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24

Chapter_24

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着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言，反映了对40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际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①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①《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②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②这一篇很长的着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①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149-150页。

②《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③《毛泽东集》第8卷，第265、273页。

①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②《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①《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指导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发展任务方面，毛泽东说“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他进而说，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①

这些简短的引语，说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茧命这一问题的几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列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正统派生物，毛泽东自己也直率地承认这一思想上的借鉴，并且特意强调与苏联经验的关系。确实，不管他取得政权的道路，多么不正统，一旦胜利显然在握，他就宣称他此后要按正统方式行事了。1949年3月，他声称：“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才有毛泽东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换句话说，把现代知识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物力从城市带往农村。由此，才在1949年强调“人民专政”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躯的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改进”党的阶级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毛泽东在1962年明白地说过在早期的这么多年只有“照抄苏联”，②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经提出来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语“独裁”被用来作为专政的同义语，“大同”被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质被一再强调。

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称之为“正统”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和怎样地与苏联模式分歧，不是这儿讨论的合适题目，因为它将在另两卷《剑桥中国史》去谈。在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到1949年为止这段时期的发展的经历时，所宜做的似乎是考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30年中将要出现的那些动向，在他取得政权之前的思想中已见端倪了—只要人们有这种智力，看得出当时的迹象。

由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的一个领域是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的，有一些人争辩说“毛主义的经济学若非更早的话，也是在延安产生的”。的确，在延安根据地的经验中，也能找到毛泽东对未来经济的考虑的很有意义的暗示（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所总结的），但是这些起点都太片面，不足以辩明其中在任何意义上含有1958年大跃进思想这一结论。它们只包含了农民自助的，而不是复杂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组织；只强调了土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投入或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把大与小、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在那一时期的毛泽东的着作中也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经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建议通过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为工业国”。而农村居民，虽然会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就终极目标而论却没有发言权，它必须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所以，即使人们能够在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认识到某种连续性，可是在细致地阐述政策方面，却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连续性，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中无疑也没有关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环链，因为他在1949年曾明确地否定过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许多不成熟的想法。诚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核心里，至少从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着实质上的连续性。不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极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跃进年代之前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毛泽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几乎全面延续下来的唯一的领域，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认为从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里，看出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应该是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9年说，他要建立的新政权正如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独裁”。对于这一用语上的差异不必过于重视，因为“独裁”在过去的年代里，当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在中国还不是都有标准的对应词的时候，有时是被用作“专政”的译文。虽然如此，它还是带有过时的中国式的专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实上能较好地概括毛泽东对政治领导的看法的实质。

一方面他提倡基层参与的民主，其规模为现代任何革命领袖所不及。在这方面，他为中国人民服务得很好，帮助他们准备进入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他同时又把发扬民主看成只有在一个“强国”的框架之内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见，他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不幸的是，他的强国的看法很像是一种专制的东西，而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着名的领袖，在这样的国家里，归根结底就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倾向是不合法的而论，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节已强调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寻求在中国推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当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现代化和工业化，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得以最终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也想通过把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对旧儒家价值观的抨击继续下去，以在另一意义上完成中国的未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事业。事实上他在1944年8月确实写过一封信，提倡从旧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①人们必定仍然要问，这一目标是否与毛泽东的总的观点一致。

在这个问题以及我刚刚提出的其他问题的背后，潜伏着交叉文化的仿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争论点，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在中国开始了，并且还没有轮廓清晰的结果。五四时期的特点，总的来说，就是粗暴地拒绝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赞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尊严。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钟摆的这一摆动，事实上导致否定整个五四精神，并断言儒家思想对全世界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毛泽东作为西方化的最激进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不可能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但是在国民党的思想体系的趋向—它导致写出《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在中国具体化”之间，却依然有某种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国性的胜利之时，如上面已特别提到的，毛泽东开始更加大力地、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及工业化在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地能够废除吗？一个政党真地能在“独裁者”—虽然是仁慈的—的指导下进行改革，并获得更为民主的工作作风吗？如果现代化也包含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那么像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种“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真地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或者这样一种政权的形式最终要败坏或歪曲它的内容？在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时，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悬在他的政治信条之上的问题。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①《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书目提要 1.导论

