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协和医院的诊疗费五十几万，真正的救命药四十多元

一九九五年五月之后

陈震阳为朱令做铊中毒的检验报告，在当时其实冒了不小的风险。

那是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劳卫所下午就不办公了，负责公章的人更是早早下班。没办法找到人盖公章，陈震阳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就个人名义了，胆子也豁出去了，我签字我负责，」他回忆。

长久以来，「担责」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不作为总好过出错担责任。人们习惯了谨小慎微，本能地厌恶冒险。

陈震阳并不是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后果：「检测结果出去了我是孤立派，法律上出了问题，人家都说没有铊，清华说教研室就没有铊。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办？」他顿了顿，语气坚定地继续，「但是我觉得我相信科学，相信事实。那就不管它，签！」

后来的二十余年里，随着一次又一次成为热点，关心朱令的网友们把陈震阳奉为英雄。听到这个词，八十三岁的他态度显得自信淡然、不卑不亢，并没有出现一般人惯常的不安和谦虚，「要说英雄，我确实顶住了压力。」

陈震阳告诉我，这种压力首先来自当时自己的工作单位。他记得后来所长对他颇为责怪，意思是协和医院自然会有处理的办法，轮不到他来越俎代庖。说起这些年很多人以为他因为救人受到了表扬和奖励，陈震阳苦笑了一下，「得了什么啊，我得了个红本——退休证。意思是你赶紧走吧！」——那是一九九五年五月，随着给朱令开具检验报告，他的年龄也到了，便立刻被单位要求退休。后来事情被新闻媒体报导，不少记者找上门，陈震阳依然记得单位领导冷漠的态度，「电视台来采访，找书记什么的，他们理都不理。」

如今的陈震阳依然热心而又忙碌，他每周都抽出几天时间为社区的老人辅导新概念英语，逢年过节还会给朱令家发讯息表达关心和祝福。但令人遗憾的是，陈震阳和崔明珍对于铊进行的科研，在课题结题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这个领域也始终处于边缘小众的地位，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由于中毒并非常见情况，中国日渐以效益为驱动的综合性大医院没有动力花费成本添置检验设备和培训人员。可想而知，临床医生欠缺相关的知识储备与应对经验的情况，在过去二十年间能得到改善的程度始终相当有限。

而与之相对的是，全球在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仅仅二十几例以铊为手段的投毒案件中，中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做为始终悬而未决的中国第一起以铊投毒的案件，朱令的遭遇悲哀地成为了凶手们的教科书，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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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症治疗了。

得知确诊结果后，协和立即邀请了六名国内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广谱—抗毒药「二巯基丙醇」(Dimercaprol)解毒。

上世纪六零年代，一篇著名的通讯报导〈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报导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赞颂「崇高阶级友爱精神」的故事。用今天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讴歌。

故事要回溯到一九六零年，春节刚过，山西省平陆县有六十一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当地医院在缺乏解救药品的危急关头，用电话连线全国各地医疗部门，终于找到解药。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交通不便，药品无法及时送达。当地政府便越级报告国务院。中央领导当即下令，动用部队运—5运输机2，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点。于是，六十一名民工兄弟因为党和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大爱得救了。这篇通讯很快成为了新闻写作的范文，还入选了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文章中提到的解毒药品，就是二巯基丙醇。这种药剂最早由二战期间英国牛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研制而出，当时是做为生化武器路易氏剂(Lewisite，2—氯乙烯基二氯胂)的解毒剂。后来在医学中做为重金属中毒的解毒药剂应用，原理是其分子中的巯基，易与某些金属或类金属结合，从而阻止其离解后发挥毒性。

「给『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药，生产于五零年代，二次大战时的用药，早已停产，」吴承之回忆，他当时犯了难。幸好最后他们还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这种药，售价只要三毛钱一支。

然而，通讯中的六十一个民工所中的毒，是较为常见的砒霜，也就是砷。对于铊的解毒，二巯基丙醇解毒并不见效。朱明新记得，一直在网络邮件中焦急关切朱令情况的留学生李新对于协和的诊治非常质疑，「他说根本就没用，甚至还有副作用。」朱明新记得李新告诉她，美国的毒物专家建议，要用「普鲁士蓝」。

