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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教育教育者？
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党的组织内还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员是中国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旧社会的各部分，而今天中国存在着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影响——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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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过关会上的交锋
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清晨，天空一片灰色，在张庄那条沟壑一般的大街上，聚集着一批由贫雇农选出来的代表。他们集合起来是为了要开展整党运动。这个运动是工作队早已答应要搞的。
村里的大部分人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重要性，都走出家门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在许多人来回走动的时候，急忙召集起来的中农也在开会，选出他们自己的三个代表参加代表团。随后，在一阵兴奋的讨论、畅笑和欢呼声中，两个阶级的代表组成了松散的队伍，开始走向会场。
周增福没有被选上代表，现在渴望出出风头。他走在代表队伍的旁边高呼着口号：“拥护我们的代表！”“为贫雇农努力工作！”“党员要当好长工！”不仅代表们跟着高喊这些周增福在激动时编的口号，而且在挤满街道的群众中也有许多人在呼喊。
三十几个代表后面跟着为数差不多的欢笑叫喊的老、幼人群，穿过区公所的院子，绕过从教堂高大的后墙一直向东延伸的砖砌的神父住宅，走进第三个院子。那所曾经作为教会学堂的长长的兵营式的屋子，成了严肃的会场。这是一间狭窄的屋子，四丈长，地上铺着高低不平的灰砖，屋里和屋外的空气完全对流，因为五个窗户，连同框架都早已被人拆掉当柴烧了。里面摆着几排长凳。二十六个党员已经坐在那里，现在就要决定他们的命运了。
他们都原地站了起来，热烈欢迎新来的人。代表们经过一阵忙乱在余下的座位上坐定的时候，那些尾随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好奇的小孩和成人就挤在靠南墙的空地方。在以后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这些看热闹的人一直在骚动着，因为他们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相互推挤，并且在正式代表发言时，也随意插话。
戚云和我，以及一些曾在街上观看游行队伍的工作队成员，挤到代表们的后面，象夹在面包里的肉似地挤进剩下的一点点空间。
我们刚坐下，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对着一张大幅的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在行过这种传统的鞠躬礼以后——这种鞠躬礼以前是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以后用来纪念孙中山，而现在是在党的会议上表示对党的主席所代表的革命思想的尊敬——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间，共产党员们唱起歌来了。他们笔直地站着，不约而同地唱起一首好象记不太清楚的基督教赞美诗。一两个同志唱得很响亮，十来个人唱得有点犹豫不决，其余的偶而插进来一句。通过这种方式唱出来的各种歌声没有什么调子，也构不成一支容易分辨出来的曲子。但是，唱过几节这种奇怪的、断断续续的、不协调的歌声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在唱《国际歌》，而只有在八路军中呆过八年的才元和工作队队长侯宝贝知道歌词和曲调。支部的其他成员尽可能地跟着唱，一会儿唱几声，一会儿等着侯宝贝和才元给他们领头，直到最后他们才高声、清楚地唱了起来，因为最后部分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后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简直可以把窗户震破——如果墙上还有窗户的话。
这支歌虽然唱得很不齐，但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以出乎预料的、戏剧性的方式表明，村里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核心，以前对其存在仅是猜想而已。这个核心遵循着一个确立的传统，不管这种传统是多么新奇，而且这个核心显然受到了它的支持者的忠诚拥护。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强制力量能够使得这些壮实的农民在公开场合去唱一支他们还只学会一半的歌曲。这个事实使得任何把这个村子看成“一盘散沙”的想法不得不打消了。站在这里的这支队伍衣衫褴褛，但坚强有力，是这个村子的中坚。
集合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和张庄人民之间的这种戏剧性的对峙，使我震动。我深切感到采用这种整党的方法是大胆的。方法很简单，党组织宣布公开举行传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但是，宣布公开举行这些会议，就意味着把村里全体党员的身分公开了，意味着打破了几十年战争环境所要求的保密措施，意味着采取了无法后退的一个步骤。
国民党的暗杀特务仍然在农村流窜着；离开内战前线只有三百里；国民党将领还在准备大举反攻。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呢？如果阎锡山的军队回来，肯定要搜捕和处死村子里每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其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也都会成为屠杀的对象。但是，这里站着二十六个本地生长的农民，他们同这个山沟里的人民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敢于在世界面前宣布他们的战斗的革命目标。
当然，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公开自己的身分，工作队侯队长几天以前就念过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这些名字是抽象的。而现在这里站着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宣读名单以后，他们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正因为我突然感觉到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所处的危险就变成了痛苦的现实。
使根据地基层党员公开身分的决定直接来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时正隐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区里。这个决定说明了党的领导人对于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农村支部暴露出来的缺点是严重的，这些缺点如果不克服，对革命的危害将比战场上的失利更大。宣布公开党员的身分，他们担当了很大的风险，为的是向前迈进一大步。
时间是关键性的。一年以前，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因为那时候人民解放军还在进行着战略防御的战争，常常有必要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取得的胜利，使军事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力量现在已进入战略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需要，已转移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样，共产党就赢得了相对的安全，有可能在所有的根据地进行公开活动，把党的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使这些老根据地更加统一，更加民主，也更加强大，从而加强了战略进攻本身。
中央委员会在估计到各种危险，并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可以保证党和革命的前途之后，大胆地宣布：“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吸收党外群众参加，不准召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的神秘感，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但是，如果对于局势的战略估计结果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很难压制住一种为村里党员的前途担忧的战栗，而且在这方面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如此。
