文）在内的一些当地士绅，于1573年拜访了省按察使王世贞，并声泪俱下地劝这位名人撰写一篇短文称赞穆为循吏，因为他成功地做到了无数前任没能做到的事，并称赞他的改革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下与上交益）。第四章 异端 - 图26

    但当罗巡抚转向以梅国桢为代言人的富人阶层一边时，得到了有所不同的评价。在回答罗的询问时，梅对穆谴责有加而吝于褒奖。梅认为穆的剿匪行动当然值得赞许，他也承认颇受争议的丈田之举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并且实现了预期的公平。但是，它就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作为当地最有势力的地主阶层的代言人，梅认为检验任何财税改革的真正标准是看它对农业总生产率的影响，如此说来，现在判断穆的改革是成功还是灾难尚为时过早。改革肯定给他家带来了经济上的不便，但梅谨慎地拒绝表达自己对其后果的看法。尽管如此，他确实暗示穆炜的财税改革没有做好审慎的准备工作：这些改革无疑给穆的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改革的实施其实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舆论（民情）。第四章 异端 - 图27

    耿定向与黄安县的设立

    哲学家官员耿定向（1524—1596）出生在麻城的西北角。传说一位公卿碰巧路过他家，认定两岁的耿定向日后会成为贤达之士。在此激励下，他从小就孜孜不倦地学习理学，并于1556年中进士。他于 1559年被任命为监察云南的御史，很快就因弹劾吏部尚书吴鹏而招来恶名。一波激烈的弹劾与反弹劾的斗争接踵而来，而耿相对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他沿着权力的阶梯逐步攀爬，在1580年代末做到了户部尚书。他去世后，被迫赠为太子少保，赐予荫庇特权，并最终在《明史》中立传。第四章 异端 - 图28

    耿生前在他的家乡也十分有名。例如在1575年，他是受邀为新编县志作序的少数几位黄州本地人之一。但这种影响在耿定向的人生中弥足珍贵。和住在中部平原的七里岗梅氏不同，三角山耿氏生活在大别山区，并不是一个非常富裕且身世显赫的家族。整个明代耿家只出了三个拥有高级功名的人。第一位取得省级考试成功的是定向的先辈耿光，他是1501年的举人，作为低级学官。第一个进士就是定向自己。秦家懿(Julia Ch-ing)为定向写的传记中说，他的直系先辈是微不足道的耕读之家，没有功名和官职。也没有记录显示任何耿家人参加过15世纪和16世纪初麻城知名精英们的集体活动，比如重修县城的儒学宫或是编纂1535年的县志。但是，到了定向这一代，耿家开始兴旺发达。他的弟弟耿定力也在1570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兄弟中最年长的定理，考中了生员后就有意回避科举，却因精于新儒家哲学和佛学而声名远扬。第四章 异端 - 图29

    终其一生，耿定向都在努力探索那个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帝国和地方的政治意涵。他喜好禅宗佛教并深谙其义理。他坚信作为王阳明思想核心的“良知”的存在，与王门“左翼”泰州学派过从甚密，其中包括他一度的密友何心隐和李贽。但我们将会看到，他察觉到当时官场的日益腐败堕落以及相应的社会失范，这促使他开始强调道德选择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以及他在宋代新儒学中发现的解决治乱问题的具体措施。他是西北地区以外最早欣赏关学（陕西）学派的学者之一，该学派坚定地信奉朱熹之学，强调重振礼法和道德，并致力于钻研经世之道和各种有用的技艺，这些都将成为清代前期和中期实学运动的核心主张。第四章 异端 - 图30耿不曾亲眼见到顾宪成（1550—1612）在1604年创建东林书院，但他逐渐从佛学和道德直觉主义转向强调全国性公共服务和地方性社会规范的“宋学”主张，这显然预示了后来的这场学者运动。

    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底层民众，耿定向重整社会规范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充分体现在他（在1575年前后）提议恢复乡约制度，该制度最早由宋代的朱熹提出，王阳明则使之在明代广泛复兴。第四章 异端 - 图31耿认为，保甲制度是禁奸、治乱的有力武器，但它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由地方精英实施、用以引导社会风俗和行为（导俗为风）的强制性规范：乡约。他说，自从明代的建立者开始实施另一种地方控制体系——里甲制度，乡约就明显地失效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耿注意到，这个动荡的时代需要一种集体的、相互的、公众的责任去重振道德。他回应了晚明改革者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呼吁精英们创建新的、正式的渠道去联系民众（通民），他们显然正在危险地脱离这些民众。最耐人寻味的是，定向注意到自己家乡地处边缘和极度无序的特点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头痛的问题——匪患猖獗、诉讼激增、拖欠债务和税赋，有效的乡约系统将有助于补救这种局面。