不要说朱明新夫妇，就连协和的医生们之前也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名词。

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亚铁氰化铁)，是一种深蓝色的化工颜料，在画图和青花瓷器中较多应用。由德国画家狄斯巴赫(Johann Jacob Diesbach)一七零四年意外发现——他原本是打算制造红色颜料的。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军队的制服颜色就是使用它，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沿用普鲁士蓝军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更换成了原野灰。

普鲁士蓝解铊毒的原理，是阳离子铊可置换普鲁士蓝上的钾，之后形成不溶性物质随粪便由人体排出。「重金属跟神经系统发生化学反应，是跟活性蛋白质结合。它不是马上引起你感官的不舒服，而是夺取了你的活性分子。所以只有拿更活泼的(分子)把它结合出来，就是拿普鲁士蓝。」多年后，朱令同班同学潘波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科普了解毒的原理。他告诉我，事实上，当得知朱令中毒，身为化学系学生的不少同班同学私下都有议论，探讨正确的救治方法、长时间误诊造成解毒时机的延误，以及对朱令的进一步伤害。「误诊就会造成重金属老在食道里面，会不断地从消化系统进到各个器官里面去，」潘波说。

朱明新立即跟协和提出使用普鲁士蓝解毒。她记得当时协和的药房即将放假，担心再拖又要耽误几天，便决定找熟人帮忙，于是想到了曾在上世纪八零年代担任国家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崔家以前是住在朱令家楼下的邻居，崔月犁本人还曾在六零年代与朱明新的父亲朱启明在北京市政府共事，两家交情不错。

但事情结果令人有些哭笑不得，朱明新吴承之被告知化工用品商店就有普鲁士蓝出售。揣了「在当时是巨款」的二千块现金立即赶去的吴承之发现，这其实是「特别便宜的东西」。买了一小箱、十瓶，合计只花了四十多元，一瓶四块多。

在协和的医药治疗费总计是五十多万，而「真正的救命药仅需四十多元」。二零零六年接受《法制早报》采访时，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

这之后的故事便几乎没有悬念了。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协和医生终于被说服采用普鲁士蓝为朱令口服解毒，陈震阳持续追踪了这之后她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他记得开始的时候降得很快，后来就愈来愈慢，是一条缓的抛物线。非常漂亮，最后一直到0了」。

这条「漂亮的抛物线」大约画了一个月的时间，陈震阳回忆自己当时给吴承之和朱明新打气：「我不断地鼓励他们，朱令年轻，才二十一、二岁，会一天天地好。」但陈震阳也很清楚，铊对大脑、神经系统，尤其是视神经伤害非常大，朱令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有十足把握。

直到一九九五年八月，昏迷长达半年的朱令才终于醒了过来。朱明新的大事纪里，记载了一点一滴的变化：八月一日，最后一次复查铊浓度；八月二十一日，明显听懂妈妈「闭眼」、「睁眼」的要求；八月二十五日，听到张嘴、闭眼、笑一笑的要求，能做出反应；八月三十一日，彻底苏醒；九月八日，能「抱住我，伸舌头……」

朱明新曾在给美国《读者文摘》记者的信件中描述，「每天我守候在病床旁，不停地和她说话，从她的表情感觉到她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就问她：『令令，听到妈妈说话就闭一闭眼睛。』八月底，她真的在我说完后闭上眼睛。我说：『令令，你听到了，是吗？』，她努力点头并痛哭，可怜的孩子气管被切开，发不出声，惨状真不忍睹。」

从未放弃希望的朱明新在这一刻并没有欣喜若狂。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回忆：我每天都在跟她说话。以前看电影，好像昏迷的病人醒过来是很突然的，实际上不是。朱令是一点点醒来的，今天会眨眼了，明天会流泪了。所以，到最后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没有兴奋，只有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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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六月，朱令从协和出院。尽管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但长达半年多的铊毒侵害已经严重伤害了脑神经，她再也没能恢复曾经的聪慧，视力近乎全盲，语言能力几乎完全丧失。

回头看协和医院这个中国医疗界的头号权威和庞然大物，长久以来，普通患者根本连平等对话的权利都没有，更不要说质疑、甚至挑战了。但是朱令住院过程中几个未能得到解释的问号却是难以回避的疑团：既然上世纪六零年代李舜伟就曾经接诊清华铊中毒的案例，为何到了九零年代却无法确诊？协和曾经与清华合作编纂出版过毒物手册，其中对于铊中毒有专门阐述，为何对于朱令的诊疗会拖这么长时间不做化验便坚决排除？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由于对协和医院抢救不当的不满，朱明新吴承之将协和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立案审理。

