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幼稚

    到1927年春末夏初时，麻城的一群年轻共产党人，蔡济璜、王树声、刘文蔚等，似乎已经在该县取得了成功。他们在没有多少外部支援的情况下，成功粉碎了麻城西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精英保卫团和红枪会敌人，甚至将战场上的胜利延伸到了县界之外总是带来麻烦的豫南地区。在这场胜利中，他们至少得到了该县另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默许，即控制着麻城东部高地的郑渐奎的人民自卫军。在县城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占据县长职位，但因其人数众多并得到了统一战线国民政府（沿举水到武汉只有半天路程）的明确支持，他们实际上把持着当地行政事务。这个“国民党左派”政府由资历深厚的共和革命者汪精卫领导，但从各种迹象来看它都听命于外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国内的共产党人，尤其是麻城共产党员的导师和庇护者——黄安人董必武。政府为麻城农会愈益增长的力量而欢欣鼓舞，将其树立为全国模范，并在该县的年轻激进分子需要时实际给予军事援助。但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可靠：国民党革命联盟内部的武汉当局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武汉的支持将被证明是靠不住的。麻城的“进步”青年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武汉的对手中最难对付的当然是仍在进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上年12月，当统一战线各派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时，蒋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选择在江西省会南昌另建权力中心。蒋介石当时虽未公开挑战武汉政府的合法性，但在1927年的第一季度，他一再对武汉工农运动的激进领导人、特别是他们被共产国际外来者所支配表达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当他率领国民革命军进入长江流域并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占领了南京、杭州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后，蒋渐渐脱离了武汉政府的控制，并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置该地区的异己社会力量。实际上在3月中旬，他就逮捕并处决了自己江西大本营的主要“群众运动”领袖。最终在4月12日，在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蒋本人的国民党右派组成的统一战线形式上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蒋介石在上海和他控制的其他地区发动了引人瞩目的大清洗，接下来的几周之内，数以千计的城市和乡村左派人士被杀害，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白色恐怖。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

    夏斗寅返回家乡

    蒋介石的行动得到了武汉方面另一些人的密切关注，尤其是那些和他一样对革命中的阶级战争元素感到不安的人。在麻城，蒋压制群众运动和团结国民党右派力量的努力愈益明显，已经促使当地精英武装在4月初对左派分子发动了暴力性的报复行为，他们的对手称之为麻城暴动。但对当地和全国历史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蒋介石叛变对麻城最重要的实力派人物、东山将军夏斗寅的影响。

    我们会想起，夏是一位家世悠久的湖北爱国者，在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因为这一点，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夏名义上是武汉高级将领唐生智的部下，1926年底被派往鄂西，保护政府侧翼免遭四川军阀杨森的威胁。夏在那里受命指挥肃清当地土匪和北洋残部的行动，并因成效显著而赢得了武汉官方媒体的一再称赞。②但夏和统一战线高层人物的关系并不总是很和谐。例如，在占领华中地区后，武汉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整顿相当混杂的军事指挥结构，并在军队中开展实现官兵平等的“民主化”运动。夏斗寅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14营，被改革者指责为特别封建、指挥者对部队（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他本人的同宗或东山老乡）拥有不寻常的人身特权。夏不能忍受这些攻击，对新政权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其家乡麻城的地主们遭到恐怖袭击的消息不断传来，自然也让他感到苦恼，他希望结束这种状况，并对鼓励这种行为的武汉政府进行惩罚。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

    虽然证据还不太充分，但似乎是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就从上海派出私人密使与夏会面，令其加入反武汉政府的联盟。他对远在三峡另一边、被公认为夏的对头的四川军阀杨森也如法炮制，并秘密任命杨担任其国民军第二十军军长。5月10日左右，夏响应蒋通过电报发来的进军号令，发动兵变，调转部队向武汉进军。他过去的敌人杨森开出峡谷，接受夏的领导。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考虑到14世纪以来麻城移民在四川人口中的比重增长显著，以及他们在该地人口中最尚武好斗的名声，杨森军队（其人数与夏斗寅军队不相上下）完全有可能主要由麻城人组成，他们渴望着改善自己仍念念不忘、现在已闻名全国的家乡的处境。

    在5月中下旬向武汉进军的过程中，夏在整个湖北西部和南部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血洗。他在毗邻长江的嘉鱼县逮捕了国民党政治部主任李伯刚，此人对夏氏军队“封建”特征的批评最为严厉。5月13日，他在嘉鱼黄石港戏剧般地横渡长江，宣布要肃清武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左派分子。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夏释放了被嘉鱼农会关押的“土豪”，集结了当地精英的保卫团，抓捕并处死了农会领导人。在其军队经过的每一个县，他都采取了同样的举措。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

    5月18日，武汉主要英语报纸的头条通过报道战况，宣告这座城市已处于高度骚动之中。夏斗寅的军队在距省会只有20英里的咸宁县扎营，据报道在武昌东湖岸边已有小型冲突发生。夏的新盟友杨森从湖北西部的沙市向东挺进，直逼武汉。与此同时，蒋介石的部分军队也从南京沿江而上，形成威胁之势。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部仍在省会北部一带盘旋。武汉政府好几名军官被怀疑支持夏的叛乱。夏军所到之处，难民纷纷浦向武汉。统一战线政府和靠它资助的全省各地的群众运动领导人，前景看起来都日益危急。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

