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愈久愈悲伤的时光胶囊

一个社会里，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流传下一、两个故事，封在一群人的记忆胶囊里，偶尔取出来，掀开一个缝，让一点气味流出来，收藏着这段记忆的人们就会同声惊呼，一同回到他们行经的那个时代。

朱令，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谈这本书的内容前，不妨先说说这本书的缘由。我在《端传媒》工作，李佳佳是《端》经常合作的特约作者，报导题材从新加坡的第一家庭到男性参与家务；访问对象从美国对华「鹰派学者」到住女子公寓的纽约女孩。取材广、文笔好，产出又稳定，是编辑们乐于合作的作者，但我自己和她倒是一直不认识。

直到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佳佳在脸书上贴了一条文，询问朋友有没有人能介绍她认识台湾的出版社。贴出不久我看到了，发讯问她为什么需要找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仍然有写作者在追踪朱令的故事；我也认同佳佳的想法：这个故事只有在台湾，才有机会完整出版，不会遭到任何修改——甚或连修改的机会都没有。绝大部分的台湾读者对朱令的故事毫无所悉，但台湾一小群专门处理中国新闻的媒体工作者——包括我在内，是听闻过朱令的故事的。我们守望中国时事，如同天文学家日复一日注视着暗夜星空，朱令这个名字，每隔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会在中国新闻里浮现一阵，像一闪即逝的流星。

《朱令的四十五年——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疑案》是朱令事件迄今最完整的纪录，过程详细记载在书里，毋须在这篇文章里重复再说。但我所着迷的，除了故事本身，还在于环绕在这个无辜残损的生命四周的，丰富的时代细节，它像微缩胶片一样记录了中国的过去，并不太久的过去，也让我们理解中国的现在。

一九九五年，全国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终端只有四百多台，大多数人根本闻所未闻。

——引自《朱令的四十五年 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疑案》

一九七三年出生的朱令，一九九二年进入清华大学，属于「六四后一代」的大学生。在进大学时，迎接他们的是镇压后的肃煞气息。曾经产生苏晓康、严家其、方励之和崔建等等激动人心的名字的八十年代一去不回。朱令入学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余音未落。对民主政治的诉求绝不退让，但同时也致力开放经济，与国际资本接轨，将全中国的资源导进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重建运动。

在这场后来被名为「改革开放」的运动里，除了有形外资、人才的引入，日后影响最大，也最能够具体呈现中国融接入世界体系的，莫过互联网(网际网络)的从无到有。

一九九五年一月，中国邮电部电信总局分别在北京、上海开通64K专线，开始向公众提供网际网络接入服务。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简称为BAT三巨头的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cent)陆续成立。

同样就在一九九五年，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决定通过互联网，向能够接触到的医疗专业群体公布朱令的病情，期盼回复。由于对网络世界全然陌生，朱家和贝志城抱的是「姑且一试」的心情。但没想到所有的希望都从这个开口涌进来，而且正确答案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出现。

此时距离朱令发病已经超过一百三十天，正确的诊断几次和朱令擦身而过。一百三十天和二十四小时的巨大差距，对比出的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社会对生命真真实实的伤害。

紧急求救信迅即收到世界各地医生、专家等人士的七百七十六份回复电子邮件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引自《朱令的四十五年——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疑案》

互联网的登场，在朱令的故事里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给出「铊中毒」的答案，让朱家和参与报导这起事件的媒体记者有了底气去质疑协和医院这座白色巨塔的诊断究竟正不正确，也让朱家决心找上了对的人——「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研究员陈震阳，用他的解方，让朱令至少能保住性命直到今天。

如果把视角放开，从朱令的故事里zoom out出来，网际网络更是整个现代中国发展的转折点。外国专家认为朱令应该是「铊中毒」的推测，只是中国透过网络接入的海量讯息的一颗水珠。事实上，在中国政府致力发展「网络长城」前，「后六四一代」可以通过网际网络读到大量国外报刊杂志——只要它有上线。曾有位同行和朋友对我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要上网，从美国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到台湾的《自由时报》，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这实在是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世界，但这距今并不是几十年甚或上百年，而是就在不到二十年前。

