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中华民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其形象是模糊不清而又令人深感不快的，任应岐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河南西部山区的鲁山县，出生年份不详【译者按，应为1892年】。任的传记微妙地提到了他的绿林出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土匪。由于某种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1924年他突然出现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担任豫军第二混合旅旅长。两年后他回到河南，在吴佩孚手下当师长。但当其上司被统一战线北伐部队击溃后，他于1926年9月12日再次向国民党投诚，得到的奖励是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次年8月，他进入了麻城。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

    夏斗寅在实施了近两个月的焦土政策后，于7月中旬撤离该县。看起来，夏和任占据麻城没有什么分别。两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当时都宣布服从蒋介石4月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都声称自己在麻城的首要目标是针对左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清党。然而大约8年后由夏斗寅资助并指导编纂的县志，对任应岐极尽批评之能事，其严厉程度不亚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共产党编纂的县志。这两位国民党将领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夏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麻城当地人，任却是一个外来者。任出身于土匪，而夏虽然也深受高地尚武文化的熏陶，其祖上却是世代与土匪对抗的地方强人。夏占领麻城期间的行为虽然极其残暴，却显然而且一贯受到了意识形态力量的驱动。任应岐则与之相反，显而易见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要看到有好处可捞，他就会修正表面上的政治使命去追逐它。所以毫不奇怪，他在麻城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夏斗寅最亲密的盟友。

    任在8月冲进麻城后，立刻罢免了现任县长，用自己的一个河南党羽取而代之。他迅速逮捕并杀害了超过600名农会积极分子，在农村实行恐怖统治。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暴力威胁从城镇店主和城乡绅富那里敲诈了一大笔钱，还霸占了麻城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工业企业的资产，这些企业往往就此倒闭。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

    任应岐的部队主要集中在麻城最发达的西部地区，包括县城和举水谷地，但他的统治范围已扩展到除东部高地外的全县各地。②东部高地对任的抵抗活动是由东山强人郑渐逵领导的，如我们所见，郑曾是该县实力最雄厚的民团领袖，也是自去年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以来麻城的保护者。为了消灭郑，任与罗田、黄冈及泛东山地区其他“绿林”避风港的各色匪帮结成了混杂的联盟。从1927年末到1928年初，当黄麻起义正在破坏麻城西北部时，由于这些人的入侵和郑对自己地盘的顽强防守，麻城东部地区事实上变成了一片废墟。

    地方自治的间奏

    1927年10月底，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第三十师师长郑重（1896— 1950）率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进入麻城。郑重是麻城北部中心的福田河镇人，这里位于大别山高地的核心地带（所以他显然和木子店的郑渐逵没有什么关系）。他和夏斗寅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成为夏的得力助手，也是在麻城举足轻重的行政和军事人物。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此时，他满足于占领“东山门户”白果镇（这里也是两个半世纪前于成龙镇压东山叛乱时的集结地）。在那里，他试图把国民党同志任应岐赶出自己的家乡麻城县。1928年1月，武汉麻城同乡会的商人捐助资金，为郑重和郑渐逵增派雇佣军，支持他们的行动。3月，南京政府本身也撤销了任的职务，并答应增派部队击败任部。经过3月19日的一场大战，郑重成功地夺回了县城，4月又夺回了宋埠和举水沿岸的其他市镇。任应岐在麻城坚持到5月，最终越过大别山退回了河南。现在任撤走了，共产党人在黄麻起义失败后几乎难以维持生存，于是郑重和郑渐逵开始在家乡麻城行使几乎完全的支配权。他们抓住时机让麻城本地人韩学海当上了县长，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麻城几乎实现了完全自主的地方自治。

    我们已经看到，直到此时，郑渐逵一直在左与右的冲突中刻意保持中立，当麻城惨案及其报复性后果发生时，郑甚至看起来像是麻城农会积极分子的一个盟友，即使在偶尔为“土豪”和“劣绅”提供庇护时，他也有意避免与任何一方发生武装冲突。多数情况下，正如在反任应岐运动中那样，他扮演的是意识形态上中立、保护自己家乡免受外人奴役的角色。事实表明，在1928—1929年的那个冬天，他又获得扮演这一角色的机会。 12月，一个人称李老末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的北洋军阀将领率领一支约40000人的部队，从松子关进入麻城东北部，在滕家堡【译者按，原文误作“沈家堡（Sheng Family Fort）”】安营扎寨，并再次洗劫了附近的东山高地。郑渐逵动员自己的民团武装，建起了一条周长达30英里的防御带，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乡木子店。整个冬天，他为赶走入侵者发动了一场顽强而血腥的战斗。1月底，他取得了胜利，亲手杀死了李老末。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

    麻城边境暂时安全了，郑渐逵得以将注意力放到镇压内部叛乱上来，在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就是“背叛革命”。他同意将自己的农民自卫军编入南京政府的军事结构，其使命也从防御东北部的山区关隘变成了镇压西北部的共产党人。东山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经对准乘马岗了。最后在1930年3月，郑渐逵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罗田、麻城、商城三县联防委员会主任，不久又成为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到1935年病死时，他是国民党第三路游击司令。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

    清乡

    郑渐逵从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村庄民团头目跃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是麻城广阔社会进程的一个缩影：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该县地方民团武装逐渐合并成更大规模的县域准军事部队，这些部队在功能上融入了国民革命军，有时还正式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的指挥系统，其关注点也从保护本地免受土匪和叛军的侵扰，变成了清乡和肃清共产党的同情者。

    1928年5月，新近任命的麻城县长、湖北东部大冶人叶开演组建了 12个区级清乡保卫团，专门用于剿灭共产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郑渐逵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负责巡逻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县城里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以协调全县的“搜捕肃清”行动。保卫团的经费来自按亩征收的土地附加税，以及向城镇店铺新征收的商业税，取代了到目前为止还是地方民团主要经费来源的捐款和缴纳会费制度。不过，叶的新安排仍然是分散式的：税款的评估和征收仍由12个保卫团的团长负责，各团实际征收的税额差别很大，这引发了随后几年乡镇一级的争论和政治活动。

    次年，叶的继任者、留日归来的湖北鄂城人卢邦燮【译者按，原文误作“Lu Bangbian”】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清乡部队及其经费来源。卢不仅成立了正式的县级总团部，制定了专职教官指导下的常规军事训练制度，而且创建了由总团长（他本人）领导的全县军事指挥官僚结构。从此以后，该县整个民团组织（1931年适时地改名为“铲共团”）的指挥权，正式变成了麻城县长的一项附带职责。

