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6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着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①《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②《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①《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和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②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

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

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②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

“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③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①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②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③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

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③

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④

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50000446_0222_0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

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①

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④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②

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③

②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页。

①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者。

①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②《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页。

②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红旗飘飘》第f13集，第7页。

①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③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①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③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④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①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②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②《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页。

③《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页。

④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①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154-184页。

②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195-196页。

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07-208页。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页以下。

②《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③《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①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坑圩—译者。

③《斗争》，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1934年3月15日。

④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日。

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⑦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font2卷，第37页；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 -59页。

③《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④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70页。

⑤《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⑥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②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③《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④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⑤《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453-25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69页。

②《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③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203页。

寻找一种战略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月18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省。

1930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着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年7月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1930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着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年1月日本对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28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28个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③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28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1932年1月9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着名的1931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员。④

①《红色文献》，第152-153、166页。

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红色文献》，第334和340页）或1929年12月末。

③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180页。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红色文献》，第346-355页。

②李立三：《反托》，第9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2页。

③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42-51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页以下。

①《红色文献》，第335和358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1930年6月（见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34-335页）。日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5期第40页（1929年8月20日）]和L.毛焦尔文[《国际时事通信》第10期第18页（1930年4月10日）]。

③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⑤《红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⑥《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①《红旗》，1930年8月16日。

②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4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页。

①同上书，第2卷，第133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59和128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135和1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4和6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9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78-279页；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56-159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中国季刊》第14期，第187页和《王明选集》第3卷，第75页。

①《王明选集》，第3卷，第56页。

②同上书，第246-269页。

③《王明选集》，第3卷，第50和74页。

①《实话》，第3期（1932年4月20日）。

②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③周恩来文，《红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选集》，第3卷，第74页。

④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45-348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着《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86-97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年底和1932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②

第二次围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年7月-10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周恩来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④从1932年5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9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军和第29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为基础；大约有7000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1934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20000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1933年10月17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堡之间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13或14英里长的战线。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34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1934年4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要是为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后重建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①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1934年7月方志敏的红10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8月，萧克的红6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③最后，当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1938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927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6000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的估计。①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②但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助。③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10万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损失近2/3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州的决定。⑤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⑥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的态势。①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10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的，并于19日离开这个小城，②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③

在战略上，遵义会议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以前，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因而遭致巨大伤亡和离队。④经过11天休整后，红军主要担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后面尾随不舍的国民党军。整编队伍和抛弃辎重使军队能够重新进行运动战，并运用快速和佯攻摆脱了尾随在后的薛岳将军和周浑元将军统率的部队。⑤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没有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军队的不寻常的重大军事压力，却放弃了他的苏区。他自己对这一行动的辩

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红一方面军，而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则指责他犯“逃跑主义”。①张采取的路线引导他的部队渡过嘉陵江，取道Nan-t′ung、②剑门、剑阁、梓潼，然后渡涪江经江油，最后渡过岷江到达理番和懋功。③张面临另一种选择，北上与刘志丹和高岗会师。如果他真这样做，并听任毛泽东和贺龙在南方受命运的摆布，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可能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张的实际行动削弱了红一方面军又保存了它，然而这给了他一种军事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有可能导致他赢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证实，1935年2月张的明显的狡计原来是他在长征路上所犯的第一个主要错误。然而，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弃他的苏区的。

就已知的情况而言，遵义会议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论，集中批判了导致丧失苏区和长征开始阶段严重失败的军事路线。在毛起草的决议中，他无情地抨击了“单纯防御”战术：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变中，不愿利用蒋介石集团中的矛盾，拒绝作战略撤退，并为击破包围而将主力转移到敌方堡垒线后面，以及长征准备不足。④由于王稼祥负重伤、周恩来承认错误、张闻天向毛靠拢，以及德国顾问奥托·布莱恩受贬，党的领导陷入极度混乱。在回忆1927年8月7日会议往事的气氛中，遵义扩大会议—包括对领导层不满的军方代表—选举毛泽东为三人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这个小组还包括周恩来和王稼祥，以代替党的军事委员会，而苏维埃政府军事事务委员会仍由朱德领导。此外，毛再次进入政治局，可能是张闻天领导的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①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会师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争论—第一点，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因为那时有几名政治局委员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们包括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关系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但在遵义会议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势有所不同。张国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领导的合法性挑战，并改变革命的进程。

一般认为在两军会合时，与毛泽东的精疲力竭的红一方面军相比，红四方面军兵员多，装备好，只是训练较差。张国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过委员会讨论解决党内争端的民主传统，但他同意召开1935年6月24日的两河口会议。由于他的军事优势和确信苏维埃运动注定要失败，他或许希望他能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他，因为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处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议合法化的地位。这时张依然和党一起工作；他还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的亲密同事陈昌浩曾问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你弄清并批评中央的错误以促使领导垮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②张没有记下他的回答；他也没有批评领导。他宁愿在会上争论苏维埃运动过去是否成功，讨论如果他们全部北上与高岗、刘志丹会师，前途将如何。①换句话说，他在会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领导做检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从小处着手，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决定以少数民族联合为基础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苏维埃政府。据推测高干会议将包括较多的红四方面军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议被采纳，他将获得他所觊觎的党的最高领导权。

