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革命(4)

    实际上,内森无须向大制造商支付现款,货款只有在货物到达欧洲大陆后才会支付。另一方面,从法兰克福那里得到货款,通常需要等两个月的时间。很显然,这种生意的利润一般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获取。但是,在那个纺织业利润可以高达20%的年代,内森的开价算是比较合理的了:在他的仓库用现金交易的货物按成本价优惠5%,运往欧洲的货物则优惠9%。这是吸引顾客、提升市场占有率的精明策略:在一封写给潜在买家的信中,内森一直强调自己的开价比他的竞争对手都要低。正如他在1802年9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的:“在曼彻斯特,没有一家商行买货的价格比我们便宜,也没有一家把如此多的困难变成自己的优势。”“你不可能在曼彻斯特找到像我一样赚如此微薄的利润的商人了。”他对一个新客户保证道,“我很乐意非常坦白地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只要你跟我做过一单生意,你可能就会相信,我发送给你的货物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给你的货物都要便宜。”此外,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时,便开始向他父亲公司之外的公司出口货物,内森不仅以低价打开销路,而且还提供合理的定期贷款,他对老买家说,他看待对方的钱时,觉得“在你手里与在我的口袋里一样安全”。他在欧洲大陆的客户通常希望以3个月后到期的票据来支付货款——实际上,是在内森装运货物(并付款)后的5个月。内森能够支付的现款或“即时票据”越多,他能够支付给供货商的钱就越少;他给客户提供的贷款越多,被吸引来的客户就越多。这似乎一直是他最基本的原则。

    这种体系的实际运用,正如这个时期信件所显示的那样颇伤脑筋。刚开始,内森必须亲自到各地奔走,建立供应商与客户网络。早在1800年11月,他从曼彻斯特出发前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似乎发现了更好的布料或更好的价格。随后他分别又在1801年和1805年去了那里。经常性的伦敦之行(如他在1800年或1801年夏天的那次旅行一样)对于维系与当地银行家的关系也是必需的,他必须依赖他们的透支技术。尽管一些买家在曼彻斯特派驻了代理人,内森还是更喜欢与欧洲大陆的公司直接交易,他组织了至少两次跨越英吉利海峡寻找新业务的“探险”活动。1802年春天,他出现在法国和荷兰,与巴黎、南锡、里昂、列日、梅斯、布鲁塞尔、马斯特里赫特、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公司建立了联系。在回英国前,他也去了德国和瑞士,确认了汉堡、纽伦堡、海德堡、科隆、慕尼黑、梅明根、萨尔茨堡、莱比锡、柯尼希斯贝格尔以及巴塞尔等地公司的订单。他的1803年的客户名单中甚至包括了一个远在莫斯科的公司。他在这些旅途中携带的一本目录——每页都粘满了小块布料——后来保存了下来,这本样品目录显示英国制造商当时能够制造的布料图案和质地种类是如此繁多。他不在英国的这些时间,反过来也意味着大量工作都托付给了他的手下完成,主要由约瑟夫•巴克完成,巴克是内森抵达曼彻斯特后不久便聘请的一位英国簿记师。

    不过,再多的旅行也不能保证供货商能够准时地发送货物,或者说发送符合订单要求的货物。因此,内森的大部分联络人当时所做的工作便是确保制造商按照订单供货。与此同时,内森的努力也不能保证客户总是满意他们收到的货物,花在争执当初下单时的价格与质量上的时间差不多与供货商协调的时间一样多。他曾经跟盖森海姆诉苦说:“我发出货物后,两个月后才能得到一张在3个月后兑现的票据……我或许在五六个月后才能拿到我的钱……得到订单很容易,但是得到货款却并不那么容易。”内森也经常因为利息问题以及高额的保险费与伦敦的银行家发生争执。这三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内森经营的多样化。大约在1801年,对供应商的不满促使内森决定自己生产布料——因此他从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购买了一台纺织机。然后又在1805年,他与另一个来自法兰克福的移民合伙,这个人名为内姆•贝尔•林德斯科普夫(迈耶•阿姆谢尔商业伙伴贝尔•内姆的儿子);内森让林德斯科普夫负责卖货事宜。林德斯科普夫很快将内森的生意进一步多样化,他不仅以内森的名义订购布料,而且还订购靛青,后来还买卖珍珠、玳瑁以及象牙(即所谓的殖民地货物,这些都是从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进口到英国的货物)。最终,内森开始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生意带来的各种信用交易。他经常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跑,以选择更好的贷款以及贴现率好的票据,他与众多伦敦银行家有生意上的往来,包括莱昂•德•西蒙,戈德斯米德和德•伊莱亚森以及丹尼尔•莫卡塔,同时与欧洲大陆的银行家也有来往,最著名的包括帕里什公司和施罗德兄弟。与他的父亲一样,他逐渐地从一个商人转变成一个商人银行家。

    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定型的年代里,狂热、喧嚣的气氛全部被内森捕捉到了自己的信件里。市场中充斥着无数小企业,价格和利率波动激烈,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措施,要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并发展,必须具备极高的热情以及冷静的计算力。内森•罗斯柴尔德这两方面全都具备,他也做好了准备,最初的时候,他出于讨好,还曾给萨洛蒙公司寄了一桶红酒,希望获得更好的保险价格。但是很快,傲慢甚至恐吓的口吻变成了他的主调,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是最自然的。早在1800年12月,他信心满满地给苏格兰一个制造商(内森在他那里下了订单)写信说:“如果你使出浑身解数取悦我,很快你就会放心,我会尽我所能定期给你提供订单。”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强调了这条信息:“我每天都有望接到来自欧洲大陆的订单。我肯定会给你优先权,但是希望在我交给你其他订单前,你应该先完成之前给你的订单。你要求再延长3周时间完成订单,但是你为我提供服务的速度越快,花费的成本越低,我给你的订单就会越多。”当对方未做任何反应时,内森变得愤怒不已:“我十分吃惊,在这之前我没接到你的任何信息。我在格拉斯哥的时候,你虔诚地向我许诺立刻处理我的订单,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却没收到你的只言片语。如果你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完订单,你就能够确保得到大订单;如果你不能在承诺的时间里完成订单,那么给你订单也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苏格兰的公司因为延误发送内森订购的货物,而遭到了他更为尖刻的指责:

    我认为你们是把货物当做了筹码,等到我汇给你们大笔钱之后才会放手。这是一种非常不敬的行为……我想你们认为我再不会去格拉斯哥或者佩斯利,但是我很荣幸地告诉你,我会在两个月之内再次去那里,而且我相信以我支付货款的方式,我能够得到大量的货物。

    一年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指责一名笨拙的法国买家为“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