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了，黑夜的车轮滚滚向西，

灿烂啊，东方升起了光明的旗，

幽灵、恶煞，还有那骑狗的魇神，

都没入了金色的晨曦。

——豪斯曼

• 豪斯曼(1859—1926)，英国诗人。——译者

★

引　子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

春季，地球的自转轴越来越指向太阳，北半球地表聚积的热量日益增多。到了夏至，太阳的热力完全集中到温带的海洋和山岳、荒漠和平原，晒得岩石剥落，林莽生烟，湖海蒸腾。大气层产生了大规模的扰动，蘑菇状的巨大的热空气团从大陆的腹地腾空而起，含有雨水的清凉海风，便乘虚而入，使内陆的春旱得以解除。

亚洲大陆如此辽阔，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西藏有着大片的冻土地带，戈壁滩和塔拉玛干大沙漠又非常寒冷，所以，虽然夏至来而复去，北极渐渐远离太阳，白昼开始变短，但是中亚细亚沙漠和岩石所积蓄的热量，仍不足以使季节转换，引来季风。

自古以来，季节的转换总是姗姗来迟，世界性的冷暖交迭周而复始，这就扰乱了整个华北的气候，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二月到六月，蒙古的冷风向海洋吹去，把从黑龙江到长江的辽阔地域都置于干旱之中。然后，经过几个星期的闷热，天气就变了。暴雨从太平洋横扫而来，滔滔洪水冲刷着秦晋黄土高原，挟泥带沙，使河流暴涨，在沿海平原上泛滥。

这些沿海平原原来正是气候循环的产物。若不是千百万年来河流把泥沙带到海底沉积起来，那么黄海之水就依然会濒临着山西边界上的太行山，山东的丘陵就依然会象远古时期那样是海中的岛屿。

孕育了人类十分之一的中国沿海大平原，原来是季风的产物。可是，季风从未停止过侵扰自己所创造的这片土地。季风带来了雨水，因而有了生命，可是季风却又周期性地危害这些生命：忽而旱忽而涝，忽而涝忽而旱，循环不已，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民年年要与其赖以生存的水进行斗争。

一九四七年也不例外。要说有例外，就是雨水比往常来得更早，下得更大。六月还没有过去，河北干裂的农田和山西沟谷里晒焦的黄土就变了样，化成了稀泥。大车在泥里一直陷到车轴，套车的骡子汗流浃背，身上沾满了被蹄子溅起的红泥。它扯紧了輓具，踉跄着向前迈动几步，又滑了回来，喘着粗气。在上百万条曾经很硬实的小路上，赶车的人和种地的人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已；这些连接村落和农田的小路，密如蛛网，布满了乡村地区。赶车的人在路上碰到泥泞处，就要往硬实一些的庄稼地里绕行。种地的人要保护庄稼，就在道旁挖了深坑，不准大车乱走。随着雨季的继续，这些坑就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沟壕，把乡村变成了战场的模样。这种斗争，是从有车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的，只要雨不停，就不会缓和。这样的斗争当然不会有最终的胜负，只是小祸不断，不是这边一辆大车翻进一个灌满水的陷阱里，就是那边的庄稼被碾进了烂泥。

一方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持久战在加剧，另一方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大战也在步步展开。每降一次雨，低洼的地方就积满了水，把庄稼泡在泥汤里。一年有十个月都是干涸的小河沟，顿时涨满了洪水，威胁着好几个村子。同时，永定河、颖河、沁河、滹沱河、卫河等河流大水暴涨，威胁着好几个县。而“中国之害”——南边的黄河，在三门峡以下，大水漫到了堤坝顶，威胁着三个省。

华北各解放区全部投入了抗洪斗争。在出现险情的河堤上，男女老少的护堤大军日夜苦战。他们用柳条筐运土，用夯把土砸实，并安放装满石头的草袋，以防决口。夜幕降临，堤上的一连串篝火照出了河道的走向。篝火是呆在窝棚里御风寒的守堤人点燃的。他们为了消除困意，不断地抽烟，并隔一小时测一次水位。黑黝黝的水静静地、可怕地流过这些警戒哨。

与赶车的人同种地的人之间的斗争一样，这种斗争也没有最终的胜负，只有无数的战术得失，这里，大堤守住了，拯救了一个县；那里，一条河泛滥了，百万人流离失所，陷于饥饿。

这虽然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和这一年的另一种斗争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就是内战，它简直就象季风一样具有横扫寰宇的规模。从西伯利亚边境到南海的红河口，红军和白军之间的进攻与反攻，围剿与反围剿，包围和突围，在交替地进行着。在广阔的乡村地区，每一个吃奶的孩子，每一个操心的母亲，每一个在村口抽烟的老大爷，每一个荷锄的小伙子，每一个做针线活的姑娘，都经历了这场战争。