    这种安排简直是根据下一任县长郑重的个性量身打造的，这位当地出生的国民党将领、夏斗寅的门人，于1932年继任麻城县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日本人占领该地。郑不遗余力地屠杀共产党人。他把全县12个区简化为9个区，这种结构一直沿用至今，还把区级民团的指挥部扩展为功能多元的乡镇行政机构。他聘请胡光麓留在麻城率领一支更具攻击性的部队，作为该县保卫团的补充，这支部队由9个区级大队和25个中队组成，郑渐逵担任胡的副手。胡是湖北沔阳人，毕业于日本人创办的北京警察学校，曾在1931年短期担任过麻城县长。还有两支特务队（实际上是县秘密警察），一支设在县城，另一支设在东山的木子店，由郑渐逵的本家郑茂前指挥。到1930年代中期，该县的专职军事武装共有1007人，拥有900多支步枪。

    新的军事组织成本极其高昂，特别是相邻区的长官经常同时对某一地区征税。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1932年，尽管商人们抗议说由于全县商业衰退而无力纳税，郑重还将店铺税提高了50%，每年的征收总额超过10000元。次年他又将土地附加税提高了20%，税额总数的五分之三由地主支付，五分之二由俩农支付（考虑到这项税收的用途，颇有些讽剌意味）。当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收入来源都被榨干时，郑便转向汉口的麻城同乡会，过去同乡会曾表现出为保护家乡而捐助的意愿。同乡会应县长的请求，成立了一个内部的认捐筹款机构（协金会），最终为家乡的反共“剿匪”事业贡献了数万美元。

    有一个区级保卫团的信息幸存下来，就是以中馆驿集镇为中心的七区保卫团。该团的后台是林仁敷（1892—1950），一位福建籍进士的第十八代孙，这位进士在14世纪由明朝派到麻城做官，从那时起，他的后代就完全控制了中馆驿的布匹、茶叶和草药贸易。林的父亲是1903年的举人，仁敷本人则就读于武汉的湖北第一中学。作为当地最富有的人，林在1915年当上了中馆驿商会的会长。1929年七区保卫团团长被共产党暗杀后，林接过了这一职位。整20世纪30年代，全县民团系统的分化更加精细，林通过与其他地方强人结盟，逐步扩大了自己对日益增长的军事网络的控制权。他在创建当地军火库、修筑防御工事、捕杀左翼分子（据统计约有220人）等方面成效显著。共产党方面的资料将林刻画成一个凶残成性的酷刑大师。据说他所钟爱的杀死敌人的方式是：挖出他们的心脏，浸泡在辣椒汁中，再用栗子油煮，再插上数百根竹签。人们称他为阎王，他对此很是得意。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

    国民党官员通过重建保甲户籍制度，实现了当地社会的军事化，这和三藩之乱时期的于成龙、太平天国时期的胡林翼在麻城成功实施的政策惊人地（也是有意地）相似。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01932年年中，蒋介石在建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过程中巡视了鄂东地区，巡视结束时，他在8月1日宣布要在大别山地区实行一种新的保甲制度；1934年11月，蒋正式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南京政府统治区域，其中包括最为特殊的江西苏区周边地区。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1条例详细规定，共用锅灶的家庭单位设户长，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后两个职务均由下一级首领每年轮流充任。各级首领不仅要保证所有成员遵纪守法，还要满足纳税、徭役和征兵等要求。最后保长要对区公所负责，但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中介机构保长联合办公处（通常简称为联保处），按照设想每个区有15～25个不等的联保处。联保处以联保主任为首，在辖区内拥有广泛的军事、警察和司法权力，其中司法权力由被称为调解委员会的联保处法庭协助行使。但是呈送给上级军事长官的日常报告清楚地显示，联保处的中心任务是剿灭当地的共产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2联保主任这个权力极大的职位，最初规定要由所属的保长选举产生。然而，来自中馆驿林仁敷第七区的证据显然表明，麻城的许多或者大多数联保主任都是由宗族领袖担任的，联保处的办公室通常也设在改造过的宗祠。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3

    如1934年一个调查组所描述的，国民党当局很快就意识到，麻城的联保主任和保长都已“不可救药地脱离了”他们管辖的人民。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4一方面，他们的职责越来越不受欢迎。除了日渐繁重的税赋征收和为建设公共工程而迅速增加并广为垢病的徭役征发之外，这些首领们最令人憎恶的职能大概是在征兵方面。随着麻城国民党正规军人数的增加，每天都有超过3000名当地居民被迫做军队的搬运工，当地百姓对此都极力逃避。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5后来在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兵役法》，规定所有18～45岁之间的男性都必须在国民党军中服役，还明确了保长和联保征兵任务的比例分配。由于麻城当地的抵制，这项规定在1937年之前完全没有有效施行，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麻城才真正接近于它每年的征兵配额。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6另一方面，由于最有影响的本土精英不是逃往武汉，就是顾虑声名受损而逃避出任公职，保甲人员的素质急速下降。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的研究已清楚地表明，地方首领的职能越来越臭名昭著，致使地方精英退出、由一帮无耻的投机分子取而代之。这些地方精英即便曾是“土豪”，也至少在表面上享有某种地方文化的合法性，并至少部分地扮演着保护地方利益免遭外来侵害的角色。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71934年的省级调查组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抱怨说麻城即便是较高级别的联保职位，大多数任职者也都是文盲，连最简单的记账簿都不会——在这个越来越迷恋人口统计信息的政权看来，这是其基本职责所在。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8在麻城及国民党统治的其他地区，对保甲人员表现的强烈不满促使国民党政权对他们的选择实行官僚化。每个区都设有专门针对低级保甲人员的培训学校，从第四区培训学校毕业照上的制服样式来看，他们实际上就是当地的警察。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19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鄂东地区的保甲制度进行了修改，规定级别较高的联保主任要由省里直接任命，并须在武汉的乡镇人员训练所接受标准训练。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019世纪中期胡林翼在麻城实行保甲制的成功，以及于成龙在17世纪晚期的更大成功，都得益于一项重要因素——原有地方强人的合作。1930年代的国民党当局并不具备这一因素。

    但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实际上将清代于成龙和胡林翼方案中的核心要素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户籍管理、地方军事动员与文化教化的有机结合。在县长郑重的引导下，国民党时期的麻城将演变成人们所称的“社会军事化”。1935年，麻城在新近重建的保甲机构中增设了一个壮丁队。县长郑重亲自统领大队，下设由各区区长率领的9个区队，再往下是由联保主任负责的265个联队，最下面是以保长为首的1128个小队。县里每一个身体健全的年轻人都须服役至少三个月’任何时候都有约60000人登记在册。郑重还在县里设立了一个新职务——社会军事训练教官，各级教官负责向各自的部队深入灌输爱国主义和道德规范。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1毫无疑问，民团组织是几个世纪以来麻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明清易代、太平叛乱这样的紧张岁月，它为全面塑造社会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民团似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作为麻城民众最基本的文化生产工具。

    麻城的“新生活”

