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实与神话（8）

“我认为罗斯柴尔德，”海涅接着说，“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是现代民主的奠基人之一”：

罗斯柴尔德通过将国家债券体系推至最高位，消灭了土地的统治地位，这样就赋予了财产与收入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把之前土地的优势赋予了金钱。他也因此带来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这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这个阶层所依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极不稳定的——金钱，因此绝不能像之前的权贵那样能够容忍退化和没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取代了旧权贵阶层，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拜物信仰。“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海涅在1841年3月宣称，“而罗斯柴尔德则是他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在开发铁路方面的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1843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财政支持、通往奥尔良和鲁昂的铁路开通时，海涅诧异地描述了这个让社会“震动”的事件，不过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短视性的暗示。此时，从他的作品中能够发现他的一些疑虑，他暗示日益强大的“金钱统治阶层”与以前那些土地贵族在本质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表现出比海涅更为明显的敌意——海涅据传受惠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希望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詹姆斯促成的连接巴黎与比利时的铁路协议遭到了“七月王朝”的猛烈抨击，而且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色彩。阿方斯•图斯内尔的《犹太人，新时代的帝王：金融封建主义的历史》（1846年）一书主要针对的便是詹姆斯在金融方面的举措，这些举措保证了铁路协议的签署。

在某一层次上来讲，图斯内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法国铁路网应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但是，他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资本家”的同时，却没忘提及他们作为犹太人的种族背景——法国被“卖给了犹太人”，法国铁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他是）金融之王，基督教国王授勋的犹太人”。也正是图斯内尔这本书的论点激发了诸多效仿言论。与图斯内尔相像的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和乔治斯•戴恩韦尔》一书的匿名作者将犹太主义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詹姆斯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世界之王，因为今天整个世界都是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代表了整个种族——它是一种权势的象征，这种权势已经笼罩着全欧洲”。与此同时，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是“所有中产阶级以及商业阶层的典范”。此类言论之间的联系以及后来发展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都为世人所熟知。1884年，卡尔•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文章《针对犹太问题》中发表他对“真正犹太人”的看法，他所指的犹太人是指资本家，并不考虑宗教信仰背景。在1848～1849年的革命浪潮中，尽管大部分政权被短暂地推翻，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依旧稳如泰山，这其中隐含的寓意对于马克思来说，再明显不过：“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如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信徒一样。”

到19世纪50年代时，海涅的论断——即罗斯柴尔德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盟友，似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并被一种新的批判言论替代，即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旧有体制的卫道士，还是原始资本家以及经济剥削者。19世纪40年代，更多的革命“左派”作家更倾向于将新的批判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人身份等同起来——尽管这种论调从没有真正解释过为何在经济活动方面，犹太人应该拥有与异教徒不同的态度。（如果只是出于好奇和增添见识的原因需要一个更清晰的解释，说明罗斯柴尔德事业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种族，我们需要再次翻翻迪斯雷利的《科宁斯比》以及《坦克雷德》。）

进一步的甄别是有可能的。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们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犹太人分离开——即上流银行，分别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为代表的“新兴”银行，以及以圣西蒙教派的佩雷尔兄弟为代表所创立的动产信托公司。这样一来，动产信托公司被许多作家刻画成法国财政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地位的“斗士”——即在拿破仑三世期望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方面，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威。与大多数公开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种族言论不同的是，这次刻画的论据让人尊敬：动产信托公司今天有时仍被描绘成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式银行，追求的是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这一点与那些“陈旧的”、以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首的寄生式私人银行截然不同。但是当时许多人——最著名的是金融家胡莱斯•伊萨克•米雷利斯——有时将这种特色上的差异归结为两个家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佩雷尔家族是西班牙系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阿什肯纳兹人，即中欧犹太人）。其他一些人则以更传统的政治术语来看待这种差异：罗斯柴尔德代表的是“金钱贵族”和“金融封建主义”，而他的对手代表的则是“金融民主”和经济界的“1789”（当年最大的事件是《人权宣言》的发表）。以这些观点来看，19世纪60年代动产信托公司的衰落似乎远不只是一个金融事件：它是第二帝国崩溃的预兆。即使在现代历史学中，詹姆斯著名的警句“国王，已是明日黄花”，也经常被引用为波拿巴政权的丧钟，以及彰显上流银行在法国优越政治地位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