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天 国

    18和19世纪，麻城经历了缓慢却持续的衰落过程，使它回到了明末短暂繁荣之前的边缘地位。到20世纪，衰落的过程进一步加速了。但对于大部分麻城人来说，至少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对该县造成灾难性重创之前，这段时光并不是那么令人不快。

    首先，清代中后期无疑是该地区的外出经商者——黄帮（或者说黄州行会）——的全盛时期。黄帮商人以麻城及周边各县繁荣的商业城镇为基地（其中宋埠最有名），开始主导长江中游地区迅速发展的棉布及其他商品的贸易，这些商品沿长江而上到达四川，沿汉江而上到达西北地区，遍及包括河南南部和湖南北部在内的广阔地区。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城市、湖北西部的沙市和宜昌、湖南的岳州以及老河口等汉江口岸，行会成员都设立了分支机构。第八章 天 国 - 图1黄帮在汉口建造了帝主宫，供奉着行会的创始人——宋代麻城的一位张姓商人，并以此为基地开始掌控华中地区商业都市的全部纺织品贸易。第八章 天 国 - 图2麻城长期建立起来的商业世家，如宋埠的施家、中馆驿的林家，以及散布在宋埠、岐亭和白果的程家，都赚取了巨额财富并获得了巨大的自治权力。第八章 天 国 - 图3正如程氏在1919年族谱中骄傲地记载道：

    我们家族世代经商。沿着麻城县外的举水，我们可到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沿着长江，我们可到湘江（湖南）、澧水（湖南和江西）、祖水（陕西）、漳水（河南和河北），并穿越峡谷进入四川。循着汉水，在抵达四川北部和西北部的途中，我们经过了襄阳和许多其他口岸。这就是我们的商区，自祖先时起我们就在此以商业为生。第八章 天 国 - 图4【译者按，此段系意译。】

    另一些身世不那么显赫的麻城商人（如肖氏、陈氏、张氏和罗氏），同样利用沿河贸易所积累的财富跻身家乡的慈善名人堂，间或还有人走上仕途。第八章 天 国 - 图5

    此外，麻城外出经商的成功，显而易见对该县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反向的连带效果。登记在册的集镇数量增长迅速，到18世纪末总数已达到41个。第八章 天 国 - 图6宋埠商人挥金如土，不断地翻新、装修这里的主要地标——宁瑞楼，并在世纪中叶的叛乱之后筑起了自己的城墙。第八章 天 国 - 图719世纪，当地原有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白果及其近郊自明代以来就是主要的纺棉和染棉地区，现在又成了金属制造业的中心。19世纪40年代，李氏家族开了一家锅具铸造厂，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已有工匠70余人。刘氏家族于1851年开办了犁片和铁锨厂，很快就在麻城其他市镇设立多家分厂。蔡家山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陶窑，其规模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大，新市场己经拓展到东南亚。阎家河在1876年创办了一家造纸厂。第八章 天 国 - 图8

    但麻城县的持续经济增长，并没有体现在相应地维持其显赫的教育和政治声望上，而这正是该县在整个明代所自我标榜的。事实上，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麻城县都已降到了（与其远离帝国主要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相一致的）中等地位。在清代，已经不再有李贽们、焦竑们、袁宏道们或冯梦龙们前往该县进行学术交流。麻城在明代出了 110名进士（在湖北各县名列第一），但在清代这一数字已降至46人（大约能在全省中排到第八位）。同样，麻城通过省级科举考试（乡试）的人数也从明代的421人降至清代的206人。在麻城这样有着自觉尚武传统的地区，被寄予厚望的武举人的数量也从明代的22人降至清代的仅有4人。有全国声望的官员（得以进入该县孔庙中的乡贤行列）人数的下降尤其引人注目，在明代有53人，在取代明朝而历时更久的清代却仅有8人。第八章 天 国 - 图9卜正民（Timothy Brook）注意到，从明代到清代，浙江鄞县（宁波）在科举和人仕成就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他认为，与其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地方精英财力的式微，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的关注点转移（或扩展）到了 “追求积累土地或聚敛财富等其他目标”第八章 天 国 - 图10。考虑到麻城经济基础在这些世纪里的稳步增长，卜正民的观察很可能也适用于麻城。

    毫无疑问，精英的财富并未转变成对高等教育的支持，至少没有达到以前的程度。明清更迭之际，麻城可以自恃拥有10家书院，但到19世纪80年代只剩下3家还在运转。其中万松书院是麻城文人生活的古老中心，回车书院则致力于教育黄帮商人的子弟。和其他地方一样，麻城教育在清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分别于18世纪20年代和 19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两所“义学”上。义学由当地官员而不是私人精英建立和维持，主要定位于识文断字和道德训练，而非成功通过高级别科举考试。第八章 天 国 - 图11

    学术复兴

    不过，19世纪麻城的确经历了某种学术复兴。其内容虽与16世纪末 17世纪初那种思想、范围广泛的知识探究截然不同，但麻城再一次以自己的方式表明，它可以充当全国思想潮流的急先锋。这次复兴中最早出现的人物叫鲍鹏，他于1788年考中举人。我们已经看到，鲍姓人士在明末清初的科举考试中成就平平，但我们很难确定鲍鹏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得知，鲍鹏是一位才华出众并具有挑战精神的学者，没有被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气所影响——这显然是指汉学家们所夸耀的训诂考据之学，这种学问在乾隆末年盛极一时。在这种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鲍鹏屡试不中，但他晚年的确得到了一个低级官职，于1809年到湖北西部的宜城县担任教谕。不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小镇教学，用他的新式思想训练了一代学生。第八章 天 国 - 图12

    鲍鹏坚持严格的宋学或理学思想，其追随者认为该学派以真诚和纯正而著称。在当时的语境中，宋学包罗万象，有些非常保守，另一些则蕴含着激进色彩。从字面上看，它意味着维护所谓“四书”（由南宋朱熹编定）的神圣地位，使之免受汉学语言学者的攻击，这些人将优先权赋予了古老的“五经”。宽泛地说，四书的要旨意味着热情献身于个体道德的完善，以及坚信家庭和社区仪式对于维护既有秩序的社会功效。就此而言，宋学家们（包括鲍鹏在内）比他们的许多对手更热衷于维护宗族、性别乃至阶级的等级制度。

    可是宋学的其他方面，却使它的支持者显得不那么因循守旧。汉学对朱熹四书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们仅仅是宋代的历史产物，而不能像五经那样成为真理的永恒源泉。但对于许多宋学家来说，宋学的历史性——对变化着的现实语境的高度敏感——恰恰是值得自豪的。它以一种激进的经验主义，往往也是高度实用主义的方式，对行政与社会变革提出了训诫。推到极致，它是对诸如制图学、水文学、农艺学以及（尤其适用于麻城）军事科学等领域中技术威力的确认。这样一来，它就为清代中后期通常被称为“经世”（实践技能）之学的知识运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对于持有这种信念的学者来说，追求雕饰的文字风格或者深奥的语言技巧，都是对人类智识资源的一种无意义、事实上也不道德的浪费。宋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来自远离江南和北京等文化中心的地区（最有名的就是湖南）的文人学士，尤其具有吸引力。鲍鹏及其学派的存在，表明在其他半边缘地区（包括鄂东北）也能找到宋学的追随者。第八章 天 国 - 图13