提起这个官司，朱明新感慨其中的艰难：「跟协和打官司(很难)。协和跟清华一样，是中国的第一，不能碰的。以前也没有人去打这种官司。」

从来与人为善、老实淳朴的夫妻俩起初并不想走这样的司法程序。朱明新的想法主要是想给女儿一个好一些的医治环境，再加上我一再考虑是否将来还可能不得不回协和去治病，它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而吴承之的想法更简单，「他老是觉得大夫挺好的，像李舜伟什么的，」朱明新说，「我就说他没有忧患意识，老是从好的角度去说。」

因为再不起诉时效就要过期，朱明新夫妇最终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了官司。而这之后的听证过程中，朱明新发现协和不但不承认自身有过错，还在《卫生报》刊登文章，将朱令得以生存描述为协和的功劳，「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在其提供的证据中，朱明新更发现不少与事实有出入，诸如协和要求公安开具了一份描述其救治过程中无法找到检验铊的部门的证明，而朱明新发现，这是在朱令已被确诊铊中毒之后才开具的；协和还要求陈震阳所在的劳卫所的一名专家证明劳卫所无法进行铊检测，而陈震阳事后告知朱明新，这个人在检测当时根本就不在国内。

朱明新是被逼着进入了这场司法硬仗：「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协和一再地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我的决心也就愈来愈坚决，直到后来，变成了我是家里唯一坚持要打完这场官司的人。面对的压力是他人难以想象的。」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以个体对抗集体，尤其是国家级头号权威，力量之悬殊可想而知。朱明新后来十分后悔自己当初没能复印下女儿的全部病历，「那时候就觉得挺贵的。」后来希望再去复印，已经无法拿到核心的关键内容了。尽管如此，当时的朱明新依然觉得事实清晰，铁证如山，胜诉应该理所当然。

但是事与愿违，卫生局下辖的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做出了协和没有过失的鉴定。朱明新回忆：「意思是虽然怎么着，但是也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于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东城区法院基本依据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说法做为判决的标准，判决书陈述：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但证据不足……」

当年十二月，朱令父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制早报》曾经采访过无偿为朱令一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几位律师，其中律师马晓刚记得，朱明新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知道二审很难打，只是想给女儿一个交代。」

马晓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证据不足，「他们是为了给女儿看病，不是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医疗单据就没有保留。」这也是朱明新后悔没有复印全部病历的缘由所在。马晓刚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案子最大的压力来自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完善，他形容医疗鉴定机构与医院的关系——「当爹的不能打死儿子吧？」二零零零年六月，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受到委托再次进行鉴定，法医刘鑫成为主要负责人。他将所有搜集到的病历资料重新进行了梳理，并重新取证，发现朱明新所说时间和人物的出入不符确实存在，这份鉴定基本否定了协和所自述，曾对朱令是否铊中毒积极寻求检测资源的努力。在二零一三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鑫回忆了在他主持召开的司法鉴定听证会上，自己就此问题与李舜伟进行的一次对话。「为什么提出高度怀疑(铊中毒)？」李舜伟回答，就是因为自己在上世纪六零年代曾接诊过一位同样来自清华的铊中毒患者，印象深刻。「那为什么没有确诊？」刘鑫追问。李舜伟说：「确诊要靠实验室化验资料说话，临床判断只是提供一种可能。」

最终，刘鑫所在的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结论：「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共十万元。

此时的朱令家，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代理律师马晓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各方代理人，包括审判长，都是从道义上来考虑，其实赔偿的十万元对于朱家来说，根本不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婉拒了朱明新坚持要支付的代理费：「我们的律师费不用考虑，非要给的话就用在孩子康复上好了。」

这场官司，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与权力、权威来了个硬碰硬的交锋，朱令家看似赢得了「庶民的胜利」。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觉得赢了。马晓刚曾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

在回答我官司是否算「赢了」这个说法的时候，朱明新苦笑了一声：「没有赢。二审仅仅是做为补偿，不叫我赢，仍然是他们赢。法院的人特别同情朱令这事，但是最后结论还是——(协和)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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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震阳的经验，中毒的情况一般分几类——误食、自杀以及他杀。如果是误食，中毒过一次再来一次，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且不会有来源。」而自杀就更不可能，不会有人用铊来自杀，痛苦地厉害，」陈震阳解释：铊中毒的特点是隐蔽，无色无味，需要几天时间才发病，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一一严重受损，肢体由下至上剧痛，「吃完以后一个礼拜疼得要命了。而且还是两次中毒。头一次已经痛苦地那么厉害了，我再吃一次自己愿意吗？」