头等的土豪劣绅逃到了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甚至纽约。二等的跑到省城，如太原、济南、保定、开封。三等的则躲进了深沟高垒的县城，如安阳、永年、张家口、大同。更次一等的无处可投，只得听候新掌权的农会和村人民代表大会发落，暗中却等待着逃亡到城里的难兄难弟们组成还乡团，并打回来复仇。那些难兄难弟们当时还完全控制着沿海城市，还能征调华西和华南广大地区的人力，他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横跨太平洋直通美国的街道和工厂——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忙碌地制造供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武器——的运输线上。

在这中国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中，在这错综复杂的土地革命的激战中，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季风造成的洪水也成了两军对垒的手段。双方都把发水的河流决开，企图淹没对方，或分割对方的军队。

永年县是位于北京到黄河之间的一个据点，四周有灰色的城墙护卫。一个姓杨的国民党军阀在那里挖了深沟，囤积了白面和酒，还有女人，准备固守三年。共产党民兵想通过正面进攻突破城墙，但被击退了，于是他们在城外筑起土坝，引来了卫河水。当河水上涨，就要冲开坚固的城门时，国民党用无线电从北京召来了轰炸机，把土坝炸掉。洪水滚滚涌出，灾害波及了三个县。

在北面的冀中，傅作义将军的美械部队乘雨季从天津南下，在洪峰到来的时候，把大运河的堤坝炸开了，淹没了河西五个县。数以百计的人溺死，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收成尽失。这使傅作义将军在著名的京津保三角地带获得了几个星期的喘息时间，免遭游击队的袭击。日军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也从未能绥靖这个地区。

这一类水战诚然具有破坏性，但是与恶龙黄河的一次改道相比，还只是泼水游戏。十年前，为了阻挡日军南下，曾经炸开河堤，使黄河改道。但是这并没有挡住日军。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的手令，在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技术人员、资金和物资的援助下，又一次使黄河改道。

黄河又冲回了战前的故道，把山东解放区劈为两半，在山西根据地独眼将军刘伯承的革命军队与山东根据地陈毅将军的革命军队之间隔了一条两里宽的大河。这场人为的洪水把整整一个地区的经济破坏了，使建立了十多年的、拥有十万人口的五百个村落在几日之内被淹没。夏雨带来了大水，又使五百万人口的平原受到威胁。成千上万的农民集合起来修整久已废弃的河堤，而蒋介石却派出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已经修复的土石工程，扫射修堤的民工。

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准备大打一场，妥协的可能性转瞬消逝了。每天都有新的事态表明：一九四七年将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　　　※　　　※

一九四七年，以华北游击根据地一亿人民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作战中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在地面上四面受围、在空中没有一架飞机的共产党军队，忽然开出三路大军南下，直插国民党后方。这一举使敌人和朋友都感到震惊。中路，刘伯承将军的部队从黄河北岸一直打到长江之滨的大别山区，虎视着南京；东路，陈毅将军跃进苏皖两省北部，包围了铁路重镇开封；西路，陈赓将军飞渡黄河，直逼湖北边界，使洛阳陷于孤立。三路大军在华东、华中、华西重建了三大游击根据地，把战争打出了外线，变包围为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要把革命扼杀于备受战争蹂躏的华北根据地内的计划。

配合一九四七年军事攻势的是同等重要的政治攻势。这场政治攻势的中心是《土地法大纲》，它制定于一九四七年秋，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新法令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

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

中国的革命派以这些法令又一次向蒋介石及其美国老板挑了战。他们现在所要求的，不是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日而曾实行的某种阶级关系的调整，也不是日本投降以后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地进行的那种反奸清算运动，而是要全面、干净、彻底地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上海到成都，土地都必须分配给耕种的人。分配方式在第六条和第八条中作了规定：

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第八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无偿地解放了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奴隶，关闭了正在进行军事交锋的工业北方和蓄奴南方之间的和解的大门，把争端的焦点从区域自治转移到奴隶制度，为千百万解放了的黑人投入北军扫清了道路，使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深入到南方境内的各个角落。

毛泽东的《土地法大纲》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使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绝无和解的可能，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中国内地的农民骚乱，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

人们或许以为，这项新法令主要对干尚未被革命所征服的地区有影响，其实绝非如此。在老解放区，诚然从日本投降之日起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土地法大纲》却标志着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年（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以来，在相当于德意志和法兰西两国加在一起那么广大的地区内进行了较为温和的土改，《土地法大纲》的条文就成了检验这三年土改成绩的尺度。土地平均分配了吗？地主的政治势力摧毁了吗？贫雇农当家做主了吗？若没有做到这样的话，原因何在？