在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近代史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这些工具书和资料写成的历史研究专着还要快。除《剑桥中国史》第10、11和12卷列出的书目外，下列书目相当详细地叙述档案和出版物，特别是在台湾的档案和出版物。

研究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75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按论题列出中国作者论着目录9000条以上，附作者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1949-1979》，按约80个主题列出论文目录10000条，书籍目录1200条以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在1981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在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动。到现在，我们已见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中国史学会又出版《史学情报》季刊，该刊在1982年开始用这种公开形式出版。这两种出版物所载的书目、史学研究综述和论点选登最有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发表的近代史研究书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代档案）合编的《历史档案》季刊在1981年创刊，载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和论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文献丛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丛书从1857年期刊编起，最后将包罗迄1918年的495种期刊约11000期的详细篇目。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卷—现在我们终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图，甚为精细，标明县境和县治。上海史学者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对研究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有用。陈恭禄着《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着者1950年在南京大学的讲稿，介绍史料的主要种类，并由此而为读者了解许多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便利。张德泽着《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详细叙述清代政府结构。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两个半世纪都市和行省主要职位的在职官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长期以来是日本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重田德着《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绅权和地主，而奥崎裕司着《中国乡绅地主之研究》详细地研究浙江一个地主家族。小岛晋治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和思想》是着者的研究论集。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共编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评论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学术成就的京都学派新一代学者的论文13篇。中村义着《辛亥革命史研究》收着者多年来研究这个主题的论文。也要特别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东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研究中华民国经济趋向与外国经济利益的着作有岛一郎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高村直助着《近代日本棉纺织工业与中国》。京都大学的一个研究组（狭间直树、片冈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运动之研究》论集。关于日本史学界研究近代中国的全面成果，除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节提到的综述直到1969年出版的书目外，要特别提及《清史问题》所载的田乔舒亚·A.福格尔翻译成英文的日本《史学杂志》上的书目综述。

社会经济史论文也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文化革命以后的新办或复刊的学术期刊上。要特别提及设在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和厦门大学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见费维恺编《从宋代至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四部收有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论文的结集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论文33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收论文20篇；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收论文25篇和1949-1979年发表的218篇论文的目录；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论文18篇和论文目录。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是一部高质量的选集，收入1949-1966年发表的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经济的论文，并附有文化革命以前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1000篇以上论文的长达110页的目录。

最近出版的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收碑文245篇；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收碑文90篇；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碑文258篇—主要是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收乾隆朝刑部档案399宗。

新出版的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着《明朝社会经济史论文集》，收着者40年代起30年来发表的论文29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的着作有何龄修等着《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叶显恩着《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1916年中国现代化的颇具雄心的计划，至今已出版研究专着四种。每个行省研究专集挂有丛书名《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每卷书名给出省名：苏云峰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张玉法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李国祁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以及张朋园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最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及其他企业的出版物有：张国辉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未发表过的盛宣怀档案四卷：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

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力劝非共产党人士撰写1949年以前他们亲身经历的回忆录。成果是前军阀、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教育家及其他人士的回忆录大量涌现。这类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资料选辑》的书名在1960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出版。其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干县的委员会也开始出版各个地方的《文史资料》。关于1960-1981年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的篇目索引，见《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

最近的社会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出版的劳工运动文献资料有：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补充了让·谢诺着《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的内容。陈明《劳工与帝国：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劳工运动，1895-1927年》；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与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纱厂》；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世纪20年代北京社会运动与政治言论：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分析》，这些论着增加了我们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小安格斯·麦克唐纳着《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关于湖南劳工运动的资料。陈明编着《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编纂学，1895-1949年》是一部书目指南。

两部经济思想—意义非常概括—史着作内容相当广泛：赵靖和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侯厚吉和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1864年）。同时，美国史学者关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理论和论述，在柯文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得到批判的评介。

社会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坚雅等人编着《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1973年）三大卷的帮助。研究中国农村史的美国史学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农民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史坚雅着《中国农民与封闭社会：开放和关闭的个案》提出村民与村外社会接触程度的循环变异。其他学者已利用埃里克·沃尔夫着《20世纪的农民战争》、詹姆斯·斯科特着《农民的道德经济》、塞缪尔·波普金着《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着《原始的造反者》等着作。关于使沃尔夫-斯科特“道德经济”概念适应中国情况的若干问题，见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着《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和《亚洲社会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页]所收其他文章。

