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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重新估计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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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胜利前夕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春末，张庄老乡早晨起来时，好几次发现村子的主要路口上挤满了战士。战士们非常安静地进入村庄，甚至很少有人听见他们来到。他们休息一会儿，喝些开水，接着不是象行军那样，而是象平常走路那样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从外表看来，这支队伍并不那么威武雄壮，他们的棕黄色的土布制服经不住太阳的照晒，很快就褪色了。这些制服与其说是发给胜利的军队的服装，还不如说是匆促间发给戏台上武士的戏装。战士们腰间挎的手榴弹袋，肩上的小米袋，腰上的子弹带，背上的背包以及腿上的绑带，也都有这种临时凑合的特点。这些装备全是用褪了色的土布做的，看起来，人民解放军就象一支“棉布”军队。战士们爬山越岭时，脚上穿的也是布鞋。
装备中唯一非棉布做的，是他们手中的枪，以及腰带上系的盛小米饭的碗和头上带的草帽。宽边草帽给制服增添了假日的气氛；但即使没有草帽，这身服装和严肃的战斗也是不相称的。当这些战士们开拔的时候，从后面望去，挂在背包上的草帽使得他们好象一把打扑克牌用的筹码在远处晃动着。
乍看起来，这种装备很简单，甚至很不象样，但只要稍许想一下，就会发觉这些东西是很实用的。有了这些装备，一个战士，不管他是和同志们在一起，还是一个人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时候，都能够把他一天的生活或长时间的战斗所必需的一切背在身上。这些东西可以在中国辽阔的内地的任何一个县城重新配备起来。只有那支枪是从世界的另一端来的，这支枪的重量几乎等于他所携带的其他一切东西的重量。而靠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甚至发给某些国民党军队的普通军帽，都是从新英格兰的工厂和纽约的仓库运来的。
但是，仅仅有了装备还不能成为一个战士，还必须进一步地观察才能发现他们的素质。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就要与之交锋的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的远为强大的对手。这些解放军战士和被蒋介石驱赶到前线来的士兵同出一源。他们当中很多人实际上是在战斗中俘虏过来，并在历次“诉苦会”上参军的国民党士兵，却没有反革命军队中司空见惯的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些人——其中许多还是孩子——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同时又是老实和守纪律的。他们的纪律并不表现为对上级或者职位高的人的顺从，而表现在庄重的言行之中。他们尊重老乡，不妨碍交通，除了水之外，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少数战士为了消遣，也嬉笑玩耍，但没有扰乱周围的宁静生活。这些战士无忧无虑，又很庄重，他们爱说爱笑，却不喧扰别人；待人友好，而不骄傲。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正直感，集体自豪感，反映了他们满怀信心和理想。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是靠命令强加的，而是通过教育增强了革命责任感的结果。
那年春天，部队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许多方面和在农村进行的整党和民主运动是相似的。这次运动的内容有群众性的诉苦和“三查”。在“三查”运动中，全体指战员一起查阶级成份，查工作，查斗志。他们还学习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运动当中，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通过这一运动，全军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士气。我们正在亲眼看到这些成果。
在张庄，我看到这支部队充满信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是开往前线啊！再有两天的行军，他们就要到达太原平原。为了解放这个省会，那里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将处在枪林弹雨之下，甚至可能参加对某些固定阵地的正面冲锋。他们有些人肯定将会阵亡，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恐、犹豫和疑虑。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并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正在奔赴前线，急于参加战斗。
这些穿着军装的孩子们在村里的水塘旁边休息，把枪支擦拭得在晨曦下闪闪发亮。他们脸上渴望战斗的表情里，显露出即将取得胜利的喜悦。这些喜悦的脸庞和在战争年代张庄的人们非常熟悉的那些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伤兵在才元的店铺前面等待担架把他抬回家去，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来好的寡母听戚云给她念信，念到她独生儿子在前线牺牲时，她泪流满面；两个妇女伏在用驴车从一年多前打过仗的地方拉回来的一口棺材旁边，悲痛欲绝地整夜哭泣……
※ ※ ※
一九四八年的六月，标志着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解放区没有一个军事分析家怀疑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整个解放区，每一个干部在文章或演说中都强调一个基本思想：“我们为了中国前途而进行的二十年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最近几个月里发生了质的变化。蒋介石不仅不能再扩大他所控制的地盘，甚至连他现在所控制的地区也保不住了。任何地方，只要我们想去占领，我们现在就能够办到。”
自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撕毁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下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并向华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两年间被歼灭和俘虏的蒋军人数和缴获的武器的数字，是这种乐观情绪的根据。在这个时期内，蒋介石军队被打死、打伤或俘虏的总共有二百六十四万人。而在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却增加了一百六十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蒋介石拼命抓壮丁才使他的全部兵力达到三百五十多万人。但是，巨大的和不断增加的伤亡和大批士兵开小差，使他的精锐部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由于一方面在解放区征收志愿兵，同时又在前线吸收了大量的俘虏，已接近蒋介石军队的人数了。
在许多不知名的地方进行的多次规模较小的战役，证明了这一事实，例如包围临汾。这个古老的要塞位于张庄往西，步行不到三天的路程，是守卫太原的一个关键据点。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份就包围了临汾。阎锡山这个老牌军阀，在山西心脏地区仍然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他决心死守这个小城。阎将军一次又一次地向蒋介石求援，叫苦说：“如果临汾失陷，下一个就要轮到太原。”但蒋介石无法调派任何援兵，没有任何部队来搭救阎锡山，临汾继续处在包围之中。国民党电台绝望地号召临汾守军，不惜全军覆没也要突围。负责防守的军官下令使用毒气。但是，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未能突围。五月初，临汾被攻破，守军全部被俘。
在遥远的满洲，控制铁路枢纽四平街的国民党部队于三月初就投降了。这样，长春市就被隔绝起来。对前途已经绝望的国民党电台，突然宣称长春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长春的失守对南京政府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他们就为从这个一度是伪满洲国的京城而当时还是国民党整个东北的行政中心的城市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在山东，陈毅将军率领的革命部队切断了津浦铁路，并且准备包围省城济南。王耀武，这个蒋介石在该省的最高指挥官、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有地区之一的省长，抱怨说：“我只有五万人，怎么能够顶住二十五万人之多的解放军呢？”