人们此刻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他杀，朱令是被人投毒的。

朱明新记得，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傍晚拿到检测结果报告后，她立即去找李舜伟告知情况，并请他以专业的经验分析原因。「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只能是投毒，不可能是意外。」听到这样的判断，之前从未往投毒方向想过的朱明新几乎懵了。

报警，是冷静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念头。朱明新马上问李舜伟，协和能否出面报警。但李舜伟拒绝了。

有些不知所措的朱明新和吴承之商量后，决定打电话给住在清华园的弟媳陈东，让她找清华校方报警。陈东记得，那时已是晚上八、九点，她立即冲到了和自己家只隔一排家属楼的清华化学系副主任薛芳渝家。

此时的薛芳渝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之前一直和李舜伟保持直接沟通的他，当着陈东的面打了电话给对方，告知朱令家属想要报警。「李舜伟的回答我在旁边也听见了，说『协和不报警，你们清华报不报我们就不管了』，」陈东说。

这通电话挂断后，薛芳渝又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和校长王大中打电话，说情况是铊中毒，家属要求报警。陈东记得，两个领导的回答都是「家属要求那就报」。薛芳渝这才给清华保卫处处长打电话，大意是说自己的化学系有个学生铊中毒，现在家属要求报警。

陈东回忆，「当时那个处长口气是很不屑的，那意思就是，啊？还要求报案？」薛芳渝补充说自己向贺美英和王大中都请示过了，书记校长都同意了。「那个处长就说，喔，那就报吧。」

满心以为这样就已经完成报案程序的陈东便离开了。事后才知道，这位保卫处长当时其实既没有立案，也没有向公安局上报。

因为突然得知朱令是被投毒，全家每一个人都彻夜难眠。陈东回想，那一夜自己怎么都睡不着，「觉得中毒太可怕了。」第二天一早七点，她再次跑到薛芳渝家，提出把朱令宿舍的其他人清空到别的房间，把现场保护起来让公安局搜查。但薛芳渝的答复是，「那让她们住哪去啊？学校安排有困难。」陈东记得，薛芳渝还「安慰」她说，马上就五一放假了，她们宿舍的人要去泰山旅游，房间没有人。

无计可施的陈东只好离开。多年之后回忆，她的语气里依然充满遗憾，「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呀。结果后来他们根本没报案也没立案，既没处理学生，也没保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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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底确诊铊中毒之后，贝志城和他的北大同学们仍然源源不断收到来自互联网的各种邮件。

因为男生们被告知，协和对于解铊毒并没有经验，希望能继续寻求国外医生专家的意见。方向有三点：协助找到「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的药量并不多；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对后续治疗不乐观，因为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询问国外是否有经验。

否定掉并不对症的二巯基丙醇、使用普鲁士蓝就是在这时与李新以及一些在美国的医生沟通中得到的治疗建议。

确诊之后的时间里，贝志城和宿舍同学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他记得几个人「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还有的，则要翻译、整理邮件。这个时候接近五一，邮件已高达近二千封了。如何高效、准确地筛选和统计有效信息成为一个大难题：全部是英文，不少还涉及专业医学术语和词汇，数量又庞大，让几位力学系男生犯了难。

因为人手少，当时几个北大同学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找清华朱令的同学帮忙。贝志城的同学吴向军在多年后跟我提及这段故事的时候自嘲「当时的想法很天真」：想着朱令是清华的同学，清华英语好的人很多，而且做为她的同学们，对于自己的同学生病了做出一些帮助，应该是比较合理、天经地义的。」

在清华有很多老同学的吴向军便自告奋勇和贝志城一起去了清华校园，后来发生的事情成为了证明「物化二班冷漠」的最著名例子。那天贝志城听说物化二班还在上课，就先回了北大，留下吴向军继续等。晚上回到宿舍的他怒气冲冲地抱怨：「这是什么变态班啊！」

吴向军跟我对话时，虽然情绪不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激烈，但他佐证了这一点。「有个词叫indifferent(冷漠)，事不关己，」他这样总结那个下午物化二班的人留给他的印象。