上个十年的许多出版物分属于下述四类之一：可与文化人类学或人口理论结合的联锁区域分析和空间研究；上层阶级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研究；以及关于城市无产者的论着。在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上面提到的论文可望不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区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尔伯特·罗兹曼着《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与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史坚雅及其他人的论文表现出来。源出于史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国祁和朱鸿着《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史坚雅着《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把区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结合起来。城市化问题在苏珊·曼着《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地方研究着作不断增加，今举三例：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威廉·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年》；以及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刘耀着《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商业化的作用。

社会史学者也已转向文化人类学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着《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是有关亲属关系，特别是宗族的人类学文献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指南。基本人类学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和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上的论文表现出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万·哈勒尔着《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作为范例。鲁比·S.沃森着《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把亲威关系与阶级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着《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首先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有组织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阶段以何炳棣着《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为起点，但是该专着使用欧洲人口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詹姆斯·李着《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和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着《18世纪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年》说明这种趋向。王树槐着《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是一篇详细研究该省人口发展的论文。傅筑夫着《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周源和着《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尔-艾蒂安·维尔着《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载《粮食、饥荒与中国国家—专题论丛》中的全部论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尔-艾蒂安·维尔和王国斌编《清代的国家仓廪与粮食供应，1650-1850年》，在粮食供应、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开拓出新领域。

在美国，上等阶级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国传统的商绅划分或民国时期更不完全的上层阶级划分上。代表作有：肖邦齐着《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和玛丽·巴克斯·兰金着《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肖邦齐着《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分析核心和周边地带内浙江省名流的组织发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亲属方面外尚落后，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着《中国文化遗产》分析了礼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会的基本着作仍然是何炳棣着《中国会馆史论》和根岸佶着《上海之行会》。加里·G.汉密尔顿着《区域性的行会与中国城市：比较观点》把中国这类行会同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中社会的行会比较。汪士信着《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会的增长知识的论文。

更为人熟悉的中国阶级划分也已得到了学者的注意。关于资产阶级，见本书上卷12章白吉尔的书目注释。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学者继续研究以等级地位和土地所有来界定的士绅社会。载在《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上的书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是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会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学杂志》1978-1982年书目提要已由乔舒亚·福格尔翻译成英文，刊载在《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者所进行的社会阶级之历史研究，按照密切结合历史发展诸阶段社会经济史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清代社会史大多联系到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君健着《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是一篇极好的理论综述。在美国史学者所作对上等阶级的详细研究中，弗兰克·洛耶夫斯基着《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对村松佑次的仍然具有权威的地主租栈研究专着提出一些新观点，村松佑次的专着已以英文摘要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着《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考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张仲礼的着名着作《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与何炳棣着《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仍然是研究士绅的主要起点。一篇令人发生兴趣的更近发表的论文是王思治着《宗族制度浅论》。为深入了解学者阶级中个人关系的错综复杂，见詹姆斯·波拉切克着的等待出版的书稿《内部的鸦片战争》和邝兆江着《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对这方面研究来说，萧公权着《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土地关系的大量论着在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介绍。黄宗智着《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的大作。魏菲德着《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和刘广京着《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是两部关于农民造反论着的内容广泛的指南。后者集中介绍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的历史论着，而詹姆斯·P.哈里森着《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一部标准着作。载于《现代中国》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锡瑞着《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提出更多的观点。周锡瑞着《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重新解释义和团叛乱。裴宜理着《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对民国初期白朗起义提出新观点。

让·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所收的论文是研究农村非法组织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国的史学者看来似乎对造反比对秘密会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会社也已得到应有的注意。蔡少卿着《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胡珠生着《青帮史初探》就是实例。

民间教派已吸引学者更多的注意。欧大年着《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欧大年着《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及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着《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提供了总框架。韩书瑞着《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19世纪初一次重要的起义的个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中国》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孔斐力着《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把太平天国的太平盛世观放在中西理论框架内。鲁道夫·G.瓦格纳着《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是对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响之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来的论着已把农村社会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起来；许多论着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会关系未必与更稳定、繁荣的农业核心内的社会关系一致的动荡不安地区上。裴宜理着《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社会战略的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极贫困部分100年来的动乱；而哈里·J.拉姆利着《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研究广东省地方性不稳状态。艾恺着《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研究民国时期农村分离派、军阀领袖人物的上层社会。R.G.蒂德曼着《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着《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提供关于民国时期华北社会动荡不安的更多情况。

