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七章 从高度怀疑到确诊，历时五十二天的拉扯
一九九五年四月
扈斌记得，一九九五年四月初，春节前曾和他一起到朱家看望的中学女同学告诉他，朱令又一次住院了。当时他的感觉是吃了一惊，「因为第一次见她以后，感觉她的情况已经好转了，而这一次听说情况非常严重，竟然住进了协和的ICU。」
贝志城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扈斌的电话。他记得那天是四月八日，电话里扈斌语气沉重」，说「你最好去看看朱令，可能这回是最后一面了」。和朱令初、高中都同学、初三有段时间还坐前后座的贝志城马上答应了，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即将出国读研究所的同学。
此时分别就读北大和清华的贝志城跟朱令已经将近三年几乎没有见过面，对她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高中阶段的风华正茂。后来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贝志城回忆起自己被病房里看到的情景惊呆了：「在脑海里，朱令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很健康又聪明的女孩。在ICU看到她的时候，几乎全身赤裸，插着很多管子。」——二零零七年央视《东方时空》在播出专题片《朱令的十二年》使用贝志城的这段采访录像时，贴上了朱令在病床上圆睁双眼、惊恐痛苦的面部特写。随之，贝志城说自己脑子被吓得一片空白：「第一反应是想拔腿就跑，然后感觉腿发软了，就像灌了铅一样。」
出了病房的贝志城希望能想出一些话安慰在外面已经日夜守护了一个月的朱令父母。他记得他们「很坚强，但也无奈，好像接受命运的这种样子」，便希望挖空脑筋想出办法安慰他们，用他的话说是「希望自己是上帝才好」。
使用当时在中国还是新事物的互联网求助，就是在这个时候灵光一现蹦入他脑海的。要知道，一九九五年，全中国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终端只有四百多台，大多数人根本闻所未闻。二零一三年，当复旦黄洋投毒案使得朱令案重新获得全国关注的时候，我在北京采访过贝志城。当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相当成功的软件行业企业家，并由于对朱令事件长达十余年的深度介入和互联网时代对公共事件的率性直言，成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大V」。
回忆起这个灵光一现的念头，他归之为「巧合」：「当时中国只有三个机构在做实验，清华、化工大学，还有中科院集团所。说出来频宽听了都可笑，每个就256K，全中国加起来还不如现在我们家里平常的宽带。凑巧，我们力学系在北大校外，跟清华一墙之隔，一个单独的院子。当时有个教授，自己爬梯子，从清华拉了一根网线，在系里做这个实验。」
和当时的大多数高校理工科实验室一样，教授麾下大多数是研究生负责具体动手实验。贝志城宿舍的蔡全清虽是本科生，却刚好获得机会参与打下手，回到宿舍便向贝志城他们普及了这个新事物。「脑子里就听到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说可以跟全世界联系。当时用的还都是一种类似于邮电组的BBS，叫作bitnet，这样做科研的东西，」贝志城记得。
朱明新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几乎穷尽各种方法的她已经有些绝望了，「能多一个提供治疗的机会，我当然不反对了。我说你能做就帮我做做吧。」
就这样，贝志城拿到了一份复印的病历，立即回宿舍找能用Unix上网的蔡全清帮忙。四月十日，他们在北大机房向Usenet和Bitnet中所有和医学有关的邮件组发出了求助信，用不算地道的英文描述了朱令的病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感到腹痛，继而发展为全身剧痛。持续三天后开始脱发，面神经麻痺，中枢眼肌麻痺，呼吸障碍，目前已失去自主呼吸能力。
§
Thallium，在英文里是个相当生僻的词汇。当它高频率出现在贝志城面前的计算机萤幕上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后来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的时候，他回忆，十日晚上求助邮件仅仅发出几分钟，就收到了第一封回复：「是个爱尔兰人，说会为朱令祈祷。第二封就提到了一个词——Thallium。」
根据《美国医学》(US Medicine)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报导，美国海军军医、生物测定学和预防医学助理教授康年(Steve Cunnion)博士在四月十日收到了求助邮件，而他的回复也成为了最早做出的正确诊断。当天晚些时候，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当医生、当时已经调回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医生奥迪斯(John Aldis）及加州医生芬克（Robert Fink）也都收到了求助信件。