    5月19日，武汉政府总工会召集了反夏群众大会，前来出席将于次日召开的泛太平洋地区工会会议的国际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严厉谴责这位叛变的麻城将军为“吴佩孚和蒋介石的走狗”、“土豪劣绅阶级的代表”。省农民部召开紧急会议，警告当地积极分子当心那些“土豪”、右派民团及红枪会组织，夏及其追随者在湖北横冲直撞时将全省的这些势力拼凑在了一起。为了应对如此复杂的公众压力，紧张不安而又内部分裂的国民政府派遣共产党人叶挺将军，率领一支成分混杂的志愿军队去拦截夏斗寅，并从九江及其他长江中游城市召集忠于武汉政府的增援部队。在随后几天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中，叶装备简陋的部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将夏的军队牵制在咸宁，显著推迟了他进军武汉的步伐。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

    夏斗寅在进军全国的企图受挫后，转而在省会南部、东部和北部的乡村地区，对所有左派嫌疑分子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清洗运动，武汉媒体生动地称之为“铁蹄践踏鄂东地区”第十一章 幼稚 - 图8。在咸宁、通城、崇阳、通山、蒲圻、鄂城、大冶等县，夏与当地的地主保卫团及秘密会社（包括曾在长江下游的白色恐怖中与蒋介石相互勾结的青帮）成功取得联系，摧毁了左翼的地方政府，关闭了群众运动指挥部，并以最凶残的方式杀害了大约数千名共产党员及农会、工会领导人。通山县曾按照麻城的模式成立惨案善后委员会，调查对当地积极分子小组的袭击事件并加以报复，现在夏将委员会成员抓捕并杀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96月初，他到了湖北东部自己的家乡，将血腥复仇延伸到黄冈、黄安、罗田和黄梅县的乡村。仅举一例，夏在黄梅县碰巧遇到一场数百人的反蒋介石集会，他将与会者全部杀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0最后，夏在7月中旬进入安徽，在两省交界的宿松和太湖县屠杀左派分子，随后沿江而下，加入了蒋介石在南京的右派政权。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1

    夏在离开湖北之前，曾煞费苦心地对家乡麻城进行整顿，这一点毫不奇怪。王树声在其口述史中这样描述该县的白色恐怖：

    ［夏军］大部分军官是当地人，熟悉本地情况。他们和当地的地主保卫团勾结，凡是和农会有联系的人都被搜捕杀害，有时全家都被杀光。他们烧毁房屋，逐区、逐村地彻底搜查整个山区。资历较深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会主要干部都被杀害了。还有大量无辜的农民也惨遭杀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2

    当夏横扫东山、从东边逼近麻城时，全县惊慌失措的左派分子纷纷逃到农会控制下的县城，在那里请求武汉给予军事援助，准备再次顶住围攻。与此同时，县城精英抢走了县邮政局的账目，以便从河南招募雇佣兵帮助自己。6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麻城县城都处于紧张、动荡、混乱之中。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3

    但夏斗寅向县城进军的步伐极其缓慢，事实证明他对此并不热心：实际上他从未到达那里。很有可能是6月底至7月初举水的大洪水阻挡了他的步伐，这场洪水使麻城东南部的核心地带免于战乱，但却立时害死了好几百人，毁掉了这一年的大部分收成。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4不过，就算没有洪水，夏更大的兴趣显然在于一路上对乡村地区流产的革命进行报复，尤其是在东山，首先是他的家乡木子店一带。武汉媒体称，夏在这个地区的行为令人毛骨悚然。他烧毁了该镇的农舍和商铺，屠杀了数百人，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村庄精英在该地抓捕有嫌疑的共产主义支持者，作为礼物献给夏，随后他们会被残忍地杀害。在东山南部的集市黄石港，夏手下的一名军官袭击了一所乡村学校，杀害了里面的老师和全部23个学生。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5到7月底，武汉《民国日报》报道，整个麻城县土地革命的下级干部已经被全部消灭。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6

    毫无疑问，夏斗寅被很多人视为“救世主”。一份接近于当时的材料正面描述了他的部队在整个湖北的漫长进军过程，其中提到他在其经过的每一个县都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7但这则报道的可靠性，严格来说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民”的概念，没有理由怀疑夏在任何所到之处都能发现欢迎的群众。被农会日益增强的暴力攻击逼入绝境的地主精英，自然欢迎夏的到来，将其视为救命稻草。出生于当地、受过西方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孟广澎，在1935年《麻城县志》（诚然主要是由夏资助的，但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该县精英的广泛共识）的序言中将群众运动的领导人描述为掠夺成性的小偷和强盗（“贼披靡厥”），他们提供的只是与大约四百年前的李贽相似的粗鲁野蛮、导致社会混乱的学说。他认为夏斗寅的贡献不仅在于恢复了家乡的社会秩序，而且更广泛地看来，也在于整顿人之心思，重振忠诚观念，同时打上了中国文明传统和麻城当地文化的印记。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8

