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王

    1346年的冬天，据元末明初的学者叶子奇回忆，华中地区的太阳突 柏然变成了血红色。第二章 明王 - 图1它预示了这样一个时代，在长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地区将为凶猛的起义和大规模的屠杀所充斥，而此时元王朝正经历着灭亡的剧痛。正像叶将要记载的那样，在这个净化过程中，麻城及其邻县将扮演一个关键而又相当暴力的角色。

    蒙古统治下的麻城

    14世纪早期的麻城社会是什么样子？就可以复原的历史来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16世纪及以后的历史画面是完全不同的。麻城在元代已经是一个古老的定居地，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但是此时，它还没有那么多退休的政府官员和将在明朝中叶出现的著名学者。明清两代的大家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形成。虽然已经有了使用暴力的苗头，但是元代当地社会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而这正是它后来的重要特征。该县是一个重要的贸易通道，拥有大量运输工人和在此做买卖的流动商贩，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富有的本地商人阶层或一种出口导向型的商业农业。粮食生产主要是为了生计，当地的农业看起来是掌握在自由佃户和自耕农手中。将在该县今后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仆役，似乎还没有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农业奴仆曾普遍存在于以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大部分地区，并在14世纪中叶江西和江南爆发的起义中非常活跃第二章 明王 - 图2， 钟此时却从麻城及其附近辖区的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当地社会并不是停滞的。唐王朝时（618—907），朝廷记录中提到的几百个有全国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中，没有一个认同麻城为自己的家乡，他们对广阔的大别山区或鄂东地区（黄州和蕲州）的其他各地也确实没有这样的认同。第二章 明王 - 图3对那些世袭贵族来说，麻城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根据当地文献的记载，只有一个本地人做了官，他叫阎伯坞，在江西西北部的洪州任上千得很出色。第二章 明王 - 图4（为了纪念阎，当地的地名志将一个集镇命名为阎家河，但到明代时，这个家族事实上已经从当地精英行列中消失了。）但是，伴随着中国历史中后期人口和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麻城的地位提高了。根据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Hartwell)的分析，黄州和蕲州辖区跟其他中部、南部地区一样，大大得益于早熟稻的传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人口密度。哈特威尔坚持认为，到宋代时它们已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核心地区。麻城还成为宋朝政府茶叶专卖机构的主要供应地；到11世纪后期，它的茶厂每年可以生产近30万斤茶叶。第二章 明王 - 图5在作为官员选拔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拥有功名的士绅取代了旧贵族，新儒学（理学）道德学说的兴起，以及韩明士(RobeHt Hymes)所描述的精英群体认同的“地方转向”——这一切似乎都为麻城县开启了更大的机遇。第二章 明王 - 图6

    麻城真正获得全国声望，或许要以该县历史上最值得文人相庆的一件大事，即伟大的北宋诗人及官员苏东坡（苏轼，1037-1101）的到来为标志。苏成年后在黄州辖区住了几年，期间流连于名山古刹，同隐士陈槌这样的朋友们畅谈该地烽火连天的往事。旅居期间，苏数次应一位富有的岐亭本地人王翊之邀到他的家乡麻城县城小住。苏欣然为许多麻城前贤写就了充满溢美之辞的传记，并为当地名胜创作了许多诗歌，此后的几个世纪，这些诗歌都被自豪地收入各种县志。第二章 明王 - 图7麻城始终和邻县黄冈聚讼不休，为的是苏东坡一首标题为《定慧寺》的诗，指的究竟是黄冈县城外的那座寺庙，还是位于麻城东山高地上木子店镇的那一座。

    和其他各地一样，宋代麻城的新儒学中显然有一种狂热的元素，即所谓“教化”（通过教导使人开化）开始成为文人对世俗文化进行攻击的新形势。例如，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来访者是四川学者张行七，他起初是来探寻麻城的群山并创作诗文来描绘这里的自然风光。但是，他对盛行于当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异端感到震惊，将住所搬到了县城，并与当地的革新派官员联手，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肃清邪教的斗争。他只要发现一个淫祠就拆毁一个，并在无脑山上建起紫微侯庙取而代之，它正好位于县城的西门外，以便人们更好地敬奉正统的富主神第二章 明王 - 图8（掌管好运的神）。

    麻城新理学文人文化的核心——以及所谓“地方转向”的物质体现——就是万松亭，这个亭子是由11世纪中叶的知县张仁甫，在举水西边的高地万松岭上建造的。在这里，当地学者和著名来访者济济一堂，讨论当时新颖而令人兴奋的道德和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苏东坡在论道时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二章 明王 - 图9。万松亭渐渐发展成一个书院，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获得了越来越多来自出租土地的捐赠，后来它又搬到了麻城新县城。万松书院也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直到18世纪，历任书院山长都是蜚声全国的博学鸿儒），直到帝制时代终结，它始终是该县学术界的中枢。第二章 明王 - 图10

