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1924年初，宋埠人屈佩兰（他是辛亥革命英雄、湖北省议会主席）邀集旅居武汉的麻城同乡，在家乡投资创办了一家织布厂，这是该县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制造厂。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从省实业厅得到特别支持，聘请出生于麻城、毕业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王洪范担任经理。王说服麻城县长召集该县商界领袖开会，并向他们发行债券。他买了30台动力织布机，制作大小布匹、发带、手帕等，于9月正式营业。可不到两年，在叛逃将领袁英占据麻城期间，工厂和资金都被他据为己有。次年春天，共产党积极分子谴责工厂为“资产阶级之组合”，勒令其转而生产“农民队”军服，并把工人们组织成一支武装纠察队。1927年底，工厂又被军阀土匪任应岐霸占，完全停止营业。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

    棉布厂的短暂历史是一个缩影，表明“现代性”在麻城不仅姗姗来迟，而且驻足未久。在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北全省经济“现代化”的冗长而详尽的调查报告中，湖北历史学家苏云峰一次都没有提到过麻城县。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毋宁说，19世纪最后25年和20世纪最初25年的麻城历史，本质上是一段日益被边缘化、渐至被忽略却又极度动荡不安的外围历史。

    麻城作为边缘地带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候，并不总是贫困的时光。农业直到1920年代初仍在顺利发展，谷类、豆类、蔬菜和花生等常见粮食品种依然高产，长期发展起来的耕作技术依然有效。木材、竹子、桐油、药草，以及茶叶、丝绸等特产仍有很大市场。1909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商贸展览会上，麻城自豪地展出了好几样“本地特产”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进入民国时期，该地黄帮商人的传记同样表明，他们仍然在长江上游和汉江流域成功地往来经商，并将很大一部分利润再投资到家乡麻城。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但麻城长期享有的适度繁荣景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日益扩大的二元经济中，逐渐跌入“落后”地区的行列。中国社会和文化也越来越分裂为两个部分，一边是边缘而保守的部分，另一边则是更加开放、更具自我意识的“进步”的部分，两者之间的紧张会给麻城带来异常的暴力。

    随着1861年汉口对外国居民开放，以及此后几十年间长江沿线蒸汽船交通业的快速发展，华中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已逐渐转向全球贸易网络。武汉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真正的工业化，许多周边地区迅速转向生产工业原料作物，以满足省城和其他地区的工厂之需。在湖北四处延伸的“内陆三角洲”地带，最重要的是转向种植棉花及其他纺织作物。不过，虽然邻近武汉的沿江地区过去曾大大促进了该县经济发展，这些地区本身也有棉花种植的悠久历史，但显然麻城仍与这些发展无缘。如费惟恺（Albert Feuerwerker）很久以前所说，棉纺织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领域，已经显而易见地被分成了两个同样兴盛的领域。因此，尽管麻城（通过黄帮开展的）手工棉布贸易仍然占据着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跨地区市场，可该县经济从未整体转向为提供工业原料而进行的棉花种植，而这正是许多周边地区的特征。于是，麻城在湖北各县中作为棉花产地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了。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

    麻城的商业生命线举水很难适应蒸汽船交通，而且直到1934年才修建了麻城与武汉之间的第一条公路。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61905年竣工的京汉铁路，从麻城西边的孝感和英山，而不是该县的五大关口，穿越大别山。这一路线使麻城在帝国南北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彻底终结了（无论如何它本就衰落已久）。更重要的是，该县失去了利用连接武汉和北京市场的廉价交通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这一因素在铁路沿线的乡村地区迅速变成了现实。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7与之相似，在1906年投入使用的湖北全省电报系统将该省所有地区连接、整合起来，越来越边缘化的东北部——麻城及其邻县黄州——却被排除在外。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8虽然该地区有令人自豪的商业传统，却直到1908年才成立麻城商会，是湖北各县商会中最后成立的一个。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9

    高度本土化和军事化的当地文化，很难接受外国的直接渗透，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已经看到，最早冒险进入该县的两名瑞典传教士，在1892年端午节之际被愤怒的当地拳民打死（见第一章）。后来瑞典人回来了，但是六年后，为声援余栋臣在重庆的反基督教宣传（这一消息无疑是由大量旅居四川的麻城人带回来的），瑞典人在宋埠的教堂再次被夷为平地，教堂人员被驱逐回武汉。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0传教士直到20世纪初才在麻城站稳脚跟，又过了 20年才得以进入极度排外的东山地区。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1 1905年，当地几名年轻人（显然是受了义和拳的启发，却自称为“白莲教”）密谋发动一场扶清灭洋的起义，但没有成功。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2甚至到1915年，该县精英还成功地打了一场官司（北京的外交部都卷入其中），将西方传教士从已被他们改造成教堂的一座空道观中驱逐出去。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3

