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进入清华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

在距离今天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一九九二年，一段段看起来拥有明亮而锦绣的未来的青春即将展开。在这里，朱令遇到了另外三个同样优秀自信、雄心勃勃的女孩。

开学第一天的傍晚，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九二班(后来简称物化二班)的二十九位本科新生们坐在清华园著名的荷塘月色中，开始第一次集体活动：老师让每个人用家乡话介绍自己从哪里来。

北京人总是对北京人最敏感，北京考生张利很快记住了同班同学里，张磊和孙维同样来自北京。他记得，从内蒙迁来北京多年的张磊顺口说了句粗口「丫挺的」，孙维立刻打断：「这是骂人的话！」后来，孙维给张利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是个「挺开朗挺幽默，平易近人」的北京女孩。

这一天的上午，物化二班新生们在清华的主楼广场举行了开学典礼。一九九二年的中国，在伤痛后的迅速倒退和全社会的心有余悸中迎来了邓小平年初的南巡。此前的三年里，「防止和平演变」成了媒体上津津乐道的口号，私营经济带上了姓社姓资的帽子原罪，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改革的快速回档让整个社会迷惘困惑。强人用个人魅力试图一力扭转失速的社会，「春天的故事」带来了蝴蝶效应。个人主义重新萌芽、对于创新和自由的渴求在艰难摸索中顽强寻找着生机。这一年，万通六君子们开始在海南淘金，这一年，不少对政治改革心灰意冷、对体制不抱希望的人咬牙尝试「下海发财」。

然而校园里，「愈左愈安全」的氛围和今天的中国社会颇有些相似。尽管年初南巡时邓小平已经放了狠话：「警惕右，更要防止左」，但历经磨难、教训无数的中国人依然将信将疑。不同于北大学生更认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观，清华校园弥漫着一种培养又红又专、听话放心的人才的氛围。有清华学生记得，九二级开学前的暑假，学生党员提前入校，后来很多就成为了团支部或班级学生干部，「应该是被当作后备人才培养的」。而据当天的清华校报记载，物化二班的新生们和另外二千一百四十三名清华新生一起聆听了一位新生代表全校师生做的一场关于「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题发言。

女生宿舍六号楼一一四室等到了它的主人们——来自北京的孙维和朱令，来自陕西宝鸡的王琪，以及来自新疆昌吉的蒙古族女生金亚。缴纳完一百二十五块钱住宿费，这四个原本天各一方的女孩，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共度五年双十年华的青春。

这是一间九零年代初大学校园最常见的简约宿舍。两张钢架上下床在窗户两侧靠墙而立，临近门口一边放着女生们摆放洗漱用品和洗澡塑胶篮子的桌子，一边是放着隐形眼镜药水和其他用品的公用架子。

孙维和朱令都选择了上铺，金亚睡在孙维的下铺，王琪则在朱令下铺。朱令的水杯常常放在两个上下铺之间临窗的桌子上，即使躺在上铺，她也伸手就能够得着。对着墙，她在床头立起了一个小架子，放一些比如文艺演出时化妆用得着的唇膏之类的小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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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的大一生活很快展开了。曾经在新生自我介绍时记住了张磊和孙维的北京学生张利，很快记住了班上另一名老乡——朱令。那是新生运动会上，本身个子高、练田径、身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张利被朱令在跑道上的身姿给震住了。「她跑的时候那个姿势太漂亮了，动作非常的舒展。」后来张利才知道，她还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朱令的耀眼不仅仅在运动场上。她高号修长、皮肤白皙、气质出众。张利记得，和自己同一宿舍的团支书薛钢曾经指着一本杂志封面感慨：「真像朱令啊！」他拿过来一看，发现那是当时如日中天、从北京到香港发展的歌星：王靖雯。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利曾形容自己「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天生丽质的她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号的身材、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她参加礼仪大赛。」

这种「明星气质」或许来自于从小的艺术熏陶，班上的同学们很快知道，朱令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她会弹钢琴，还学习了偏门的民族乐器——古琴。从那以后，班级有文艺活动任务需要组织，她都会成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最佳人选。