    鲍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住在他家附近的青年人，名叫袁铣。第八章 天 国 - 图14虽然出身于一个先前从未有过功名的家族，袁却很快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1811年考中进士，先被任命为翰林院学士，随后在1814年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他在任上发动了一场激烈而引人注目的运动，旨在清除粮食贡奉和粮仓制度中的腐败行为。1820年，袁担任顺天（北京地区）举人考试的主考官之一，并以该身份写了一篇措辞严厉且流传甚广的奏折，对包括出售功名在内的许多违法行为进行了谴责。他和当时一些最杰出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建立了派别联系，其中包括政界元老和改革英雄洪亮吉，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林则徐（1785—1850）；后者为袁那本热情洋溢的宋学入门读物《四书题解》作了序。换言之，袁发现自己处身于道光年间“经世之学”复兴运动的中心。

    1825年前后，袁铣回到湖北，成为汉阳江汉书院的院长。第八章 天 国 - 图15在那里他写下了一系列充满激情的批评文章，抨击当地文人的种种过错，包括纵容自己家中溺死女婴的行为第八章 天 国 - 图16，以及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救济时常麇集于武汉地区的饥民。在书院中，他制定了严格的宋学经世课程，并故意用挑衅和嘲讽的语气称之为“楚中朴学”。虽然详情尚不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袁在武汉的活动与长沙岳麓书院及湖南其他书院弘扬经世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到了下一代，这些书院在19世纪的中后期涌现出了胡林翼、曾国藩及其他湘军首领，以及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第八章 天 国 - 图17在江汉书院，袁铣亲自培养了同样积极有为的一代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他的家乡麻城。这些年轻人中有许多，例如余泼泉、沈思昶（音）、张文藻（音）以及袁的儿子学均（音），不久就和那些比他们更有名的湖南人一样，作为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儒家经世之学的理论家和中兴时代的官员登上了历史舞台。

    没有记载表明袁铣和鲍鹏来自麻城县的具体哪个地方，但很可能是来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东山乡村。无论如何，他们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如此。这些人中后来最有影响的是余泼泉。余是东山木樨河人，是夏氏家族的邻居和盟友。我们看到了夏家作为地方强人在三藩时期的种种举动，他们很快会成为该县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不过在眼下，却是余家人占据着舞台中心。余泼泉成了当地有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写有关赈灾及其他实际事务的文章。他只获得过生员的功名，但在江汉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返乡创立了一所家族学堂，以严格的道德训诫教育子孙后代。由他监护的侄子余林燮（1814—1895）最初在这所学堂，后来跟着袁铣在江汉书院学习，接着又在江汉书院教了几年书。最后他回到家乡，以其掌握的宋学经世之学经营自己的家族组织。与泼泉、林燮同宗的余雅祥有着同样的思想倾向，（通过湘军）和那些湖南同道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我们将会看到，他在19世纪中叶的叛乱中成了整个麻城县的领袖和保护者。

    “盛世”中的麻城

    麻城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漫长的18世纪”（曼素恩很实用地将18世纪的时限从17世纪80年代延长到19世纪20年代）是一个政治军事稳定、社会不断发展的故事。第八章 天 国 - 图18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光被许多中国学者称为“盛世”，清中央政府致力于维持全国稳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寻求地方精英的普遍支持，但很少直接介入。在麻城，地方权贵致力于整修和扩展灌溉系统（很多已毁于上一个世纪的持续战乱），扩展当地交通体系（桥梁和渡口）。为了缓解周期性粮食短缺、稳定粮价，地方政府在县城建立了常平仓，在1748年削减之前储备了16000多石粮食；另有12000多石储藏在该县各市镇的社仓中，这些社仓是在18世纪开始的20多年里由官府和民间共同创建的。18世纪20年代建起了一座有32间房的普济堂，附属于县城外的东禅寺。这一时期，政府倡导修建的牌楼遍布全县，以纪念有名的孝子节妇。为了进一步彰显政府与民间的共治，不断重申地方精英的社会文化权利，并形成一种超越宗族和市镇的县级认同感，清政府和麻城显贵们参加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年度仪式——乡饮仪注、迎春仪注、救护仪注等，举行这些仪式的场所，通常是城隍庙、关帝庙、孔庙等国家与社会相互连接之处。第八章 天 国 - 图19

    在漫长的18世纪，麻城的农业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急剧变化。新的商业财富不断投资于土地，个人和家族共同拥有的大地产仍很普遍第八章 天 国 - 图20，但没有证据表明清朝中叶和明朝中后期一样是疯狂的土地集中时期。地主与佃仆的关系，仍在仇恨和家长式温情之间保持着相似的平衡；偶尔会有大地主在饥荒之年减免佃农的地租而受到吹捧，这也许表明此类做法并不常见。第八章 天 国 - 图21在日益货币化的乡村经济中，高利贷成了更有吸引力的剥削手段。在1737年和一个世纪后的两个例子中，具有改良思想的地方精英开办了典当行，其利率（每月2%）显然是为了降低在他们看来已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市场利率。后一次改革得到了一位地方精英的称赞，但取得的成功是很短暂的。第八章 天 国 - 图22雍正时代强有力的改革无疑降低了麻城地区农业奴役劳动的普遍程度，却远没有使其完全消失。就在太平军起义前夕，一位观察者写道：

    湖北陈扶升者，黄州府巨族也。……宅中收婢如云……及其生子，仍为奴仆。第八章 天 国 - 图23

    清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仍然很轻，在正常情况下，全县的常规武装加起来也不超过100人。第八章 天 国 - 图24正如我们所见，对维持社会稳定真正有效的是地方武装，他们通过保甲体系组织起来，以各市镇和山寨为据点。在麻城，这些武装虽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松散调配，却享有非同寻常的自治地位。这些民间武装所取得的成功，在三起事件中得到了明证，分别发生在漫长18世纪的开端、中间和末尾。

    第一起是1688年仲夏在省府武昌发生的一场军队叛乱，省政府都没能遏制住。叛乱者扩张到鄂东北大部分地区，集结了下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某种宗教末世论，提出要推翻清王朝。根据湖北人、侍郎王封溁碑铭中的记载，当地官员和军队对叛军心惊胆战，四散而逃，叛军在张汉一的指挥下围困了筑有围墙的麻城市镇岐亭。据说叛军之众，目力所不能及也。尽管如此，岐亭副将王民皞（于成龙的优秀继任者）还是英勇地集结了麻城县南部的绅士武装来对付围攻。叛军刚撤走，他就动员全县武装组织，并明确向山主们求援，以肃清其辖区内的叛军残余。王封溁告诉我们，正是这一刻切断了叛军的后路。在他的叙述中，反复强调这不是一场地方性叛乱，而是最初在省府发生、再自上而下进入该县的。但是在理应十分强大的政府军队全都失败后，由一位英勇的小官组织起来、由地方精英领导的强硬民兵却打垮了叛军。第八章 天 国 - 图25