凌晨五点的时候，北大男生们已经收到了一百多封答复邮件。贝志城回到宿舍查了英文字典，「这才知道原来叫『铊』，化合物有毒。」
「铊」这个字，中文的发音是「Ta」，在当时能正确发音的人并不多，了解这种元素的人更是寥寥可数。铊在元素周期表的原子序数是81，原子量，204是一种较重、灰色、柔软的贫金属(poor metal)，在自然界并不以单质存在。化合物则极易溶于水，无色无味，含有剧毒。
英国化学家克鲁克斯(Sir William Crookes)和拉米(Claude-Augeste Lamy)一八六一年在硫酸工厂的反应残留烟道灰中提取硒的时候发现了铊，并运用当时新发明的火焰光谱法对其进行鉴定，在光谱观测到铊会产生明显的绿色新谱线。克鲁克斯随之提出了「Thallium」的名称，这来自希腊文中的「θαλλός」(thallos)，即「绿芽」之意。
贝志城和他的同学们收到的邮件愈来愈多，很多都包含「铊」这个字。用他当时参与浏览邮件的北大同学、宿舍里英语程度最好的吴向军的话来形容，那是因为当时「网路上面垃圾很少。互联网还是一个非常学术的环境，所以回复的质量也非常得高」。
贝志城后来在网络上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整个过程。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从Unix终端下来的邮件会整体打包成一个大文字档，在计算机上无法阅读。他同宿舍的好朋友刘莅便主动请缨，用微软的Access写了个软件，先把邮件拆分成一封封，然后把标题、寄件者摘取出来存进数据库。之后同宿舍的另一位同学王惠文也加入了，几个男生一起完善程序，依据来信人是否为医生、判断是哪种病、回信频率等变量设立一个权重评分机制，衡量其严肃和可信度，决定要特别优先给谁回信。同时把比较多提到的关键字，比如铊中毒、格林—巴厘综合症、莱姆病(Lyme disease）等做索引，看被提到的频率有多高。在大量的判断都指向铊中毒后，他们还用关键字搜索分类，把不同的诊断方案、治疗办法分出来。
四月十日发布求助信那天是个周一，贝志城周三就给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打电话，「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他记得，电话那头吴承之轻轻地苦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但是「已经排除了」。
在朱令父母记载的日志上，后来写下了这之后半个月的情况：「紧急求救信迅即收到世界各地医生、专家等人士的七百七十六份回复电子邮件，其中三百九十五份为医务工作者的诊断建议。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的学者刘华杰教授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把这起全中国第一例互联网求助和会诊写成了报导，发表在六月七日的《南方周末》头版上。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是清华力学系陈耀松教授通过电话线接到了北大计算中心的一台服务器，「陈老师个人支付了不少网络费。」做为学者，刘华杰当时的想法是，「这个事件颇为值得进行传播学分析。」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报导还影响了有关部门对于即将大规模使用的互联网的印象，还「曾到北大调查学生在网上是否干了坏事」。
§
邮件不断涌入的这半个多月，也是贝志城和他的同学、朱令父母乃至全世界关心朱令的人与协和医院拉锯的半个多月。当时的中国还相当封闭，这第一例互联网求助事件一下子点爆了焦点，媒体开始关注事件，海外也对于中国有了互联网、甚至还有人在互联网求助就诊而兴奋不已。
然而，尽管「铊」被愈来愈多地提及，但并未得到协和的重视。贝志城记得，由于对自己英语水平不够自信，他在网上留下了从事外事工作的母亲的电话号码。有一天，母亲接到一个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母亲转述后，贝志城回答，协和已经排除了重金属中毒。后来他在网帖里自嘲描述，「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当被转告说协和已经排除，对方「暴跳如雷说，怎么可能能排除所有重金属中毒，以我所知，协和根本没有全套这样的设备，怎么能排除！到底做没做铊中毒的化验」？
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内容后，贝志城再次给吴承之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铊中毒，强调了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吴承之回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