    虽然耿没有详细论述如何实现这些变革，但他明确指出，由当地地主精英控制的乡约制度有助于更公平的赋税和徭役分配（徭赋可平）。他在同时期撰写的一篇表彰文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该文称赞麻城知县王三宅整顿吏役收税时的欺诈行为，并在此过程中开除了许多吏役。第四章 异端 - 图32该地漫长历史中，棘手的税收问题都是地方与国家发生冲突的领域，并催生了对强人精英领导地方自治的公开吁求。

    耿定向发起了让其家乡所在的麻城西北部地区脱离该行政区划、独立建县的运动，在这场漫长而最终取得成功的运动中，他更坚定地阐述了上述观点。第四章 异端 - 图33而且在这段插曲中，我们还能进一步瞥见通常被掩盖的当地地主精英内部的争论。黄安县的设立显然是一个富有争议和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地主们一致认为，他们需要行政独立的直接动因是公共安全问题，麻城知县既不能、也不愿派他的官军来保卫县城西北部的大别山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总是沦为土匪和来自河南的跨境掠夺者的抢掠对象。一个距离更近的新县城、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将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这种忧虑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很明显，这场运动背后更深层的动因，是希望获得更高层次的地方自治，以对抗麻城县和该县中部平原更有势力的精英家族，例如新店周氏、坝上李氏、古城蕃曾氏，当然尤其包括七里岗梅氏。行政自治无疑会带来更大的汲取和分配财政资源的权力，以及更好地竞争科举考试稀缺配额的机会，过去县城中心那些身世显赫、人脉广泛的家族不成比例地占据着这些名额。这些优势显然是中心地区的精英们所不愿放弃的。

    新建一个独立县的想法首次提出来讨论，是在1542年麻城西北部的两名监生秦岳（音）和李大夏（音）递交的陈情书中。这份陈情书最初得到了湖广总督卢杰（音）的支持，但最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复杂而被拒绝——想必是违背了后来梅国桢指责知县穆炜在丈田时所忽略的土绅舆论（民情）。五年之后的1547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亲自要求巡抚重新考虑这个提议，但结果仍是如此。随后到1552年，新科举人耿定向加入了论战。他游说巡抚冯岳重启这个议案，但被巡抚断然拒绝。 《黄安县志》指出，该地继续饱受社会动荡之苦。

    在考中进土一年后的1559年，耿被任命到明朝南方留都南京为官，他立刻抓住机会再次提出家乡的自治问题。他希望湖北布政使刘伦新（音）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就要得到刘的批准了，刘却突然调走，而接替他的张裕（音）并不认为该举措有那么重要。几乎可以肯定，这位新任巡抚此前受到了反对西北部自治的麻城人士的影响。耿定向当时远在南京，不能有效地反驳他们，但第二年他被任命到甘肃，借路过故乡和湖北省城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游说当地和省里的官员支持建立新县。到1562年底，耿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张巡抚递交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希望皇帝赞成此举。整个冬天和春天，各方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间有许多歧见纷争，特别是关于财政重新分配的细节问题。1563年4月，户部最终正式批准设立黄安县，新辖区大部分来自麻城，但也有一小部分来自邻近的两个县。

    耿定向战胜了势力根深蒂固的麻城精英。事实上，康熙朝的《黄安县志》过分夸大了他取胜的程度。麻城西北部的其他家族无疑得益于新县的设立，但县志——在其传记文字、当地文人作品选、当地基础设施捐赠记录等中——引人注目地揭示了耿家势力在该县设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所达到的垄断程度。相比之下，麻城时代耿氏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平平，而在自己的地盘黄安却出了许多公认的文人，不仅明代中后期如此，而且延续到随后的清代。第四章 异端 - 图34耿定向获得了有力的封赏。

    周氏兄弟与龙湖

    与耿定向及其兄弟交往密切的是另一对周氏兄弟。周家至少有8个“思”宇辈成员——思久、思敬、思季、思昭、思志、思旦、思达和思善——中了举人或进士，并在16世纪后期担任知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这些人都来自掘断山周氏，这是大别山地区最古老的精英家族之一。他们声称早在南宋时期（1190年代）就来到此地，据说他们的始祖周爱六是从江西迁来的。周氏家族的大本营掘断山坐落在麻城西部，1562年被分出来成为黄安的一部分（《黄安县志》中有周思敬的传记，称他为当地子孙第四章 异端 - 图35），但周家的地产事实上遍布两县，其中相当一部分位于阎家河集镇北面的麻城中部平原。第四章 异端 - 图36