    至于外国商人，直到1909年汉口的英国和记蛋粉厂在宋埠设立采购站，才在该地有了立足之地。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4随后几十年中，采购农产品的德国和日本商人也来到宋埠，但直到1938年日军侵占之前，住在麻城县的外国人总数从未超过五个。尝试利用西方工业技术，也直到1924年设立的棉布工厂才开始，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工厂的凄凉历史。

    改良

    这时麻城进入了20世纪，明朝中后期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不过的确有一股狂热的精英改良主义思潮在全国蔓延，它不能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对该县产生影响，并至少得到了某些回应。几位麻城士绅开始与进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切联系，尤其在他富有魄力的教育改革中备受瞩目。例如，吴兆泰（1851—1909）考中进士后担任监察御史，1890年被免去官职，因为他斗胆上奏（和明末的许多麻城先辈一样），谴责朝廷动用非常紧张的财政收入修缮颐和园。随后吴成了张之洞的手下，在总督钟爱的（武汉）经心书院任院长。19世纪90年代末，他将书院更名为学堂，重新制定学程，使西方科学与经典研习并重。在生命中最后几年，吴负责掌管张新设立的省学务公所。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5余应云（1886年进士）是抗击太平军的本地强人余雅祥之子，并接替父亲担任麻城万松书院的院长，他也在经心书院学习，并在张之洞设于武汉的多所改良主义书院讲学。受聘期间，他在不少棘手事务中为总督排忧解难，包括1892年在他家乡麻城发生的杀害瑞典传教士事件。余试图让凶手免遭处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不满，总督很快安排他到贵州任知县。余最后重返家乡，代表麻城任晚清的湖北省谘议局议员，致力于编纂《麻城县志》和《湖北省志》。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6

    教育变革在该县边缘地区来得更晚。1901年，一位意大利牧师在县城开办了一所天主教小学。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全县各地迅速涌现了一批混杂性的学堂，其中大多数是由黄帮商人出资兴办的，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常常占用佛寺或道观作为校园。清末民初，宋埠、白果及其他集镇创办了西式小学（其中有些是专为女子开办的）。这些早期西式学校毕业生，可以到其他地方接受更高的教育，如武汉、北京和东京（早在1902年就可以）。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7但注定要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校最早出现在1897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令人震惊地失败后，来自文人世家的激进士绅屈开埏，说服知县将麻城的科举考场（考棚）改建为高等小学，从全县各地挑选学生入学。我们会看到，这所学校将成为几代激进活动分子的温床，并将深刻地改变该县的政治生活。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8

    不难想象，在这个以“民风纯朴”而极其自豪的地方，教育革新是一个矛盾丛生的领域。从1910年代初，这个地区的西式学校就成了恐怖袭击的常规目标，袭击者通常是那些具有公共道德感意识的组织，例如红枪会。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19一位“现代化”人士郑重（他是在当地出生的国民党麻城县长，新生活运动的领袖，1935年县志编纂工作的负责人）在回忆新政时，认为这个时期激进而邪恶的新观念开始在该县传播，和三百年前的李贽时代一样，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0新的教育趋势不容忽视，但必须将其纳入控制之下。县级的控制工具，就是1905年前后设立的劝学所和麻城学会，有意思的是，它就设在县城的保甲局内。麻城学会后来改名为教育局，逐渐积累了大量捐赠土地，从中得到的收益用来资助它所批准的学校。学会成立后的头十年，由改良派士绅吴东甲领导。但从1918年开始，教育局为一连串保守文人和当地权贵所控制，如郑康时、余晋芳和程荫南；自1930年代初，该局由县长郑重亲自掌管。在这期间，与现代化最背道而驰的项目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郑康时任内的要务是修复古老的文庙，余晋芳是重建孔庙，郑重则以2369元的巨资翻修乡贤名宦祠。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1

    对于麻城的许多地主精英（他们大多数可能来自东山，例如余姓和郑姓）来说，“现代性”至多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例如，完全进入民国时期后，当地慈善家们所热衷的，仍是其他更开放地区的同侪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1923年，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科学家余晋芳在县城资助了一个儒家惜字会，以防止对神圣文字的亵渎。对当地城市贫民施放粥饭、诊治疾患的儒家机构善堂，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在长江流域的许多市镇大量设立，但直到1919年才首次出现在宋埠、 1932年才出现在麻城县城。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2最受欢迎的改良领域，毫不奇怪，是公共安全。1908年，麻城的保甲机构被废除（后来证明是暂时的），由“现代”警察取而代之，警察总部设在县城，但各镇都设有分部。第二年，宋埠镇以地方自治的名义设立自己的警局，代替了县政府的警局，其他各大市镇很快如法炮制。又在各主要市镇建起了军械库，以加强对该县日益增长的现代武器的控制。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3