    虽有这一波智识主义的高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麻城的学者们却没能将其转化成科考的成功和官场的显赫。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也许会有些出人，但在整个宋代，通常很细心的地方志仅记载了一例考中进士的麻城本地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田家寨田氏家族的田蕙。除田蕙之外，只有他的兄弟田桂（他没有更高的功名）在宋朝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官位。接下来的元王朝在1315年前一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但从恢复科举直到元朝灭亡的半个世纪，也只有两位麻城人——赵玉峰（进士）和毛文穆（举人）——得到了比生员更高的功名，同样只有少数其他人（赵和毛的亲属）通过举荐获得了官职。直到几个世纪后，麻城才在科举和官场上取得令人瞩目的突破与成功。第二章 明王 - 图11

    蒙古征服本身或许只留下了浅浅的印记。麻城县隶属于新设的黄州路，由一个蒙古的达鲁花赤监管，但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县尹（县级地方官）和他手下的属吏负责的，他们都是华北地区的汉人。第二章 明王 - 图12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样，麻城县经常面临金军的威胁，但它从未沦于金帝国的统治，而是直接从宋朝过渡到元朝。虽然东山的知识精英们在13世纪70年代针对元朝军事征服组织了零星的抵抗活动第二章 明王 - 图13，但元朝却在 1279年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占领了麻城；和大部分中国淮南地区的情形一样，根据元朝的种族划分政策，麻城的居民没有被划为“汉人”，而是被划为“南人”，即前南宋王朝的臣民。因此，元朝的政策大体上是让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土地所有制度维持原样，相对未受干扰，这和北方的情况迥然不同，在那里元朝延续了金朝的革新举措，没收汉族大地主的土地，形成了王公大臣的庞大地产，主要用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耕种。

    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认为，在像麻城这样的前南宋辖区，元朝政府的影响事实上是很小的。为了统治的需要它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衙门里的下级属吏（他们在麻城精英和平民看来是一个掠夺性和寄生性的阶层），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它又要依赖有势力的大地主（包括佛寺和道观，它们在麻城就像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显然是由佃农耕种的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第二章 明王 - 图14我们很快会看到，元代麻城确实有很多大地主，但可能农村人口主要由小农家庭构成。在忽必烈统治结束后，元朝为了加强对南方农业发达地区的税收汲取能力，将某些本地地主正式任命为村领袖（里正）或五十户领袖（社长），但是有人怀疑，大多数地方这些职位事实上究竟有多少人去干，也没有证据表明麻城有很多人担任这些职位。第二章 明王 - 图15蒙思明在1938年的经典研究中认为，尽管元朝的国策是给予蒙古人和其他亚洲内陆人比汉人和南人更高的地位，但是在实践层面，多数情况下财产所有权而非行政命令规定的种族差别，仍然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第二章 明王 - 图16

    我们已经看到，少数麻城本地人在异族的统治下获得功名并成为了政府官员。至少还有一个非本地人的例子，来自江西的邹迁八被元政府派往麻城为官，他在这里得到了一块不错的土地，并繁衍出了整个明清时期该地最持久、最富有、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第二章 明王 - 图17但邹的例子虽然很突出，却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将看到，帝制晚期的麻城精英大多数是在明朝建立之后才奠定自己的基业）。元朝统治下当地大地主的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秦氏家族，关于它的仅存的文献保存在其邻居在大约1350年刻写的石碑上，儒家学者龙仁夫将其编人了1935年的县志。第二章 明王 - 图18

    作者开篇就写道：“秦氏是麻城的第一大家族。”人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当时这个家族的族长秦朝卿，就是在南宋时期的1160-1170年代迁到麻城的几个兄弟的第六代孙。龙没有说明他们来自何处，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江西有几位亲戚；很可能他们是由于金兵征服北方而南迁的移民的一部分，起初在12世纪中期迁到江西，随后又从那里来到了麻城。在麻城，他们曾得到宋埠附近的土地，家族的各分支就在这些土地上繁衍起来。他们拥有的土地迅速扩张（他们的资本从何而来？是否参与了宋埠的商业活动？），但他们总是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因为在南北之间——先是宋与金，然后是宋与元——的军事对抗中麻城处于危险境地。尽管如此，元朝的最终胜利和政权巩固却证明是非常有益的。1337年，新上任的族长秦朝卿同几位家族长者商讨建立家族义田的可能性。他们随后这样做了，并在14世纪40年代晚期鼓励开垦以增加田产面积。最终，义田达到了总计70万亩（超过10万英亩）的惊人规模。义田由专业管理者（大司农）负责经营，其收益（表面上）用于建立一个粮仓来接济贫困的家族成员，支付婚丧嫁娶的费用，以及创办一个家族私塾。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秦氏似乎未能使家族地位有效地延续到明清时期：在明清两代的记录中麻城秦氏只出了少数举人，而没有进士。第二章 明王 - 图19但在有元一代，他们的确做得很好。碑文记载了家族领袖们就秦家地产的适用税率与元朝地方官员之间的谈判，以及保护秦氏财产权的承诺。因此我们将看到，当元朝面临无产者起义的威胁时，秦氏这样的本地有产精英会联合起来保卫“异族”政权，这并不令人惊讶。第二章 明王 - 图20