在一九九二年时读大四的清华大学民乐队队长邢剑锋早在朱令入学前，就已经听说过她。民乐队在前一年放寒假前广泛了解可能入读清华的新生中有哪些民乐苗子，然后给这些中学发通知，鼓励被挑中的孩子们参加冬令营特招入学。「民乐队很快听说北京有个女孩是弹古琴的」，邢剑锋记得。当时练习民乐的学生中学习古琴的很少，他觉得清华民乐队如果能够有古琴演奏的话，演出内容就更完整，「所以满心期待朱令在寒假就到清华参加冬令营。」

然而朱令并没有出现。关于原因邢剑锋和朱明新的记忆有出入，朱明新回忆起这件事时记得当时曾经问过朱令，她的回答是学校希望成绩好的人参加高考，考出高分把平均分数拉高，所以就没让她参加艺术类特招。而邢剑锋记得是因为一个高中老师说朱令水平还不行，倔强而自尊心强的她就自己赌气放弃了机会。

殊途同归。之后参加高考顺利升入清华的朱令心心念念的第一件事依然是——加入民乐队。开学不久，她就主动找到了民乐队的排练场地。邢剑锋记得这个清秀灵气的女孩兴冲冲地来问自己能不能加入，「当她自我介绍说了她叫什么、哪里考来的、会什么，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喔！这就是之前我们想招的那个朱令。」

二十多年前的清华民乐队，规模小，水平参差，多数成员是入读清华之后出于兴趣才开始学乐器的。偶尔凤毛麟角的几个从小就精通民乐的艺术特招生，则时不时会在排练的时候「摆架子」、「耍大牌」。所以，朱令的珍贵可想而知——她是当时第一个「主动送上门」，水平又非常出众的非特招学生。很多民乐队的人记得当时朱令的形象：清新的短发，飒爽的运动服，身材高号结实，脸上笑容总是自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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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回忆入学清华的感受是——自卑。做为一个北京考生，他来自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对于物化二班另外几名北京同学有一种「敬畏感」：「他们都是四中的、汇文的、师大二附中的，在北京那是如雷贯耳。所以当时我基本上就是仰视看他们。」

被他放在第一顺序强调的北京四中，正是朱令室友孙维的母校。一九八九年九月，当朱令在失去姐姐的低落中被保送进入汇文中学读高中时，同样十六岁的孙维开始了在这所著名百年学府的高中生活。

一所中学为什么会如此让人向往，或许可以从诗人北岛的欣喜中窥见一二：「一九六五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

这是一所有着英国贵族学校影子的中国中学，入读的孩子们成长在皇城根儿下，享受着中国其他地方同龄人难以企及的资源和优势。中共政界中，不少红二代就毕业于四中，从林立果到薄熙来，从刘源到俞正声。它更在文革时有着「红墙子弟云集的权贵学校」之称，颇有点中国的伊顿公学的味道。

事实上，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里一篇传播广泛的深度文章里，著名的中国通记者帕尔默(James Palmer)就曾把北京四中和伊顿公学相提并论。嘲讽西方的教育从业者天真地相信北京四中代表着中国公立学校的普遍状况，而对于中国城乡之间、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巨大的教育资源鸿沟一无所知。

即使在后来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全面吹拂，愈来愈多经济条件许可的北京居民为自己孩子选择国际学校的时代，四中依然保持着它对中产乃至名流的吸引力。李亚鹏给自己的继女窦靖童选择的学校就是四中，原因是担心她从小在国际学校长大，会「欠缺点东西」。媒体的报导中提到，这位彼时知名度极高的明星都在校外站了两个多小时才能见上校方，可见这所中学的名声让家长和学生们趋之若鹜。

进入四中的孙维同样背景不凡。她的爷爷孙越崎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工矿业的泰斗和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中华民国工商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孙越崎带领资源委员会「起义」，投奔新政权。文革中，孙越崎失去人身自由，工资停发，被以「特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煤炭工业部顾问。

在九零年代媒体的报导〈认定「资委」起义，感慰百岁老人——江泽民关心孙越崎〉中，梳理了孙越崎的「起义」：「解放前夕，当国民党政府准备撤离大陆时，曾密令将国库所存的黄金等大量国家财富运往台湾，并命令政府各部门将所属的重要物资、档案及技术人才运过海峡。但是，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极为重视并亲自督运的政府重要部门——资源委员会，竟全体留在了大陆。做出这一爱国义举的人，就是痛恨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敬佩共产党的建国主张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