“国民党的特点是，在防守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时候，挖掘战壕或者躲在城墙里面，一直打到最后，同时期待着增援，但是，援军是不会到来的，因为其他任何地方也无兵可派。”美国顾问团的巴大维将军这样写道。他想采用其他战术，但这一切努力都完全失败了。在全体敌对的人民面前，国民党部队除了掘壕、据守、听天由命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蒋介石公开谈论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美援。为了鼓舞他的处境困难的军队，他能够想出来的唯一的话是“大量武器就会运到”。每当他的将领打了败仗，蒋介石总是推诿于美国顾问，说他们的援助太少了，太迟了。他抱怨美国军官帮助他训练部队搞得太慢了。
但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懂得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所体现的真理。他们嘲笑美国援助，这些援助为了支撑蒋介石濒于崩溃的战线而每天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知道，那些物资迟早会落到他们手中，甚至还编了一句俏皮话来概括这种局面：“美国是我们的兵工厂，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在每一次大规模战斗中，总要缴获大量的弹药、山炮、机枪、卡车、反坦克炮，甚至坦克。缴获的每粒子弹、每支枪、每门炮，都和以前一样，在后方乡村的墙壁上列表公布出来。正如所缴获的武器和被歼敌军的累计数字在迅速地增长一样，他们的信心也在迅速提高。
中国共产党估计到了蒋介石可能得到的三种形式的援助，并且完全蔑视它们。为了竭力挽回局势，美国领导人可以派遣美军直接侵犯解放区。但是，要这样做他们至少需要有二百万兵力。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能指望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这些地区并长期加以控制，因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日本人没有取得成功的地方，美国人反而会成功。况且，美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到，公开的干涉一定会激起本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
如果不进行直接的干涉，美国可以增派顾问人员。但是在蒋介石军队里，已经有数千名军事顾问了。既然他们过去的努力未能奏效，增派人员也改变不了局势。
帮助蒋介石的第三个办法是增加对他的援助。既然已经提供的援助未能使他取得胜利，那么增加援助就能够改变局势了吗？给蒋介石的武器和物资，已经超过了他所能够征募并加以训练的兵员的需要了。
因此，正如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所看到的那样，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他们说，蒋介石军事上的破产，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孤立了自己。他的独裁统治，采用军事手段对全国进行镇压，以及为了换取大批的军援而把中国的基本权益出卖给美国老板，使得中间势力也不可能支持他。他没有把国内唯一的主要的“第三势力”集团——民主同盟拉到自己一边，却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勒令它解散了。但是，刚刚被他杀死的这条自由之龙，又长出许多脑袋复活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香港聚会，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月五日，一些民盟领袖重建了被取缔的同盟的领导机构。几乎同时，一个自由工商业者的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发布了比它以前的主张还要激进的纲领，并加紧了自己的活动。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的政策也使他陷入了同中国的大学生和教授日益激烈的冲突中。当学生们扩大宣传，要求和平和反对美国干涉时，蒋介石用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他们。数以百计的特务闯进全国各地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冒充学生，实际上却大肆进行暗探和告密活动。
华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写道：“夜里，特务学生的口袋里装着手枪巡查各个宿舍。任何人都可能因为冒犯他们或者为他们所憎恨而被逮捕。如果我们召开辩论会来讨论技术问题，这些特务学生就监视我们。我们只要讲出一个批评的字眼儿，就会被告发，我们的名字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一九四七年，有几千名学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讲师从不同的大学里给赶了出来。在无数事件中，军警袭击校园，殴打男女学生，打伤了数百人，逮捕了数千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某法学院遭到袭击，一个女大学生被杀害。十月，浙江大学的一个名叫于子三的学生遭到谋杀，这一轰动事件引起了全国规模的大示威。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默认了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计划，这件事传出后，学生们的抗议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全国各地几十万大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到处遭到蒋介石军警的水龙、棍棒和枪弹的袭击。
蒋介石也使用同样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产业工人日益增长的反抗。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在上海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事件。那一天，申新纺织九厂的罢工工人与国民党军警发生了公开冲突，三个工人被杀，六十人受伤。这就是尽人皆知的申新惨案。
在法律上，蒋介石对付由于他出卖民族利益而引起的全国骚动的办法，是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在这些特刑庭上，审讯了大批的民主自由人士，以及那些有着“叛逆思想”嫌疑的人。这些法庭所制造的大量冤案，如同枪杀罢工工人，警察搜查校舍，取缔主张中间道路的政党一样，只能激起更加坚决的反抗，并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前孤立。
只有一种事态的发展可能使蒋介石免于彻底失败，这就是从内部瓦解革命。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例子，由于造反者队伍中的过火行为、宗派的错误、幼稚和分裂，致使革命失败，未能推翻旧制度。一八六四年、一九〇〇年以及一九一一年都是如此，人民的力量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孤立了自己。一九二七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蒋介石一心巴望着历史能够重演。他公开谈论要从华盛顿得到更多的美元和子弹，在暗中却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解放区内部的瓦解上。根据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美国海军提供经费并加以训练的蒋介石特务组织，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方策动一次十万人的叛乱。
这种叛乱的政治基础，按他们的设想，是农村中间势力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共产党人和他们所发动、领导下的贫农积极分子所犯的冒险主义和“左”倾错误所造成的。