    红巾军

    14世纪初期，蒙古的统治开始显露出严重的张力。1314年公布的一份南方地主的地籍调查，引发了自封为王的蔡五九在江西的叛乱；虽然实质上是针对精英的抗税斗争，蔡的起义还是赢得了佃农和其他平民的支持。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黄河一再泛滥，导致了粮食歉收和大批难民潮，而元朝廷执意将他们定性为逃贼。1325年，赵丑厮在河南息州发动教派起义；十多年后的1337-1338年，胡闰儿或棒胡[译者按，原文误作“Peng Hu”]在同一个省的汝宁县（从麻城穿过大别山就是此地）发动了起义。与此同时，周子旺和他的妻子（佛母）在江西与湖南交界的袁州领导了有5 000名青壮年参加的起义，周自称周王并颁布了自己王朝的历法。第二章 明王 - 图21

    元朝内部最有希望的改革派人物是脱脱，他是蔑里乞部落的蒙古人，一个儒家学者，也是王朝的右丞相。他在1344年的派系斗争中有原则地退出，此举赢得了汉族文人的同情。1349年他再度为官，随即全力投入治水事务。尽管如此，他于1351年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黄河改道计划（将黄河河道引到山东半岛北部），产生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他为了给这项计划提供财政支持而征收新盐税、实行货币贬值（发行没有储备金的纸币），这招致了精英的不满；他还征召15万多名汉族平民在华北平原修筑新的堤坝，这引发了在华北平原四处蔓延的起义。第二章 明王 - 图22

    在湖北，对元政权的反感由于宽彻普化在武昌的封地而进一步激化，他是一个异常腐败和遭人鄙视的蒙古王子。第二章 明王 - 图23随后，如同北方日益恶化的形势一样，华中山地也遭受了一连串农业歉收的打击。麻城遭遇了连续三年的灾难性大旱（1352、1353和1354年），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染性疾病。饥荒如此严重，以至当地文献记载了普遍发生的人相食，这是该地区长时段历史中周期性粮食短缺的特殊例证之一。第二章 明王 - 图24虽说如此，这个时候的麻城已经被另一种性质的流血所淹没。

    麻城对元朝的覆灭有其独特贡献，归因于一个叫邹普胜的铁匠。关于这个人我们所知不多。第二章 明王 - 图25他的名字普胜（普遍的胜利）是一个假名，被其他的元末起义者所分享（好像是他的变化形式）。从他的姓氏来看，我们可能认为邹是前文提及的元朝官员邹迁八所建邹氏家族的一个心怀不满的后代，但是这又不大可能，因为邹普胜不是来自迁八开拓地的麻城西北部地区。他来自位于县城东南约15里的小村落花桥，中部平原在这里开始隆起，通往东山。13世纪末与村庄同名的桥建起来后，花桥就开始合理地繁荣起来。第二章 明王 - 图26邹普胜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他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在1338年（与袁州起义同时，可能并非偶然）创建了一个教派——圣人堂。十年后，他见到了早期起义的精神领袖彭莹玉，彭当时经过麻城，既是为了躲避元朝当局的通缉，也是为筹划中的叛乱而扩展已经很广泛的关系网。第二章 明王 - 图27

    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宜春）人，活动于江西、湖南交界的山区——并非巧合，这个山区正是1906年爆发萍浏醴起义的地方，也形成了1930年代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江西、湖南交界地带的山区与东山和大别山以北山区——后者在1930年代成为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的核心——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似之处，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朝末期。）彭大约在13、14世纪之交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九岁时被送到袁州南泉山慈化寺作小和尚（他的父母很可能是寺庙土地上的佃户）。他在青年时已经精通神秘医术并开始在边界地带游荡，以宗教治疗法或者在正统精英人士看来是巫术的方式来谋生。他同时也开始宣传起义的信仰。周子旺及其妻子佛母就是他的热情皈依者，但当他们在1338年的起义失败、周氏夫妇被擒获处死时，彭却逃走了。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足迹遍布长江中游的山区，传播佛教，经营他的信徒网络，并监督建立教派组织。他的信徒中还有另一个安徽的游方僧人朱元璋，他最终成了明王朝的创建者。一时间，彭在袁州的慈化寺被视为这场运动西支的大本营，而朱在濠州的皇觉寺则被视为东支的大本营。我们已经看到，彭的第二个信徒邹普胜，可能就是在1348年彭莹玉的影响席卷麻城时转变了信仰。而他的第三个信徒是浏阳当地人，后来的“天完帝”徐寿辉。第二章 明王 - 图28