    “社会军事化”是国民党在“新生活运动”的总体名目下开展的更广泛运动的中心环节，这场运动旨在根本上重塑麻城文化，进而在反共战争中赢得情感上和理智上的民心。韦思谛（Steven Averill）根据他对江西山区所做的研究指出，尽管“新生活运动”在西方观察家看来可能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滑稽剧，可对其倡导者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2显然，没有任何地方比国民党统治的麻城更需要这场运动，这里一直是乡村激进主义的温床，即便当前也正在见证大别山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在麻城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改革和思想整顿运动，这显然反映了国民党的列宁主义根源。1930年10月，省党部向该县派出了一个三人整党委员会，他们怀疑当时的县领导人仍然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而将其撤职，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取而代之。整党委员会中有一个叫屈方诚（1906—1951）的本地代表，时年24岁，是东山南部的张家畈区人，刚从武汉的省立第一国学馆（湖北国民党右派进行思想整顿的基地）毕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31933年1月，临时委员会又改组为县党委。这时屈方诚被正式任命为“干事”，国民党喜欢用这个称谓来指称与党中央联系密切并负有报告之责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接下来的几年间，屈方诚的干事权限逐渐扩展成以东山为中心，包括麻城、罗田、英山三县在内的党的领导权。同一时期，麻城的各类群众组织，包括工人协会、妇女协会、教师协会、商人协会以及最重要的农民协会，也都进行了改组，有些是反复改组，以使它们的议程和活动与国民党的目标更密切地保持一致。这些组织原有的领导结构，即内部选举产生的会长，被当地国民党组织任命的党员所取代。麻城的党员干部在1935年有247人，这样，国民党对麻城社会和政治的集体控制日益强化了。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4

    遵循蒋介石关于“剿共”需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名言，该地国民党人发动了一场多战线的思想战运动。党的领导人屈方诚担任了鄂东地区初等教育副政治委员。新的党办学校系统开始在麻城土地上扎根。又创办了地方党报和群众阅览室网络，以便尽可能多的当地百姓能够读到（或听别人读到）正面信息。仿效几年前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先例，国民党人还竭力维护自己对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的领导权，使之服务于当前的政治目的，对年度节日日历进行调整，突出“国庆节”及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仪式性活动。1931年，麻城成立了反共宣传队，来协调这些新的运动。还成立了农村复兴工作训练学校，依靠个人道德和新奇的社会科学方法（统计分析、使用图表等）两方面的吸引力，训练几百名学员如何复兴农村进而消灭共产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5这些活动最终都被纳入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总体控制，该会成立于1934年3月，由郑重（县长和总司令）和屈方诚（党的领导人）共同担任会长。

    新生活运动的出现，至少在麻城，并不是出于对国民党统治前景的乐观，更多地是来自国民党当局对令人绝望的现状的深刻认识。前文提到的1934年湖北省各县调查报告，为当时麻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描绘了一幅异常黯淡的画卷，几乎与他们的共产党敌人描绘的同样黯淡，只是给出的解决方案全然不同。报告从该县令人自豪的慷慨而正直的历史开始说起。晚明梅之焕和太平天国时期余雅祥率领的麻城乡勇，不仅集结起来保家卫国，还越过了县界去平息其他地区的狂热叛乱。直到1928年（没有明言是指夏斗寅）他们还做着同样的事情，令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可是现在，这种鼓舞人心的本土精神（土气）已经枯竭。麻城地方领袖光荣传统的继承人们已经变得消极，变得不敢负责。麻城的物质条件（建设）和人们的进取精神（事业）都变得落后了。麻城的豪绅大族不再关心公共事务，数十年的掠夺勒索已经损伤了他们的脊梁。小民入不敷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信仰中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已经遗失，取而代之的是灾难性的城乡分裂（城乡畛域之见）和青年人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在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看来，要治愈麻城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化绝望症，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士绅阶级必须在地方官员骨干的积极领导下，重拾曾普遍存在于麻城历史上的道德。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6

    1934年省级调查中麻城报告的幕后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最有名的麻城子弟夏斗寅本人。他在1933年称为湖北省“主席”，次年离职去担任规模更大的长江中游各省“剿共军司令”。在1935年重修《麻城县志》时，夏的影响更是无孔不入，这部县志正是由夏和他的手下郑重出资编纂的。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7如果说 1934年调查是要求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补救的批评和方案的话，次年的县志则主要是对极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赞扬。由不二人选孟广澎撰写的序言，证实了这种成就——一年前的湖北省调查报告正是由他编辑的。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8

    1935年县志是一部非同寻常的文献。它信息丰富，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它又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国民党在麻城唯一的胜利时刻，也见证了一个虽然地处边缘、却进步而开明的县所应有的气象。县志的总编是年逾七旬、被称为“春晖老人”的白果人余晋芳（1861— 1938）。余是该县最后、也最令人自豪的几位拥有科考功名者之一，1894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余是位财政管理专家，曾在清朝户部广州司、贵州司任职，还做过云南清理财政监理官。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作为湖北省谘议局议员被袁世凯召至北京，协助处理清帝退位事宜。随后他回到家乡麻城，在该县医院、学校和实业发展机构担任各种高层管理职务。他还出版了一本初级医学教科书和一本诗集。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29

    整部县志，但尤其是余晋芳、孟广澎及县长郑重撰写的序言，明确阐述了一个教化麻城民众的方案，它一方面有赖于对当地历史的仔细阅读，一方面也须积极响应那些（最合国民党知识分子胃口的）历史人物的道德规范。河南人孟广澎首先指出了麻城在国家危机时刻的战略中心地位。孟说道，胡林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修筑堡寨、组织民团来防守这一关键地区。但胡也懂得教化作为一种防守策略的深层必要性。据孟所说，幸运的是麻城人天性正直，例如，他提请读者想一想，他们是怎样把信奉异端邪说的李贽赶出麻城的。可是后来李贽学说的遗毒鼓动了许多诋毁圣人正统的奸民，这些人必须被镇压下去。北伐过后麻城滋生了许多异端的小偷和强盗，辉煌的教化成果再次受到威胁。孟说道，感谢上苍，有夏斗寅和郑重这样可敬的绅士再次前来征服那些离经叛道者。对孟广澎来说道理是很清楚的：变乱常有，在麻城这个脆弱的地方更是如此，可也有恒常的应对之道，即更严厉的思想控制。也就是说，要更热切地关注纠正人心和风俗。总之，孟广澎建议要强调四维，即礼、义、廉、耻。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0至于县长郑重，他指出之所以把全县德高望重的学者召集起来编纂这部县志，主旨就是为了阐明忠义、孝友、节烈的美德。郑说道，向社会下层进行宣化和教督，正是这些精英们的职责所在。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1接下来，年高德劭的余晋芳也就如何推进这些道德价值提出了明智的忠告。他写道，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就是严格遵守儒家的家庭礼仪（四礼）。余注意到，在麻城历史上，每当离经叛道的道教或佛教活动出现（虽未明言，但显然是指李贽），社会崩解很快就会随之而来。而且礼仪最重要的方面，他说道，就是仪式行为应该与行为者的社会地位相一致（世俗各如其分），礼仪的本质就是服从。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2总而言之，在麻城的阶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又有着新生活社会理想的人编纂的这部1935年县志，显而易见地响应了该县过去最保守的文化精英们的话语。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3

