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第12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外相广田曾于1936年8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以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Ⅰ战争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于8、9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年4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18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15）。到1939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15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年7月-1938年12月）

大减少；甚至1942年的整风会议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①

争论集中在，或者说，围绕着两党关系的精神，共产党是否会遵从国民党对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从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争论染上了派别斗争和人际冲突的色彩，以致很难把事实与辩解分开。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声明赞扬蒋介石与国民党的领导，并保证全面的团结与合作，但这种保证含糊而不具体。他们提出种种建议而不是批评，这些建议大都与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群众动员之类有关。

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早先的立场显得颇为强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须使国民党不脱离抗战，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意味着中日间不会讲和。毛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始终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独立和自主。有一段时间，他也愿意考虑共产党加入一个彻底改组的政府（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为了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和扩大影响。但在多数时间他力求使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如有可能在物质上也脱离。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和近期回国的王明在内，显然对这条路线表示怀疑。

有些资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度。1937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12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①《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3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年8、9两月，他们被集体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115、120和129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新四军是以1934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12000人，但几个月后才达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3）战略反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着作中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①《毛泽东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②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区。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领袖与领导权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年8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4章《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1935年1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1935年10月到达。但是张无法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1936年10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1938年秋召开六中全会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年10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4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后6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1936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①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1938年的头6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②此后，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③他也号召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提到农民，而他的着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年8月，这个委员会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月，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着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的声音。

①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页。

②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页以下。

①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页。

②《解放报》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页，声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写的。

③《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①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年，在1940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扩大了5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见表16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常常被忽略了。

表16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17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①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参见表18。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18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19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至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①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①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①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页。

①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年》，第8、9章。

②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③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9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20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长度包括支线）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1949年后他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不是为了抗日。”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①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载入江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