    徐寿辉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据说在谋略上要稍逊一筹。14世纪中期他从湖南老家前往湖北，在东山东部的罗田县安家，并作为布贩子游走于黄州、蕲州一带。1351年的某个时间，在一个像极了中国戏剧传统的场景中，徐受彭莹玉的委托，在邹普胜开设于麻城的铁匠铺中拜访了他。对过特定的教派暗号后，邹明白了徐真正想要的是邹善于制造的武器。他们认真的起义动员开始成形了。第二章 明王 - 图29

    与此同时，出生于自称宋王室后裔的教派领袖家庭的韩山童（死于1355年）和他的儿子韩林儿（死于1367年），正在淮河流域西部的安徽、河南一带招兵买马。韩山童自封为大明王，韩林儿被封为小明王。韩家父子表面上与彭莹玉及其信徒朱元璋形成了一个松散联盟，似乎韩氏的派别被称为北支，彭则被称为南支。韩山童利用百姓对脱脱征召劳力修筑堤坝的愤恨，1351年5月在安徽颍州发动起义，并取得了显著的初步胜利。他的红巾军起初只有3 000人，随后迅速壮大到近万人，起义范围也扩展到直隶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韩的成功给邹普胜和徐寿辉发出了信号，他们在当年8月发动了自己的起义。第二章 明王 - 图30邹、徐起义反过来又成了爱德华·德雷尔( Edward Drey。r)所说的“元朝势力在长江流域崩溃的近因”第二章 明王 - 图31。

    邹和徐直接模仿韩山童的北方起义军，称自己的军队为南红巾军，然而他们在14世纪的文献中总是被简称为“红军”，对现代人来说有些时代错置的刺耳之感。他们在麻城和更大区域内集结部众，并承诺彭莹玉的法术可以令其J1枪不入。他们逐渐控制该地区的交通要道，赶走了元朝官员，并于九月在蕲州府会师，顽固的元朝知府李孝先力战身亡。红巾军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鄂东北地区，并在蕲水县的莲台省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高大英俊、有着漂亮浓眉的徐寿辉在盐池中沐浴，身上散发出帝王的光芒，他随即被拥立为皇帝，并封能干的邹普胜为太师。新建政权仿照元朝的结构：中央设中书省、六部、御史台和翰林院，地方政府由四个行省及其下属的路组成。徐的年号为治平，国号为天完。也许邹和徐的意图不是那样明显，但天完的“完”字正好是元朝的“元”字头上戴了一顶帽子。第二章 明王 - 图32

    天完政权的势力范围在1352年和1353年初迅速扩张。被吸引而来的大多是来自华中“内陆三角洲”的船工和渔民，天完政权利用水师来扩展它对该地区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水路的控制。当时一个叫王峰（音）的人声称，红军显示出非凡的军事纪律，严格遵守宣告的不杀不淫政策，尊重占领地区的平民。第二章 明王 - 图33邹普胜的军队兼并或联合其他分散义军，势头席卷了湖北的中部与西部。1352年早春，邹攻克了与省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不久又直接占领了武昌；令人不齿的宽彻普化王子坐船逃跑，此举使他随即被朝廷撤职。邹挥师顺流而下，占领江西的重镇九江，这时他的部将已攻下了江西省城南昌和湖南省城长沙。在随后的几年里，天完政权的军队还占据了四川大部和山西的部分地区。第二章 明王 - 图34

    进军四川的关键人物是明玉珍(1331-1366)。明出生在汉水边的随县，其家乡被迅速扩张的天完政权占领时，他是县里的一名捕快。他领导当地抵抗一年之后，在1352年看准时机投靠了天完政权。徐寿辉让明负责巩固他在麻城和其他邻县的统治，直到1357年派他率一支西征军，沿长江挺进四川。明统率的军队据称有万人之众（其中绝大部分是从麻城招募的），攻克了重庆和成都。他挽救了天完的衰亡，将自己塑造成明主的形象，并在1360年建立了以四川为基础的大夏政权。明玉珍的儿子小明主于1366年继位，却在5年后被朱元璋的明王朝废掉。第二章 明王 - 图35

