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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疙瘩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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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遭 灾
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搀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圣经》《出埃及记》
全县会议结束的前几天，天空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工作队的干部们正分散在各个院落里，讨论着陈书记的报告。我照例与张庄工作队坐在一起。午后的太阳蓦地昏暗下来，我们仰面一望，发现一块巨大的、黑压压的雷电云头自西边飞驰而来。闪光阵阵，雷声隆隆，大片的乌云上下翻腾。正当我们观察着天空中这戏剧性的变化，一阵发怒的狂风突然吹来，横扫过院落，发疯似地旋转着冲进庙门，把整个华北地区无所不在的尘土高高地卷到我们屋顶的上空。然面，风来得快，同样也停得快，空气变得完全静止了。我想，这一定是暴风的风眼，可怕的大风暴随时都会向我们袭来。可是，又一次出乎人们的意料，却下起了清凉的细雨，而且静静地下了半小时。之后，雨过天晴，太阳又普照大地，似乎这平静的下午从未受到打扰。与会者很快忘记了这奇异的风云，继续进行讨论了。我也如此。我们谁也没料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场严重灾害的酿成。
我们正吃着晚饭，张庄村长存喜大步跨进庙院，浑身污泥斑驳，呼呼地喘着气。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幸福地蒙在鼓里。从张庄到潞城，他翻山越岭，整整跑了三十里路。他站在县长面前，诉说了一场可怕的冰雹以及突如其来的洪水蹂躏了他们的村庄。他一边讲着，眼泪就顺着两颊往下流着。已经有二十间房屋倒塌了，周围的庄稼多半遭到蹂躏，村子中心的水涨得很高，已漫过门槛，灌进了区公所。核桃大的冰雹打得小麦无法挽救，人们在街上哭泣。
这个消息使张庄工作队的成员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就全县来说，张庄的土地最贫瘠；而这一年生长条件最差，庄稼长得又最坏。现在，这样糟糕的禾苗又遭到了毁坏，群众如何从这样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如何使干劲得到恢复？整个工作队的人都想马上赶回去，帮助组织救灾，领导全村的重建。可是陈书记不放任何人走，让他们再过一两天，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走。同时，他答应着手筹备救济粮，以及其他可能需要的帮助。
※ ※ ※
当张庄工作队从县城返回的时候，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我跟他们走在一起。最初，我很难相信发生了任何自然灾害，各处的农作物看来长得都很好。张庄以北平展的土地上，小麦即将成熟，一片金黄。生气勃勃的谷苗已经开始复盖褐色的土壤，玉米秆已能抚摸着路边行人的膝盖。直到我们走过北舍南边一半路程、接近张庄时，我们才发现洪水退走的痕迹。这里，激流曾在禾苗间穿行，使地面上留下了沟痕，碎枝叶在玉米的根部堆积起来。再往前，玉米叶破碎不堪，好象被铁叉子打过一遍。麦子弯下了腰，似乎在给土地爷请安；而娇嫩的谷苗躺在地上，一半掩埋在烂泥里。离村庄越近，情景越发荒凉。玉米叶被打得好象被轧花机轧过一样，残留的碎枝叶给道路镶了两条边；有的地里只有一两根麦秆在那里孤零零地立着，其余一切都被淹没夷平。原来，这是全村受灾最重的地方。张庄另一端的土地，有的灾情没有这样严重。很多地方麦秆还直挺挺地长着，但是残存的秆和叶并未如实反映出灾情，冰雹已经给长着的小麦脱了粒。本来每亩可收二百一十斤到二百六十斤，现在只能收六、七十斤。其他的庄稼零零落落地撒在地上，无法收拾。在玉米和谷子地里间种的豆类被彻底毁了。
这次暴风雨象一闷棍似地打得全村人呆若木鸡。这次灾害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人们仨一群俩一伙，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许多人还未能打起精神动手干活，以挽救灾后残留的庄稼。我们一放下行李卷，就分散到村子的各个角落，拜访老朋友，了解我们走后发生的一切。我跟戚云一道去看望了一些妇女积极分子。
当天，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那次暴风雨的故事。妇女会主任胡雪贞告诉我们说，那天她正在家里纺棉花，没注意到雨开始下了起来，很快雨水漫过门槛，灌进了她的屋子。她抄起脸盆就往外掏水，可是灌的比掏的还快，不久室内水深已达两尺。她惊慌失措地跑去找她的邻居，他们跑来帮她抱出了娃娃和几件东西，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不大一会儿，几乎象开始一样，突然风停，雨过天晴了。胡雪贞走到地里，想看看自己的庄稼怎么样了。她一眼望过去就明白了，一切都毁坏了。小麦、谷子、豆类和玉米统统都完了！她扑在地上哭了起来。当她鼓起勇气走回村里时，看到许多人和她一样，慢慢地在街上摸索着，眼睛里泪水朦胧。
李同仁的妻子给我们讲述了另一类型的故事。在暴风雨前，乌云出现时，李同仁正赶着他的驴车，从潞城往家走，离家还有三里的路程。很快冰雹向他头上砸来，他想找个地方躲一躲，但没地方可躲。冰雹越下越大、越来越危险，于是他把自己的草帽给驴戴在头上，自己爬到车下躲了起来。村长存喜从山岗那边过来碰到了他。一条毛驴头戴草帽，站得也不是地方，赶车人不见了。看到这幅情景，存喜虽在灾后，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满喜媳妇说，暴风雨来得那么突然，她家院子里的小鸡儿差一点淹死了，老母鸡吓得象幼儿一样发出啼叫。王满喜跑出去抓鸡，一个大冰雹几乎把他打翻在地上。他把鸡都放在炕上，还给它们盖上棉被，即使这样，最后还有两只小鸡儿死了。
来锁娘是张庄年岁最大的老人之一。她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摇着头。她反来复去地讲，她活了七十岁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冰雹，象鸡蛋那么大，象成熟的柿子那么大，天上从来没下过那么大的东西。她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很快就发现，全村在同王雨来作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战斗精神消失了。一种麻木的气氛笼罩着全村的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谣言传开了，说这场暴风雨是对张庄人的惩罚，原因是让村里住了工作队。第一次划阶级成份时，村里也遭到过一场冰雹的袭击。现在，一个顺口溜传开了：
两次划阶级，
两次遭雹击。
这一次党员们似乎同普通群众一样情绪低落，事实上，他们的士气好象比其他群众还低。虽然，在七月一日，有五十多人参加了庆祝共产党生日的活动，但三分之一以上的党员缺席。当工作队召开生产会议，动员互助组参加救灾计划时，所有十二名组长立即到会，但是只有真宽和兴发在会上代表三十多名党员讲了话。
县里开会以前，至少有六到八个党员干部负起责任，在一起积极开展工作；现在，关心工作的似乎只有真宽一个。支书兴发和杂货铺管理员才元整天发牢骚，每次开会非叫上几次不到。
※ ※ ※
现在，担负起恢复全村士气、重新发动全村群众责任的人，对张庄来说是陌生的，他叫蔡勤，是根据潞城县委书记的要求，由专署派到本县来代替工作队侯队长的。县委书记要求调一个比老侯有较多经验、较高文化和理论水平的人来。蔡勤符合这些条件。他是个知识分子，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象译员谢虹一样脸庞削瘦，一样机灵、敏捷。
蔡勤无论在性格和相貌各方面，都同他的前任恰恰相反。蔡勤易于感情冲动，而老侯却举止稳重；蔡勤说干就干，而老侯总是慢慢腾腾；蔡勤能言善辩，老侯却沉默寡言；蔡勤尖锐严厉，而老侯却很温和。蔡勤有一双长长的手，纤细而柔软；人们可以猜到，这双手是擅长笔墨的。他那长而浓密的黑发总是复盖着他的额头，他经常把前额上的头发用手往后一撩，这是他的典型动作。他很少静静地站着；如果他站着不动的话，也总是脚跟提起，身躯向前倾斜，似乎在逆着大风向前走。
如果说，老侯是土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农民革命者的典型的话，那么蔡勤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伟大的翻身运动中，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第一种类型的人投入这个斗争就象呼吸一样自然；而第二种类型的人，则是在几乎摈弃自己过去的一切，经过痛苦的教育过程之后才投入这场革命的。这在他们严峻的目光和内心的激烈斗争中都有所反映。
蔡勤内心的思想斗争经常在他发脾气的瞬间显现出来，使同事们感到震惊，使农民们感到不知所措。当我们得知，在清算运动中他的哥哥被打死，母亲和祖父从自己的深宅大院和三百亩土地上被赶出来之后，我们对他的脾气就比较理解了。
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变成一个革命者的呢？
正如蔡勤自己对我所讲的，成为一个革命者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坚持革命是不容易的。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京时，蔡勤正在那里上中学。他和一群爱国同学一起通过火线，来到晋中参加抗战。通过地下组织，他被分配到八路军一支部队中去工作。这支部队当时正在长治以北三百余里外他的家乡和顺县一带活动。在学生时期，他博览革命书籍，马克思主义对人所作的阶级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了一个真理：任何个人的态度、思想和行动都是他谋生方式的产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一个地主统治、腐败而停滞的中国，他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蔑视与他同学的大军阀、大地主和将军们的少爷、小姐所过的奢侈而荒淫的生活。在前线，他结识的或与他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谋私利，与人民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当他们要他参加共产党时，他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地主的儿子所向往的中国，跟共产党的目标之间并不矛盾。把中国从外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需要，团结了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团结政策使许多地主靠拢了共产党。只是在打败日本，内战再起，共产党与地主阶级在土地问题上公并冲突以后，蔡勤才感到苦恼和忧虑。他相信，为了中国的前途，必须推翻地主阶级；但是，每当他想起自己的地主朋友，特别是自己的地主家庭时，他就不得不尽力压下心头涌起的一股巨大的爱怜的感情。
当他的母亲和哥哥被斗时，他觉得农民根本不了解他的家庭。哥哥被打死、母亲和祖父被扫地出门之后，蔡勤几乎神经失常，有好几个星期他的思想斗争处于僵持状态。所有的逻辑、理智、成年以后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他的工作、他的同事以及党，都要求他和农民站在一起；但是，他所有的感情、童年的联系和对父母的爱，都要求他去拯救他的家庭和土地。
在处理这种个人矛盾时，蔡勤最后选择了服从革命的道路。对他来讲，这已成为是维护家庭及其生活方式呢，还是为了中国及其前途的问题。事实已经一再证明：地主阶级不能在中国建设任何现代化事业。它甚至无法使自己的祖国免遭区区七千万日本人的征服。许多地主还当了汉奸。如果中国完了，任何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毁灭蔡勤的家庭是错误的，是不必要的，是以“扫地出门”为成功地剥夺的标准的“左”倾极端主义的产物。即使如此，这些悲惨结局也并不因而就易于接受。对于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人是可以想通的。但是，偶然的和过火的行为所造成的震动，只有靠坚定的信念和完全自觉的献身精神才能忍受。
如果没有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发动的伟大的战时整风即整党运动，蔡勤就不可能如此解决这个矛盾。这次运动的目的在于坚定所有共产党干部的革命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以便应付战胜日本之后必然到来的阶级关系的突然转变。一九四五年三月，蔡勤被派去参加这次学习运动。此后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日本投降，全面内战爆发、暂停、又重新爆发——他在党校里阅读文件，汇报自己的思想，进行讨论。在这个阶段里，他仔细地检查了自己过去的每一个方面，各个成长阶段的观点，在个人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作出的决定，以及采取的阶级立场。与他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同学跟他一起讨论，帮助他分析这些问题。他发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大部分缺乏明确的阶级性，他往往凭经验和紧迫程度或过去的偏见去处理问题。这样，他慢慢地然而也是痛苦地树立了一个新的阶级观点和一个新的忠诚准则。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曾向全国的革命者明确地指出，对待农民问题，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是：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一九四五年，蔡勤作了选择。他要站在农民造反的前头领导他们，如果他能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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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革命的锤炼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
蔡勤的第一步工作，是设法找出党组织士气垮掉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党组织是局势的关键。只要党员处于消沉被动状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果他能把党的组织重新发动起来，党员们就会把全村带动起来。
工作队的同志们很快就把麻烦的部分原因追到张庄三个脱产的区干部身上。师福元、张天明和贵才都在家里，传说这不是巧合。他们原来都是脱产的政工干部，现在都不干了，于是风言风语地传说：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前途。还传说：原张庄工作队长侯宝贝和李文忠永远回不来了。如果这些人对党和政府的脱产工作都看不到前途，那么本村的共产党员继续工作还有什么奔头呢？
这些传说是不符合事实的。侯宝贝和李文忠是回自己家里收割小麦的，杂货铺管理员才元的兄弟、前村长福元这次回张庄也是为了这件事。张庄党支部的创始人张天明有病在家休养，一旦恢复健康，他就马上回去工作。只有贵才这个原来村子里最积极而且敢说敢干的贫农，呆在家里闷闷不乐，对外边的工作感到失望。
原来，贵才威信很高，能够影响很多人的思想。现在他对政治工作感到厌恶，又千方百计地给别人泼冷水。每次开会之后，他都找村里的积极分子，打听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当把有关意见不一致和争吵的事告诉他时，他往往说：“毫无用处。政策改变得太勤。我自己再也不想出去当干部了。还是呆在家里好。”
自从那次查账会把他扣留在村里，老徐下了他的枪之后，他一直往这条路上想。当时他想，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过去太积极了。对此，他想不通，思忖着：“难道我斗地主斗错了？”他以不能解决这问题为借口，回家种庄稼去了——反正这也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贵才和张庄工作队员李文忠一样，都是新近才结婚，突然要对妻子和家庭承担的义务，把他为集体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挤掉了。
此外，贵才身患梅毒。治病需要的青霉素价钱昂贵，如果他不在家种地，从哪里去搞钱呢！这些想法左右了他，加上他因过去的行为受到批评而感到不满，所以他认为，不仅他自己应该跑回家来，其他人也应该学他的样。
如果张庄的党员不是有同感的话，贵才的怨言也不致于使党支部精神涣散。物质困难和政治上的消极，为不满的幼苗准备了肥沃的温床。暴风雨使张庄所有的共产党员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过关时，他们都接受了不大公正的意见，感到对他们过去的批评太严厉了。譬如，兴发对蔡队长讲：“我也有一些想不通的事。在整党中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很不公正。所有意见我都毫无区别地兜了下来。我答应退出一些并不是非法占有的果实。而现在，我的麦子毁了，我从哪里去搞粮食退赔呢？”
除了这些令人懊恼的个人问题外，村干部们还面临着工作队进村以来，一直增长着的民主气氛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困难。这种新的气氛引起了政治生活的高涨，进行了两次“过关会”、多次选举和有关划成份的多次生动活泼的会议。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即这种气氛刺激了“人人为自己”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发展。这是已在破坏经济生活的“绝对平均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极端民主化”已在张庄发展到了农民很少愿意出战勤的程度。结果，所有抬担架、送信、送公粮的负担统统落在党员的身上，落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作为革命的积极核心的二十八位农民身上。自从过关以后，他们对革命是否真心诚意，可以说在舆论面前一直受到考验。结果，只有他们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负担和责任推给别人。他们原来承担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任务，绝大部分发展成了体力负担。他们从象征性的“人民的老黄牛”逐渐变成了真正的“老黄牛”。
代理村长存喜自己有四十多亩土地需要耕种，但是由于各种公务繁忙，几乎没到地里去。七月初，他去县城开了几天生产会议回来的那天晚上，一副担架把一个伤员送到村里打谷场上。张庄村民的任务是把这个伤员往北送三十多里，转交给下一个村，然后一站一站再往下传，直到送到伤员家为止。存喜想找两个人抬担架，可是，谁都有很好的借口予以拒绝。最后，存喜和共产党员四孩儿不得不肩负起这个艰苦的重担。
存喜的母亲因为儿子没时间在地里干活很生气，决定不给儿子做饭吃了。她认为，没有理由为一个不替自己家里干活以改善生活的人做饭吃。存喜饿了时，自己就煮点小米饭吃，于是，家务又进一步侵占了他的工作时间。
“我没法解决，”存喜说，“在过去，谁敢拒绝出公差就抓起来，而现在，要是我们话说重了些，人家就批评我们的态度，给我们提意见。唯一的办法是人家不去我们去。但即使我们不计较干所有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都做到。我自己也只有两只手和两条腿呀。”
胡雪贞跟妇女们也发生了另外的矛盾。春天，县合作社发放了一批棉花，作为对困难户以工代赈的救济，是由她负责的。申请者免费得到几斤棉花，三十天以后交回一定数量的棉线，多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归自己所有，报酬是不少的。可是，胡雪贞发下棉花五十天之后，大部分棉线还交不上来。县合作社曾来人询问此事。她自己也专门跑了一趟潞城，要求延长一下期限。她多次到拖欠的各家去催，但总收不上来。“七一”那天，合作社最后再给她三天时间。可是，当她把期限告诉妇女们时，她们说，至少还得需要两个星期。
胡雪贞曾经含着眼泪对拖欠棉线的妇女们说，“一切责任都得由我承担下来。为了你们，我不得不跑到潞城去赔礼道歉。可是，棉花是你们自愿借的嘛，你们也知道条件，可你们说了话不算数。”
“为了棉花的事，我哭过两次，”胡雪贞后来对戚云说，“有时，我想起灾年歉月，我的孩子一个个死掉；现在，我翻了身，有了地，应该好好干。但是，当我想起当干部以前的十年里，在张庄从来投人批评过我，我跟谁都合得来。可是现在，有些邻居甚至恨我了。
“我整天忙公事，回到家里，一口空空的锅象一只大眼睛瞪着我，孩子们哭着要吃要喝。所以我不止一次地想，虽然我为人民辛辛苦苦地干，可是却象地主一样挨斗，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当干部呢？”
十九岁的王恩凤是胡雪贞的亲密伙伴和助手，说起话来更泄气。在跟戚云作一次个别谈话时她承认，党员来开会是勉强的，会上一言不发，回到家里就干脆忘掉发生的一切。
“你自己呢？”戚云问她。
“我的思想也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别人一样，认为没有奔头。在过去，不管我们说什么，人们都听；对的听，错的也听。可是现在，他们都冷眼瞧着我们。过去，共产党只要一招呼开会，所有的人很快就到了；而现在，得一趟一趟去请，请人开会比请客吃饭还难。”
王恩凤是一个上前线已经两年的战士的妻子。她身体健壮，膀阔腰圆，活象一座大门，一个人耕种着家里的全部土地。她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对教会没有一点好感。她父亲为长治大教堂赶了二十年的车，在一九四三年闹灾荒时被解雇了。父亲回到家时，两手空空，身体也垮了，不到三个月就饿死了。从此，她承担起一个男人的劳动，她的体力证明了这一点。她那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无所畏惧的言谈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于象她这样一个独立生活、当家作主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
戚云对她说，人们这种冷淡的态度，起因于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旦这些错误纠正过来，这种冷淡态度就可以立即被克服掉。听到这些话，她却说：“妇女不中用。男人不积极，妇女能干什么？妇女说话没人理睬。”
“要是这样，那为什么人们总选你当干部呢？”
“噢，那是因为我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
戚云却不让事情到此为止。她继续讲，事实上，恩凤一定有相当高的威信，否则人们就根本不会选她。如果男人什么也不干，那就要妇女上台来发动。这样，男人或许会感到惭愧而跟上来。
恩凤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论点。但是，她很快又提出另一件使她烦恼的事情。“肖文书说，工作队老找我们开会，要我们积极起来。他们工作一天有四十四两小米，我们得到的只是头疼。连一钱小米也没人给，群众对我们就是谩骂。”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在回答以前，戚云仔细地进行了一番考虑。“在这村的工作，是为了这村的利益。做好了，张庄的农民会得到好处的。至于我们工作队，工作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虽然我们吃得饱，但是，我们从这些会里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一旦张庄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就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帮助其他地方的农民了。我们也并不总是受欢迎，受表扬的，因为我们常常不得不支持不得人心的决定。假如再一次决定给治安主任王文则重新作人的机会，那时群众就会骂到我们头上来。”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可以从所有这些进步中得到好处，”她继续说，“而我们呢，甚至还不知道家里的命运怎样，我们帮不了他们的忙。如果他们是地主的话，我们还得跟他们作斗争。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为革命而努力工作。”
“可也是，”恩凤慢慢地想了想说，“我想，要是只是为了穿衣吃饭，你们就用不着从老远来张庄和我们一起闹翻身了。我脑子还是太简单了。”她在补充这句话时，笑了起来，使她那粗糙的面孔也变得可爱了，面颊上还出现了一个酒窝。“有时候，一连几天我的情绪都很高，但是一碰到困难或听到闲话，我就要泄气。”
工作队发现，张庄有名的战时英雄才元可能比谁变化都大。第二次县里开会以前，他一直是支部里最积极的党员。现在，如果他到会，也总是一人独自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对待批评总是很恼火。对待友好的寒暄的回答，也只不过是一句气呼呼的“吃过饭了吗？”