这场起义，为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刚刚启动的经济建设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包括几万名工程技术管理人员和大量完整的工厂、矿山，「为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在建国后从「三反五反」到十年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孙越崎和其他资委会的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有的被抄家，有的被降职，有的划成「右派」，有的成了「潜伏特务」。孙越崎本人则在「三反」后离开北京，被发配到了开滦煤矿，长期没有具体工作。

八零年代后，得以被平反冤假错案的孙越崎先后历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还被国务院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顾问。

一九九八年第二期的《纵横》杂志曾刊发长篇通讯，记载了孙越崎一九九二年的又一桩「义举」：亲笔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恳请中共中央重新审议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江泽民收信后「十分重视」，还在三月十六日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会谈和共进晚餐。

席间，江泽民提出，由于「起义」一般指的是军事方面，而资源委员会是文职人员，「可以按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算，也即享受离休待遇，这是高于起义人员待遇的。」他还当场提出，「孙越老这些年一直是副部级待遇，也是几十年的委屈了，现在改为正部级。」更当场要求有关部门的领导一定照顾解决好孙越老医疗、用车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这篇有着九零年代初鲜明时代烙印的通讯，最后一段的内容是关于孙越崎去世的状况：一九九五年年末，「孙越崎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辞世而去，享年一百零三岁。一千多名各界人士赶到北京八宝山公墓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江泽民总书记送来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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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的堂伯父孙孚凌(孙越崎侄子)则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市地震局下属的某公司第一任法人代表，母亲陈懿德则是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朱令父亲吴承之同样就职于北京市地震局，在下辖的分析预报中心做工程师。两位父亲的单位不在一个大院，位置一个在八宝山，一个在三里河，并没有交集。后来吴承之听到其他同事告诉他，孙维考上清华的这一年，孙大武倍感自豪，有同事提到单位里还有另一个子弟也考上了清华，孙大武曾很不屑地说，「那个成绩不怎么样。」

孙维在北京四中的高中生活详情如何并不清楚，但据她的初中同桌、后来同样考入清华的张黎利回忆，她从中学到大学都喜欢穿红夹克，「英语很好，性格刚硬，比较强势。」在张黎利的回忆中，还有一个人物使得他和孙维的关系多了一条牵扯——他大学阶段在清华计算机系的同学，后来成为孙维丈夫的谢飞宇。谢飞宇同样就读于北京四中，与孙维同班，两人相识于此，又双双考入了清华大学。

在八零年代的中国，所谓「官二代」还远非像今天这般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彼时的张黎利对于孙维的显赫背景一无所知，多年后回忆，他记得孙维跟他讲起一九八九年那个初夏在自己家楼下看到坦克的情景，他才后知后觉想起，复兴门外大街，「那是部长楼！」

但在清华，不少同学都对孙维的家庭情况有所耳闻。孙维的衣着打扮显得时髦大气，明显看得出条件优越，仪态不凡。但几乎所有同学提起孙维，印象都是「尽管是高干子弟，但是没什么架子」。

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远没有当今这般严重，学生中不少都清高孤傲，尤其是不担任学生政工工作，闲云野鹤，对于读书文艺更感兴趣的人。用同学潘波脱口而出的粗话说，那时候「我们不太打听这些。朋友中那么多高干，我们屌都不屌他嘛」！

但物化二班的班干部群体，则是另一个圈子。张利记得，大二时身为班长的他被孙维邀请到她家做客。普通家庭出身的他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一直听别人说孙维的爷爷很牛，我们到那一看，老爷爷精神很好，而且一点架子都没有，跟我们握手啊。他当时已经九十九了！」

张利说，团支书薛钢表现出的羡慕和震撼就更直观，「他说人家跟江泽民握过手呢，等于你跟江泽民间接握过手啦！」——不少到过孙维家做客的人，都对她家里挂着祖父孙越崎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印象深刻。

做为中国能源工业的泰斗级人物，孙越崎在石油界分量极重。九零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快速地从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的时刻，大学校园里「精致利己」成为主流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物理化学专业的学生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地羡慕乃至接近这个有力量影响甚至改变自己命运的家庭，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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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和金亚比一九七三年出生的朱令和孙维小两岁。用朱明新的话说，北京上学年龄卡得死，不能早读书，而其他省分相对比较松，这使得在班上年龄偏大的朱令颇有些紧迫感。

