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实与神话（9）

不过，1870年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与法国反罗斯柴尔德的文学潮流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时，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批评声音更多的来自革命“右派”，而不是“左派”。对那些势利的学院派保守人士如龚古尔兄弟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似乎是“被放逐的国王……垂涎一切，控制着一切”。在共和的幌子下，专制主义卷土重来，不过与之前消亡的帝王和帝国版本的专制不同，这次是腐败的联合专制。1882年，联合银行倒闭，这一事件也成为另一批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出现的导火索，联合银行的创始人尖刻地谴责了“犹太金融”和它的“政府共济会”盟友。在埃米尔•佐拉的小说《金钱》（LArgent）中，他将这起事件描述成贡德曼（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的书中人物）的一次大胜，“（他是）银行家之王，证券交易所和全世界的主宰……这个人了解所有秘密，市场涨跌依赖他的个人喜好，就如上帝摆弄电闪雷鸣一样……他是黄金之王”。但是佐拉至少承认，那些反犹太人的天主教徒曾经试图推翻贡德曼。而爱德华•德吕蒙在他的《犹太人法国》（1886年）一书中，表达了一种非常扭曲的想法，即联合银行本身也是犹太人建立起来劫掠天主教徒血汗钱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德吕蒙总结称，“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抛出类似言论的另一个人是奥古斯特•希拉克，他在《共和国的帝王们》（1883年）和《1870～1884年间的投机》（1887年）中，公开抨击共和国向“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屈服，而且“这个国王带着一个名叫‘犹太金融’的情妇或女仆”。

这些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的社会、政治权力的“论战”可能在法国出现的次数最为频繁，但在别的地方同样也不乏这样的情形。比如，在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遭到了许多著作的攻击，如1880年格马尼库斯出版社出版的《法兰克福犹太人和欺诈民众福利的行为》，马克斯•鲍尔粗鄙的种族主义著作《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1891年）以及弗里德里希•冯•舍尔布1893年出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史》。这类作品也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即那些排犹的“人民”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这些政党在德国以及奥地利的竞选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也会持有这种腔调。实际上，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的思潮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学术上颇有地位的维尔纳•桑巴特也在他的《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1911年）一书中断定：“现代证券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的（也是犹太人的）。”

在英国，这方面的事例也能够找到。与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反罗斯柴尔德主义”来自于“左右”两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翰•里夫斯在其《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国家金融统治者》（The Rothschilds：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1887年）一书中，重现了一个经典的论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他们是世界性的……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们准备踩着朋友和敌人积累自己的财富。”

里夫斯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国际、国内政治权力的论断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家美国杂志就曾惊讶地说道：“没有一个内阁动议中没有他们的建议。他们非常自如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华盛顿。”按照英国日记作家托马斯•雷克斯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至高无上的元首”。亚历山大•威尔的文章《罗斯柴尔德和欧洲金融》（1841年）在这方面渐行渐远（以下是里夫斯的译文）：

欧洲仅有的一个实权人物便是罗斯柴尔德。他身边围绕着数十个其他银行业公司；他的士兵和侍从都是赫赫有名的业界人士和商人；而他的剑则是投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注定会出现的人物，如果没有他的出现，也会有别的某个人出现。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必然的事件，也是1815年起主导欧洲诸国的法则带来的一个结果。罗斯柴尔德需要把这些国家变成一个“罗斯柴尔德国”，而诸国也需要罗斯柴尔德。现在，他不再需要这个国家了，但这个国家却仍然记挂着他。

1845年，一个匿名的德国漫画家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尽管更为生动），他画了一个怪诞的、名为“大水泵”的犹太人——很明显这是一个综合式的罗斯柴尔德——正以巨大的水泵驱动着全世界的金钱，它用巨大的触角控制着各国国王和大臣们，而且一直延伸到了西班牙和埃及。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威廉•马尔的画作中，1850年问世的《诱惑者》画中，“罗斯柴尔德”身边围满了欧洲国王，他们都伸出双手乞求金钱。同样，在1870年，列昂内尔在漫画《时代》中进行了类似的刻画。24年后，美国平民论者哈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象成了一只巨大的黑章鱼，触须伸向全世界。法国漫画家莱昂德尔也将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将世界牢牢地抓在手里。

不过，最核心的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利用这种无处不在的金融霸权？它会因为病态地追逐利息和佣金让自己消亡吗？当时这个问题最常见的答案可能是，这种霸权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发动战争。早在1828年，皮克勒-穆斯考王子就曾说过，“除了罗斯柴尔德之外，当下欧洲再没有人能够制造战争”。3年后，路德维希•博恩明确地指出，罗斯柴尔德卖出奥地利政府债券，阻止了梅特涅干预意大利与比利时革命的计划。博恩还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希望法国对奥地利采取更为和平的政策。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府内部人士那里听到，比如1830年12月奥地利外交官格拉夫•普罗克施•冯•奥斯滕说：“问题的方法和罗斯柴尔德所说的话都具有决定性，而他不愿意为战争提供任何资助。”1863年的波兰危机之后，迪斯雷利称“世界和平得到了保证，不过这不是政治家的功劳，而是资本家的作用”。即使图斯内尔这样怀有敌意的作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行为还在增多，这也解释了为何欧洲的和平已经持续了15年的原因。”后来的作家们也不时地会发出此类言论。希拉克大略地引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位成员的说法：“不会有战争出现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根据莫顿的说法，迈耶•阿姆谢尔的5个儿子是“有史以来最不好战的和平主义者。”几乎所有作家都没有遗漏有关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的逸闻：“不会爆发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资金。”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避免战争是件好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我们怀疑银行家是否有能力来做到这一点。不过，在那个以军事冲突为潮流的年代里——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为起点，法国普鲁士战争（1870～1871年）为终点——经常有人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维系和平的动机。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这些战争被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竭力避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一个“奇怪、让人心惊、羞愧的”事实，即“这个国家的命运只是一个异教徒犹太人的娱乐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遭到了北方广泛的抨击，因为他希望与南方媾和，并且支持提名乔治•麦克莱伦将军为186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这些情形类似的是，普鲁士政府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感到苦恼，因为当时俾斯麦非常期望借助战争实现“统一”。类似这样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平主义”行为的言论也能在有关大国外交和政治的报道中被找到，这方面的报道多出现在世纪交替前后。举一个批评最为苛刻的例子，《泰晤士报》外交报道编辑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认为内森努力阻止1914年德国与英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是“一个肮脏的德国犹太国际金融图谋，企图恐吓我们，让我们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