    夏本人一直坚持按照儒家家长式的堂皇说辞行事。他写道：我的家乡备受磨难，土匪蹂躏、灾荒肆虐、邪淫蔓延，我为此而深深苦恼。人民的元气已被侵蚀，我的宿命就是去重振这种元气。第十一章 幼稚 - 图19

    与此同时，夏及其军队的暴力程度甚至已远远超过这个暴力时代的常规，恐怖、残忍而又充满戏剧性。对其暴力行为的描述当然大多来自他的敌人，但是充分令人信服的，连极端反共的美国学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都受不了，他对一位国民党将军竟然如此行事显然颇为尴尬，称夏的屠杀方式是“可鄙的”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0。据说，夏在黄冈曾用烙铁去烧俘虏的肉，在罗田曾把受害者绑到树上，“用沾了沙和盐的刀把他们千刀万剐”。他喜欢将有嫌疑的左派分子浸在煤油里，并将他们点燃。（省农会利用这个方便的借口将矛头对准了 “帝国主义”商品的经济渗透，命令当地工人在夏到来之前烧毁当地所有的煤油商店。）夏的手下被当地人畏如蛇蝎，据说他们曾将婴儿从母亲胸前抢走，当着她们的面将其撕成几块。他们成桶地收集农会会员的耳朵，献给夏斗寅。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1当然，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如世界末日般的时代进程的反映。部分是由于夏在北洋时期军校和军团学习的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显然应该归因于夏及其大多数手下的成长环境——麻城及东山特有的地方暴力文化。

    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2

    夏斗寅，来自《中国名人录》，第4版，1931。

    性别之战

    夏斗寅特别热衷于折磨、羞辱妇女。他的部队所到之处常常强奸妇女，不过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司空见惯，只是几百年来麻城地区似乎更严重。夏的厌女症还远不止此，他对女性采取了极富戏剧性的恐怖行径。他喜欢抓住有左派嫌疑的女性，将她们剥去衣服后放在当地戏台上示众，以表明她们的放荡。在一起广为报道的事件中，夏在麻城的邻县罗田将几个妇女扒光衣服并把乳房撕裂开来，用铁棍刺进去，并带着她们在乡村街道上游行示众。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3

    这种行为中显然包含着满足其厌女症幻想的因素，这种因素深植于夏的人格以及他所浸染的地方文化之中（有争议）。但这也是夏和像他这样的人对时世变迁的一种策略性反应，他们带着深刻的恐惧发现了这种变迁。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压制女性的，而在麻城，这种压制似乎已经把女性降到了财产的地位。想想18世纪那位不情愿的新娘被锁在复壁里一年多的故事（见第一章），不管是在当地的传说还是在袁枚的重述中，监禁妇女本身都没有被谴责为违背传统道德。再想想16世纪当地人对梅国桢之女的暴力反应，她决定在李贽及其僧友无念门下皈依佛教，这也许是麻城文献中女性第一次践行其自由意志。现存的帝制晚期的麻城家训全都对妇女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到民国时期则愈加严厉。迟至1946年，由当地乡老会起草修订的《石氏家训》仍证明了这一点：在锻造国家之需要、个人自治精神之关键作用（例如通过积极学习各种科学）等现代修辞的字里行间，《家训》比以前更强烈地重申了让女性在家中与世隔绝的要求，并为当代女性踏入社会的有害趋势而哀叹。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4夏斗寅所在的东山，在古老的性别模式上比全县更加保守。例如，1934年一篇国民党的报道中指出，缠足在麻城大部分地区已成明日黄花，在东山却依然流行。

    但时代正在急剧变化，部分是因为政治革命。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对妇女的竞争和变化了的婚姻市场的竞争（社会中男性过剩的原因之一是长期的溺杀女婴行为）。明朝中后期以来奴仆制度留给麻城的普遍遗产，就是老爷们剥夺佃户的婚姻自由和自立门户的自由，并常常霸占他们的妻女。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在法律上奴仆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对麻城地主这两种做法的抱怨仍然时有所闻，这被认为是刺激乡村男性加入农会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两性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例如，1929年麻城党支部的一份报告感叹道，在有产地主家里境况较好的随从中发展党员颇为困难。报告指出，在老爷经常不在的情况下，这些乡村管理人员对其家庭拥有实际上的完全支配权，其特权包括与老爷的女眷发生性关系。有什么能刺激这样的人去干革命呢？报告自豪地说，尽管如此，考虑到麻城极其严重的性压迫，年轻的男性激进分子发现自己对女性的吸引力及结婚成家的机会，由于他们在性别意识上的进步名声而显著增加了。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5当然，保守人士很快就遗责这些激进分子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进行性征服：常见的故事是出身贫困的左派青年胁迫“富农”遗孀嫁给他们，以保证她们的土地不被没收和再分配。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6整个大别山地区，红枪会组织（如我们所见，他们以捍卫传统的性道德为己任）都在传播年轻的女性激进分子共享男人的恐怖故事。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7

    确实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确凿证据，表明这种指责至少是可信的。的确，只是在国民革命时期，当地历史记录中才开始出现妇女的声音，但在此之后，她们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和响亮。诚然，如果像毕仰高所说，早期的激进国民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阶级战争，不如说是一场代际战争，那么很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场性别战争。从1926年底到1927年中，革命者一直宣称性别关系的根本转变是自己的使命，正如Christina Gilmartin所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成了在总体上检验他或她对革命变迁是否真诚的试金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8也正是这一问题，激起了令人感受最深、也最具暴力色彩的反抗运动。