这是关键的时刻——战争的步伐每小时都在加快，大小胜利的消息几乎每天都从前线纷纷传来，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后方干部的信心空前高涨，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忽视错误，以至发展到致命的地步。革命干部因胜利而骄傲起来，不顾政策中的各种区别，损害这部分或那部分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有权力这样做——从而在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之前，就把它的基础腐蚀掉。这种危险是巨大的。由于许多诱惑的因素，这条通向灾难的道路是畅通的。
如果说蒋介石从历史中学到了某些东西的话，中国的革命者也是如此。为中国共产党掌舵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真地研究了历史上的失败。他们追溯到李自成（一六三〇年），甚至更加久远的年代。他们清楚地认识到随着胜利的来临可能出现的陷阱。因此，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他们对所有的革命政策和各个边区执行这些政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检查。他们特别重视土地改革中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在率领中央委员会前往河北一个新的根据地的途中，曾经在晋西北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亲自调查那里农民的状况。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总结了他所发现的问题。这个总结是他在晋西北和绥远农村干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做的，这些地方的土改比太行地区先走了一步。毛泽东认为晋绥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同时指出，这些成绩只是在纠正了严重的错误以后才取得的。这些错误是：（一）错误地把许多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二）对地主富农家庭滥用暴力，采取“扫地出门”的没收办法，片面地强调挖地财。（三）严重地侵犯工商业，特别是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
所有这些错误构成了危险的“左的偏向”。毛泽东说，这种“左”倾的背后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也就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要求绝对平分所有土地和财物的主张。
毛泽东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毛泽东在解释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时，重申了中国革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又重申了党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强调说：“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
接着，他谈到了问题的关键：
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不是抽象的公正，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发展生产和国家的工业化，这才是革命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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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我们想当上帝啊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二月
毛泽东的讲话——后来通常被称为晋绥讲话——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的《人民日报》上。这篇讲话对整个华北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前一年的秋冬两季，为贯彻《土地法大纲》而进行的广泛的思想准备工作，都强调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坚决的措施、对地主妥协、害怕正面冲突和全面战争等等所造成的危害。其根据是认为土地改革搞得不够彻底。于是号召全体干部要明确地站在贫雇农一边，彻底铲除封建所有制（当时还认为这一任务尚未完成）。在春季，对以前的这些估计部分地进行了纠正。在审慎地重新划分阶级的基础上，把先前被认为是三类村的改划为一类或二类村，宣布一些原来被怀疑受到阶级敌人渗透的党支部是健全的，并答应对遭到剥夺的中农给予赔偿；但是仍然强调贫雇农要翻身。现在终于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告诫不要犯走到另一端的错误，即对已成为主要倾向，成为总的路线和整套思想体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警告。
这篇讲话在报刊上一发表，各个边区就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来学习、讨论讲话的精神。潞城县委的领导人陈书记和张书记到东面去参加了分局干部会议，进行了好几天的研究和讨论。县干部回来后，马上对潞城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把各“基点村”的工作队长找来，分别听取关于各村所碰到的那些相同问题的汇报。县委断定：他们对本县的领导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并立即通知要在县里召开第二次会议。
六月十七日，戚云和我以及张庄工作队的其他成员再一次出发到潞城去。只有工作队的侯队长没去，因为他告假回家照料他的庄稼去了。第二次会议几乎比上一次的人数多一倍。不仅召集了“基点村”的所有干部，而且一般的村子或者“生产村”的脱产干部们也都参加了会议。
在县委机关所在地的一座大庙里，干部们在陈书记的面前坐了下来。他没有在开场白上浪费时间。他整了一下眼镜，拿起笔记本，稍等片刻，使到会的人们安静下来，然后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问题的中心。他说：“现在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工作中的转折点。我希望大家认真听，因为我们大家都存在着许多错误思想，井且采取了许多错误行动。”
那些识字的人拿着笔坐在那里，准备记录，而那些占大多数的不识字的人则注视着陈书记，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注意着他的每一个手势。
“我县的实际情况，同我们今年二月在鹿家庄会议上的估计是大不一样的，”陈书记说，“那时认为我们县的土地改革十分不彻底。现在对十一个‘基点村’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我们认识到，那种估计是错误的。我县的封建制度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贫农基本上翻了身。”
这些话引起了全场的骚动。人们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三个星期前，我就告诉你了。”有的说：“老乡都说没什么‘油水’了。”还有的说：“哎，我们以前怎么没看到这点呀？”
会场的骚动使陈书记不得不停止了讲话。当干部们终于发现了他的不满的目光时，就不再议论下去了。接着，陈书记继续讲话，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
“潞城县共有十二万人口，六十万亩耕地，平均每人约五亩。翻身的贫农每人已经占有差不多六亩地了，中农占地稍微少一点，而地主富农，在他们被剥夺之后，每人仅仅占有一亩地。
“在东贾村，经过第三次划分阶级成份之后，发现只有四户缺地。在贾村，全部农户仅仅缺少十八亩地。还有三户地主富农尚未完全被剥夺，但是这三户中间只有十二亩多余的土地。这些数字表明，潞城县的土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
“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土地问题了，”陈书记接着讲道，“恰恰相反，在土地占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不过，其中大部分问题的性质和我们过去的估计是截然相反的。”
许多人向前探着脑袋，全神贯注，想抓住他这些话的意思。
“斗争过头了！很多中农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害，不少商业受到了侵犯。对地主、富农采取了‘扫地出门’的办法。总不能永远把人家赶出家门呀。在私营企业遭到侵犯的情况下，工商业是无法繁荣起来的。在潞城城内和城外的南关，只剩下三四家私营企业了。黄碾的一个店主被迫交出了店铺。这种事情不是个别的。
