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实与神话（13）

Ⅳ

这本书的一部分目的是用历史事实去除罗斯柴尔德的神秘光环，这些事实只能在现存的记录证据中重新构建。可能你会质疑，这样的事情为何以前没有做过；为何只有一小部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籍据称是基于严肃的档案材料写就的。当然，部分答案是这个富有而又成功的家族雇用了不少作家，这些作家重新润色已经成文的神话以及逸闻就能够赚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接触到相关记录材料并不容易，这点一直到最近也是一样。不幸的是，法兰克福银行的大量档案文件——其中还包括那不勒斯分行的记录文件——大部分在1912年遭到严重破坏，只有一小部分早期历史记录因为寄往巴黎而幸免于难。维也纳分行的部分档案文件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掠走，战争结束时，这些文件连同德国占领期间被捕的罗斯柴尔德家人的一些文件被前苏联截获。这些材料作为克格勃冷战期间的“战利品”深藏在莫斯科，只在1990年于历史文件保护中心向外部研究人员开放过。当康特•科尔蒂1927～1928年期间写作他的两卷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崛起”和“霸权”的书籍时，他主要依靠的只有奥地利官方档案文件以及已经出版的报道、19世纪政治家的回忆录以及日记。伦敦分行的档案文件1978年之前一直不对学者开放，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以及“圈内”人士，如卢西恩•沃尔夫利用那些文档写出了众多重要论文。

另一方面，法国分行的档案文件随着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81年收归国有而成为国立档案馆的藏品，这些文件也是贝特朗•吉勒不朽著作的资料来源，他的两卷书籍于19世纪60年代出版。但是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放松限制以后，宝贵的历史材料在巴黎和伦敦都已能够接触到，所以真正严谨的研究是多么稀有就非常明显了。一部主要关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史以及几篇主题非常狭窄的文章和论文，对于如此重要——实际上，从许多方面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文献收藏来说，成果相对少了些。即使一些文章结集出版，以配合1944～1945年在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成功举行的展览，其中基于最新档案研究的文章依旧相对较少。到目前为止，只有波林•普雷沃斯特-马西亚西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结构的著作利用了伦敦、巴黎和莫斯科馆藏的罗斯柴尔德文献。

此外，这种相对缺乏学术研究的现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如此多的材料很难驾驭。档案文件的数量是极为庞大的。“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都是写信成癖的人，”夏洛特•罗斯柴尔德1874年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如果不写信和收到信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再真实不过的情节。伦敦档案文件中最重要的信件就是所谓的“私人信件”（XI/109系列），都是银行合伙人之间的信件，它跨越的时间为1812～1898年。所有信件装满了135个箱子。这些信件的内容，我在文中大概引用了5 000封。（为表明这一系列信件的相对重要性，我给大家列个数字，即我和我的研究人员从档案文件中完全或部分摘译的信件约有13 000封。）这种私人——指信件只有合伙人以及他们偶尔用到的书记员才能看到，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之间的通信频率多种多样，根据业务量、政治消息、各分行的合伙人数量以及一年中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时，巴黎的合伙人在平静的一周里只寄出两三封信；但在活动高峰期，3个合伙人一天内就可能写一到两封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848年3月，伦敦合伙人至少接到了欧洲大陆合伙人的6封重要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内容通常十分冗长，尤其合伙人制度建立初期，阿姆谢尔和萨洛蒙通常会给兄弟们寄五六封信，信里掺杂了政治消息、金融信息、业务咨询和答案，以及家庭琐事和个人抱怨等。这些信件，可以这么说，就是19世纪相互联系的“电话”，信件包含了今天的生意人很少写到纸上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通讯方式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典型的。首先，由于他们的合伙人所处的地区并不非常分散，如果罗斯柴尔德对手中的较少数人也以这种方式定期进行联络，那么在其他银行业档案文件中就不可能找不到类似的系列信件。第二，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联络超乎寻常，他们信件中包含的政治情报通常具有极高的价值。当詹姆斯在19世纪40年代说，他“每天”都能够见到路易•菲利普国王并非夸大其词，政治危机期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写给伦敦的信——我利用得最为充分的信件系列——是19世纪金融和外交史最重要的宝贵资源之一。

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让人感到遗憾。1854～1860年间的“XI/109信件”系列出现了大量的、难以解释的缺失，另外1879年之后信件量逐渐减少（尽管“XI/109”系列中巴黎方面寄出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914年）。更为严重的是，所有伦敦合伙人寄出信件的备份均在继任高级合伙人的要求下销毁。剩下来的就是8箱1906～1914年之间的信件。因此，我们只看到一点点内森所写的宝贵信件，与他兄弟数千封的信件相比，数量极少；他的长子列昂内尔的信件也只剩下了让人沮丧的几封；而他孙子在1906年写的书信几乎一封都没存下来。应该说明的是，合伙人所写的与业务无关的信件更是鲜有保存；实际上，第一位罗斯柴尔德勋爵坚持要求，他死后所有私人信件必须烧毁（尽管我在许多政治家的档案文件中找到许多他写给其他人的信）。如果有时你觉得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历史似乎是按照他们在欧洲大陆的亲属的观点撰写的，这也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源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幸运的是，内森的儿子们（尤其是纳特）在欧洲大陆度过了大量时光，他们写给“家”里父母和兄弟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从伦敦发出的信件。与这些家庭信件相比，我对那些来自罗斯柴尔德各地方代理人的信件几乎只能挑出一些作为样本来研究，那些来自大城市——马德里、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墨西哥和旧金山——代理机构的信件数量比家庭信件更为庞大。此外，来自不那么重要的、只充当“通讯员”的公司或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偶尔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信件数量也极为庞大：我对那些来自遥远的加尔各答、上海、墨尔本和瓦尔帕莱索的信件并不过多关注。

另一个困难就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二代以及合伙人第三代中的许多关键人物（还有一些公司的代理人）相互通信时，主要用的都还是“犹太德文”：即用希伯来字符书写的德语。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希伯来语是家族的第一语言；另一部分原因是确保“窥视的眼睛”不能够读懂公司的私人通信内容。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何“XI/109文件”从没有被历史学家完全利用的原因。即使使用希伯来语的读者在翻译几兄弟所使用的相对古老的文字时也觉得颇为困难，这也使得早期的学者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习惯依赖那些摘译后形成的英文材料，这些材料是由19世纪50年代一些德国难民受雇翻译的，翻译得极为随意；此外，学者们更喜欢内森的孩子们用易读英语写就的信件。不过，莫迪凯•楚克尔开创性的工作为我扫清了障碍，他翻译了原始信件或在录音带上大声地朗读那些信件，这使得我能够第一次开发这些具有最高重要性的历史资源。

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对外人来说极难读懂，所以这些信件最大的益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相互之间通信时，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更为坦诚。这样一来，他们的通信内容就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直率和私密特性。合伙人之间非常直率，有时甚至互相谩骂，而且毫不隐藏他们对那些做过交易的贵族以及大臣们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很少谄媚拍马。他们所使用的语句非常口语化，有时甚至显得非常粗俗。与这些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一个罗斯柴尔德分行寄往另一个分行的信件则使用了正式、商业实务文体；写信给政治界朋友或者合伙人以及家庭核心圈子以外的商业伙伴时，他们也会使用非常认真的手写体。当结合书目中所列的其他档案文件一起使用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件反映的现实从许多方面来看，甚至比最迷人的神话都要更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