    妇女本身在运动中掌握着领导权——尤其是城市妇女，但绝不仅限于她们。1927年上半年，湖北省县级妇女协会（通常是当地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的会员人数戏剧性地从2000增长到60000。第十一章 幼稚 - 图29这一阶段运动的中心环节，是1927年3月8日（妇女节）在汉口召开的，得到国际媒体报道的第一届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0会议期间，据称有几十万妇女在市中心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据说惊慌失措的保守派领袖们雇了一群妓女，在代表们身旁裸露上身游行，致使媒体忙不迭地报道说湖北左翼妇女在搞“裸体游行”。不过，会议本身的进展同样富有戏剧性。与会者在激进演说家黄木兰的领导下，在孙中山先生遗孀、受人尊敬的宋庆龄及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鲍罗廷的妻子支持下，决议要为妇女大力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及同工同酬，为农村妇女开设补习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妇女扫盲运动。她们要求立刻废除缠足。（根据这一要求，统一战线政府宣布所有30岁以下的妇女必须在5月16日之前停止缠足，其执行效率之高令人印象深刻。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1）与会者公开抨击了当地古老的礼教化身——清节堂（纪念贞节寡妇的厅堂），嘲笑地称之为“牛圈”，并下令立刻将其改造为女工培训中心。但最有煽动性的是这次会议关于性和婚姻问题的决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骇人听闻的性行为模式的热潮。

    大会决议将被统称为礼教的个人规范、人际准则和家庭结构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其意义是根本而深远的。换言之，与会者直接对准了绝大多数中国精英视为文化内核的那些东西。这些教条规范被与会者形象地称作“吃人”。这些决议就是要消除父系家长制的种种弊端，包括一夫多妻和纳妾、买卖婚姻及童养媳（实际上是作为奴婢买到新郎家中）。但要求很快进一步升级，一项要求全省各地妇女协会力争实现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决议，使之达到高潮。妇女要求立刻和丈夫离婚、选择新配偶在武汉蔚然成风，其他县乡也在一定程度上纷纷效仿。许多妇女甚至更进一步，傲慢地提出了反对男权的独身主义、带有女同性恋色彩的妇女主义等主张。

    麻城于一年前成立的妇女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汉口大会，至少一部分妇女代表深受决议的影响。买妻和童养媳在麻城仍很常见，该县妇女协会将根除这些陋习作为短期内的首要目标。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2但这一运动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主要来自那些热情洋溢的妇女个人，而较少出于制度化的行为。例如熊家模和熊家训姐妹，她们的父亲是夏斗寅家乡木子店郊外的一位秀才和乡村教师，祖父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进士。当她们的父亲逐渐受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进风潮的影响时，她们自己也日益激进，成了农民协会的妇女委员。她们在整个东山高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喊出了“妇女们！打倒封建婚姻制度！”之类的口号。因为此事，也因为她们不合正统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眼中，他们熊家是“父亲不像父亲，女儿不像女儿”），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族。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3罗七姐出生于麻城的一个贫困家庭，九岁时被卖到邻县黄安的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当新郎的父母想要给她缠足时，她撕开裹脚布逃了出来，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化名参加了游击队。后来罗回到家乡和一位左翼青年公开同居，以示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蔑视和反抗。最后她成了一位抗日领导人，1944年被日本人杀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4我们在前面（第十章）还提到过年轻的妇女积极分子夏国儿，她在20世纪 20年代末领导了麻城、黄安边界“农民自卫军”对土豪的致命袭击。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5

    这些例子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激进化中，展示勇敢尚武的暴力特征占有中心地位。表现之一是木兰崇拜的复兴（木兰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女勇士），例如妇女节大会上的演说者黄木兰就以木兰为化名。另一个表现是当时的女性积极分子喜欢自称“女兵”【译者按，原文为“Amazons”，指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族女战士】。1927年上半年，整个华中地区都从新成立的妇女协会中挑选会员到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些天足、留短发的年轻女性，身穿灰色制服，头戴帽子，脚蹬马靴，和男同学一道学习行军、骑马和射击。

    5月中旬，夏斗寅的军队逐渐靠近人心惶惶的武汉，这些学生和周围一大批农村妇女组成女生队，被派到战场上协助阻击夏部前进。根据大量的回忆录资料（既有当时撰写的，也有后来在人民共和国全国妇联的热心资助下发表的），这支队伍显然是在华中地区女性意识和妇女运动的刺激下成立的。队伍主要是由女共产党员、北伐老兵李哲时（李文宜）组建的，她后来担任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和省政府妇女部的负责人。在女生队出发前的一次集合中，李哲时鼓舞自己的部队：“如果不能杀尽敌人，我们怎么有脸去见革命群众。”大约200名女战士高喊着：“杀死敌人！”然后奔赴战场。据说她们确实在仙桃镇成功阻击了夏斗寅的部队，夏进军武汉计划的破产也有她们的一份功劳。我们可以想象，夏这位早己对革命带来的两性关系和大众道德之堕落而深怀怨愤的东山将军，在面对这支女兵部队时心头会有怎样的阴霾。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6