他在政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地里损失的小麦，以及想起人们对他的批评意见（他心里觉得不公正的），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快。更槽糕的是，他一怒之下与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打起架来。他们挥拳动武的事成了全村议论的材料。
这次打架是两人下棋时引起的。占了上风的才元嘲笑对手下错了一着。青年人发了火，辱骂了才元，把棋子统统打翻在地。年岁较大的才元大动肝火，伸手打了对方一个耳光。气愤的青年人还了手。在一旁观战的人把他们拉开之前，双方都挨了拳头。
全村都怪杂货铺管理员打了年轻人。一些农民挖苦干部和党员，说答应了要改造自己，可是现在还打人。这次打架的事在党的会议上一提出，才元马上就发起火来了：
“自从过关以来，我们甚至出口长气都受到批评。人们指着我们骂道：‘你不害臊，你还是个党员呢，你还是个复员军人呢。’”
“那时我若是在杂货铺门前，我一定帮才元揍那小子。”大个子民兵天喜皱着眉头说。
这些话表现出来的倾向已相当强烈了。党员们站在一起与全村对立，把他们的麻烦归罪于群众。
※ ※ ※
蔡勤领导下的工作队，没有直接抓住问题的核心，没有告诉张庄的干部：他们的麻烦来源于错误的政策，县里开会时已经决定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而是想用党性说服他们重新工作。蔡勤没有揭露过去的错误，而是把同志们叫到一起，责怪他们在自然灾害面前垂头丧气，缺乏积极行动。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指责。肖文书被说成不配作一个党员，这激怒了这个倔强的农民，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此后几天，他呆在家里跟谁也不讲话。
然而，工作队对县里会议情况保持沉默，并不能防止会议内容的传播。谣传或小道消息已经传遍全县。片言只语的消息说，基本政策出了偏差，斗争共产党员的作法过火了，“贫农路线”错了，党领导的翻身远非不彻底，而是过头了。“生产村”的车把式路过张庄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想从这个“基点村”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平分结束了吗？”李村沟的一个人，在大车店里一边喝着热水一边问。“听说要重新安顿地主了。”另一个边说着边吃着炒饼。可是张庄人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多，所以没法告诉这些人。他们只不过是从别处听来后加油加醋而已。
党员们碰到一起，这些夸大错误的传说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并助长了他们的“牢骚”。如果前段的政策果真是错了，那么村干部遭到的困难，责任当然要由上级领导承担，因为错误的指示是上边来的，每个人都吃了苦头。现在，村里的党员们只想着他们的苦处，许多怨气一齐涌上心头。
为什么工作队的干部还不着手扭转这种倾向呢？他们为什么不象陈书记那样，在县里开会的第一天就采取主动呢？陈书记正视这个问题，把它交给全体干部一起解决。蔡勤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工作队的其他干部还犹豫不决，害怕一旦把问题捅开，村干部反应不好。他们害怕突然的纠偏会使整个局势翻个个儿，从另一方面造成错误和过火现象，打击贫农的积极性，而贫农的希望是在那么长时间里用热心的许愿才树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工作队干部们对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善意缺乏信心。
依我看来，工作队员们似乎还有点羞愧的心情。三月份，他们进村时，是那样信心百倍，嘴里喊着翻身不彻底、存在坏干部和党内有地主分子等口号。之后，群众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希望发生重大变革。而现在，这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可能了。现在不是使穷变富的问题了，而是要给中农退赔和重新安顿地主；不是富有的干部把大量的土地和非法占有的果实交出来，而要退还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十几亩土地和一些不值钱的小物品。正视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所以，工作队没有把新政策作全面交代，没有向大家讲清楚为什么今后生产将成为一切问题的关键，而在实际上，工作队已着手集中处理生产问题。
十天之后，蔡勤和工作队干部们才下了决心，公开讨论政策的改变问题。这时已很明显，虽然进行了一些个别谈话，召开了党支部会和支部内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一些表扬和批评，但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却还根本没触及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召开了党支部大会。会上，蔡勤最后总算作了一个坦率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错误的“贫农路线”、“绝对平均主义”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上级党和政府对潞城形势的错误估计。
因为“极端民主化”是当前干部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此，工作队长也做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以为，只要给你们打人的权力，你们就可以解决村子里所有的问题。但是，暴力不是解决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办法。不讲道理、继续为所欲为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对正当的建议是合作的。但是他们反对强迫命令。如果因为少数人的挑拨，我们就恢复过去的工作作风，开始打人抓人，那么人民必然会对我们失去信任。”
蔡队长号召党员们勇敢地站起来，努力工作，引导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可以引导群众批判‘极端民主化’。我们可以教育他们，端正他们的态度。如果经过多次努力之后，还有人拒绝纠正错误，目无法纪，可以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到那时候，群众都会理解的，群众甚至会提出建议如何对待这种人。民主毕竟是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那些以民主为借口，进行违法活动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蔡勤的话把全村共产党员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思想感情爆发出来了，生动活泼的讨论随之开始了。
“工作队刚到时，我们思想上确实很混乱，”天喜说，“地主没有了，可是还有好几家没翻身。东西从哪里来呢？我们想，唯一的办法是没收我们干部的财产，谁都说我们翻身过头了。”
“确实是这样，”兴发说，“人们确实压了我们。过关那时候，他们说：‘你说你没贪污是什么意思？你当干部当了那么多年！’在街上碰着，他们就骂我买香烟抽，‘你还没改掉这种浪费的习惯呀？’他们责问我。”
“至于‘贫农路线’嘛，从一开始我就想，不少贫农没翻身，那是因为他们过去太丑啦，”才元搭了腔，“就拿郭德有来说吧，他是伪村长，我们都受过他的压迫。他一参加贫农团就神气开了，他不出差支前，那时没人敢讲。现在，我们可以放下包袱了。蔡队长都讲清楚了嘛。”
“过关当然很好，也必须这样做，”妇女主任胡雪贞说，“但确实来得太晚了。给我提的意见，有些对，有些不对。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帮助我，可是对那些不公正的意见，我还是有疙瘩。我一直想不通，落后了。蔡同志报告之后，我思想上轻松多了。上级知道我们工作辛辛苦苦，是支持我们的。”
向党员报告之后，蔡勤召开了由张庄全体成年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面对着站在池塘旁打谷场上的几百名男女农民，蔡勤解释了土改政策中新的侧重点，和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警告那些滥用民主权利的人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当干部。但是选举之后，获得多数选票的人要有办事的权力。所有人必须执行当选人作出的决定。你们自己很快就要选村长，选举之后，如果他分配你们支前任务，你们必须执行。如果他不行，如果他不称职，你们可以另选别人替代他。但是，只要他负责任，你们就要听他的，这才合乎道理。否则，就只能是无政府主义。”
这些带有太行口音的话说得清清楚楚，给农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鼓舞了共产党员们。选举义务的基本常识讲得明明白白，这是当地的农民从未听到过的。共产党员们看到纪律是新制度的一部分，工作队要解决日益发展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问题，这才放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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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互 助
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饭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小麦是越冬作物，又是秋收的少量补充。它在农村生活中起的作用之大，是与其产量不相称的。对许多家庭来讲，小麦既可以解决“春荒”，又为夏季的重体力劳动提供了主要的营养。没有小麦，这些家庭就没有生活到九月份的希望，就无力从事反复的锄草、追肥和间苗劳动，以促使主要谷物的生长，因为要到九月份玉米和谷子才能成熟。因而，虽然小麦产量从未超过人们一两个月的口粮，但它是北方农业建筑上的一块拱心石。
由于冰雹严重地毁坏了小麦，所以工作队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份的首要任务，就是给缺粮户发放救济粮。村公所已经把村里库存的一部分粮食分发了。现在加上潞城县在教堂里存的粮食以及从县城用大车运来的粮食，当前的危机解决了，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了，总结一下就可以制订恢复生产的计划了。
过了一些日子才明白，春播作物并不象最初看来损失得那么严重。首先是玉米恢复了生机，被冰雹打坏的叶子枯黄死去，但是，新叶很快从玉米秆中心钻出来，使禾苗跟原来一样茁壮。大部分谷子虽说没有玉米那么茁壮，但也同样死而复生了。只有豆类算是彻底毁了。可是，在整个农业中，豆类不是主要粮食作物，所以它的损失也并非是不可弥补的。就是小麦地也可以挽救一部分。冰雹的打击不是在所有地里都一样严重。有些土地虽说受到打击，收成也还相当不错。有的地，经过收割、打场、扬场，但是毫无所获。整个麦收结束之后，工作队对灾情造成的损失作了一个全面的估计，列出了如下的清单：
小麦：一千七百一十二亩，全部受灾。估产：二十一万三千五百斤（平均每亩一百三十斤）。实产：四万五千六百六十二斤（每亩三十斤）。
谷子：一千零二十亩，全部受灾。估产：一般年景的五成。
玉米：二千一百二十五亩，全部受灾，但恢复较好。估产：一般年景的百分之九十。
豆类：在玉米地里间种八百六十八亩，全部受灾，收获无望。
受灾农户：二百四十户（全村农户）。
随着玉米和谷子恢复了生机，农民们的情绪也好起来了，劲头也来了。他们很快就出动，全力以赴地在所有空地上播种胡萝卜、荞麦和六十天成熟的玉米。种子是县农业科从未受灾的村庄里调拨来的。种子的供应很充足，最后还剩下几百斤荞麦。村公所把剩余的种子送给了张庄正北的马场，那里有些土地也遭了雹灾。
※ ※ ※
紧张的收割，重新播种的需要，以及晋中作战带来的沉重的运输和担架任务，使互助和变工显得非常必要。但是，雹灾之后，农民积极性的低落，再加上“贫农路线”引起的单干倾向，几乎使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陷于停顿状态。在最需要互助的时刻，这种制度却濒临垮台的边缘。
有的农民是喜欢单干的。他们说，不组织生产更好些。他们一不开会，二不参加互助组的劳动，而是各行其是，在背后还嘲笑互助合作。他们想方设法打击仍想搞互助合作的人的积极性。个人主义少一些的人们，给军属干活时合在一起，回到自己地里时就分散了，甚至干部通知他们开会都感到困难。有的到黄辗矿上运煤去了，有的锄自己的地去了，从早到晚看不到人。下雨天，人们不能出门，互助组长有时还能找齐人，但是，雨一停，互助合作就同田里的水份一起蒸发掉了。因为每家都想在草根扎深以前就到自己地里把草锄掉。
实际行动胜过雄辩。农民们的行动表明互助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如果把“要不要组织起来生产”的问题正式提交支部党员、临时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或农会小组讨论时，反应并不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说，在理论上互助组是好的，只是在实际上行不通。他们坚持说，他们是愿意互助合作的，但是，他们不喜欢过去的一些形式。讨论正式开始之后，就是热烈的“提意见”。
农民的意见，主要是嫌互助组太大了。有些互助组包括二十到二十五户。组长早晨把人找在一起很费时间。到地里之后，许多人在地里闲着，因为劳动安排不明确。同时，互助组大了还意味着闹磨擦，因为总有一些不大和睦的农户要碰到一起。拿真宽的组做例子吧。这个组有喜欢吵架的金柱和他那个“破鞋”老婆。组里十分之九的人都不愿与金柱一起干活，因为他既懒惰，脾气又坏，跟谁都抬杠。仅仅为了解决金柱挑起的事端，互助组就得每天开会，为此花时间是不值得的，耽误了组员们的睡眠和宝贵的休息时间。
人们还说，大互助组往往是强行组织起来的。一九四六年，在亲友互利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许多小互助组就自然得多。一九四七年，潞城县委发出组织起来搞生产的号召之后，这些很成功的小组突然机械地扩大了。为响应这个号召，仅仅根据居住的远近，人们拥进或被指定加入这个或那个互助组。所有关系到人们能否在一起劳动的重要标准都被忽视了。一旦加入了一个互助组，就很难退出来。如果在组里关系搞不好，其他组也不会要你，然而要搞单干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集体的帮助，别人帮助他们多少，他们也愿意帮助别人多少。在一起合得来的人，经常商量着要踢出那些惹麻烦的人，但是，要这样做，很难不伤感情，大家都因而丢了面子。
许多缺乏劳力的鳏寡孤老户也包括在大组里了。他们不是以工换工，而只是根据给他们干活的多少付出一定的报酬。他们不能，也不积极地参加互助组的劳动，但是，如果给他们干的活不完全称他们的心，他们往往在会上发牢骚，总是要浪费时间，制造麻烦。主要劳力对和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在一组也不乐意，除非他们是自己的近亲。
对互助组的另一主要意见是组织得太过分了。干部们积极性一上来，就什么都想计划，从集体劳动优越性最大的播种、收割，到优越性很小或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的运输和拣粪，都想组织。许多农民被派了活而不出工，以抵制这种过分的组织。
对组织互助变工的整个目的也有不满情绪。在为时两年的实行过程中，互助组的职能逐渐地大大超过原先的设想。村政府已经习惯于把互助组当成它的辅助机构。互助组长要管理支前勤务，照顾军属，救济寡妇和其他困难户，以及承担其他福利事业。县政府要人抬担架、运粮时，村长就把组长找在一起分配任务。最初，是农民在生产中自愿组织起来的换工队，后来变成了执行政府公差、分配救济物资、管理生活而与生产很少联系的半官方机构了。这实在太过分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还要求继续搞互助生产。他们羡慕仍然活动着的少数几个组所取得的成果。支部书记兴发那一组就是这种类型。这个组有八个劳力，一直在一起劳动，粮食产量在全村是名列前茅的。他们之间没有工钱问题，因为每天在一起劳动时，每人给别人干的活和别人给他干的活相等。他们是劳力换劳力，而不是换小米。他们经常夸口说：每个季节他们都是第一个把活干完。劳动模范杨忠盛的小组搞得也很好。工作队建议，全村重新组织互助组的最好办法，是把大组解散，然后自愿结合。但是，这个二十户的集体拒绝解散。正是这样的好典型才使得变工的想法一直存在下来。
共产党员天喜对互助合作热情很高，虽然他自己的互助组搞得并不妤。“在一起干活就干得多，”他说，“开会睡得晚了，早晨没有组长来叫，我一睡就是大半晌。一个人去干活，看着一大片地就发愁。跟大家在一起干活，活干得就快。有说有笑，大伙都高高兴兴的。”
泰山娘是农会西南片的头头之一，是一把劳动的快手。她同意天喜的意见，并且强调说，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经常抬头看天，看是不是到晌午了。可是，在一起干活，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很快就把活干完了。”
既然大多数人明确地要继续搞互助，工作组就号召全村人按原来的互助组集合起来，商量他们认为重新组织起来的最好办法。在重新组织时，要求人们牢记毛泽东为农民合作规定的三条基本原则：一、自愿；二、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三、实行民主。工作队还用毛泽东指出的三个常见的缺点来提醒人们不要：—、什么都互助；二、组织过于庞大；三、组织太复杂。
通过重新组织，包括六十五户（约占全村四分之一）的十个生产互助组成立了，或巩固了。就政治和社会成份来说，有的组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共产党员真宽、积极分子元龙、爱闹别扭的侯根明和外逃回来的侯金明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组。在我看来，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过去都曾是天主教徒。
被停职的原农会副主席王雨来、前伪村副李同仁、前伪村长甄忠喜、不问政治的中农凤来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锁组成了另一组。这组里确实是五花八门——一个下台的霸王、两个从前的汉奸、一个老实的单干农民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同一类的人吗？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拉到一起的呢？谁也很难说。不管怎样，他们似乎乐意在一起为今后数周的生产热心地制定计划。
新的互助组是在七月十二日正式成立的。可是，在十六日党支部开会研究进展情况时发现，十个组中实际上只有七个组在一起耕种。其它几组开完会，一起在地里只干过一两次就散伙了。
民兵大洪说：“我们组的人不愿一起干活，互相帮助。我没办法。叫人开会，很少几个人到。我的组里实际上只有两户。”
“两户怎能叫互助组呢？”蔡队长问。
“就是这样嘛，张汉兴和我在一起干活。当然啦，最近几天他在锄地，我在积肥。”
“原来你们实际上根本没互助呀？”
“是呀。”
统计了一下，二十八个党员之中只有十一个参加了互助组。显而易见，共产党员没有进行有力的领导。为此，蔡勤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想法克服各种困难，带头提高生产，否则只能造成混乱。”他这样警告大家。
蔡勤的批评只能使党员更加精神不振。用建议和榜样进行领导，证明比任何人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我们今天的工作比过去复杂得多，”英俊的存喜悲观地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得非常仔细。要贯彻一项指示，就必须征求人们的意见。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再也不想留在村里工作了。’”
“那么你想干什么呢？”蔡队长问。
“我想参军去，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兴发最后厌烦地离开了会场。“我从来没开过这种令人烦恼、使人泄气的会，”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琢磨，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对任何工作担当责任，没人愿意挑担子，能推卸责任的都往边上靠。我自己，累的时候也不想来开会。就是来了，也盼望会尽快开完。所以我总是在会上发牢骚。我发牢骚也助长了别人的错误倾向。”
至少兴发在这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不再当过关时受到了严厉批评的“老好人”了。考虑到他的过去，这只能解释为他在政治上进步了。
这次支部会使工作队的工作陷入了僵局。无论如何，鼓励、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对过去错误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些共产党员的情绪。这种情绪，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全村情绪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已。这主要是由于村里的工作没有进展而引起的失望情绪。缺乏进展则是由于有关分配、重新安顿和整党等问题的最后决定，要推迟到新的村政权建立之后。
一九四八年七月，前途奇怪地悬而未决。决定前途的所有因素，就象在非结晶质的溶液里漂浮着的一个个离子，等待着使其结晶的唯一催化剂——决定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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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村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靠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什么是村人民代表大会呢？工作队建议要在张庄成立的村人民代表大会，和现存的其他群众组织有何区别？这些都是有关代表大会的想法提出之后，群众要问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没有猜测的必要。村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四五年以前解放的许多地区已经存在了。许多脱产的区干部，经过切身体验或学习讨论，已经对代表大会有所了解。在向张庄解释代表大会时，他们所描述的是在华北许多地方早已实行的一种政治机构，而且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在全国各解放区就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行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村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选出之后，这个委员会或代表大会就负责所有的地方事务。基层选民和边区政府都承认它是全村最高政权机构。这个代表大会有权草拟村里所有规章制度，处理村里纠纷，任命村长、民兵队长和治安主任等村干部。
任命之后，这些干部就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管理村里事务，执行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定期向代表大会就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进行汇报。如果他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代表大会可以随时加以罢免。
村人民代表大会在理论上以它无所不包的性质区别于其它一切群众组织或选举产生的机构。贫农团的会员只限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协会只限于贫农和中农。妇女会只限于妇女。共产党只限于根据品质、能力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吸收的党员。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代表全国统一战线内的全体人民的机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农村社会里，除农民各阶层外，还有许多其他阶级和集团。如教师、医生、接生婆、兽医和药铺掌柜；木匠、石匠、铁匠、车辆制造匠等长年工人；木刻师傅、编织工人、小炉匠、织席手工业者以及家具制造等精细的手工业者，还有小商贩、杂货铺掌柜、大车店主、轧棉花的、酿酒的以及磨房主等买卖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创造一种这些集团都有发言权，并能代表他们的政治机构是必要的。