当《国际歌》的最后一段旋律消失，每个人又找到位置坐下之后，侯同志象往常一样严肃认真地简单讲了一下开会的目的，然后叫支部书记兴发代表村里党员讲话。我们以前没有见过兴发或者其他党员领导人，所以戚云和我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支部书记是个高个子，瘦瘦的，态度自然，正是壮年时期。他那端正的脸孔被春天的太阳晒成古铜色，这和他的脑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脑门上经常包着毛巾，颜色是淡的，几乎是白色的。他的脑门剃得很光，象是一个发亮的秃头，使他本来是和蔼的外貌增添了一层军人的威严。兴发说话的时候，一个突出的喉头在他喉咙里上下移动，并用长长的、灵活的手在空中划出弧形来强调语气。他虽然有一些当众演讲的技巧，但是，当时他的话来得并不容易。
他开始说；“同志们，尊敬的代表们，”然后又停了下来，不知道怎么往下讲。他咽了口唾沫，喉头一下跳到了棉制服的紧领上面。
我们发现兴发有点神经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天将发生什么事。几个星期以来，党组织一直在开会，为“过关”会上的严重考验做准备。但是现在真的要开始的时候，好象以前所有的准备都还不充分似的。侯同志曾向他们大家保证说，整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但是对这个精神，农民能理解多少呢？
侯同志本人、边区的报纸、“赤叶河”那出剧，以及有些愤怒的贫农——不仅张庄有，而且集镇上也有——不是都说还有大批贫雇农没有翻身，而这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员的错误造成的吗？农民现在不是相信大多数共产党员不是冒充革命者，就是实际上的地主富农或者是出卖给这些冒充者的机会主义分子吗？每天不是一百次地重复说：这些不法之徒霸占了本来依法属于农民的财产和土地吗？而且这些不是早就已经从谈论的范围转移到行动的范围了吗？不是所有干部都已经停职，完全孤立起来，而且不准加入贫农团或其他群众组织了吗？这种歧视不是已经扩大到他们的亲属和对他们继续友好的邻居了吗？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种打人的流言不是已经传遍全村，煽动起一种斗争党员的气氛，这种斗争可以使他们受到和从前汉奸、地主受到过的同样残酷的打击吗？面对着这样的前景，恐惧很容易占上风。
在过去几星期里，兴发肯定是有疑虑和恐惧的。当民兵骨干天喜后悔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参加党，我们现在就是贫农团的团员了，而且还得是基本团员”时，兴发同意他的意见。当暂时被撤掉农会主席职务的真宽扬言要跳井的时候，兴发没有打算阻止他，而是回家去看了看他自己的那口井。当秀梅吃不下饭，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虚弱到没有人扶就不能从炕上起来的时候，兴发表示了同情。他知道使得她病倒的不是普通的痢疾，而是恐惧，是害怕这个群众把守的“关口”，而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通过这个“关口”。当秀梅被架着去参加一次预备会议时，她说：“即使第二天我要死了，我也一定要过关。”她在无意中表达了支部所有党员的心情。
对年轻的工作队员张全儿的袭击只是增加了党员的恐惧。许多农民责怪不老实的干部，认为袭击是他们干的；但是党员却认为是天主教少数人为了给党以打击而组织的。他们害怕他们的名单被高声宣读以后，不满的老乡会采取他们想得到的任何办法来进行报复。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不敢一个人上街了。
这就是侯队长第一次和党员见面时党内的情况。他责备他们没有使村里得到彻底翻身，然后向他们扼要谈了今后运动的基本方针，就是检查共产党内成份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他向他们强调：要客观地检查自己的阶级出身、动机和过去的表现；必须听取群众代表的意见，接受所有正确的批评，克服缺点。不这样做的人就要受处分，甚至开除出党，有严重犯罪行为而拒绝改造的就可能送交人民法院审判。侯队长一再强调说，坦白交代，改正错误，决心为人民好好服务的人，前途是光明的。虽然他强调了“过关”的两个方面，但在党员心里留下的主要东西，是要他们为村里翻身不彻底的局面承担责任，接受批评，低下头来。许多人认为即使他们坦白交代了，也永远过不了关。群众显然要进行报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取得“油水”，以补足农民在必需品方面的大量匮乏。地主早已被剥夺了，所以必须找到果实的新的来源，现在看来村干部好象就是这个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承认过去的错误，怎么能避免遭受打击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那天早晨站在代表们面前，焦虑地瞧着代表们脸孔的兴发，很明显地找不到任何答案。和侯队长谈话的时候，他已经承认不少贫农还没有翻身。但是，他翻来复去地寻思，这难道是他的过失吗？这难道是他的党内同志和非党干部的过失吗？他们真的多占了大量财物吗？他们中间有人发财了吗？至于他本人，他只有一个木碗和一个篮子可以说是公家财产，因为没有任何委员会把这些东西分配给他。但是一个农民有了一个木碗和一个篮子就算翻身了吗？而且党员和干部做了这样多的工作——连续不断的会议、守夜、搜查、拘捕、审讯——又怎么计算呢？没有以上那些毫不吝惜的努力，村里有哪一个人能够翻半个身呢？一想到汉奸、敌伪人员现在大批涌进贫农团来审判党，就使得兴发怒火中烧。
但是，当兴发那天在屋子里瞧着面前的人群时，他没有看见一张汉奸的脸孔。侯金明的老婆在那里，但是不管她丈夫做了什么去帮助神父逃跑，她本人还是一个年轻妇女，是从天主教育婴堂卖出来的，怎么能叫她为她丈夫的政治表现负责呢？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当然谈不上发火。兴发一个人站在那里，面对着严厉的现实——党要求所有的党员都要公开检查自己的表现，揭发自己的错误，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
兴发重新开始讲道：“同志们，我代表党支部欢迎各位群众代表们。我希望大伙有什么说什么，不用顾虑，当然也用不着害怕报复。至于我，过去大伙让我当上干部，但是我自己翻身以后，忘记了穷哥们。”
这段话简短而开门见山，在代表们中产生了影响，这从大多数人停止了私下谈话来倾听这点上可以看出来。
兴发坐下以后，西北片的中年贫农杨玉锁站起来代表所有的代表们讲话。杨玉锁目不斜视，声音很高，但讲得实在太快了。他象在吵闹的学堂里背诵经书的学童似地，把事前记熟的讲话朗朗背出来。
杨玉锁背诵着说：“我是贫农，大伙选我当代表来帮助党整风。我希望每个党员老老实实地检查自己的过去。我不会说很多话。我们在这里是因为贫农要我们来帮助党，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彻底翻身。”
他坐下来的时候，前额上到处是发亮的汗珠。他转过身来向后一排的一个朋友说：“我真担心，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好。我觉得好象买了什么卖不出去的东西似的。我想要别人去发言，但是来不及了。”
“你讲的很好嘛！”“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出汗是因为你没有当众讲话的习惯。”诸如此类的评论来自坐在他四周板凳上的老乡们，他们都是出于友好而信任的心情，说明兴发所有的恐惧是不必要的。这里肯定没有报复的迹象，在那天代表们的情绪背后没有潜伏着暴力的暗流。
※ ※ ※
出现的这种通情达理的调子是许多天周密准备的结果。如果说党员在交锋前经过实习准备，那么贫农团的成员也是一样。在最后选举代表以前，召开了整个贫农团的群众大会、由村里三个片分别召集的会议，以及由工作队特别挑选出来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的会议。几十个人一夜一夜地挤在开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小得连一个家庭住着都不很宽敞。这些老乡家里的炕、板凳、小凳、门槛、地上都挤着男人和妇女，人们由于穿上厚厚的棉袄而变得臃肿。他们呼吸的空气里很快充满了现在已经熟悉的大蒜味和烟草味。烟给空气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朦胧色，使得只有一个灯芯的油灯显得暗淡无光，只有最靠近灯光的脸孔才能看得清楚，房间里其他地方的人的讲话声是从黑暗中发出来的。
在这种环境下讨论了四个主要问题：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的，为什么里面有坏党员？对于坏党员该怎么办？
对于共产党本身，大多数农民逐渐懂得了党并不是在延安的毛主席一个人，而是在解放区所有城乡的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和工人。较难理解的是：并非所有乡、区、县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大家都说共产党是领导，如果是领导，党员就必然是领导人，领导人就必然是党员，这是农民的逻辑。如果党员的名单仍保守秘密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说清楚。党里还有妇女党员的事实也要一再说明。妇女对此并不觉得奇怪，但是男人们摇摇头说“噢”。他们显然不相信妇女能够领导任何人得到翻身。