    第二起是18世纪中叶的马朝柱起义。马来自湖北东部的蕲州府，靠近长期动荡不安的安徽边界。这次起义揉合了我们已经提及的各种主题，包括反清复明思想、摩尼教的千禧年信念以及驱魔救世思想。和三藩叛乱时期的麻城起义者一样，马声称自己受命于西南地区的独立政权，是吴三桂的继承人。这场造反不仅会带来明朝复辟，还伴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它将由光明的救世主（明王）领导，就像14世纪彭莹玉和邹普胜所预言的那样。和17世纪70年代的黄金龙一样，马挥舞着天书和宝剑作为合法性象征。但他还声称在当地的山洞里找到了各种驱魔工具——镜子、护身符、石碑等，这些东西能帮助他消灭正在为害世界的群魔（也就是清王朝）。同样，最后他从四个主要方向召唤神兵，这些神兵由在战斗中惨死的士兵们组成。叛军起初沿着安徽边界，一路西进，直到1749年占领麻城东部与罗田交界的东山山寨网络。这里就是他止步的地方。马的叛军受阻于当地民兵，无法进入麻城、继续推进，在1752年被驱散，他本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第八章 天 国 - 图26

    我们要说的最后一起事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场人尽皆知的白莲教起义。这场长达十年的内战，摧残了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并可能被视为整个清王朝的转折点。第八章 天 国 - 图27事实上，这次起义是过去八个世纪里唯一一次没有对麻城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动乱，这主要归功于精英领导的强大地方武装在帝制晚期对该县的有效统治。显而易见，该县并不缺乏作为叛乱基础的那一套民间宗教信仰。实际上，从元末的彭莹玉和邹普胜一直到20世纪初，在麻城造反的男男女女们要么具有模糊的千禧盛世思想，要么已经在自己的信仰中明确使用了 “白莲” 一词。1795年初，一位名叫周起文（音）的麻城人在鄂西北被捕并被处死，因为他劝人加入会在短期内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同一组织。第八章 天 国 - 图28那年稍晚些时候，麻城本县的一起征兆被记载下来，当地政府解释说，这是白莲教分子企图在当地发动一场运动，和鄂西北刚刚联合起来的另一场运动相一致：据说田家有只鸡下了一个蛋，上面有个深红色的六边形图案“乾坤火水太仪阴阳”第八章 天 国 - 图29。但是，如果说千禧年动员在麻城有足够潜力的话，那么当地镇压工具所发挥的功效也从未让它变成现实。第八章 天 国 - 图30

    当教派威胁终于到来时，麻城的地方精英守卫者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找到了自己的魔力——得到认可的、正统的魔力，来唤起人们保卫他们的县城。在旷日持久的白莲教运动期间，黄州地区唯一一次卷入战争是在1797年春，当时一大群叛军在一齐姓寡妇（齐二寡）的率领下从西北部横扫过来。叛军进入黄安县，和绅士领导的地方武装展开浴血奋战。在压力之下，叛军试图穿越黄安和麻城交界处的一条河流。麻城自己的武装高度警戒，开战前夕，指挥官在县城西门外的五脑山紫微侯庙进行了祷告。他们请求得到该庙供奉的富主神的帮助，富主神是湖北省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位特别的守护神。富主神没有让他们失望：当白莲军企图穿过河流进入麻城时，人们看见一个身材高大、像神一样的人骑在马背上，在河岸来回骑行，水花飞溅。尽管已有好几个星期没下雨了，河流却水势大涨，逃往别处的叛军再也没有回来。第八章 天 国 - 图31麻城在18世纪长期的和平稳定，还没有走到尽头。

    余雅祥、胡林翼与鄂军

    这种和平将在1850年代初被毁灭性地打破。1852年、1853年之交的冬天，一路向北行进的太平天国军占领武汉并在那里纵火。1月份，太平军转道向东，沿长江而下，向南京和上海推进。他们占领了黄州府治，并在行进过程中不祥地横扫了麻城县南部地区。知县姚国振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号召县城里的士绅领袖（城绅）动员民团保卫地方，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克慎和李克明兄弟。他还采取了另一项令人好奇的举措，这项举措预演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期间红枪会的产生：为了维持麻城和平，他从该县北部与河南边界的地方招募了约200名装备精良的忠诚雇佣兵。第八章 天 国 - 图32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但在仲夏时节，清军成功收复了武汉，来自下游和北部（河南）的叛军受命回撤，去第二次解放这个华中地区的江边重镇。这成了接下来十年间的一个常规模式：太平军沿着长江，在南京（直到1864年前他们一直相当牢固地占据此地）和武汉（这一时期他们一再地、破坏性地占领和失去这座城市）之间来回穿行。几乎每一次行军，他们的路线都会经过麻城；每一次行军，愈益军事化的麻城民众都会以愈益惨重的代价抵抗他们的侵袭。

    最初的两次似乎没那么严重，这很具有欺骗性。1853年夏末，在河南与主力分开的数千叛军包围了宋埠，但姚知县和他的民团击退了他们。第八章 天 国 - 图33两个月后，另一队太平军重新占领黄州并进入麻城西南部，姚再一次率领民团将他们赶走。由于这两次引人注目的成功，当年晚些时候当姚被韩宝昌撤销麻城知县职务时，他在省里的上司命他仍然就在该县，进一步协调和发展团练。第八章 天 国 - 图34

    麻城在太平军战争期间的第一起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在1854年。县志记载了大约500个有名有姓的民团成员在那一年战死，为数更多的家属和其他非战斗人员也死于非命。第八章 天 国 - 图35那年初春，一支太平军主力决定占领该县作为长期据点。他们打下了岐亭和宋埠，随后沿着举水向麻城县城进军。姚国振选择在中馆驿镇进行阻击，但他的湖南雇佣兵弃他而逃，他和李克慎被杀。韩知县和李克明接着在该县门户龙昆桥设立第二道防线，在一场血战中韩也被杀了。随着守城官员的阵亡，叛军轻松占领了麻城县城，夷平了大部分市镇，并成立战时政府，要求该县的有产者们进贡。这些人大部分都屈服了，但零星的抵抗活动仍在继续。