村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机构。它是新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在基层的政治体现。这里联合的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是一切同盟阶级，它所排除的只是共产党所说的革命的敌人，即富农、地主以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代表大会的形式要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的阶级联合，所以它的组织机构必然不同于各种群众组织。每个群众组织只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最多代表两个关系密切的阶层，如农民协会代表贫农和中农。这一类群众组织的成员是根据居住地区选举代表的。居住在村里某一部份的农民，从自己的邻居里选举农民协会委员，农民协会委员会就是这样由一个村里各个部分的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则不是根据居住地区选举的。它的代表主要不是来自村里各部分，而是来自各利益集团和各社会阶层或阶级。不管居住情况如何，商人选举商人代表，手工业者选举手工业者代表，农民选举农民代表。在任何专业人口聚居地区，代表的选举也是按照居住情况进行的，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责是反映各个集团利益的，而不是反映各个地区利益的。
长治、潞城以及东关一类大的商业城镇都是较大的人口聚居中心，集中居住着不少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地方显然是需要建立这种无所不包的代表大会的。只有这种机构才能使非农业人口投入积极的政治生活；他们在土改斗争中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旁观态度，有的甚至成了过火行动的受害者。只有这种机构才能给他们提供发言权和选举权。
但是，象张庄这一类阶级结构从来就不复杂的村庄，代表大会这种形式的必要性则是不大明显的。在张庄，没有一户的主要生活来源依靠专业技术、经商或手工业生产。村里所有的木匠、织布的、开大车店的或小商贩，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农民的某个阶层的。在张庄，参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只能是跟农民协会会员几乎完全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建立一个组织呢？为什么不干脆把选举产生的农民协会的干部叫做张庄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把村政府的职权转交给农民协会呢？
这几乎——几乎是，但不完全是——就是张庄工作队提出的解决办法。农民协会的干部不能把自己算作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农民协会没有普遍性。农民协会是一个有排斥性的阶级组织，它有自己制订的某种会员标准。新会员必须经过老会员批准。张庄至今还有二十多户不是会员，这包括那些挂起来还未过关的干部，以及那些因为“流氓行为”或过去的罪行还没有被认为是“正直勤劳”的人。但是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边区有资格的公民，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他们的财产未被没收，他们有选举权。政府与群众组织是不同的，它必须代表一切在法律上享有公民权的人。因此，即使在完全是农业人口的张庄，农民协会也不能象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为人民代表大会。
这一点区别，对张庄许多人来说似乎太微小了。但是，村人民代表大会无所不包的性质，归根到底，并不取决于某个村的需要与否，而是由于它是共产党提出的整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是边区政府未来的目标。
村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广泛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各级代表大会这座金字塔的基石，其顶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县和地区代表大会是中间的两层。一九四八年，这座金字塔还是一幢建造中的大厦。它还没有顶端，因为内战仍在进行中，革命还没有统一全国，还不存在全国性的革命政府。这座金字塔的某些基础部分也还是空白的，因为许多村庄尚未完成土地改革，还来不及建立村代表大会。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前，张庄就是这些空白点之一。作为金字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县和地区代表大会，在解放区的大多数县和地区都有了。但是解放区在不断扩大，有些县是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以前才赶走了国民党军队。在那些县里，由军队或共产党的领导人任命的临时军管会或临时委员会掌权。
要理解当时的局面，读者必须想象到，在一个处在变动中的农村，多种多样的政治局面同时存在。在一九四八年，中国大陆大体分为两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北方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南方。但是，南北两大部分任何一方的统治都不是连成一片的。在华中和华南有解放区，在华北、东北、西北有国民党控制下的走廊，还有一些孤立的小“岛”，这里国民党军队被包围着，但仍然坚持着。总的来说，解放区在扩大，国民党控制的走廊和小“岛”在不断地缩小，以致消失。在这个总的形势下，也出现相反的情形。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地区，有时被国民党重新夺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变革遭到摧残，各种形式的人民政权遭到破坏或被赶入地下。在这战争和革命的动乱时期，大概没有典型的政治局面，而只是各种各样毫无联贯的政治过程，或迟或早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普遍的崭新的社会制度。
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四级代表大会的金字塔将遍及全国。因为上一级的代表由下级选举，这个制度就将在形式上把中国传统的等级统治彻底翻过来。在传统的制度下，一切权力照规定集中在皇帝手里（后来集中在独裁者蒋介石手里）。这位至高无尚的人物，任命省长，省长任命县长，县长任命村长，村长对他管辖下的小业主、佃农和雇农操有生杀予夺之权。随土改而诞生的这个崭新的制度恰恰相反。根据新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选举村里的权力机构——村人民代表大会；村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参加地区（后来是省）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解放以后，地区代表大会将与大城市代表大会一起选举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地区和各城市的人民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从长远看，在张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将使该村有一个能够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另一方面，将填补解放区整个政治制度的空白，对全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又将增添一块砖瓦。
※ ※ ※
在张庄，人们殷切地盼望着村人民代表大会的诞生。根据《土地法大纲》的条文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只有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才能：
一，对全村人口进行第三次即最后的阶级划分；
二，没收地主、富农仍然占有的财产，接收干部退还的多占财产，管理全村现有的公共财产；
三，对上述所有财产进行最后的分配，分配剩余的土地、房屋、设备、家具和牲畜，颁发土地证、房屋证；
四，为审查所有原来的干部和党员而召开第三次即最后的“过关会”；
五，决定征收夏季公粮；
六，任命专职村干部和监督他们的工作；
七，选举出席县代表大会的代表。
既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业已成熟，因而群众就迫不及待地要求选举。工作队对待这个问题和对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决定实行耐心教育的政策。蔡同志想首先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确实使每个人都了解成立代表大会的理由，以及这样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代表们及其任命的干部的权力和职责以及选民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他把选举推迟了几天，让全村大多数人讨论这些问题。所有农民协会会员在自己所在的小组里参加讨论，非农会会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
我参加了在西南片的小组讨论。戚云在解释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职能时，把大会与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做了比较。在许多村庄里，消费合作社是由入股者选出的委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和一个由管理委员会挑选的经理来管理的。管理委员会定期开会对经理的工作进行检查，审查账目，检查营业状况，计算盈亏，并对经理作出改进经营的指示。在管理委员会的全面监督下，经理及其工作人员负责合作社的日常工作——记账、订货和打扫店铺。
这样解释代表大会，多数农民理解得很快。虽然他们对民主政府还没有亲身体验，但是，他们都参加了合作社组织，或者看到了合作社工作的情况。
农民们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之后，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村里的共产党组织怎么办？共产党不是整个革命的领导者吗？如果村里一切事务都要由代表大会处理，那么，共产党组织干什么呢？”
在一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上，蔡队长对共产党的作用做了如下说明：
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党支部对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得出结论，然后把这些结论提请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批准。如果其他代表拥护这些意见，就付诸实行；如果反对这些意见，支部则必须对整个问题重新考虑和讨论。如果支部仍然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代表大会的代表仍不同意，支部可以把问题提交上级党组织。但是，即使上级党组织同意支部意见，上级党组织也不能建议越过村代表大会。上级党组织可以建议支部坚持意见，进一步解释，进行教育，以待将来统一认识。至于村代表大会，它也有自己的上级机关，即潞城县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县的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万一通过上述程序之后，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村里解决不了，双方可以提交上级机关最后处理。
按照蔡同志的这番解释，与人民代表大会不同，共产党无权以任何形式行使国家权力，它只能进行说服，树立一个榜样。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人民选举共产党员为张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共产党员不能比其他代表有更多的权力。共产党员只能通过自己内部的团结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获得多数人支持来实现领导。
换句话说，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强制，也不是靠特权，而是靠说服教育，靠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村里日常工作来实现的。从长远观点来说，地方党员的领导能力，首先取决于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政策，其次取决于每个共产党员凭优点和表现而建立起来的威信，取决于他们参加各群众组织的积极程度，并以榜样的作用时时教育别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比一般群众更忠诚无私，更有原则性。
威信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虽然共产党尽力只把最积极、最能干、最忠实的农民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但是，总有可能党的整个威信帮助了实际上不够格的共产党员，给了他们的言论和意见以他们个人的品德所不能有的分量。
当然，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发生过。不论当地党支部是好是坏，党在全国的威信使党支部的意见对所有非党干部、人民代表和全体人民都是重要的。新问题一发生，农民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党是怎么说的”？对许多人来说，只要党讲话就足以获得他们的拥护。正因为如此，全体党员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而事实上，他们的影响的确比孤立的个人要大，所以，对事情要深思熟虑，要做得正确，就显得更有其必要了。
※ ※ ※
在农会小组里，讨论党在村里的整个作用及其与未来的村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时，农民们还讨论了民主问题。民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民主和放纵是一回事吗？
有些人讲：“现在有民主，我就用不着去开会。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说，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为了实行民主，必须开会，一起研究制订保护和增进人民利益的好计划。拒绝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不是民主，而是用这个字眼替错误行为辩解。民主就是一切行动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个个人的利益。民主决定的良好效果，可能在短短几天内还不明显，但是，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好处肯定会显现出来。
为保证大多数人的决议得到贯彻，一些农民想建立一种“制度”，即一套规定。他们要求对将来不参加会的人给予批评，而且必要时给予惩罚。其他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凭良心的事，因政治上消极而惩罚人是无用的，每个人必须从心里服气。没有自觉的纪律就不可能有民主。
这两种观点都未被接受为自由和纪律问题的答案。多数人一方面同意，总的来说，行动必须出于自觉，另一方面坚持，应该批评少数不采取合作态度、拒绝分担诸如纳税、支前和开会等公共义务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公开亮出自己的想法，帮助他们打通思想。如果他们不想承担任何义务，就不应得到任何好处。让他们自己去生活，自己种自己的玉米，出了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不要来找我们帮忙。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不是这村的人了。”这是北片公认的发言人、单身汉老堆金的话。
“说穿了，”从来媳妇代表东片补充说，“谁也不能离开大伙生活，谁都需要跟别人互助合作。夫妻俩也得商量着办事，谁也不能完全独个儿种地。”
※ ※ ※
七月二十一日，举行了村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有三十五个人当选，男十九名，女十六名；其中几名是老中农，二十五名是翻身的贫农（现称新中农），一名贫农。三十五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八名，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包括农会主席真宽、支书兴发、民兵大洪和三十九岁的中农孟福禄；其余四名是妇女：妇女主任胡雪贞、副主任王恩凤，两名家庭妇女：石秀梅和党员肖文书的妻子任荷菊。还有四名代表是党员的妻子、母亲或兄弟：大洪妻子、周增禄的母亲、贵才的母亲和才元的小弟弟普元。
人民代表大会的其余二十三个代表都是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因为自工作队三月进村以来在村里所起的作用而被左邻右舍选上的。突出的有：单身汉贫农、酒坊工人老堆金；长工申发良和曾经要过饭的从来媳妇，二人都是新中农，其遭遇在第三章已有所述；在旧社会被三次倒卖的武魁媳妇；说话厉害的织布能手王老太；愁苦的开荒人李老四；西南片的青年积极分子、曾是天主教徒的郭元龙；全村最勤劳的寡妇泰山娘。以上这些有名的人物也当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老申头的天主教集团未获得任何承认。自“土匪”雨来和他儿子文则在“过关会”上低头之后不久，跟随这个多嘴的耍计谋老手的那帮人就彻底瓦解了。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很强的代表大会。精确地说，他们不完全是全村各个阶层的代表，而是从村里最优秀的人中挑选出来的，毫无疑问，人们把全村最积极、最信得过、最优秀和最肯干的人选为带头人了。选举结果出榜公布以后，全村人都笑逐颜开，进行热情的评论。生动活泼的气氛仿佛笼罩着张庄的大街小巷，代表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祝贺。工作队的干部和村里人一样高兴。为了表示欢迎代表们当选，他们特地一家一家地拜访了每个代表。
在三十五名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德才兼备的五人常设委员会。其中包括四名党员：真宽、兴发（男）；胡雪贞和恩凤（女）。还有非党员代表老堆金。真宽当选为主席，老堆金当选为副主席。
第二项议程是选村干部。代表们一致推选自四月“过关”以来担任临时村长的存喜继续担任村长。另一个党员师四孩担任民兵队长，替代声名狼藉的洪恩。其余五个干部——村副、民校校长、财粮主任、生产主任和抗勤主任——由非党员担任，其中两名是代表大会的代表。顽强的中农张金洪，自一九四五年解放以来就担任财粮主任，这次又重新当选了全村都佩服他善于计算的本事和办事认真的精神。
通过任命名单之后，代表们把不在场的当选者召来，通知每个人要担任的工作，然后让他们表态。所有的人都表示，保证努力工作，尽力为全村谋利益。
代表大会的气氛是轻松而融洽的。每个人似乎都因为最后民主选举了村政府而松了口气，象老朋友那样在一起研究面临的问题。紧张和敌对的情绪好象消失了——至少暂时是消失了。
次日，七月二十三日，在酒坊举行了全村群众大会，在这里可以使人们免遭夏季阵雨的浇淋。新的村政府在适当的旗帜下，在口号和讲话声中正式成立了。这次庆祝活动迸发了真正的热情，因为这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全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张庄进入了它动乱生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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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把老堆金从过去五十多年默默无闻的境地，推到重要性处于全村第二位的代表大会副主席岗位上来，这大概是本村所采取的最突出的行动了。老堆金几乎整个一生处于被埋没、被压迫、被忽视的地位，直到平分土地提供了机会均等的机会以前，除了辛勤劳动以外，他一直没有机会发挥任何才干。土改开始之后，他走到了村里生活的前列。在这方面，他是在那些年代不断被中国农民推上政治舞台的土生土长的干部的一个典型。随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展开，过去那些在旧制度下被动的、不声不响的受害者，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到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来，发挥出他们的从未料想到的才能。
老堆金有着宽阔的圆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随时都会发出愉快的微笑。皱纹从他的眼角出发，布满了他那宽大的额头。两腮的下巴满是蓬乱的短须，这是他身上唯一不大整齐的东西。其他一切，从剃得光光的头上的毛巾，到他踝子骨以上的绑腿布条，都搞得利利落落。他的衣服尽管褪了颜色，补钉摞着补钉，但总是干干净净的。
工作队在三月份到来时，除了他的名字外，很少人对这位老汉有更多的了解。几个星期后，他被选为贫农团北片的副组长。伴随着每次会议和危机，他的威信不断提高；但是，直到县里开会提出改变政策之后，他才在全村出了名。改变政策的作法使他成了全村闻名的人物，因为他——在贫农中只有他——一贯坚持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没有多少东西可分了，政治上翻身、选举、开会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都同小米一样重要。他认为张庄的人民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应该通过群众参加管理村里事务的方法，民主地解决问题。
老堆金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因为他观察世界比较客观。他不为私利而操心劳碌，头上有简陋的土房顶，脚下有六亩地，就显得和过去一样心满意足了。他没有个人私欲和包袱，也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处事老练。深思熟虑，是一个非常镇静的人。别人自然而然地在遇到争吵和困难问题时，便去向他求教。
老堆金的处境无疑地有助于他看问题持客观态度。他没有老婆、孩子。虽然他负责抚养着侄子的一个女儿，但这个六岁的女孩儿并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这个小伙伴倒给他的生活增添了生气。他已年过五十（这在中国农村是一个受尊敬的年龄），他没有因为追求女人而产生的苦恼，所以他和那些牵连了不少年轻一些的人的丑事和流言蜚语不沾边。
老堆金那令人钦佩的客观态度是经过一些严峻考验的。解放对他来说，并不完全都是好事。如果象其他许多老乡那样，因自己受到损害就争吵不休，那他也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在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打败驻守第五区的日伪军时，老堆金已住在距张庄十几里外的张公庄，与当伪村长的侄子住在一起。民兵进村后，逮捕了伪村长，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其中包括老堆金的全部家当。他侄子获释后，丢下三岁的女儿和老堆金，自己溜走了。从此他未回过家，也从来没有让老堆金知道他在哪里。
老堆金回到张庄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在张庄他还有六亩土地，是日军在他父亲地里修建炮楼后剩下的地产。分果实时，他分到了三间破旧的房屋、几件衣服和一两袋粮食，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是代表大会里唯一的贫农代表。可是，他对谁都毫无怨恨之心。在问到他的态度时，他对戚云说：“说到我，我分到房子、衣服和粮食。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其他农民呢，他们都比过去强了。缺地的分到地，缺房的分到房，还有牲畜、大车、农具等。但是还有一些怪人不知足。他们想的只是坐在家里吃现成饭。可是，吃的怎么能自动跑到嘴里来呢？每个人都得劳动，这是我们的责任。”