    然而到了1353年，天完政权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这一年的开端本来是大有希望的：三年来的干旱与饥荒到达顶点，导致春季在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独立的、受人同情的起义，其中包括江苏张九四【译者按，即张土诚，小名“九四”】的起义。但是蒙古军队也集结到脱脱麾下，到这年夏天，已经在天完政权的中心——湖北东部地区——形成了一支由约40万义兵组成的大军。初秋，一支元军攻克了都城蕲水；虽然皇帝徐寿5辉得以逃脱，但是大约400名天完政权的高层领袖（包括主要军事将领，麻城的邹普胜）被杀。徐和他的小朝廷在东山地区一个接一个的山寨中东躲西藏，但这些山寨又一个接一个地遭到脱脱军队的围攻，徐被迫逃到了黄梅县的山区。然而，帝国的政治家们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的拯救者；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指责他镇压天完政权时行动迟缓，并且强调起义正是源于民众对他的极度不满。快到年底时脱脱被革职，起义军立刻又重现生机。·到1355-1356年的冬天，徐寿辉在湖北核心地区、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阳，重建天完政权。第二章 明王 - 图36

    但是，最终导致天完政权瓦解的内讧和谋杀很快就初现端倪，主要体现在徐的部将倪文俊和陈友谅身上。倪出生于黄陂县的一个渔民家庭，就像其他许多好斗的湖北中部水上人家一样，倪家也有尚武和好斗的传统。他曾散布过这样的传奇故事，即他出生时一只白虎奇迹般地出现在他母亲产房的门口，足见其野心勃勃。倪是天完军的早期成员，在蕲水朝廷中被任命为丞相，并负责统率水军。蕲水失陷和邹普胜死后，他成了天完政权中更核心的人物。他的水师在1355年初首先设法占领了绵阳，随后又重新占领了汉阳。多数文献承认，就这一点来说，倪而非宽宗第二章 明王 - 图37徐寿辉才是该政权事实上的领袖。他封自己的儿子为长沙王，控制天完政权的南部区域。但是倪显然走得太远了。1357年，他试图暗杀徐寿辉，以夺取皇帝宝座。计划失败后，徐反过来暗杀了他。第二章 明王 - 图38

    暗杀在倪信任的部将陈友谅那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野心同他的长官一样大。陈于1320年出生在另一个习武的渔民家庭，曾断断续续地做过县里的办事员（帖书）。在1354-1355年的军事行动中，他在老家绵阳加入了倪的军队。陈在这些战斗及随后的汉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倪任命为天完军的元帅；倪文俊被杀之后，陈自命为平章。陈为了篡夺汉阳的皇帝宝座而离开了徐寿辉，逐渐将自己的活动地盘沿江而下，转移到江西北部地区。1360年初，他自称为汉王，以长江的主要港口九江为都城，随后一个月里他在汉阳杀掉了徐寿辉和他的朝中大臣，以此结束了对他的效忠。陈随后建立的大汉政权继承了天完政权的东部地区（就像明玉珍的大夏政权继承了其西部地区），并加入正在进行中的与朱元璋大明政权的战争。当地传说认为发生在麻城大胜山（就在宋埠的东面）的战役是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朱及其部下英勇地与围困他们的陈友谅军队大战七天。第二章 明王 - 图39最终，在1363年秋鄱阳湖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水战中，陈被朱打败、处死，天完政权灭亡。第二章 明王 - 图40

    宗教、阶级和民族

    现存的文献只允许我们用推测的语气，来论述红巾军起义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天完政权的社会基础。这是汉人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吗？它当然是反体制的，而且是非常恶性的。红巾军残忍地杀死了每一个抓到的元朝官员：例如，《元史》记载，义军活生生地剥了一位官员的皮并挖出了他的肠子。第二章 明王 - 图41红巾军对被俘的元军士兵同样残酷：据时人刘仁本回忆，天完军对待这些被妖魔化了的敌人：“置诸扭械，劫以锋刃，裹以绛帛，又帕其首，令鼓噪从行。”第二章 明王 - 图42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反体制的暴力是由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因所激发的。红巾军提出的口号中没有流露出反蒙古（或反异族）的情绪。事实上，除了武汉那个可恨的（明显还很无能的）宽彻普化王子，长江中游地区的元朝官员和地主精英中似乎只有极少数蒙古人激起了百姓的怨恨。元朝地方政府中掠夺性书吏人数的泛滥有时被认为在部分被征服民众中引发了反朝廷的情绪，但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天完政权中两个关键的领导人明玉珍和陈友谅，他们自己都曾是县里的下级属吏。或许最稳妥的结论是，反元起义的动因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军事天才和觊觎帝国权力（事实上是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狂热野心家们，由于察觉到王朝虚弱带来的可乘之机，而作出的主动回应。