    20世纪20年代妇女激进化的标志，也许没有比剪发更显而易见、更有煽动性的了。1926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国庆节的第二天，统一战线军队攻占武汉的几个星期之后——大群妇女在湖北省妇女协会的总部门前集会，集体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以此宣告从旧秩序下解放。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7她们声称，长发辫不过是“封建尾巴”，而剪短头发却使人有了 “文明头”。在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中，妇女剪断头发是和放足一致的。男人剪掉发辫是共和革命在发式上的象征，妇女剪去长发则是国家主义的标志。它不仅表明了两性平等，也是同女性虚荣心的告别，更是为国家利益而自我牺牲的承诺。统一战线宣传家们用很现实的话语，劝告妇女们将以前每天打理长发的15到30分钟时间，用来追求革命目标。

    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8

    大别山地区留短发的共产党女游击队员，1948。Bettman Archive.

    到1926年底革命向北发展到湖南中部地区时，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妇女都改头换面，剪了一头短发。1927年的最初几个月，积极分子分散到湖北各地乡村，在该省推行这一运动。但是出乎意料，沿途遇到了一些妇女的抵制。许多湖南妇女听到谣言说革命分子要把她们抓起来强行剪发，便逃往偏远地区。湖北有不少农村妇女威胁说，如果被强行剪发，她们宁愿自杀，就像遇到占领部队的其他性侵害时那样。第十一章 幼稚 - 图39于是，革命领导者不得不放慢步伐。在1927年3月妇女节的那次群众集会上，尽管所有与会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短发，但通过的决议只要求废除缠足，而没有同样强制要求剪发。革命行动在春末开始全面降温，6月21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在“答农村妇女问”中明确表示禁止当地积极分子强制剪发。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0

    在麻城（也许其他地方也一样），女性留长发在传统上不仅是一种审美选择，也是认同既有婚姻和家庭制度的一种标志：未婚女性把长发扎成一条或两条辫子，已婚妇女则把头发盘成发髻。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1不过，麻城妇女协会早在1926年中期建立之初，就在妇女身体解放运动中对剪短发和禁缠足给予了同等的重视。像熊家模、熊家训姐妹这样的积极分子，甚至还把落后的东山地区的农妇们召集起来，喊出“妇女剪头放脚”之类的口号，表达她们对“封建”性别习俗的反抗。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2

    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麻城地区，20世纪20年代末女性剪发对革命的激励作用与1645年清朝下令男性剃发蓄辫颇为类似。在这两个例子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发式革新，在很大程度上都伴随着更宏伟的政治目标，成为引发当地对新政权的大规模反抗的一面红旗。在这两种情况下，就连最初与征服者相安无事的那些人，或者像夏斗寅这样曾经作为其先锋的人，都受到了影响。在当地奉行保守文化的男性看来，二者都是对宝贵文化价值的根本冒犯和对文明社会秩序的挑战。毫不奇怪，麻城男性针对剪发的第一波暴力行为来自传统道德的极力捍卫者红枪会。1927年4月3日，红枪会袭击了乘马岗和黄土岗的左派指挥部，据说他们把碰到的所有剪发妇女都抓起来，戴上镣铐游街示众。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36月，复仇天使夏斗寅回到家乡，使报复行为进一步升级，对剪发妇女进行残忍的严刑拷打和侮辱猥亵。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4但接下来几年，他逐渐放弃了这种戏剧般的暴力行为，转而采用更直接而无声的方式：到1930年，他已通令全军，只要发现剪了短发的妇女，一律就地枪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5

    对激进一代的再教育

    1927年4、5月间，武汉的统一战线领导人围绕麻城等地农民协会的仇杀，展开了一场辩论。以董必武和毛泽东为首的一派主张继续授权当地领导人相机行事，而包括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在内的其他人则试图实行较温和的统一控制。5月20日，在夏斗寅和其他人的右翼军队实际把持首都门户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并发布了一项指示，禁止各地积极分子未经授权袭击当地精英。根据《自由西报》（Hankow Her-ald）的报道，这条指示如下：

    一切反对……及阻碍农民解放的地主（和士绅），均为本党所厌弃。然须有证据方可予以惩罚。若证据成立，则可押上法庭接受审判，依法惩处。（然而）不反对革命之诚实富人，得受国民政府之保护。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6【译者按，此段为意译。】

    这只是一系列中央指示中的第一项。同一个政权曾经鼓励年轻的地方积极分子在统一战线控制地区采取行动，现在这些指示却在拆他们的台，这一点在麻城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

    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已严重分裂，外部也受到多方军事威胁，对蒋介石的背叛和血腥清洗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争取哪派军阀的支持。民国政府指责主要是地方积极分子的过激行为造成了目前的困境。从6月8日到6月10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和全国农民协会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和新闻稿，声称迫切需要修正该省的农民运动路线。这些表述因发言者的政治立场而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如有些人对华中地区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批评更加严厉，但他们都赞成将地方农会领导人的失败归结为“幼稚”。据称农民运动发展太快，超出了中央政府实行家长式控制的能力，而且由于年轻人的热情，它还不必要地疏远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使他们在夏斗寅的影响下成为自己的激烈反对力量。据传，农村地区都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更可靠稳定的革命地领导机关亟待建立，经济生产能力也需要得到保障。形势迫切要求一方面要立刻停止在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指导情况下对地主的财产的没收和再分配行为，一方面要寻求无产农民、小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武汉召开的众多会议发布的禁止令中，最一致的就是所有革命官兵的家人和财产都应受到保护，像夏斗寅和他的追随者就属于受保护的范围。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7