老堆金大半生是挣工资的劳动者，这大概与他先进的世界观有些关系吧。从十六岁开始，他就给地主扛长工，一直干了九年。后来当了小贩，在路旁卖了三年酒，此后他到本村樊朴之的酒坊里做工，干了二十三年。他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天黑酒坊关门后才能下工。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一般农民是很少体验到的。也许是这种生活逐渐培养了他坚定、顽强和大公无私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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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最后的决定
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新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最后确定了全村每户的阶级成份。工作队从县第二次会议上带回的对翻身形势的最新估计，毫无疑问对会议是有影响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封建财产基本上已经没收，贫农基本上翻了身。所以他们对以前被划为贫农的每户都非常严格地进行了审查。这种倾向是六月份第二次划分阶级成份时才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七月份最后划分时成了主要特点。任何一户，如果有了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耕种，有了房子住，就被认为是翻了身，因此也就被定为已达到新中农地位的农户。
三次出榜，即划分阶级成份的三个阶段的结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倾向。（见下表）
| 第一榜 （五月） | 第二榜 （六月） | 第三榜 （七月） | |
| 贫农 | 95 | 57 | 28 |
| 手工业者 | 1 | 1 | — |
| 新中农 | 68 | 105 | 136 |
| 旧中农 | 64 | 64 | 65 |
| 富裕中农 | 7 | 8 | 8 |
| 富农 | 4 | 4 | 4 |
| 地主 | 1 | 1 | 1 |
| 240 | 240 | 242 |
统计表表明，阶级成份较高的人在划分过程中的变化（如果有的话）是微小的，但是阶级成份较低的人在划分过程中的变化却是显著的。五月份，有九十五户被认为是贫农，到七月份，就只有二十八户了。五月份，认为只有六十八户贫农翻了身；七月份，却有一百三十六户贫农被认为翻了身，正好是原来的两倍。
名单贴出后，虽有几户被提升为新中农的贫农户表示了抗议，但是，总的说来，人们是很满意的。阶级成份最后的划分反映了现实，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基础，使每个人都能致力于生产。
随着阶级成份的最后划定，张庄代表大会不仅解决了翻身这个主要问题，也解决了有关非单一收入农户的阶级成份的许多次要问题。过去遗留下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以劁猪、羊为职业的王常义家的成份问题。虽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但是，根据他家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个标准时间内的经济地位划成份仍然是必要的。王常义在那时，每天带着药箱出去劁猪挣钱，同时他家雇人耕种的土地相当于张庄平均数的两倍。
王常义是剥削者、手工业者还是自由职业者？他是地主、富农还是中农？他挣的钱占收入的百分之几？多少是剥削所得？
代表大会把王常义家的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兽医王常义和他本人挣的钱，另一部分是土地所有者王常义的家庭及其剥削所得，这样就最后解决了问题。王常义被划成手工业者，从工具到收入，一切与其手工业有联系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合法的财产，多余的土地、农具、房屋等均被没收。这样就在作为剥削者的士绅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士绅之间划了一条精确的界线。这条线同样适用于所有教书、行医或为挣钱而从事其他服务行业的地主或富农。
这种把个人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中区分出来，另划个人成份的概念，有助于其他麻烦问题的解决。例如，铁匠张还朝被算作手工业工人，而他的家庭则根据其占有土地、房屋和农具，被划在新中农一类里。根据同样的原则，木匠李何仁和织布的王贵宝以及其他几个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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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的阶级成份划定之后，就可以回顾一下自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整个土改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上述的表格可以算作这个过程的总结。这些数字最后极为清楚地揭示出战后初期的“左”倾对中农损害的程度。一九四六年冬，中农作为一个阶级失掉土地四百亩，牲畜十二头，和相当多的粮食。到《五四指示》全部贯彻时，他们又失掉了六十亩土地和几头牲畜。实际的损失比这些数字表明的更严重一些，因为在总的数字中，一些倒霉的中农所受的损失，被另一些中农户得到的土地和牲畜抵消了。分析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六十四户中农中有二十一户损失的土地几乎达到六百亩，虽然其他十六户中农获得了土地一百四十亩。正是这二十一户的损失说明，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割韭菜思想”流行一时，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中农不愿开会，不积极的原因。
所有这些困难都起因于没收运动过了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把中农算作富农，把富农算作地主，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最后的划分阶级成份揭露了这种情况之后，第二步就是纠正错误了。被扫地出门的要重新安置，错斗的对象要给予退赔。但是，首先要把一切用于退赔或重新安置的财产集中起来，由代表大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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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半夜袭击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
——任弼时 一九四八年
在中国农村，夜晚具有工业化的西方早已不存在的绝对特征，至少在合作化和公社化引起中国农村变革以前是如此。夜晚，人们很早就回家进屋。如果点灯的话，也不过是一碗植物油里燃着的棉花灯蕊。晃动的火焰只能把黑暗推出几尺远，在纸窗外面几乎看不到它的光亮。所有的窗户都朝院子开的，而院子四周被围墙包围着，在围墙外面，看不到任何光线，这意味着，当夜幕降临时，整个大地完全为黑暗所笼罩，人类的一切户外活动都停顿下来。天黑之后在农村走动，就仿佛在一个广阔无垠的墓地里行走。这里除了天空中的光线外，根本没有什么亮光。当乌云覆盖天空时，黑暗就压倒了一切，使人感到恐怖。一切都是原始的，似乎回到了在人类发现火以前的原始沼泽地。难怪人们害怕黑夜，相信鬼神，想象出统治大地和天空的各种青面獠牙的鬼怪。随着地球的转动，反复出现黑暗与光明、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使得后代传说的在宇宙间阴和阳、黑和白、乾和坤、善和恶的斗争显得真实而可以感觉得到了。
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寡妇王凤只的院子里，我摸黑走在六月的洪水留下的烂泥里。在我四周，其他人也向寡妇的门口走去。人们在黑暗中，几乎无法辨认；但是，他们低沉的咒骂使人感到他们的存在。每当有人布鞋陷入稀泥或腿骨碰到地上杂乱无章的障碍物时，就情不自禁地、悄悄地叫骂起来。
靠院落的西侧原来有一溜棚屋，在洪水期间已经倒塌。木头和用草帘遮盖着的土坯，在地上东一堆西一堆地摆着。整个院落散发出潮湿而发霉的气味，这就使满得外溢的水槽里的腐败物散出的气味，不是消失而是更加浓烈了，不时侵袭着我们这支夜间搜查队的鼻孔。
在我周围是张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几个新任命的村干部、工作队的干部以及若干民兵。他们为了对寡妇王凤只实行突然袭击，深夜来到她家。
在最后一次订成份时，这个健壮的寡妇被划为富农。第二天上午就要出榜了，到那时，再没收这个全村唯一没有动过的地富家庭的财产，就肯定太晚了。即使在头一天晚上搞突然袭击，也可能是白费劲，左邻右舍已经汇报了在这洪水破坏的院落里的一些奇怪的动静。几星期以来，寡妇的亲戚和女儿补巧在深更半夜来来往往，箱子已在夜间用大车拉走，她家的大部分财产可能已经分散了。等到名单贴出之后，也就分散完了，这是肯定无疑的。代表大会划定了寡妇的阶级成份之后，就先对她所有的东西进行登记。
尽管她的房屋是简陋的，但谁也不怀疑她是富有的。农民们回忆了她为女儿举行的排场很大的婚礼，和为丈夫举办的颇为铺张的丧事。办丧事时，棺材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由十六个人（不是一般的八个人）抬出去。全家穿戴都很阔气，绫罗绸缎，毛皮俱全。这些贵重衣物现在何处？这些几代剥削者的储存和几代被剥削者的劳动积累的黄金在哪里？人们彼此问着这些问题，他们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个寡妇是很诡的。她最狡猾的一着是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贫农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因为补巧已经出嫁三年了，所以她被划为贫农，而且是军属，虽然她住在娘家，吃穿都象地富一样。补巧作为一个贫农，有权参加村里的一切会议，学习划成份的办法，然后把收集到的一切情报带给她娘。预先警告就意味着预先戒备。只有蠢蛋才几个月来毫无动作，坐等斧头砍到自己头上来。但是，在划定寡妇的成份之前，政府和共产党不准对她采取行动。感到失望的干部们，除采取边区指示规定的按部就班的做法外，别无他法，虽然他们明知这个寡妇在她的命运最后决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地斗过他们。她女儿肯定已经告诉她，不许再打人了，武力是被禁止的。也不会在搜查地财上浪费时间了，埋藏起来的东西很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这一切都说明为什么寡妇王凤只被宣布为富农后，代表大会就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半夜出动登记、查封寡妇财产的人分成三组。一组完全由妇女组成，她们的任务是去找到和查问深受虐待的儿媳妇、当兵的儿子补和的新娘子。妇女们想，这姑娘出身贫农，大概不用追问就会揭发出家里的秘密。第二组由代表大会主席真宽率领，去找寡妇的相好贫农王二。他们猜想王二已经为他的相好把贵重物品藏了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党支部书记兴发带领第三组对付寡妇本人，我和谢虹参加了这一组。
身材高大的兴发第一个走到寡妇的门前，抡起拳头把门敲得咚咚作响，简直能把死人惊醒。
“请进，请进。”寡妇大声喊道。说着她抽去门上的木闩，猛一用力把门完全打开。
显然，这对她并不突然。在寡妇身后点着一盏油灯。她身着几层棉衣，外面穿了一件有补钉的黑罩衣，使她肥大的身形在灯前显得滑稽可笑。在这样一个暖和的夜里，这种装束是很怪的。寡妇那平时滑润的圆脸上嵌着几道忧虑的皱纹，但是她却装作诚心实意地欢迎我们，甜言蜜语地说个不停，显得和蔼可亲。
“进屋坑上坐吧，外边尽是稀泥。”当我们不声不响地从她面前鱼贯进入那黑古隆冬的洞穴似的屋子时，她主动地让我们。“瞧这洪水闹的，把我的棚屋也给冲倒了，我也没材料重修它了。对，对，不要客气，随便坐，补巧，去拿几块砖来，这样都可以坐下。我们没有多少家具，我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瞧，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时，我真希望她不要再罗唆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搞这一套想得到什么呢？这只能暴露她神经紧张。相形之下，补巧象石子河两岸的芦苇一样冷静。她站在门边的暗处，一言不发。
寡妇倾斜着身子坐在炕沿上，摸弄、拉扯着她那黑色罩衣的折边。她突然站立起来，用两只裹得变形的脚走了几步，又坐下来。
寡妇这间屋子很宽敞，使屋里更显得空旷、无生气。从屋里昏暗的深处，散发出和院子里一样的霉臭。靠北墙的木箱上放着一盏油灯。这盏唯一的油灯闪动的火苗，一会照到烟熏的屋顶，一会照在靠着东墙的破炕上，一会又照亮西边那间宽大的厢房。炕上只铺着一张薄薄的苇席和两条褪了色的棉被。寡妇的不速之客们警惕地转动着眼睛，但在整个西侧，他们发现的只有一个大木箱，几卷苫席，一个瓦罐，几只碗，一面镜子和一把刷子。在屋子中间，孤零零地放着一张陈旧的太师椅，由于使用了几代，上面的黑漆磨得发亮。
兴发新剃光的头上反射出的灯光，几乎同椅背上的反光一样亮。
“王凤只，”兴发声色俱厉地宣布，“你已划成了富农。你有权上诉，假如上诉失败，就要把东西交出来。我们来登记你的东西。你要是说老实话，就不会为难你。”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毛笔、一个砚台和一张长长的白纸。这位党支部书记开始在砚台里磨起墨来。这时寡妇讲话了，“我不上诉。我知道我是富农。”
“那就好，”兴发说，“先报粮食吧。”
“玉米没有了，只有一袋小米和三袋麦子。”这位寡妇一口咬定，好象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似的。
“只有三袋？”
“就这些，玉米付给雇工顶工钱了，麦子我们已经吃了一袋半，就剩下这三袋了。”
兴发把这些登记上，然后对民兵大洪说：“现在查点家具和衣服。”
大洪搜查着整个西厢房。他一边对看到的物品唱名，一边用枪托把地面震得咚咚作响。从角落里的一个箱子里，他取出一捆衣服，然后打开：
“一条绸子裤，一件棉袄，几件脏的单衣。”
他厌恶地把这些衣服扔到箱子顶上。谁都知道，寡妇的东西全比这些好。
兴发用歪歪曲曲的大字把每件物品都登记下来。
“这些衣服是补巧的”。寡妇说。
“裤子也是吗？”
“裤子也是补巧的。”
“你听着，”兴发放下毛笔，眼睛直盯着寡妇的脸说，“你是富农，你靠人民的血汗生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们知道，你有许多东西，都藏在哪儿啦？要是不讲实话，你可以想一想你会有什么下场。”
寡妇轻轻地笑了一笑，有点紧张，但仍然保持着一副和蔼的样子。尽管她年已四十，但仍然有几分姿色。她不象多数农村妇女，一过三十多脸上就泛起皱纹，显得衰老。她摊开滚圆的双手，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了一大通，说是日本人糟踏了她家。“他们抢走了一切。鬼子就是这样，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抢走。”
“我知道，我要向群众还债，”她略略停顿了一下，喘口气，又继续讲下去，“这笔债我早就该还了，今天是我争取宽大处理的时候。不过我确实没什么东西。我愿意交出一切。可我没什么东西，我也没办法。”
“你放老实点！”
“我是老实。我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是没有。”
“你藏起了多少东西？在别人家藏了多少东西？你还是想一想告诉我们吧。”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呢？”她说话时眼里流出了表示诚恳的泪水。
“你有多少个瓮？”
“只有一个。另一个在棚屋倒塌时砸坏了。”
听到这些话，人们都笑了。
“那怎么可能？”兴发中断了不自觉的笑声，然后说，“再穷的人家，都有几个瓮盛粮食嘛。”
“我家粮食放在囤里（富裕人家有时用席作的容器）。”
兴发输掉了一个回合之后就不说话了，又继续搞他的清单去了。
门突然打开，胡雪贞一组的人排成一队，一声不响地走进来。寡妇的儿媳妇跟在后面，吓得面色苍白。她对她们说不出任何事情，因为她不知道藏没藏东西。只要有可能，她尽量不和寡妇住在一起，因为寡妇对待她比对待佣人还坏。
接着，真宽那组的人跺着脚走了进来。大家挤进来之后，屋里几乎任何走动的余地都没有了。刚到的人怒容满面。他们在王二的屋里、院里搜查了两遍，毫无结果。好动的小伙子满喜，威风凛凛地背着枪，结实的肌肉在衣服下面显得鼓鼓囊囊的。他在房里踱来踱去，活象一只关在笼里的猛虎。他一边走着，一边嘟囔着：“他妈的！把东西都藏起来了！应该揍她们一顿！他妈的！”
满喜紧锁眉头，面色铁青，努力地克制自己把双手放在两旁，才不致于动手打这寡妇。
当寡妇站起来，想打开大洪没有发现的一个箱子时，满喜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他命令寡妇站回去，当她没有象满喜要求的那样退回时，满喜上前推了她一下，使她摇摇晃晃地撞在炕上。戚云吃惊地看了满喜一眼，他脸色一红缩了回去。由于非常失望、懊恼，他不愿再听寡妇口里罗罗唆唆的话了。他突然离开，消失在黑夜里。几分钟之后，满喜返回来，手里拿着一根绳子，在这个肥胖的富农寡妇面前挥动着。
“现在说实话吧，粮食在哪里？别再讲只剩下三袋了。”
“就是这些了，”对那根绳子，她毫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了。”
满喜耸耸肩膀，放下了绳子。
真宽接受了这个必然的结果，从兴发手里接过毛笔，开始登记人们从倒塌的棚屋里清理出来的农具——一张犁，两杆锄，一个耙，一个破筛子——整个院子里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兴发的登记工作暂时有人接替了，他乘机把补巧领到外边，想私下问她一些问题。他曾与这姑娘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娘一直没有被清算，他要负主要责任。她可能会对兴发讲一些不跟别人讲的事情吧。
这一手也失败了。补巧和她娘的口径一样，说她们没藏起什么村里能没收的东西。
补巧正跟兴发讲着话，民兵天喜大步走来，胳膊下夹着一捆衣服。
“老王最后松了口，给了我这个。这是那个老狗日的东西。”他怀着胜利的心情说。
他一脚把门哐啷一声踢开。兴发和补巧随着走了进来。
天喜拿来的这个包裹里，有几件新的丝绸衣服和不少旧棉衣。补巧看到她发誓否认的衣物，毫不显得狼狈，她极力为自己辩解。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那挑战的神态使她显得更俏了。她站在那里，象石窟壁画里的女妖。只是她的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双唇紧闭，活象传说里的狐狸精。
“这衣服是我的，”她说，“不信看我穿着合适不合适！”
原来这是个花招！娘俩把衣服都改了，这样就可以说都是补巧的，这甚至激怒了工作队的干部。和满喜、天喜一样，他们这时也在想，但愿那个不准打人的政策，至少在今天一个晚上可以暂不执行。那样的话，补巧就不敢这样抗拒了。
“你别以为你划了贫农，就可以为非作歹，反对土地法，”戚云警告她说，“我想你该记得过去那些包庇地主的‘防空洞’落个什么下场。如果你激怒了群众，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补巧软硬不吃，继续照她娘教她的那样撒谎、抱怨和争辩。
※ ※ ※
干部们和代表大会的常委们一个个从寡妇家走出来，只留下一个带枪的人看守着“斗争对象”。搜查队的人员集合在池塘边上，商量一阵后散开了，然后又集合起来商量。一会儿这个人去调查一些刚才忘掉的漏洞，一会儿那个人去叫醒一个老乡打听一件以前没有想起来的事情。但是，总是又集合在一起。压在大家身上的失望情绪象潮湿而漆黑的夜晚一样浓厚。
“很清楚，她们不肯讲出来，”兴发说，“我们又不能打她们，她们知道这点，所以她们回答起来那么硬。吓唬她们也不管用。”
“是呀，”几乎跟满喜一样以身强力大而闻名的民兵宽心搭了腔，“要是能把她们吊起来一顿好打，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许多东西。”
“可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斗得那么狠，我们才有那些外号，”满喜接过来说，“要不是我们来硬的，就不可能得到从前那些胜利。”
“这话在理，”兴发说，“群众还指望着我们搞到东西呢。那里有没收财产的事，满喜又立刻会变成英雄。”
“但是，不让我们打人，谈这些又有什么用？”
“不让打也可以，把她绑起来扔到水塘里，”满喜说，“让她喝点水沟里的好水，一切就都讲出来了，否则只能白白浪费时间。要是在解放那年，就算有十个狗日的富农，这工夫也早就打死了。”
胡雪贞支持满喜的想法，恩凤也同意。这两个粗壮的妇女，谁也看不惯寡妇和她女儿。
满喜得到了支持，马上就向寡妇家走去，两三个民兵准备跟他一道去。这时，兴发把他们叫到一旁，坦率地告诉他们，根据新的法规，把人往水里扔和打人都是不允许的。
“那么说，我们就没办法了。”胡雪贞哽咽了，勉强把眼泪忍住。
干部们最后决定：寡妇、她的相好和女儿必须找保人担保在他们的财产调查清楚以前，他们不得越轨行动。虽然很晚了，还是叫醒了她们的邻居，找到了同意监视她们三人的人。为她母女俩勉强作保的人答应：母亲出门把女儿留在家里，女儿出门把母亲留在家里。他还答应，不让她们离开村子。
这件事决定后，兴发和真宽返回寡妇那洞穴般的屋里，查封了一切已经登记的东西。封条贴在每一个箱子和瓮上，上面用墨笔写着：“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代表大会封。”只有一袋小米没封。
“在我们决定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归她们以前，这些够她们吃的了。”兴发说。
贴完封条，这一夜的工作就算结束了。人们悄悄地回家睡觉去了。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很大的失败。
只有戚云仿佛很高兴。在黎明的朦胧里，我们朝区公所大院走去。路上她对我和谢虹说：
“这一夜干得不错。”
“为什么？”我问，“我认为每个人都感到受了骗。”
“他们是感到受了骗，但他们遵守了政策。”
“你是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到满喜吗？他忍不住要想打她们俩呀！”
“是呀。”
“可是他谁也没打，不是吗？”
“是呀，”我说，“他没有打。”
“这样看来，”戚云用胜利的口气说，“我们的工作没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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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胡雪贞想不通
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新的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第一项决定性的行动，就是没收一户富农的财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特别违背政策的。难道县里开会和最后确定阶级成份时不是已经清楚地表明，张庄目前各种严重问题，都是前一阶段的过火打击和没收行动所造成的吗？难道一九四八年的重要任务不正是退赔和重新安置被错斗的家庭吗？
是的，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确实的。可是，正因为如此，对王凤只的斗争，在主客观上才显得格外重要。主观上，发现了一件未完成的事情，即一户真正的富农仍然拥有多余的财产。这给划成份的全过程赋予更多的意义，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过去大家辛辛苦苦做的工作没有白费劲。
客观上，清算张庄一户未被触动过的富农，也有其急迫的理由。考虑到所有需要“填补”的“窟窿”，显然，代表大会需要所有能合法地收集到的财产。现在连一只碗、一只筐都重要。在寡妇王凤只屋里和院子里找到的多余财物，连同从她那里依法没收来的土地和房屋，就足够使几户贫农撑起门户来。尽管这个狡猾的女人已经藏起了她的大部分财物，并把自己的衣服改给女儿穿了。
虽然这场斗争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是需要的，但没收王凤只的财产，必然要成为令代表大会头痛的一件事，并给常委会带来无穷的麻烦。夜袭以后的第二天早上，王凤只确实企图欺骗群众的证据在几方面暴露出来了。仓库管理员才元第一个来村公所报告：王凤只通过中间人把一百斤粮食存放在他的粮仓里。可见，这寡妇和她女儿并没有把她们的麦子全吃掉。后来，雪贞和恩凤发现了一个塞满了衣服、棉布和破衣烂裳的口袋，藏在王二后屋里的一只旧箱子里面。正当她们把袋里的东西拿给兴发看时，又有人报告说，补巧违背她的保证，溜出村了。吃晚饭的时候，当她终于露面时，她承认去黄碾她姐姐家，看她放在那儿的一只箱子里面的衣服。大伙都怀疑她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当天晚上，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式集会，把证据放在补巧面前，要她作出最后的选择：是愿意同她娘生活在一起，做一个富农，成为“斗争对象”，还是与她娘分家，自立门户，做一个贫农，这是因为她出嫁而有权得到的阶级成份。
这是一场奇怪的对峙。兴发提高了嗓门质问补巧，就象做父亲的盘问自己任性的女儿似的。补巧因为被揭发是撒了谎，显得既温顺又羞怯地站在她的旧相好面前。这种态度，比前一天晚上她那种反抗的神情，更增加了她的妩媚。可是，现在哪怕她再美，对兴发也不起作用了。他象一只景泰蓝瓷碗那样冷漠无情。