    政权更替

    就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宣统皇帝当政的第三年，“革命”发生了。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描述的那样，10月10日武昌兵营士兵首义之后，1911年（辛亥）起义在整个华中地区的扩散，这是一场完全由城市改良派精英推动、几乎没有流血的事件。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4就麻城而言，周锡瑞的看法完全正确。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太平军和捻军叛乱期间，麻城都惨遭屠戮，而在此后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屠杀甚至更加残酷。可麻城的共和革命却大不相同——它是罗曼蒂克、甚至温文尔雅的。在这里，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被推翻，实质上是少数年轻人的英勇壮举，它在一起丰富多彩的谋杀事件中达到顶点。

    毫无疑问，当地社会内部积累的社会和政治矛盾颇有助于革命的最终发生，但它们都更像是革命的征兆而不是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帝国晚期，当地纳税人与收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麻城已成为常态（其他地方无疑也是如此）。清朝统治的最后20年里，对衙门吏役中饱私囊的指控迅猛增加，并促使麻城知县在1897年对该县财政体系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5下一年，邻县黄安又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粮食暴动。虽然连年歉收，该县粮仓依旧粮食充裕、大门紧锁，粮价上涨了三倍。知县巫国玉本是平民出身，在藩台（省财政部门）工作多年才升任现职。他试图控制粮价，下令精英出售囤粮，却无人听从。成群的饥民聚集在县衙门口，在他的默许下抢劫了该县粮仓。当地精英们来到武汉试图撤掉巫的官职，但总督张之洞决定将他降职后继续留用。精英们被迫接受巫的平民化政策，但反政府情绪愈益高涨。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6

    在麻城，粮仓也是一个敏感问题。整个19世纪末期，由当地士绅发起的一系列诉讼，促使知县对当地粮食库存进行更大范围的统一调控。最后在1904年，知县滕松下令，所有政府及社区粮仓的库存和管理都由县城的保甲局统一负责。随后的好收成缓解了粮食压力，并使滕的大胆举措没有遭到普遍反对。但在宣统朝初期的1908年，中央政府宣布将地方自治作为正在推行的新政改革的关键目标，依照这一政策，麻城大部分粮食库存再次被分散到新设立的各地方自治机构。结果是引发了所有人都立刻察觉到的骚乱。此后数十年间，一连串改革措施都未能很好地保护该县粮食供给，使之免受接连不断的地方自治首领的中饱和各种军事力量的劫掠。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7

    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地方自治运动为清朝统治在麻城的终结铺平了道路。1909年，知县张锡云召集全县士绅领袖开会，讨论如何最好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自治。士绅们将该县分为12个自治区，每区都设有区公所、区长、助理，以及由大约20名当地精英代表组成的区议事会。其经费来自新征的附加税。1911年5月设立议事会，总部设于这时已包揽一切的保甲局。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最后宣布麻城革命的正是该议事会。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8

    麻城的第一代自治领袖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虽然在民国初年因为强取豪夺而迅速成为攻击目标，但起初他们在该地的名声似乎要更好一些。麻城县自治事项的负责人是江化龙，他自革命成功之日起就担任该县议长。江来自麻城北部偏远的大别山脚下，1894年考中秀才。他因其公平政治和财政能力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长期负责粮食赈济工作。最后在1926年，他和他的儿子被四处劫掠的土匪绑架勒索，他们拒绝支付赎金而被杀害。据说全县都目睹了为他们举行的追悼会。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29

    我们对东山南部靠近黄冈边界的两位早期自治领袖略知一二。丁正柏、丁正松兄弟都没有获得过功名（都在早年的科考尝试中失败了），但他们来自丁家山村的主要家族，在当地享有令人称赞而又反差甚大的声誉。正柏身上体现了非常传统的崇文美德，他以当地纠纷调解人而知名，总是尽力照顾各方利益，保护他们免受腐败的司法程序之害。他也是自己家族乃至该地的赈济领袖，并在20世纪初充当了复兴早已破败的回车书院的先锋，这所书院是他家乡精英文化的中心。正松则与之相反，体现了同样非常传统的尚武美德。他是一位骑射技艺高超、在战场上赢得了巨大荣耀的男子汉，使他的家乡形成了侠义干云、锄强扶弱之风。1935年县志告诉我们，只要看见当地村民（乡愚）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欺压，他总要打抱不平，讨个公道。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0