北大男生们把这个消息发布后，邮件组中一片哗然。贝志城记得，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朱明新也记得，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医务官、曾和协和医院有过来往、也认识李舜伟的美国医生奥迪斯当时旋即给李打电话，「说你们做不了的话，取一些血样，我拿到香港或者日本去做化验。」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医生不能也不敢拍板回应这样的要求，「他要请示医院医务处、党委，同不同意这个事。那个时候很戒备这些和国外的交往，必须(请示)这么一圈下来，看看行不行，」朱明新说。
结果就是，协和根本不同意，说医院有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检验也就没能放行。
国外的医生们仍在焦急地寻求给予帮助。朱明新记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学习医学成像及计算机科学，名叫李新的留学生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把朱令的病情都登载上去。「他打电话来说能不能做远端医疗。但这边(协和)都挡住，都说不行的。」
贝志城也没有放弃努力。多年后他在网帖中描述自己「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他通过母亲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对方听完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委婉表达有群年轻人用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贝志城记得，「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
兴奋的北大男生们打印了一些明显是医生写的邮件，贝志城带到了协和找到那位副院长。腾出空接待的副院长给ICU的主任打了电话，让对方「接一下材料」。贝志城还记得，「我问他需不需要翻译，对方笑笑说不用，协和的医生英文都很好。」
于是，四月十八日，贝志城拿着一大摞英文邮件在ICU病房外等主任，朱令的舅舅进去问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对方答复太忙，等会。贝志城记得自己一直站在门口耐心地等，从早上到中午，对方就是不出来接。「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谈话，在我因为腿酸刚走到远处的长椅休息，他就一个箭步冲进厕所，然后又迅速冲出继续在病房跟人谈话。」中午，朱令舅舅再进去说了一次，结果「比较明确，就是说资料对他们没用，不要」。
于是，等待了一整天的贝志城充满挫折感地走出了协和的大门。多年后他在网帖里回忆了自己的心情：「我还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
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贝志城说，「现在回想，大概在医生眼里，我只是个与病人关系并不近的毛头小子，还拿着一堆外国人的意见，有点指手画脚的意思吧。」
在李舜伟最初就已经「高度怀疑铊中毒」，国外医生同行又异口同声提到铊的情况下，为什么协和始终没有向这个方向努力呢？这或许要追溯到协和的权威地位及医患之间悬殊的位置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事实上，朱令父母在与协和医生的沟通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种小心翼翼乃至战战兢兢的状态。朱明新苦笑着说，每次跟医生要求什么她都很忐忑，怕对方不愿意：「他们老觉得我在这儿妨碍他治疗这个那个的，因为你是外行嘛。」在多次会诊的时候，主治医生一句话就堵了回来：「协和是世界水平的医院，你还不相信我们？」
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朱明新也曾坦陈她的无力感：「协和医院毕竟是中国最有名的医院，孩子在医生手里，我们不是学医出身，当然要相信医生，生怕有的地方做过了火，会让医生不高兴。」夫妻俩都是性格温和恬淡的知识分子，但是此刻唯一的女儿倍受病痛煎熬，他们只能硬起头皮做各种平时难以想象的争取。「做家长的又着急，恨不得每一种可能都去试一试。我们提过要不要做铊中毒的检测，但医生没接茬，也就不敢再多说了。」