兴发说话的时候，宽心和天喜坐在神父住宅的台阶上，借助一轮满月的光辉，把他们的步枪零件一件一件地拆卸下来，擦拭干净。王老太和从来媳妇半靠在她们带来的结实的防狼棍上，侧身站着。听说，那天在李村沟，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狼咬死了。因此，没有人敢不带棍棒出门。
最后，这个年轻的女人选择了自立门户的道路。于是代表大会分给她两间房子、十亩半地，另外把她娘的六亩长着玉米的地分给她，并且给了她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各种日用必需品。后来补巧一天好几次来找村长存喜要锅、要柴、要粮食、要农具以及分家过活所需的其他东西。存喜花了很多时间在仓库里忙着寻找给补巧盛粮食用的坛坛罐罐。当他把这些东西送到她门上时，她立即又要盖坛坛罐罐的盖子。于是老乡们开始说怪话了。为什么村长对富农女儿照顾得这么周到呢？让她象别人一样自己照管自己嘛！
如果说补巧给存喜添了很多麻烦的话，她那寡妇母亲更是如此。寡妇同儿媳妇吵得很厉害，把剩下的小米锁了起来，存心让儿媳妇挨饿。当儿媳妇要回娘家时，寡妇堵住院门，从她手中抢过衣服，扔到屋顶上。爬上屋顶取衣服的任务又落在存喜的身上；警告寡妇放老实些，否则就逮捕她，也是存喜的事儿。
为了解决寡妇王凤只的问题，必须召开代表大会，对她的财产作最后的处置，虽然她仍有大量的财产下落不明。八月一日，正式列出下面的清单，并宣布予以没收：
| 红棉裤（缎面） | 一件 | 犁 | 一张 |
| 绿棉袄（缎面） | 一件 | 粪桶（大号） | 一只 |
| 灰棉袄 | 一件 | 粪桶（中号） | 一只 |
| 黑 布 | 一块 | 旧布棉袄 | 一件 |
| 旧布棉裤 | 一件 | 木 锨 | 一把 |
| 红布套袖 | 一对 | 木 叉 | 一把 |
| 白 布 | 二尺 | 簸箕（大号） | 一只 |
| 小镜子 | 一个 | 钱 包 | 二个 |
| 黑长袍 | 一条 | 井 绳 | 一条 |
| 毛围巾 | 一件 | 喂猪的石槽 | 二个 |
| 被 子 | 一床 | 铡刀片 | 一把 |
| 白被单 | 一条 | 筛 子 | 一只 |
| 毛 衣 | 一件 | 花 瓶 | 一只 |
| 小布短袄 | 二件 | 竹 帘 | 一张 |
| 银手镯 | 二副 | 耙 子 | 一只 |
| 女 帽 | 一顶 | 铁 桶 | 一只 |
| 黑布衬衫 | 一件 | 带花的竹帘 | 一张 |
| 扎裤腿布条 | 一副 | 梁 木 | 一根 |
| 破布（可做鞋底） | 一袋 | 两腿耧 | 一架 |
| 粉色布 | 一块 | 破铁铛 | 一只 |
| 黑 布 | 一块 | 麦 子 | 三袋 |
| 小粪桶 | 三只 | 刀 | 一把 |
| 长木柜 | 一只 | 囤 席 | 二张 |
| 挡风门 | 一扇 | 碗 柜 | 一个 |
| 蒸馒头用的笼屉 | 一套 | 大木箱 | 一只 |
| 蒸馒头用的铁锅 | 一个 | 脸盆架 | 一个 |
| 笼屉（已破损） | 一套 |
※ ※ ※
从富农寡妇家没收的财产清单上没有提到改给补巧穿的衣服，这可使勤劳而执拗的妇女主任胡雪贞生气了。她在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可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兴发坚持：凡是合补巧身的东西都应归她。他认为按规定办事，只能如此处理。“只要她们同意分家，补巧就可以拿走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他说，“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她叫来，确定哪些东西是她的，就把这些东西还给她。”
“可现在几乎全部东西都是她的了，”胡雪贞强咽着眼泪说，“她早就把她娘的和她姐的衣服改成她穿的了。她诡得很，把我们当傻子。而你们还打算让她逍遥法外。”
当其他代表支持兴发的看法时，胡雪贞发脾气了。
“那么斗争有什么用呢？所有东西都将是补巧的。象我这样的人一件东西也得不到。”
她一面说着，一面低下头看看自己身上穿了三年的旧褂于，带着一副厌恶的表情，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衣服。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话听上去多么自私，便匆忙地补充道：“别以为我只为自己着想。我只要求公平地处理这件事。要说群众啊，他们无论得到多少也不满足。所以，为他们斗争没什么意思。问题是她耍了花招，这不行。既然她过去从来没有同她娘分过家，现在她的衣服成了问题，这要由她自己负责，与我们无关。我认为那些衣服应归公。”
“那么，是不是连她的嫁妆也要分掉呢？”兴发问道，“我们把她叫进来时，应采取严厉的态度，警告她，如果撒谎，就要受到惩罚。但还是要允许她认领属于她的东西。只要她把东西说对了，又合她身，就应该给她。对她嫂子也同样办。”
他一面说，雪贞一面摇头。
工作队长老蔡建议：把这件事立即付诸表决。但是，兴发反对这样做。
“如果现在进行表决，把雪贞否决了，她就要背上包袱，也许今后她就不肯再提意见了。最好深入讨论一下，让每个人把想法都说出来。”
代表大会的其他常委，包括其余的十五名妇女都支持兴发。
但是，雪贞仍然反对。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要把东西给补巧，是因为我们喜欢她？”兴发问道。他对自己过去和补巧的关系仍然很敏感。
“谁说你喜欢她？”
“喂！喂！”民兵大洪大声说，“要是你们俩要争吵，我们别的人就要回去睡觉了。”两人还是争得不可开交，直到工作队长蔡勤第二次介人才住嘴。
“雪贞的态度不合适，”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服从多数。在你几次谈了你的意见以后，大家为什么不同意呢？一定存某种原因嘛。如果你的意见不对，还要生气，那就更不对了。”
于是，胡雪贞不吭声了。会上做出了一个决议，她没有积极参与。她虽然没有反对，但显然是很恼火的，整个星期都绷着脸。在随后的关键时期，代表大会进行了多次重大的讨论，她几乎一点也不起作用。所有的工作队员和党支部里的同志，都吃惊地看着雪贞。以前，她一直是全村最能向前看，最要求进步的。现在，她沉默不语，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大伙否决了一件她非常关心的小事而耿耿于怀。然而，这是一种应该能预料到的个人反应，村子里在贵才事件上已经有过类似的现象。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即使是其中思想最先进的也好，当一种政策同他个人的强烈要求发生冲突时，他就不容易理解和拥护这种基于全盘考虑的政策。那种根深蒂固的小生产者的眼界，在这里起了一种幕帘作用，使他们看不到更大的长远利益，而只考虑到较小的眼前利益。
说到胡雪贞，她那狭隘的态度来源于她的贫穷和困苦。她羡慕补巧的好看的衣服，娇惯的生活，美丽的容貌和博得男人的欢心。当她想到自己难看的面孔，粗大的骨架，孤独的境遇，她童年贫困的岁月，第一个丈夫打她、饿她的情景，她因为没有被子而睡过的稻草，她穿过的破烂衣裳，现在还得穿的旧衣服；想到在领导妇女们闹翻身的运动中，她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现在反而有许多人对她不满，说她自私，批评她的领导工作，还要她交出象女人的衣领和一块布之类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十分热心地让补巧得到她的绸褂子、绣花鞋和绒褂子；她实在受不了这样天大的委屈。对她来说，带来这样后果的政策根本就不是政策。她确实想不通。
胡雪贞对补巧财物的处理的反应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就其性质来说，这同党支部里几乎所有的成员，在代表大会处理返回“非法果实”问题时的消极反应，毫无二致。这个重大问题就是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下一议题。
★
六十四、退回“非法占有的果实”
所以在党内也发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争中承认错误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见，不如一切都承认好些。错误虽承认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证明这种斗争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员坚持其真理的顽强性。
——刘少奇
村里仅有的多余财产，就是党员和干部们在“过关”时答应交出的东西了。代表大会受权接受这些财产，现在必须加以落实。事实证明，这几乎同没收王凤只的财产一样困难。
问题主要在于，多数党员和干部感到委屈。在当初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认为张庄的翻身运动是不彻底的，当地干部要对此承担责任。因此，多数干部答应退出果实。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经过分配委员会的同意，公开地分给他们的，并且按小米折了价。“折价”的意思是：东西的价值从分给他们的小米总量里面扣除。换句话说，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经过分配委员会决定的，是他们应得的一部分。
谁都不反对退出“非法占有”的财物。然而，意见不一致的是，什么叫做“非法占有”？在一次分配会议之后，胡雪贞把一只小箱子拿回家了。清单上没有登记这只小箱子，也没有扣小米。表面上看来，这属于“非法占有”的一例。但是，当胡雪贞说到：在那次会后，大家都拿了一些东西回家时，其他党员都证实这一点。这是大家决定的。如果胡雪贞取走那只箱子算是多占，那么几十个干部和群众那天分的东西也同样不合法。如果要胡雪贞交出那只箱子，那么，其他的人也都应该交出所拿的东西。
另一个例子是王恩凤的围巾。王恩凤的男人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之前，是一个民兵积极分子。民兵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夜以继日地站岗放哨。在一次群众会上，大家表决赞成给每个民兵发一条围巾，以表示对他们的照顾和谢意。但是，在“过关会”上，围巾被算作“非法占有”，要王恩凤退回。现在看来，这种要求是不公正的。
这些事例一说出来，党员们就开始抱怨了。他们把自己领到的东西和群众所领到的一对比，发现显然大部分党员领到的要少，怎么能说他们翻身过头了呢？至于他们偶尔领到一些比较值钱或比较有用的东西，那也是因为当时别人不敢要。他们回忆起，在斗争王来顺时，真宽和兴发牵着一头毛驴在村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谁有胆量敢要它。并不是人们不想要这头毛驴，而是因为害怕才不敢要。他们害怕以后蒋军打回来，谁要是拿了东西，就得以命偿还。在那种情况下，最后被劝说收下东西的都是村里最勇敢最积极的人。难道如今他们应该为此受到惩罚吗？
许多党员还回忆起当年开诉苦会时，有的群众有顾虑，是党员替他们诉说了冤情。当这样的诉苦换来了财产或小米时，又是党员把这些东西或粮食送到受益者家里。在那斗争最激烈的日子里，党员没有计较谁得多了，谁得少了，只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努力实现人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得到什么报答呢？一点也没有。得到的只是指责，指责他们多占“果实”，说他们翻身过头了。
讨论表明：代表们在“过关会”上讲的报复性的话和不公正的意见，伤害了党员的感情。他们忘掉了象从来媳妇和老堆金那些公正的代表，这些代表从一开始就主张公正处理，坚决反对打击报复。
党员们记住了不公正的方面而忘记了公正的方面，是因为“过关会”的气氛有些过火。首先，那时干部和代表都是第一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对这种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有限而必要的斗争还缺乏经验，或者毫无经验。对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要作不调和的斗争，这大家都很了解。同朋友和自己人要紧密团结，这他们也了解。但是，如何又斗争又团结，如何帮助朋友和同盟者改正缺点，发扬优点，这一切他们都必须学习。
其次，是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人们必须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来处理朋友和同盟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影响下，思想被搞乱了。贫农的翻身被说成是不彻底的。干部不仅受到指责，而且到处散布怀疑论调，说他们中间有许多实际上是暗藏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和富农。
在第一次“过关会”中，对这种形式的斗争缺乏经验，并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歪曲了这场斗争的性质，于是造成了一种几乎排除一切和解可能的气氛。干部受到巨大压力，有些人表面上接受指责，内心却否认或者大部分否认。现在到了落实财物处理时，干部心中这股怨气爆发出来，采取了拒绝一切责备的态度。必须首先弄清具体情况，才能解决问题。
就拿师才元来说吧，他忘不了王老太对他的斥责：“你在部队里八年干了些什么？白吃人民的小米？”似乎他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打过的仗，身上受的伤，多次的出生入死——似乎这一切都不算数了，而带回家的几发微不足道的子弹，就把上述的一切都勾销了。事情如此不公正，他一想到这个，就气得心跳脸热。他参与缴获的大型装备，如卡车、机关枪、军服等等，当然都已经上交师部了。可是，他自己从一个伪军俘虏手中缴获的这几发子弹，原来只是他部队生活的纪念品，他认为自己留着是完全可以的。当村里民兵需要弹药时，他把这些子弹卖了钱，置了一床被子和几套衣服。现在竟要他交出被子和衣服，在他看来，似乎他的整个部队经历都受到了怀疑。
再拿几桩证据确凿的偷盗事件来说吧。王满喜从几户人家的树上摘了成熟的果子，李洪恩偷了一些盐，难道能因为这些就把整个支部说成是一个偷盗集团吗？谁没有偷过一点东西呢？有些同志，包括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条件贪污或偷窃因而未受到考验的妇女们认为，村里根本没有什么非法占有的现象，主张不要再追究了。但是工作队不同意。
工作队要党员再次检查过去的行为，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认为哪些东西仍应该交出来。他们用挖苦的口气回答：
“我交出十八亩地。”申大洪说。
“为什么交出那么多？是什么道理？”谢虹问道。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高度觉悟，去帮助那些还没有翻身的人。”
这一下，申天喜也来劲了。“对，一点也不假，”他说，“共产党员应该牺牲自己。不论党员干什么，哪怕群众也干了同样的事，受批评的还是党员。”他以一种受到伤害而气愤的语调说。
“群众干什么都对，党员干同样的事就错了。”师才元附和说。
“对，共产党员就应该不吃不喝。”申大洪愤愤地补充道。
这最后一句话使工作队长蔡勤火了，他用力把头发从前额往后一撩，责备起他们来了：“群众不付钱就拿东西，当然也是错的。但如你们说的，正因为我们是党员，有高度的觉悟，就应该起带头作用，退回‘果实’，或者折成小米偿还。然后，群众就会跟我们学。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坐着等群众交出东西或者还钱，那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哪里去了呢？我们同群众还有什么区别呢？”
申大洪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便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一言不发，好大一会儿，一动都不动。
申大洪和申天喜这两个民兵，对要他们交出“果实”最不满，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拿到多少东西，申天喜尤其是这样，因为他是中农，翻身运动中并未分到什么。其他一些党员比较愿意交出“果实”。在他们的协助下，终于订出了一份据认为还公平合理的退赔清单，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油水。张兴发答应交出一只筐，一块木板，一个树桩和一只瓮。这只瓮是他合法分到的三个中的一个，但他自认为不应该留着它。申天喜答应交出六亩地，一条粗麻袋和一只瓮。当同志们提醒他拿走的那只母鸡时，他火了。他说那只鸡早死了，那只鸡下的蛋孵出的小鸡也早死掉了，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他赔那只鸡或那倒霉的小鸡。他的论据，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充分的，可是别人也没有进一步逼他。
郭真宽答应交出一只从井里取土用的筐、十斤铁、四袋小麦、一条腰带和两块银元。胡雪贞同意交出一条宽一寸长一尺的布条、两只小工具袋、一盏灯、两团线。至于那只未经过登记的箱子，她主动提出用小米偿还。程爱莲答应交出一只铁盆和两条女人衣领。王恩凤答应交出两团毛线、两条衣领、一条皮带和一把粪叉。
就这样，一件件东西列入了清单。除了申天喜那六亩地和赵仁贵那半辆大车之外，退出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财产。可是，把它们退给代表大会去分配，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东西本身的价值。利用权力和特权所占有的任何赃物都追了回来，这在人们记忆中是破天荒头一遭。
事实上，胡雪贞要交出的那布条，只不过是一块不值钱的烂布。师才元带回家的那八发子弹，只能算是他八年枪林弹雨生活的纪念品。为什么不能对他们宽容一些呢？回答是“不能”。东西本身倒没有什么，但所涉及的原则是有普遍意义的。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之初，只有几支枪，几根长矛和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这些纪律是必须贯彻执行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边区新的民主政府都很重视这些纪律。人民勤务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贪污。忽视对一块破布或一发子弹的私吞，都是与真诚的革命立场不相容的。
※ ※ ※
党员们最后订出那份退回“果实”的清单后，非党干部也被叫到代表大会常委会来，申报他们要交出的东西。与善庆、王雨来和齐德等人的态度对比，人们可以看出党员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这三个人没有在支部里受教育和参加讨论的条件。他们不愿说出心里话。他们象在村代表们面前受审似的，急于讨好代表们，生怕忘掉什么东西。别人提到什么，他们立刻毫无异议地承认什么。这是多数党员早已摒弃了的态度。
只有一个非党干部说出了真实想法，那就是前村公所秘书王长顺。他答应退出一件棉袄、一张炕席、几斤铁、七十斤小麦、四个螺栓。但是，当谈到他的大车时（这辆车曾是地主王来顺的，无疑是全村最好的车），他说他为这辆车花过一百斤粮食，他打算留着它。
这辆大车的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大家认为王长顺买车时利用了在村公所里任职的方便。事实是：那时他已有了一辆车，他把自己的车卖掉，得了二百五十斤粮食，然后，又用一百斤粮食从“斗争果实”里买了这辆更好的大车。要是村里大车多的话，老乡们可能就不在乎他的这辆了。可是，村里整个清单上没有比大车更缺、更急需的东西了，所以每个人都很怀疑这笔买卖。村里那么多人家都没有大车，而王长顺本来已经有了一辆，又能够搞到村里最好的一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把旧车卖了，得二百五十斤粮食，用一百斤粮食买了另一辆。这一来他不仅得到了一辆比原先的好得多的车，而且还赚了一百五十斤粮食。王长顺就是因为搞这一类精明的买卖，在村里的名声很臭。他这人很吝啬，一毛不拔，在买卖上老占别人的便宜，多年来很不得人心。如果他不是那样贪婪的人，群众也就不会追究这笔买卖了。但是，这辆很值钱的车和它的狡猾主人，两者加到一起，代表大会常委会就不能不管了。
张存喜建议，王长顺把他卖旧车赚来的钱退给村里，然后，叫他为从“果实”里买进的那辆车补交几百斤粮食。
王长顺只答应交出所赚的钱，不多也不少。
当委员会表示不同意时，他要求还他那辆旧车。
委员们因为生王长顺的气，同时由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决定把这件事挂起来，提交代表大会全体讨论。
※ ※ ※
七月的最后一天，干部退赔的全部清单终于提交给代表大会审议。当代表们坐在教堂大院后院的树荫下时，工作队长蔡勤向他们阐明了退赔的原则：
（一）只有贪污或霸占的财物才须退出。凡是付了小米或扣了小米的东西，即使所得比别人多也准许保留。
（二）退出“果实”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果实”是多是少，退赔后其生活水平不应低于一般的新中农。
（三）如果退赔的总额给退赔者家庭带来困难，代表大会不应该要求立即付清，而应该作出分期交付的安排，使欠额得以逐步清偿。
“据我了解，”蔡勤说，“本村的贪污现象并不严重。据我所知，外村有一个干部须退赔边币七十万元（约七百美元）。把张庄所有干部多占的财物全加在一起，也值不了七十万边币。问题不在于财物的价值，而在于所涉及的原则，在于干部和党员所采取的态度。退赔表明他们承认了错误，并表明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
“各位代表，你们是群众的代表。大家应该坚持原则，提出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不要顾虑别人的面子，不要给人把柄，让群众说新干部袒护旧干部。同时，要记住两条：只有非法占有的东西要退赔；以及不要使人因退赔而降到低于新中农的生活水平。”
代表大会接着就逐项审议退赔清单。三十五位代表都相当宽宏大量。甚至王老太也想为每个人保全面子。这天她心情特别好，讨论到师才元的几发子弹问题时，她说：“他在前线很辛苦，这些子弹应该归他。”当别人主张师才元应当赔偿打碎的那面镜子时，她说：“那时他在火头上，年轻人容易动火嘛。”当师四孩说明，自己未经许可拿走的那床被子已经盖烂了时，她说：“就让他留着那床被子算了。”
似乎她明白村里新的权力和领导结构已经确立，于是决定逢人就做点弥补工作，努力消除她过去那些伤人话语的影响。她的同伴认为她的态度太反常了，其他代表都比她严格。“对四孩，我们没有权利那么随随便便。”他们说。他们要师四孩为那床盖烂了的被子付出全价，也要师才元为他打碎的那面镜子赔钱和交出卖子弹的钱。但是，他们并不是报复，并没有苛刻得使他们过不去。
拿张存喜来说吧，有一次他进城送公粮，用掉了整整一袋小米的钱。他的路费花得多，是因为连续阴雨二十天，在路上耽搁了。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是进城办公事的，所以，代表大会决定：应该由村里报销这笔费用。
当胡雪贞提出要退回那些可怜的东西时，大家都说：“这些算得了什么，值不了一斗小米。”他们叫她自己留着，交代表大会两升粮食就行了。这一下使她大为宽慰。
申玉兴私占了二丈布、一双鞋、一件毛衣、三亩地。毛衣是从申计梅尸体上剥下来的，这家伙是汉奸，是在张庄解放后的一次大会上被处决的。王老太说，玉兴可以留着毛衣，因为，如果他当时没有胆量去剥，这件毛衣也就随尸体埋掉了。别人不同意，“那也是公家财产，”他们说，“他没权拿走。”他们要他交回。鞋子则是另一回事。那是叫他出去支援前线时，村里给他的。那时，他自己没有鞋，不能叫他光着脚上前线。
大家叫他留下那双鞋。“把鞋子要回，就等于打我们自己的耳光，”他们说，“他穿那双鞋是去办公事，不是谋私利。”
这样，在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之间就划清了界线。这道线划得如此认真，如此严谨，使每个人看来都满意。
唯有王长顺的大车问题拖长了争论。经过两小时的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最后决定：他如再付三百斤麦子，就可以保留这辆大车。
这份最后的清单，得到了代表大会三十五名代表的批准后，拿到各片的农会小组逐项宣读了一遍。在西南片里，清单上所有的小项目，特别是妇女名下的那些东西，只是使农民群众感到厌烦。每次当宣布用小米偿还，而且只能等到秋收后才能办到时，那些怀疑是否真能兑现的人就发出一阵阵笑声。当宣读到善庆要交出的财物清单时，附有一个解释，说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交代的，有些人说：“谁知道？他偷的东西也许还多着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全部老实交代了呢？”
“对，”另一人说，“很多东西被贪污了。”
“你能证明吗？”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郭元龙问道。
“不能，我没有证据。”
“那就不要凭空瞎说。”郭元龙说。泰山娘支持他。
村西南片的会议开得不好。群众仍然一味考虑自己到底能分到多少小米，当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就不吭声了，催戚云读快一点，而且开始溜走了。在北片和东片，群众的态度要好得多。对清单进行了热烈讨论，按名次过了一遍，总的来说，都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批评了一件事，即对王长顺那辆大车的处理。村里三个片的意见是：拿出三百斤粮食，对王长顺来说太少了，等于不要他付。他们要求他付四百斤，并且交出大车的一半所有权。