    我们看到，在整个麻城历史中，极端强烈的地方主义情感已经以复杂的方式，与帝国或王朝的政治交织在一起。在这一时期，地方主义实际上已被中央政府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变成了煽动性的政治武器。1908年，王葆心出版了那部激动人心的《蕲黄四十八寨纪事》，该书将麻城反抗满族征服的梅之焕及其后继者奉为圣贤，激起了当地人对摇摇欲坠的清廷非常不利的地方自豪感。王在序言中含糊其辞地指出，由于乾隆朝文字狱期间对怀有敌意的文献的疯狂破坏，当地的历史重建工作非常艰难。王极力为自己辩解，以免遭到对朝廷不忠的指责。他说自己对明朝事迹的热心，只是在响应清朝在《贰臣传》及其他文集中对明朝英雄人物的慷慨称赞。但在这篇辩护之词的结尾，他宣称这部热情的地方主义作品是和当前迫切的爱国主义需要相一致的，而爱国的对象——“国”的准确含义——却有意未加阐明。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1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税收和粮食政策方面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地方自治基础的发展以及王葆心著作中明显的汉人民族主义，都无法对辛亥革命前夕麻城普遍存在的反清情绪，乃至任何一种支持政治变革的民众心态，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元末的大多数麻城居民可能从未见过蒙古人，清末的麻城人也很少接触过“满洲人”；举例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麻城知县和县丞，几乎全都是汉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入到这里的。一群来自上层精英的年轻人成了当地的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在该县之外的世界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的。

    其中有一位叫余诚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2（1884—1910）。他是东山木樨河郊外的余家村人氏，来自一个政治上不和的家庭。他的祖父余谋瑞【译者按，原文误作“Yu Mouduan”】投奔太平军而去，叔叔余雅祥却是该县最有名的反太平军强人。余诚的堂兄余应云是晚清麻城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改良派总督张之洞的知己。在省谘议局任职的余应云坚决反对革命（让他痛苦的是，他在武昌的宅邸被新军叛乱者夷为平地，珍贵的藏书也被损毁殆尽），余诚却是一位积极的革命先锋。

    余诚的祖父不辞而别后，沓无音信，他的父亲余雅时深感羞愧，被迫放弃自己不温不火的仕宦生涯，小心翼翼地迁居到河南商城。他在那里以黄帮商人的身份谋生，余诚也出生在那里。1895年，这孩子回到家乡继续学习，逐渐迷上了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忠于明朝的学者（尤其是狂热反满的王夫之）的著作。他长期坚持学习经典，于1902年通过府试，又在科举废除前夕的1904年通过了湖北省乡试。但在这期间，余诚已经转向了激进的政治观念。当一位堂兄从北京回来告诉他戊戌变法（1898年）惨遭失败时，余诚决定将自己的余生贡献于革命。

    余诚刚通过乡试，就成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会，并参加了黄兴的兴中会（规模更大）。在湖北省当局开始调查他的活动时，余逃往日本，短期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制作炸弹及其他内容，并成为孙中山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协助编辑会刊《民报》，并被任命为湖北分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在1905年返回武汉创建了日知会（该名称是为了纪念顾炎武），实际上是为同盟会招募会员的一个预备机构。他在当年出版了自己的日记，认为道德沦丧是民族危机的根源，革命则是爱国救国的唯一途径。1906年元旦，余诚回到家乡东山，在麻城日益激进的高等小学发表演讲，反对缠足、支持剪辫。

    他在春天返回省城后，得知自己激进的学生同伴在湘赣边界山区发动了萍浏澧起义，打算在武汉起事作为响应。起义计划流产后，余诚再次出逃。先是到了上海，在那里继续为《民报》工作，并发表政治演说，反对康有为保皇派的温和改良主张。随后又逃到东京。1908年，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一边不断逃脱清政府的缉拿，一边为渐趋瓦解的同盟会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他的风格颇为夸张，在这些年的一张照片里，余戴着时髦的帽子，身边有猎犬相伴，像范戴克骑士（Van Dyke cavalier） 一样巡视着全世界。但实际上余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1910年2月，他因病去世，年仅26岁。余的英年早逝，使他未能亲眼目睹（或许是以身相殉）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革命的发生。

    麻城的另一位革命学生周维桢（1880—1911)，来自岐亭和宋埠的一个富商家庭。周在15岁时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在张之洞的经心书院学习,是湖北省最早的日本留学生之一。1900年，他返回武汉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逃脱清政府的通缉，回到日本。他在那里由黄兴引荐加入了同盟会，撰写海报抨击康有为的保皇方案，并在余诚的领导下协助创建湖北省同盟会分会。1906年前后，他从事的这些活动使他被迫离开日本。此后周继续在湖北、湖南以及四川（利用黄帮在当地的关系）开展革命组织工作。他曾短期回到麻城，在老家的镇上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之后又开始在陕西、甘肃、满洲里等地从事同盟会的宣传工作，并在满洲里领导了反对日军侵占的抗议活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周正在石家庄，他致力于将革命扩展到河南。1911年11月6日，他被袁世凯的特务逮捕杀害。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3