“我们无视了《土地法大纲》的第十六条。这条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说的：‘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我们县不正是这样的地区吗？”陈书记一个接一个地看着会场上的干部们问道。他看到人人都在点头表示同意。
陈书记总结了土地问题之后，把话题转到了农村党支部的情况。过去，县委曾认为这些党支部的组织不纯。在鹿家庄会议上，陈书记自己曾在报告中说过，全县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地主或者富农。而现在，从十一个“基点村”整党运动的结果来看，虽然这些支部存在许多缺点，但十分清楚，问题不在于阶级成份不纯。
为了证明这一结论，陈书记指出，在这些“基点村”的党支部里没有发现一个地主或富农。张庄工作队曾以为，他们发现一个富农，是一个叫赵春娥的女党员，但是根据新的阶级划分标准，她只是一个中农。党员的阶级出身情况表明，这些党支部是健康的，是巩固的。陈书记说，党所需要的是整顿这些支部，而不是象在二月所设想的那种全面的改组。工作队应该用批评和教育的政策去治病救人。爱护、保护、教育、改造和团结，应该成为对待党员和干部的五项基本原则。
从土地分配的状况和农村党支部的阶级成份来看，显然，以前对潞城县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这种估计已经造成了许多麻烦和混乱。为什么会作出这些错误估计呢？为什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呢？
陈书记指出，干部们曾受到一种错误观点的影响，这种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极端的贫农路线”和“绝对平均主义”。
这种极端的贫农路线的实质，就是所谓贫雇农应该打江山坐江山。“一切从贫农的利益出发；贫农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思想渗透到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陈书记说，“这个‘路线’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除了无产阶级路线，即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之外，共产党人不应该有任何别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联合一切反封建的分子，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是这条路线的全部内容，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缺少。这决定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在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完成、多数农民已经成为中农的地方，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还提主要依靠贫农则是荒谬的了，因为到这时，多数农民已不再是贫农，而已经成为新中农。不能机械地把土改政策用于土改后的情况。”
戚云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说：“我们正是这样干的。”
现在陈书记把这些问题详细摆出来之后，我也觉得情况很清楚了。
“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根本错误的，”陈书记说，“干部作出土地改革没有完成的结论，因为他们是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自己工作的。一旦放弃了这种观点，就会容易地看到，平分土地的工作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还过头了。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出发，对同样的客观条件和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晚上看山高，白天看山低。由于我们许多人曾经持这种错误观点，造成许多中农和新中农惶惶不安，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张庄有的贫农跪在地上抓香灰当药吃，求泥菩萨治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都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陈书记强调说，“薄书记去年十二月在冶陶会议上说过，‘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根本不可能作到绝对平均’。即使我们今天硬要这样干，将来农村里千变万化，还是要打破这种平均的。就算我们今天给每个农民完全平均的一份吧，那又会怎样呢？这个农民得了病，把钱花光了，那个人没有管好庄稼，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了孩子，那个人是懒汉，而这个人很勤劳……这样，平均状态还能够维持下去吗？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土地属于整个国家，而物资极为丰富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平等。现在我们充其量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用我们现有的补钉去补窟窿，而不能再去找材料把所有的窟窿都补上，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损害中农的利益，使他们破产。”
“种种事实说明，”陈书记说，“前一阶段我们对翻身和消灭封建制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目的是铲除这个制度，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我们反对封建制度，首先是因为它妨碍生产。但是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把‘扫地出门’这种错误作法作为我们的斗争胜利与否的标准，用这种作法去对待个人，而不是对待阶级。我们对翻身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把绝对平均主义作为我们的旗帜，而没有看到人民和革命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味想当慈善家，谁需要什么，我们就想给什么。我们想当上帝呀！”
最后这句话，又一次引起会场上的骚动。戚云和我坐在会场中间，所以能够听到四面八方的议论：“我们硬要做办不到的事情。”“怪不得召集老乡开会那么难啊！”“群众早就看穿了。”
有些议论反映了一种宽慰的心情：“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就知道有问题，但还拿不准。”
另一些议论则流露出一定的厌烦，甚至是懊恼。“我倒想知道，是谁带的路。”“政策几天一变，谁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啊？我们真象关在箱子里的耗子一样。”
陈书记说，“由于这些运动，地主和富农受到了过分严厉的打击，许多富裕人家不是全被消灭了，就是被赶出门了。最糟糕的是，弄得中农十分惊慌不安。有的因为害怕，表示要交出自己的土地。有的则和反革命分子发生接触。在我们中间，‘左’的倾向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很多农民和干部总认为‘左’比右好，不敢按政策办事，认为政策是限制他们，好象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虽然我们吃了这种严重错误倾向的苦头很久，但缺乏深刻认识，更谈不上改变这种倾向了。相反，我们却为这种倾向制造了一种理论根据，为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思想，即贫农路线。现在是彻底纠正和清算这种倾向的时候了。”
接着，陈书记批判了“左”比右好的思想。他说：“实际上‘左’和右都是错误的。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工作，既不‘左’也不右，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历史证明，凡是接近胜利的时候，容易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现在，正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我们对待蒋介石再也不会用给他洗脸的办法来揭露他的真面目了。我们的口号是把他打翻在地。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在三、五年内，我们就会取得胜利。现在的确是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时候。”