    这代人中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是周思久（周柳塘，1553年进士）和周思敬（周右山，1568年进士）。思久没有做过知府以上的官，但他在全国的人脉非常好。至少有名的清官海瑞曾撰文赞赏他在艰难的海南知府任上所取得的政绩，思久因此而受到嘉靖皇帝召见并征询意见。第四章 异端 - 图37周思敬和耿定向一样，都是独揽大权的首辅张居正(1525-1582)的人。他在世期间官至工部侍郎，死后被迫赠为大学士。第四章 异端 - 图38

    不过，无论在当地还是外乡，闻名遐迩的麻城“二周”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都要胜过他们可观的政治地位。他们是知识界的名人。思久和思敬在麻城县城和全县各地修建了宏伟的儒学宫、图书馆和佛寺。最有名的是，他们在阎家河北郊的龙湖（又称龙潭湖）沿岸修建了一组亭台和寺庙。除了钓鱼台，还有寒碧台、龙湖寺、芝佛院，这些地方都成了文人览胜的上选之地。在这些地方，思久和思敬可以泛舟湖上，友朋雅聚，觥筹交错，伴之以优雅而激越的谈话。这些寺院也表明了周氏兄弟对佛教的痴迷。毕竟，麻城著名的苦行者道一就是他们表兄弟思善的儿子，思久和思敬与另一位全国知名的僧人无念也很亲密，他是东山熊氏的后人，他们让他做了芝佛院的住持。第四章 异端 - 图39周思久与耿定向常年保持通信，讨论有关佛教信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如何使之与他们同样珍视的儒家个人伦理、礼法规范和公共服务相调和。第四章 异端 - 图40他们混合思想中的这种佛教因素，成了16世纪后期困挠周氏兄弟以及耿和梅的丑闻的中心：即他们极受争议的访客李贽在龙湖的活动。

    李贽来到麻城

    反传统的哲学家李贽（1527—1602）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有穆斯林血统的商人家庭。第四章 异端 - 图411550年代他曾在当地为官，还做过云南姚安的知府，之后便辞官去了南京，过上了自由学者的生活。在那里他卷入了同王阳明门徒的激烈哲学争论，其中包括何心隐（1517—1579）、麻城的耿定理和耿定向以及定向的学生焦豌。该学派从何心隐开始采用讲学的方式，通过公开辩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强调公开发言、与一般民众进行交流以及相对接受他人观点。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调和主义的圈子：耿定向支持风格独特的泰州学者王艮（1483—1541）所阐发的王阳明良知学说，耿定理致力于完善禅宗的养生之法，而李和焦则开始花费数年时间投入地集中阅读道家文献。第四章 异端 - 图42

    1581年，耿氏兄弟回到他们的家乡，新设立的黄安县，为父亲服丧，定理邀请54岁的李贽来做客。年底时焦豌也加人进来。第四章 异端 - 图43李和耿定向一度关系很好，《黄安县志》中选印了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和交流的往来诗文。第四章 异端 - 图44但是哲学和政治上的分歧使两人开始产生隔阂，彼此之间越来越刻薄。耿定理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周思久试图调解两人的矛盾，但成功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1579年，何心隐因煽动叛乱而在武昌被逮捕并处决，其详情至今仍不明朗。尽管在此前大约五年时间里耿定向一直是何的保护人，李贽仍因为何的死而开始责备耿是道德上的懦夫，在他看来何是为信念而献身的英雄。第四章 异端 - 图45随后，当定向接受新的任命、在杀害何的朝廷中担任副都御使时，李强烈地谴责他是只图自保的伪君子。1584年夏，耿定理因病去世，李也因此而受到耿定向越来越大的压力，打算离开黄安。起初他想回到南京，但焦豌因为经费不足而表示反对，于是两人接受周氏兄弟的邀请去了邻县麻城。

    李贽于1585年来到麻城，并在该县度过了随后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住在宏伟的芝佛院中一处树木丛生的宁静山崖上，在那里可以俯瞰龙湖。芝佛院住着40多位僧人，但它并不是正式注册的佛教朝拜之地；用李自己的话，它严格说来“非寺非庵”，而是一处私人的、无派系的祈祷和沉思之地，周思久出于“为国祈福”的爱国动机建造了它。第四章 异端 - 图46焦蛇也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589年进京赶考并被任命为翰林。常来拜访的人包括周氏兄弟和他们的侄儿道一、袁宏道和他的兄弟中道（有一次宏道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梅国桢，以及来自当地和外乡的其他名流。这个所谓的龙湖集团浓缩了16世纪后期麻城社会的长期特征，一个全国异端思想的中心。第四章 异端 - 图47