    一个更吸引人的问题是，红巾军起义在何种程度上是阶级间的经济怨恨甚或土地革命的产物。1938年蒙思明在关于元代社会结构的经典研究中认为，由于蒙古人设想的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未有效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推翻朝廷的“革命”必定是以经济因素为特征的——实质上是汉族内部的阶级战争。第二章 明王 - 图43难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会特意将红巾军运动定性为“农民起义”，将天完政权定性为“农民政府”。第二章 明王 - 图44但西方学者往往对此表示怀疑。例如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就这一主题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论文断定，“在元朝末年费尽心力地搜寻无果的阶级战争”是“牵强附会的”社会史。第二章 明王 - 图45

    然而，同时代的见证者们非常一致地用经济术语来描述他们观察到的各暴力派别。元朝官员的儿子唐桂芳，同时也是积极为华中地区大屠杀的死难者撰写墓志铭的作家，将黄州起义者描述为“小人”，而把他们的攻击对象称为豪右之家。叶子奇较温和地把参加红巾军的人称为“贫者”。第二章 明王 - 图46虽然我在14世纪的文献中没有发现独立的证据，但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看法，即邹普胜和徐寿辉起义誓师的一个核心口号是“劫富济贫”。第二章 明王 - 图47唐桂芳也记载了叛乱者的均贫富思想：“金珠我有也，牛羊我有也，谷粟我有也。”第二章 明王 - 图48

    没有记载表明天完政权明确提出了当时长江下游叛乱运动中的“苍头弑主”口号，——在湖北东部的记载中看不到这样的口号也许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还没有那么僵化——但是许多行为表明这里的阶级关系同样很紧张。大批麻城地主非常警觉，躲到山区保护自己，直到动乱结束。第二章 明王 - 图49唐桂芳撰写的墓志铭令人战栗地记述了长江中游精英确实受到了残酷的袭击，以及他们面对平民时的恐惧与蔑视。一个汉人元朝官员的寡妻吕夫人，几次被“不安命分”的“乡里小人”攻击，他们不但抢了她的珠宝、粮食和家畜，并“欲辱之”。她抗议道： “吾儒家女，义不受辱，乞死。”众人遂杀之。精英们四散奔逃，却像动物一样遭到渔猎，被抓住后剁碎烹煮（菹醢）。第二章 明王 - 图50人们也许会把此类记载视为常见的夸张而予以忽略，但是考虑到麻城连年歉收致使饥饿者人人相食的记载，我们看到的确有可能是吞食富人的真实一幕。

    事实上，极度饥饿也许不是偶然发生的。麻城及周边地区对地主财产的恶性攻击，可能并不是基于根本性经济变革的冲动，而是基于一种典型的粮食骚乱心态：富人和政府粮仓里的余粮本就是属于广大饥民的。当然，除此之外地主精英也被（恰当地）认为是元朝统治的同谋，事实上正是这些精英领导地方反暴民武装去对抗天完政权。引人注意的是，即便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记述天完政权的兴衰史时也承认，一旦红巾军掌权，他们政纲中的均贫富和阶级斗争成分都会烟消云散。邱树森注意到，天完政权的地方官员毫不犹豫地复制了元朝的财政汲取制度；甚至其不时宣称的轻徭薄赋计划，似乎不仅吸引了其他群体，也同样吸引了地主。1353年后，在倪文君和陈友谅统治下，地主精英们被热情地吸纳进天完政权以及后继的汉政权。总之，专家们已形成共识，即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14世纪的红巾军真的打算改变现有的财产所有制度。第二章 明王 - 图51

    起义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或任何类型的农业劳动者，而是游方的僧侣和占卜师、货郎、小五金商、渔民、船家、捕快和衙门里的书吏——一群杂七杂八的人，他们在《元史》中被令人信服地统称为“无赖”。第二章 明王 - 图52事实上，我们把天完政权看做是一群没有产业、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男性针对有产（或至少是定居）地主的一次叛乱，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妥。正如我们看到的，徐寿辉起初不过是一股流动势力，流窜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河流和湖泊，对两岸百姓以恐怖治之。第二章 明王 - 图53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将红巾军运动描述成一次农民革命，至少在麻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如此。因此，我们将看到，它和明末以降席卷该地的民众暴力浪潮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饥饿和王朝前景不明外，能够将这群无赖聚集起来的就是显然令人着迷的宗教信仰。自1950年代吴晗的著作以后，即便最具唯物主义倾向的元末起义研究者也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虔诚信仰，并认为在起义的复杂动因中（至少天完政权是这样），千禧盛世理想比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更重要、更持久。天完政权存在期间，领袖们总是在烧香、诵经、喊宗教口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哀叹道，14世纪的农民没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这使他们从阶级经济利益转向了宗教迷信——“人民的鸦片”第二章 明王 - 图54。相比之下，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天完政权的千禧理想与大众的想象和信念产生了共鸣。在回应对西方类似的千禧年运动的唯物主义描述时，E．P．汤普森(E.P．Thompson)这样说道：我们低估了这些运动，将其斥为迷狂或虚妄的想象，“……少数群体用这样的想象来表达自己千百年来的渴望……当我们说到‘想象’时，指的不仅是将更深层动机隐藏起来的言说中的想象。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强大的主观动机的明证……在其历史代理人那里，它们完全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第二章 明王 - 图55。在14世纪的中国，确实有理由相信宗教相对于阶级认同具有优先性。就像早先新儒学信徒们通过毁掉他们在麻城见到的淫祠向大众信仰宣战一样，元末的红巾军夷平了县城中作为精英宗教霸权象征的儒学宫来应战。第二章 明王 - 图56