戴维·富尔着《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非常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研究清代最后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阿瑟·罗森鲍姆着《士绅权力与1910年长沙米风潮》是一篇详细研究大城市风潮的论文，周锡瑞着《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这次风潮。

当然，有许多别的不属于上述分类的论着。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A.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入各种各样研究民国的论着。妇女史也已受到注意。这方面的优秀入门书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译《中国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门的（确有进步倾向的）个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节本。该书丰富多采的内容是这类1870年以来报刊上尚待研究资料的初步发掘。

苏联关于晚清及中华民国的研究

在一个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国家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都会出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来了解中国近代史，即使看法纷纭。在这样一个思想世界市场，全面一致大概会小于全面争论，但是，撰写出来的历史要坚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实的史实和理论解释。近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的接触和交流已在中国、日本及大西洋共同体三大中国学区域之间迅速增加，但是，与第四大区域苏联的接触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这是由于若干原因。苏联境外研究中国的专家，能阅读俄文者不多，苏联研究中国的专家派往国外不多，苏联出版物不易获得。研究主题，和研究者一样，在苏联受到政治标准的鉴定和限制。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学术成果自1960年以来已经在苏联出现，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对研究中国的非苏联史学者来说有兴趣的题目。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在《苏联对前近代中国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评估》所说，“苏联作者的中国史及文学研究项目非常众多、范围很广，而且往往在主题的选择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释上具有创见”。罗兹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贾士杰教授在上述着作中论述了苏联学者的种种晚清民初研究论着。研究主题包括早期广州人的爱国精神，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与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孙逸仙，立宪运动与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关于社会经济变革，有很多论着论及城市、手工艺行会、早期资本主义与土地关系；也论及农民造反、1925-1927年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农民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研究兴趣的广度由讨论中国社会与国家问题年会出版的报告百余种表现出来，这些报告印数有限，一般编成三卷，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部L.P.杰柳辛编。总之，苏联的中国学家，即使与外国隔绝接触，还是和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国史学者一样，利用同样的史料，研究许多相同的课题。

书目提要 2.和10.中国的对外关系，1911-1949年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侵略由马里乌斯·詹森着《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绍。关于日本在民国初期卷入中国内政，见同作者所着《日本人与孙逸仙》。更多的情况，主要根据中国史料，可从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所收欧内斯特·P.扬和马德琳·池的论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写的研究论着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日俄战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角田顺《满洲问题与国防方针—明治后期国防环境的变化》；以及崛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二十一条要求研究》。

民国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课题。例如，可见到彼得·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传道精神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着作把美国政策放在差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会在美国国内和在中国的影响是一种吸引人注意的历史现象，一些写得极好的专题着作已探讨这个问题，其中有瓦伦丁·拉伯：《美国在华差会的国内基地，1880-1920年》；和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转换时的中国》。

从二十一条到凡尔赛和会的喧嚷时期已由许多作者论述，但是，几乎全部在于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运动方面。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佳着作仍是马德琳·池着《中国外交，1914-1918年》。关于激起五四运动的山东问题，见拉塞尔·法菲尔德：《威尔逊与远东》；诺埃尔·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对外事务研究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可以从多萝西·博格着《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着手，该着作的开拓性贡献已为其他一些着作扩充，这些着作有：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及外交官》；沃伦·I.科恩：《中国派：顾临、拉门德、索克思与美国-东亚关系》；以及罗伯特·奥尔伯特·戴耶：《在华的银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华盛顿会议以后亚洲国际关系仍是一个生动的讨论课题。研究华盛顿会议的最佳着作是罗杰·丁曼着《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绍，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些专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些专论有马场伸也着《进退维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顿着《田中义-与日本对华政策》，细谷千博和斋藤真着《华盛顿会议体制与日美关系》中的几篇论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贺贞编着《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贞雄、宇野重昭和大畑笃四郎的论文。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华盛顿会议体制”的崩溃，在克里斯托弗·索恩着《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中得到很好的研究。远东危机本身也有学者研究，专着有绪方贞子着《在满洲的挑战》；臼井胜美着《满洲事变》；詹姆斯·B.克劳利着《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岛田俊彦着《满洲事变》。至于对美国帮助中国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动乱所作的极好论述，也见小詹姆斯·C.汤姆森着《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由家永三郎着《太平洋战争》予以生动的论述。在这部着作中，这位着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写种种事件。许多与这位学者同时代的人，以及年轻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顺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后一部着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学家的七卷论文集，仍然保持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产生的新鲜感。这部论文集已有若干卷译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突然爆发。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和满洲事变，1928-1932年》。用英文撰写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最佳专着，有马克·皮蒂着《石原莞尔》和迈尔斯·弗莱彻着《对新秩序的追求：战前日本的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