但张国焘的建议将会抹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阶级基础。尽管这个政府有一个温和的社会纲领，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但它将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②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无异于把中共改变为一个少数民族党。毛获胜并不令人惊奇。但为了团结，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毛继续担任主席，张国焘和朱德担任副主席。张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折衷方案。③

为了弥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当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徐海东的红25军团的行踪，也没有人听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的传闻。会议没有再次考虑张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它集中研究北上问题。张国焘要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建议当场被否决，因为涉及党的事务不应只由两个方面军的代表讨论，代表的正当权限在于军务，如指挥系统和北上本身。④关于指挥系统，朱德任命自己为总司令，以张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战略问题都由总司令部决定，最后由以毛为首的党的三人军事小组批准。⑤因此，作为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位居朱和张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从张的问题，只是张蔑视毛。

这一蔑视表现在张国焘对“北上”的不同解释上。毛泽东的目的地是陕北苏维埃，但是张在会上争辩说，在决定长征下一步之前，部队至多只应到达甘肃的岷山和甘南。①张最为恼怒的是，毛开始与东路军②一起前进，张认为这是毛轻视他的权威。在毛看来，张要求返回阿坝完全是不服从命令。③这场争执后面隐藏着关于苏维埃运动前途的争论。如果这场运动被评定为成功的，而且继续下去会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陕北。如果苏维埃运动被判定是一次失败，那么最好重视张的劝告，把自己封闭在偏远的西康-甘肃的群山之中，以待来日。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接受张的判断和建议将导致接受张的领导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这样做。

由于毛泽东拒绝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张国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谋已久的高干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以张为书记。④部队由临时中央指挥。三个月后，张的西路军遭到恶运—天气开始转冷，而四川军阀刘湘一再击败张的部队，迫使他们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⑤同时陈昌浩进军甘南的企图遭到蒋军阻挠。⑥使张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军阀杨虎城提议订立一个互不侵犯协定，但受到冷遇。⑦

同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2日开始长征。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贺龙可能一路向北与毛泽东会师，不必跋涉半个中国。⑧另一方面，广东和广西的混乱状况给贺龙入侵南方提供了机会。①他大致尾随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师，当时受挫的张国焘被迫与毛的中央再度联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从莫斯科带回重新统一的折衷方案。新到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贺龙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朱德和刘伯承，催促张北上。②张解释说，他长时间推迟重新开始长征是因为要训练他的部队，使他们能在甘肃走廊对付回族将军们的骑兵。③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他被说服重新长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订一项准备渡过黄河与回族骑兵作战的训练计划。④但是现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劝说者们所期望的陕北，而是黄河以北甘肃走廊某个地方。这个狡猾的计划是把毛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他的抗日前线，同时利用新疆或苏联作为他的后方。如果拟议中的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爆发，毛的军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战上，而张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队，又有俄国人支持，将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的强人。从另一方面考虑，渡过黄河对西路军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艰苦的战斗，并避免冒被赶回毛儿盖陷入绝境的危险，西路军决不能留在黄河南岸。渡河后发生的事情出乎张的意料之外。西路军被国民党的回族骑兵歼灭。张向毛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随着他的分裂主义破产，他的背叛开始了。⑤

①《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1卷第93-94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等：《讨蒋言论集》，第41和133页；又见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42页。

②《剿匪战史》，第1卷，第107-114页。

③《剿匪战史》，第1卷，第28-4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①《剿匪战史》，第1卷，第54-67页。

②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0页。

③《剿匪战史》，第2卷，第170和239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1卷第375页上说，人民一转向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3卷，第467页和第4卷，第683-685页。

⑤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4卷，第519页和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07-211页。

①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2卷和第3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到处。

②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1卷，第188页。

①《红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②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2卷第266页），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43期，第34页。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的贡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恩）：《中国纪事，1932-1939年），第68页。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③《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②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页。

③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①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页。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着《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有详细的叙述。

②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石的行营主任。

③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④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⑤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⑥《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①《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②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7-9页。

③《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和50font styl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13集，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④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⑤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①《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9页。

②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③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④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①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②《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①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②《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③《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④同上，第51期，第81-82页。

⑤同上，第51期，第79、82页。

①《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②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③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④《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⑤同注②。

⑥《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⑦同上，第48期，第85页。

⑧《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①《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②《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③《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④同上，第54期，第88页。

“白区”的地下工作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着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①（参见第9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②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③

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④

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①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000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0000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②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

刘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①刘的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29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有400至500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先锋队（“民先”）—在1936年2月创立时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发展到1300人。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③刘少奇用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批人就是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