    芝佛院的住持是魅力超凡的东山人无念，他是将军梅之焕（国桢的侄子，不久就成为麻城的军事领袖）、诗人袁宏道之类名士的朋友和精神导师。袁曾在写给无念的一首诗中调侃他的思想玄妙深奥：

    百遍听师语，终不破纠缠。

    譬彼生盲人，生不识紫朱。

    告以朱何似，转言转模糊。第四章 异端 - 图48

    李贽也受到了无念的影响。1588年，他将家人送回福建，剃度出家。和他的调和倾向一致，李坚称这与他公共文人的身份并不冲突。他对周思敬抗议道，自己“塑佛诵经”只是为了“祈国泰民安”。话虽如此，此举还是招来了非议。耿定向的反应尤为激烈，连周思久和持同情态度的麻城知县邓世阳都无法劝阻他。第四章 异端 - 图49

    李贽在龙湖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他读的不仅有伟大的唐诗，据袁中道说，还有“宋元名人之曲”和“稗官小说之奇”。有时他一连几天耽于沉思，身边只有酒和书，不跟任何人说话。他个人有洁癖，连单衣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第四章 异端 - 图50但他也经常和朋友们喝酒、交流诗文，是一位高产的书信作家。第四章 异端 - 图51李贽最有名的作品都是在旅居麻城时创作的，包括他的历史批判论文，以及收入《焚书》、《续焚书》、《藏书》的散文和书信。同时他也继续讲学，他在龙湖的公开讲演不仅吸引了文人，还吸引了小商人和其他好奇的乡民，这更激起了当地保守精英的敌意。第四章 异端 - 图52

    李在性方面的不检点，进一步助长了论敌攻击的气焰。李自己承认，他在黄安过的是僻静而节制的生活，而移居麻城后摆脱了耿定向严苛的目光，所以乘机“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第四章 异端 - 图53。在出家之后，60岁的李贽也坚决不肯放弃与女性交往。在无念担任住持期间，芝佛院素有吸引女弟子的声名，连主持的朋友袁宏道都嘲笑这可能会导致性放纵：

    心如止水堪容月，

    身似寒株也著花。

    摩顶几回亲记取，

    生生世世法王家。第四章 异端 - 图54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李贽本人收下一位极著名的女弟子，即梅国桢20岁的寡居女儿澹然时，流言蜚语开始盛行，李的敌人终于找到了口实。第四章 异端 - 图55

    李从不缺少敌人。他总会以不无偏见的方式去谴责即便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保护人，如果他们不能遵循他的标准的话。例如，他公开批评周思敬没能主动去职以抗议他的恩主张居正在死后被免职。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屈从于当权者：“学问如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第四章 异端 - 图56不过他怒火最旺的一次是针对耿定向的，直到1585年离开黄安、前往麻城时仍未熄灭。在李的《焚书》(1590)和《藏书》(1598)中，耿被看做伪道学的典型，与李本人声称代表的真道学（尽管他显然是一位离经叛道者）相对立。李辩称，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正是基于人类的真机。相反，虚伪者要求遵循武断的是非规范、坚守名教礼法，可事实上只在符合自己的利益时才那样去做。他们所谓的学问完全是为了应付科举、攫取官职，进而言之，不过是带着虚伪的面纱去追逐财富。商人在市场上诚实而高效地谋求财富，事实上比那些贬损他们的学者官员更有道德。第四章 异端 - 图57

    李贽对耿定向的严厉攻击主要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周思敬、焦骇以及耿本人，他在有生之年竟公然辑录出版了这些信件（其中不少也收入了耿的文集）。耿定向的回应也采用了书信的形式，特别集中在16世纪 90年代初写给周思久的三封信中。这些书信看起来很像是为了私人传看，但被谨慎地藏起来没有付梓，直到耿去世后才收入他的文集。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些信没有一封涉及两人日益恶化的私人关系：耿公开表达了他对李伦理和社会观点日益增长的不满。