没有人争辩说共产党是坏的。不少人翻身只翻了一点或者翻了一半，但这不能抹煞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人攻击党本身，却有人攻击所有的党员，这几乎是一码事。这部分人的核心是天主教徒，他们依然对雨来加在他们头上的特务帽子感到愤怒。老申头不转弯抹角，是他们最响亮的代言人。每次他一开口，就谴责村里的共产党员。他说；“党要党员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翻身，但是这里只有党员才真的翻了身。他们和封建官吏一样当上了官，骑在我们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打倒他们，现在是我们当家作主了。”
王老太不是天主教徒，她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但却是同样严厉的态度。她不断担心“果实”问题。对她来说，“果实”都给党员占了。她抱怨说：“斗争的时候我们一起上阵，但胜利以后他们得到了‘果实’。有的人呆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过着阔气的生活。有的人叼着香烟逛来逛去。他们把斗争得来的粮食卖掉，买好吃的东西来享受。”
她的立场客观上加强了老申头的立场。在谈到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看法也完全一致。老申头用法官的口吻叫道：“所有贪污的人都要关进监牢。”而王老太说：“他们贪污的一切‘果实’要马上交出来。他们就是饿死，我们也不管。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拿回自己家里的时候，他们想到我们一点了吗？”
这种“吃什么还什么”的主张得到相当多人的支持。许多农民记得一九四七年的“洗脸运动”，因而对人的改造的可能性没有多大信心，对于用公开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改造的目的更加没有信心。他们说不良行为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并引用旧的谚语：“你能叫嘴不吃东西，腿不走路吗？”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一定要揍那些坏家伙。”
这派人的意见是一个极端，是强硬派。另一个极端是象元龙一类的农民。他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立场，虽然他也是天主教徒，在满喜手里挨过毒打。他说话流利，至少有点文化，经常为党和大多数党员进行辩护。他喜欢使用毛泽东使之通俗化的一些诗的形象。他把党员比作鱼说：“人民是水，没有水，鱼就立刻会死。现在有些鱼离开了池塘，我们一定要帮助它们回到池塘。”他把党比做一棵松树说：“我们要树长得又高又直，因此，当我们看到弯弯曲曲的枝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弄直，或者剪掉，来帮助这棵树。党内当然有坏党员，但是我们要区别好党员和坏党员。我认为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要不，他们怎么能领导我们翻身？我们虽然还没有彻底翻身，但是大伙生活上已经够吃够穿的了。”
在这方面，元龙受到了泰山娘的支持；她是一个未老先衰和劳累过度的寡妇。在她缝东西的时候，松乱的头发不断在她额前垂下来。她把盖着眼睛的碍事的头发拨开，问道：“我们怎么能逼干部跳井？那我们自己也是搞封建的那一套了。我们要的是‘果实’，而不是干部的性命。要他们的命有什么好处？”
从来媳妇的想法也一样，她身上曾经因为农民怀疑她帮助地主而受到剪刀的剪伤。她说：“我们终归会弄清真相的。至于打骂，那是封建的一套办法，我们不能用。我们大家过去不是挨过封建做法的殴打吗？怎么能想出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别人呢？”
这派意见是另一极端，讲道理的一端。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动摇着或者自相矛盾的农民，起先主张惩罚，后来又主张改造。
四月八日公开宣布党员名单，加强了讲道理的倾向。这是因为名单里有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第一，最令人害怕和痛恨的干部中有几个根本不是党员，不管是雨来，还是喜有和善庆，从采都不是支部的党员。
第二，许多从来没有当过干部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却是党员。迟钝而勤劳的安库简直不相信他那双颊红红的新媳妇、十八岁的小梅竟是一位党员同志。别的人对孟福禄和周增禄是党员也有同样想法。当然，这两个人是民兵的积极分子，但是民兵中有五六十个人是积极分子，他们在关心民兵工作和才干方面，肯定不比这两人差。然后还有年轻媳妇象王蔼英、王满英和任荷菊，她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院子，怎么也在党内呢？
这样，名单一公布就完全打破了一般人以为干部和党员是一回事的想法。在认识到最坏的干部中有的并不是党员以后，群众的偏激情绪消除了不少。农民们开始把党员看成是单独的人，有的领导人开始取得支持，而以前他们真正的威信在普遍的责备声中被淹没了。这些人中间有老八路才元——空场上的杂货铺是他管的；暂时停职的农会主席真宽；以及暂时停职的妇女主任胡雪贞。
宣读名单起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它揭开了笼罩在党身上的神秘的幕纱。张庄人民和一批同他们自己一样的农民面对面地打交道了，这些农民在村子里是这样的普通，几乎使人觉得是对村子的一种讽刺。于是，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一直把共产党员这个名词和在遥远的延安象神一样的人物毛主席联系在一起，面现在要把这个名称用在小梅、好争吵的孟福禄或者强壮而迟钝的满喜身上，就觉得有些困难。他们显然不是什么神仙，但也不是魔鬼，无论怎样想象也不能说他们是有钱人。党员都是穷人，他们也是人，这就消除了报复心理。
※ ※ ※
在华北农村，长期以来贫穷是这样普遍，这样经常，有一个瓷碗就算是一件值钱的财物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打破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补碗匠去修补，这些补碗匠在全县的集市上巡回服务。他们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然后用铜钉把它们固定在一起。象谚语里的猫一样，这些多次修复的碗是长命的，经过长期使用，它和主人的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每一个农民和他的饭碗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个人联系，使得有可能采用一种选举办法，能够让临时贫农团的大多数不识字的成员最后选举参加“过关”会的代表。这是工作队进村以后的第一次正式选举，也许是村里曾经举行过的第三次或第四次选举，因而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在每一个贫农团小组里，先在会上提出十二个人，再从中选出七个男代表。候选人把自己的饭碗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条长凳摆在一个大院子的中央。每次有一个候选人离开这个地方。这时选举人每人手里拿着七颗黑豆和五颗白豆，排着队走过这些饭碗，向不在场的候选人碗里投一颗黑豆或白豆。一颗黑豆表示选他一票，一颗白豆表示不选他。这种程序重复十二次以后，由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计算碗里的豆子。
为了保证妇女在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不是装装样子，单独提出了六个妇女，用同样的方法选出三个妇女代表。
工作队的干部曾经发现村里的愤怒情绪比他们所预料的还要强烈，而低估了两个星期来进行教育的成绩，因而对选举结果表明强硬路线的明显失败、特别对天主教徒中的反对派的明显失败感到惊讶。贫农团西南片的李何仁是这些反对派的真正首领，他只得到了一票。留着山羊胡子，抽着银烟管的老申头连提名都没有提上。郭元龙得到了最多的票数，无疑是由于李何仁的反对帮了忙。和他一起当选的六个人中，有五个人是有同样看法的讲道理的年轻农民，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话，就是他们的沉默寡言。第六个代表是老保，前面已经提过他和他媳妇的争吵。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把每个问题都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因而是无法预测的。例如，他在选举中出于恶意，投了李何仁唯一的一颗豆子，只是因为李何仁反对提他的名。依照他关于面子的复杂理解，以善报恶意味着李丢了面子，而自己的面子却增加了光彩。事后他逢人便说谁投了李的那一票和为什么投了那一票。