对于清华十分熟悉的他当天跑了几个地方，首先去的是朱令所在的女生宿舍楼，想法是「因为朱令是女生，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她们同寝室的，关系更好的朋友」。他等到了两名女生，说明来意后得到了「我们明天都订好了五一出去旅游，实在没时间翻译」的回答。这种反应令吴向军有些意想不到，他只好再去找其他同学。

之后，他被领到了当时物化二班的团支书薛钢那里，又被薛钢和另一个班干部带着找到了辅导员。吴向军记得，辅导员的态度不错，在他表达请尽快翻译然后交回给北大他们几个综合整理送交协和的要求后，对方「表示感谢，说会留下来研究啊之类的」。他还记得，自己留下了清楚的联系方式。

但此后，北大男生们再没有等到任何下文。

多年以后，关于当时物化二班究竟是否冷漠躲避、高高挂起，几乎成为了网络上这个班级被裹挟的一桩公案。很多人参与讨论，说法不一。

二零零五年，孙维在天涯第一次打破沉默发表的长篇声明中提及了这个细节：「九五年四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告诉我们说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他们收到太多的电邮回信，希望我们帮忙翻译。我和另外两名同班同学马上去报告了系领导，并和其他几个女生一起连夜翻译。」值得一提的是，孙维还在声明中剖白说自己对朱令之前长时间无法确诊很关心，她说由于母亲是医生，她还把朱令的脱发、皮肤疼、腿疼等症状告诉了母亲，「让她帮着分析和打听」，母亲的回应是「可别是红斑性狼疮」。

显然，孙维提到的北大同学就是吴向军，如果孙维正是他当时遇到的表示五一假期要旅游、没时间翻译的女同学之一，那么她的表述就与之矛盾了。在天涯的评论区，有网友质疑，如果孙维当时真的参与了翻译，应该立即就看到了大量推断是铊中毒的回复，如果她真的如此关心朱令，如此为室友遭受痛苦又不能确诊忧心，为什么不立即告知朱家和医院救治朱令，而要提什么红斑性狼疮呢？

班长张利则记得自己参与了翻译。「材料是薛钢拿过来的，他当时就找几个英语比较好的同学。那种计算机纸，两边带孔的，每人分一摞，大概几厘米厚。」后来担任专业翻译工作的张利在本科阶段英语就非常突出，他印象中当时北京各个院校都已放假，自己专门在五一假期去北医的同学那里借了医学词典，然后带回家翻译。据他回忆，翻译完的资料他交回给了薛钢，而薛钢又交给了老师。

在天涯成为围绕朱令论战的战场后，贝志城曾公开指责物化二班同学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冷漠自私，毫不掩饰他对于表示五一要旅游的几个朱令室友的愤怒：「要知道她们是朱令的同学，而我的北大同学跟朱令素昧平生，在这件事情上却经常通宵熬夜处理邮件。所以，我对朱令的女同学和清华有很深的成见，就来自于此。」

团支书薛钢则回帖反驳说：当年五月一日之前，他接手邮件后就把邮件分发给班上很多同学翻译，其中包括孙维，并且隔天就交给系里转交给了协和医院。

清华的同学究竟有没有、有哪些参与了翻译，成为一个始终没有人说得清楚的谜。物化二班在大一英语分班考试后进入高级班的只有五人：朱令、孙维、薛钢、张利及一位用童宇峰的话说「埋头学习，很少参与班级政治」的女同学徐冉。童宇峰后来曾表示，当时大部分物化二班同学对于帮助朱令的翻译活动毫不知情，他询问过徐冉，也得到她「没有参加过翻译的印象」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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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校庆日是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一九九五年的这一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校庆加上五一，再加上春假，尽管当时还没有开始实行后来中国人熟知的调休「黄金周」，这个悠长假期也一直放到了五月四日。

五日是上班的第一天，陈东记得接到了朱明新的电话，「说清华的派出所给他们打电话约他们下午去谈，让我跟着一块去。」

此时的朱明新和陈东都以为这是五一放假前的报案有了反馈。直至到了清华派出所才被告知——放假期间，朱令宿舍发生了盗窃案。派出所通知她们来是告知相关情况同时做笔录的。公安局十四处的民警李军告知朱明新，宿舍里钱散落在地上，窃贼似乎意不在钱，只丢了一些日用品。叫她们来是想问清楚朱令有些什么东西，再对比宿舍里剩下的物品，得出丢失了哪些东西的推论。这次讯问中，民警并没有告知朱明新和陈东宿舍里究竟丢了什么。