王琪的父母是在陕西宝鸡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工人，分别来自山东和河南。在五年后的毕业纪念册上，王琪把自己那一页的「生长地」一栏形容为「八百里秦川中的一座小城」。而金亚则是从新疆建设兵团天山化工厂所在的小镇考进了清华，入学时是第一次到北京。

据《博客天下》报导，王琪记忆力超强，学习成绩出众，有着「小计算机」的绰号。接受采访时，她们家的邻居回忆：「别的孩子学习时，抱着课本死记硬背，王琪从来不这样，家里书本扔的到处都是，她随便捡起哪本就看哪本。」毕业纪念册上，王琪描述自己的爱好是「广而无专，上山下乡，无一不爱」，崇拜的则是「有性格，有实力」的人。

相较于北京考生，从考生众多、招生名额有限、竞争相对激烈得多的外地省市考上清华更加艰难。据一位王琪中学的老师对媒体记者回忆，高考前，王琪本已保送清华，但她放弃资格，执意参加高考，最终依然考取了。从清华毕业的时候，她选了一张手肘放在膝盖坐着的照片印在毕业纪念册上，短发，戴着眼镜，看起来是一副普通好学女生的外表。自我配的句子是，「我坐在这座高山，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

如果说北京大妞孙维和朱令性格活泼外向，那么另外两个相对内向的女孩里，金亚要比王琪显得更加内敛。不少同学对她的印象都是并不显眼，也比较沉默。一九九二年，从新疆昌吉直达北京只有一趟T70)次的旅客列车开通，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趟旅程也要花去两天一夜，整整三十四个小时。在毕业纪念册上，短发的她看起来容貌清秀，留言中形容自己大学五年「没有变的是不甘平淡的心情」。

关于四个女孩的关系是否融洽，不同的阶段迥然相异，很难用简单一句话来形容。据媒体报导，她们曾拥有一本共同书写的舍志，这是出自朱令的主意，以记录宿舍有趣的点滴。早期，朱令曾不止一次告诉母亲朱明新：「跟她们在一块儿特别好玩。」至少在起初，同样来自北京的孙维让朱令感觉更投缘，朱明新记得朱令很快就跟她提及宿舍有另一个北京女孩：「她说都是北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愿意跟她做好朋友。」男生潘波也记得，大一时他逃了理工科专业同学们普遍不太重视的法律选修课去图书馆赶作业，没想到碰上了朱令。他问她怎么也没去上课，朱令的回答是，「我让孙维帮我签到了。」

但是这种良好的氛围似乎没能维持下去。朱令高中三年的闺蜜、后来到了北大读文科的胡雪逸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在大学阶段也时常和朱令见面的她，曾经跟随朱令到她清华的宿舍取东西。她记得宿舍光线不好，又黑又小，让人觉得压抑，「进去以后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互相之间也不说话。感觉很冷漠，气氛特别不好。」不自在的 胡雪逸只待了十分钟，便和朱令一起匆匆离开了。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孙维曾经出现在天涯论坛，以「孙维声明」的网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其中用几句话描述了宿舍四个姑娘之间的关系。「我和朱令没有任何过节，但确实和另外的舍友们更亲密，主要是因为朱令交游广泛，社会活动非常多，又是校内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在社团的时间多，在宿舍的时间少，即使是在朱令第一次生病后返校期间也仍然每天去文艺社团的宿舍楼煎药。」

随后十几分钟之内，金亚和王琪都进行了跟帖，为孙维辩护。其中，金亚以网名「太阳正暖」这样描述，朱令「来往的朋友很多。可能是因为训练、排练和其他活动都很多，基本上在宿舍的时间很少，到大二以后，一般都是在十二点关楼门之前才回来。并非是像大多数人的大学生活那样，同宿舍的吃住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多。可以说，朱令和同宿舍同学，或是同班同学的生活有交集，但不相交的部分比很多人要大」。之后，金亚还强调「孙维和朱令并没有矛盾」，但承认「朱令因为在宿舍的时间比较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亲密」。