在妇女中间，强硬路线的运气要好一些。虽然为人非常公正的寡妇泰山娘得票最多，但是王老太的票数却是第二，金明媳妇是第三。然而北片和东片小组的情况却不一样。所有的妇女代表和男代表一样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其中突出的是从来媳妇和武魁媳妇，她们两人都本能地把贫农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和兴旺看成是一致的。
在初步选出了村里三个片的代表以后，贫农团的各片在一起开了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交流选举结果。在这次会上，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改变代表团的组成。李何仁本人对党员的亲戚参加“把关”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这是针对北片的。因为那个片选举了民兵党员周增禄的媳妇和堂兄弟，以及另一个民兵党员肖文书的弟弟。
北片针对这个挑战指出，西南片的贫农自己就选出一个女党员的男人来“把关”，这指的是小梅的丈夫安库。小梅作为党员依然被认为是很荒唐的，所以她的邻居没有把她当党员看待。
党员亲属的代表权问题最后用多数票来解决。增禄媳妇和堂兄弟落选了。安库是一个腼腆而老实的农民，以八十三票对三十一票当选了。十几岁的肖经书也被选上了。
北片的人对于选上王老太和老保，也不太高兴。他们说：“王老太非常自私。她的脾气很坏，谁触犯了她，她一跳三尺高。至于老保，他和他媳妇的关系都搞不好，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大家呢？”
这两个有争议的人应大家的要求站起来在会上讲话。王老太说得比她的批评者还要过份，她说：“我太自私了，有人给我一升粮食，我要一升半。”老保只是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说道：“我连自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解决村里的问题呢？”
这就等于是说“我们不想当选”。但是农民们还是决定把他们选上，而且以很大的多数票通过了。
同一天晚上，各片再次分头开会，收集对第二天要在他们面前受审查的党员的意见和指控。
现在，会议已经开始，他们显得自信而有准备。
在代表们的发言人杨玉锁私下表白引起的议论平静下来以后，侯同志问大家有没有别的人要讲话。没有人自告奋勇。侯队长等了很长时间看看是否真的没有人要讲，然后叫暂时停职的村长，整个第五区最有名的村干部张存喜开始做自我检查。
★
三十六、村长低下了头
采取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或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毛主席的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张存喜站起来的时候，屋子里安静下来了，而且连屋外吵闹的人群很快也安静下来了。一系列的仪式、讲话、说明过后，整党的实际斗争开始了。所有的人都认真听，不愿意漏过一个字。
存喜说话的声音很轻，我们听得很费劲，使得四周更加安静了。他讲话时，前额上显出深深的皱纹，两只眼睛越过我们头上，望着我们后面墙上的某个地方。他那年轻、英俊的容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同支部书记兴发一样，也是瘦高个儿，举止自然，不象是农民出身；同兴发一样，他的头也剃得很光。但是两人的相象之处也仅此而已，因为他的光头没有给人以严厉的感觉，反而加强了他脸部柔和的表情和白净的肤色。如果说兴发象个实干家，存喜给人的印象则是个知识分子、学生，甚至可能是个诗人。他讲话的姿态加强了这种印象，因为他认真看待过去，不仅检查行动，而且检查动机，对自己批评得非常严厉，比他的表现实际上应该受到的批评要严厉得多。
他一开始就定了调，说：“我希望代表们帮助我改正坏作风。”他开始简单回顾了他的历史，回顾中充满着含蓄的自我批评：“我原籍是泽州，但我是出生在这里的。我爷爷是中农，我爹却是贫农。我在小学里念了两年书，以后当雇工，一直到解放时都给别人扛活。在党的领导下，我全家翻了身，但是我利用了群众的斗争，我从运动中拿了多少东西以后再说。解放的时候，我在高家庄当雇工。那里的地主给我钱，想收买我。我上了圈套，收了他的钱，继续留在他那里。后来很多朋友找我谈话，劝我离开那个老财家。”
“我在高家庄分到将近五亩地。后来张庄给我土地，我就回到家里。但是我的思想仍然是错误的。我害怕国民党会回来，并不积极。后来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多了，参加了民兵。因为我认识一些字，干部就叫我负责村里的财务工作。于是我骄傲了。第一次分东西的时候，我很自私，给自己选了一块最好的地。前年政府征公粮，我们干部没有和群众商量，没有和他们讨论如何征收，我们自己商量一下，就命令群众交出粮食。这是很不公平的。”
代表们觉得他的态度好，一直没有吭声。存喜在讲话过程中增长了信心，因此，他的声音也高起来了。他的听众也就不那么费劲了。
存喜继续说道：“我负责财务工作以后，就骄傲了，看不起别人。我造假账，思想很坏，贪污了钱，还殴打群众。”
很难想象，这个瘦弱文静的人能干出这些事，但是没有人反驳他。
他说：“去年五月我当选为村长。大家要我为群众服务，我却变得更加骄傲了。我心想我当了干部，象旧社会里的官老爷一样，可以在村里支使任何人。因为玉星是斗争对象，我命令他搬出他的屋子，自己住了进去。我从合作社借了一万块边币，而用不属于我的粮票来偿还了五千块边币。我贪污了五双鞋，这是妇女们为前线战士做的。去年三个干部和我到仓库去，要点布给村里学校做旗子，但是我们在仓库里每人拿了一条裤子。我发现仓库里有些粮食丢了，就打了老保，因为他是管粮食的。在去年扩兵运动的时候，我把一些年纪大的，而且都是过去的敌伪人员，送到征兵站去了，这比国民党更坏。当然他们都给退回来了，部队不会要他们的。”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个党员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尽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主要的，谈重要的事情。”
王老太也插了进来，对她来说，强迫超龄的人去参军显然是件小事。她说：“对！讲讲你怎么翻身的，讲讲你贪污了哪些东西。”
存喜很高兴有人提示哪些是代表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他说：“翻身中我比群众得到的要多。我得了一千多斤小米，还有一些麦子。我还得了十件好的衣服和两块绸子。去年我出差去壶关时，花了六百块边币买了香烟，向区公所报销了。”
一个党员想从这些事情里找出他的动机：“你贪污时是怎么想的？”
“我的思想很坏。因为我家是军属，我自己是脱产干部，我不想劳动，只想呆着，自己吃好的，让别人给我干活。我借口晚上开会，每天早上起得很晚。一次有人一早来叫我，我还骂了他一通……”
存喜一桩事一桩事往下讲时，我开始想他一定是张庄最坏的干部当中的一个，我转身问戚云是不是这样。
她轻声回答说：“不。他是最好的干部当中的一个，人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侯队长挑选他打头炮。”
村长往下交代一系列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我努力记住戚云的话，但是在他叙述的一连串的坏事面前，很难相信对他的这种估计。
存喜说道：“去年二月份我入党以后，思想就更坏了。我心想这下有了靠山，可以爬上更高的位置，什么都可以干了，没有人敢得罪我。我每天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不能花钱，生活得好一点，这样努力工作有什么意思？”
存喜讲了这句坦率的话后，就结束了他的检查，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打算怎么办了。
“我要把所有多占的果实、土地和房屋都交出来。至于粮食，我也很想退出来，但是我没有多余的粮食，因为开春时我买了半头驴。我打算今年打下粮食以后再偿还。”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苦思一会儿后接着说：“我干了这么多坏事，现在也记不全了。请大家批评。”
进行批评的时刻到来了。我发现侯同志焦急地向小李使眼色，这眼色的意思是清楚的。工作队的多次讨论表明，要是掌握不好，运动很容易失败。在过去一星期的工作讨论会上，侯同志强调要防止运动变成对党员和干部个人的“斗争”。工作队必须记住受审查的那些人的真正优点，必须使他们保持士气，头脑清醒，保留勇气、干劲和能力，而正是这些使得他们过去能够成为领导人，使得迄今为止村里的改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侯同志又强调了必须揭露地方政权中实际存在着的坏现象。工作队必须使村里的党员认识到命令主义、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弄虚作假和小偷小摸的真正危害，必须帮助他们完全、彻底地根除这些危害。
这是一个方面，即党员和干部的方面，另一方面是群众方面。工作队对此也一再进行了讨论。群众真的能克服害怕报复的顾虑吗？能引导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话说出来吗？即使有些人情绪不对头或者意见完全错误，能不能也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呢？在“洗脸运动”中群众前进了一步，但又被推了回去。类似的错误能不能避免呢？侯同志知道共产党必须证明：党决心把这次运动进行到底；关于运动的目的，党所说的话是算数的，决不会因为任何人是一个党员就加以袒护。中国其他政治运动的历史肯定很少有这种先例，因而许多农民至今还犹豫不决，还顾虑挨打，这有什么奇怪呢？这里需要来一个飞跃，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不受打击报复这一点，并不总是有信心。