    李克明的民团在低地中心区依旧活跃，该县其他村级和镇级民间武装也是如此，但是不出所料，对太平军统治最有效的抵抗来自东山丘陵地带。这个夏天期间，许多士绅寨主和民团领袖建立了一个为市镇自卫进行秘密联络和募捐的网络，其中包括詹兆朱、胡鼎三、郑家驹、夏家的夏梧和夏熉{\todo p.212 此处 熉 需要造字}，以及最为突出的余雅祥。他们是一群老朋友，所有人都是在严格的宋学经世教育（已开始成为湖北和湖南智识生活的主流）以及东山独特的军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尤其是以年轻人的热忱而闻名全县的余雅祥和夏梧，他们定期躲在木樨河的云台庙辩论新儒家文献，进行自我反省。一位麻城知县称他们为“东山二俊”第八章 天 国 - 图36。这群人中的长者、曾任该县教谕的詹兆朱担任这一联盟的正式领导，他制定了对太平军首领进行分而剿之（分剿）的策略。联盟在东山的两个主要集镇——木子店和木樨河，对太平军进行围攻，将其彻底击溃。詹随后邀请该县幸存的清廷官员——一位典狱长和一位副将，到他的寨中避难。初秋，这一滚雪球式的民团联盟已从东山扩展到县城，他们包围城市，击溃了守城的太平军，随后重新任命了清政府的代理人。第八章 天 国 - 图37就像在1674年，东山的乡村英雄们解救了低地地区的精英并将该县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一样。这一次，起初并没有像于成龙那样的模范官员去指派和引导他们，但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出现，这个人叫胡林翼。

    在1854年余下的时间里和1855年初，清朝的政权在湖北巡抚杨霈的领导下成功地重建起来，并加强了对该省东部地区的有效攻势。巡抚任命贺棨为麻城新知县，贺随即命令各个区的地方精英领袖成立各自负责财务并训练民兵的机构（局）。这项举措受到热烈响应。县城设立了两个管理机构——恩义局和忠义局，负责协调团练首领和全县财务。杨又任命黄安知县徐光曹署理黄州知府，令他夺回府治并向东挺进。徐率军经过麻城时，将该县东山地区的许多民团首领招入麾下。（杨巡抚明确主张这些民团首领把活动空间扩展到家乡以外）。詹兆朱、余雅祥和他们的盟友由此将战场延伸至蕲水县，他们的同僚夏熉就是在这里被杀的。

    但到了1855年春末，局势开始恶化。杨巡抚在鄂东战场上投入兵力过大，致使省府再次落入太平军之手。麻城的各种民团组织因此从东征中回撤，以确保本县防务。胡定三等人在东山的定慧庙挖壕固守，余雅祥负责低地中心区，在宋埠组建了一支约有500名勇士的精英武装，被称作武黄营（黄州军）。余带来了一位专业教官，来自洛阳的一名前皇家卫队成员，来训练他的精锐部队。第八章 天 国 - 图38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华中地区范围更广的指挥机构开始加强对麻城一带的控制。来自湖南的解放者曾国藩在1855年底向北进军，再次夺回武汉，他把麻城县斗志坚定的民兵收入自己的湘军。湖广总督官文从黑龙江一路带来了一支旗军，将叛军逐出黄州城。1857年，总督胡林翼自己也把大本营移到黄州，以便更直接地指挥鄂东战场及更远的阳溪战场。

    胡林翼（1812—1861）是中华帝国历史的最后一个世纪里，最引人注意且极为关键的人物之一。作为一位湖南人、一位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湖南书院里深受宋学经世传统熏陶的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个聪慧的学者，在24岁时考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他于1855年4月署理湖北巡抚，六年后因病去世。这几年间，他在该省积极开展了范围广泛、具有经世特色的改革，多数举措都强调要依靠富有并具有公共精神的地方精英，而不是雇佣的吏役，来管理财政及其他行政事务。所有这些改革，都旨在利用民心和民意对清政权的忠诚。战争时期，胡更因为他在战场上的成就而声名远扬。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湖南军事政治家中，我们有理由认为，首先是胡在从事动员地方团练、处理额外财政预算等具体事务，包括在各省之间征收商品过境税（厘金），设立由士绅组成、管理地方捐献和土地附加税的机构（局）。我们将会看到，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麻城那样，如此专注地从事这些活动。事实上，在他担任巡抚不久、开始考虑如何组建湖北军（楚军）时，胡就认定要把麻城作为招募军中“勇士”的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因为该地具有悠久的尚武传统。第八章 天 国 - 图39

    肃清

    在1855年末到1858年初发生的几次事件中，清朝正规军和楚军、湘军将士与麻城本地民团并肩作战，重创该地太平军。但战场上的成功却伴随着当地民众更深重的苦难。1856年夏末，瓢泼大雨形成洪水，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从这时直到次年春天，粮食价格飞涨，饥民从河南大批涌入。由于县城粮仓已被叛军洗劫一空，当地的慈善家们在分发食物、赢取民心方面打了一场败仗。如一份报告所说，“饿殍遍野”第八章 天 国 - 图40。

    这只是即将来临的另一轮更大规模屠杀的前奏。1858年伊始，胡林翼从他设在黄州的临时巡抚衙门奏报，他新成立的楚军因战线拉长而变得薄弱，这很危险。当他的军队试图肃清该省东部并沿江而下袭击九江时，一支大规模的太平军武装已在北部合围。叛军从安庆（安徽）西进到鄂、豫、皖三省边界，与河南南部的捻军结成战斗联盟，集结于固始县城。一份地方文献说，其人数“号称超过10万，实际在6万到7万之间”第八章 天 国 - 图41。麻城县恰好位于他们计划挺进武汉的行军路线上。于是胡派遣一支清军，在满人将军舒保率领下，前去防守麻城。但不久他又让这支部队继续前进，穿过省界直接进攻固始。他命令麻城知县汪敦仁（他是胡任命为麻城知县的数位湖南籍官员中的第一个）和当地民团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战略要地松子关，这是通往长江中游地区的门户。第八章 天 国 - 图42

    4月中旬，一支8000人的叛军与舒保擦肩而过，进入松子关。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年仅18岁的陈玉成，他才华出众，戴着眼镜，因其“四眼”第八章 天 国 - 图43而为人所知。王知县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但仍被迫撤退。他率部集结在大别山脚下，防守北部地区及通往县城的要道。“四眼”转而选择南线，这条路线贯穿了木樨河和东山核心地带。夏梧率领斗志坚定的东山民团与“四眼”争进退，但因实力悬殊而被迫撤退。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靠近该县地理中心的黄土峡，东部山区就在这里过渡到低地中心区。结果民团战败，许多首领（其中有几位是夏家人）被杀。于是“四眼”长驱直入到达麻城，在这里屠杀当地居民并放火烧毁了大部分市区——其中不仅有县衙门，还有数以百计的私人宅邸。第八章 天 国 - 图44

    随后，胡林翼亲自指挥了一场战役，兵分三路对占据县城的叛军进行围剿。清军将领舒保撤出河南，从北部发起进攻；詹兆朱、余雅祥和夏梧的东山民团从东部发起进攻；来自宋埠及举水口岸、得到商人资助的其他团练武装，从南部和西部发起进攻。这场血战持续了两个月，直到6月中旬“四眼”突围逃往河南。他的手下没有那么幸运：数千太平军在清军收复县城时被杀害（就像胡林翼所夸耀的那样“一鼓而歼”）第八章 天 国 - 图45，另有数百人在逃跑时被抓获并被处死。第八章 天 国 - 图46胡总督随即让得胜的麻城民团首领参加他的肃清战役，这年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四省范围内追剿叛军。为表达朝廷的感激，他们得到了巨大的荣耀和晋升。第八章 天 国 - 图47