王琪以网名「for the truth」(「为了真相」)发表的一段话似乎能更清晰地看出这间宿舍四个室友关系变化的轨迹：「朱令在宿舍待的时间很少，大一时在有限的时间里大家还会一起聊聊小说，记记宿舍日记，还算开心。朱令生病的时候，舍友去给她念舍志，她总是听得很高兴。以后因为朱令一直练琴，参加了社团，大多数时间开始在外面活动，也有了男朋友，很少参加班里的活动，晚上很晚才回宿舍，因此除了上课以外和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自从她进入社团以后，我们聊天的机会愈来愈少，关于她在外面怎么样也少有了解，她离我们的生活愈来愈远，班级活动也很少参加，在当时我们班的同学中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明显的，宿舍除了朱令以外的另外三个女孩关系要亲密得多，她们在学生时代就互相亲昵地起绰号互称「小猪」，这个习惯在后来十几年都奇特地保持了下来。多年之后这个「小团体」的来往邮件中，依然用英文称呼彼此为「piglets」。

在天涯的帖子里，金亚也提及自己「好几次」去过孙维家，形容「我觉得是很有教养的家庭，很热情真诚」，她承认自己知道孙维的「高干背景」，因为「她(孙维)很佩服和尊敬她爷爷，自然有时候也会谈起她爷爷的一些事情，但从没让我感觉过她是在炫耀这些东西」，赞赏孙维周末回家都是骑自行车，从没见过让小车接送。

朱明新记得，女儿曾告诉过她，孙维会邀请「需要的人」去家里玩，金亚和王琪放假回家之后返京的时候，还会「早上去接火车，接她们去，这种动作挺多的」。形容她能够做到「意思不直接说出来，但总是给别人造成一种影响」。

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大学毕业之际，物化二班的同学们穿上白衬衫，男生还打上了红领带，在被清华学生称之为「二校门」的清华园拱门前合了一张影。照片上，孙维、王琪和金亚挨在一起，头向彼此歪着，亲密地互相挽着手。而此时的朱令，已经无法参加这样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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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的朱令很快投入了她热切期待的大学生活。在九零年代初，理想主义遭遇重击，伤痛初愈，精致利己的实用主义成为了伴随新一代大学生的主旋律。从一九九零年开始的几年间，北大和复旦的学生要进行整整一年的军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成了当时大学生有意躲避和冷淡对待的话题。出国深造，则是这些顶级象牙塔里人人心照不宣的最高目标。从那时开始，清华北大校园的海报墙上刷起了满满的英语培训广告。后来延续二十余年直至今天，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参加完毕业典礼便争相冲出国门。

一入学便在英语分级考试中进入高级班的朱令和孙维也不例外，英语基础拔尖的她们都曾表露过希望毕业能够出国留学。在辅修第二外语初初成为时尚的年代，朱令选修了德语，「因为德国的化学工程是全世界最好的」。而孙维的选择则是法语。

大一大二的学习任务算不上沉重，有机、无机、分析和物化是四门主修大课。其中更抽象的物理化学科目相对较难，由时任化学系副系主任薛芳渝执教。而分析化学相对偏实践，男生左晨后来曾在网帖中回忆，一九九四年春天，即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同学们就是在分析化学课上学到了重金属元素「铊」的特性——剧毒：「在讲重金属离子的分析时，授课的郁老师提到六零年代清华工程物理系曾发生过一次铊中毒事故。当时学生在打扫一个闲置很久的通风柜烟道时吸入了少量铊的氧化物，当晚就死亡了。」左晨记得，授课的郁鉴源教授当时的用意是提醒学生在实验室工作时要注意安全。

物化二班的同学们在各自的高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学霸，各省的状元也有好几个。强手如林聚到一起竞争，不少以往习惯出类拔萃的人难免会有失落感。张利记得，高中阶段连第二都很少得的自己在开学第一次摸底考试竟然考了班上倒数第一。这使得他郁闷不已，暗下决心要花最大的精力「刷题」，把成绩提上去。