    麻城的第三位、也是对该地影响最大的一位革命烈士是屈开埏（1851—1911），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该县高级小学的创建者。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4屈比周维桢年长一代，也来自富有的城居商人家庭，两家之间常有姻亲关系。屈氏家族的正式居所是在宋埠以之命名的一条街上（屈家巷）。但在太平军占领宋埠期间，屈的父亲举家迁往四川，到亲戚和商业伙伴那里避难。年轻的开埏在那里就读于一所专为麻城移民开设的书院。当父亲于1873年去世后，屈的母亲（周氏）又带家人返回宋埠。开埏在1879年府试中考中头名，三年后又通过了乡试。1891年，他奔赴武汉，在张之洞的新式两湖学院中继续深造，尤其关注经济学。

    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5

    余诚，约摄于1906年。现藏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

    屈开埏已经成了清末的一名精英改革家，他的家庭也的确在本县、本地区的改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他的两位堂兄屈开池（音）、屈开坊与其他进步士绅一道，在1908年被宣统朝的新摄政者召入朝廷，共商新政大计。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6但开埏却长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浪漫的密谋之路，这条道路以他惨遭杀害并被誉为革命烈士而告终。例如，在1958年出版的一部激动人心的外史（耸人听闻的非官方历史）《鄂州血史》【译者按，原文误作《湖北血史》】中，屈的形象出现在首页，他被人们簇拥在汉口港一艘小船的船头，在月光下密谋反清大业。他就是歌剧史诗第一幕中那个好事的英雄。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7

    他早年的一位熟人回忆道，屈开埏年轻时读过记载清军屠杀的著作《扬州十日记》，由此对满洲人产生了终生的仇恨。③19世纪90年代初在两湖书院学习时，他就在同乡学生中间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恉学会，致力于汉人民族革命。学会成员中包括很快就要撰写四十八寨联盟历史的罗田人王葆心，以及后来成为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精神导师的黄安人董必武。唐才常也在书院学习，他让屈参加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立会。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屈在宋埠组建了一支准军事武装，称为救国团，表面上是要保卫本地区免遭外国人的侵袭，实际上却是在为反清武装起义做准备。随后在日本，他仍与唐才常保持联系，并在即将到来的革命期间将其宋埠武装交给唐规模更大的自立军调遣。唐计划在1900年8月起事，由年已五十的屈开埏在前来黄州参加府试的考生中开展宣传和准备工作。一起舞弊丑闻对他实现这一目标大有助益。广受憎恶的湖北提学使蒋式芬担任主考官，他指责来自广济县的一名考生夹带纸条进入考场，而担任副考官的该县学监站在考生一边为他辩护。双方情绪化的相互攻击不断升级，继而发生暴力冲突，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屈开埏不失时机地召集所有3万名考生包围了知府衙门，江提学使、知府、知县都在里面被困了整整两天。但是被围困的官员们设法给在武汉的张之洞发电报，张派遣了一队骑兵，将学生们分别驱逐回去。屈被指为自立军密探，遭到张榜通缉。不过他的侄子（武汉经心书院的一名学生）得知了这一消息，设法将他的叔叔转移到河南躲避。宋埠屈家放出开埏已死的消息，以打消官府捉拿他的兴致。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8

    过了几年，风声渐小，开埏得以重回麻城，致力于创办西式学堂。但在1908年，他试图振兴救国团，并和黄州、蕲州府其他各县的类似组织取得联系，这显然是受到了其好友王葆心对效忠明朝的四十八寨联盟的研究的启发。然而省政府的反应颇为警觉，这一努力遭到挫败，屈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先后在河南省立师范学校和武汉同乡会在北京创办的一所中学短期任教，最后在日本人控制的黑龙江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容身之所。1911年春，屈感到已经安全，可以回到麻城了。他被任命为该县教育局局长，让他的老同学、显然赞同社会主义的董必武担任高级小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正是屈本人在十多年前创建的。他进一步加强了与武汉革命小组的联系，并当选为新成立的麻城县议会议长。

    谘议局里的谋杀

    武昌起义爆发八天之后，黄州府自治局于1911年10月18日宣布支持共和，并派代表前往各县，敦促他们如法炮制。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39在麻城，屈开埏迅速举旗宣布汉人独立并得到了谘议局同僚的支持，他还进而要求清知县加入他们的行列。愤怒的知县张锡云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把屈称为“匪”。屈动员自己的民团武装并制造民众舆论向张施加压力，针对屈的举动，张召来了忠于朝廷的管带刘金堂。关于刘管带的动机有不同说法，但都不是什么恭维之词。有一份材料声称刘和张知县都不过是邪恶的该县主簿所操纵的愚蠢傀儡，这反映了精英们对基层文吏根深蒂固的偏见。另一种说法是刘管带乘机利用革命的消息，要求知县为他手下的士兵加薪（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张知县精明地回答说他没有资金来支持这一请求，因为资金都掌握屈开埏及其县议会手中。总而言之刘确信，势力正在迅速增长的屈开埏需要被除掉。11月20日晚，屈和他的同僚正在县议会摆庆功宴时，刘率兵闯进来杀死了他。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0