陈东记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薛芳渝才通知她去看朱令物品的清单。她立即诧异，因为「所有跟入口有关的——饭盒、水杯、勺子、筷子、叉子、喝药的瓶子，全都没有了」。陈东回忆，薛芳渝的反应是，「哎哟我没注意，我看看吧。」「他一看确实有这问题，就把那个收起来了，说回去问问，没(把清单)给我。」

当时的陈东还没有意识到，朱令放在进宿舍门口处公用架子上洗澡用的塑胶小筐连同里面的沐浴露、洗发水和一些化妆品也不见了。这之后又过了好几天，薛芳渝打来电话询问陈东，朱令的杯子是什么样，陈东询问了朱明新后告知是一个「不锈钢带把的」。对方回答：杯子找到了，打扫卫生时，在床下找到的。

在朱明新吴承之的日志中记录了后来民警提供的一些细节：第一个报案失窃的人是王琪，有同学看到失窃前最后离开宿舍的人是孙维。而童宇峰记得，有同班同学告诉他看到物化二班团支书薛钢「慌慌张张从六号女生宿舍楼跑出并要求该同学不要声张」。

去过派出所之后，朱明新他们觉得很放心，相信宿舍失窃这么小的案子，堂堂首都警方应该很快就能破案。就连朱令被投毒的调查他们也非常乐观，「几次电话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公安)他们也觉得挺有信心的。毒源也比较集中，觉得肯定能查出来，」吴承之记得。

然而这起看似简单的盗窃案连同投毒案，却都成了谜。在吴承之朱明新的大事纪上记录着：公安到现场，找不到朱令喝水的杯子，后来是孙维在床下找到的。做案现场全被破坏了。

在朱令父母的大事纪中，摘抄了老公安王补在一九九八年写给公安局长的一封信，对于这次失窃案的疑点做了全面性的梳理。

最近我和吴承之，朱明新夫妇见面时，再次讨论了这一推论。大家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朱明新还补充了一个情节：一九九四年十月朱令有一次有一只眼睛暂时失明，经检验治疗一、二天后复明。如果这一推论成立，有可能是由浴液侵入一只眼睛造成的。这样第一次投毒时间可能推前一个多月。次日，我和陈震阳通了电话，陈震阳的意见是：这种想法「不能拒绝」「但如何证实？」「如果皮肤上有伤口，则吸收更多。」

五月七日上午该宿舍发生一宗蹊跷的窃案，朱令被盗的物品是一个洗澡时带往浴室的塑胶小竹篮，内放浴液，洗头液和一些化妆品，还有朱令喝水用的不锈钢水杯(后来由孙维在她的床铺下发现，孙维是本案嫌疑人)，听说塑胶小竹篮以后也在别处找到了。当天下午十四处到达现场，通知朱令的父母(吴承之，朱明新)去清华大学谈情况，朱明新谈了朱令所谈她和孙维之间的矛盾。对五月七日宿舍发生的窃案要进行全面的复析。

如果浴液，洗头液一类东西确实丢了的话，则第一次中毒是皮肤摄入的可能性大。对这宗窃案的蹊跷也可以做出点推测了。五月七日是朱令确诊的第九天，中间有两个公休日，但朱令是铊中毒的消息想必在化学系不胫而走。保卫部想封存物品的消息也有可能传到孙维耳中。当时根本不会想到她接触铊的情况，系里会替她保密。把宿舍可能会留下「铊」痕迹的物品转移掉是合乎情理的推论，蹊跷性也可以做出点解释了。至于「滚」到孙维床铺下的不锈钢的水杯里面没有检出铊离子，说明抛杯者是知情的。

第二次中毒，剂量大，症状重，发病急，陈震阳认为是从消化系统吸收的，这有道理。问题是掺进什么食品，饮料？如何掺？朱明新说过去项目组并未详细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据她回忆，当时朱令正在服中药，是假日在家预先熬好，装在瓶子里，朱令每天都到临近楼里的团委办公室，用他们的电炉加热后服用。中药汤是理想的载体。中药瓶的特征？最终下落？要请朱明新很好回忆写出证词。朱明新还说，她还给朱令带过面包，龙牡状骨冲剂等食品，这些也都可以做为投毒的载体。

1指药物对很多种微生物、致病因子或疾病有效。

2运-5是中国第一种自行制造的运输机，其原型为苏联四零年代设计的安-2运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