“一旦我们克服了‘左’比右好的思想，应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去纠正过去的错误呢？”陈书记问道，“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应该是：赔偿所有被错误剥夺了的中农，把所有工商业财产退回给原主，安置那些被错误地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只有这样，各村人民才能安定下来，才能为高度的生产热情打下基础。恢复和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
陈书记在会上讲完了这个主要的问题以后，又谈了几个小问题，才结束了他的长达一个上午的讲话。他谈了扩兵运动，帮助军属的问题，支前工作，最后谈到了区干部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即公家帮助脱产的政工干部的问题。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上面曾经要求干部自己去解决他们家里的生产问题。现在陈书记宣布了一项和以前完全相反的新政策。他说：“今后，干属和军属将得到同样的照顾。这个指示已经发到各村，要求所有行政单位马上贯彻执行。”
最后宣布的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欢迎。要使干部们能安下心来，并提高他们的情绪，这是陈书记所能说出的最好的事情。但是，答应对干部们给予生活照顾，还不足以消除那天的政治分析给他们带来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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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是谁的过错？
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线，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
——毛泽东
陈书记的讲话，使全体干部从他们习惯了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认真地思考和探讨问题，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在这些到处是砖头、石块的院子和改成宿舍的庙宇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全神贯注的辩论和讨论。起初，一些工作队随便找个地方开会；后来他们同本区的其他工作队和负责生产的干部们在指定的院子里一起开会。最后，他们在一个大殿里开大会。大殿屋脊上那幅群龙相斗的图景，很恰当地象征着殿内进行的思想斗争。这样的会议，按照上面已经说过的顺序，交替着开了好几天。
对陈书记所作的基本结论，没有人表示疑问。当陈书记报告中说到，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贫雇农实际上已经完全翻了身，大家认为这都是事实。几个月来干部们在十一个“基点村”里进行调查研究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这个结论成为确定无疑的了。无论在地主、富农和贪污的干部手里，还是在群众团体手里，都已经没有剩下很多值钱的东西了。在炕洞里，茔墓里，或其他地方，也都没有什么财物了。这些可能有指望的地方，都已经搜查过，结果全都落了空。每个工作队都汇报说，本村大多数地主都被剥夺了，并且已经把土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农民。
对陈书记所作的第二个结论，即关于剥夺过头的结论，也没有人提出疑问。认真划分阶级的工作证明，很多地主和富农家庭已经完全清洗了。户主往往被打死，他们的家属有的逃跑了，有的留了下来，生活极端穷困，并遭受歧视。更严重的是，划分阶级成份的结果表明，许多中农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所有参加过前几个月调查的人都承认有严重的过火行为，损害了潞城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认为必须纠正错误。
至于党支部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现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村子里最无私和最有远见的人们组成的。他们的日常工作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靳村工作队长的汇报是个典型。他说：“我一进村就把五个主要干部当作坏人看待。但实际上他们是最老实、最积极的人。虽然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们是愿意检查的，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我越是和他们一起工作，就越是佩服他们。”
这些结论本来是完全可以解除全体与会干部的思想包袱的。无论如何，这些结论毕竟证明，土地改革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干部们在对付不存在的问题和臆想的敌人的歧路上走得太远了，所以开始时他们对这一重大结论反而认识不清。在陈书记讲话以后，干部对于自己迷失了方向感到震动，对于造成的危害感到惊讶，对于错误该由谁负责产生思想混乱。他们在县城里进行着辩论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这样多的事实面前，党组织怎么会对实际情况作出了如此错误的估计呢？党组织怎么会从一开始就走上错误道路，然后又沿着这条路走了那样长时间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县的领导，甚至是边区领导人犯的，并且得到了中央报纸的支持（报纸本身就提倡过“贫农路线”）——这些都动摇了区干部们的信心。在这以前，干部们根据自己多年艰苦战斗和组织工作的经验，觉得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是不会犯错误的，或者几乎是不会犯错误的。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到战后最初年代里，党一直领导着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很自然地象孩子依靠自己母亲一样地依靠党。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给带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使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了。如果连党组织也可能迷失方向的话——看起来也的确迷失了方向——那么他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陈书记的报告使干部们闷在心里的委屈和不满，象决堤的河水一般发泄出来。最初，干部们倾向于责怪别人，而不责怪自己。许多参加会议的干部埋怨农民落后、自私，只关心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小米，连那些翻身户也把被子藏起来，装穷叫苦；原来的干部被停职以后，农民们打着“民主”的旗号，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不来开会，甚至连支前工作也不干。无论是工作队还是任何其他人，都管不了他们。参加会议的干部争辩说，这就是造成他们执行“左”倾政策的原因。
“要是你不‘左’，就没有办法，”小全儿情绪低沉而又自信地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只好违犯政策。”
还有一些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县领导身上，埋怨鹿家庄会议，因为是县领导在那次会上给区干部为开展这场运动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在鹿家庄会议上，县委书记们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随后形成了一整套思想。
黄碾工作队的一个干部说：“我们从鹿家庄会议上倒也吸取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不允许任何贪污和腐化，我们谁也不会再去侵占任何东西了，这个教训我们可记住了。可是我们也在那里学到了打击党员的作法。不管是谁，只要他说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大家就围攻他：‘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我们的过错吗？我说我们可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兜起来。”
合室村工作队长说：“上级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他们应该有勇气听取下面的批评。”