    游击战争与鄂豫皖苏区的兴起

    新生活运动倡导者们提出的乐观方案，尽管也许是出于真心诚意，在国民党统治的十年间却似乎严重脱离了麻城和大别山地区的实际生活。看起来，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高地地区所经历的内战，要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普遍、更持久，也更具破坏性。在1927年底黄麻起义失败、国民党实行高度“白色恐怖”之后，麻城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发动了游击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49年，但其高潮是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间。1928—1929年的冬天，共产党开始对区级行政人员进行暗杀（他们刺杀的最高人物是黄安县公安局长“曹屠夫”）。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4接着在3月，由于蒋桂战争爆发，同时一个闹独立的国民党官员夏逢时也在麻城发动叛乱，国民党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抓住这次机会，河南南部新成立的一支红军部队翻过了大别山，与麻城的村级赤卫队取得联系，并经过夏天的战斗牢牢控制了松子关以西长约四十英里的边境地区。他们将该地区十多个最大的地主家族树为靶子，开始进行土地再分配。共产党这种有选择的暗杀活动，相当成功地向当地民众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暗杀者则在完成任务后轻易地逃走，麻城县长刘刚在当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对此深感沮丧。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5但到了8月，夏斗寅亲自担任麻城的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在秋天夺回了红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在此过程中他杀害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同情者。这场战役中还有几千名当地居民被屠杀，后来证明这只是一个不准确的较小的数据，此外还有6000多间农舍被夷为平地。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6

    在中共党史上，1929年还以两起相互联系的重大事件而知名，即“立三路线”的当权和地方苏维埃的建立，它们都对麻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年春天，莫斯科任命湖南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1899—1967）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李担任这一职务直到次年9月被免职【译者按，李立三自1928年6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930年6月至9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不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全国各地一样，在麻城当地，“立三路线”是和冒险夺取政权以及扩张性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夏，李立三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夺取武汉及华中其他主要城市，如九江、长沙和南昌。占领麻城和黄安县城，被视为实现该目标的步骤之一，因此两县的乡村党组织是从属于这个较大目标的。也就是说，乡村地区只从党组织那里得到了极少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这些资源被用于城市党组织了），而与此同时，没收土地和打击乡村精英的运动进一步升级，主要仍是为了从本已紧缺的乡村经济中，为计划中的城市暴动提供粮食。在麻城，其后果之一就是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日益增长。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7

    “立三路线”在麻城的主要执行者，是野心勃勃的乘马岗农家子弟王宏学。王宏学（1899—1932）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是王幼安从学校发展的麻城第一代革命青年中的一个。他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第二年的恐怖运动期间，在自己的家乡领导一支火攻队。随后他在11月的黄麻起义中扮演了次要角色，是起义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真正获得声望。1929年3月，在该地乡村领导人因黄麻起义失败而被大批杀害的情况下，王在家乡乘马岗镇成立了新的农民委员会，必须得到两人担保才能成为会员，身体健全的会员都要在委员会的军事武装“赤卫队”中服役。在打击地主、没收财产方面，王的组织总是很激进。这年6月李立三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后，王奉命将其农民委员会扩展到整个麻城，3个月后他担任了麻城县委书记。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8

    这一时期共产党有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战略，一是游击战逐步转向阵地战，一是试图建立“苏维埃”对其控制地区进行统治（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以支持其他地方的行动）。麻城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几个规模不等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大多位于北部山区的边缘地带，但也有一些是在城镇中心。例如，当地共产党员利用1929年春国民党混战的机会，在麻城商业化程度最高、国民党统治最稳固的西南扇形地带成立了中宋边区工作委员会（中馆驿—宋埠）。第二年，党派了一名专家来这一地区组建财政管理体系，中宋边区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宋边区苏维埃”。一尊列宁雕像，在位于西阳镇的苏维埃总部自豪地树立起来。游击队在宋埠进行恐怖暗杀活动，赤卫队则针对全麻城最富有的郊区地主，发起了一波更强劲的没收土地和“斗争会”浪潮。中宋边区苏维埃一直存在到1932年9月，因为一名领导人叛变而失败，总部被“阎王”林仁敷手下令人恐惧的秘密警察攻占。其他领导人逃到了麻城北部高地，但很快就被抓获、处决。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39

    在整个中国内战历史上，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地位更重要的，是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苏维埃”。鄂豫皖苏区占据着麻城和黄安北部方圆几百英里的贫瘠山区地带，以及毗邻的河南商城县、光山县及安徽金寨县的各一部分。鼎盛时期管辖着大约350万人口，比赣南地区著名的中央苏区还要多100万人。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0

    鄂豫皖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以土匪和小股叛乱分子的藏身之地而知名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1，这些山区地带的早期中共领导人，无论在文化风格还是组织模式上都很有些绿林习气。他们依赖该地原有的土匪团伙以求生存，并与其中一些结成临时同盟，在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很像是“社会土匪”：冲入某个地方，痛击某些阶级敌人，并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征收他们囤积的粮食。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2当地资历深厚、适应力强的中共活动家——乘马岗的王树声，在其口述史中描述道，他在1929年逃亡途中曾一度加入了一个18人的“匪帮”，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同志，一半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匪。某天晚上，土匪们认为共产党员不再是有用的盟友了，因为这些人招来了政府更严厉的追捕。他们勒令共产党员交出所有的武器和粮食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后土匪消失在了树林里。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3

    后来所称的“鄂豫皖苏维埃”的组织史颇为混乱，要受制于地方认同和派系认同、一次次的统一化改造以及最重要的战争局势。最简单说来，1929年3月，控制乘马岗红色区域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由王树声改名为苏维埃。它在9月垮台，但随后又出现了一连串组织：麻城县苏维埃政府（由王宏学领导）、鄂东特委、鄂豫边特委、鄂豫皖边区政府，最后在1930年3月，成立了听命于李立三党中央的鄂豫皖苏维埃。虽然王树声、王宏学等本地积极分子在扩大后的机构中仍保留了某些权威，但随着1930年的改造，其复杂领导结构的大部分权力迅速转移到了外来人手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红四军军长、山西人徐向前（1901—1990），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北伐战争中的英雄，1927年在武汉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4他手下有位得力干将叫徐海东，以前是黄陂县的陶工，埃德加·斯诺称他是自己见过的最具有阶级意识的人（因此使他名垂史册），对所有富人都怀有不可动摇的深仇大恨。这年5月，上海党中央所派的新领导人到来后，鄂豫皖苏维埃再次被改造，首府设在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该地区革命运动的公认发源地麻城，被降到了特别区的地位。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5