    天完宗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让我们从可以确定的少量事实开始。据记载，彭莹玉在黄州和蕲州的信徒们各自提出的宗教口号是：一个叫做弥陀、弥勒、弥勒佛或是明王的神将会出世、下世或显圣；该预言的一些变体，进一步宣称这个神“当为世主”第二章 明王 - 图57。《明史》中记载了14世纪末该地区围绕弥勒降世而组织起来的许多小规模起义，另一些起义则被视为白莲教。第二章 明王 - 图58当时的观察者叶子奇列举了一连串民间教派，它们为天完及其竞争者和后继者提供了混杂的来源，其中不仅有白莲教和头陀教（可能是弥陀或弥勒崇拜），还包括肯定和摩尼教有关的满摩教。第二章 明王 - 图59

    红巾军起义分明是一场干禧年运动，致力于迎接一个救世主来统治尘世，他将涤荡这世界上累积的一切邪恶和污秽，并在这一过程中推翻了元朝。这就是田海所说的中国大众宗教“鬼神救世主传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里表面上是佛教，实质上更可能是摩尼教。第二章 明王 - 图60起义的领导者宣称是救世主降临的预言家，有时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救世主。在其他情境中，弥陀总是被解释为汉语译名“阿弥陀佛”，虔诚的信徒会在他的指引下轮回重生到极乐净土，而弥勒这个名字被理解为未来之佛——弥勒佛。然而在彭莹玉那里，这两个神显然被合而为一，弥勒的使命就是作为世界的复仇者和拯救者，这是起义动员的核心特征。至于运动中的白莲教因素，显然不同于后来与信奉无生老母有关的白莲教，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信奉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宗教变体。杨讷认为，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红巾军与白莲教有关，即麻城的邹普胜及其不同追随者名字中的“普”字，正是宋代白莲教鼻祖茅子元指定为“定名之宗”的四个汉字之一。第二章 明王 - 图61

    天完与摩尼教可能有关，激起了学者们更大的兴趣。“明王出世”的口号，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以“明”为姓氏，朱元璋将“明”作为王朝的名称，韩山童和韩林儿自封为大明王、小明王，明玉珍父子自封为大明主和小明主，似乎都表明了明教或摩尼教对红巾军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叶子奇也证明，当时该地的文化场景中显然具有摩尼教（满摩教）因素。最坚决支持元末起义有摩尼教根源的，是朱元璋的传记作者吴晗。第二章 明王 - 图62吴认为，激发红巾军信仰的主要经文是宋代的《大小明王出世经》，而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摩尼教的文本。

    根据吴晗的研究，这个由波斯先知摩尼( 216-277)创立的宗教关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原始对立，崇拜他们的主神救世明王，并在唐朝女皇武则天时代，于694年传人中国。摩尼教成了回鹘的国教，而回鹘在 9世纪初隶属于唐朝。840年代，作为武宗皇帝大规模捣毁佛教寺庙运动的一部分，摩尼教被禁止，寺院被没收。此后，没有寺院、没有外国传教者帮助的明教变成了一个更加汉化和多样化的秘密教派，其教义中光明战胜黑暗的末世论，吸引了五代与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反叛运动。它在东南沿海地区影响很大，但到南宋和元代其范围也扩展到了江西、安徽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地区。明教信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并在菜堂聚会，宣扬适度节俭和相互帮助，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经常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主要基于对现世之腐败和需要用暴力去净化它的共同看法，明教教徒与摩尼教和白莲教教徒逐渐开始融合。正是这一传统，嵌人了彭莹玉及其各种武装支持者的教义中。