※ ※ ※
张庄工作队的代理队长小李和平易近人的县委张副书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张副书记是前来和小李的工作队详细讨论张庄情况的。
张副书记提出了工作队在干部过关问题上所采用的方法，想以此来说明他们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倾向。他说，在第一次过关之前就把一些同志逼到差点自杀的那种极端主义做法，在第二次过关时才算克服了。
小李强烈地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
“文则那时为什么过不了关？”张副书记问道。
“他不肯说话。”小李激动地说。
“他为什么不肯说话呢？”
“因为他被捕了，押在县监狱里，他觉得冤枉了他。”
“这是我们的过错，不是他的过错。”张副书记说，“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点而对他那样粗暴。”
“怎么能这样说呢？”戚云打断他道，显然她是站在小李一边的。“他干了许多坏事，他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正象陈书记说的那样，共产党内也不是很纯的，特别是在工作作风方面。这点应该加以纠正。如果我们否认需要改造和教育文则，那么我们就否认了党组织也是会犯错误的。”戚云接着说。
“我们对他够耐心的了，”小李大声说，“群众整整开了一天会来帮助他，但他就是不说实话。会后，我们又和他谈了几个钟头，并叫大家耐心一些，再开会帮助他。可是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根本不起作用。”
“你要记住，文则可没有受到别人受到的那样的教育。”张副书记说，“别人都有整整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他那时却在监狱里。我们县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释放他。那时，我们还以为袭击小全儿的事是张庄党组织鼓动的。因此文则很害怕。他以为仍然要由他来负责。”
“但是你不知道文则和雨来是怎么威胁大家的。”小李回答道。他很激动，再也坐不住了，便站起来，在庙院里大步地走来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详细地讲述着第二次过关前几个星期村子里的情况。他指出，当时除非把文则完全孤立起来，否则大家就不敢讲话。但是，看来张副书记仍然不能理解这个道理，他还是批评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小李转向张副书记，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我们不睡觉不吃饭，白天黑夜去找老乡，辛辛苦苦，不怕麻烦。可现在，我们全都错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告诉你，”他最后因激动而哽咽着说，“如果不把文则和洪恩开除出党，我就亲自领着张庄的老乡们到行署去告状，要求纠正这个错误。”
※ ※ ※
当天晚上，张庄工作队的成员们在他们所喜爱的瓦砾堆上坐了下来。钟楼耸立在朦胧的夜色中。上面那条“日军永在”的标语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空气闷热而潮湿。一轮圆月的洁白光辉，照得地上那些砖瓦石块的影子象在正午的太阳下一样清晰。从四周黑暗的地方，传来夏蝉刺耳的齐鸣声，配上邻院干部低沉的争论声，仿佛是一场大合唱的最高音部。
足足讨论了十六个钟头以后，我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了。我时而看看月亮，时而看看那些飘过月亮的云朵，然后又回到这个满是石头和砖块的院子。我坐在一座坍塌了的建筑物的废墟上，周围的景象使我不禁产生了一种荒诞的联想：正如周围的破砖块一样，旧社会已经土崩瓦解了。替代它的新的大厦，看来只是一个蓝图，还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梦幻，还不是现实。
现在，小李没有要建设大厦的情绪。对他来说，好象一切道路都给堵死了。他全心全意工作，结果被批评为“左”倾。那好吧，如果他“左”了，他将继续“左”下去。他同意小全儿的意见，一个人要干成什么事情，就必须“左”，就必须违反政策。
小李说：“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因此来处分我们。对我们大不了还不就是爱护、保护、教育、改造、团结呗！”为了使这句怪话能够产生深刻的印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我把什么都说了。”
“唉！”戚云叹了一口气，“真是一个诉苦会啊
小李对这次突然变化的反应虽然是过分的，但这种反应和其他许多人的反应没有多大区别。许多干部因受到批判而不舒畅，疑虑重重，对党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对于过去，他们只看到错误的，看不到正确的；只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这样，在他们眼里，前途也显得一团漆黑了。从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谷地看去，那些有待他们去克服的无数小小的困难，简直显得象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了。
例如，将怎样向村里的人交代土改政策上的这个大转弯呢？几个月来，贫农们听到的尽是“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翻身的”，那么又怎样向他们解释赔偿中农和安置地主是绝对必要的呢？即使他们能够使农民相信，采取这些步骤是必要的，可是财物又从哪儿来呢？到哪里才能搞到钱去赔偿所有的受害者呢？有的人肯定会要求照原价赔偿他们的损失，而且还会要求给他们以实物，对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对那些死去的人又怎么办呢？
“我们能够把东西还给那些斗争对象，但是能把儿子还给他们吗？你总不能还给他们一个洋娃娃吧？这样的娃娃可不会走路啊！”小全儿说。
“困难太大了，讨论也没用。”小李叹了口气。他很难想象将来张庄怎样才能进行公平的退赔。
实际上，无论是由于政策的转变而带来的麻烦，还是使得这种转变十分困难的物质上的匮乏，还是根本不可能赔偿的人命，这些在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足以压倒干部的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客观上的困难，而是主观上迷失了方向使他们精神沮丧，助长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的讨论必然转变成内心的思想斗争，而这种内心思想斗争又只能使他们的心情更加阴郁。
“过去，我们太盲目地跟着领导跑了，”韩金明打破了笼罩着会场的沉默说，“他们偶然讲了关于包庇地主的事，我们就赶紧到处去收集这方面的材料。谁也不愿提出不同意见。谁提了，就会听到‘真英雄啊’，‘主意真高明啊’这类冷嘲热讽的话，还不如躺下睡大觉好。”
那么，是什么使一个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呢？当别人陷入悲观失望，当他遭到反对或听到冷嘲热讽时，何以他还能坚持工作呢？当政策出了偏向，当他迷失方向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持着他呢？
在思想上没有搞通以前，这些人还是一如既往，凭借更大的献身精神和加强对自己事业终归是正确的信念。
“正因为困难很大，我们就更应该研究这些问题，”韩金明对小李说道，“你怎么能说讨论没用呢？”
“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梁记虎自言自语地说，“虽然困难，但总是有办法的。领导上并没有要公鸡下蛋嘛。”
戚云说：“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人民的责任心。我们的问题不单单是解释过去的错误，而是要用值得为之奋斗的前景去鼓舞人民。强迫命令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理想给村干部讲清楚。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新社会的齿轮呢？怎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未来要靠他们去创造呢？怎样才能唤起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呢？”
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显然，他们自己必须首先想出办法来，必须首先唤起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也许，这就是戚云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象平常那样慢条斯理地——的原因。
※ ※ ※