    围剿

    1930年3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不断扩大的共产党统治区，再次把它最信任的当地人夏斗寅将军从安徽调到武汉，担任湖北省的警备司令。据夏（怀有敌意）的传记作者描述，他在长期担任该职务期间，不仅保持了一贯的冷酷无情，而且本人也越来越腐化堕落。他主要通过从武汉的地区间鸦片贸易中抽取利润，积聚了一大笔财富，并用这笔收入在武昌和汉口购置了豪华洋房，在郊区东湖边上买了一块1000英亩的地产，还在家乡麻城进行了大笔的不动产投资。他经常光顾武汉的妓院，把几个最有名的妓女纳为小妾，她们的家人也跟着发了财。据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指责和诽镑自己的上司、湖北省长何成濬上面。1931年夏天的长江大洪水给了他机会，他成功地将这场洪水的灾难性后果怪罪到何的头上，使何被迫去职，由他自己（起初是非正式地）取而代之。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6

    不管夏本人有多腐败，他不惜伤亡把自己的家乡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真诚决心则是无可置疑的。他一回到湖北，立刻调派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国民党正规军开赴自己的家乡东山木子店镇。1930—1931年间，他还多次从外省增调援兵。与此同时，他在当地的盟友郑渐逵逐渐拼凑起了一支横跨东山两边（麻城和罗田）和大别山两边（麻城和商城）的民团联盟，其跨越数县的范围和镇压叛乱的使命，很容易让人想起3个世纪前梅之焕打造的四十八寨联盟。郑在整个夏天积极招兵买马，使其民团联盟的兵力足以改组为40多个旅，其中包括一支训练有素的敢死队。

    就在共产党的战略从灵活多变的游击战转向相对固定的苏区防御战时，国民党的战略也从一般性的清剿演变为阵地战式的围剿。参战部队到位后，国民党军于1930年12月对新成立的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由夏斗寅亲自指挥【译者按，总指挥当为鲁涤平】。随后又在1931年春天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夏天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围剿”造成了大量军民伤亡，大片农田化为焦土，但都远未实现预定的目标。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7

    事实上，这一时期麻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尽管激烈程度和伤亡比例都在不断提升，看起来却完全不像有组织的战役，而更像是不久前那种失范性暴力的强化。在麻城西北部的乘马岗及其相邻各镇，沿黄安、光山两县边界一带，共产党仍旧得到了民众的支持。1930—1931年、1931— 1932年的两个冬天，共产党军队（这时通常被编为新红军的某个单位）在该地区战场上取得了多次胜利，1932年春他们向南面的举水流域推进，对宋埠镇、岐亭镇的中心地区形成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派兵增援。1931年9月，一支路过的共产党军队曾短期围攻县城。但这些年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麻城东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松子关和长岭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在1930年到1932年间曾多次易手。这一地区不仅对保卫鄂豫皖苏区极其关键（这时苏区的神经中枢就在关隘北边），而且向南与东山北部地区（这里正是夏斗寅和郑渐逵的老巢）连成一片。国民政府方面，郑日益壮大的民团组织在战斗中首当其冲，夏则从武汉向该地派出一批又一批援军，保卫自己的家乡。显而易见，共产党有意选择会让夏心神不宁的地点作为攻击目标。1930年7月，共产党军队在围攻东山北部的中心城镇木子店时，曾短暂占领木樨河（这个卫星集市是夏的祖籍地）并将其夷为平地。次年1月，他们伏击了夏斗寅的部队，经过三天异常惨烈的战斗，夏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8

    几个世纪的暴力给麻城及周边各县留下了许多山区堡垒（山堡和山寨），它们在过去的大型冲突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现在又在国共内战中找到了用武之地。1927年，统一战线军队刚刚占领该县就陷入了其内部的血腥争斗，当地精英急忙去重建他们古老的堡寨。有时候他们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能够将多达数千人的独立领地维持数年之久。许多翻修后的堡寨都很大，由数十个先进的炮台和堡内的众多民兵把守。他们与统治该地的国民党政权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实际上却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有些寨主明确把自己比作太平天国时代的士绅英雄（有一位自称“新曾国藩”），一方面在野蛮叛乱之际维持着以当地精英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维持着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摇摇欲坠的国家。王树声在他的口述历史中，以有些勉强的赞赏语气提到了大别山里一位叫“顾狗子”的寨主，他在持续抵抗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同时，也在自己领地上施行了堪称模范的改良主义社会政策。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49

    由于新武器不断涌现，这些山寨不再像过去那样坚不可摧，但它们仍是包括红军在内各方争夺的焦点。该县东部与罗田接壤的滕家堡、西北部与河南接壤的杨四寨、西南中心地带中馆驿外的水寨，都发生过长期的战斗。王树声在占领了乘马岗一处太平天国时代的山寨后，自豪地将它改名为“得胜寨”，甚至在1949年中共胜利后还回到这里，写了一首诗来纪念此事。但更常见的是，共产党占领这些山寨后会立刻将其拆毁，就像17世纪40年代清军对精英领导的具有地方色彩、不断招惹麻烦的山寨所做的那样。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0

    国民党军队也并非地方精英自治的支持者，他们常常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出身于东山精英家族的国民党要员夏斗寅，却深知山寨在平叛战争中的历史价值。晚明时期麻城伟大的军事英雄梅国桢和梅之焕，在指挥保卫朝廷、保卫家乡的战斗时都强调了这一点。显然是效仿胡林翼反太平天国的战争（夏本人的祖先曾在其中英勇作战），夏斗寅仅在1933—1934两年间就建起了484座碉堡。这些碉堡大多数集中在共产党威胁最大的大别山西北部集镇乘马岗和顺河集【译者按，原文误作“Shunjihe”】，而不是旧式堡垒云集的东山。这些碉堡看起来和具有封建庄园性质的山寨颇为不同（后者除了军事功能外还有商业和生产功能），但它们都有大批武装力量把守。和山寨相同的是，这些碉堡都有各自的名称，有明确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有时是一个军事单位，但通常是一位当地精英（有的称为“夏”，有的称为“梅”或麻城其他古老姓氏）。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120世纪30年代的清剿运动直接借鉴了帝国晚期的清野焦土策略，并把坚壁与清野结合了起来。

    清算

    鄂豫皖苏维埃内部发生的事件，对“围剿”政策的最终成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4月9日，张国焘（1897—1979）到达鄂豫皖，上海党中央派他来这里建立中央分局，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张虽然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富裕的地主商人家庭，到这时却已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资历。1906年萍浏醴起义和1911年辛亥革命在他的家乡发生时，他已经是一个抱有同情的年轻观察者。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在那里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游行，并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曾陪同陈和李参加了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译者按，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积极参加了1922年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随后回国开展工人组织工作。与莫斯科的联系使张的影响力迅速上升。1931年，李立三被解除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由“留学生”王明取而代之。虽然张本人并非王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其中二人，沈泽民和陈昌浩，随张国焘来了鄂豫皖），但他作为中共新领导层选定的代表来到鄂豫皖，负责纠正“立三路线”，同时使该地组织活动更严格地服从中央领导。他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进行了灭绝性的党内清洗，别的不说，从夏斗寅的白色恐怖中幸存下来的麻城本地共产党员，大多在此时被杀害。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2