而朱令则属于完全相反的类型，学习方面显得轻松不费力，成绩却能在班上处于不错的位置，这让极为刻苦的张利羡慕不已。大二之后物化二班学生开始进实验室参与专案，潘波记得自己当时和朱令一起进行有机实验。不同于以往的课堂实验，每个学生会得到一个命题，然后自己去查资料、想办法，独立完成实验设计。「朱令经常来，做得很快，」潘波说。张利和朱令实验台相邻，也记得朱令做实验又快又熟练，他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把朱令比喻成一个有天赋的新厨师，「做一道新菜品，边看菜谱边做，竟然色香味俱全，比把菜谱烂熟于心、常做这道菜的我做得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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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很多在实验室、自习室、寝室每天三点一线往复折返的理工科学霸，朱令的大学生活还充斥着其他丰富的内容。每天上午两节、下午一节大课之后，伴着清华西大球场高音喇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她会参加体育锻炼。而夜幕初降，当张利他们开始晚自习的时候，她的身影通常都出现在文艺社团。

重中之重就是民乐队的活动。邢剑锋记得，当刚上大一的朱令主动找到高中阶段错失冬令营机会的民乐队时，做为队长的他有弥补了遗珠之憾的感觉，「她钢琴的基础很多年，又有古琴演奏水平，所以很快就通过了面试。」

在邢剑锋的印象中，朱令性格活泼，悟性也很强。民乐讲究合奏，而古琴是独奏乐器，所以乐队当时还安排朱令伴奏。据媒体报导，朱令当时得到的第一个曲目是清华民乐队的传统曲子——〈老虎磨牙〉，角色是负责小镲，这是一种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互击体鸣乐器。除此之外，朱令还被安排从头开始学习中阮。这是一种简单易学、适合多人合奏的乐器，零基础的她很快就上手了。从一九九二年入学时的刚刚入门到一九九四年「一二·九」专场演出，她在大一大二两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了民乐队的中阮首席。

对于这种成绩，邢剑锋归结为朱令「很聪明，同时还很刻苦」。他记得朱令学习中阮的同时，每周六还骑车到小西天上古琴课，「老师是古琴大师孙桂生，她又介绍给我，我学的是箫。我们一般一去就是一下午。」学习结束就是自己用功练习，「每天至少两个小时。」

同样在清华积极参加文艺社团活动的潘波是管乐队的长号乐手，他记得自己的练习频率是每周两次。除了小课，还有几个人之间的配合排练以及个人练习。而相对管乐，民乐需要的练习强度要更大。他将朱令的出众归结为勤奋、投入以及对自己的高要求：「只要在乐团待过都知道，独奏的成员水平肯定都是比较高，也是大家很认可的。」

九零年代初，清华是中国校园民谣孕育的地方，老狼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校园乐队「青铜器」，高晓松厌倦了清华合唱团，开始尝试创作，李健和卢庚戌抱着吉他，渐渐有了「水木年华」。二十多年后的二零一三年，已经闻名大江南北的李健在微博中回忆，曾经和朱令一起上过一年的音乐课，「记忆中她是很清秀的。」

对于年轻人而言，对音乐的热爱往往意味着美好和明亮，朱令也不例外，民乐队成为了她大学生活最大的快乐源泉。高中闺蜜胡雪逸记得，朱令曾不止一次跟她提过，和民乐队的朋友更加投缘。」朱明新也记得，女儿说过，「每天到食堂打饭，碰到民乐队队员就会挤在一起吃。」

「参加民乐队的学生，水平也都不高，大家仍然很开心，就是因为氛围很好，」邢剑锋形容，民乐队对于这些清华学子有着减缓压力和心理疗愈的作用。「如果不是参加乐队，真的不知道这五年会多痛苦。因为每个学生，能考进来，肯定在班里是前几名甚至于一直是第一名，老师也喜欢，同学也仰慕。我们功课很紧张，每学期考试都有排名。每个班只能有一个第一名，也一定有一个最后一名。如果你是那个倒数第一，你怎么办啊？」

很快，朱令还在民乐队收获了爱情，男朋友是比邢建锋还高一级的乐队资深骨干和前任队长黄开胜，比她高四届，担任曲目〈老虎磨牙〉里的「老老虎」角色。

同样有兴趣进入民乐队的孙维却没有那么顺利。大一刚开学不久的第一次招新面试，她未能通过。身为好朋友和已经对乐队相对熟悉的朱令于是决定帮她实现心愿。

邢剑锋记得，当时乐队在清华的西阶梯教室搞了一个小型音乐会，对全校公开。身为队长的他，演出结束时负责组织收拾乐器。这时朱令拉着一个女生走过来跟他说，这是我一个宿舍的室友，特别想参加民乐队，第一次考试没考过，让她加入吧！」