对于每个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政府职员、群众团体的领导人、教员、农民、学生、小贩、工人、士兵、商人以及倾向进步、倾向民主新中国的知识分于来说，新土地法也是检验他们政治立场的尺度。你站在哪一边？站在全国受剥削和压迫最甚的贫雇农一边，还是站在地主富农等封建剥削者一边？你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土地制度把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要挡路，做绊脚石，或者中途而废？

公布了《土地法大纲》，整个华北解放区对旧的剥削制度的尾巴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思想残余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攻势。

由于这个运动，在抗日年代中完全消失了的红旗，突然飘扬在大街小巷，庭院村口。曾缀在许多人的帽子和领章上的抗日统一战线标志——青天白日徽被扯掉了，代之以红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徽，这使人感到三十年代的红军又回来了。院墙上，几条温和的、防御性的、每个字有六尺来高的标语被抹掉了，代之以激烈的、进攻性的标语：“平分土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按照旧俗，阴历新年是一段长达一星期之久的吃喝、娱乐、看戏的假日，但在这一个冬天则改为拥护共产党、拥护《土地法大纲》、拥护毛泽东领导的游行活动。

※　　　※　　　※

在晋南山区的主要城市长治，成千上万的居民和近郊四乡的农民上街庆祝一九四八年的到来。全城张灯结彩，每家铺子前都有一面鲜艳的、缀有金色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上空横挂着无数面彩色小纸旗，在几乎看不见的线绳上飘动，每一面纸旗上都写着拥护新土地法或声讨蒋介石、蒋匪帮的口号，远远看去，就象花花绿绿的纸屑在阳光下飞舞。四条大街有三条大街——北街、南街和西街用大木头搭起了可供全剧演出的舞台，上面悬结着红绸。

农民从最近夷平的城门涌了进来，与他们的牲畜和车辆在街上挤作一团。从平川来的是骡车，它有直径长达四尺的铁箍木轮。从山区来的是滑稽的小驴车，它有三尺见方的车板和铁锅大小的轮子。大小车辆的木帮上，坐着母亲、老奶奶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穿着鲜艳的绸衣或花布衣。

吸引他们进城的一种娱乐是看秧歌舞。每支秧歌队前都有一支游行队伍，年轻人举着红旗打头，旗上写着他们所代表的俱乐部、街道委员会或农民协会的名称。后面跟着由鼓、钹、锣和唢呐组成的乐队，最后是演剧队和秧歌队的长龙。

凡是有人群围观的地方都是合适的演出场所。队伍来到演出地点，秧歌队就围成一个大圆圈，开始扭起来（向前三步，后退一步）。演员的身体随着音乐的节拍扭动，胳膊优美地挥舞着。姑娘们个个都用一条宽绸带在腰间扎成一个红蝴蝶结，她们双手提着绸带的两头，绸带就随着胳膊的动作飘舞。她们象五彩缤纷的蝴蝶一样，一会儿组成8字形，一会儿组成三叶形等各种复杂的图案。最后又围成一圈，演剧队就在圆圈里演出自编的节目，其中有活报剧。

最流行的主题是土地改革。多数节目着重宣传两点：一是依靠贫雇农的必要性；一是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很多演剧队都表演一个恶霸地主企图破坏分田地，一个富农与他同谋，一个中农害怕新土地法会侵犯自己的利益，一个农村政工人员出卖穷人，讨好富人。但是，一个雇农在一个党员的帮助下，最后总是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地主及其帮凶缩成一团，受到控诉。那个贫农与中农跳起了轻盈的快步舞，秧歌队的姑娘和小伙子唱起欢乐的歌，秧歌舞又重新扭起来。

其他的活报剧是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蒋介石被表演得处处挨打，中国其他三大家族——宋、孔、陈也是常见的人物。他们都有典型的装束：宋子文总是戴一顶西式的礼帽，陈立夫总是穿一件黑色地主袍，蒋介石总是穿着滑稽的将军服，银行家孔祥熙总是夹着一个塞满钞票的大皮包。

演出霸王鞭的队伍增添了欢笑声和喧闹声。演出者手持三尺长的竹鞭，竹鞭两端缀着铃铛和穗子。竹鞭以极快的节奏敲打身上的几个部位，每敲一下，铃铛就叮当作响。二、三十个人动作一致的节奏感，便使每一个观众都不由自主地摆动起脚来。

街上挤满了秧歌队和霸王鞭队。乐队的声音一个赛一个地响亮，舞蹈队的舞步一个赛一个地用力，戏剧演员的表情和声音一个赛一个地认真。成千上万的乡下人熙熙攘攘地游逛；小贩们叫卖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糖果、花生、梨子；成百辆大车川流不息；红旗和五彩纸旗在空中飘舞。这种万民同庆的景象对于这座古城来说真是空前的盛况。