    在第一封信中，耿为自己坚持名教进行辩护，批评李所说的将社会关系根植于实际情况（真机）。耿提到他自己的使命是贯彻继往开来的有效社会模式，而李却固执地在危亡时刻沉迷于自我，罔顾过往的教训。耿坚称自己所尊奉的学习经典文本、弘扬传统家庭伦理更适于治理乱世，在那个时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他承认孔孟传统中确实有关于真机的论述，但指出必须将其限制在道德范畴之内，即对仁和义的本真追寻。看起来，李本人对真机的观点显然是来自佛学而不是儒学。耿认为这本身并没有错，并提到他自己也曾花费多年时间研究佛学。但是，有必要对佛教学说采取批判的态度，特别是要考虑到他们的社会效用。第四章 异端 - 图58

    耿的第二封信聚焦于如何实践“分别”，即做出适当的区分。耿指出，李贽并不相信这条训诫。例如，耿本人出于“分别”的考虑而避免与妓女接触，李却公开地和她们勾勾搭搭，甚至在本该为他故去的妻子服丧时也是如此。李当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自然之真机这一原则的，而耿与之相反，他自己更信奉明义道理。和他的行文风格一致，耿再次承认儒家论述中确有“无分别”的论述，李贽的观点正是以此为据。例如程颐就说过“万物为一体，视人我无分别”。但是这里的无分别与李所鼓吹的截然不同：它的本意是阐述对他人的道德关怀，而不是为自我放纵张目。第四章 异端 - 图59

    最后一封信逐条驳斥了李贽所声称的信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耿对李强烈否定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道德支配关系的驳斥。李对儒家的五伦进行了有名的颠覆，他认为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他以比过去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更平等主义的方式对此作了重新界定）的平等关系，要比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明确等级关系更有意义。第四章 异端 - 图60李认为君臣、父子的对位关系是“错误”或“专制”的（假合），耿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声称这种二元关系是“奇妙”或根本的（妙合）。在耿看来，以温情约束父子、以义务约束君臣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这封信和他的全部批评中，耿定向一再使用“自”和“原”这样的词，以压过李贽所声称的自然或先验的真理，这（在耿看来）构成了其哲学观点的道德合法性。耿认为，李只是在破坏自然、宇宙、道德和社会秩序。第四章 异端 - 图61

    虽然耿对李的批评文字保持思想辩论的色彩，但他显然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有证据表明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关系网络对李发动了更致命的攻击。1580年代末，麻城文人反对李继续待在这里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烈。李贽因其异端观点、腐朽淫纵、宣淫祸世、而受到谴责。第四章 异端 - 图621590年，由于对耿进行尖锐批评的《焚书》出版，连李在麻城的庇护者周思久也与之绝交（周的弟弟思敬显然没有这样做）。1591年，耿定向以前的学生、雄心勃勃的蔡义忠（1600年进士）出版了《焚书辩》一书，他是横贯大别山脉的光山县人。这本书远比策划者想要写的更激烈，大家都清楚是耿定向授意他写的。当年年底李和袁宏道造访武昌时，据说耿派他的家仆煽动公众去谴责李的左道，结果李在游览省城著名的黄鹤楼时遭到了暴民的攻击。第四章 异端 - 图63

    自此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1594年，另一位自称是耿定向学生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来到麻城指控李大坏风俗。李坚决不肯离开麻城，据说他声称“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第四章 异端 - 图64。但是两年后，当李贽去访问一个山西的朋友时，却被当地官员赶了出来，他认为这是耿定向的爪牙在捣鬼。回到麻城后他写下了遗嘱，并向周思敬倾诉，说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被谋杀。次年他逃离该县，又去了山西，在梅国桢的总督府避难。这时焦兹回到了麻城，写信给李让他回到他们在龙湖的旧居，但李没有接受，他说麻城想见到他死的人太多了。他去了南京，寻求朋友的庇护，并利用这个机会出版了《藏书》，对已经故去的耿定向发起最后一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序言是由梅国桢和仍健在的耿定理写的。梅写道：

    自古豪杰之士，其识趣论议，与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艰难危机之时用焉，当治平无事，往往无以自见。……余友李秃翁先生，豪杰之士也。当其时，士方持文墨，矩步绳趋，谈性命之糟粕，独一秃翁，其识趣论议，谁从而信之。……一切断乎己意，不必合于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与世人不相入，而日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第四章 异端 - 图65