    但对整个麻城的民众来说，1858年这三个月所发生的事件是灾难性的。被太平军占领后，随之而来的任务就是辨认和掩埋死人。县城西门外建了一个巨大的墓地，用来埋葬身份不明的尸体，这个墓地和几个世纪前为明清更替之际的死者而建的城郊公墓相毗连。继任知县易光蕙在这里修建了白骨塔，勒石纪念横遭屠戮之父老。②能找到的遇难者姓名被认真地记录在殉道者名册中，历部县志相继收录。仅这一年，被写入名册的就有几十位绅士和将近500名普通团勇，以及死在麻城土地上的数百名非本地的忠诚战士（在叛乱期间这是第一次）。③至于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人数，我们只能依靠想象了。

    焦土

    为数众多的麻城人按照由来已久的传统，入山躲避1854年和1858年的血洗，实际上从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许多人似乎就一直住在山寨里。1882年县志记载，当时共有95处这样的山寨。有些山寨像古老的天堂寨一样，可以追溯到明朝甚至更早；另一些则是为了应对世纪中叶的危机而新修建的，更老的寨子也都得到了扩建和加固。第八章 天 国 - 图48有些山寨是属于特定家族的，如罗田边界余雅祥的云龙寨、木樨河外夏梧的石城寨。另一些由几个家族共同掌管，如董、夏、余、王、肖等家族的天井寨。还有的是通过在当地征收商品贸易税和按亩计算的粮食税，来获得公共财政收入。第八章 天 国 - 图49正如先前提到的，这一时期宋埠和白果的商人们经地方官许可，为自己的市镇修建了城墙。宋埠的城墙有六米多高，并拥有18座炮塔。山腰处的围栏有的非常宽阔，足以围住农场和牧地，甚至可以围住一大片森林。有些坐落在大别山群峰边缘的山寨（像有名的狮子寨），有它们自己的主神，其神力可以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庇护。

    但在1859年，一种全新的山区堡垒进入麻城，加入了旧式山寨的行列。这就是碉楼。它主要是为了防守从北部和东北部穿越大别山进入该县和该省的要道。当时总共建了九座碉楼，两座位于松子关，其他五个关口各有一座，还有两座建在邻近的山脊顶部。另外还建了七座哨卡。典型的碉楼有四层高，内部有梯子通往上一层，顶部设有矮护墙和炮台。这些碉楼相当令人敬畏。这些碉楼和哨卡的修建，经费来自县民团总局向麻城有产者征收的特别款项（见下文），管理则由来自东山和大别山相邻地区的“邻绅”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夏梧。第八章 天 国 - 图50

    当地历史记载总是把麻城的碉楼革新归功于胡林翼，这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从胡本人在这件事情中的反应来看，真正的推动力其实来自县级文人和民团领袖——毫无疑问，首先是夏梧本人和他的同僚余雅祥、詹兆朱，他们急切地想要防止一年前经松子关侵入本县、肆意蹂躏的事情再次发生。实际上，当麻城知县易光蕙把当地精英设计的宏伟蓝图呈送上来时，胡林翼是不太情愿批准这一新项目的。尽管胡很清楚防守这些要道的必要性，他的第一反应——和他通常对地方精英活动的鼓励态度有些背道而驰——却是当心这些新城垛也许会给以喜欢争论和独立思想而著称的麻城精英带来额外的权力。他问道，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是别处？①只有在想好如何确保自己的控制权以后，他才批准并实际上接管了这项碉楼工程。

    第八章 天 国 - 图51

    石城寨大门，作者摄。

    为监督整个黄州地区的碉楼修建，胡林翼起草了一系列规章，其中特别强调地方精英与清政府利益的一致性。他指出，由于叛军穿越关隘，麻城人民几乎每年都要惨遭杀戮。和其他地方如蕲州相比（在这些地方，甚至明清易代之际的战火中遗留下来的山寨至今仍躺在废墟里），当地精英在修建碉楼方面先行一步，胡对此表示赞许。但与此同时他也要求知县们亲自负责碉楼和哨卡，使自己的行动规范化、官僚化。知县要负责：（1）派遣军队驻守碉楼；（2）控制碉楼的财政管理权；（3）详细记录为修建和维护碉楼而征用土地的情况；（4）与地方精英商定碉楼防卫的标准程序，这些都是县级的职责。胡林翼说道，要是做不到这些，就等于官员们无视守土保民的基本责任；如果履行了这些职责，（胡没有明说但显然意味着）也可以阻止民众享有不适当的自治权。第八章 天 国 - 图52

    最后，在写给麻城知县易光蕙（胡的湖南同乡和门徒）的一份言辞强硬的指示中，胡总督一开头就以当时盛行的经世之学，指责易纵容衙门吏役、棍徒讼师们“扰民生诈民财”。（胡这些抱怨的具体所指尚不清楚，是否与修建碉楼有具体关系呢？）胡指出，“官劳而后民逸，吏瘦然后民肥”。他说，在这样的时期，赢得民心尤为重要。然后他转向了最关键的调楼问题：

    碉卡已成坚壁之法，已具梗概，惟在行之以实，持之以恒，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应日夜访求正士，随时接见，咨询地方事理。民有畏士之心，上行而下效，设保甲，组团练，守碉卡，莫不如此。【译者按，“民有畏士之心”以下为意译，原文查无此句。】

    胡再次提醒他的知县，不要让衙门吏役插手此事。在信的最后，他强调要坚决地把新碉楼的防卫任务交给当地民众：“守碉卡应以乡兵，守城池应以官兵。” 第八章 天 国 - 图53

    他所设想的这种分工，即政府官员镇守城市行政中心而让大量乡村民众自己保护自己，也构成了胡林翼另一项政策的基础（这是他对历史悠久的麻城防务的又一主要贡献）：以坚壁清野而著称的残酷的焦土政策。和明末的情形一样，麻城在19世纪由官方主导的防务革新中，借鉴了鄂西北汉水高地地区的做法。该地区人口长期呈现出变动不居和内部分裂的特征，是18世纪末大规模白莲教起义的发源地，并见证了官府对叛乱的疯狂镇压（针对山地地区尤其如此）。第八章 天 国 - 图54