侯同志的处境由于工作队内部的看法不一致而更加困难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大学里来的干部和潞城县的农民干部之间有分歧。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倾向于贬低村干部过去的成绩，而夸大他们的错误。他们倾向于认为村里的党员基本上是机会主义分子，腐化而思想有问题。所以他们特别听得进反对派的话，而这些反对派出于怨恨，有满肚子意见，渴望着进行报复。
工作队里农民出身的干部对于村里的领导人要同情得多。他们自己毕竟也是最近才提拔起来的村干部，如果贬低张庄村干部的成绩，也就难免会抹煞他们自己过去的成绩。他们在日本占领时期就住在这个地区，因而比起从大学里来的人，对以前的敌伪人员、汉奸和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要反感得多，而正是这些人对于解放后受到的打击耿耿于怀。
这个有各色各样的人参加的工作队是侯宝贝领导的，但他并没有能够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现在，工作队两个月来的工作受到了考验。
行动从没有预料到的地方开始了。面孔削瘦的李老四是个非常胆小的农民，连顶他嫂子的勇气都没有，却站起来要求每个代表把前一天晚上从群众中搜集到的意见说出来。他自己先提了一个问题，问到一年多前存喜出差送公粮时花掉的公款和公粮。
存喜仍然以承认错误的态度对这件事进行解释说：“我同安和一起送公粮，因为连着下雨，在外面呆了十多天。我们花了不少钱，但是其中实际上只有二千六百块边币是公款。”
这个解释没有使王老太满意。她一面不停地做手中的活计，一面象开机关枪似地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她说：“你光旅费就花掉一百五十斤粮食，普通人送粮一分钱都不敢花。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福元说我可以报销。”
王老太把针用力扎进手中正在纳着的鞋底，好象它就是贪污腐化的化身似的，讥讽地说：“干吗推到福元身上？说你自己嘛。”
金明媳妇急忙给王老太撑腰，插进来说：“这粮食是公家的，你却为了自己把它花掉。”
这个尖锐的批评使存喜受到很大震动，他说：“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交还同样数量的小米。”
“讲话讲具体明确一点，你交出多少？交什么？什么时候交？怎么交？”这是工作队侯队长讲的，这是他第一次插话。
但是存喜想问题想不具体。
他因痛苦而声音哽咽地说：“当然我用小米来偿还，我对不起大家。”
“花掉的钱怎么办？”
“我花了人民的血汗钱，所以我一定要退赔。”
这句出于好意的话证明是一个错误。
“你说钱是你们两人花的，为什么答应全部由你一个人来偿还？你不是真心。”
讲这话的是党员中的一个妇女。她在我们前面的长凳上坐得笔直，在她头上包的白毛巾下面露出剪短了的黑头发，这在张庄是很不平常的样式。
戚云用胳膊肘捅我一下说：“她是胡雪贞，妇女主任。”
存喜没有料到雪贞的反问，承认道：“钱是我们四个人花的。”
“如果是这样，就应该这样说。我们只要你讲事实，并不要你为其他三人担当责任。”
由于急于承认和改正所有的错误，存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对他的压力增加了，他只能怪他自己。雪贞指出他随风倒，没有客观地回答所有的问题，于是新问题就接二连三地提了出来。这些问题有从处理公粮到村里消费合作社的账目，从存喜和合作社合有的一块磨石到大车店（这店是干部们可以经常不花钱吃饭的地方）的管理，又从大车店问题转到“扩兵运动”，当时有几个“调皮捣蛋”分子被送去当兵，而为了设欢送筵席征收了比实际开销多一倍的粮食。从“扩兵运动”问题又跳到教堂财产的分配，特别是一些值钱东西的分配，例如蜡烛台、白布袍子和一条谁也不会忘掉的大毛毯。
太阳正中的时候，终于让大家休会吃午饭。但饭后立即复会，和上午一样继续紧张地进行。
“你为什么揍我？”“政府的种子贷款你为什么要收七厘利息？”“难道党叫你压迫我们的吗？”“你知不知道富贵那头驴的事？”“为什么把李何仁送去参军？”“你现在讲得好听，是不是为了将来对我们进行报复？”
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象瀑布一样向无可奈何的存喜涌来。因为他是第一个要“过关”的，又是村长，所以他就应该什么都知道，都能澄清，即便有些是他没有直接牵连进去的事情。他耐心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承认错误，担当责任，而且一直答应要改正。代表们越压他，他承认得越多，答应得也越多。
下午很晚了，重心终于转回到存喜本人的问题。代表们要他把非法拿走的财物总数报一下。他报的项目少得可怜。
“我总共拿了九千块边币，一百五十斤小米、几双鞋子、一些衣服、四尺布……”
没有人对数目有怀疑，或者对项目有争论。
老四问道：“你愿意不愿意都交出来？”
存喜说：“我愿意。因为我过去连吃的都没有，解放后我什么都有了。过去我是人民的坏长工。今后，如果大伙还要我的话，我要加倍努力，当人民的好长工。”
太阳已经挨到西边山顶时，侯队长站出来结束会议了，他说：“时候不早了，大家考虑一下对他怎么处理？”
为了自由地交换结论，代表们走到屋外，立即在相互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两三件衣服？这不够！”王老太哼着鼻子说，一心要继续进行战斗。
但是那个打光棍的农民老堆金不同意。由于十分客观，他越来越成为北片的发言人。他说：“我们要的不是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要他承认错误，讲真话。”
王老太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问道：“谁能把检讨当饭吃？”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巧妙地避开了这个争论，建议规定一个期限，叫存喜把多占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自己说他应按照土改法哪一条受到惩罚。
代表们很快就同意了，也许并不是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公正办法，而是因为这是可以回家吃晚饭的一个办法。大家又吵吵嚷嚷地回到屋里，杨玉锁用一种新学来的神气，宣布了集体的决定。
“你能不能过关，我们要向群众报告，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后才能决定。但是现在我们要求你讲一讲你的前途问题，你自己可以定一下你的处分。”
存喜在考虑该怎样讲时，眉毛几乎碰到鼻梁了。他说，根据党章，我应该留党察看五个月。如果我不能改正错误，就应该开除出党，送交人民法院处理。如果群众原谅我过去的罪行，我一定尽力改过自新。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耐心等待群众的决定。”
会议就这样散了，但这一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 ※ ※
“他自己建议留党察看五个月。”
“这不关我们的事，这是党内问题。”
“应该依法惩办他，送他去修路。”
“把他送交人民法院，要他把所有贪污的东西都退出来。”
这是贫农团西南片的成员在进行辩论。天黑以后，他们都聚集在泰山娘的倾斜的小屋里。他们听到代表们报告同存喜交锋的情况，很为高兴，对于他们新近取得的权力有些飘飘然了，都想对村长作出报复性的惩罚，不能一致的只是关于惩罚的具体办法。
工作队的梁同志对报复情绪的上升感到不安，决定用讲道理的办法来降温。他用沉着而有说服力的方式说：“人民法院是处理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重大案件的。至于存喜，他的问题是严重的，但是据我看还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假如给他严厉处分，他的罪行是不是和别人一样严重？其他人你们怎么办呢？他们的处分就要更加严厉了。我认为最好比较一下各人的情况，把他的错误同其他的人平衡一下。我们要考虑到他的态度，他交代得老实不老实。”
问题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农民大多认为党内处分没有用处。为了澄清这一点，梁同志扼要地谈了党内的四种处分，即（1）警告，（2）当众警告，（3）留党察看，（4）开除党籍。梁同志解释说：“开除党籍是党内最严厉的处分，这和处决一样严厉，因为每一个党员有两条生命——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开除出党就是结束后一条生命。”
梁同志的解释对小组产生了影响，接着再讨论存喜的问题就比较实际了。农民们最后同意留党察看对村长来说是严厉的处分，建议留党察看五个月。他们还决定，在党外，他在秋收以后必须把欠公家的东西都交还，他的前途——今后有没有资格再当干部——由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表现来决定。
最后一点争辩得最激烈。王老太和天主教徒反对派一致认为不能再让存喜当干部了，但是至少有十多个农民认为，他过去的表现总的说来是好的，可以让他继续当干部。
贫农团可能再让存喜当村长的这种想法，使得有些加入天主教的农民不高兴地沉默下来。梁同志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想把它引出来，他说：“过去我们组里许多人想把坏干部揍一顿。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改变了想法，又偏到另一面去了。他们甚至认为批评根本没有用处。”