    随后发生了大规模的聚众抗议，要求为屈开埏遇害讨回公道。屈的女儿在第二天自杀以示抗议，使人们的义愤之情更加高涨。开埏的侄子屈佩兰——他在十年前的自立军事件中搭救过自己的叔叔——试图让武汉的新革命政府给个说法。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1佩兰通过另一个宋埠人（可能还有姻亲关系）、在革命政府身居高位的周龙骧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2的关系，使总统黎元洪派出一支军队，由新军将军罗鸿升率领，去惩罚谋杀者并宣布麻城坚决支持共和。罗抓捕并处死了刘把总（附带还有该县主簿），解除了张知县的职务。

    1911年末到1912年初的整个冬天，罗将军都留在麻城，以平定各地乱势，巩固革命军对该地的控制。九歇山缉卡（边防队长）以“革命”名义，从当地百姓手中聚敛了大量钱财。邻村的治安队也加入这一勾当，设立收费站向过路人索要财物。长岭关的兵士们亦有此类举动，各种游民加入了叛乱者的行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鄂豫皖苏区之前的时代，省界两边的整个大别山地区多数时候处于事实上的自治状态，直到罗鸿升进入并一片片地接管该地。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3到1912年2月，共和革命在麻城已告成功。和大约300年前的梅之焕一样，敬爱他的当地民众为屈开埏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为了纪念他的英勇事迹以及麻城的另两位“革命烈士”余诚、周维桢，一座纪念碑在古老城墙掩映下的岐亭镇竖立起来。开埏的侄子屈佩兰，在武昌新成立的湖北省议会中当选为麻城代表。

    然而，无论革命对那些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有过何种承诺，这样的承诺在麻城都远未实现过。辛亥革命留给麻城的遗产，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除了日益深重的灾难性暴力之外几乎别无他物。作为从太平军和捻军手中拯救该县的救星的儿子和继承人，1886年进士，当地乃至全省的教育改革先驱，余应云怀着日渐增长的绝望感审视着这一结果。当新军革命逐渐蜕变为骚乱，当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声音变成混乱不堪、令人不解的呓语时，余离开家乡和省城，在这个挣扎中的新生国家开始了一段自我放逐、忧郁感伤的流浪之旅。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4

    夏斗寅的崛起

    如果近代中国真的体验过片刻的自由，我们通常会将自由和一群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参加的1919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可麻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这里有过零散的纪念五四的象征姿态，例如县城里的武庙被改成了麻城县立女子小学校，但那时，该县以前所建的许多西式学校已被征用为军营。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5麻城子弟渐渐开始出国留学，学习商、法等科目。到1935年，已有4位年轻人在海外获得学位，其中伦敦大学2人，明治大学、索邦大学各1人。但他们在数量上远不及那些跟随时代风向学习军事的人。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麻城青年人中，有3人进了日本军事学院，至少31人在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译者按，原文未出注，经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先后设于南京、成都，其众多分校中亦无北京分校，只在北京开办过军官培训班】。1912年，东山人张森进入保定军事学校第一期，他的同乡有20多人迅速仿效，其中包括后来长期担任麻城县长的郑重。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6正是这些最没有学识而又冷酷无情的骨干分子，注定将在随后几十年里成为麻城县权力结构中的支配者。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7

    该县精英的整体构成和定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恺（Guy Alitto）在研究与麻城相对、位于大别山北麓的豫南地区时注意到，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新乡村‘创建’：由土匪、军阀、官员、吏役和各种类型的‘土豪劣绅’组成的共生性结合体”。皇帝（天子）制度长期以来都显得遥不及，在清朝的最后几十年里又变得空洞无物，它的废除却造成了可怕的失范。据艾恺分析：“政治和道德共同体的瓦解，任何单一、客观、广为接受的合法性标准的缺失，制造了一批新的乡村精英，他们的权力虽然来自复杂而多样的渠道，却最终都要依赖于对组织化暴力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8要说明这一现象，或许没有比麻城县更好的案例了。