    这一时期由汉水流域的官员们所写的大量公文，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广为流传，并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湖南书院走出来的一群具有自我意识和经世取向的学者产生了特殊影响，尤其是胡林翼。湖南人魏源在1842年的《圣武记》（征战西北地区的记录）中收录了满人将军明亮（1735—1822）的一篇悼文，称赞汉水高地精英们为修建堡垒，从周边地区尽可能搜集粮食以对付白莲教进攻而进行的自发努力。明亮的继任者勒保（1740—1819），和他的福建籍下属谋士龚景瀚（1747—1802）则走得更远。他们在1804年声称，镇压白莲教之所以没有完全成功，原因就在于当地官员未能强化防御工事，或未能把防御工事和焚毁四周农田的焦土政策结合起来、使叛军饿死。龚景瀚在1799年开了一剂药方——坚壁清野，倡导把修筑堡垒、毁坏作物、任命寨主、组织民团以及在全县征收附加税以筹措资金等一系列政策结合起来。在大别山和东山地区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该文被胡林翼和他的手下当作范本来用。第八章 天 国 - 图55更有影响力的是湖南籍防守专家严如熠（1759—1826），他在白莲教运动期间撰写的一系列公文，内容涉及修筑堡垒、组织民兵，以及通过联络、武装和筑垒（所谓联村法）来建立防御圈。严的文章被魏源收入1826年出版的经典文选《皇朝经世文编》，并被长沙书院的学生们反复吟诵——当胡林翼还是学生的时候，严本人已经是这所书院的元老了。在严看来，焦土策略（清野之策）对于舰任何地区的叛军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第八章 天 国 - 图56

    对于焦士政策在该县的详细执行情况及其可能的含意，麻城地方文献中的记载非常谨慎。大部分记述认为它对19世纪60年代打败叛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位作者建议，它是整套防御政策中的最后一环，只有当招募防剿和联团合练都失效时才能执行。第八章 天 国 - 图57但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知道， 19世纪60年代初是麻城饥荒日益严重的时期，许多人为防止当地居民饿死做出了自我牺牲，并因此而被铭记。第八章 天 国 - 图58在战乱频仍、屠杀习以为常之际蓄意烧毁粮食，肯定大大加剧了这一危机。在胡林翼写给麻城知县的一份时间不详的指示中，坚持不能强行将县城居民缴纳的实物租金用于缓解乡村地区的食物短缺，因为这么做会危及城市本身的安全，同时也有疏远精英的风险，这些人已经背上了军事捐献的沉重负担。第八章 天 国 - 图59在如此紧张的条件下，我们只想知道清野政策的强制性（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必要和有效）对清政府与地方社会、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当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全面军事化

    1859年新年刚过，胡林翼下令对湖北各县的军事组织进行系统性的改组。每个县城设立一个总局，每个防区设立分局，对财政和军事策略进行更集中的协调。麻城知县陈汝蕃遵照指示，让主要来自县城的绅士们充任该机构成员，负责人为冯廷详。由于某些原因，陈的这次改组并不令人满意，第二年胡林翼指派的吴林接替陈担任麻城知县后，马上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吴是江南嘉定人，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介粗人，不懂舞文弄墨，他在前一年胡林翼担任江苏乡试考官期间被胡亲自招入麾下。吴在麻城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该县的团练管理机构。总局改称舆守局，由城绅李克明负责，可以肯定，他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具有长期指挥作战经验的人。李马上对麻城周边的防务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关键性的东分局由东山老手詹兆朱、余雅祥和夏梧统领。夏还同时负责组建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机动部队，称为“礼佑营” 第八章 天 国 - 图60。

    麻城新集中起来的团练组织，将在19世纪60年代初面临严峻考验。 1861年春，令人畏惧的“四眼陈”再次将部队集结到大别山北麓，这次他和一支当地叛军结盟，其首领人称“龚瞎子”（或龚莽撞）。龚因其作战勇猛无情而被许多人视为河南的灾星，进而又成为捻军的一名首领。捻军的性质有些模糊不清，先是指四处侵扰的叛乱武装，后来又在华中和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在探讨捻军性质的许多学者中，孔飞力和裴宜理都将其视为地方军事力量的变种，已经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开始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并在太平军叛乱所导致的政治崩溃中进一步发展成公开反叛。（但两人对其意识形态中的白莲教内容有不同的看法，孔飞力认为它相对比较重要，裴宜理则并不这么看。第八章 天 国 - 图61）民国时期的湖北省志提到捻军时，宁愿将这些武装斥为经大别山前来四处侵扰、难以驾驭的外来者：

    豫南汝宁、光州、南阳诸地，民风狂悍，地方无赖结为土党，劫掠勒索，人称“捻子”。咸丰初年，随太平叛军，伺机袭入楚地。第八章 天 国 - 图62

    对黄州的第一次重要袭击发生在1855年，但绕过了麻城。第二次就是1861年“龚瞎子”和“四眼陈”的联合行动。

    农历二月，龚和陈率领一支估计有10万人的部队猛攻松子关，一路打向武汉。曾国藩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场即将来临的遭遇战都是整个叛乱的关键一役。他对胡林翼写道：“黄州失守，武汉危急……南岸亦极决裂……江西省城涣散之至……人人皆怀寇至即去之心，可危可忧。吾二人亲见楚军之所由盛，恐不幸又见其衰，言之慨然。”第八章 天 国 - 图63【译者按，最后一句原文理解有误，意译当为：吾二人务命楚军相援，如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曾派遣了五营楚军，由提督成大吉统领，再加上夏梧率领的麻城民团联合武装数千人，将叛军拦截在关内。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成和夏在挫败入侵者后，继续在松子关一带追击叛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据记载：“血战连日，敌尸山积，无退志。”成将3000余名俘虏斩首，其中包括龚瞎子本人。但在清军对叛军主力取得这场大捷之后，另一些太平军和捻军武装穿过大别山和东山的其他关隘，进入了麻城。知县吴林试图在乌石山阻止他们向县城进军，但是据记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县死者甚众，极其悲惨。第八章 天 国 - 图64

    经过这一事件，省级官员们对麻城（尤其是东山）那些训练有素的团练武装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与日俱增。1861年底对龚瞎子取得辉煌胜利后，影响力无人能敌的曾国藩亲自举荐夏梧担任知县。他被任命为直隶武强知县，该县正在经受盐匪劫掠勒索之苦。夏死于赴任途中（在战斗中？），作为麻城漫长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事业终结于此。第八章 天 国 - 图65夏去世后，该县的有效权力留给了他的同僚“东山名人”余雅祥。

    1861年末发生了一起事件，虽然与接连不断的地区性战乱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麻城东山守卫者们正在崛起的权力及其态度。来自河南商城县的一支教匪武装进入东山高地，并凭借妖术在当地得到了一些支持。这支武装显然与太平军或捻军都没有直接关系，而很可能是民国时期不断从商城袭击麻城的红枪会的前身。东山高地陷入一片混乱，罗田知县向上级请求军事援助。这时，黄州府正在进行科举考试，打败龚瞎子后刚松了一口气的余雅祥是考生之一。黄州知府黄易杰（音）是主考官，他把考生集中起来去援助知县，但他先把余雅祥拉到一边，问他对知县请求清正规军的支援有何看法。余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他说，在我的家乡，乡愚无知者绝大多数是正直的臣民，只有极少数人信奉教派。余警告说，在这种地方遣入大量清军，很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叛乱，而不是维持和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本地的民团武装要好得多，他们会很快解决好。黄知府表示同意。东山由武装地方精英进行自治的传统，在17世纪得到了于成龙的认可，现在又被再次确认。第八章 天 国 - 图66