史学界有研究西方列强对中日冲突的反应的权威着作。关于美国的反应见多萝西·博格着《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关于德国的反应，见约翰·P.福克斯着《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英国的反应，见安妮·特罗特着《英国与东亚，1933-1937年》，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着《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罗杰·路易斯着《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变前夕亚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学者热烈讨论的课题。主要问题是中国在造成日美之间的危机和最后终于爆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专着，如彼得·洛着《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和戴维·雷诺兹着《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专着，有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的两卷多国合作的论文集《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所收的多篇论文，和伊恩·尼什编《英日疏远，1919-1952年》。

可惜，论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专着不多。这种状况部分地反映文献资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关系。几乎全部通过日本及西方史料来研究中国对外事务的反常状态，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矫正。同时，学者应利用这方面的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专着，如吴天威着《西安事变》，以及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所收苏珊·汉·马什、易劳逸和入江昭的论文。关于近年研究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应的日本学者论文编目，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战后日本之国际政治学》。

战时中国外交事务已再度倾向于由学者通过大国对外政策来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书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着《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国、英国与对日本的战争，1941-1945年》，迈克尔·沙勒着《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和入江昭着《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年-1945年》。

由于美国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国问题在战后美国政治中引起的争论，战时和战后的美中关系成为一个特殊范畴。邹谠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是这个课题的开拓性研究专着，现在已由其他学者利用邹谠当时不能获得的档案文献加以增补，虽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见拉塞尔·D.布海特着《赫尔利与美国对外政策》，肯尼思·彻恩着《在中国的困境：美国政策辩论，1945年》，保罗·A.瓦格着《门户的关闭：中美关系，1936-1946年》，威尔马·费尔班克着《美国在中国的文化实验》，和加里·梅着《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验》。美国战后对华战略已由学者充分研究，有多萝西·博格和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不确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所收的论文，罗伯特·布卢姆着《限制：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由来》，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着《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问题的争论，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着《通往对抗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这些研究专着都需要在战后亚洲国际事务的更大格局中叙述。这方面有用的专着有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唐纳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韦尔莱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亚国际政治》，入江昭着《亚洲的冷战》，和中嵨岭雄着《中苏对立与现代：战后亚洲之再考察》。

书目提要 3.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史学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历史。然而，从那时以后，南京十年已成为历史探究的最热门和最引起兴趣的时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对这个时期的解释争论激烈。1970年，薛光前编《紧张的十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专题论集，所收论文大部分是具有亲国民党的同情情绪的学者撰写的。那些论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诸方面，总的意思是国民党建立了国力的稳固基础。薛光前及那些论文着者认为，如果中日战争不在1937年爆发，中国就会成为现代繁荣的国家。于尔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着《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释一样的乐观情绪。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势头，不能博得民众拥护，而且缺乏实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开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释，多梅斯的专着是现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学的着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对国民党的有利评估，不久以后受到两部强调国民党制度及纲领的缺点的专着挑战。第一部是田弘茂着《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国民党制度及行政结构之后，断定至少到1937年的时候，这些结构在组织上太弱，不能建立强大统一的国家。易劳逸着《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特别强调国民党在1927年掌权之后失去革命推动力；易劳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连串的政治及经济现象，试图为那个论点提供论据。