蔡勤同志对意见不一致感到不安。大车这件事虽然麻烦，但是很重要，他决定即使要花一个星期时间也要办得妥当。他挑出这个问题来对大家进行教育。情况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同农会小组坐在一起讨论时，并没有维护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一回到群众中，就推翻了自己在上一级机构里决定的方案。他们不但自己反对，而且还带领群众拒绝这个方案。老蔡觉得这样很不对头。如果任何一个代表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他本该有勇气直言不讳地说出，当场辩论，予以解决，而不是沉默不语，等到问题同全体群众见面时，又起来反对自己所通过的决议。既然这些代表自己也不同意，还叫群众通过，这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决议是合理的，那么可以预先估计到可能有的反对意见，进行研究，以便改进方案，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同意。蔡勤说：只有大家开诚布公，民主才能行得通。
于是就把大车事件当做全村讨论的主题，首先当做党支部大会讨论的主题。在支部里，因为党员们已有了畅所欲言的习惯，所以最容易使他们从多方面来考虑大车问题。争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现在把蔡勤提出的问题和党支部作出的回答列在下面：
问：用三百斤粮食偿付一辆价值一千斤粮食的大车，是不是太便宜了？
答：一九四七年分配果实时，所有物价都比较低。它们都不是完全按照市价定的。“分配价格”从来就不是市场价格。估定分配价格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东西同另一种东西相比较的手段，便于进行公平的分配。从来没有考虑以别处同类东西的价格来衡量张庄的“果实”。所以说三百斤价格太低了的说法，是不公正的。
问：王长顺自己已有了一辆车，为什么又能买另一辆呢？
答：那时，很多人害怕，担心“变天”，大家都宁愿接受小米，小米几乎象钞票一样不易认出是谁的。象大车那样庞大而引人注意的东西，太显眼了，万一蒋军打回来，就会成为目标。当时全村只有王长顺一人有胆子买那辆车。但他买下以后，别人就立刻嫉妒他，并批评开了。他跑去问区长是不是应该退回去。区长说，别退啦，退回去就表明他也害怕了，为了鼓励别人参加翻身斗争，他应该留下那车。于是他就留下了。大家都知道，王长顺留下这辆车时也是担惊受怕的，但是，他的贪心使他舍不得放弃这便宜货。贪婪压倒了谨慎，他不由自主地带了头。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怎么能责怪王长顺买了这辆车呢？
问：在这辆大车的问题上，为什么群众意见那么大？
答：大家都讨厌王长顺的刻薄和刁钻。由于他不再当干部了，人家就认为可以从他身上挤出一些东西来。“这很容易，”申天喜说，“我知道群众是怎么想的，他们想迫使他交出整个车子。现在谁都想多得点东西——大车、牲口、两层楼房，什么都要，因为谁都知道：八路军永远垮不了。这辆车也突然值到两千斤粮食了。”
问：王长顺应该不应该补交一些呢？
答：应该。因为即使是在一九四六年，其他好车辆也得要三百斤粮食。而他只花了一百斤。此外，他卖旧车还捞了一笔不小的利润。这样，他确实欠了村里一些。
问：既然村里车子那么缺，为什么不叫他至少交出那辆好车的一半所有权呢？
答：因为没有人愿意同他合伙用那辆车，谁都和他合不到一起。谁愿拿钱买吵架呢？谁愿花小米买同王长顺为了使用车子而干架的特权呢？另外，过去也没有解决好搭伙用车的办法。当几家合有一辆车时，谁也不肯尽到责任。结果，往往是让车子曝晒，晒变了形，晒裂了。象这样使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也用不了多久。
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仔细地解决了，于是党员们打算就他们认为什么是这辆车的合理价格取得一致的意见。张兴发再次提出，他认为三百斤合适。没有人反对。
工作队长蔡勤立即感到很奇怪。他知道在这件事上至少有三种意见，为什么有的人不明说出来呢？在他的推动下，周增禄突然开始讲话了。他说，他支持他那片许多人的意见：王长顺应付给人民代表大会四百五十斤粮食，这就揭开了不同意见的盖子。两种见解的理由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至少，问题终于在党内解决了，采纳了村长张存喜原来的建议，那就是王长顺应该退回他卖旧车时所赚的一百五十斤粮食，再加上补交这辆车本身的两百斤。
当这个建议再同群众见面时，被大家接受了。党支部后来开会时，蔡勤代表工作队特别表扬了周增禄，因为他敢于讲出不同意见。
“问题是，”蔡勤说，“只有通过充分争论，我们才能得到真理。真正的民主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只有我们自己懂得了这一点，才能引导别人懂得民主，运用民主。”
就是由成千上万的这类小事件，组成了革命中国政治生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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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拘捕和退赔
极端民主化在本县几乎带有普遍性。对于人民来说，因为他们几千年来就没有民主，只有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当然不容易习惯于民主。他们好走极端，那是自然的。我们可以把好走极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不懂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一种是利用新形势，蔑视多数，因为他们认为谁对此都无办法。
——太行区第三专署 王书记
一天，正当代表大会聚集在教堂大院里开会时，突然跑来一个老汉，浑身都是污泥，右半边脸肿得那么厉害，眼睛也睁不开了。他一面气喘吁吁，一面哭诉他遭儿子宝太毒打的情况。他甚至双膝跪下，脑袋碰着地，在砖地上磕响头，踢打自己，表演他当时倒在地上挨打的情况。
代表大会委员会派人把宝太叫来，拘留了一个晚上，罚他在一户军属地里干十天活，以赎他打父亲的罪。
象这种家庭争吵的事很普遍。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宝太爹来到代表大会告状。要是早几个星期，他是会哭着去找侯队长，现在他来找代表大会了。他的行动表明：群众开始承认新政府的存在了。
这是前进中重要的一步。几天后，新的代表大会作为村里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由于区公所转来的一宗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进一步得到巩固。
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的。那是在一个又热又潮湿的八月天的后半晌。在区公所后面，村长张存喜正在一个茅房里掏粪，这茅房里的粪尿分配给村里小学的一块地。因为谁也不肯自愿去运这臭气冲天的粪尿，村长不得不亲自去干。突然，他听到院墙外边传来一阵怒骂声。
“我们同地主斗争，”这声音说，“可是，区干部住在教堂里，压迫人民。他们天天吃白面，可我吃小米。到底是谁为他们盖了这座教堂？谁让他们霸占群众的果实？”
存喜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还继续在掏粪。
骂声继续着。
“真的，这教堂是属于我们教民的。教堂是我们盖的。可是，他们不给我们用。狗日的！我不怕他们。他们斗争王贵景和史腊明（天主教地主）是错的。要是他们再和我作对，有人就得送命。”
张存喜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丢下长把粪勺，来到了门口，看到只有农民根宝一人站在那儿。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这个人的外表总是很特别的。
根宝体形强壮，身材矮胖，象一个柔道摔跤家。他有一双长着老茧的手，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由于长期在烈日下干活，老是眯着眼。看他走路的姿态便知这人干过重活。所有这些都是张庄许多农民的特点。但是，使根宝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眼露凶光，包头巾总是有点歪戴，穿着不整齐，完全与众不同。他好象还在睡梦中似地，一会儿脱了衣服，一会儿又穿上。这些古怪的外表，由于他古怪的举止更加突出了。他习惯于自言自语，突然会暴怒起来，近乎发狂似地一个劲打他老婆。难怪老乡们认为他有一点古怪，如果不是完全神经失常的话。
“你刚才讲了些什么？”张存喜问道。
根宝吃了一惊，拒不回答。
“算了，不需要你重复。横竖我都听到了。”张存喜说，“你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甭管我说了什么。总有一天，我要拼掉几个干部的命。”
说着，根宝就向张存喜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大拇指，使劲往后扳，想把它弄断。张存喜痛苦的尖叫声惊动了申天喜和王满喜，他们正在附近村里的菜园里干活。他们跑过来，把根宝按倒，捆了起来，带到区公所去。
李区长认为，根宝奇怪的自言自语不可能完全是他自己的。虽然这个人在一九四六年曾积极地斗争过地主，公平地分得了一份“果实”，但是当《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他就开始咒骂干部，公开声称：穷人没有翻身。“是我们打下了‘江山’，”他说，“但是，只有干部得到了好处。”一九四八年七月，县里召开第二次土改会议以后，他的攻击矛头突然变了。他公开地责难没收地主的财产，特别是天主教地主的财产，谴责过去的“清算运动”搞糟了和太残酷了。他每天同他老婆吵架。他们的锅是空空的，可是，他不是靠劳动去装满它，而是去偷。就在那一周，他刚从区拘留所里释放回来，因为他偷了别人的锨头去卖。
这个人最近对政策的变化那样快地作出了反应，难道他有这样的头脑吗？区长认为不可能。恐怕有人教唆他那样做。
然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没有从根宝身上问出任何东西，他狡猾地回避每一个问题，可见，以前认为他天生脑瓜笨的想法证明是错了。当李区长问他是不是曾威胁要杀人时，他说：“要是你送我去坐牢，我就拼了这条命。”
“那你要杀谁呢？”
“我只能杀我自己。我在张庄住了一辈子，怎么能杀害这里的人呢？”
当李区长再追问时，根宝最后承认他曾经威胁过要杀人。但是，他把一切都推到他老婆身上。
“我说过要杀村长和其他四五个人。可是，这只是嘴上说说，因为我疯了。是我老婆把我逼疯的。我在家里，要是她不答应，连腿都不能伸一伸。现在，她又要我把麦收季节挣的工钱都给她，还威胁要找村公所帮她。所以我就骂起村长来了。”
李区长把这个问题提到党支部，党支部建议由代表大会常委会把根宝叫到群众大会上交代问题。全村人都集合了，也许能看出谁支持他，谁反对他，可以揭露那些给他的仇恨火上加油的人。当李区长把这个建议提交代表大会委员会时，建议被接受了。可是，随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一无所获，谁也没有为根宝辩护。他老婆在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中，诉说了自从他从部队回来后她的痛苦生活。她揭发：她丈夫想通过去找太原天主堂的主教，而不是去找边区民政当局，和她离婚。因为天主教会坚决反对离婚，而且太原那时是敌占区，所以群众都站在他老婆一边骂根宝。根宝告饶，要求给他自新的机会。可是，会议的决定是把他关押在村拘留所里，至少要等弄清他肇事的动机后再说。
根宝象生在土里的地老鼠一样刨洞，两次逃出四面是土墙的拘留所，又两次被抓了回来。当民兵第二次把他抓住时，用绳子、铁丝把他捆得牢牢的，放在他们队长师四孩家里。第二天代表大会委员会开会决定对他的处理，他被释放了，条件是：为军属干十五天的活，并找三个保人，保证他不再打老婆或乱骂人。
释放他的那天早上，我同工作队干部们一起坐在村街旁，吃着在区公所里做的早饭——小米粥。根宝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来了，身旁是他儿子，肩上扛着他的锄头，准备去一户军属地里干活。当他经过我们这群人时，咧着嘴，难为情地笑了一笑。
戚云对他大声说：“要好好干啊！”
根宝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了。
极端民主在张庄肯定是在衰亡。
※ ※ ※
考虑到他罪行的严重，给根宝的处罚确实是很轻的。要是在一年前，他很可能遭到严厉的鞭打，被驱逐，甚至被打死。而现在，他的反革命言论不是被当作一个问题，而是当作一个笑料看待。他对村长进行人身袭击而受到的处罚，并不比他偷窃粮食可能得到的处罚更重。事实上，代表大会给了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宽大反映了革命力量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反映了群众对它的拥护。
很明显，村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反对派。根宝几乎不可能自己一人单干，那么是谁唆使他呢？看来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就是那些聚集在木匠李何仁家里、政治上支持申全德而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殴打张存喜以及早些时候严重得多的殴打工作队干部小全儿，肯定都是他们干的。但是，没有具体证据，就难以证实这样的断言。同时，随着代表大会的选举，信心普遍高涨，也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产生反对派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情，正在迅速地消失。代表大会已用一种“爱护、教育、改造和团结”的政策代替了“无情打击”。这政策的基础，就是那个反复讲的观点，即：贫农和中农，不管他们的看法如何，过去和现在表现如何，都可以争取到革命这边来，只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把他们当作潜在的同盟者看待，并给他们改变看法的时间。
对根宝的宽大处理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
※ ※ ※
根宝的案件延误了，但并没有改变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案件处理后，代表们就着手解决另一件急迫的大事：“补窟窿”。
把现有的财物和土地同需要量大致衡量了一下，使得代表们相信：事情的最后处理不会太困难。他们估计了一下，房子差不多够分了，土地虽然还少四十多亩，但是他们知道可以指望有几户中农因为劳力不足，耕种不了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而退回一些地。
在任何解决方案里，要优先处理那些被没收错了的人，所以在八月二日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所有受到过打击的中农和贫农户到会。这个会议是在村里广场上的一个旧祠堂里开的。在祠堂里有一个阁楼，从阁楼上面可以看到村里的池塘和四周的院子。
中农和他们的媳妇或寡妇们来到这所建筑物时都有点担心。当过伪人员的甄忠喜看到与会的群众都是“斗争对象”的亲属时，在门口犹豫起来了。斗争又要开始了，显然在他脑子里掠过了这种想法。可是，已经到了无法后退的地步，他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去。我的印象是，其他人也同他一样心里不踏实。会议开始时，所有到会者都很紧张，一声也不吭。
代表大会要村长张存喜主持会议。他仔细地解释了退赔政策。他的听众以前也听说过，可是，一般地知道退赔政策是一回事，而站在那里亲耳听到这种政策将立即兑现，则是另一回事了。在此以前，祠堂里的这些人谁也不相信会给他们退赔。
张存喜依次要每个户主说出需要多少土地和财物，这些农民提出了一些非常低的要求。
中农王化南——他的妻子和哥哥，因为在他家后院发现了埋藏的两千块银元，在混乱中被打死了——说：“我需要几间房，别的什么也不要了。”
可是，张存喜不信。
“你有多少地呀？”他问道。
“四口人，有八亩地。”
听到这句话，不少人大笑起来。
“那不够吧！“
“但是，我可以给别人当长工来维持家里生活。”王化南说。
对这种想法，没有人理睬。
“最好直说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但是，王化南对要任何东西仍然犹豫，真好象害怕有什么陷阱似的。
“要是我说出想要的东西，怕是太过份了吧。”
“不要紧！”
王化南最后鼓起了勇气说：“我再要九亩地，五间房和一些做饭、干活用的家伙。”
考虑到他那样大的家庭，这种要求是很低的。实际上，自从王家财产被没收以后，王化南甚至连做饭的一口锅或种地的一把锄都没有。现在要给他退赔，不仅要使他达到一般中农水平，而且还要使他家恢复到原来的兴旺景象。
他的要求没有被认为是过份的，相反还比村干部预料的要少些。当王化南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开始笑了。
“自那次斗争以后，我一直担惊受怕。”他说，“可是，定成份后，我被划为中农，小组长在会上表扬我干活卖力。那会儿我心情好了一些。现在，要是能得到一些土地和房屋，那就更好了。我一定能过好日子，因为我身体壮，能干活。”
王少南的遗孀、儿子和母亲是这家的另外三个成员。村长张存喜建议，也给这孩子地和房，他娘和奶奶同他住在一起，由他叔叔王化南替他耕种，一直到他成年后自己能种地时为止。
王化南同意这样的安排。“我自己也是那样的想法。”他说。
当问起王少南的娘，这样安排对她是否合适时，那个老妇人说不出话，哭了起来。这是快慰的眼泪，是对过去的悲剧表示伤心的眼泪。
王少南的寡妇设法安慰她。寡妇自己满脸是笑容。“真的，自从那次挨斗以后，我再也不敢为将来打算了，”她说，“我心想，谁知道哪一天又要整我们呢？所以，我只为下一顿饭操心，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对代表大会来说，幸亏并非每一户都要求给地，有几户甚至要求放弃一些地。其中有申双牛。他家六口人，有四十二亩地。他整天在村里大车店干活。他愿意在店里干活，而不愿下地劳动，他觉得四十二亩地太多，种不过来。
尚石头的寡妇也是同样的情况。她丈夫给八路军处决了，因为他当伪村长，拒绝同游击队合作，反而要追捕他们。由于家里没有壮劳力，她觉得土地成了一种负担。
另一个伪头目郭召成，地和房足够了，只想要一些粮食度过夏季。从整整六亩麦地上，他只收了二十多斤，现在没剩下一点吃的东西了。“当我的家产被没收时，”他说，“心里非常害怕。但是，后来我明白要不是我替敌人卖命的话，就不会挨斗。挨斗并不是因为我有财产。自那以后，我一直苦干，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是罪有应得的。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该做的就是为将来的好日子努力干活。可是，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很烦恼，把身体也愁垮了。”
前伪人员甄忠喜和李同仁对他们的房子不满意，都说他们住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甄家确实是如此。我曾同戚云在他家吃过派饭。我忘不了那患病的女孩在炕上咳嗽的情景，以及那狭小的房间里到处都散发着的霉烂气味。
经过进一步询问，发现真正使这两家烦恼的，不是他们的房子而是他们的邻居。甄忠喜同住在对门的寡妇相处不好。李同仁同那名声不好的金柱不断争吵。李同仁说：“我常想在我们之间砌一堵墙，在院子里另开一个门。但是，院里只有一口井，是我的。要是砌一堵墙把井围过来，别人要说我自私。所以，我没有照自己的打算做。”
甄忠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建议：他和李同仁交换房子。但是，李同仁没有回答他。村长答应去了解有没有其他办法。
会议开得不长，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列出了这些人的全部需求，而且听了一会儿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感触。会议本身虽然短，可是影响却是深远的。一切关于团结中农，关于阶级联合，关于需要同盟者等等的宣传，都远没有这一次会议重要，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把财产真正退赔给曾经遭到不公正打击的那些人家了。人们已经学会对言论要持怀疑态度，但是，不可能怀疑这样的行动。
到分发财产时，的确给了王化南特别的照顾。代表大会从村里最好的地块中央拨给他六亩玉米地和六亩麦地，这些原是富农王凤只的地。他们给他娘和侄儿总共六亩玉米地，同他自己的地毗邻。这样他总共就有了三十六亩地，其中有十二亩长满了玉米。全村能拨出的长着庄稼的地，也仅仅是这十二亩了。人人都羨慕王化南的运气。
至于房子，王化南自己分得了七间“洋房”（两层楼结构，原属于徐将军的），还有五间给他娘和侄儿，总共十二间房。这同他原有的房子一样多。此外，代表大会分给他一个盖得很好的，在“洋房”尽头的茅房。
要是退赔能够了结他所受过的打击的话，那么通过这些决定，肯定做到了这一点。
※ ※ ※
“过去我们说过，共产党爱穷人，”工作队长蔡勤在村里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这种口号对吗？也对，也不对。过去共产党爱穷人，因为他们受地主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但是，现在，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平分了，我们是不是还要爱穷人呢？我们不说有病的、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将来的穷人只是那些不愿干活，懒得要死的人。我们是不是要爱这样的人呢？我想，不爱。”蔡勤坚决地说。
“假设这个人的屋顶破了一个小洞，他懒得去修补，却跑到村公所来说：‘哎呀，存喜，我屋顶上有一个洞，这房子快要塌下来，把我活活地砸死在里面。你看怎么办？’
“存喜怎么回答呢？
“他只能回答：‘很抱歉。当然，我们不愿看到你活活地砸死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自己对此什么也不干，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将来我们不爱穷人。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好好劳动，成为新式的富裕的农民。土地问题解决后，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象李顺达那样富裕起来。”
这样，蔡勤说明了张庄最后阶段的工作，即普遍地分地，分房子。他使听众都很清楚地了解到，这是最后一次进行土地、房屋的分配工作。以后几天作出的决定肯定是最后决定了，因为再也没有可以分配的财产了。再也没有来被没收财产的地主和富农了，也没有干部利用特权占有的特殊财产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不顾中农的反对，叫他们交出财产了。所以说，这次土地、房屋的易手，是最后一次无偿的分配。
“在这以后，如果你要地，就得自己去买。不要指望有谁给你地了。”蔡勤警告说他鼓励代表大会花大力气，耐心地做好一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为这村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犯了错误，就将撒下会生长并带来很大危害的种子。”
又一次采用了自报公议这一基本方法，来确定情况——这次是看谁需要，应该给多少。村里三个片报来的结果由代表们带回代表大会。随后，一个完整的清单列出来了，最后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一遍。但仍然可以加以调整。那些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对待的农户，可以要求重新考虑。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向县政府申诉。
照顾了那些没收错了的人的需要以后，其次要解决的是那些仍是贫农的户。对于这些户都根据需要分给土地。在二十九户贫农中分掉了约九十亩地，使他们每人平均有六亩地。在这之后，就要考虑其他特殊的情况了。我发现这些情况非常有趣，想介绍几件来说明简单的土地分配能够产生多么复杂的问题。
一件是关于军人师高志的事。他是请假回家结婚的，从部队带来一份“安置证明”，要求村政府给他土地、房屋和农具，帮助他象一户新中农那样撑起门户来。这不是一种特别的要求。事实上，县政府要求每个村留下五、六十亩地，以便应付这样的意外需要。问题在于：师高志在张庄已经有了土地、房屋，并立了门户，而且他在马场还有六亩地。他打算把他原有的全部家产都转让给他兄弟，而要村里另给他更肥沃的地、更好的房子，让他完全重新安家。
“我回家一个多月啦，几星期前就把‘安置证明’交上了。但是，什么也没给解决。要是你们不拖延这事，我早就回部队去了，”师高志非常严厉地说。他责怪人民代表大会使他不能早日返回前线。
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和村长张存喜认为，他不应该享有“安置”的权利。“我们都是不识字的大老粗，”他们对他说，“我们不太了解这‘安置’政策。我们的看法是，凡是已经有地有房的军人就不需要再分给了。如果你象老高那样，空手来我们这儿安家，那么，我们就得给你地和其他一切东西。但你不是这种情况啊。要是你认为受了委屈，你可以把这事报告你们的上级处理，我们也和我们上级谈。如果上级指示我们给你地，我们当然给你。不然的话，我们就按过去的办法处理这件事，人们缺什么就给什么。”
贫农王贵宝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个编织工人，只有很少一点地，全家每人不到三亩。大家都说他懒。虽然他被迫干编织活来补充种地的收入，但他并不是很努力地干他的手艺活，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很差。张兴发想再给他九亩地，申大洪主张再给他十八亩。可是，王贵宝听到这些时显得很烦恼。
“妈的，”他说，“我种不了那么多地。”
