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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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35页。

①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③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④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①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②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①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②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②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①《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②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年》。

①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产生兴趣—在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兵人数超过100万），并于1938年4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①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着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②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本人，着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维埃（这是1937年8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1934年参加的国际联盟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②苏联期待华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1937年 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1922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的检疫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势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1938年1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人民阵线范围较广，英美联盟较狭。从意识形态上讲，前者尽管已大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后者则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宗旨。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有显着差异的结盟是否真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但无论怎样，中国都能与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对中国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形势的发展，刚诞生的全球反日联盟在1938和1939年经历了附加的变化。在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人民阵线和英美联盟并存的，还有第三种旨在稳定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事务的方案。这就是绥靖政策，它是苏联倡导的人民阵线，和美、英的专求民主结合的代替品，尽管事实上三者同时都在进行。准确地说，绥靖是一种努力，要恢复某种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国际主义，①防止世界陷入无望的分裂之中。虽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1919年后的国际主义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复，但对于这个方案的倡导者来说，努力结束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重建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机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经济力量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主义的基础一样，它们同样被看成这种新企图的关键。国际紧张的根源表现为经济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稳定，就必须重新建立对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有利的形势。这就是绥靖与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只有所有主要国家为了经济重新统一而联合在一起，绥靖才有意义。法西斯强国必须被纳入这一方案；事实上这是对绥靖外交的辩护。当然，这假定德、日、意对冲突的经济根源同样感到忧虑，而且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过，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国家也曾采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第一次在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数国家中，工业总产值已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额仍不足萧条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来，那么推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说服德国和日本致力于这些活动，而不是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它们也能成为这个新格局的一部分。绥靖的倡导者们把它看作比人民阵线或英美联盟好得多的一种选择，因为后二者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导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而绥靖方案却能避免这样的对抗。它优先考虑把德、意、日这几个发达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是同苏联或中国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对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绥靖外交感到沮丧。的确，这种外交主要关注欧洲，而不是亚洲。英国政府由于怀疑与美国太亲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赖与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协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取悦希特勒。美国欢呼慕尼黑协定是将帮助重建国际主义的一个重大成就。没有直接涉及亚洲，英国或美国都不愿对日本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日本远比德国明显地具有侵略性。与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起策划慕尼黑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5月发表评论：“中国正在为所有守法的国家打一场战争，它也附带地为我们在远东打一场战争，因为如果日本赢了，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必将丧失殆尽。”①这绝不是对日本姑息的语言。尽管英国人谨防与日本开战，但他们愿意支持中国远远超过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美国人尽管欢呼慕尼黑协定，但他们在亚洲宁愿选择的道路却不容置疑。1938年秋开始了美国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尽管数额不大，但却是美国的首次正式承诺。这笔贷款宣布前不久，当日本政府发表“亚洲新秩序”的声明时，华盛顿和伦敦立即对它进行谴责。虽然英、美没有联合行动，但英国决心使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并让日本知道这一点。②苏联尽管对日本很谨慎，但对其在远东的地位信心不断增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持续对日抵抗，同时也由于苏联从东京的理查德·佐尔格③间谍网得到情报，日本不准备同苏联作战。④苏联领导觉察到，在这个时候给中国巨大的外援不会冒孤立的危险，并且出现了英美对日本逐渐增加国际压力的良好时机，而苏联的力量将形成这种国际压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么英美在欧洲的绥靖不能不影响亚洲。当斯大林把慕尼黑协定看作资本主义国家意图弥合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分歧的明证，在1939年春夏不断离开人民阵线以及与英美的合作以求与德国和解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应付西方政府明显渴望重新联合德、意，再次使苏联在世界上孤立。尽管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但绥靖与人民阵线确实不能共容。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含意是明显的；人民阵线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彻底失望了。什么将代替它呢？绥靖也必然受到伤害，因为德、苏之间的条约当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动重新联合时所设想的。同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受到打击；当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的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公开与苏联结伙时，这个联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中国来说，这些是惊人的发展。德苏和解打破了英、美、苏在世界事务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国公然蔑视慕尼黑协定，吞并捷克期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进攻波兰，英美可能要优先考虑欧洲，但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国。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苏条约能使苏联把大批部队调至远东；包括1939年夏沿满蒙边境苏、日两军之间小规模战斗的诺门坎事件，显示了苏联在火力上的优势。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美、苏、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变幻莫测的形势所代替。随着德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看到对美商业条约的废除，东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调整其政策。废除该条约是华盛顿于7月宣布的，作为一项单边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促使东京官员寻求改善日美关系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际，在欧洲“假战争”①期间，日本和美国进行对话以查考能否对时局取得共识。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可能在日本在华势力实际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稳定。假如中国人知道伦敦的一些人，着名的有议会副议长R.A.巴特勒，正含糊其辞地谈论恢复英日联盟作为控制远东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会更加失望的。②