    这段话中梅关于豪杰之士的论述非常重要，揭示了李贽思想的发展及其与麻城的特殊关系。这些传奇故事中，李贽在龙湖时最钟爱的是武侠小说《水浒传》。那段时间，李在青年学者杨定见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出版了这部小说的120回评注本，如今已成为“定本”。第四章 异端 - 图66他的手稿由杨保存下来，在其他仰慕者的帮助下，于李去世后的1614年前后在苏州出版。第四章 异端 - 图67李对《水浒传》的兴趣，既是由于他很关注不同于平和的文学规范的另一种散文风格，也是为了探寻一种超越传统儒家文人或官员的道德行为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很敬仰烈士般的英雄何心隐。李尤其关注英勇无畏、强健刚毅的理想男性形象——一个不避暴力、有时甚至以此为荣的男子汉。他特别欣赏好汉（坚韧粗犷之人）观念。在《史纲评要》中，他反复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那些在危难之际采取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政治行动的豪杰——例如古典法家学派的官员商鞅和申不害，还有唐朝的创建者李世民。好汉的理想弥漫于整部《水浒传》，有人统计这个词在李的版本中出现了369次。第四章 异端 - 图68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麻城和大别山地区的地方文化，梅国桢就是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例证。

    1600年春，李贽自觉地展示了他自己的英雄主义，最后一次回到麻城。他的情绪是嘲讽与挑衅的。李写信给焦蛇说：他们指责我是异端的首领，可我除了闭门沉思和读书之外什么也没做。我是县志中时常提到的那种流寓之人。各郡都很乐意接纳这样的人，可在这里他们全都想着把我赶走该多好！想想吧！如果这些自认为是君子的当地文人真的相信我是异端首领，他们把我的罪恶加诸其他地方就真是绅士所为吗？当地精英圈子已经在酝酿一场拆除李贽居住的芝佛院的运动。为反对这一运动，李贽再次打出了一张“阶级牌”。他说，那些反对我的人都是财主人家，要是拆掉

    我住了好些年的芝佛院，那会显得他们多么小气？第四章 异端 - 图69

    那年冬天，麻城新任县令冯应京的到来使当地精英们取得了胜利。冯雇了一帮家仆——提到李时称之为流氓——向龙湖迸发，想要一劳永逸地把李赶走。李的学生杨定见拒绝交出74岁的老师，帮助他穿过大别山逃到商城，在那里另一位朋友马经纶将他带到了北京。盛怒之下的县令下令把杨抓起来候审，将芝佛院夷为平地。第四章 异端 - 图70

    1601年的北京，麻城精英社会的性质以及李贽在其间的尴尬处境，为整个京城文人圈的流言和争论增添了新的话题。御史张文达要求谴责李在麻城期间的种种恶行，并警告说如果不立刻把李抓进监牢，同样骇人听闻的事情就会在帝国的都城发生。李贽的新保护人、同样身为御史的马经纶，用公开流传的三封信进行回应，为李在麻城的行为辩解，并指责“群狼”将没有恶意的“老翁”推向窘境的行径。马争辩道，李贽与过去那些流亡旅居的伟大儒者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借饮酒、垂钓逃避艰难时世的李博[译者按，疑为李颇，南唐画家]和司马光。《大明律》明确规定百姓要尊重身边的退休官员、敬重年过七十的老人，在麻城迫害李贽的那些人粗暴地践踏了这两条规定。而且，该县对李贽的指控不过是一小撮敌人挑起的谣言，无论如何不能反映他们自诩代表的舆论。第四章 异端 - 图71但是张文达和那些指控者胜利了。1602年，李贽在北京的一间牢房里自杀了。

    李贽与麻城的宗族争斗

    马经纶为李贽所作的辩护中有一条很有趣，即李贽事件如何成为了麻城县内部精英之间争斗的导火线。马在第一封信中含糊其辞地暗示，对李的宣淫指控不过是诋毁当地一向显贵之族的不实之词，事实上是那些指控者而不是被指控者犯了宣淫之罪。他很谨慎地没有明说这是哪个家族。第四章 异端 - 图72不过，马显然又做了更具体的阐述，指出这种诽谤的真正目标不是别人，正是品性正直、才能出众、替朝廷剿灭叛乱的将领梅国桢。马说道，国桢家乡的敌人想通过影射其女儿澹然来给他抹黑，可她虽是李贽在芝佛院的弟子，事实上却是一个作了尼姑的贞洁寡妇。马认为，指责澹然行为不检点的谎言完全出于麻城士大夫互相倾轧，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攻击李本人，不如说是中伤梅家的声誉、破坏国桢的仕途。他指出麻城许多文人都是或曾经是相对高级的官员，并暗示对梅国桢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攻击不仅涉及当地的精英争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国范围内官场派系在地方上的反映。马从未指名道姓地说出梅的敌人是谁。第四章 异端 - 图73