住在雨来隔壁的白发的丑孩老伴说：“我现在就有这种想法。”她男人挨过存喜的打，她又是愤怒又是害怕。
梁同志说：“你这样想是因为你挨过打。现在我们反对打人，这使得有些人失望，认为没有用。他们想：‘和去年一模一样，群众提了意见，但是一切照旧。’这是很自然的。他揍了你，你就想揍他，但是这是封建作风。现在是新社会，我们必须调查事实，检查态度。如果罪行十分严重，就会送交法院处理。”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信服。
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只有挨过螫的人才知道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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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我不敢说全讲完了”
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同志，对党都是有益的。同时，有些同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象。……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一遇到这些情况，就觉得奇怪，就出乎意外地难过和伤心。
——刘少奇
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是“路条取消”、“洛阳再克”。在第二天开会之前，侯同志念了这两段消息，推迟了他的开场白，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
对于在这个地区的农村发扬民主来说，第一条消息所涉及的措施和公开党员身分有同样的重要性。这生动地证明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批准或不批准外出旅行的权力，是当地干部掌握的很大的社会权柄。没有这种权柄，没有几十万儿童在公路和小路上参与检查路条，要保证战时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规定时常被滥用了。如果说反革命特务的流窜活动受到了限制，那末持有不同意见的一般群众和老实农民，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和村干部争吵过，他们的合法行动也受到了限制。拒发路条，事实上就是对村里的决定不给予上诉的权利。这是因为所有上诉必须到区或县所在地进行，如果受害的一方不能上访，那么他的申诉能否上达就没有保证。现在，如果任何人觉得受了冤屈，他就可以自己跑到县委书记、县长或者人民法院那里去申诉了。他无须任何人批准，也没有人可以在路上拦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这里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就是反革命活动受不到限制了。很多农民立刻问道：“现在大家可以随便来来去去，怎么防止特务和坏人活动呢？”
侯同志告诉他们，可疑的人还是可以依法拘留和盘问的。现在广大群众必须提高警惕，协助做好保卫工作。不能象过去那样单单依靠查路条了。
第二条消息也引起了议论。洛阳是中国的古都。一九四七年，刘伯承大军渡过黄河向长江流域推进的途中曾经攻克过它，但是几天以后就放弃了，因为人民解放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现在洛阳再次而且是永久地解放了。蒋介石军队向西溃退，他们在这个地区要想再来一个成功的攻势是不大可能的了。洛阳距这里只有往南几天的路程，因此洛阳的解放使全区人民欢欣鼓舞。
报上的好消息，加上前一天“过关”会上交锋的胜利，显著地提高了全村的士气。人们谈论得多了，动作敏捷起来了，吃饭也快了，一天干的活比以前好几天干的还多。
※ ※ ※
群众这种兴高采烈的议论，对满喜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间歇。议论停息以后，就轮到他接受代表们的审查。他和暂时停职的村长存喜相比，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没有村长那种态度自若和老练。相反地，他是一个呆板的农民，甚至可以说是头脑有点迟钝，但是强壮得象条太行山区的牛，连厚厚的黑棉袄也掩盖不住他手臂上隆起的肌肉和特别宽阔的胸脯。华北冬天穿的棉衣使人显得臃肿，不管身上肌肉多少。但是满喜强壮的体格决定了衣服的形状，他快要把它绷裂了。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确是名不虚传。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大高个儿，他比存喜要矮三寸，刚到我的肩膀。
“据说他在斗争中非常勇敢！他从来不顾虑会不会‘变天’，每次进攻他都打头阵。”戚云告诉我说。我们两个人正在充分利用我们第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观察这个“阎王”。
但是“过关”会上的交锋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满喜要进行思想检查，他感到疑惑了。他是实干家，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习惯于说话。他瞧着前面一排排的党员同志，又看看后面密密麻麻的代表们，觉得很难开口。他往后退了一步，好象要坐下来似的，向四周看了一下，希望得到鼓励的话语或表示，但碰到的却是几十双大部分含有敌意，更多的是目色严厉的眼睛，在等着他讲话。这无疑是他一生当中最困难的考验。他那时候毕竟只有二十三岁，看起来非常年轻。
他开始谈一般情况：“我爷爷时有三十六亩地，八间房。我爹时有十五亩地，四间房。我爹是雇工，是贫农，在荒年卖掉了六亩地。解放后我分得了土地，现在我家有三十亩地，五间房。从此我成为新上中农……”
代表们不耐烦地晃动着。他们对他的家史知道得和他一样清楚，如果不是更清楚的话。为什么为此而浪费时间呢？但是没有人讲出来。满喜在吃力地找话说，他继续往下讲：
“我九岁时候上了两年学。我小时候从贵兴铺子里偷过一条被。解放后……”
他已经茫无头绪，一会儿谈这件事，一会儿谈那件事。
一个党员为了帮助他，说道：“谈错误的时候，你同时要检查你的态度。”
满喜抓住了这根刚出现的稻草，这其实和他讲的没有多少关系。他说道：“那时候我没有棉被，就拿了一条。后来我害怕会被发觉，所以又送回去了。现在我懂得拿人被子是错误的。村长处罚了我。”
另一个党员又提示说：“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的一切行为，交代你偷的所有东西。你常常偷东西。”
一个代表用不是帮助而是恐吓的语调插进来说道：“你不要以为可以向群众隐瞒什么东西。你干的事，我们都知道。”
“今天不是你神气的日子了。现在是我们作主。”
满喜说：“是我偷的我都向大伙交代。”
这时，他的圆圆的、非常纯朴的脸上，睁着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拼命地向屋里四周张望，乞求得到帮助。
“你想隐瞒也办不到。你要交代所有的罪行，不单单是偷窃。”
满喜说：“我偷了一条裤子。我还从李保金家偷了两包大麻籽。保金媳妇发现了，告到福元那里。我只好承认，把大麻籽退了回去。”
老保说：“我看见你偷的，要不是被我看见，你永远不会交出来的。”
有几个代表对这些打岔不耐烦了，说道：“让他讲下去，让他自己讲。”
“我夜里从范喜乐那里偷过四五次果子，我偷果子是因为没有钱。我也吃过保金娘家的果子。我说要给钱，但是从来没有给过她钱。我还从怀老婆的园子里偷过大蒜。”
“你拿的是大蒜还是大葱？”
“两种我都拿过。因为我是民兵，我想我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我好多次从玉贤那里拿了果子。有一次我到张家查夜，爬上树去采果子，把一整根树杈给折断了。”
一个代表说：“他总是白吃别人的东西。”
另一个代表搭腔说：“对。他象一只狗熊。”
“现在我一定要赔偿……有一次，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了，我和虎乐开了仓库的门。我们刚进去，就有人来了。我们跑了出来，每人拿了一面镜子。不知道谁告诉福元说我们到过仓库，说我们偷了八十斤盐。洪恩支持他，但是我们对盐的事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宽心去县政府送信，我看守仓库。有人来拿走了一个小匣子，我并不知道，但后来发现小匣子在宽心被子底下。”
有几个代表听到这里，高声骂了起来。
“妈的×，你干吗这样谈？这是你在作检查，不要把别人扯进去。”
满喜吓了一大跳，又开始讲别的了。“我从同乐地里拿走了一些玉米……别的我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所有到会的人都发火了。
“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讲下去！”
“交代！”
“我还拿了刘家的玉米，两篮子多，那玉米简直没法吃。”他说的时候好象因为玉米烂了，所以他偷也就成为合理的了。
这引起了激烈的评论。
胡雪贞反驳道：“玉米可能是坏的，但是人家是付了税的。这不能成为你偷东西的借口。”