其他专着更狭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个别的方面。钱端升研究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作为他的两部权威专着的部分内容，这两部专着是《民国政制史》和《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最详细地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史的专着是张其昀着《党史概要》五卷，不过必须考虑到着者的亲国民党偏向。涉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传记尚无可以无条件推荐的着作，不过下列着作可能显得有趣：董显光着《蒋介石》和布赖恩·克罗泽着《失去中国的人：第一部蒋介石全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专着中的第一部，是约翰·伊斯雷尔着《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该专着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生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反应。日本侵华问题本身在毕恩来所着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国》，在周开庆着《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和在秦郁彦着《日中战争史》中得到论述。通过日本政治过程理解日本对华政策，是詹姆斯·B.克劳利着《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对外政策，1930-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编《中国的困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33-1941年》研究的课题。后一部专着收有日文八卷研究专着《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开战外交史》的译文。西安事变在逐渐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吴天威着《西安事变：现在中国史的支点》重新研究。

这个时期的军事方面，在刘馥着《现代中国军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画出来。国民党在努力实行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德国，威廉·C.柯尔比在他所着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分析了这种重要的联系。

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发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经济竟比这个时期大多数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两部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优秀着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凯着《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着《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着，是刘大中着《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杨格在1929-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着《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着《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着，有程玉桂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张着《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着中得到证明。这类专着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着《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着《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着《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着《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着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着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找到参考信息。

书目提要 4.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着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料。1925-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着是萧作梁着《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着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着名决议中，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年发展成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于瞿秋白领导的专着。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着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专着。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学者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着—约翰·E.鲁着《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金一平（音）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着《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对于江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着《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向奥托·布劳恩（李德）着《中国纪事，1932-1939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着，有迪克·威尔逊着《长征，1935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着《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5年）》。关于长征的中文着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着《中国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岳着《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着《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着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着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着《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着《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着《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着，接着有彼得·施兰着《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着《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着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1934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着《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着《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也对共产党运动作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着《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里夫·德里克着《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得到评述。

书目提要 5.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着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着《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着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着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着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着《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着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着《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着《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土地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着作。这部研究专着描述了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着《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着《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书目提要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着《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着《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着《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着《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着合集《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着《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专着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着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着名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着《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着《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着《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着是卫藤沈吉着《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着《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着，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着《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三卷论着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和13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着作：查默斯·约翰逊着《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和韩丁着《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那样最近20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的“中国问题着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着作的特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着《翻身》所动人地说明，《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国北方村庄革命的材料丰富的第一手写实作品。尽管着者持明显的同情态度，这部着作仍然展示了一部优秀着作的极度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

书目提要 7.地方政府的发展

20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卷，涉及职官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个主题，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11年。这批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丰富史料等待编目和保管，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尚不明。关于四川巴县档案，总类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开始利用这批资料。关于国立台湾大学所藏清代淡水厅和新竹县档案，戴维·C.巴克斯鲍姆着《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务的若干方面》〔《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页〕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发展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研究，该馆藏有1911-1949年的资料，但利用那类馆藏资料尚有限。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已开始按某些主题大批出版馆藏资料。例如，晚清立宪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进行研究。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可在如《大清光绪新法令》之类汇编和在费正清和刘广京着《近代中国》书目3.2下所列的类似书籍找到。问题是发现这些法令应用于实际到什么程度。就这一用途来说，政府机关的公报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公报，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江苏省政府公报》之类出版物，在余秉权等编《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第71页以下各页中述及。政府年鉴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扩大的地方社会调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运作的丰富资料。日文的地方实地调查成果在约翰·扬着《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活动，1907-1945年》中有介绍。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东某些地方进行的逐村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除访问记录外，编入晚清以后关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着《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这个主题的日文研究着作，也在杜阿拉的着作中被广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编实地调查报告简编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资料：《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计划项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许多地方行政发展的环境。也可查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张玉法着《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和王树槐着《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

地方士绅政治化研究应从张朋园着《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肖邦齐着《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着手。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孔斐力着《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整体地对它进行研究，该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近代时期地方名流如何与政府相互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论述。特别是见之于艾恺、苏珊·曼·琼斯和孔斐力的论文（如在书目所列）。有影响的帝国背景研究专着是和田清着《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该书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时附山根幸夫所编的重要新书目。萧公权着《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和瞿同祖着《中国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价值的清代背景入门书。