朱明新希望尝试的可能性中包含的一种，就是诉诸公众——向媒体爆料。当时北京的新闻媒体有一条热门新闻，是关于一个来自山东的小孩，胳膊毫无缘由地出现溃烂，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多时始终无法确诊。「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通过报纸就求救了一下。人家说你这是什么什么病，一下子就治好了，」朱明新回忆。心焦的夫妇俩便小心翼翼跟朱令的主治医生说，既然治疗没有进展，能否也考虑请新闻媒体报导，请社会各界帮助诊断。结果对方的回答是：「协和医院是世界先进水平的医院，他们那个医院比较小，那孩子诊断本来应该很容易的。」朱明新苦笑了一下：「协和的大夫说话就是这个调子。」
在这段焦灼的拉锯时间里，朱令家属的心急如焚，北大同学的焦灼冲动，海内外热心人的积极热情，都如同一个个拳头，一次又一次击打在了协和这个历史悠久、地位超群、关系复杂的庞然大物那厚厚的、自负的外壳上。朱明新曾把这形容为「系统的冷漠与封闭」，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时的气氛怪怪的，尤其朱令是清华学生，又有那么多外国人支招，好像搞得医院有些紧张，医生也不太愿意面对我们，动不动就拉医务科出来做挡箭牌。」
§
心焦不已的朱明新夫妇还是诉诸了媒体。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导第一次将朱令的病情公诸于众，事件马上引起社会关注。
这一天，有一个读者看完报纸后立即跳了起来，「太像了！」
这个人叫陈震阳。当时，他还有一个月就要满六十岁，是北京市卫生局下辖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的研究员，已经在科研的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零年，陈震阳从浙江老家进入建国后上海刚刚开始兴办的第一届医士学校学医，三年后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大学上了一半被国家调入北京，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上课，校园就在协和医学院。陈震阳就读的是毒物化学专业，属于军事医学生。这是彼时内外交困的新中国培养「防化人才」——亦即「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战略的一部分。用陈震阳自己的话说，「因为五零年朝鲜战争，打仗以后美国又有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那么我们中国也要准备嘛。」
在北京学习期间，陈震阳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从四川调到北京、同为毒物化学专业、后来专攻毒理学的同学崔明珍。自嘲「根不红苗不正」的陈震阳说，夫妻俩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被从军队赶出，下放到北京炼铁厂当了工人。「原来在军队里头八十块钱工资，下来以后只有四十块钱。我家里俩孩子，夫妻俩人都四十块，没钱了。」二零一八年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的陈震阳，回忆起当年，他颇有些举重若轻的豁达风趣。
文革结束后，两人被落实政策，分配到了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任务是从事有毒物质的监测研究分析，支持地方工业。八零年代初，陈震阳被公派到全球领先的德国的毒理实验室进修，一九八三年回到北京，夫妻俩便开始了对于铊的研究。
当时北京有个制造碘化铊的工厂，生产制取测定放射性元素的晶体，主要用于国防及医学造影领域。「比如说放在飞机上的，地上有什么放射性元素，飞机一转过去，就知道有什么矿。把放射性的射线变成可见光，放射性有多大强度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放进人体，器官功能好不好，造影，看有没有肿大，里头肿了外头可能看不见。诊断很有用。」陈震阳说。
这是当时赚取外汇的国家项目，由于生产过程艰苦、人力成本和代价高昂，发达国家大多数不愿意生产，就需要从中国进口。「很能赚钱，国外都来买。只有中国人愿意生产，中国人不怕苦，」陈震阳苦笑。
这是事实，在一腔热情大干快上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对环境保护还是人员健康和劳动保护，整个社会都缺乏基本认识。曾被清华大学郁鉴源教授在分析化学课堂上向物化二班提及、被协和医院李舜伟接诊的六零年代那例清华铊中毒患者，就是在实验室清洗风道时摄入过量的铊导致中毒的。
上世纪七零年代中后期，随着文革接近尾声，经济恢复，百废待兴，生产安全和工业卫生便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时在生产中会使用到铊的北京核仪器厂向国家卫生部提出课题，要求研究生产中铊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了解呼吸过程中的安全标准。这项课题便成为了崔明珍的重点工作。陈震阳记得，课题由卫生部立项、交给他们夫妻是一九八四年，自己刚从德国学成返回，项目要求研究后得出铊的卫生标准和空气安全浓度的标准。