“现在我来说说别的事情。”满喜呆板地说着。既然一系列的罪行都讲开了，他决定统统讲完，不分轻重地把大事小事都端出来。正是他自我检查中的这一点，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使代表们不满，满喜懂得什么是错的，但是他对大错小错不加区分。
“解放以后，我打了许多人。”
开会的人听到这句话就安静了下来，开始更加注意起来。满喜是以打人闻名的，因为打人，他为许多人所痛恨。
“我第一次打的人是我亲叔。他包庇地主申金河，所以我揍了他。别人先揍他，我也加了进去。我叔叔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另外一个姓张的贫农也想帮助申金河，所以我也参加揍了他。我自己也觉得地主可怜，但忘掉了自己贫苦的阶级兄弟。”
后面长凳上有一个人说：“这是胡说八道。”
满喜没有理睬这句话，继续说道：“第三次是我揍了连玉。我揍了他两次，因为人家说他是一个流氓。他和他老婆都被罚了款。雨来和文则都恨喜则（文则媳妇仙娥的爹），想把他打成特务。他们和天明商量，决定逮捕他。我奉命把他带来，是我揍了他。我想讨好雨来。”
老堆金说道：“又在胡说八道！雨来和你的交代有什么关系？”
满喜象对其他人一样，也没有理睬堆金，他担心他会忘记下面要讲的话。“那时候找人来开会很困难。我发愁了。我决定在普通群众里找几个出头鸟，必要的话，用棍子教训他们一顿。从此以后，他们很快就到会了。赵春是个地主，他给了他的雇工安和一条新被，因为他怕安和揭发他。我听到了以后，用鞭子抽了安和一顿，因为他拿了被子。
“虎胜、金明和先保都被打成特务，他们自己都承认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害怕。我几次帮着毒打他们。”
“你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特务吗？”金明媳妇问道，这对于她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一个。
“是特务头子樊明喜供出他们的名字的。天明负责这类案子，因为他在反奸运动中是管治安工作的。我干的都是他叫我干的。
“池宣媳妇给地主收藏贵重物品，我把她绑了起来。我打了小曾，因为他和宝玉媳妇乱搞男女关系。我揍了元龙，因为雨来叫我揍他。我去叫金明媳妇开会，她说：‘我刚从磨坊回来。’我问她：‘你男人哪里去了？’我用枪吓唬她。”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表达了所有在场人的情绪，责备他说：“你应当把你所做的坏事统统交代出来，不单单是打人。把打人、腐化和贪污的果实都说出来。”
满喜立即改变了话题。
“我贪污了一把洋锁，一条绳子。有一次民兵分东西，我得了一根皮带。我还要福元给我新媳妇挑一条红裤子和绿褂子。我是一霸，是个流氓。哪一个妇女不顺从我，我就打她、强迫她。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民兵一道出去查夜，我们扔石头吓唬人，这都是闹着玩的。我去李村沟开会时，花了村公所不少钱。一次去屯留抓逃亡地主，我花了一万多块边币。”
“我去潞城出差时，拿了两百块边币。我现在把所拿的统统退还。有一次我把一个人打翻在地，拿走了他的衬衣。”
胡雪贞抱怨说：“你现在讲的尽是些鸡毛蒜皮。”
侯队长料到要发生麻烦了，他说：“先让他讲完。然后大家再进行批评。”
但是满喜的自我检查很长。讲了一个钟头以后，代表们和开始一样，依然情绪敌对；党员同志起初还有耐心，现在对他也非常反感了。满喜担心会忘掉什么，就一直往下讲，因为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是把要讲的事情都背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象其它背下来的单子一样，在给别人打断以后，就乱得不成样子了。满喜把握不住，不知道话讲到什么地方了。
“人家把我叫做山魈官（山里的妖怪），这个外号很合适，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确是一霸。至于我的作风，一贯是逞霸道和耍流氓。”
“有一次村公所叫我去送粮食，我不想去。我说我的牛有病，他们不得不找别人去。他们叫老存去，我跑去骂了他一顿，因为他也不想去。”
至此，满喜看来再也记不起别的事情了，他转而谈起今后要做些什么来赎罪。
“我准备交出九亩地，三间房。分东西的时候我得了二千一百斤粮食，秋收以后我立刻交出一百斤。至于民兵分的十八亩麦子，我得了三十多斤，我也交出来。我家里还有从公家仓库里拿来的两件东西：一把铡刀和一件绣花马褂，还有一大口袋粮食。”
“你讲完了没有？是不是所有的都讲出来了？”
代表们开始着急要提问题了。
“前年坚壁运动时，我曾想去老解放区，因为我害怕敌人来的时候呆在家里。我记不起……”
“你到底讲完了没有？”
但是满喜不敢说他已经讲完了。他知道将来对他的处理，取决于他对过去检查的好坏，检查得彻底不彻底。虽然他想不起还有什么要讲的，但是又不敢停下来，害怕忘记了什么东西。代表们的敌对情绪这样大，这样急于发言，很明显，虽然他自己脑子里是空的，别人却记得许多事情。在满喜的脑门上渗出了大量汗珠。
他说：“我不敢说我已经讲完了。”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安慰他说：“我们要你慢慢地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们不会揍你的，即使过去你揍过人家。要知道你在群众面前什么都隐瞒不住。”
满喜说：“还有一件事，成伟家里叫一个地主婆帮忙，因为他媳妇有喜了。我和另外一个民兵把地主婆带到附近一个院子里，和她睡了。一天晚上民兵们饿了，我们闯进西边大车店，拿走了些麦子。又一次我从大车店里拿了些羊肉，没有付钱。大车店是贫农大家的，但是我还是照样拿东西。一次我从存喜院子里拿了一只兔子，把它宰了后煮了……”
“你又在扯鸡毛蒜皮的事了！”
“请你们一个一个批评我，要不我就记不起来了。有一次我经过喜泰家门口，他的儿媳妇在那里。那个疯的，她光着身子坐在院子里，我向她开空枪。她惊叫着跑了。”
王老太向他挥动着拳头说道：“你把事情扯远了，浪费大家的时间。”
“仓库里的盐的事情呢？”老四问道，又回到了对代表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盐很贵重，而他又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点也没有拿。”
“你知道谁拿的吗？”
“我听福元说洪恩和他爹到黄碾去卖硫磺，他们也带了盐去。我进仓库时候，本来想拿点东西，但是有人来了，我的确没有拿什么。”
“你进过仓库几次？”
“只有一次。”
“这是因为你给人家撞见了一次，如果你想过关，你最好老老实实都讲出来。否则，随你便好了。”
代表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满喜在扯谎，但是不论花了多少力气，也未能使他改口。
时间已经不早，人们感到饿了，于是休会到下午再开。
吃午饭的时候，侯队长和一些代表谈话，要他们调查福书媳妇的事件。这个住在西南角的女人声称满喜强奸了她，但是满喜在党的会议上从来没有承认过，在他的公开检查里也没有提到过。
代表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揍他，所以满喜在下午的会上不象上午那样害怕，但是他仍然很象处在困境的野兽那样，不敢前进，又找不到可以后退的路。他一开始就表示改悔，听起来好象是从存喜最后讲的话里学来的。
“我的行为象个地主。我翻身后忘了本。今后我一定尽一切努力来改正。”
“你怎么改法？”
“今后我把脑瓜里的坏思想统统清除出去。如果我再做坏事，你们可以把我揍死。”
“我们不会打死人的，你知道这一点！”
满喜又提出了他认为是次一等的可怕的处罚，回答说：“那么你们可以把我送进人民法院。”
元龙在侯队长授意下问道：“那些强奸的事呢？”
满喜说：“当然是我强迫她们的。如果有人强奸我媳妇，我也不能答应。”
但是当他们问起福书媳妇的事时，他矢口否认他曾经和她发生过关系。
“我恐吓过她。我说‘你不顺从，就把你抓起来！’但是她抗拒，要到民兵队部去，所以我害怕了。”
“为什么你后来又去她家了？你第二次对她说了什么？不准打马虎眼（糊涂得连马和老虎都分不出来了）。”
满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再去过。”
代表们不相信他。
“你每天晚上换一个炕头，所以记不清了？”
“你干下的那些勾当，这么容易就忘了？如果一个娘们同意和你睡觉，就没事，否则就说她是特务。我们什么都知道，赶快交代！”
满喜仍然说：“我没有再去过。”
不管对他怎么怒骂、责问、询问和催促，都没有能够使他改口，所有在场的人都激怒了。窗户外面看热闹的人也冲着他叫喊了起来，但是满喜坚持不屈服。
侯队长说：“暂时把满喜放一放。让他好好想一想。我们进行下一个。”
代表们同意了。
满喜坐了下来，昂着脑袋。
他还没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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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日日夜夜
抱这种绝对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懂得，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
——刘少奇
整党会议比任何戏剧还要戏剧性，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村里所有活动的中心。白天，三十三个代表把守着“关口”；晚上，他们分别到自己所属的片里报告当天发生的情况。到会的成百个普通农民评论每天的事情，对受审查的党员提出恰当的处理办法，然后对第二天将要受审查的党员提出控告和不满意见。