好象这一切还不够似的，三条大街上的三个大戏台连场演戏，场场都有大群观众围看。在城东的市场上，一个巡回马戏班子在表演耍猴和马戏。在一座破庙的平台上，一个旧戏班子在对着几千名观众唱戏。

欢庆活动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

※　　　※　　　※

在看到长治过新年的热闹景象的时候，我正是北方大学的一名教员。北方大学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文化教育中心。一年以前，我作为拖拉机技师，随同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来到中国，被派往冀南共产党区域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一九四七年秋，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在全世界结束工作以后，我照管的拖拉机没有油烧，只好搁了起来。这时，我就应北方大学的邀请，来到晋南教授英文。

这所大学是一个随着战争形势而转移的游击性单位。此时学校设在一所被征用的教会大院里，地点是长治以北三十里的潞城县五区高家庄。我刚刚安顿下来教书，教职员和学员就有一半离开了学校去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次出征。新年庆祝活动过后几天，这次出征就开始了。几百名参加土改的大学工作人员和几百名本地的县区干部混编成工作队，分赴这一带的各基点村。十至十二名干部组成一队，调查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并完成土地改革。

这么多的师生要走，全校顿时沸腾了。穿着蓝衣服的男女青年们忙来忙去，捆行李，打背包。他们哼着歌曲，兴奋地说笑。许多没有被选上的人在一旁羡慕地看着，仿佛是说：“我们也很想下乡啊！”

最后，大学里参加土改的人员准备好了，就到街上去集合。他们背上了行李，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头顶上飘扬。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作了文雅的、具有学者风度的欢送讲话。他是一个瘦削的人，背微驼，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他讲完话，锣鼓齐鸣，这支征旅就出发了。在第一个岔路口，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南。大家最后一次互相告别，握了握手，就各奔前程了。一个学员举起一杆红旗，高高挥舞。其他人则把帽子顶在行军杖上，高举过头，神气十足地旋转。

队伍走得很快，不久便消失在远处的景物中，只留下了两股灰尘飘浮在他们所走过的路途上。辽阔晴朗的天空，一朵朵棉絮般的白云乘风向南驰去。远处的群山披着银装，还保留着当年的最后一场残雪。看来，那是最后一场雪了，因为这一天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使人忘记了眼下还是冬天。不久，农民就要出来耕地了。在播种季节到来之前，将有一千万户饥寒无地的农民获得土地。

我站在路当中，望着学员们踏起的灰尘渐渐消散，一个欲望抓住了我：我也要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我在大学的工作是教英文，可是，教英文怎么能同参加土改去改造世界相比呢？

我从村边径直向范校长办公室走去。范校长办公室就在高家庄大教堂的二楼。校长正在办公室里。他同情地、注意地、静静地听我申述。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说，“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我能不能参加一个工作队呢？哪怕做个观察员，能够直接了解土改是怎么回事呢？”

范校长不能立即答复我，他还要同区、县的领导会商。三天以后，他把我叫去，说我可以去附近的一个有工作队进驻的村子，条件是我每个星期仍要教几堂英文课。他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员——戚云和我一起去，给我当翻译。

这个离高家庄最近的土改基点村就是张庄，在高家庄以南三里。我曾几次路过那里，有一回还在大车店里吃了一碗热汤。不过，我一直不太注意它。在外表上，它与分布在晋南山谷里的千百个村庄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实在的，对于我要观察的土地改革就发生在大学门口，我还感到有点失望呢。要是能走远些，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偏僻山沟里工作，才带劲呢！可是没法子，我和戚云还都要教课，若不去最近的村子，就哪儿也别想去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早上，我们二人第一次踏上了去张庄的道路，开始了了解张庄人民，了解张庄人民的历史、进步、错误和复杂现实问题的漫长历程。

• 解放区最初是指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间由八路军和民兵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部分广大农村地区。因为解放区开始时往往建立在跨越省界的山区，所以又称为边区。它们在内战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扩展。

• 轰炸河堤一事是目击者菲利普·汤姆福特告诉我的，他是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的农业官员。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发表的工作报告中也记载了此事。

• “干部”在中文里意思是骨干人员。虽然在英文里通常是借用法文“Cadre”这个词，但还是不很恰当。“Cadre”在英语里的一般用法，是指受过训练的一群人。如果用它来称呼这群人里的某一个成员，那就不太合适了。但在中文里，这个词却兼指整体和个人。

本书里所使用的“Cadre”一词，是泛指任何一个在政治活动领域（包括政府、共产党或者农会）中担任脱产或半脱产领导工作的人。同时，它也被用来称呼那些受政府任用的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的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