    接下来的几年（新开始的同治朝初年），见证了麻城几乎接连不断的争斗。1863年春，一支捻军从河南穿过边界，占领了北部市镇福田河，在黄土岗打败守城部队，包围了县城。次月，一支令人畏惧的太平军和捻军联合部队从罗田和黄冈跨越东山（叛军在19世纪60年代初占据了罗田县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白果。他们在这里修筑工事，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据点，不时袭击周围的平原地区以获取食物。为赶走这支部队，继胡林翼之后担任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巡视该地区，下令设立麻城、黄安、罗田三县民团指挥部，由余雅祥负责调遣。但在这年秋天，又一支叛军从西南方进入举水地区，占领了宋埠和中馆驿，并再次包围了县城。双方都伤亡惨重，这一年当中，将近4000名叛军俘虏在麻城被官军斩首。第八章 天 国 - 图67

    对整个大清帝国来说，见证了南京太平天国政权崩溃的1864年，是回归常态统治的里程碑，也是令人乐观的“同治中兴”时期的有效开端。但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溃逃叛军途经之地，这却是非常糟糕的一年。麻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地的食物危机在过去十年间日益加剧，并由于政府的焦土政策而进一步恶化，现在已经到了最紧张的地步。这年夏天又有一系列严重瘟疫荼毒该县。当地慈善家和清军将领想方设法维持百姓的生存。第八章 天 国 - 图68曾国藩集结楚军沿江而下，以继续围攻南京，叛军则紧随其后占据了这些地区。在夺取县城的努力被挫败后，叛军集结在东山中部的山脚下，所到之处无不焚烧劫掠。现已重装驻防的叛军据点白果，成了整个华中地区太平军、捻军联合部队的活动基地。7月清军攻陷南京后，许多守城者一路杀向麻城，白果实际上成了太平天国的残都。与此同时，河南东南部的捻军占据了罗田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黄冈县的许多地方，不时冲过东山进入麻城。巡抚严树森下令在全县发动一场更严酷的焦土战役。第八章 天 国 - 图69

    把叛军赶出白果成了清军在华中地区的主要目标。湖广总督官文将总督府迁往黄州，提督成大吉在岐亭于成龙旧官邸设立作战指挥部，令人胆寒的著名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奉命在新建豫军的陪同下穿过大别山。在麻城本地民团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兵分三路发起进攻。最后在1864年秋天，经过漫长的围攻和双方难以想象的巨大伤亡，大约3万名叛军放弃了他们的据点，分别向东逃入东山、向北逃入大别山。清军报告说他们解放了被困逾一年之久的当地百姓，但在此过程中白果镇被夷为了平地。四处逃窜的叛军逐渐被清正规军和麻城民团肃清，但在逃窜过程中，他们一路围攻并迅速占领了该县的许多山寨。清政府像两个世纪前的征服年代一样，试图平灭这些山寨以绝后患。提督成大吉在罗田包围了一股逃窜的太平军，按照他一贯的做法，一天之内就斩首了2000余人。在东山市镇木子店，清军和该镇民团伏击并屠杀了一股从黄冈逃往其家乡河南的捻军。毫不奇怪，叛军在松子关外地形崎岖的金家寨山地坚守时间最长，大约70年后，这里将为鄂豫皖苏区提供一块安全的根据地。第八章 天 国 - 图70

    不管意图和目的怎样，1864年是麻城在世纪中叶的叛乱中惨遭杀戮的最后一年。当曾国藩调遣大军至该县以用于北方战役的舞台时，仍不断有捻军在1867年间侵犯麻城。每次，当地人民都后退至他们的山寨并且尽职地毁掉田间的庄稼，而叛军也转至另一地区进行劫掠。政府军，湖北军在新总督（曾国荃，国藩的弟弟）的领导下，以麻城县自身拥有的最具权势的民兵组织（在余雅祥的率领下）定期执行肃清扫荡作业以抵抗任何异教因素，并重建和平。第八章 天 国 - 图71

    叛乱中的叛乱

    和元朝末年、明朝末年以及17世纪70年代的大规模暴乱不同，清中后期发生的血腥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进入麻城的一场祸患，仅仅是由它在帝国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位置所造成的。该县本身并不是主要叛乱运动的发源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麻城，没有产生像邹普胜那样的异教王、像汤志那样的复仇奴仆，甚至也没有任何像周文江或刘君孚那样特立独行的士绅军事领袖。但是，尽管被后来那些支持清王朝的人掩盖，资料中仍有微弱的线索表明，由于战乱年代社会矛盾的加深，当地人的团结至少出现了某种裂痕。

    首先，我们还不清楚（就全国范围来说）规模庞大的太平军（它最初是由最南方的狂热分子和投机分子混杂而成的）在逗留长江流域的十多年时间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新的。在麻城这样的地方，对于一支许诺从满人手中得到民族解放、经济平等以及自我救赎的叛军，究竟有多少人自愿地合作甚或热情地接纳？有证据表明，当地社会控制组织所拥有的权力，或许再加上民众对宗族制度和民间宗教神祇（两者无疑都是太平军的攻击目标）的依附，决定了人们对这些长头发的南方人的接纳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叛乱结束后《麻城县志》的编辑者坦率地写道：麻城人民因其在清统治下所接受的教养，总体上是忠于清“国家”的；但是更引人注目的反抗叛乱的动力，也是该地区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风气。和明朝末年一样，效忠思想首先是地方主义的产物。第八章 天 国 - 图72

    即便如此，叛乱期间的通敌现象也不能完全不提。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麻城县志》（这一时期谈论太平军通敌的禁忌更加严格了）在共和革命期间一位当地英雄的传记中提到：他的祖父曾经参加太平军，去了四川，从此再无音信。使这段过往记载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这位参加太平军的人似乎是声名卓著的东山民团领袖余雅祥的叔叔！第八章 天 国 - 图73雅祥本人也一再承认，本镇的乡愚很容易危险地被叛军所吸引，也许他是从个人的（甚至家族的）经历来说这话的。第八章 天 国 - 图74而且在太平军叛乱的最后几年，文献中总会提到该地区更具地方化色彩的教匪群体，它们与太平军或捻军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但对边缘化的当地居民具有长期的吸引力。1866年初，与当地捻军（也许是叛逃的湘军或楚军？）结盟但又与之不同的一支哥老会叛乱武装，将提督成大吉赶出宋埠并烧毁了他在那里的军营。第八章 天 国 - 图75