这课题一做就是五、六年，直到九零年代初结项。夫妻两人由此也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研究铊的毒性与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家。
§
陈震阳记得，刚开始研究时，两人做了很多资料搜集，也全国实地走访。印象最深的案例，是贵州一个乡爆发的地方病。当时该地长期干旱导致荒年，很多作物都由于缺水无法成活。唯一例外的，是能深入吸取地下水、根系又长又深的圆白菜。
很快，不断有人出现「怪病」。第一个症状，是「鬼剃头」——「新娘嫁到这个乡来了。结婚了一个多月以后突然病了，发烧，疼、疼的不得了。突然一个晚上，她头发全掉了，」陈震阳描述。
「怪病」给当地带来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医学研究和工业卫生的研究人员便被上级部门要求调查清楚。陈震阳夫妇到当地调研，看到一户十口人的家庭，只有两个人存活，一个是上年纪的老太太，一个年轻人已经失明。他们发现典型症状非常相似，呈现家族性大片发病，最明显的包括剧痛、脱发、视力受损、神智不清以及指甲出现白色月牙状线条。
后来的调查揭开了谜团，这个地方富产汞矿，也就是常温下呈现金属状态的水。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后，不少军人留在当地生活，开矿之后的矿石矿渣便被铺平开垦，盖上薄土，用于耕种。而这些矿石矿渣中含有铊——圆白菜长达一两公尺的根系粗壮、生命力强，充分吸收了这些有毒元素。
这就是为什么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阅读到《北京青年报》的陈震阳崔明珍夫妇立即惊呼，朱令的症状实在太相似的原因。
陈震阳记得，这之后他找到了自己所在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病房主任，希望通过他联系协和告知自己的意见。对方一听立即回答，「这事你们就别去瞎折腾了，协和已经排除了。」陈震阳回忆，这位主任告诉他，前两天刚开了个会，范围是「全市专家」，包括北京市有职业病研究的北医三院和朝阳医院、朱令住的协和神经内科，以及北京市各大医院神经科的专家，「全来了，会诊。」
陈震阳一听这话，立即领会：会诊的都是专家、医学教授，并没有自己置喙的余地。「我们算什么呀，实验室人员，没有处方权，什么权也没有，」二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他还带着苦笑，「他说专家全部否定了，没有职业中毒，理由是：没有接触过铊。而且清华大学也否定了，说，我们就没有(铊)，朱令就没有接触过铊。」
§
到四月十八日打印出邮件冲去协和医院找ICU主任的时候，贝志城和他的北大同学已经反复看到「朱令是铊中毒」，「请尽快为她做铊检测」的内容。他曾在采访中回忆，「很多医生激烈地发表邮件，就是说一定要做这个化验，因为她的症状太像了。」
邮件还在从全世界源源不断地涌入，贝志城他们没有气馁，一边浏览、翻译、整理，一边向朱令父母反馈这些意见。
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贝志城回溯了当时的想法：「看着她从一个那么活泼的女孩子变成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的妹妹这样你会怎么样？那我想我就要继续下去。」在他的坚持下，朱明新也愈来愈焦急，不断向协和医院请求为朱令进行正规的铊中毒检测。
作为中国顶级医疗行业权威的协和，之前难以撼动和挑战的「高冷」态度，到这个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丝松动——四月五日《北京青年报》的新闻报导，以及四月中旬贝志城和北大同学们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国际影响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于是，四月二十日，协和医院召集朱令家属和清华大学三方一起开了一个沟通病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协和医院的医务处处长、ICU主任，以及神经内科的三位医生，其中包括主治大夫魏镜。清华的与会者则是化学系主任廖沐真和副主任薛方渝。
在朱明新的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出，协和几位领导和医生的发言中强调病情复杂，治疗困难，诊断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但最关键的用意则是表达：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对医院造成了压力，希望不要形成干扰，应酬舆论压力。