关于地方区域政权制度，留有许多卷大多是纲领性的、自吹自擂的资料。不过可以看出这类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处编《山西村政汇编》，该汇编编集1916-1927年山西省从省发至县的文件。关于广西，见李友华着《地方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国民党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陈伯心着《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钱端升等着《民国政制史》中得到介绍。关于县政，程方着《中国县政概论》引用和综合很多现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献；施养成在1946年就省政写成的综合性着作《中国省行政制度》也是这样做的。民国初期背景研究，有马场锹太郎着《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317页）。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吴应銧着《民国初年地方知事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现代亚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页〕。董修甲在他所着的《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中概述国民党认为的地方自治制度。着名的国民党纲领制订者李宗黄着《新县制之理论与实际》，论述被竭力推荐的“新县制”。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政治，基本着作是艾恺着《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这方面丰富的中文文献，可涉猎这部着作所附书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权着《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查尔斯·M.海福德在他所着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中研究定县个案。

书目提要 8.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界包含个人和机构，其历史记载在各种各样涉及思潮、政治倾向和社会文化环境其他方面的综合文献中。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本章专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资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东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档案，在这个领域比较而言仍然未被发掘。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供美国援助，特别是在医学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资料。

已出版的文献很多。舒新城早年编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收罗从1898年到1928年国民教育创始期间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编三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一部与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罗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四卷转载清末至1948年史料数千页，使该书成为一部包罗最广的资料集。丁致聘着《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记事。王云五着《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关于台湾）的资料和文献。林子勋着《中国留学教育史》也编入大量资料。

在杂志类中，有商务印书馆1909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1912年创刊的《中华教育界》。江苏省教育共进社主办，最初由蒋梦麟编的《新教育》，1919年创刊。

关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简明概括的综合评述，是王凤喈着《中国教育史大纲》。关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赞助下出版的调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着《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抗战前十年之中国》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章节；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写的章节。庄泽宣编《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是《中华教育界》杂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辑。教育设施的官方统计数字收在教育部统计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内。有两部教育年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骅的前言。

自1981年以来，台湾陆续出版《学府纪闻》丛书，由一流大学的单卷校史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内容包括各种各样资料，从正式大事记、同时代人的文章、报告和演讲直到纪念文章和个人回忆，回忆大多是逸事趣闻。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和传记文学社出版《传记文学》丛书，收民国时期人物传记，包括许多教育界人物传记：王文田着《张伯苓与南开》（丛书第26种，1968年）；梁实秋着《谈闻一多》（丛书第3种，1967年）；罗家伦着《逝者如斯集》（丛书第14种，1967年）；《蔡元培自述》（丛书第22种，1978年）；胡适等着《丁文江这个人》（丛书第21种，1979年）；杨亮功着《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丛书第98种，1980年）。

关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贡献，见陶英惠着《蔡元培年谱》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载的两篇详细文章。除广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还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关教育论述的专集，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若干校友会刊物如《清华校友通讯》载有有用的校史资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记述有蒋梦麟着《来自西方的潮流》。

在华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杰西·G.卢兹着《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论述，也见于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会大学校史，已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刊行，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这类出版物有两种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据差会档案和私人文件撰写而成的19世纪以来在华教会教育事业概要，二是展示教会大学教育家和他们的年谱编写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歧。这类出版物有：查尔斯·霍奇·科贝特着《齐鲁大学》（1955年），克拉伦斯·戴着《之江大学》（1955年），艾德敷着《燕京大学》（1959年），玛丽·兰伯顿着《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年），L.埃塞尔·华莱士着《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年）和刘易斯·C.沃姆斯利着《华西协合大学》（1974年）。也参见鲁本·霍尔登着《1901-1951年中国大陆的雅礼和湘雅》。关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影响的分析专着，有彼得·巴克着《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韦斯特着《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

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的全领域，已由日本大学者实藤惠秀全面开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着作（见费正清等着《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达到其巅峰。这方面的中文着作，有黄福庆着《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在东京的藏书仍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任何其他国家无类似的富源。汪一驹着《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导引研究的专着，而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仍然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富源。萨利·博思威克着《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在第200-201页列出这类回忆录约50种的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