    接下来的几周，中央进一步批判地方积极分子“幼稚”，下令放慢农村革命的步伐。例如，6月21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发布的一条决议，禁止女性积极分子再提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要求。在湖北省上半年革命工作的一份总结报告中，国民党中央委员附带对全省各地的大量“农民屠杀”加以指责，将其归因于地方积极分子“没有迅速有效地执行党和湖北省农会的命令”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8。

    6月底，董必武召集了一大批地方积极分子（其中许多当然是他自己的手下），去汉口参加湖北省农会和各地代表出席的会议，对他来说，会议的目的是倾听他们这一方的观点，并制定到目前为止乡村应对策略的最后一道有效防线。看来他在会上受到了指责。6月25日会议闭幕时，董发表了一个宣言，《人民论坛》（People’s Tribum）以“（湖北）农民否认行为幼稚”为题进行了报道。第十一章 幼稚 - 图49该文件充分尊重政府领导层对农会的看法，但同时也号召在各地农会的指导下加快打土豪、分田地的进程。但在随后几周内，党中央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会议最后报告的草案和修订草案，每一份都更加强调各地农会“严肃纪律”的紧迫性。草案宣布，村级的积极分子必须“更清晰、更全面地理解总体政治形势及党的政策和组织”。为实现这些目标，还在农会中建立了更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更明确的指挥链条。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07月8日，省农会领导人召开会议，以便给两周前那次热烈而又充满争议的会员大会提供一个统一的官方解释。会议责成各地农会支持领导层的所有决议，并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对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鉴别和惩处。会议闭幕时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农村革命的未来进程而“紧密合作”。考虑到长江下游和其他地方正在蔓延的右派恐怖，以及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正是在这一天离开武汉，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1

    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国共合作的不可能性日益清晰，武汉政府本身也最终垮台，它所依靠的地方积极分子的活动进一步削弱。7月13日到16日，汪精卫逐步与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划清界限，共产国际也让顾问全部撤出了武汉。从这时起到9月13日汪精卫本人放弃武汉政府，“反革命……扩展到左派首都”，武汉开始戒严。数十名工运积极分子被逮捕并枪杀。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2妇女运动中最能言善辩的激进分子陈定一（音）在8月份被杀害，她的头被挂在武昌的主城门上示众三天。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3至于农民运动，国民党官员声称正在收回以前被共产党窃取的领导权，后者的“幼稚行为”带来的只有灾难。湖北各地的农民协会，必须按照“党的指示”和“严格的革命纪律”进行改组。推行二五减租是乡村地区最紧迫的任务，但攻击地主和没收财产的行为将不再被容忍。正如《人民论坛》在8月初的报道，“共产党员一直在宣传阶级斗争和工农专政，这些糖衣空话都是用来欺骗民众的”。在8月1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纠正几种错误思想”的重要理论文章中，武汉领导人顾孟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民党一定要有阶级基础吗？”他对自己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4

    麻城正是农民运动“幼稚”行为的关键地区之一，曾经得到过中央的大力称赞，现在又作为农会改组的典型而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汪精卫刚和共产党人决裂，麻城国民党党部就发布了公告，宣称对各地农民运动拥有绝对控制权，这么做是为了鼓吹自己的阶级斗争立场，并与蒋介石“背叛”农民的“伪”国民党政权划清界限。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5可是没过几天，该党部又在县城成立了一个“改组后的”教育机构，旨在通过“党化”教育来“促进革命”。为了与新方案保持一致，所有乡村学校的教师都必须经过“甄别”和再教育。为此成立了乡村教师甄别委员会，并对所有现任的和未来的教师进行党义考试。考试题目之一是这样的：“阐述‘教育党化’对国民革命进程的重要性。”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6

    基于麻城农民运动的下级干部已被夏斗寅在自己家乡的报复行为彻底消灭的说法（但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县城举办了党务与农民运动联合讲习所。省党部官员在7月1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提醒大家只有紧紧追随党的领导，才是将黑暗麻城转变成光明麻城的唯一可靠的道路。在运动中对真正的反革命“土豪劣绅”的攻击仍然得到了党内高层的赦免，但事实上这将是最后一次。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7

    但在6月23日，《民国日报》报道麻城举行军民联欢会，欢迎由汪精卫政权派往河南参加二期北伐的军队。既然汪的对手蒋介石已经公然与外国资本家相勾结，这次北伐表面上的目标是要在华北开展反帝活动；但是很显然，派出这样一支部队经过麻城及其邻县，是武汉政府为“改组”这些过激地区的群众运动而及时采取的一种手段。联欢会声称当地各阶级一致拥护新政策，而且尽管汪政权继续标榜自己比其右翼对手更能代表人民群众，联欢会仍然敏锐地没有提及该县乡村革命中最近发生的暴力行为。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8

