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4

Chapter_4

；迈克尔·霍根：《非正式协约》；伊恩·尼什：《英日疏远，1919-1952年》。

①陈刘洁清（音）：《临城事件》，《东方研究杂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方面，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点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2）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待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①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宁在1920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年的着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在1919年7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紧接的后五四运动时期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杀①。）接着在1923-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②1920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①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①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①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年—译者。

②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1-1931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

③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

①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章（陈志让着）和第11章（韦慕庭着）得到更充分的论述。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1926年7月经湖南北上。长沙于8月12日，岳州于18日，汉阳于9月6日，汉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继陷落。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反共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1926年12月改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①

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当然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1927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1927年后中日关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①

在北伐的1927年阶段，当革命军于5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5月3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6月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①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1929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万。

1931年，大约400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月1日，大约800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20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①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着：《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①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①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年》；和马场伸也：《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年》。

第3章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党①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4月18日，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遭侵蚀。

①黑手党—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1926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12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在1929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人和地方的权力。

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年8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

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年1/3国民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欧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年5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1928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年，陈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

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

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

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③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①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②《晨报》，1928年1月11日。

③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页。

①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②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①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②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①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44-166页。

②《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①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③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①《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②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③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40页。

④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已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年 12月 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①

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年3月撤销。然后，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膨胀。1929年，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①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年3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万人。冯玉祥—他指挥22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1929年5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年2月和3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中取得优势，反叛政府从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联盟和南京政府的领袖都认识到奉系军阀张学良能够转变战争形势，于是双方都讨好张学良。最后，南京政府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张学良在9月中旬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政府。北方联盟从而失败。可是南京政府从此次战役的胜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张学良迅速率领10万东北军开入北平、天津地区，控制了主要铁路及天津海关的巨额关税收入。因此，华北依然处于南京政府行政统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在逼蒋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实际上成功了—共六个星期。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与前几次相同，妒忌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实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权的要求。然而，总是有些次要问题给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蒋介石扣留胡汉民。蒋介石痛感北方联盟因颁布约法而得民心，他决定于1931年2月宣布颁布同样的文件。他坚定地说，“没有约法，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就没有保障……没有对人身和财产的保障，就没有国家的真正统一和内战的结束。”①

然而，胡汉民激烈反对这一提案。他公开宣称颁布约法是违反孙逸仙的意图—虽然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蒋介石意在根据新约法出任总统以扩大权力。为反对蒋介石单方面决定颁布约法，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于是蒋介石扣留了胡汉民，因为—据蒋介石解释—“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他的光荣的过去才可以保全无损”。①

表面上为抗议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两广军阀和蒋介石的各类文官对手（如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和孙逸仙之子孙科），于1931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分裂主义者的新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组成，由此进而在1931年6月1日创建了新的国民政府。②实权则握于地方军阀之手，特别是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之手。

新广州政权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责和非难。广州政权声称只有独裁者蒋介石在南京辞职，它才放弃反对立场。

若不是日本军队在1931年9月18日进犯满洲，这场冲突可能像前几次一样要兵戎相见。由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抗日激昂情绪，要求停止党内纷争和组织联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经过非常秘密的谈判和复杂的会议—包括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的两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统一会议—之后，两个对立政权达成协议。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乡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组成。德高望重但无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成为新政府的实际首脑。

孙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职，仅存在25天。国民党三大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绝与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职责。中央军依然效忠蒋介石。新政府的领导人被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压得一筹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恳求（但未成功）蒋介石和汪精卫回南京，以便政府听取他们的建议。

孙科政府的境况日益恶化，蒋介石看准这种困境是他重新掌权的机会。然而，反对他的“独裁”一直如此强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复引退前所拥有的职位。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在杭州经过三天紧张的谈判后，研究出解决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谈判纪要公布。1月25日，孙科及行政院各部会官员辞职。三天后，汪精卫宣誓就任行政院长；1月29日，①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总理”的汪精卫，形式上是这个政权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长。然而，渐渐变得很明显，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从1932年直到1949年，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中统治一切的领袖。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页。

①《中华年鉴，1931-1932年》，第530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页。

②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页。

①此日期有误，应为3月7日—译者。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人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有些中国人尊崇他为完美的民族领袖；另有些中国人辱骂他是封建军阀。有些外国人称赞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扞卫者；另有些外国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残忍的独裁者。然而，不论敌友，都承认蒋介石是个非凡的人。

由蒋介石来继承孙逸仙的衣钵，比如说，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时，是无从预见的。那时，国民党领导权似乎注定要给汪精卫、胡汉民或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比蒋介石有丰富得多的革命经历，与孙逸仙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然而，蒋介石对于政敌有三大优势，他之所以能当权多归因于此。首先，他是军人，而军队当时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孙逸仙指派指挥国民党在黄埔的军校。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监督千万名军校学生的训练（在1924-1926年间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学生毕业），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形成了中国师生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毕业后，这些青年军官取得党军的指挥权，而党军一般比军阀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支军队成为效忠蒋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运用。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继续得到党军的效忠，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党军。所以，没有蒋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无力对华北进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个将领由何应钦领衔联名打电报给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司令官。①利用军队的支持—连同各种政治和金融势力的支持—蒋介石迫使特别委员会辞职，并在1928年1月恢复了他在党政军中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又在1928年开始聘用德国军官，如马克斯·鲍尔陆军上校为军事顾问和教官。鲍尔及其他德国军官给予蒋介石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虽然按照西方标准通常只是初步的），连同军队对蒋介石效忠的结合力，使这支军队无疑比他的任何政敌的军队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赖。例如，汪精卫1927年夏在武汉主持对立的国民党政府，他的最有力的军事支持者是湖南军阀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汪精卫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剥夺权力，被迫谋求同他的主要政敌蒋介石联盟。同样，胡汉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运寄托在广东军阀陈济棠身上。陈济棠觉得胡汉民有用，因为胡汉民是国民党主要理论家，能给陈济棠的纯军阀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汉民决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享有的第二个优势，是优越的财政基础。北伐期间，一些革命领导人向蒋介石建议，绕过重兵据守的上海去占领华北。他们认为到那时上海将会不战而落入革命军手中。然而，蒋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孙逸仙一样，把这座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军事目标。

蒋介石比国民党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税款收入胜过指挥许多个师的军队。在1912年和1922年间，蒋介石有很多时间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领袖人物有密切关系，据说同青帮—这是个控制上海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头子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上海的财源必须加以发掘。这点起初不会遇到困难，因为上海的资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产主义日益逼近的幽灵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这正合蒋介石之意。虽然蒋介石过去有时唱过左派过激的高调，但是，他也被越来越激进的共产党人所困扰。或许，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宁的，是由鲍罗廷和中国左派分子在武汉谋划的对他领导权的政治威胁。

由此可见蒋介石和资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资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预付款300万元。作为回报，他答应制止上海劳工骚动，并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共产党势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4月25日，他们再给蒋介石700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月约达2000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当资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

虽然国民党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10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85%。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手。③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员。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而CC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

①《革命文献》，罗家伦编，第18卷，第10-11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29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页。

①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第232页。

②《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629页。

①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1932年10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译者。

①《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50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1927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1949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1928年6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开了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1934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预算的8%到13%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1933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②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30年代，党成了空壳；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③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具。

自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①例如，1930年，国民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年5月写道，“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序的领袖，最显着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①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②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①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页。

④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1934年9月16日，第1页。

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221页。

②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3年），第150页。

③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4页。

①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①《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②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页。

①例如，见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187-201页。

②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①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207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决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也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

②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①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①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据报导，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着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①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②《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①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者。

②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