潞城的会议很重要，连太行区第三专署的王书记也来县里呆了几天。他和第五区的干部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参加这次谈话的包括张庄和贾村的干部们。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几个星期之前他来看过张庄的工作队。回想起来，很显然他发现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要比其他大部分人早得多，并使张庄工作队避免了一些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集中谈的一个问题，是对基本政策的评价。有人说，政策几天一变，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往哪儿奔。真的是这样吗？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王书记坐在大家中间的一块砖头上。他那褪了色的蓝上衣领扣没有系上，那顶遮阳帽推到剃光的脑袋后面。他说话和气，但很有说服力。他逐个和干部们推心置腹地交谈。
“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政策，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正确的，”王书记说，“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联合一切反封建的力量，去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个提法有什么错误？没有。过去，这一直是我们的政策，现在仍然是这个政策，而且将来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的地方依然是这个政策。
“我们的问题是对那些封建制度已经消灭的县和村子采取了这种政策。在这样的地方，许诺更多的物质上的翻身，就会把人们引入歧途。现在，在我们全县到处张贴‘平分土地’，‘确保贫雇农人人翻身’这类口号，是一种最坏的形式主义。在一九四八年，在第五区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只能使贫农的要求越来越多，使中农为自己的土地和牲畜担惊受怕。这种口号等于答应进一步去进行剥夺，进一步实行平均分配，而这样做只会使过去存在的那些错误更加严重。
“‘开除一切坏党员’的提法，用心也是好的。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忠于革命的劳动农民，而且将来可能成为——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是的话——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人民的勤务员。在这种地方，这类口号只能败坏党的名誉，造成人们思想混乱，挫伤党内外的情绪。”
“那么，谁应当对那些错误的估计和由此而来的政策负责呢？”王书记问道。他没等别人回答，便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县和专署的领导人应当负责。但是，基层干部也应作自我批评。县里领导人的估计还不是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情况作出的吗？基层干部不是有时随便解释政策吗？他们往往抓住符合自己偏见的个别部分，而忽视了全局，难道不是这样吗？‘依靠贫农’是我们土改政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然而农村干部们却过分强调了依靠贫农这一点。”
听了王书记的讲话，大家愿意承认过分强调了这个口号，但是许多人不同意应由他们对这种过分强调负责。贾村一个干部发牢骚说，他在自己工作中完全是照《人民日报》上介绍的各地的宝贵经验办事的。
这好象进一步证实了王书记所要说明的论点。他解释说：“《人民日报》报导整个华北的情况和经验，但是，在某些刚刚解放的遥远的村庄行得通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张庄、贾村或者潞城县第五区。”
他继续说：“报纸毕竟不是指挥我们工作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人却正是把它当作指挥机构而去阅读它呢？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从报上找你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即使你们这个地区的情况和人家的不同，还是要把它作为典型来加以运用呢？”
谁都不能否认确实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为了使干部们容易承担起责任来，王书记继续分析了“左”倾的根源，说明这种“左”的倾向很自然是从过去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凡是在敌人特别强大、斗争特别残酷的时期和地方，农村的情绪就会向“左”摆。他向大家追述说，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在全国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村连续遭受了“烧光、杀光、抢光”的灾难，又碰到了两年严重的大饥荒。因此，当时日寇以及依靠它并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武装力量是强大的。位于太行山麓的潞城一直是风暴的中心，而第五区又是潞城县动乱最厉害的一个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人在这里修筑了强大的基地，并且建立了有力的傀儡政权。五区还有相当数量不那么靠得住的天主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五区的阶级斗争很尖锐，有时发生“左”的偏向，有什么奇怪呢？干部被这种潮流卷进去，又有什么奇怪呢？
为了把这点说得更清楚，王书记对这个县所有农民都很熟悉的各种口号作了分析。这些口号不是曾经清清楚楚地写在各村的上千面墙壁上的吗？“拿半斤还八两”，“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些口号是在一九四四年召开的一次佃农大会上通过的。这些口号难道不是“左”倾的无政府主义吗？一九四五年反奸运动期间，党组织曾经号召农民“打狗腿子，抓狗头”。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中农甚至贫农的打击，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党组织使用了“一切放手干”的口号，并且开始了“三透运动”。把这个运动搞“透”的标准难道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吗？在“查田运动”中，当宣传员们大刷“打落水狗”，“地主不低头，因为他们肚里满是油”等标语的时候，这种“左”的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这些口号反映了农民的片面要求，都是过“左”的。
“如果考虑了以上情况后，你们仍然不满意，”王书记说，“如果你们认为县委书记们的检讨不够深刻，当然你们有权利这样说，有权利要求他们再做更深刻的检查。但同时，你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工作，考虑一下自己是否也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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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记这番耐心解释并没有使大多数干部感到满意。大部分人觉得他的分析缺少些什么东西，有些不公平。他们认为王书记要他们承担的责任太重了，他们不能接受。那些口号毕竟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心里想，县领导应该承担起绝大部分的责任。然而很少人这样乐观，认为县领导会这样做，大家都听到了陈书记把合室村工作队长对他的批评顶回去的话。
在大庙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合室工作队长说：“我们出发到村里工作的时候，陈书记曾对我们说，‘干部是人民的老黄牛，如果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好的对待，否则，就会被送到屠宰场去。’”
陈书记听到这话，一下涨红了脸，跳起来打断他的话，反驳说：“我根本没说过这种话。”
但是，合室的队长依然很镇静，他回答说：“当时，我反正是害怕屠宰场的。而且你的确说过：‘如果你找不到贫农，那就，甭吃饭了。’”
“对，”陈书记说，“这话我说过，是错误的，我检讨。至于‘屠宰场’，我没说过，我有笔记。我要澄清这一点。”
陈书记的反驳是那样断然、激烈，使得许多人怀疑他说的究竟是真还是假。
“他要是这样对待别人的批评，批评他还有什么用？”小李悻悻地说。