然而给自由中国以灾难性打击的远东绥靖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纳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坚持的条款。尽管需要改善关系时东京主动向华盛顿和伦敦提出倡议，但它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作为；因为它约束不了它的军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寻求同伦敦和华盛顿改善关系时，它不得不宣称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它肯定料到这一举动会破坏与西方的任何谈判。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在我们采取某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新政权以前，让我们了解它能博得诚实的中国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让我们了解在即将到来的商业条约谈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不让楔子敲入我们与美国人之间。”③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欧洲战争把英国和美国拴在一起了。英国和美国再度结为伙伴，不包括苏联的参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让步。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民主的双边联盟（罗斯福总统称他的国家为民主的武库）。力量与理想牢固地结合起来了；如莱因霍德·尼布尔在他的《基督教和强权政治》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为袖手旁观只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种能生存下去的选择，它当然不是那种不采取行动、裁军、对法西斯国家妥协的和平。因此随着人民阵线和绥靖的消亡，1940年的国际事务体现了英美联盟的明显兴起。余下来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仅运用于欧洲，也运用于亚洲。

当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使欧洲战争和东亚战争融为一体时，英美联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几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兴趣。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日本攫取中国以南地区、切断重庆外援并获得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时机。对柏林来说，与日本结盟会把美国困在亚洲，使它不能插手欧洲。这样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940年9月的轴心同盟。它也使两场战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专注于保护英国可能意味亚洲处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弃对德妥协，而日本和德国又紧密联合，它们决不会牺牲中国以取悦日本。所有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样。当然，这次苏联不是亲华联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当希特勒显然将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把矛头指向苏联时，斯大林寻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缓慢地但正确无误地与日本实现了睦邻关系，于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协定。至此苏联明确地放弃了欧洲和亚洲的人民阵线。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持正被东印度的荷兰人加强。尽管荷兰已沦陷于纳粹，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仍维持其半独立存在并顽强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兰官员们与他们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对日本的共同纲领。这产生了所谓ABCD集团—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属东印度—这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它至少准备联合行动，并对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人非常担心在亚洲孤立，而这正在成为现实；他们同德、意的结盟却于此无补。轴心同盟无助于日本对付“ABCD的包围圈”。

于是中国发现自己再次成为防止轴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联盟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位现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运与美、英连结在一起。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特别提供航空专家、“志愿”飞行员和飞机组成飞虎队，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作战。当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时，华盛顿立即把援助计划既运用于英国，也运用于中国。伦敦相信美国的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间的冬季，英美战略会谈（所谓“ABC”会议）重申欧洲战场的首要地位，同时与会各方也同意协调太平洋的战略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领导人承诺要维护世界的民主，中国也成为他们为民主而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于成为争取主权的全球性战斗的一部分，中国能得到保证从日本获得最后解放。这就无怪1941年全年断断续续地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毫无结果。这些会谈反映了日本的绝望以及通过请求华盛顿压迫重庆结束战争以离间美国和中国的策略。美国官员虽然同意继续会谈，但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作军事准备，没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想法。