    那些最近才刚刚发现自己实际控制了该县行政机构的“进步”青年怎么样了呢？在汪精卫清洗左派分子一周之后的7月1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自己（而不是国民党）才是农村革命的领导者，指责汪精卫背叛革命并两面三刀地暗中支持夏斗寅及其红枪会联盟残酷镇压农民运动，并指出现在亟须转向地下运动。第十一章 幼稚 - 图598月，武汉领导人中最活跃的土地革命倡导者、麻城几乎所有青年积极分子的私人导师董必武被迫躲进汉口的日租界，后来又辗转逃到上海、日本，最后到了莫斯科。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09月，一场暴力而持久的“清党”运动在麻城展开，同时对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进行“改组”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1。21岁的农会领导人徐其虚逃走，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向江西进军。8月初，他在贺龙最终失败的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2另一些左翼青年，像王幼安、蔡济璜、王树声和刘文蔚，离开县城回到自己的家乡——高地小镇乘马岗和顺河集，等待另一轮乡村革命的号角。

    黄麻起义

    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吹响了这一号角。统一战线政策遭受的严重挫折被归咎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瞿秋白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取而代之。会议制定了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等地夺取地方领导权的新战略，党认为自己在这些地方仍有生存能力。会议发出了相当激进的号召，要求通过一系列暴动直接夺取当地的政治权力，在全地区坚决实行“群众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地农民协会要把自己改组为坚定的军事单位，所有的敌对武装将要被“粉碎”；要没收和重新分配所有大中地主的财产及宗族、寺庙的土地；要一举肃清整个“土豪劣绅”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3。就其实质而言，刚刚获得自主权的共产党是在对夏斗寅及其盟友令人发指的血腥暴力行为复仇。

    在“八七精神”的指导下，中共湖北省委在一周后召开会议，号召在全省范围发动武装起义，杀尽一切阶级敌人。特别挑选了6个县（其中 3个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罗田），由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在各个村庄发动“秋收起义”。9月中旬，流亡到乘马岗的中共麻城县委也在蔡济璜、刘文蔚和王树声的领导下召开会议，高调传达“八七精神”，并确定了随后几周在各村庄发动起义的细节。9月26日，这些年轻积极分子按照预先安排，乘船或骑马分散到全县各地，动员当地同情者参加行动。在“杀土豪分田地”的明确口号下，他们精心策划的行动从第二天开始实施。即便最具同情色彩的资料，也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暴力的。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4

    乘马岗镇的情形最为典型。这个高度军事化的地区位于大别山脉深处，年成最好的时候也只有微薄收入，它见证了国民革命以来农民协会最狂热的活动，也经历了夏斗寅及其红枪会盟友最残酷的报复。这年夏天，夏斗寅在乘马岗发起了焦土式的镇压运动，他粗暴地命令自己的部队杀光所有人口，摧毁所有房屋，屠宰所有牲畜。当“改组”的武汉政府突然（令当地组织者震惊地）下令停止一切农会活动时，县政府让同一批红枪会组织负责在乘马岗执行这项新政策。但是当政府同时下令实行二五减租时，该县东北地区的地主们拒绝执行，坚持按照从前的标准收取秋收地租。（国民党县长刘刚抱怨说，这些乘马岗“乡绅”是他在麻城开展反共运动的主要障碍；和住在城市中心地区的精英相比，这些乡绅顽固守旧、狭隘自私，对公共利益毫不热心。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5）这一举动似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了该地血腥屠杀地主的浪潮，该镇的大多数精英要么逃往武汉，要么逃到山中土匪那里避难。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6

    从9月底到11月初，乘马岗镇和毗邻的黄安县七里坪镇见证了农会与红枪会之间极度血腥的内战，两边都从底层逐渐汇聚成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据估计，乘马岗农会军人数到10月下旬已超过两万，七里坪也有一万余人。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7乘马岗的这支武装拥有大约80支快枪，但他们的常规武器是剑和矛。我们得知这些矛有意造得比红枪会常用的短矛更长一些，可以使农会战士刺死敌人而自己更有安全感。在几次短兵相接中，他们就这样杀死了千余名红枪会士兵。根据中共麻城县委当时的报告，他们在战场上的口号就是“杀！杀！杀！”，村级农会常常比赛看谁杀死的敌人更多。

    但是，如果说麻城、黄安边界的屠杀行为直到11月初之前还主要是“自发”的话，至少在党的上级负责人看来，形势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统一指挥下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诱人机会。湖北省委注意到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已经在华中地区卷入自相残杀的权力斗争，认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的时机已经成熟。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8—个由四位经验丰富的军官组成的工作组被派到乘马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鄂东特委，制定进攻计划。蔡济璜担任委员，刘文蔚、王树声等当地积极分子被派往边界地区，将当地农会改组为义勇队，为发动攻势做好准备。第十一章 幼稚 - 图69换言之，著名的黄麻起义（对麻城的许多激进青年来说这将是最后一场战役）是从外部和上级得到灵感的。