但是，陈书记使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们感到意外了。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为胜利打下了基础。他说，政策上的每一个变化，都反映了整个形势的变化，而每一次政策上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潞城问题的根子不在这些政策本身，而是地方上歪曲了这些政策。“那么，歪曲了这些政策，谁应该受到批评呢？当然，上面的和下面的干部都应受到批评。然而，上面的干部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错误要比村子里的少数同志犯的错误影响大得多。主要的责任应由我们县领导来承担。”
陈书记承担了主要责任，这就打破了笼罩着会场的那种沉闷气氛。会议休息的时候，许多干部说：“他把我们背上的石头搬掉了。”在这之前，一直发牢骚、埋怨别人，而就是不检查自己的那些干部，现在也突然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思想和行动了。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对那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再担心会要他们来承担全部责任了。这天下午，东关工作队长的发言反映了许多人的思想。
他说：“正象我们从县里和专署里了解政策和加以执行时会和交代的时候有些出入，上级了解和执行政策时也会是这祥的。所以，虽然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逐级传到基层时，也会走样和贯彻不当。因此，我们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一味怪上级。假如他们也这样办，他们上面的人也这样办，那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就会都推给毛主席，革命的全部责任就会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能这样做。每个地区，各级干部都应该尽力去理解基本的政策，去运用那些适合于自己地区的内容，出了错误马上改正，协助上级形成新的政策。不能指望领导具体地告诉你该做些什么。”
从这一番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这次会议，在干部中产生了一种关于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新思想，树立了关于每一个党员在党的队伍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新思想。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面对那么多的错误，不得不走出盲目相信上级和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避风港了。他们不得不去独立地思考问题，增长知识，认真地去作调查研究，并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在干部们认识到自己须负一定责任之后，就能够对过去的情况作出较现实的评价，就能够在新的水平上去理解不仅最近几个月，而且在日本投降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种评价使最初那种“我们全错了”的不由自主的痛苦喊叫平静下来，逐步地使干部们认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如果无地少地的农民基本上已经翻身了，如果各个党支部的确是健康的，那么这就是说，革命的第一个大战役至少是在他们这个地方胜利了。他们长期为之艰苦奋斗的“耕者有其田”这一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他们非常担心的农民们被钻进了坏人的党组织出卖的那种事，原来只是一种错觉，只是想象中的一场恶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令人满意的结论，是在对十一个“基点村”所进行的几个月的调查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点应该成为评价任何后方工作成就的出发点，而它显然也是一九四七年年中以来，在战场上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出发点。
一九四五年以来，这个地区历史的主要内容是，改造世界的根本决心，贫农的真正翻身和消灭封建主义，而不是侵犯中农的权益，滥用暴力，没收私人工商业财产，“扫地出门”的过火行为，命令主义，假公济私和享乐主义。
对于工作队一九四八年三月进村以来的工作，也是不能否定的。尽管工作队曾经根据错误的估计开展工作，尽管对农民作出了不实际的许诺，尽管过分地强调了贫农，尽管在改造农村党员和干部的工作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做法，但毕竟是把村里的真实情况搞得比较清楚了。村里认真地划定了阶级成份，动员和教育了成百上千的人。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得到了揭发，他们开始进行改造，民主的浪潮波及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是确实的成绩。这是他们工作中的主要方面。
当“基本上正确”这一结论旦代替了干部对过去工作的“一切全错了”的评价之后，他们自己和党组织的错误，就能被恰如其分地看成是整个革命进程的一个部分。毛泽东在四月二日对晋绥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已经总结了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在这家报纸的编辑和撰稿人中，有些人是公开拥护贫农路线的。当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时，也曾象潞城县大多数脱产干部听到陈书记报告后那样情绪沮丧起来。
毛泽东对这些办报人员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么？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这些话对估价潞城县的前段工作，提供了一个现实而又令人信服的依据。不是重复对未来的信念，而是对前段胜利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进行详细和具体的分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重新鼓起人们的士气。
如果认为一下子就能转过弯来，那也是不对的。在这一次会上，并非潞城县所有干部都达到了毛泽东这段话所要求的那种认识水平。实际上，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另一些人则还没有完全想通，多少还有些疑虑；少数人思想不通，仍然对贫农路线占主导地位期间，在工作上受到批评和在村里受到打击，从而给自己造成的伤害表示不满和迷惑不解。
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这些少数人的不满，还是那些思想尚未搞通的干部们的动摇，都不能压倒最终的评价所带来的那种高涨的乐观情绪。会议的最后几天，先前那种压抑情绪逐渐被一种新的轻松愉快的心情替代了。大部分干部都满怀信心、积极热情地准备去完成剩下的翻身任务。
※ ※ ※
陈书记和张副书记作了几次较长的报告，概述了会后的任务。
首先，必须纠正以前的过火行，这就是安置所有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家庭，赔偿所有被剥夺的中农，把所有被剥夺的工商业退还给原主。
其次，在过关会上对所有村干部作出最后的结论之后，每个村要选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
最后，通过具体的组织和鼓励，去发动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掀起一个生产新高潮。
最后这一点是中心任务，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一工作。纠正以前的错误和建立民主政府，应当被看作是对实现主要的目标，即掀起空前的生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铲除和贫雇农的翻身，已经为掀起这种高潮打下了基础。但是，只有在消除了各阶级的抱怨，并且普遍出现了民主自由的气氛之后，这个运动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
工作队必须尽快地在十一个“基点村”里开展这些工作。同时，在潞城县其余村子，即所谓“生产村”里，立即着手纠正以前的错误，并要搞得迅速一些。根据最新标准只对那些受到斗争的家庭重新划定成份，而不必全村推倒重来。凡是划成中农家庭的，必须予以赔偿。凡是划成地主或富农家庭的，必须给以安置。应当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完成土地改革的工作。要等到以后，在冬闲季节，许多村子才可以通过干部过关的方式来整顿党的组织，并举行普选来成立新的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