“你听着，”他们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啦。以后，你想要地也不可能再得到了。如果你以后发生困难，缺吃的，村里不会给你任何救济的。因为你有劳动力，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王贵宝最后同意再领六亩地。
最特殊的一个例子是女党员程爱莲。她要用死去的前夫的名字占有土地。程爱莲是一个漂亮但相当爱虚荣的年轻妇女。她的前夫满仓在一九四六年曾遭到妇女会会员的殴打。后来，他得了一种同这次殴打毫无关系的疾病而死去，给老婆留下了土地和其它财产。她后来改嫁给一个无地的农民金水。金水报名参军赴前线了，他娘就搬进程爱莲的住处。按照结婚时的约定，金水答应放弃对土地和房屋的任何权利。他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须过继给她前夫满仓，这个儿子将继承所有的财产。如果生第二个小孩，才算是活着的男人金水的，但对土地和房屋没有任何权利。
当最后的分配临近时，金水娘对儿子那样的安排非常生气，要求给予够两个人生活的房和地。她觉得无法同程爱莲在一起过活。这年轻妇女非常任性，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完全凌驾在她这个新婆婆之上。“你现在住的是我家，吃的是我地里的，”她几乎每天都这样提醒婆婆，“所以，我要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
当这件事提到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先问：“要是她一个儿子也不生，怎么办呢？”
“那她就要买一个或叫她亲戚给她一个。”婆婆哭哭啼啼地说。
代表们问蔡队长，按法律该怎么办。他指出，根据边区惯例，丈夫死后土地确实要归妻子。作为合法的继承人，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这些地。
但是代表们不能接受这一点。
“满仓已经死了。一个鬼怎么能是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呢？如果他们有一个儿子，财产是属于这孩子的。可现在是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申大洪说
代表们都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这件事的实质在于媳妇对婆婆实行了一种闻所未闻的压制，压制的产生是因为媳妇拥有财产权。
“金水真窝囊。”其中有一个男人说。
“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一笔交易呢？”另一个叫道。
“他是一个贫农，是基本群众，却担心得要命，就怕找不到老婆，所以连最宝贵的权利也丢掉了。”
代表们都认为金水太窝囊。为了从他的错误中挽救他，他们宣布死者满仓的财产属于村里，由村里分配给无地农民金水。这样一来，他娘对他老婆程爱莲就占了优势。程爱莲把这个决定看做是一场大灾难。
工作队不同意代表们这样处理，可是也没有办法进行干预。只有进行长期教育，才能改变张庄干部对妇女权利的态度。而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
在做出所有的决定后，代表们发现，把所有可供分配的土地和财产加起来，比起已答应分配的还缺少六亩地。更糟糕的是，没有留下多余的土地，可为今后进行调整或供将来选择在张庄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之用。原先为此而留下的五、六十亩地都分配出去了。
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调查一下，是否有些中农愿意让出土地。拟定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所有根据现有劳动状况，实际上有多余土地的农户。有几户过去曾经表示，需要的话，他们可以让出一些土地。这清单包括象闵兰的母亲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寡妇，自己不能下地干活。她经常说：“就是因为这地，我们才穷的。因为我们不得不雇工、纳税，地多了反而是一个负担。”还有桂花，想把六亩多地给王化南，因为她想他会在那儿好好照看她的祖坟。
代表们分头下去，同名单上有多余土地的人进行谈话。晚上，他们回来汇报说完全谈妥啦。所有被访问的中农都同意合作。这样让出的土地，总共有六十多亩。于是问题解决了。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是满意的，但代表们觉得这总算是所能做到的最好和最公正的分配方案了。每个代表的情绪都很高昂，在这项工作快结束时，大家开玩笑逗乐，喜气洋洋。胡雪贞仍然没有从补巧衣服事件的失望中恢复过来。一次，她不高兴地问道，如果她要了代表大会分给她的新住房，可是没有茅房怎么办？
“用你原来的那个嘛。”老堆金说。
但旧茅房隔了两个院子和三堵墙那么远。
“她要上茅房时，每次都得买张票，乘公共汽车去。”元龙说。
“她可以坐飞机去嘛，”才元说。
他们最后决定把雪贞安置在另一个院子里。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茅房。
又一次，在会议进行中间，某一件重要事情没有通过妇女们。她们仍然自成一伙，围成圈坐着。
“我们把半边天忘了。”村长张存喜说。
他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代表大会中只有一个成员没有这种欢乐的情绪，那就是王老太。她对整个进程非常失望。为了她儿子结婚作准备，自从工作队一到，她就私下盘算和活动，想多弄点地和房子。她曾为了不把自己划成新中农而斗争过。她的尖刻的言语得罪了村里一半人，结果到最后分配时，他们什么都不给她。失望之余，她要求至少给她足够的建筑材料来修理她的五间房。这也遭到了拒绝。
“她儿子不久就要娶亲，还没有地方给小俩口住哩，”泰山娘最后出来帮王老太说话。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别人问道，“要结婚的人多着呢，也许明年她就有孙子了。我们能把她孙子也算上吗？”
“完了！完了！”王老太大声叫着，站了起来，准备离开会场。可是这次谁也没理她，所以她又坐了下来。
把土地和房屋问题解决后，代表们进而就处理浮财和牲畜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给被错斗的中农所需要的一切。例如王化南分得了一辆大车、一头毛驴和一张犁。随后，剩下来的东西卖给那些愿意要的人，小米分给那些尚未翻身的贫农户。由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八人小组来负责这项工作和随后的分配。
然而，在蔡勤讲话时，在土地私有和互助基础上开展生产运动，是解决当时所有困难的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强调努力劳动，通过劳动达到富裕，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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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自报公议”交公粮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田间
八月的头几天，天气开始酷热起来。七月下旬下足了雨，土地湿透了，天一热，庄稼就奇迹般地猛长。玉米长势挺拔，丝毫也看不出曾遭过雹灾的样子。别的庄稼也出人意料地茁壮生长起来。互助组出工锄地时，人们完全淹没在青纱帐里，只能凭着茂盛的庄稼地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歌声和谈话声，才知道有人在干活。
在八月闷热的空气里，有迹象表明人们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大气里朦朦胧胧地浮上了一层扩散着的烟雾。放眼望去，田野里到处是很粗的烟柱，浓烟滚滚，直冲云霄。这烟是老乡们为取灰熬硝而焚烧杂草残叶之类东西所产生的。硝已成了人民解放军生命的血液了。游击战已让位于运动战，而运动战又常常发展为阵地战。这样，炮弹在战斗中就越来越重要了。由于作战中所缴获的炮弹，已不足以应付广阔而分散战线的消耗，因此必须由地方小型兵工厂用土炸药来生产炮弹，以资补充。就拿临汾战役来说，一次拂晓前的炮击中，就打光了十七车皮装得满满的炮弹。在那里的守敌最后被消灭之前，用掉的硝比潞城和长治两县全体农民一年生产的还要多。难怪农民们要大规模出动，从山上、峡谷和河沟里搜集任何可以燃烧的有机物了。他们这样做，不仅所烧的灰可获得用小米付给的好价钱，而且可为前方胜利作出直接贡献，使他们自己的翻身也得到了保障。
这种群众性的集灰和后院熬硝表明，就是这种落后经济也有它的一些优点。缺乏大规模的制氮工业，初看似乎是一种不利因素，可事实上反而成了力量的源泉。它激发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制造弹药，从而使他们和胜利更加息息相关。
不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人民战争就不能胜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阻碍这种动员的政治矛盾能够解决，它的效力仍将受到把群众同有意义的生产活动分离的那种制度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所不在的“金钱关系”替代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分离作用却相当小。一个必须烧枯枝败叶来取灰熬硝的民族，比起一个只需出钱来发展他们从来也看不到的军火工业的民族来说，前者的参战比后者要直接得多，切身得多。
在整个华北解放区，甚至连征收普通的赋税也有同样具体的、切身的特点。税是用实物交纳的。每个农民都把扬净和秤好的粮食送到征集点，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后是要送往前线作军粮的。因此，每个纳税人都有这样直接的体验：他不但为自己深信不疑的事业作出了一些贡献，并且用亲手种出来的粮食供给这种事业的保卫者，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交给那种庞大的、冷酷无情的政府机构。在参加支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纳税人往往直接把粮食送到军队里，看到粮食对保卫他们的土地的战争所起的支持作用。五月份，张庄的二十个农民，把二十车小米运到临汾城下。他们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亲眼看到战斗如何在进行，看到部队的献身精神，并从中受到了教育。
在炎热的八月，装着草木灰和公粮的小车，一辆辆拥挤在张庄大街上。装灰的车辆是往村东的熬硝工厂送；装粮食的车辆是前往第五区财政科粮站的。交公粮的期限逼近了，送粮的小车多于送灰的车。几十辆马拉的、驴拉的和骡子拉的双轮车，满载着香肠形状的麻袋，里面装着晒干扬净、籽粒饱满的麦子，每天叽嘎叽嘎地在雨后松软的道路上行进。村里每一个能读能写毛笔字的人都被叫去帮助登记、检查、过秤、入库。村东边的两座砖砌的大仓库很快就装满了，于是区长命令打开教堂。三天之后，堆积如山的麦子，就使存在那里不断减少的小米堆相形见绌了，而这些小米在农民协会开会斗争王雨来时看上去是多么大一堆呀。从每户收获量的角度来看，小麦的总数是了不起的。但是，考虑到全国规模战争的需要，这里堆积着的全县五分之一的粮食，显然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
按照潞城县解放时建立的制度，公粮一年分两次征收，一次是麦收以后交纳麦子，一次是秋收以后交纳小米、玉米和高粱。由于张庄受了严重的雹灾，县政府起初考虑完全免掉张庄的夏季公粮。但是，干部们很快发现，如果这样做，其他村就要提出意见。雹灾毕竟不是夏季唯一袭击潞城县的天灾，张庄也不是麦子减产的唯一村子。有些河谷里，黄疸病使麦子受到的损失几乎同张庄受雹灾的损失一样严重。前工作队长侯宝贝的家离张庄三十多里，他家地里收得的麦子很少，他不得不借六十斤粮食来交公粮，对他并没有免征。就拿张庄的情况来说，一刀切的免征将引起的问题，几乎同它将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因为，这不能使所有的农民同样地受惠。有些农户的麦子一点没有受损失，他们没有理由不交他们应该交的一份税。如果把夏季农业税一概都免掉，那些没有受灾的人将享受一种不应得到的好处。
县政府估计，总共有三分之二的庄稼受损失，于是定下税率为前一年征收的三分之一。要求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各户实际收获的产量，公平地分配赋税负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谁也想不起潞城历史上有任何一届政府因为庄稼歉收或其他任何原因而减免赋税。
当这个决定宣布后，尽管有个别人对没有全部免征赋税感到失望，但总的来说，大家感到宽慰和高兴。当然，谁也没有浪费时间来庆祝，大家忙于讨论在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减免以后，如何把税收分摊下去。工作队把公平地分摊赋税当作他们最后一项重大任务。他们建议采取自报公议这个唯一合理的方法。各户自报产量，按与往年同样的比例纳税。由农会各小组评议本片各户的税额是否公平合理，并拟出全小组的清单，提交代表大会审定。
对这种办法有许多反对意见，有些人不相信这种办法行得通。他们认为，由各家各户自报交多少税必将引起混乱，他们主张村干部象往年没有受灾时那样摊派下去，快刀斩乱麻似地解决问题。如果让各户自己来决定，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每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能反驳呢？
“我家地里收了四袋，”真宽的娘说，“可是，尚石头家在我们旁边的一块地里，说是只收了一袋。我不信他们只收那么一点，可是怎么能证明呢？我们能去搜他的家吗？”
反对这种办法的其他人说，“自报”没有用，因为“公议”可以推翻它。为什么不从“公议”开始做呢？
但是工作队坚持自己的主张。队长蔡勤指出：公平地订出分摊额是办不到的。往年，分摊额是根据每块地的出产能力来定的，因为每块地的产量长期以来是清楚的，这就不会有多大困难。可是，今年遭了雹灾，实际产量同土地肥沃程度、田亩大小或其他因素都毫无关系。知道实际收了多少麦子的，只能是那些亲自干这些活的人。至于说标准，这是很明确的。各户可按照与往年同样的比例交税。工作队干部说，如果谁认为这一切太麻烦，那就应该记住每粒粮食对支援前线的重要性，战士们为了进行解放战争需要这些粮食。如果战士们在前方不能打胜仗，这一切就成了空谈。那时就不是各户自报应交纳多少税的问题了，而将听任蒋介石来摆布。他的士兵就会直接来到每家每户，把一些空麻袋往地上一扔，说：“给我装满！”
这个道理说服了大家。多数人同意：尽管雹灾比较分散，但对于各户的产量，四邻还是清楚的，可通过公开的讨论加以确定。显然，公平地估定产量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不管谁交纳多少，全村有责任收齐两千斤，如果有人交的比他应该交的少，别人就不得不增加负担。
这无疑是“自报公议”办法所经受的最严重考验。产量是人们几千年来想方设法加以隐瞒的东西。理由很简单：产量高意味着租高、税高。瞒产的习惯已经世世代代深入佃户和小生产者的思想里了。人们只要有可能，从来也不肯实报自己打了多少粮食。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前，实际上是能找到多少粮食就收多少税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的税收条例里，采用标准“亩”制的原因之一。革命政府根据估计的产量订出税额，就不需要对实际产量进行调查了。现在提出要让农民们自愿地报出这些十分重要的统计数字。
为了带头，共产党必须首先发动党员。党支部领导人很正确地估计到，如果党员迅速而精确地自报自己的产量，提出公平的纳税比例，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做。但是，甚至在支部里，“自报”也碰到了困难。有的说交三十斤，有的说交二十斤。老高提出交十斤，师秀梅只打下二十斤，提出交七斤。轮到肖文书的时候，他一言不发。
“我现在不想说，”他说，“到时候，我就把粮食送到粮站去。”
“你怎么能那样说呢？”蔡勤问道，“共产党员中间没有什么秘密嘛。”
“我没有说不交，”肖文书说，“到时候，我就送粮食去。”
“送多少？”师才元问道，坚持要一个数字。
“我打了八十斤，全都送去。”
当蔡勤听到这个回答时，他的脸顿时涨红了。
“这就是你对交公粮的回答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党员呢？你不想告诉支部，但是，却要让群众知道。你这真使我恼火，我真想揍你。”他探着身子，把脸转向肖文书。“谁也没有强迫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说说。”
“我从来没说过你们强迫我。”肖文书答道，态度更倔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张存喜参加攻击说，“你在支部里还这样说，群众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要骂你。我们大家都得丢脸。”
文书媳妇想插嘴。
“我们交十斤。”她说。可是，在吵闹声中，谁也没听到她的话。大家一起嚷嚷起来，都批评肖文书。肖文书对着他们硬是不吭声，表示反抗。
村长张存喜把任荷菊拉到一旁，问她为什么她男人那么固执。“是不是你们家里有什么大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任荷菊只是摇了摇头，哭了起来。她请求张存喜在会后和肖文书谈一谈，说服他。可是村长表示怀疑。
“他要受到公开批评。我不能忍受那种态度，我怎么能耐心地说服他呢？”
党员们在支部内同肖文书吵嘴的事情，只不过是后来在农会小组会上出现的许多事情的预演。东片小组顺利地通过了整个名单，但是，北片和西南片小组发现“公议”十分困难。有些人家里的确没剩下什么可吃的了，但是，他们仍然表示要交出一定的数量。另有些交得起的，却只报了令人可笑的、象征性的数字。
拿贫农仁贵为例，当点到他的名字时，他说：
“我交二十斤。”
“你这是干什么？”才元问道，“你收得很少，大家都知道你家里没剩下什么了。”
“是呀，”仁贵说，“可是，小组里每个人都盯着我，等我自报，我不得不报呀。”
“你实说收了多少？”
“从九亩地里打了二百斤。可我欠了很多债，粮食都光了。为了交公粮，我得从别处借二十斤。”
有四家自己地里没收到麦子，只是从别人的地里拣来一些麦穗，他们每户提出交三、五斤。
“不要叫他们交啦。”真宽娘说。
几个男人不同意她的意见。“虽然他们很困难，但是，他们真心实意地自报了。我们还是应当接受。”
当村长存喜往下点名时，那些自私的人也暴露了原形。有一家人收了六袋，报的数量比另一家只收三袋的还少。可是，谁也不吭声。谁也不想因对这数字挑战而彼此伤感情。这又一次清楚地说明：民主取决于群众是不是愿意讲话，是不是愿意争辩。
根明只报二十斤，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他收了七百斤。小组要他至少再加十斤。他发火了。他说：
“我现在有民主了。我就交那么多。”
他的邻居们遭到拒绝之后，对其他人就只是说：“好吧。”“何必得罪同志、朋友呢？”他们问道，“即使我们提出意见，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呢？最好不吭声。”
申发良后来对戚云和我解释说：“今年收成好的人的真正想法是，自己没遭雹灾是因为运气好。既然自己运气好，就应该多享受点。‘自报’，他们认为就是自愿。他们愿给多少就给多少，不管公议不公议。”
这样的态度阻碍了对真实情况的充分讨论，会议不得不宣告暂停，等第二天再开。在此间隔期间，工作队干部、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分头下去找人谈话。第二天早上，各片农会小组再次开会。这一回进行得比较顺利，各小组草拟了一份清单，上交代表大会。
代表们可没有普通群众讨论自己的产量和税额时那种勉为其难的心情。他们拿着名单，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谁的自报有怀疑时，就把谁叫来询问，直到事实澄清为止。他们抱着公正的态度，把有些人自报的数字减掉一些，把另一些人报的数字增加一些。对那些颗粒无收、只是零零星星地拣来一些的人，尽管他们怀有为支援前线作出贡献的愿望，都从名单上勾掉了。对那些家里没剩下什么可吃的人也作同样处理。拿肖文书来说，就被全免了，尽管他媳妇争辩说，她的自报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话不兑现，今后别人就不会相信她的话了。经调查证明，她们夫妻俩早就需要上山挖野菜充饥了。
一户富农寡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个代表要她多交一些，因为她一向很富裕。但其他人断然地说：“不对。这同她的成份没关系。主要看她到底收了多少。她家几乎没收到什么，所以应该免掉。土改已完成了，再没有富农了。”
另一方面，当情况证明了谁可以多交时，代表们就毫不犹豫地增加他的税额。在会议上一直很顽固的根明，后来向邻居们承认，他甚至拒绝了对他自报的数字只增加三斤的建议，因为他不喜欢提出这个建议的金洪。但是，代表大会还是把他的税额增加了整整二十斤。
任务完成时，把报上来的公粮数汇总了一下，达两千一百斤，比县政府对该村所要求的数量还多一百斤。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即第二天晚上，在一次全村群众大会上宣读了名单，一边读就一边通过了。民主管理的一次重大考验通过了。代表大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表明，它对管理村里事务的能力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于是工作队断定：自己的任务已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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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再见吧，张庄！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民歌 一九五八年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戚云、谢虹和我离开了张庄。在我们的离去和六个月前的来到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这天，天气较热，但不太热。金色的太阳象一位老朋友那样，照耀着静静的村庄。不是刺骨的寒风，而是使人为之精神一爽的晨风；不是乌云密布的阴天，而是晴空万里的蓝天；街上不是冷冰冰地毫无生气，相反，当我们最后一次从区公所院子的大门里出来时，街上很热闹，许多朋友前来送别。高个儿的张兴发，带着村领导人所具有的镇定而自信的表情（他实际上已当了村长），来为我们送行。站在他身旁的是郭真宽，剃光的头上包着新毛巾，面部表情严肃。张存喜咧着嘴笑着。这笑至少表示他娘又在给他做饭啦。胡雪贞和师小梅站在他们后面。妇女们为了欢送，暂时放下了她们的纺线活儿。师才元离开了他的杂货铺子。工作队干部——韩金明、李松林、蔡勤和侯宝贝，同我们一道从大门里出来。他们早已解除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关于手枪和枪套的紧张和恐惧的记忆，现在看起来象一场恶梦里的片断似的。
我们在村西南片工作了很久，那边的老乡出来送行的不多。我们几乎到每一家院子去过，作了正式的告别。送行的人来到大街上，同我们一道往南走出村口。人群中有一些儿童，在会议之间的空闲里，他们经常来找我玩。在路上，一个小鬼跑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其他的小孩因为抓不到我的手指或大拇指，就在我们的行列四周转着圈跑。胡雪贞和戚云也手拉着手，恳切地交谈着。戚云鼓励这位妇女主任乐观地展望未来，胡雪贞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为人民服务。
当我们从街上走到开阔的田野上时，老乡们一边表示亲切的告别，一边一个一个地往回走了。最后，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工作队的干部了。我们一起在路上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如何克服依依惜别之情。后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们从北方大学来的三个人，翻过山岗，直奔长治。在那里，王书记将安排送我们返回远在石家庄的新校址。区干部回村去了。他们在写完总结报告后，就要转入潞城县的其它工作。
在以后几天，戚云、谢虹和我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议论我们这一段极不平常的经历，因为前往石家庄的行程有八天。一路上不是步行就是坐骡车。我们在长治同王书记讨论了土改运动。我们也同赖若愚书记进行了讨论，他是五百个“基点村”工作的总领导人。他的总部设在冶陶，那里是华北产花椒的中心，太行行署就设在那里。
当时，我们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贫农路线”，以及为什么整个运动一度出了那么大的偏差。赖书记对错误路线作了扼要的分析，说应该考虑到整个运动的巨大规模，才能恰如其分地看待我们这段时期的工作。“这样的错误，”他说，“必须恰如其分地看待，它们仅仅是广阔的黄河水面上的小小的涟漪。最重要的事情是：封建主义在全太行地区已经被彻底铲除了。”
我们觉得赖书记说得对。封建主义的确被铲除了，晋东南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了，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以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都被改变了。一九四八年秋天的情况，同我所记述的一九四七年的情况相比，完全改观了。一九四七年时，以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清算运动而开始的进程，还可能出现反复；贯彻《五四指示》得到的果实还可能丧失。而现在，经过民主改革、整党和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保证了农村社会新的平等基础，并为大发展扫清了道路。