    长征期间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破裂，张于1938年被驱逐出党，随后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国焘作为共产党“叛徒”的身份，使一些党史学家将大清洗的罪责归因于他。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3可显然并不是他发明了这些清洗。举例言之，王幼安在麻城高级小学发展的富裕青年徐其虚，以及家境贫寒的油贩子徐子清，都曾是乘马岗农民运动的先驱。黄麻暴动失败后，两位年轻人都穿过大别山来到商城县南部，徐子清以共产党的名义在那里开辟了一块根据地。1929年3月，这块根据地并入鄂豫皖特别区，徐子清被任命为区委书记。徐其虚成了鄂豫皖的军事将领之一，当年春天在山区策划了一次农村暴动。然而，两位年轻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政治问题”所困扰。党中央5月份派来对特别区进行“改造”的巡视组，将500名干部开除了大约40%。巡视员陈孤零反对二徐让“土豪”进入根据地领导层，以及对叛变分子过于宽大。他先后下令，将26岁的徐子清和23岁的徐其虚处死。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4

    1930年发生的“富田事变”，很可能是张国焘血腥杀戮的更直接的前奏。临近那年年底时，毛泽东以“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成员为由，在江西苏区逮捕了几千名反对者。12月8日，一名营政委发动兵变，将被关押者释放，反过来逮捕了约100名毛的支持者。还有其他人发动叛乱，成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之对抗。但叛乱失败了，最终毛和他的盟友处死了反对者。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5从1910年代末二人同在北京大学，直到1938年毛将其清洗出党，张国焘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张的鄂豫皖苏区和毛的江西苏区，同样是高度竞争的关系。1931年底，共产党试图将两块根据地在行政上合并为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张成为毛的下属，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实现。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6但张密切关注着毛在江西的行动，毛对其反对者的严厉打击也使张受到鼓舞，为了在鄂豫皖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不惜牺牲党的老同志。在向党中央报告自己的清洗工作时，张其实是在挑战他的上级，他们谴责自己的大屠杀却容忍了毛同样的行为：富田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彻底清除这里的敌人。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7

    张国焘在鄂豫皖的肃清反革命行动（或简称肃反），最初针对的是商城白雀园红四军军部的军官。这些军官，尤其是精力过人的将军许继慎，对听命于张及其年轻的“留学生”同事感到不满。对张来说，他谴责许继慎及其手下的“军阀土匪”行径，在所到之处抢占百姓食物、绑架和强奸妇女。据张所说，这些军官和士兵们对自己的行为受到束缚非常恼火，抱怨说他们时常与之交战的那几支白军日子好过多了。1931年夏，张宣称这种不满导致大批下级军官组成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和毛在江西发现的类似），赞同汪精卫的“改组派”及其他第三方运动。张国焘在给党中央的形势报告中提到，在红军内部发现了各种政治派别的不计其数的间谍；张显然急于找到任何可能的理由来剪除对手、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他似乎确实对自己的安全有些多疑。

    不仅如此，张几乎刚来到鄂豫皖，就和这些军官们在军事策略上意见不同。1931年春末，在国民党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间隙，军事将领们试图抓住机会进行“南征”，从豫南根据地进军到鄂东的蕲州和黄州地区。他们认为，转移到这个更丰饶的农业地区，既能缓解苏维埃的食物短缺，又能将武汉的国民党军队与长江中下游的军队分割开来。张国焘则更为谨慎，驳回了军官们的计划，认为这是李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行为。夏天，张勉强同意将统治范围适度地扩大到毗邻的安徽省六安县和颍上县。但当军官们占领这些地区后，他们公然违背张的命令，向南越过关口推进到湖北的东山，于8月8日占领了罗田县城。这些军官为轻而易举的胜利所鼓舞，对张的限制不屑一顾。9月13日，他们在安徽陆安县的马埠镇公开声名不再听命于鄂豫皖书记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手腕更加强硬。他率领忠于自己的部队，进军马埠逮捕了这些反叛者。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讯问并处死了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红四军人员，其中包括将军许继慎。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8

    军事整顿只是鄂豫皖肃反运动的冰山一角。运动最根本的打击目标，后来证明其实是那些直到此时还与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相安无事的县级党的领导人和较为富裕的农民。在鄂豫皖的辖区之内，被张谴责最严厉的地方莫过于麻城和黄安，他坚称两县“异议分子”的数目可能高达20000。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5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补充道，这是如下事实的后遗症：在 192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运动中，两县都是该地区最早和最热情的参加者。其结果是，那里的革命领导权落入了当地最早信仰共产主义、出身于地主或富农家庭的“乡村知识分子”手中，在统一战线的鼎盛时期，他们大多数实际成为了国民党党员。随后，当统一战线让位于白色恐怖时，这群人中的幸存者开展了被张斥为“土匪行为”的恐怖主义游击战运动。张说道，当地不少党员实际上本身就是“真正土匪”。由于上述原因，张国焘及其“留学生”盟友对麻城和黄安的本地领导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他们一到这里就立即开始领导层“改造”，严格说来它还算不上肃清，但很快就会变成肃清了。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0

    张国焘发动清洗的主要工具，是他刚来不久就在各县设立的保卫局。由于张对麻城深为猜疑，设在顺河集区可行桥的麻城保卫局受到了他的特别关注，因而在清除间谍的运动中特别卖力。麻城保卫局的头目叫顺河集人陈文富，家里出过好几位共产党烈士，可他本人将会成为该县革命史上最被人垢病的人物之一。陈掌控着约100名秘密警察，他逮捕并“疯狂地屠杀” 了估计共达1175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李立三残余以及“AB团”成员，其中包括32名县级干部、84名区级干部、189名乡级干部以及68名村级干部。陈保卫局外的野地曾经尸体堆积如山，被附近的野狗吞食。如今这里被称作“白骨塔”，以资纪念。据民间流传，在某天深夜对西阳镇的一次突然袭击中，陈派了两个特别代表提前在没有改组派嫌疑的居民屋子上做个标记，可这两人还没完成任务就睡着了，114名无辜者就这样被陈手下的暴徒漫不经心地杀害了。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1

    1931年的夏天和秋天，张国焘发布了一系列公告，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肃反运动的目标被扩大化了。他最终在11月公布了对红四军的调查结果，报告说军中约有10000到20000名“反革命分子”。他又将对军队的清洗明确扩大到对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清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给所有县级干部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加紧清洗。结果导致了政治迫害，地方干部们为了保全自己而供出长长的“反革命分子”名单，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同事。根据党史学家盛仁学的说法，这年冬天，鄂豫皖苏区几乎所有出身地主、富农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地方党员或积极分子都遭到了清洗。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2