    中国的代议政府试验很快就失败了。到1914年，民国总统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已变得昭然若揭，湖北省议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麻城屈佩兰的领导下到北京抗议。袁解散了议会。第二年当袁本人被逐出政治舞台时【译者按，袁去职当在1916年】，省议会重新成立，屈担任副议长，1918年又被选为议长。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49但是很明显，那时议会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权力都掌握在北洋军阀，尤其是湖北都督王占元和河南将军吴佩孚手中。麻城人，特别是东山人（在那里，抵制外来统治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至少已有四个世纪），对北洋军阀占据本地深感愤恨。这种抵制将在夏斗寅手上变成现实，他将成为民国大部分时间里该县、该地区唯一最有权力（也最残酷无情）的人物。

    夏斗寅（1884—1951）继承了东山数百年来的尚武传统，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现代”的人物。他来自一个支系众多而受人敬重的家族，控制着东山主要集镇木子店一带。1935年的县志（其编纂经费主要由夏斗寅资助）形容夏家既是“望族”，又积有“隐德”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0。“隐”字似乎委婉地承认，夏家虽然几百年来都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家族之一，但在科举方面却并未取得显著成就。事实上，该县傲人的数百名乡试、会试录取者名单就收录在这一部及以前的历部县志里，其中夏家在明代没有一人上榜，在清朝也仅有一人（1848年的一名举人）；武举方面夏家也只有一两人考中，还有一位捐纳而来的贡生。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1但科举方面的糟糕记录所反映的，显然不是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更是缺乏对科考程序的兴趣。早在15世纪40年代，夏氏名人已因其赈济及其他慈善活动而被不断称颂。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2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德”在于其武装起来、积极保卫当地安全的角色。

    木子店夏家其实正是Johanna Meskill所描述的中国地方精英中的“强人”类型，他们活跃在中央政府渗透程度较低的地区（例如Meskill笔下的台湾平原以及麻城的东山）。这些人在不太发达的当地经济中相对比较富有，在地方上有影响力，并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但并不热衷于高层士绅文化（不像麻城大多数古老的精英家族，夏家人从未留下一首诗被收人当地文人的选集中）或致力于入仕为官。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3但就像Meskill所考察的清初台湾强人一样，只要意识到家族、地方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夏家随时可以让他们长期维持的准军事力量听候朝廷调遣。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17世纪70年代的三藩之乱期间，夏家是应于成龙的招募去对付反清叛乱（或奴仆叛乱）的最早也最可靠的东山武装家族之一。在19世纪中期的叛乱中，他们更坚定地守卫朝廷、守卫家乡，夏梧（他是帝制晚期夏家唯一的举人）成了该县最杰出的民团首领之一、胡林翼的亲信部下，夏世鹏（夏斗寅的曾祖父）则被认为是该县最有名的为效忠朝廷而殉难者。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4罗尔纲很早以前就认为，民国时期“军阀主义”的制度根源在于反太平军运动中的团练和私人武装，木子店夏家至少提供了这两个军阀时期之间存在家族性联系的个案。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5

    和三百年前梅之焕的情况相似，夏斗寅的父亲在他年少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有趣的是也姓梅）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但对他非常严厉。一位儿时的朋友回忆道，她为了抚养儿子，白天捡拾木炭，晚上纺纱。斗寅在当地小学念了几年书，但在经济负担太重时就退学了。虽然后来又受过几年教育，但据说他一生依旧识字不多。夏在15岁时加入了县城里的卫防营，后来去了武汉，进入一所“新式”军事学校，并在湖北新军得到了一个低级军官的职务。1906年他又加入了同盟会，并作为队副参加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他回到家乡木子店后想要开个茶馆，但很快就失败了。他结了婚，并生下了三个儿子中的第一个。1912年秋，他在东山老乡张森的赞助下获准进入保定军事学校。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6

    1915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夏来到山西，效力于一连串湖北同乡，并很快在石星川手下升到营长。1917年底，石将军转而拥护孙中山广州军政府发起的护法运动。石不再遵奉北京号令，将自己的部队改名为湖北救国军，回到家乡湖北省。在夏斗寅的帮助下，他在沙市建立了一个短命的自治政权。但当该政权被北洋系的湖北都督王占元推翻时，夏将石残部2000余人集结到公安县内的长江以南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包括夏过去的庇护人张森）都是麻城本地人，不少还是夏的同宗，他们实际上成了夏的私人军队。这支部队逐渐向南推进到长沙，夏让他们在这里为联合对抗北洋军阀而效力。当湖南籍将军们彼此争吵不休时，他作为长沙最强大的军事人物登场了。