「表面上是通报一下病情，解释排除铊中毒的原因，」朱明新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对记者描述，她认为协和实际的用意是表达了一种对家属和北大同学「不听话」的不快：「院方认为协和医术是世界先进水平，『不要给我们干扰』。」
在三年后的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化学系副主任薛方渝写的一份回忆这次情况说明中，佐证了当时协和的态度：「医院表示，他们有类似手段可以做这方面工作，希望我们不要干扰他们的工作，相信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对朱令进行抢救治疗。」清华的行政领导当场「代表学校表示，感谢医院对朱令的救治工作，学校一定按照医院的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工作」。
这场会议最让朱明新沮丧的是，协和方面「多次提示家属朱令可能已没救了」。本来就在和医院的沟通中处于劣势的朱令父母更加谨小慎微，不知所措。在颇有些尴尬和火药味的气氛里，朱明新最后发言，表态说：「希望大夫不要误解家长和同学们的做法，大家只是着急，盼着朱令快点确诊而已。」
公允地说，在这段时间里，协和也对朱令这个「疑难杂症」相当重视，几乎是天天安排她接受各种不同的研究性检查，俨然把朱令当成了一个难得的科研物件。朱明新曾向记者回忆前来会诊的协和不同科室医生，会依据各自的专业积累和判断，建议进行诸如「骨穿刺」甚至「脑活组织」检查，父母拒绝了其中一些伤害性大的项目。后来有媒体报导过一个让朱明新夫妇印象深刻的插曲。主治医生坚决要求朱令从她病房所在的老楼搬到前面的另一座楼去做核磁共振，因为朱令处于昏迷，全身又插满管子，朱明新不得不请来「数名壮汉帮忙搬运」。就是这些林林总总、价格昂贵又与真正治疗方向相左的检查，使得一年多后朱令出院时，全家面临一张五十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
朱令住在ICU的一个多月时间，朱明新的日志中还记录了一次孙维的来访。她记得有一天，孙维打电话表示想来看望，「说带些民乐磁带，听音乐可以帮助苏醒。」但ICU规定严格，每天只有下午四点到五点的一个小时允许进入，每次只限一人轮流探视，朱明新便婉拒了。但临近探视时间时，吴承之在家又接到孙维的电话，询问病房的位置，他再次婉拒。但孙维坚持说：「已经到东单了。」
当天探视时间到了后不久，孙维与其父孙大武一同出现在ICU，不过朱明新记得「没有收到她在电话中说带来的磁带」。当孙维进入病房时，朱明新在ICU门口向等候的孙大武表示感谢，奇怪的是，对方「不答话，也没有问侯的表示」。朱明新写下，「表情令我不解。」
§
到了四月下旬，朱令的情况已经日渐危重。二十五日晚上七点，坐不住的吴承之找到朱令的主治医生魏镜谈女儿的病情，再次提醒重金属铊中毒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日志纪录，对方的回复是：已请朝阳医院做过砷检测；并且清华大学提供了接触化学品的清单——没有铊；病症也不符——其他人没有得病。在这份日志上还记着，夫妇俩的一位朋友受托和协和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通电话，谈及朱令家人询问是否有铊中毒可能，对方的回应是，「劝劝朱令母亲，不要自己看书，乱猜疑了。」
到了这个时候，听说朱令的生命可能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朱明新吴承之夫妇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赶来探望最后一面。朱明新记得，不少人询问能否帮上什么忙。「我说你们要能给我帮忙，就给我找一找什么地方能化验这个铊吧，」朱明新说。
四月二十七日，同事岳晓平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说「你打电话试试，也许能做检测」。朱明新打开，看到了一个名字——陈震阳。
这时「五一」假期将至，很多单位都已经提前进入节日前的松弛状态。陈震阳记得，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他在办公室里如常工作，听到有人在外面询问他在哪个房间。接着，一位中年妇女敲门进来，自我介绍是清华女生朱令的小舅妈，还递上了朱令的病历。
陈震阳立即反应过来，这就是自己四月初在报纸上读到的清华女生，忙说自己知道这件事情，觉得很像自己研究的铊中毒。
二十多年后在和我的交谈中，八十三岁的陈震阳反复强调铊中毒的典型症状：「从神经末梢开始，先痒，然后就疼。从底下一直往上升，从脚，大腿，肚子。到肚子以后两腿就不能动了，肌肉神经已经麻痺。除此之外还有严重脱发和指甲上的白色月牙线条，专有名词叫『米氏线』(Mess’lines)。」
事实上，二十年来，在熟悉和关心朱令的亲友、记者，乃至公众之中，很多人都能对铊中毒的相关知识如数家珍，这几乎成为了一个向全社会科普的过程。
陈震阳记得，朱令小舅妈当时转达的意思是，外甥女已经快不行了，她父母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现在要找个死因，什么原因。父母不服气。」