    由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麻城的大部分年轻共产党员打算从乘马岗跨过边界进入北边的黄安县，与那里的中共部队会合，然后在该县夺取政治控制权。他们缠着红腰带作为标志，首先向筑有围墙的大别山集镇七里坪出发。11月10日，一个配有快枪的突击队占领了国民党设在镇外的一个小炮台。突击队烧毁了占地甚广的龙潭寺（该寺拥有当地最大的集体地产，但在起义部队逼近时大部分被弃置），占领了七里坪。他们在镇上肃清了竟敢留在这里的所有“反革命分子”。听到这个消息，负责守卫黄安县城的国民党第三十军小心翼翼地撤出了县城。11月13日夜，约两万名共产党民兵武装从七里坪南下黄安，在黎明时分进入县城，其间只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只有一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起义者们一度准备迎接反击，可是出乎意料，根本没有什么反击。当天，他们公开处决了县长贺守中和他的警察局长，放火烧毁了县政府，逮捕了几个大商人，但同时也采取措施安抚城中居民。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0

    接下来的几天，起义部队忙于在黄安成立革命政府，事实上，班国瑞（Gregor Benton）称之为华中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1这个政权的统治范围不仅限于该县，例如，麻城农会的21位领导人已经到了这里，并被任命为新政府的代表，来自鄂东其他县份的代表也参加了政权。领导人们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制定了继续开展土地革命的章程，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获胜的各支部队被整编成鄂东工农革命军，王树声任第二团团长。11月18日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政府委员会由九人组成，曹学楷为主席，麻城的蔡济璜也在委员之列。连续几位发言者都强调暴动（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是当前形势下的最佳策略，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告诫大家要听从中央指示（政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员），并誓言要继续大规模镇压当地的大地主。为了强调这一点，几名大地主被仪式化地当场处决。作为一种示威工具，这样的公开处决得到了农民政府的正式批准。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2

    到11月底，新政权估计它对黄安县城的控制已经比较稳固，是时候去实现其推翻愈益右倾的武汉政府这一更大的目标了。它为此发动了一次“南征”，一路上不断有地方农会加入其中。红枪会控制着黄安南部的大部分乡村，总是拼死抵抗。南征部队突袭邻县黄冈，在那里抢占了前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地产。他们在黄安南部一个叫八里湾的集镇举行了群众集会，公开处决了该镇大部分头面人物，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以此来庆祝胜利。当地许多有名的地主被戴上镣铐，拖到县城处死，头颅被悬挂在城门上示众。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3

    正如共产党的战略家所希望的那样，英雄无畏的黄麻起义令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看来四分五裂、濒于瘫痪的国民党政府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派出远为强大的部队前来镇压。到11月底，大批红枪会志愿军已被动员起来，从大别山另一侧的河南省光山县，南下进入黄安。从武汉派出的向北推进的正规军，12月初从宋埠镇（这个麻城西南部的河港，是该县反共当局最坚实的堡垒）向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战斗异常血腥，双方都伤亡惨重。12月5日，国民党人最终将成立仅21天的农民政府赶出了黄安县城。因为热衷于“南征”，县城里只留下了75名守城者（包括来自麻城的一支15人的机关枪队），所以县城轻易地丢掉了。几周之内，国民党将苏维埃分子全部赶出了黄安。当地革命历史上的黄麻起义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4

    许多农民政府领导人逃到黄陂境内的木兰山躲藏起来，麻城的徐子清穿过大别山逃到河南商城，在那里继续从事组织活动。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5但大多数激进分子没有这么幸运。整个12月到次年春天，获胜的国民党人为抓捕11月起义的参加者，在黄安和麻城开展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拉网式搜查。这场运动被当地历史学家称为“血洗”，无疑是这一地区革命史上的低谷。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6麻城县“进步”青年中的一大批杰出战士，他们是董必武和王幼安在20世纪 20年代初精心招募和训练的，却在这次黄麻冒险中惨遭杀害。王幼安本人在黄安失守后回到家乡乘马岗，继续领导一支农民自卫队，直到因奸细告密而遭到右翼民团的伏击。他被押到宋埠，于1928年2月17日在河边被杀害，据说在行刑时还在高唱《国际歌》。出生于宋埠的革命“知识分子”蔡济璜和勇敢的农家子弟刘文蔚撤退到顺河集，因村民向民团头目告密而被捕，于1927年12月7日就义，当时蔡22岁，刘只有21岁。被清乡团逮捕和杀害的同龄人还有邓天文、王勉勤、刘象明和冯树功。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7

    当地中共党委在12月14日的报告中写道：黄麻起义所取得的成果，成功地证明了中央在大别山区发动武装暴动的策略是正确的。在今天的方志和党史中，这场起义都被描述为一次重大胜利，而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委员毛泽东”的幕后指挥。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8然而，王树声——在幸免于难的麻城进步青年中，他也许是最杰出的一位——并不这么看。在几年后由张国焘记录下来的一份口述文献中，王承认，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游击部队之所以惨遭失败，是起义领导人组织混乱及缺乏经验的直接后果。张国焘本人又补充说，完全是对当时形势的一无所知，才促使中央起初就做出了这种自杀式的荒唐命令。张阴阳怪气地模仿改组的武汉政府关于农民积极分子极其幼稚的断言，总结说黄麻起义和之前的事件从一开始就“如同儿戏”第十一章 幼稚 - 图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