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革命（2）

内森为何要去英国？由于缺乏最有力的证据，大多数历史学家采用了内森自己提供的解释——1834年他和下议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联系时提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离开的原因的：

那里（法兰克福）没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所有人居住。我买卖英国货物，一个大交易商就来自英国，他控制了大片的市场：他确实是个影响力巨大的人，只要他卖给我们货物，就相当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但不知怎么，我冒犯了他，然后他拒绝给我看他的货样。在一个星期二，我对父亲说：“我要去英国。”我除了德语，什么语言都不会说。但星期四的时候，我踏上了去英国的旅程……

我们没理由怀疑这个版本的解释完全是虚构的。内森是一个事业心极强、极具竞争意识的人，在他的生意中受到冒犯或冒犯别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不难想象他处理供货商不合作这件事是多么的急切。但是，在许多方面，他这个解释有一定的误导性。他可能是想将自己白手起家的故事浪漫化；可能是迁就某位休戚相关人士的利益（后者更契合内森的性格）。无论如何，他父亲不太可能将一笔巨款——内森跟巴克斯顿提到的2万英镑，相当于1797年资产负债表净利润的两倍——仅仅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就轻易托付给他。不论内森带了多少“启动”资金，认为他只不过是执行父亲指令的想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内森充当法兰克福代理人的身份必须很快被隐瞒，这也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断定，内森一抵达英国即独立于父亲和几个兄弟之外，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业务网络。但是老迈耶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留下的业绩证据却道出了不同的事实：一开始，内森接收从法兰克福发来的指令——实际上，他的哥哥萨洛蒙在1801年受委派前往英国协助他——他也是逐渐地才以自己的账户开展交易。内森早期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寄出的一些信件都签着“致父亲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父子之间的通信很明显比较频繁（尽管仅有极少数保存了下来），而且内森也经常以父亲的名义给萨洛蒙位于伦敦的公司写信，即萨洛蒙与哈曼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负责法兰克福公司在英国伦敦的保险以及银行业务。这个时期的通信通常以这样的词句开头，“父亲希望我写信给你”或“根据我刚刚从父亲那里接到的指示”。

有一次，一家公司让内森感到失望，结果被他警告说，如果他再遇到“类似的投诉……我肯定父亲会命令我找另一个能胜任业务的人”。另一次，他告知萨洛蒙：“今天早上我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中说父亲对你的打包工作非常不满，还要求我在你重视装运之前不得再往伦敦发送任何货物。”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森运往欧洲大陆的布料货柜上都印着“MAR”几个字母，即“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首字母的组合；印着这3个字母的货柜数量也日益增加。内森还向父亲隐瞒了自己在1802年夏季感染小病的情况，他不想让父亲觉得自己不能承担——或其他什么原因——处理公司业务的职责。在他痊愈后不久，在写给一个执拗的法国客户的信中，他给后人留下了对他父亲性格最坦诚的描述，他是这样写的：“你认为我父亲会在利润没有保证的前提下，承担风险卖出货物？你大错特错了，我父亲的烟囱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绝不会冒烟。”10天后，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训斥他没有“定期”记账。

内森在文档工作方面的粗枝大叶很明显是诸多传说的素材库。3年后，还是在同一个话题上，迈耶•阿姆谢尔再次对内森提出了严重警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对父子谁在掌权。这封罕见的信件——迈耶•阿姆谢尔留存的极少数信件中的一封——值得我们引述足够长的内容来领略一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家族通信情况：

首先，我们所有的联络人都在抱怨你，亲爱的内森，他们说你在发送委托时毫无章法可言。有时你写信说你已经发送了写着某个编号的货柜，但它到达时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编号。你今天发出一个货柜，6个月后才将此事告知艾斯瑞尔•赖斯，赖斯的一个办事员跟我说，你做事真的太混乱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发出货柜时不写下它们所有的编号，如果直到接到对方收到货物的感谢后才写下它们的编号，如果你不注意，如果你在没接到联络人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不去追问货柜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你仍旧如此没有章法或不找一个人或朋友跟着你，那么你就会被欺骗。这有什么好处呢？不论被谁逮到这个机会，他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已经告诫过你有关开支过高和缺乏章法的问题，亲爱的内森，我不喜欢看到这些。

这种喋喋不休、循循善诱的写信方式使得信件内容在今天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种风格被迈耶•阿姆谢尔较为年长的两个儿子阿姆谢尔和萨洛蒙所继承，当然这样的信给内森的感觉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他父亲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培育儿子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透视当时做生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