    还有一些不时出现的线索表明，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一地区经济上的不满会引发当地冲突。这种压力是由军事化和防御工事的巨额费用，以及与叛乱相伴随的日益增长的生存危机所共同造成的。例如，早在1855年，该县东南部举水流域的团练武装就发动兵变，拒绝与太平军作战，除非他们能得到报酬。第八章 天 国 - 图76同一年，詹钟廉（他捐过功名，是东山木子店的民团首领，也是更著名的团练首领詹兆朱的亲戚）在定慧寺成立了一个300人的组织，叫做贫农局，从官府粮仓中抢走粮食，再以“平价”出售。他为此受到县政府的谴责，但因其在抗击太平军时一贯英勇作战而免于责罚（次年当他阵亡时，知县还为他写了一篇悼文）。第八章 天 国 - 图77随着叛军的不断发展，另一名东山民团领袖，木樨河的郑家驹，对权势家族（佑族）胁迫、欺压贫民之举甚为警觉，感到有必要在本镇制定乡约，对精英施加道德约束，从而避免阶级冲突在当地发生。第八章 天 国 - 图78叛乱之中还有叛乱，这一前景令精英们长期感到恐慌。

    重建与纪念

    叛乱结束之后的几十年，是麻城进行物质重建和治愈创伤的时期。据说，县城里唯一从太平军手中幸存下来的重要建筑就是麻姑庙（有些不可思议），麻姑是麻城县的保护神，麻姑庙则是当地认同的象征。从19世纪70年代起，官方和民间的慈善机构（当然尤其是黄帮商人第八章 天 国 - 图79）不断利用幸存的资源，重建院试考场、钟鼓楼、孔庙，以及知县和县丞的办公场所。全县的庙宇也需要重建。农业基础设施需要修缮。该县的粮仓系统曾经是当地人自豪的标志，却在叛乱时期的危机中遭到叛军洗劫，无法满足人民对粮食的迫切需求。1861年初，知县吴林开始重建粮仓系统。到19世纪70年代西北大饥荒时期，麻城已经可以自豪地将其积累的余粮运出去缓解饥荒。在多年动荡之后，包括一套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赋税评估与征收体系在内的地方行政体制，不得不几乎无中生有般地重新建立起来。第八章 天 国 - 图80

    为效忠朝廷而作出的英勇贡献，为许多麻城子孙带来了帝国的褒奖和荣耀，但和平恢复之后，精英们又一次转向通过非军事手段追求社会进步。县城文人冯廷祥因为临时领导该县民团总局而受到赏识并被授予官职，他上书请求给予麻城更多的院试和乡试名额，作为对当地居民所作牺牲的奖赏。19世纪60年代有两个时期，总督官文确实这样做了，第一次增加了每年20个（10文10武）、第二次增加了7个名额，此外1870年还一次性奖励了15个名额。第八章 天 国 - 图81

    就连该县幸存下来的最有名的民团英雄、战争结束后事实上的“教父”余雅祥，也重新回到青年时代的学术事业。他通过了1864年的乡试，却拒绝担任官职，而是选择就任万松书院的院长。大约20年后，他把这一职务传给了他的儿子余应云（1886年进士）。万松书院是该县教育机构中历史最悠久、声望最卓著的书院，1882年的一份藏书目录，清楚地揭示了它在新院长领导下的学术旨趣。最重要的藏书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五种遗规》，以及湖北救星（也是余所率民团的上司）胡林翼的书信集——这份藏书目录其实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知识分子构成的“经世学派”的一部谱牒。第八章 天 国 - 图82换句话说，明朝末年万松书院曾是孕育自由思想的温床。可是如今，这个麻城的文化中心已完全变成了具有社会保守主义和道德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地方，反映了余雅祥起源于东山那种粗糙的实用主义、行动主义学问，不仅在麻城而且在晚清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己变成了主流。

    死者不仅需要埋葬，也需要被恰当地纪念。人们撰写了大量的悼文，竖起了一个个纪念碑。1882年县志记载了数千个当地民团成员和英勇百姓的姓名，他们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例如，县志用了整整五章列举当地节妇的姓名。这几千人里有一半以上是在世纪中叶的叛乱中惨遭横死。这部县志的出版，显然被看做是为叛乱带来的创伤画上句号，并标志着重建计划所取得的成功。它直到1882年才正式付梓（1884年紧接着又出了一部府志），这表明用了多少时日才画好这个句号。叛乱年代麻城的胜利和失败都被详细地记入史册，为清中期大屠杀的社会记忆提供了正统的脚本。第八章 天 国 - 图83

    处。关于另一场类似的暴力冲突之后的悼文、纪念和遗迹的研究，见Blight。在很大程度上，郑庆华【译者按，原文误作“Guo Qinghua”，以下不再一一注明】是重建工作和纪念活动的负责人，也是在1882年县志编纂过程中投入最多的人。郑是桂林人，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80年代初做过六任麻城知县。他为这部编年史撰写了一篇动人的挽词，在关于该县经历的地方文献中堪称首屈一指。第八章 天 国 - 图84郑从回忆12世纪20年代华北地区失陷于女真开始，为地方主义和效忠思想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明确的封建的/家族的基础：“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古诸侯祭其宗庙社稷……上从天子征讨不庭，下以自固其封域。”“今日州县，地方百里，大者或数百里，与古侯国何以异？然其春秋祀事，奉行礼部文檄而已……一旦寇患突至，非束手待毙，则委而去之。”【译者按，查1882年《麻城县志》，此语当为陆祐勤而非郑庆华所说。另，最后一句作者理解有误，意译当为：今日州县，奉行礼部仪轨，掌春秋祭祀，一旦寇患突至，则草野自起，保家卫国。】当太平军在南方、捻军在北方出现时，只有动员和挖掘地方潜力，整个国家才能转危为安。郑说道，防治洪水也是这样，必须由各地修固堤坝，以免洪水全面泛滥。

    郑随即话锋一转，从地方防御的大道理，转而强调如今几乎是麻城所特有的自力更生性质。他说，由于麻城对于防守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它总是会成为全国性争夺的战场。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从未真正把麻城挑出来作为防守重地。相反，它在世纪中叶的反复征战中变成了一座孤城，所有人都来围攻它，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来保卫它。凭借着超越宗族、性别和阶级，充满热情的地方团结，麻城人齐心协力，对抗共同的敌人（同仇）。郑说道，正是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解释了在麻城土地上打响的战役何以如此野蛮、如此惨烈：当地民众死伤无数，又以（郑本人对此有些不安）复仇的愤怒（愤激）予以回应——毫不手软地杀尽叛军的冲动（杀贼治国至死）。我们将会看到，对于植根于麻城地方文化中的那种战斗到底的倾向，20世纪的观察家也表达了相似的疑惑和不安。

    但对其他人来说，似乎并没有这种不安。以郑庆华精心重构的地方记录为基础，民国初年首次编订的湖北省志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高度赞扬了麻城民团对保卫全省安全所作出的英勇贡献。1935年出版的《麻城县志》（它是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庆祝“剿共”胜利而编辑出版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19世纪，诚实的当地百姓如何在胡林翼这样的正直官员的领导下，彻底消灭了离经叛道、野蛮未开化的叛乱分子。第八章 天 国 - 图85这是现实政治的最佳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