网络不只连接了国外，也将中国公民连接在一起。在网络最初现身，继而快速发展的十多年里，「围观改变中国」成了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信不疑的「救国」路径。所谓「围观」，就是每当社会、国家出现不公不义事件——例如强征强拆民宅、公共卫生或安全危机，或者人权遭受侵犯时，只要通过网络转发、讨论或者留言关注，就能够对政府或者大型事业机构极大的压力，迫使对方改善或退让。最重要的是，在还没有推行「实名制」上网时，这样的参与途径相对十分安全，效益却特别巨大。

我在朱令的案子里看到了这样一次实践：网络打开了和国外专家联络的路径，大大减少了朱家和协和医院「知识不对等」的问题；同时中国本地媒体的报导在网络上流传，不管是对朱令案本身，或者由于之后类似的案子，让人重新记起朱令案的不公不义，无数的讨论、转贴，让朱令的故事保持着讨论的热度，也帮助朱令的家人追讨正义。

但同时也因为网际网络对建制权威的颠覆性，让中共当局决定以资本、管制、宣示「网络主权」等手段，「多管其下」地驯化网际网络，经过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国网络几乎完全失去联结公民和公共事务的角色，而成为极权政府的主要统治工具。成长在「驯化的网络」下的一代年轻人，使用着秒速200Gbit的5G网络，他们既无法想象56K时代的光景，恐怕更难以想象网络曾被寄望引领全中国走向文明和进步，这样一个巨大的希望，其中一块切片就被保存在朱令的故事里。

在吴承之看来，这份文档的行文颇为怪异，事件的一切时间点都描述得极为致。并几乎毫不隐晦地告知「市公安局将此案办理情况逐级上报中央领导同志」，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

——引自《朱令的四十五年——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疑案》

站在朱令一家人对立面的有各种难解的傲慢：医学专业的、校园维稳的，以及，若有似无，却让人最莫可奈何的：政治/国家/极权的巨大阴影。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朱令开始使用普鲁士蓝解毒，至少保住性命之后，整个故事进入了下半场：真相的追索。回顾朱令的案件，明明可以只是一起不难侦办的刑事案件，然而不管是该封锁的现场没有封锁，第一时间的搜索没有进行，又或是该保存的证物竟然失窃……太多致命的「失误」让案件的重要环节几乎全部丢失时，这案子就几乎不可能达到具备严格法律意义下的「破案」。

另一方面，作者仔细地整理、描写了孙维——她恐怕是本案唯一疑犯——的家世背景，主要是她的爷爷和江泽民的关系。政治和刑案在这里合而为一，读者有理由怀疑，事件的背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上挖起一道深不见底的壕沟。当然，孙维为自己的辩白，以及同学为孙维的发声也不该被忽略。

这又是当代中国一个让人熟悉的情境。「公(安)检(察)法(院)」机关的公信力普遍低落，一般人相信「政治关系」才是一切：用它行善，可以加速正义实现；用它为恶，可以遮盖天大的罪行。

朱令案在这里再次成为一个缩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公不义」这一主题里无数变奏曲中的一支。经历朱令事件的人们，对于「孙维是不是凶手？」这个终极问题，不是从已知的证据和情况中推论，反而是从一种「政治考据学」的途径去找答案。他们埋首于一份又一份的公文书里，反复复咀嚼每一个字、词，希望从里头读出执笔人的「言下之意」，也就是隐藏着，不能明说的真相。

在朱令的事件里，一些参与者就是从一份公安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里读出了「本案已经由中央定调，不再追查」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推论、相信曾被警察认定为朱令案凶手」的孙维，正是靠着家中长辈和「高层」的政治关系，才得以从嫌疑之地脱身。

孙维是朱令同年级、同寝室的室友，很多人在爬梳案情后将行凶者指向她，甚至唯一指向她。但「孙维是凶手吗？」、「真相究竟是怎样？」，我相信翻开书前，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期待。但我想，如果想把这本书当作解谜式的「侦探小说」的读者，大概都要失望了。因为这本书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名字，或者一个「上帝视角」的情节，只是将真相推进到「保存双方说法」的地步。

这就是新闻写作的限制，很多时候，书写更多用于记忆而不是审判。真正的悲伤，不是来自事实情节，而是因为事实可能永久缺席。

朱令的故事，就是一颗时光胶囊，里头封存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和一个具体而微的当代中国。不可讳言，和九十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除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巨大，人和社会更是整个换了个样子。在其中的人们，紧追时代的发展，惟恐落后的同时，似乎也很少再去追问：今天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形成今天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过去？佳佳的作品、朱令的故事所补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缺憾。

(本文作者为《端传媒》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