    吴晗的看法得到了后来学者不同程度的接受。大部分研究红巾军起义的西方史学家，包括爱德华·德雷尔、牟复礼和明玉珍的传记作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沿着吴的指引去探寻摩尼教的影响，只是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谨慎和踌躇。但西方研究摩尼教的知名学者刘南强（恰巧也是华裔）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明”字出现在两个传统中不过是一种偶然。刘承认《大小明王出世经》对反元叛乱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一文本完全是标准的弥勒佛经，并没有明显的摩尼教色彩。第二章 明王 - 图63与刘没有联系的中国学者杨讷，发现弥勒本身在佛经中被称为“主佛光明之王”，基于此他认为“明王”的称谓未必来自摩尼教的影响。第二章 明王 - 图64不过，最近石汉椿再度重申了摩尼教教义在红巾军运动中的核心作用。第二章 明王 - 图65

    在我本人看来，现存的有限证据更能支持吴晗而不是刘的观点，但是我也感到，一度引人注目的异国信仰对元末麻城起义的影响是怎样被削弱的这一问题，也许很有趣，但并不是真正最吸引人的问题。定期爆发的大屠杀打断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麻城的历史进程，而千禧宗教仅仅在元末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其间也有逗留不去、令人极度不安的连续性。美国记者斯诺曾于1930年代访问大别山地区，他立刻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把当地人的态度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摩尼教”第二章 明王 - 图66。他这么说并不是指该地元末起义中的千禧信仰（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指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

    逃难

    元明易代致使麻城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化，不是在社会等级结构，而是在当地人口构成上。在整个华中地区，许多地位显赫甚至曾在元朝为官的精英家族苦苦对抗红巾军和14世纪中期的其他叛乱势力，但当朱元璋的明政权在其地盘上成功建立起来后，这些家族又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安全、维持了地位。这就是发生在那些文人身上的事情，正是他们将天完政权的暴行记载下来，留给我们——安徽（徽州）人唐桂芳、江西人权衡、浙江人叶子奇和湖南人宋濂。第二章 明王 - 图67我们已经提到，麻城的元朝官员邹迁八的子孙们在明朝始终官运亨通，这也是真的。另一些麻城精英抓住机会，在新政权下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例如，来自该县北部乡镇的一个富有地主朱伯铭，为正在剿灭陈友谅的明朝军队及时贡献了几千担粮食，他的子孙从此便得到了帝国的特殊关照。第二章 明王 - 图681365年，一名大胆的罗田反贼蓝丑儿诈称自己是（这时已经失踪或者死去的）“巫师”彭莹玉，自封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这时，一个叫袁宝的麻城本地知名人物设法抓住了蓝，并把这战利品交给朱元璋的官员作为“献礼”第二章 明王 - 图69。

    但是麻城的人口巨变，无论是在精英还是平民层次上，也许比其连续性更加显著。大概从1360年开始，大批朱元璋的同乡作为征服大军中的战士或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迁到该县。第二章 明王 - 图70明代的麻城新精英（将在下一章讨论）主要是依据其职位而产生的。为数更多的人在改朝换代之际迁出了该县，其中大部分去了四川。例如，清朝中期的四川省志中收录了在元明之际迁到该省的21人的墓志铭，其中6人来自麻城县。第二章 明王 - 图71在四川省图书 60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其族谱的93个家族中，有37个声称是在14世纪末从麻城迁来的。第二章 明王 - 图72麻城移民在四川各县定居，例如在合川县，帝国时代记载的15家移民中就有8家来自明初的麻城。第二章 明王 - 图73不过，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达到在简阳县和剑州那么高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简阳县志》记载，在该县有记录的329个移民户中，至少59个是来自 14世纪的麻城；加上后来的移民浪潮，麻城人在该县的所有移民户中占了大概83％!第二章 明王 - 图74

    从麻城到四川的移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早在132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是明朝皇帝朱元璋有意实施的定居政策的一部分。第二章 明王 - 图75然而大批14世纪的移民声称他们离开家乡是为了逃避红巾叛军带来的混乱。这样的说法，至少一多半是不诚实的。事实是，这些人自己就是为“大明主”明玉珍效力的叛军。明玉珍表面上是被天完朝廷派去占领四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赶走他的军队，并缓解天完政权统治中心湖北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压力），明玉珍最后在136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夏国，在他死后又于1371年被朱元璋的明王朝成功征服。明玉珍沿长江带到西部的部队，大多数来自麻城，还有少量来自鄂东北的其他邻县，而他们开创的大夏国的中心地区刚好位于剑州。第二章 明王 - 图76

    明玉珍所征服、麻城移民所定居的简阳、合川及其他各县，大多不是边缘之地，而是位于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平原和河谷地区。虽然四川的历任地方官都因此而抱怨这些易怒而好斗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新环境下发展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好几位元末麻城移民的后裔在明朝做了大官——例如杨廷和在16世纪初官至大学士。第二章 明王 - 图77就像四川那些族谱所记载的，这些人没有忘记麻城是他们的根。他们是麻城移民浪潮的第一波，为明代中、后期麻城的迅速繁荣和改头换面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