    如果梅国桢是真正的目标，那么通过李贽来打击他就很自然了，因为16世纪末梅在当地精英中成了李的主要保护人。正如我们见到的，他曾在返回家乡时到芝佛院去拜访他，曾在他的山西总督府为李提供避难之所，还为李颇具煽动性的《藏书》写了一篇赞赏有加的序言。梅和李长期通信，探讨儒学和佛学思想，很显然，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李视为自己精神上和哲学上的导师。第四章 异端 - 图7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李入狱和自杀之后，梅之焕（国桢的侄子和有力的政治继承人）仍是他的忠实信徒，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皆然。他写了一篇悼词，称李为“长者”。第四章 异端 - 图75

    李贽真的只是梅、耿两家冲突的牺牲品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暗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他认为梅家是麻城的老牌显贵，耿家则是暴发户、是他们当地霸权的挑战者。第四章 异端 - 图76的确，16世纪70和80年代在麻城发生的关键政治事件中，耿、梅两家是相互对立的。耿定向是知县穆炜税收改革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极力鼓吹穆应得到帝国的嘉奖，他还是穆在当地的知己黄卷的密友；而正如我们所见，梅国桢对穆的创新之举颇为质疑。黄安县分离出去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似乎进一步加剧了耿、，梅两家的矛盾。

    黄仁宇也不指名地提到李在当地的保护人是老牌的大家族（像梅家），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固地位看来允许他们容忍李的自由思想，而攻击他的则是相对弱小、根基未稳的当地学者（像耿家），他们不得不像清教徒式地捍卫公共道德，作为他们在当地社会权力的基石。第四章 异端 - 图77然而，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我所见到的晚明耿氏或梅氏的现存文献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对方（他们的后人还有过联姻关系第四章 异端 - 图78）。耿定理同梅国桢一道为李贽的《藏书》撰写序言，而这本书正是攻击定理的哥哥耿定向的，这使得上述假设更加令人费解。周氏兄弟思久和思敬，可以被合理地视为耿和梅共同的朋友和他们的调解者，一个住在耿的新黄安县，一个住在麻城中部平原梅家的地盘上。他们在1590年代各自支持一方，思久与李贽断绝了关系，而思敬仍是他的知己。第四章 异端 - 图79有必要承认，晚明时期麻城私人之间、家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可以说是拜占庭式的（极度错综复杂的）——事实上远比梅耿两家争斗的假说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梅国桢因公务而长期不在家乡，但到世纪之交时，仍使自己及其家族深深地陷入了与当地精英的相互纷争。有人猜测，1601年初领导驱逐李贽行动的知县冯应京是当地梅国桢敌人的盟友，但是几个月后四川人刘文琦接替了冯，我们已经知道此人其实属于梅党。当地政治的进程立刻改观。刘到麻城不久，梅就从西北任上写信给他，请他介入一场私人纠纷，刘照办了。他写到，许多小乡绅在吴克桐的带领下（名单中没有耿家的人），开始诽谤梅家并挑唆里乡平民（是梅家的佃户吗？）反对他。梅指控说，吴卷入了代理征税的欺诈行为，却将罪责转而推给了梅家。可否请新任知县费费心调查此事？梅还写到，他在外地尽量不卷入麻城当地政治，但看来形势已经发展到他必须回来亲自介入的地步了。第四章 异端 - 图80

    年底之前他真的这样做了。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这是1588年以来自己第一次深人造访家乡，从那时起，当地精英的道德和精神已经令人忧虑地堕落了。县里的大家族之间仍维系着表面的寒暄，但这只是为了掩盖相互拆台的行径。诽谤、侮辱和污蔑成了当时的常态。他还提到——是否在影射耿定向攻击李贽的方式？——成名学者甚至网罗年轻的弟子卷人这些运动。他说，在种种物质因素中，税负分配的长期难题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是需要解决的；但梅说真正让他苦恼的是，这些诽谤性、骚扰性的诉讼本身已经内化成了当地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第四章 异端 - 图81因此，如果梅国桢的说法可信，那么在16世纪推动麻城扬名全国的精英团结已经开始瓦解，而此时正是那些精英将要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既有来自底层民众的起义，又有来自外族的入侵。这些挑战来临之时，那帮文人会像梅谴责的那样，如同被宠坏的孩子般吵个没完。