诚然，我们在张庄留下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治安主任王文则仍然在长治为未改造好的干部开办的训练班里学习，他的老婆——申仙娥仍在等待批准她离婚；村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决定王雨来应受到什么处分；袭击小全儿的凶手还没有抓到；使土地分配合法化的土地证尚未颁发。但是，象土地所有权和政权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张庄的群众自己完全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三月间曾经那样使张庄的人们激动的问题，到了八月份几乎算不了什么了。一旦群众不再害怕王雨来时，不管他受不受处分，就无关紧要了。一旦地主政权已被真正铲除这点变得很清楚后，那么是谁捆绑了小全儿，塞住他的嘴并把他拖到井边，也就没多大关系了。不管这种行径是如何恶毒，它再也不能被看作是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预兆了，而只能被看作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是一种退却时的报复行动。因此，是无关紧要的。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变革之深刻。
那么，能不能说张庄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都解决了呢？不能。土改的胜利完成，只不过标志着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人民自一八四〇年把鸦片倒入广州港时就开始了这种“长征”。
土改只是搬掉了阻碍生产的封建的绊脚石，潜在的生产力还必须调动起来，一个广大的新的农村市场必须发展起来，一个繁荣的新中国必须一步一步地建设起来。
土改使农业生产者之间已达到基本的平等，但是，这只能给生产者提供选择道路的机会：是土地个体经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土地集体经营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两者之间仍须作出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尚未有一致的意见。只有农民中的最先进分子，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土改给妇女以财产权，打破了家庭里那种严格的宗法式统治。妇女有了自己的财产，就能够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有效的斗争。但是，在潜在的平等和妇女实际享受的平等之间，仍有一段差距。
只要想想还存在着文盲、缺医少药、沿用原始耕作方法等这样一些问题，便会懂得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二十世纪的公民，还有多么漫长的路程要走啊！
就拿农村的民主生活来说，显然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经过整党和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特权等严重的倾向受到了制止，绝大多数群众都有了发言权和选举权，政治生活决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但是，能不能说村里的所有问题已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呢？当然不能。新的诱惑，新的滥用职权，新的压迫，一定还会出现。对干部实行群众性的监督方法要经常改进。要去掉过去的狭隘自私性，要造就未来的、襟怀坦白的、有献身精神的男女，这不能不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通过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在斗争方法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维护法律和秩序都依靠威逼和毒打，以及警察和监牢，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人们要掌握这种新方法，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程。运用这种方法所需要的客观态度，只能是持久的、长期努力的结果。
但是，如果朝着真正革命化的社会走了一步，哪怕仅仅是一步，那正因为它是第一步，所以也许是最艰难的一步。现在回过头来一想，群众居然采取了这一步，这简直是奇迹啊。
不难回忆起：当我一年前在雨季中第一次进入这解放区时，我看到的农村是什么情景——潮湿的土地，饱满的庄稼，绿树荫下用土坯建成的村庄，妇女们在庭院里纺线，光着身子的儿童在泥沟里溅着污泥，而这些泥沟就是道路。那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种偏僻的、原始的、永恒的情景。农民的生活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现在也没有变化，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变化。
也不难回忆起我们所经历的两次全县大会之间遭受挫折的那些日子。当时，工作队、全村党员和全村积极分子的一切组织和发动工作似乎都不起作用了，群众投身于革命的势头在大量的、狭隘的利己主义的矛盾中间停顿下来了。那时，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怎么样？难道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们没有能力去创造一种新生活吗？
可是，现在呢，距离我穿过封锁线那会儿仅仅十二个月，出席县里第二次会议后刚刚两个月，我不再怀疑结果会怎样了。我有一个笔记本，记满了变化的具体证据。我脑子里充满了事实和数字，谈话和面孔，故事和事件。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张庄农村社会的基本变革。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当然不是靠任何法术，而只能是靠艰苦奋斗，靠几十个人的自觉努力。他们从实际出发，以现有的人力条件，努力改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当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的各阶层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时，这种情况就扩大几十倍，几千倍，几十万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席卷中国的革命风暴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光是千百万人民参加进来这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以前也有过无数次造反，中国农村中也有过为推翻地主和摆脱外来压迫的大规模斗争。但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什么使这次情况不同了呢？
戚云和谢虹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决心对日益贫困化、对腐朽无能的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由于共产党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才使斗争获得胜利。姑且把共产党提供的领导是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这一棘手问题留待将来去研究，我当时觉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农民潜在的军事力量，生产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须予以培养、动员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解放”。张庄的经验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贫农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远，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复辟。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分掉一切东西，连农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厂里最后一个齿轮和车轴都要分掉。这样做，就会破坏他们要依靠它进行建设的那么一点生产基础。没有共产党，贫农就很可能把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赶到敌人怀抱里；就很可能拒绝、以至于毁掉涌现出来的最富有战斗性、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这样的错误，只能使农民分裂成以亲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影响、帮会义气等为基础的一个个宗派，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派别之间的火并。最后，农民因为在贫困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公平的理想和行动纲领，很可能归于失败。这种理想是绝对平均主义；这种纲领就是削平一切；其结果将是地主统治的彻底复辟。
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与此相反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平的概念，是一种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的公平。每一发展阶段各有其正确和错误的明确标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是一系列矛盾的解决。从解决一系列矛盾的一端跳到另一端，甚至绕过某一特定的阶段，那是不行的。人们必须承认过程，必须分步骤分阶段地前进，从不同程度的匮乏和富有而产生的有限的不同程度的平等，走向只能建立在绝对富裕之上的绝对平等。
农村在什么是翻身的正确道路的问题上，所产生的种种混乱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两种对立观点的斗争：一种是静止的；另一种是能动的。第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要求在不变化的世界中抽象的公平。第二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公平是根据人类生活的具体条件，是一种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公平。第一种是机械的，着眼于分掉现有的财产和现有的生产资料。第二种是辩证的，着眼于解放旧的生产力和为将来创造崭新的生产力。第一种认为要求平等本身就是对的；第二种认为这种要求在一种条件下是对的，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是错误而有害的。
我们在冶陶同分区党委的赖书记谈到深夜。他向我们指出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他说，平均主义在用来反对地主和富农的权力和财产时，是革命的，可是，一旦用来反对中农时，它就变成反动的了。“许多农民不了解这一点，所以犯了错误。农民经过发动，起来斗争时，往往要求绝对平均主义，把干部也拉往这个方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农民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
显然，“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具有能预料和指明转折点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由于掌握了历史进程，努力研究一切有关的社会现象，不断地分析和检查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已经把这种能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党能够预先使它的支持者在千头万绪中对重大的转变有所准备；或者当事态的发展超过了预见时，迅速地调整政策。
但是，这种能力本身还不足以使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领导还涉及到方法，而方法在中国是异常重要的。那些献身的革命者在一九二七年进入农村的广阔天地时，不是象他们的俄国先驱者那样已经掌握了政权，而是被悬赏通缉的人。他们到农村时，没有权力，没有武器，没有金钱，没有任何财物。他们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发动群众的思想以及一个核心组织，而正是这个核心组织，能够克服农民暴动中先天性的重大弱点。只有当农民相信他们，接受他们那些思想，并对那个新组织无条件地支持时，改变中国面貌的长期进程才能迅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树立的榜样，同他们说的话或提出的计划有同样决定性的作用。归根结底，正是革命者表现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正直品德、献身精神、不辞劳苦、老老实实面对错误、接受批评以及勇于自我批评，等等——使农民们深受感动。正是因为共产党员把公众的利益摆在私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并且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身体力行，农民才愿意跟他们走。
耐心也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人能够推迟过激的行动，做教育和说服工作，直到群众自己愿意并准备起来行动。能不能这样做，就意味着是胜利，还是失败；是一小股激进分子的无法挽救的孤立，还是一场不可遏制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同胞，特别是农民，是不能驱使的。不能强迫或硬拉他们投入任何行动。人民必须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了解到自己处境的各个方面，了解到某个特定计划的切实可行的好处。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能自觉自愿地付诸实践。那时，只有那时，才有成功的希望。
刘少奇写道：“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苫，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
提高群众的觉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能从现有的思想状态和觉悟水平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总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把这两方面解释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不正是对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土改运动全过程的总结吗？人民对平均地权的要求，导致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立即对地主采取暴烈行动。这种要求经过研究，制订政策，付诸实施，纠正错误，修订政策，再付诸实施，直到政策变得十分清楚、完备、精确和有效为止。连续几个阶段的划成份的标准，确切地反映了这种提高过程。我们看到了这种标准从粗略的行动指南，演变为对复杂的农村生活的极为精确的和多方面的分析。最后，这种标准武装了群众，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明确地区别哪些是封建的和反动的东西，哪些是民主的和进步的东西。
于是，农民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部分认识逐步地到达全面认识，从自发的行动到有指导的行动，从有限的胜利到全面的胜利。同时，通过这样的过程，他们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
据我的理解，这就是翻身的实质。
我愈仔细研究这种提高觉悟的过程，就愈看出它的复杂性。这过程如同酵母一样同时在个人、在集体、在整个民族等多方面起作用。在每一阶段，这一过程都有其特有的形式。如果把翻身运动分解为无数组成部分，直到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上的变化，那么，显然没有一个人能一下子就和过去决裂。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改变过来，不管他自己如何认真地要求这样一种变化。变化只能首先发生在一个方面，然后扩展到其他方面。这种变化必然要解决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新的矛盾。这就必然导致新与旧的斗争，直到人们整个身心都卷入痛苦的冲突之中。经过这种内心斗争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行动上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特征。过去遗留下来的习惯、迷信和偏见，阻碍和损害了现时按进步的愿望行事的种种努力。因此，有的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已经大部分消除了自私的痕迹，而在家里却仍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这是不足为怪的。或者发现有的妇女团结一致为平等权利而战斗，而在分配救济棉花时却彼此争吵起来。人们一旦开始相信别人时，就走上了通向翻身的道路。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逐渐懂得了我们时代的主要教训，即：只有参加共同的斗争，个人才能获得解放；在所有人的翻身中才能获得个人的翻身。
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整个集体来研究翻身的过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个范围内，变化也不是平衡的。没有一个社会集体能齐头并进。它的各个成员的觉悟程度不一，学习和发展的能力也不一。在现实生活中，要依靠先进带动中间，再依靠中间带动落后。这样做时，每一次发动都可以提高大家的觉悟。落后的不久就达到他们老师的水平。于是觉悟程度螺旋式上升，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的整个概念就有变化。当这样的过程自觉地、系统地、年复一年地、一代一代地在拥有千百万人口的农村里展开着时，总的效果十分惊人。全体人民变得政治化，变得有觉悟，变得积极起来，最后，的确变得有能力改造他们的世界，并在那样的过程中进一步改造他们自己。
把翻身这个概念运用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时，看来也十分明显：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整个国家的再生。正如可以说个人的翻身，集体的翻身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翻身。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民“翻了身”，整个大陆站了起来。
很明显，这种过程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里不可能平衡地发展。二十年前，它开始于某些关键的地方。在那里，因为分裂和斗争，因为过去的革命起义，或者外国的干涉，中国旧统治者的权力暂时遭到削弱了。一但革命在井冈山上，在江西瑞金一带，在黄河河套荒芜地区扎下根时，它就会影响其他地方，使得整个地区变成根据地。在一九三四年，这些根据地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根据地比以前更加巩固地相继建立起来，而且在抵抗外国征服的过程中，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乡村。
太行山地区，包括张庄和数千个类似的村庄，其重要性恰恰就在于：它是那些逐渐扩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从这些根据地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不仅能向本国地主阶级的强大力量挑战，最后把他们打倒，而且对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起的买办资本体系和为了维持该体系而投入的军事力量进行挑战，最后把它们打倒。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毛泽东曾经这样称呼那些根据地。这不正是彻底翻身后在张庄，在潞城县，在太行山地区建立起来的吗？而现在，由于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努力，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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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戚云、谢虹和我从潞城翻过大山，长途跋涉地历经黎城、涉县、武安和邢台的时候，农民军已经集结在北方每一个革命阵地的边界上了。他们正在进入阵地，准备一九四八年秋季大反攻。在辽阔中国的这个围棋盘上，棋盘线上不断地布满了棋子。经过二十年的包围和反包围之后，白子和红子的较量很快进入最后的决战。
人民解放军首先在山东济南发起攻击。九月间，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战斗，陈毅的农民志愿军打败了十万国民党征来的军队，生俘了曾经猖狂一时的“山东之虎”王耀武。
斗争接着暂时转到东北。这个地区的门户锦州、行政首府长春、工业中心沈阳，也被相继攻克。蒋介石亲临督战，可是，在三个星期内丧失了四十万精锐部队。
长城以北的硝烟刚刚消散，中原的战斗又打响了。由于它是在淮河和大海之间进行的，因此称为淮海战役。它发展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每一方投入了五十多万人，战斗持续了六十五天，结果把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蒋介石军队消灭殆尽。
但是，甚至这样伟大的胜利，也没有使革命力量的活力在那年冬天枯竭。当淮海战役犹如翻腾的波涛那样达到高潮之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一起攻克了天津，包围了北京，迫使傅作义率部五十万人投诚。那时，傅作义率领下的军队，代表了正在崩溃的反动派的最后的重大希望。傅作义的投诚，对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丧失了长江以北的一切，而当时长江以南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已寥寥无几了。
这样，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大决战，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达到了高潮和结尾。几十年来，由美国扶植、装备、训练，由美国军官在战场上给予指导的地主和买办的主力军，就在前后两个雨季期间，被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大军一支一支地消灭了。
这三重打击带来了那些伟大的质变之一。这些质变，周期性地震撼着历史，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的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份，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象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兄弟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