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实与神话（4）

但是如果你将他们视为“封建”中产阶级家庭的原型，代表的是以土地为资产的精英阶层，那就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带到贵族阶层中的许多行为方式的动机都是出于商业考虑。起初，他们购买土地用于投资，希望能借此获得经济回报；他们修建大房子，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运营考虑，作为向企业界展示自己好客作风的私人酒店；内森的儿子和孙子们甚至将购买赛马当做是一种有趣的投机性投资，他们赌马的方式与股票市场中的操作手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直白地说，混杂在权贵阶层之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些人手握大权，掌控一切，而且从非正式社交场合获得的信息并不比与大臣们的正式会议获得的少。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们比任何贵族或中产阶级家庭都更忠诚地团结在一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维系自己头上的“王冠”。与那些走出众多欧洲国王的庞大家族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族内通婚的偏爱近乎极端。他们一直沉浸在一种自我感觉当中，即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欧洲犹太精英阶层中是这样的。从这方面讲，同时期人们称呼他们的，诸如“犹太人之王”这样的词语包含着重要的真实成分。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以及行事处世的——如他们的信中出现的“我们神圣的家族”，这也是许多没那么富裕的犹太人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

与欧洲和中东犹太教以及犹太社区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最迷人的主题之一。对他们以及19世纪移民到西方社会的众多犹太家庭来说，融入定居国的社会生活为他们的信仰带来了挑战，尽管有关歧视的立法比较松散，使得他们不仅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也能用钱买到许多他们渴望的东西。不过，无论他们的房子如何奢华，他们的孩子接受多么好的教育，他们仍经常遇到排斥犹太人的现象——从法兰克福暴徒的攻击到贵族们不经意间的蔑视，以及异教徒银行家为“犹太佬”提供的服务。其他许多富庶的犹太家族迫于这些压力，改变了信仰，变成了基督徒。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没有，他们仍然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在自己所参加的犹太社团的各种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就寻求利用自己在各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来改善这些国家中犹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进行着这样的努力，而且还一直在许多他们有业务的国家以及没有经济利益存在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叙利亚）中，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着。至少这个家族的一些成员认为这些无私的活动是与整个家族的成功密切相关的：坚持祖先的信仰，牢记自己“同一信仰的贫穷同胞”，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仅能证明自己对好运的感激之情，也能够确保这种好运持续下去。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家族的历史既是政治史也是金融史：19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囊括在本书中。早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意识到接近政治家的重要性，那些人不仅仅能够决定预算赤字的额度，而且还能决定国内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是影响金融市场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政治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这个家族有时在增强国家的偿付能力方面举足轻重，而且政治家还可以一直依赖他们的情报系统，这些情报几乎每分钟就能更新一次。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的首席财务顾问卡尔•布德鲁斯，以及后来的卡尔•泰奥多尔•安东•冯•达尔贝格（拿破仑莱茵同盟中的大主教）等人建立的紧密关系，是他的儿子们接近欧洲政治家的典范，他的5个儿子与全欧洲政坛人物的交往事例数不胜数。从1813年开始，内森与大英帝国的全权代表约翰•查尔斯•赫里斯确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后者资助了威灵顿当年入侵法国的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在英国的另一个“朋友”是查尔斯•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英国驻维也纳、特罗保（今捷克共和国奥帕瓦）、莱巴赫（今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以及维罗纳议会的代表。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与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以及财政大臣尼古拉斯•万西塔特保持着直接联系；在1830～1832年的改革危机期间，还给威灵顿公爵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建议。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也深入到了皇室内部。内森首先与英国皇室成员确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这得归功于老迈耶精明的“投资”：他购买了摄政王乔治（后来成为了乔治四世国王）和他兄弟们的未偿债务。与英国皇室的这种紧密关系后来又通过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交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利奥波德娶了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他后来成为统治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一世国王。而且，利奥波德的侄儿阿尔伯特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之后，也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财政援助。作为回报，维多利亚的长子继承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的前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紧密关系的政治家名单极为冗长：19世纪四五十年代，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竞选英国下院议员时，不仅获得了辉格党人约翰•罗素勋爵和庇尔党格拉德斯通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保守党人迪斯雷利和乔治•本廷克的支持。后来，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与格拉德斯通的关系变得疏远，但他们与迪斯雷利、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以及约瑟夫•张伯伦和亚瑟•鲍尔弗却是越走越近。19世纪八九十年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以及格拉德斯通的继任者、自由党首相罗斯贝里都在帝国事务方面向他们寻求建议。实际上，罗斯贝里的妻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迈耶的女儿汉娜。

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也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19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与维莱尔伯爵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他们又将自己的忠诚心转移到了路易•菲利普身上；1848年，通过接近共和党上层人士，他们成功地“熬过了”大革命；再后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拿破仑三世的对外冒险主义政策，又暗中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一番斗争。他们在第三共和国里也有一个坚定的盟友：莱昂•赛，他曾四次担任法国财政大臣。在德国和奥地利，萨洛蒙•罗斯柴尔德与梅特涅的紧密关系，在1818～1848年间极其重要，但是这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复辟时代的其他朋友还包括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伯爵以及埃斯泰尔哈吉家族的成员；同时还有（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亲王，教育改革家、外交官威廉•冯•洪堡以及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安•罗特尔。与俾斯麦之间建立联系被证明是非常艰难的，尽管19世纪70年代时，迈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已能够充当“老俾”和伦敦、巴黎政府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威廉二世授予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一枚奖章，表彰他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并视阿尔弗雷德的兄弟纳迪为“一个值得尊敬的老熟人”。

本书的中心目标之一便是要理清这些关系。弗里茨•斯特恩在针对俾斯麦与格尔松•布雷克劳德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历史学家通常羞于承认金融因素在俾斯麦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他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政治人物。奇怪的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度影响力颇大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点也几乎没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修正，他们更喜欢武断地认定而不是通过论证来证明统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或是其附属物）。近年来，研究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于伦敦与帝国关系的认识。但是凯恩与霍普金斯改进的“绅士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金融史中扮演着极罕见的重要角色，对于这个模型来说，这个家族是一个例外，其对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证明理论规则成立的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之后的成员，在西区剧院或在英国变得确实颇有绅士风度，但是在“账房”中，他们仍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们所用的法则和戒律都发源自法兰克福的犹太街——他们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