陈震阳听了这话，立即表示自己可以帮忙检测，嘱咐舅妈回去收集朱令的检测样本，包括头发、皮肤、指甲、尿液、血液以及脑脊液。「如果不是要查死因的话，脑脊液我不会让她抽。但既然我一个人要顶几十个人，就不得不做很严肃的考虑，所以把身上东西全要来了，」陈震阳回忆。他的考虑是，那么多医学专家都排除了铊中毒，那么为了严谨起见，既然做检测就要做得完整全面，不留下疑问。
送走访客，陈震阳立即动手重新设置设备。九零年代初他和夫人崔明珍完成课题后，相关设备就已经「收摊」，几年没有用过了。需要重新配置标准液，才能检验样本。
这时的朱明新却犯了难，和协和沟通已多次碰壁的她，不好意思再开口跟主治医生提要求。于是，她趁着当天的固定ICU探视时间，收集了女儿脱落在病床上的皮肤和导尿尿袋中的尿液，又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了当时脱落的长发。但是检验还需要血液和脑脊液，这必须要得到医生的首肯才行。朱明新记得，因为担心不被理睬，她又特地跟陈震阳要了一张名片，战战兢兢地拿去交给大夫。对方拿了名片请示领导，终于，同意了。
四月二十八日大清早，吴承之带着女儿的样本到了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记得，吴承之看起来已经对于女儿活下去不抱希望，到了只想弄清死因的绝望状态。他就请他先回去等结果，说自己做检验也需要时间。
送走吴承之，陈震阳立即开始做检验，已经提前设置好的仪器和标准溶液都在，检验其实是很快的事情。把样本放进原子吸收光谱仪中，出现的结果把他吓了一大跳。看到我的记录仪表盘针啪一下就上去了，峰值一下子打到头上去了，没数据了。」这说明被测的人体内铊含量远远超出了实验检测所设定的范围，陈震阳觉得难以置信——他之前做过上万份的含铊尿液检验，从没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陈震阳的第一个念头是，样本会不会太浓了。「血啊，尿啊，头发啊，指甲啊，这些都要重新处理，变成液体才行的。」他只好对样本进行稀释，先是十倍，再来是一百倍，直到指针不会再一下子打到头为止。他记得，各种样本之中，头发和指甲的铊含量最高，一直稀释到了上万倍。
震惊不已的陈震阳一时不敢相信眼前的结果，又担心会不会是仪器出了污染问题，造成测量不准确。不放心的他又用同事和自己的尿样再次检验，和朱令的样本进行对比。「没接触过铊的人，做出来没有。她的一做，高那么多，那就不是我的仪器有问题。」结果出来，对比的样本呈现阴性，而朱令的样本依然是——强阳性。
至此，陈震阳确定结果无误。他立即打电话给吴承之和协和医院，告知初步确定是铊中毒，要求协和「赶紧准备抢救」。想法是，「我半天都不要耽误你。」当时正在机场送人的贝志城也得到了消息。
正式的检验报告则是当天下午才出具的，其中列明：朱令尿铊含量二七五微克/升，脑脊液铊含量二六三微克/升，血清铊含量三一微克/升，毛发铊含量五三二微克/升，指甲铊含量二二八二四微克/升，远超正常人数千乃至上万倍(北京地区人群中铊为。—五微克/升)，也远超过了致死量。
后来陈震阳夫妇测算，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应该超过一克(一零零零毫克)，而铊毒的最小致死量是一二毫克/公斤。也就是说，一名体重六十公斤的成年人体内的铊毒致死量是在七二零毫克，也就是零点七二克。朱令体内的铊毒已经超过致死量近百分之四十，而这，还是她八次全身换血之后的结果。
朱明新记得，她拿到检验报告就往医生那里冲，此前一直坚决排除铊中毒的主治医生此时显得难以置信，自言自语「她没有接触史啊，怎么可能」。舅舅朱明光还记得，这位主治医生问他，朱令有没有自杀的可能，「我说绝对没有。他说，唉呀，那就太可怜了！」
到这个时候，朱令已经发病将近半年，陷入昏迷一个多月。从李舜伟第一次门诊写下「高度怀疑铊中毒」到终于被检测报告确认是铊中毒，历时整整五十二天。
或许朱明新在二零零一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一段话可以总结：「我们都是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我们也都很清楚，换了一家医院，可能还没有协和有能力抢救孩子的生命，至少它在医疗设备和技术上是一流的。但因为协和的傲慢和自视甚高，才导致了这一恶性的后果。权威的观念是可怕的，它有时候不仅延误病人，还会损害它自己的声誉。如果协和能够谦逊一些、集纳多方意见，我想我们家这样的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在二十余年后，我对当时清华物化二班的班长张利采访时，他也感慨，如果不是贻误这么久，朱令的命运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他的话颇有些耐人寻味：「朱令倒霉就倒霉在她一连碰到了几个『名誉高于一切』的情况。当时中国大环境就是这样，对人的尊重不是太(重视)……要是真正以人为本，一开始就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