    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联省自治、共建民国的观念日益盛行，被视为反抗北京北洋军阀高压统治的有效工具。最初是在辛亥英雄谭延闿的倡议下，湖南走在了这场运动的前列。1920年11月谭被罢免后，省议会宣布湖南独立，最后又颁布了省宪法。与此同时，1921年7月21日，一万余名湖北流亡者在湖南省城集会，决心将外来的军阀赶出本省。他们建立了一个流亡省政府，夏斗寅被指定为所谓“湖北自立军”的司令。议会命他率军北伐，解放“共和革命的故乡”。最初他的军队大获全胜；到8月7日，夏已开始向武汉进军，令人憎恶的王占元被迫逃走。但北洋军迅速重整旗鼓，8月9日，吴佩孚将军亲自负责防守武汉。他在夏斗寅军队穿越长江向省城进发时炸毁了沔阳大堤，夏所部士兵大量被淹死。剩下的部队逐渐撤回长沙。湖北解放运动到这时已然失败了。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7

    到他生涯中的这一时刻为止，夏斗寅始终是以坚决捍卫家乡湖北自治和孙中山共和原则、反抗军事暴政的形象出现的。1924年，北京政府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并不无讽刺地声称这一任命是为了响应湖北自治的迫切呼声（萧虽然是湖北人，却完全以忠实的北洋部下自居），夏斗寅对此无动于衷。他仍然在长沙积蓄力量，等待1926年即将从南方袭来的新革命。但是，夏虽有爱国之心，却和过去的那些麻城英雄，例如17世纪的梅之焕、刘君孚和19世纪的余雅祥，别无二致。就是说，虽然具有“现代”教育和“革命”资历，他对底层阶级任何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依然全无同情之心。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将有大量机会展示自己的暴力倾向。

    混乱

    至少从短期来看，辛亥革命留给麻城的最重要的遗产，是推翻了太平之乱后脆弱的社会秩序，使之陷入了不分敌友的混战（乱）之中。正如我们在整个故事中看到的，该县一直是大批土匪劫掠的目标。世纪中期的这场叛乱之后，街上枪械的数量迅速增加，半组织化的违法行为在发生频率和残暴程度上都升级了。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8但是清朝崩溃后中央权威的迅速衰落（与此同时，随着文官考试课程被军事学校教育所替代，中国的大批底层精英转化成了军事化群体），进一步加剧了已经常态化的暴力骚乱问题，使之即便在这个常年动乱之地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如1935年县志军事部分所记载的，辛亥年在这方面的影响，直到大约十年后才严峻地体现：

    民国初元，虽间有政潮，影响不及麻城，地方尚称安谧，故无兵事可纪。惟有少数溃兵过境，迫胁索款，避即获免，并无激烈举动，居户仍未受害……十五年三月，娄云鹤来驻县城，自此多事。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59

    当代观察家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些现象都是彼此相关的。在军阀争斗日趋激烈时，魅力型领袖（像夏斗寅）率领的数千人的部队不时会跳出指挥系统，习惯于劫掠当地百姓的生活。他们会夺取当地土匪在山中所建的巢窟，将其消灭或使其劫掠行径变本加厉。这两类准军事力量的成员具有非常相似的个人背景，成员常常在两种类型之间游移不定，甚或整个群体都在二者之间变换自己的身份和特征。麻城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这里是不同地区间古老的交通要道，它的商业价值久已衰落，在军事上却不幸地被过度使用。该县是全国从事这类活动的最声名狼藉的地区之一。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60

    自1925年初，编年史中记载了一连串令人郁闷的事情。大规模的土匪团伙一整年都在蹂躏着麻城。1926年新年刚过，随着湖北吴佩孚军与河南张作霖军之间的冲突不断恶化，从部队中分裂出许多小股土匪，在当地大肆劫掠。其中第一伙由将军娄云鹤率领，于1月占领麻城县城，拿到一大笔赎金后才同意离开，这笔赎金是由该县商会会长陶炯【原文误作“Tao Xiang”】认捐筹集而来的。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61

    到8月份，一支臭名昭著、纪律松弛的部队在袁英（张作霖手下的一名中尉）的率领下，穿越大别山进入麻城，再次抢占了该县县城。袁有计划地从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中勒索数十万美元；例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正是此人侵夺了刚刚起步的棉布工厂的资产。更糟糕的是，他将许多在当地长期作恶的土匪任命为民团指挥，派他们到全县各地聚敛更多财物。当受人敬重的地方自治领袖江化龙拒不付钱时，这些人杀害了他的全家。袁还派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匪军来到东山的木子店，向该镇商人们强行派捐。匪军与郑渐逵率领的一支东山民团相遇，郑声称要发动游击战将侵略者彻底击溃。麻城县长刘芳充分意识到这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因而居间调停，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给袁英的军队一笔补偿，又将郑渐逵的东山民团合并到该县（理论上）统一的自卫团。11月，袁本人暂时离开此地，经大别山进入河南商城县，他手下的土匪们则在麻城和黄安继续干着以前的勾当。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图62下个月，当国民革命军及其从事阶级斗争动员的代理人从南方到达这里时，他们仍在此地制造着混乱的集体暴力。这个舞台是为大屠杀而设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