    大屠杀往往超越了党内级别。张国焘对被清洗的鄂豫皖领导人的主要指控之一，是他们没有对阶级斗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的确注意到了其中的反讽之处：尽管“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因为过分自信的扩张行动而被严厉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可事实上这种“左”倾行为却掩盖了更为根本的右倾错误——其冒险扩张之举，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土地革命。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3在6月28日和7月1日召开的鄂豫皖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富农、知识分子和地主都被排除在外）上，张提出了大力加强土地征收的计划，这次富农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在10月1日的一次后续会议上，他下令对鄂豫皖苏区的所有土地进行彻底的、平均的重新分配。但在某些村子，包括陈文富顺河集区的几个村，革命甚至更加彻底：没收来的土地根本没有重新分配，而是实行集体化，归具有实验性质的“经济公社”所有。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4

    这绝不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张刚到这里就抱怨道，尽管此前鄂豫皖领导人总是对中央说他们在尽职地杀地主和富农，可他们根本就没做过这件事。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5张国焘着手纠正这种状况，6月28日，他发誓要彻底消灭这一地区的地主和富农阶级。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67月被张国焘任命为鄂豫皖苏维埃主席的光山县人高敬亭，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高年轻时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被富农杀害，强烈的阶级仇恨驱使他大肆屠杀，就连他的共产党同志也感到过于残酷。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7根据张国焘本人的描述，1931年麻城和黄安土地革命中的行为特别暴力。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8

    到这年年底，对张国焘残酷领导的反抗在整个鄂豫皖苏区蔓延开来。1932年1月，当保卫局人员来到黄安县仙居镇抓人时，遇上了估计有5万人的群众示威，高喊“打倒张屠夫！”张宣布他们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大约600名抗议者被逮捕，其中大多数被张下令枪毙。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69193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新领导层在战略上的分歧和军事形势的恶化，张发动了第二轮的清洗和处决，麻城首当其冲。5月，麻城县委被一锅端。县委书记王宏学（曾经是赤卫队的组织者和李立三的追随者）被保卫局长陈文富拘捕，押赴河南处决。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农会的长期领导人凌柱中和团委书记陈则风。另一位老干部廖荣坤，由于徐向前将军亲自担保说他的贫苦出身无可挑剔，战场上英勇顽强，才幸免于难。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0【译者按，廖荣坤亦在1933年肃反中被杀害，原文作“Liao Songkun”，疑有误。】20世纪20年代初被董必武发展入党的王树声因在外演习而逃过一劫，成了麻城“进步”青年骨干中几乎唯一的幸存者。他逃过了清洗，他的妹妹却在一次行动中被指为改组派，和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一起被枪毙。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1不过，到了9月，血洗的势头逐渐降了下来，欠下的债也了结了。令人恐惧的麻城保卫局长陈文富本人，因为和张国焘发生冲突也被逮捕处决。到这年年底，陈的保卫局已被党组织完全废止，他的秘密警察也被解散。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2

    1931—1932年的鄂豫皖肃反运动，至今仍是一起充满争议、晦暗不明的事件。（例如，湖北省档案馆有一份关于此事的重要文件，但至今未对学者开放。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3）对肃反受害者人数的估计差别甚大，从张国焘本人靠不住的低数字600，到班国瑞（Gregor Benton）教授猜测的超过10000，各不相同。中共官方资料通常将这个数字认定为2500。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4这意味着，党在大别山地区的本土支持者几乎被一网打尽。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5看来很显然，这至少部分是出于有意为之的策略。即使在时间足够久远的20世纪60年代隐居香港期间，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国焘仍然极端蔑视大别山那些农民党员的智力，表达了当他努力使这些人明白党中央哪怕是最简单明了的指示时，自己所经受的巨大挫败感。他还对导致当地积极分子分裂的狭隘地方观念感到恼火，其中特别提到黄安和麻城本地人对外来同志的愤恨。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6

    出生于山西的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并非张国焘的朋友，但他同样对麻城和黄安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倾向不解。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黄麻一带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甚高，把共产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如果党组织秘密开会被他们发现，会生气地说：“开会为什么不约我呢？”要费许多口舌，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党的一些口号，如“杀尽土豪劣绅”等，家喻户晓，深为群众拥护。……唯“苏维埃” 一词，很多人弄不清楚。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7

    但是，张国焘对这些大别山“农民”的屈尊俯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的冲突，即与本土乡村精英的地盘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张国焘在鄂豫皖地区（特别是其中的麻城）所见到的蓬勃兴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是有着深厚地方根基的乡村知识分子干部们创造出来的。这些人在党中央看来是有“阶级问题”的，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地方观念。王宏学这样的“进步”青年与帝制晚期麻城养育的一代代士绅并无不同，他们有着宏大的道德责任感，但也怀有甚至更强烈的办好自己家乡之事的使命感。和以前的梅之焕、余雅祥甚至夏斗寅一样，他们显然将自己视为当地的拯救者和庇护者。实际上，即使在今天关于麻城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方史志和集体记忆中，这场运动本质上仍被视为本地之事，是将地方从民国时期的动荡局势中拯救出来的一种努力。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8在由外部强加的党的科层等级机构看来，也许特别是对张国焘这样的危险人物来说，大别山区这种典型的“英雄浪漫”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张决定根除它。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79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麻城发生的鄂豫皖大清洗，只不过是地方领袖与更大的统一政权之间冲突的一个更为血腥的例证，这种冲突已经困扰该地区好几个世纪了。

    被遗弃的麻城

    张国焘的肃反清洗与鄂豫皖苏区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在时间上是完全重合的，这种恶化不久就导致了苏维埃的失败。内部清洗造成的人员匮乏和士气低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还有其他原因。苏区的社会条件很糟糕。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到1931年下半年，人们粗劣的饮食中已几乎找不到蔬菜的影子。集体农业的拙劣实验导致产量锐减，苏区对（本已极度匮乏的）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强制推行配给制，使当地百姓情绪低落、离心离德。在这个地区，“四害”（苍蝇、蚊子、臭虫、老鼠）横行，疾病（疟疾、痢疾、皮肤病）肆虐，基本上没有医疗救护。1931至1932年的冬天，苏区遭受了一次瘟疫的毁灭性打击，三分之二的居民都病倒了。湖北境内的疫情尤为严重，仅黄安一县，据说就有约10000人死亡。肃反清洗正好在疫情高峰时刻进入了最歇斯底里的阶段，不难相信，张国焘也认识到这场疫灾与肃反中逐步升级的政治迫害之间的联系。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0

    考虑不周的南征湖北之举，也是导致鄂豫皖苏区安全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使得苏区政治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争吵重新爆发。红四军军长徐向前从一开始就反对南征，指出国民党军队可以在该地区迅速集结；而几个月前刚以冒险扩张为由将大批军官撤职和处死的张国焘，这时却要求进行这样的扩张。他的主要理由是需要夺取粮食以解救苏区濒临饿死的百姓，但张的传记作者却声称，作为唯一认为革命基本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鄂豫皖领导人，张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武汉的外国势力。不管怎样，1932年夏，承袭了中国长期反叛传统的鄂豫皖红军派遣主力部队向南进军，穿过大别山，对麻城、黄安和罗田进行围攻。