当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攻击斯大林的军队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纳粹的侵略使苏联加入英、美、中联盟。德苏战争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部战线的缓和。同时迫使苏联将其军队从亚洲调出以保卫欧洲苏联。当日本决定不从背后进攻苏联而继续保持中立时，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只能从苏联得到比过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苏联重新参战使人民阵线得以复苏，并加入英美联盟。中国现在是这个综合性联盟的一员，也将迟早成为取得胜利的盟国中的一员。如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从重庆发回的报导提到的那样，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终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阵线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据认为变得“更危险，经济上困难重重，众叛亲离，并企图从事某些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很容易使它与苏联、英国、东印度，可能还有美国发生公开对抗，这时候它有100多万军队困在中国”。①这种观点反映出中国确信终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为世界关键性强国之一。

德国袭击苏联后，全球大战的观念变得更清楚了。现在英美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人一道共同承担着打败轴心的任务。人民阵线与民主联盟融为一体。一位美国作家称这种新的联盟为“世界民主阵线”，这一称谓很妥贴地包含了先前的两种概念。②美国的民主将不仅对本国而言，它将成为全球争取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晤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大西洋宪章。这两位领导人保证，两国不仅要协调它们的军事资源和战略，还要为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合作。大西洋宪章列举了一系列准则，如自决、经济上相互依存、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以及裁军。中国赞成这些准则，愿加入英美民主联盟，并使对日战争成为全球为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日。③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至12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①11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1941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9月初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1931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择，日本选择了挑战。1941年12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1931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①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②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69、77页。

③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译者。

①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②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40页。

①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页。

①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入战争—译者。

①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页。

②同上书，第50-53页。

③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④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页。

①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②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③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24页。

①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③《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①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1941年11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1943年初同国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军事强国，与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实际上正式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1944年初，两件重要的、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着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1944年而得到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1944年7月，经蒋的勉强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使中国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在1944至1945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统一。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1944年8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改善”。②

在1944-1945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些要求。

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30年代日本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1945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①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②同上，1943年1月29日。

①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①《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②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①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①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②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②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①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着。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①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①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回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①《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1月21、25日。

①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②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①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①F16589/1023/10，见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①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第11章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①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①确凿可靠的数字并不存在。有两种官方的估算：(1)蒋介石1947年说军队和平民的“牺牲”是“一千万”，明显地是个粗略的近似数，见《国家总动员》，第4页。(2)官方认可的《蒋总统秘录》，第13册，199页记载，官兵“伤亡数”是3311419人（经查《蒋总统秘录》，原书记载为：官兵伤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译者），非战斗人员伤亡数为842万人以上。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无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计1500-2000万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页）。陈启天提出死亡总数为18546000，但未指明出处（《我的回忆》，第235页）。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最近提出“伤亡数”为战斗人员320万，平民“大约二千余万”（《悼敬爱领袖》，第2部分，载《中国邮报》，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最初的战役和战略，1937-1939年

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从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①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

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①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着称的。不过，7月7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7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4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①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27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②而蒋介石也于7月30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③

8月7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④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⑤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①虽然亲国民党的着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1.5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8）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8月13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有8万，日本军队只有1.2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27万中国军队—整整60%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②日本人的伤亡超过4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年12月12-13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名①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②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1927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年2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年8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①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1934-1936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1)镇压反日活动；(2)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3)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他们记得1931-1932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这在1937年11月5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1937-1938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5月19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着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年1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据说，最初开枪的不一定是宛平驻军，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与日本的战争。但是，这种指责得不到有力证据的支持。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1-18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54-55页；阿尔文·D.库克斯：《诉诸战争：中日冲突，1937-1945年》，载阿尔文·库克斯与希拉里·康特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299页。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59-380页；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79-212页；李云汉：《战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背景》，转引自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18-27页；T.A.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1-39页。

②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2-183页；库克斯：《诉诸战争》，第297-300页；詹姆斯·B.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页；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91-95页。

①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28页。

②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页。

③同上书，第339页。

④许朗轩、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页；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第52页。

⑤上海没有日租界，仅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称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区为日租界，这是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译者。

①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52-54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41-49页。

②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第198页。

①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中国人的人数，说法不尽一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30万以上，被强奸妇女也远远超过两万—译者。

②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01和199页；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战争期间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文集》，第293-296页。

①吴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采用的总战略及若干大战役》，第48页。事实上，早在大约1932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第914页。关于国民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37-72页，和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