考虑到当时民乐虽然对基础有一定要求，但更希望吸收一些有兴趣的苗子，慢慢通过努力练习提高，邢剑锋就同意找时间让孙维再去排练场地做一次测试。之后很快就把她招进队里，同样从头开始学习相对容易上手的中阮。

至少在大一大二，这一对室友都经常参加民乐队的各种活动。乐队规模逐渐大了之后，中阮演奏者被根据水平分成了一队二队。两个女孩虽然几乎同时开始零基础学习中阮，但朱令由于音乐基础较好、悟性也高，演奏水平进步较快，进入一队，后来成为了首席；而孙维，则分在了二队。

但邢剑锋印象中，两个女孩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曾经一起演奏过。他提及，民乐队的成员由于兴趣一致，相处都十分融洽，经常举行各种聚会和集体活动，有一次去北京郊区的十渡郊游，她们还都参加了。

但在母亲朱明新的视角，这两个女孩在民乐队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朱令慢慢觉得孙维总是给她使绊子。」她记得女儿曾提及一个细节，中阮老师来授课的时候，认真的朱令往往在前排认真地学，而孙维会说「她学得挺好，都已经会了」，便把朱令挤到后面去。她记得朱令曾经少有地跟她抱怨：「为什么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母亲相信，嫌隙在这个时候便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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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朱令的物化二班同学都记得，由于民乐队密集的排练和演出，她非常忙碌，给大家留下了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印象，这让朱令有不小的心理压力。朱明新记得，她感到女儿和孙维出现嫌隙的时刻，都与之相关。一次民乐队原定好的排练被临时取消，朱令便索性利用这个时间抱了古琴自己去北太平庄找老师练琴。事后她得知，同在民乐队的孙维回去告诉班上同学，当天民乐队活动取消了。朱明新觉得，这会给同学们暗示，即使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回来参加班级活动。

朱明新印象中，当时的清华学生都很「听话」，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大家都是听领导、团支部书记或者校方的安排，如果不参加班里活动不太好。」她记得朱令曾经提到过，班干部会给她压力，「嫌她班级集体活动参加得少。」

作为班长的张利证实了朱明新的担忧。在他眼里，朱令有点游离于集体之外，身分更象是一个文艺特招生。「你是一个班级的活动组织者，她经常不参加你组织的活动，你是什么感觉呢？」张利说，「比如我们开班会，她就很少参加。」

但张利的印象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是一九九三年六月，期末考试即将来临，正巧他过生日，被初入清华的沉重学业重压了一年的物化二班同学打算借这个机会放松一下。踢了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男生们买了草莓蛋糕，邀请女同学一起参加派对。张利记得，朱令专门赶来，还向他敬了酒。

潘波也记得班级的一般工作朱令参与的不多，但并不同意她高傲冷漠和有意缺席的说法。在入学之后的第一个全校一二·九合唱比赛，音乐才华突出的朱令被大家推举成为了物化二班的指挥。她毫不推辞，着手组织大家排练，安排细节，还要让平时不怎么唱歌的理工科同学们从零开始学会分声部、唱重唱。「花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我们班名次也很好，」潘波说。

在大多数人按部就班、乖巧驯顺的环境里，在大多数机会和由之带来的利益由班级推荐、院系审批的清华园，朱令这种显得缺乏城府的性格多多少少有些吃亏。同学童宇峰曾经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描述物化二班同学之间的矛盾：党员干部、团支书是「第一世界」，和他们关系走得近的人是「第二世界」，其他同学则是「第三世界」。他记得大一第一次奖学金评定，就因为评分中除了学习成绩还有相当权重由同学互评和政治辅导员打「德育分」组成，结果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为德育分低没有拿到相应的奖学金，导致同学中嫌隙陡生。「名义上是辅导员给分，实际上就是由党员干部打分，再递交给政治辅导员祁金利审批，」「当时特等奖是一千还是多少，而一九九二年一个月的伙食费才六十多。」

朱明新记得，当时学有余力的女儿希望选双学位，再进修一个辅修专业。一向自信乐观的她自己感觉良好，但报名之后却没能获批。「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班里的班干部不批，」朱明新叹了口气。

1 此处指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南巡时，要求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相关历史后来被写入著名 歌曲〈春天的故事〉。

2 中国六位后来在房地产领域叱咤风云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