    这年年初，共产党军队已经占领并夷平了麻城的古都岐亭，随后又占据了该县东南部举水流域的部分地区。7月初，鄂豫皖苏维埃对麻城许多次要城镇突然发动协同攻击。鄂豫皖军队战果辉煌，占领了中馆驿、白果、福田河、黄土岗和几个较小的集镇。但是他们无法守住这些地方，没过几天，大部分集镇都被国民党军队夺回了，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在进行这种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与此同时，沿着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从该县外围乘虚而入者的足迹，鄂豫皖军队对麻城县城发动了一次长时间的围攻。7月31日，面对人数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守城部队，张国焘下令集中兵力，以图彻底占领麻城。然而，在红四军于8月7日占领毗邻的黄安县城后，张开始顾此失彼。三天后，张下令停止围攻麻城，将这些部队调去支援黄安。这一举动无济于事，8月15日，黄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夺回。鄂豫皖苏维埃的南征到此结束，部队元气大伤，溃不成军地翻过大别山，回到河南。这次战役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大别山区这块最丰饶土地的收成化为乌有，此时此刻，整个大别山地区是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损失的。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1

    大约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军队正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开始向鄂豫皖逼近。5月，蒋介石亲自视察这一地区，成立了新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他委派自己的亲信杨永泰去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行政协调专员，负责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运动。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2不过，这年夏天第四次“围剿”运动的直接军事指挥权，蒋还是交给了新任命的湖北省省长、该地区级别最高政治上最可靠的本地人夏斗寅。围剿发动之时，张国焘还在打着进攻麻城的如意算盘，可这次围剿决定性地改变了战争的局势。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3

    第四次围剿与前三次截然不同，它是一场彻底的焦土（“三光”的委婉说法）运动。在所谓的“匪区”，所有的壮年男子都被杀害，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所有的庄稼都被抢走或破坏。在有嫌疑的村庄，国民党的“杀人队”杀光了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还向村里的水井投毒以斩草除根。日本人的报纸报道，仅黄安县就有100000人被杀死或故意饿死，整个鄂豫皖苏区的死亡人数至少是它的两倍。这种骇人的战略收到了成效。一支国民党军队向豫东南及安徽省毗邻地区的鄂豫皖心脏地带进犯，于9月9日占领了设在新集的苏区总部，马埠、英山和商城也很快失守。到秋末时，鄂豫皖苏区将近80%的领土都被国民党军队牢牢控制。10月，张国焘和残存的苏维埃政权，在徐向前和王树声（唯一幸存的麻城籍中共领导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掩护下逃往四川。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残部被留在当地。红四军撤离后，国民党宣布开始新的第五次“围剿”。在1932至1933年的冬天，整个大别山地区屠杀平民的现象愈加严重，埃德加·斯诺将其描述为“异常野蛮”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4。

    但徐海东这个黄陂陶工、富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1933年上半年，他不仅奋力支撑，甚至还收复了部分原苏区领土。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洗劫了徐的家乡，杀害了他包括妇女和婴儿在内的63位亲人。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5由于战事久拖不决，蒋介石对似乎无能为力的夏斗寅越来越不满。这年夏天他视察武汉，免去了夏的省长职务，并当众奚落他一直要求“湖北人的湖北”，可真正掌控该省后，却没有能力管好它。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6麻城的战事仍在继续，战斗惨烈却没有结果，直到1933年至1934年的冬天，国民党军队才开始取得一连串引人注目的胜利。1934年11月，连勇猛的徐海东也被迫放弃这个地区，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开始向延安长征。大别山里少数残存的中共游击队撤入“深山密林”中藏匿起来。国民党军队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他们的清剿。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7

    国民党在麻城的胜利，当然没能维持很长时间。夏斗寅和郑重主持的1935年《麻城县志》曾满怀期望地描绘了麻城的“新生活”图景，但它随着1938年日本的入侵而灰飞烟灭了。经过数日的狂轰滥炸，日本军队在1938年10月26日占领了麻城县城及境内所有的主要城镇中心。夏和郑向西逃去，投奔四川的国民党流亡政府。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在抗战及内战过程中，国共双方的知名人物如蒋介石、李宗仁、郭沫若、李先念、邓小平等，都曾在麻城留下自己的足迹。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8但在此刻，当地延续数百年之久的领导权、冲突和暴力模式都已成为明日黄花——我们的传奇旅程，也该恰如其分地告一段落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十年，对麻城来说是一段异常残酷的时光，尽管它在麻城的暴力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国际记者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骇人描述，包括了麻城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德加·斯诺，他将麻城大屠杀描述为“宗教战争般惨烈的内战”，对14世纪红巾叛乱（他肯定不知道此事）的无意识反应激发他采用了 “摩尼教”一词来概括那种极端的阶级仇恨，正是这种仇恨将鄂豫皖一带的战役变成了清除异己的宗教战争。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89当地的集体记忆也留下了特别恐怖的记录，例如，共产党游击队在1929年夏天杀死了乘马岗和光山交界地带的大约3000名地主家庭成员，1935年8月杀光了某地主葬礼上的所有在场者。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0国民党在麻城及周边地区的残暴行径也充满了神话色彩。其中包括 1933年1月的万字山屠杀，据说红区有数万居民被消灭，一所野战医院里的300名伤员被活活烧死。当地资料讲述了共产党员不分性别和年龄，全家被消灭殆尽，讲述了人们感到脚下地面湿滑，挖掘大墓掩埋尸体——有一次，3500人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活埋。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1

    但是，蓄意的屠杀还算不上这些年麻城人大规模死亡的唯一原因。即便在河南和安徽的饥民大量涌入之前，麻城本县的饥馑和贫困已经很严重了。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2这一时期有多个年份几乎完全干旱，1931年和1934年尤为显著，大别山区还遭受了严重地震的频繁打击。与此同时，瘟疫也在高地肆虐，霍乱夺走了该县中心城镇数千人的生命。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3麻城这些年所经历的恐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人口锐减：从1923—1941年，人口减少了近20%。受内战影响最严重的顺河集和乘马岗，人口损失更加惊人：从1926—1934年的8年间，人口从180000锐减到不足50000。第十二章 灭绝回归 - 图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县长郑重、“阎王”区长林仁敷及南京政府时期该县许多其他官员，在1950年全国追捕中被抓获并押送回麻城。在那里，他们要么死在监狱里（如郑重），要么被人民法庭处死（如林仁敷）。夏斗寅则幸运得多。他设法当上了共产党政府的治安委员会委员，后来明智地逃到香港，两年后在那里平静地死去。④虽然没有实在的证据，可是不妨想象一下夏斗寅与同样流亡到香港的张国焘会面的情形，这将是很令人着迷的——如今两人都从火热的历史场景中抽身出来，在这个还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城市坐下来，饮着一杯清茶，静静地回想着各自在麻城欠下的几千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