    李贽与明王朝衰落

    中国思想史家几乎全都认同李贽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进步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倾向于一分为二地看待李贽所做贡献的性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强调他思想中革命的、反封建的特质，把他描绘成地主阶级的坚决反对者。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他对文人伪善的攻击和对利益动机的不时拥护，经常把他和市民思想的萌芽联系起来，但他们也强调他的平等主义观点与城市劳动者和农民的利益产生了共鸣，形成了反对封建“大地主”的同盟。第四章 异端 - 图82相比之下，来自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由岛田虔次(Shimada Kenji) 1949年的著作开创先路，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黄仁宇、彼特森（WiHard Peterson），以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学者紧随其后，他们都以各具特色的方法进行研究——转而强调李贽的现代个人主义，认为他对个体声音的追寻或明或暗地捍卫了个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用李自己的说法，将“吾”从社会的粉碎性压力中解放出来。第四章 异端 - 图83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倾向于淡化李贽学说的阶级色彩，这种倾向在黄仁宇那里最为明显，他强调李有着顽固的“精英主义”，即便短途出行也坚持乘坐轿子，不亲自阅读而让仆人念给他听，在麻城和其他地方都享受着那个时代最富裕的舒适生活。第四章 异端 - 图84

    在麻城的地方记忆中，李贽得到了不同的评价。第一份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由麻城诗人、明朝忠臣刘侗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刘的文章恪守中立，如实记录了李在麻城的艰苦工作，既没有称赞也没有指责他或是他对手的立场：看起来重要的只是这位全国知名的显贵在我们麻城，并且住了那么久。这也是县志中李贽传记所采用的基本立场，这篇传记最初被收入1670年县志中的“流寓”部分，并在直到1935年的历部县志中被一再重印。李贽或许是有争议的，甚至是该指责的，但是他的到来证明了我们县的伟大历史。第四章 异端 - 图85

    然而，到了1935年，这种中立性难以为继了。我们将会看到，民国年间的《麻城县志》是在该县社会保守势力取得巨大优势的背景下出版的。该书由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孟广澎作序，序言明确指认李贽破坏社会规范，从而导致了明朝末年的叛乱和当下的共产暴动。历史的教训是，必须压制李所散布的那些肆意猖狂、倒行逆施的思想。孟继续写道，好在该县百姓深明忠义，奋起赶走了李贽，正如今日团结起来粉碎了左派分子。第四章 异端 - 图86与国民党对李贽社会影响的妖魔化针锋相对的，当然就是盛赞他对共产主义时代官方和半民间麻城历史编纂的影响。李曾指责其主人周思敬虚伪这件事——周笃信公共良知，却在粮食短缺时囤积谷物——被用来表明李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社会等级的直觉。他在公开讲演中号召不同社会阶层的听众醒目，将他们从文化压制中解放出来去反叛。第四章 异端 - 图87李贽在20世纪麻城的出现——在大量的历史编纂中——成了每位作者政治态度的试金石，而且不论好坏，成了社会革命的象征。

    当然，指责李贽煽动社会崩溃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这种指控早在 17世纪就对准了他。例如，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保守主义声音来自顾炎武，他直接把李的狂妄思想与日后的激变联系起来。顾写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人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竟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不知遵孔子家法……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第四章 异端 - 图88

    值得注意的是，李的攻击者中还包括东林党人。正如Jin Jiang所指出，批评李贽在麻城所作所为最严厉的两个人，驳《藏书》的蔡义忠和御史张文达，后来都成了满怀热情的东林党人。第四章 异端 - 图89但是明末的党派联盟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看到，在东林党人中，梅国桢的侄子梅之焕就是一位崇拜李贽的年轻人，而且终其一生都在纪念他。在明朝末年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运动中，麻城文人刘侗是最坚定的参与者之一，他为李贽曾到过麻城而感到无比自豪。把李贽、梅国桢及其侄子之焕，以及刘侗吸引到一起的，部分是由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它。第四章 异端 - 图90

    事实上，梅家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使这样的假设变得晦暗不明，即李贽与他死后二十来年爆发的社会革命之间有着直接关联。梅家恰好是全国最大的蓄奴家族之一。梅国桢远不是一位社会开明人士，他的侄子之焕是明朝末年该县唯一极端坚持社会规范的人；可他们都很珍视与李贽的交往，李也欣然接受他们的款待和庇护。李的著作中无疑充斥着对文人地主虚伪和自利的批评，但他在麻城的作品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该县庞大的下层农民阶级，更没打算煽动他们造反。

    然而，李贽的确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县度过了那段岁月，那段极其活跃、畅所欲言的岁月。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杀戮也的确首先发生在麻城，而不是帝国的任何其他地方——事实上它就发生在梅家的土地上。无可辩驳的是，李贽在大别山区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当地精英社会内部的裂痕、加速了团结的崩溃，而那些想要颠覆这个社会的底层民众对此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