动荡的三年中的所有的不满都倾诉出来了。农民们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发生的情况，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聚集在会场的窗子外面，而绝大多数人由于要劳动，不能一连几个钟头亲自去听，所以每天晚上都焦急地等待代表回来报告。前几天，工作队干部来贫农团十组开会时，人老是到不齐，往往还要派人去催那些懒散的人到会。现在，干部还未到会场，群众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出席小组会的人员也有了变化。“贫农团”的名称已不太确切了，因为所有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中农到会的也在不断增加。整党运动开始时，只有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现在则具有真正群众运动的规模了。这个变化证明党中央委员会如下的预见是符合实际的：“有时候还必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开过一整天的“过关”会之后，党员每天晚上还要开会，讨论每个同志检查的态度以及代表们的反应。为了鼓励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们对每个人的检查逐点进行研究，同时说明，讲老实话，不管如何可怕或者难堪，比起回避问题得到的反应要好。第二天要和群众见面的人，以及象满喜那样没有能够过关的人，受到特别关注。
搞这样紧张、深入的运动，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只是种植谷物，有较长的农闲季节。在任何私人企业社会里，整个村子花这样多的时间开会，是不可能的。别看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将来会收回几倍成果的。
这个村子再也不会是从前那个样子了！
※ ※ ※
如果说“过关”前的交锋，不是都和代表们与满喜之间的交锋那样紧张，至少每次交锋都给开展中的运动增添了它自己的特点。由此而产生的进度上和气氛上的变化，使得所有开会的人都聚精会神，有时候使他们激动得站了起来。
那个名声很坏的民兵没有过关而搁下以后，轮到十几岁的小梅出来检查了。她象只绵羊跟在狮子后面似的，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她那发抖的手就连坐在房间后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她终于开口讲话时，她的声音也是颤抖的。
“我记不起我爷爷了。”她开始讲的时候，显然很担心，因为她怕在这方面还赶不上满喜。“我爹是雇农，我十三岁就出嫁了。我是西南片妇女小组组长，但是我的态度不好。我为学校孩子缝补衣裳的时候，贪污了一条领子的衬里，我一定交出来。肖老张媳妇是个笨女人，出卖玉米，她偷她男人的玉米。我骂了她，打了她耳光。”
这就是全部情况。屋子里一时沉默起来了。
“请你们先批评她。”她男人安库恳求着说。他窘得不知所措了，满脸通红，从衣领上面一直红到头发根。
老堆金用铁片敲火石点燃烟锅后说道：“我们对她没有什么意见。”
西北片的其他成员点头表示同意。
王老太用出乎意外的温和语调说道：“我们怎么能够瞎批评呢？我们和她谈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笑着说：‘我错了。’所以我们对她实在不能挑毛病。”
戚云向我解释说，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本身就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是看来代表们并不这样认为，所以又沉默下来了。
小梅想起了支部会上的讨论，又主动地说道：“坚壁运动时期，我的思想是，八路军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斗争中我不敢揍地主，因为我害怕他们的军队回来时我会挨揍。”
胡雪贞说道：“你是个好而没有用的干部。”小梅是在她领导下在妇女会工作的。
一个农民代表建议道：“问她自己应该受什么处分。”
小梅说：“劝告。”
“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努力为群众服务。”老堆金一边说一边吹他终于点着了的火绒。在他用火绒点燃烟锅之前，对小梅的考验已经结束了。
“这样行了。”“你过关了。”“我们通过你了。”
许多代表同时发言，每个人都表明了善意。
当安库温和的十几岁的媳妇坐下来的时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他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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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梅顺利地通过了，民兵周增禄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这个二十五岁的人是增福的堂兄弟，既不象满喜那样有牛劲，也不象存喜那样高身材、英俊而又老练。他是一个平常的、精力充沛的、土里土气的人，是个有手艺的木工和泥瓦匠，在他剃光的头上缠着一块洁白的手巾，他的褂子和裤子没有补丁，衣服缝得贴身，又显得干净。这些都表明他得到他媳妇和他娘的照顾和体贴，她们在争着讨好他。她们两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也有坏的一面，这点很快就清楚了。
增禄在“过关”方面的困难，不是因为他的表现特别坏，或者自我批评差。他坦率地承认打过几个人，从公家仓库拿过东西——一把刀、一顶雨伞、一把洋剪刀，以及和一些妇女有过暧昧关系。然而没有人问起他这些违法乱纪的事。使得代表们不满的事，他连提也没有提到，这就是他对待他娘的态度。
原来，他媳妇和他娘发生过口角，还打了架，而他站在他媳妇一边。
王老太问道：“为什么你向着你媳妇？”
“我媳妇和我娘打架，是因为她不想把我给她的好衣服分给我娘，这些衣服是分来的。我把衣服都给了我媳妇，忘了把我养大的娘。我想我娘年纪大了，就是穿破衣服又有什么关系？”
王老太警告他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娘不得不睡在草堆里，你都不管，你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媳妇。你娘在地里哭了一整天，如果你媳妇在外面哭，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你娘老了，没有用了。你但愿她早一点死去。”
增禄回答说：“我所有的地和房子都是从我大伯那里得来的，我大伯给我娶了媳妇，所以我不关心我娘。今后我要做个孝顺儿子。”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是谁把你拉扯大的？”
泰山娘说道：“要是你媳妇叫你把你娘扔到井里，你也会干的。你说你要改正，但是你媳妇呢？她是不是照旧宁愿把绸子衣服撕掉也不分给你娘呢？”
“我以前一直听我媳妇的，但我是男子汉，为什么要向娘们低头？今后我媳妇说什么，我都要想一想，而不是跟着她胡来。我要对我娘比对我媳妇还好，因为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
“今后我们要看你是不是孝顺，”代表发言人杨玉锁说道。然后，他想到这很难说是公家应该管的事，就补了一句说道：“我们是帮你解决家庭问题，这和腐化当然不一样。你接受我们的批评吗？”
“我对批评很高兴，”增禄说道，但他脸上却完全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开始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农民们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问题。我思索了以后才懂得，“上马”的是年老的妇女，几千年的传统在她们一边，没有人敢反对她们。她们从儿媳妇有权对抗婆婆的新的平等关系中，看到对自己所知道的唯一保障是一种威胁。这种保障就是儿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婆婆对儿媳妇的绝对控制。她们自己一直是被买卖、挨打和受压迫的，按照传统她们只有一个掌权的机会，一个报复的时机，一个取得权威的可能，那就是作为成年儿子的母亲、儿媳妇的婆婆。现在看来连这一点也受到了威胁，年轻妇女不再服从，儿子和儿媳妇站到了一起。老年妇女离开人间简直和女婴进入人间一样，没有人要她们，没有人怜惜她们，死了也就很快被人遗忘了。她们还不能够理解土地改革和新的财产归属规定带来的多方面的安全保障，许多年老妇女害怕改革会毁坏她们唯一的传统支柱，唯一的盼望已久的老年时期的依靠。
王老太对这点体会很深，因为她的独生子快要娶亲了。媳妇是她亲自挑选的，而且设法挑了一个温顺的姑娘。但是她还是害怕新思想会把这个年轻的新娘也改变了，那时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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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和村干部犯了许多错误，而且有一些严重的罪行，这在“过关”会上已经证实了。同时也证明，说这些人把所有好东西都占了，使得贫农翻了一个空身，象我们进村以后一直听到的那祥，却是夸大的。以后几天又有六个党员过了关，他们之中没有人私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其中一个是胡雪贞，她是停职的妇女主任。我们主要从王老太那里听说她是一霸，什么人她都压迫，说她拿走了成堆的值钱衣服和饰物，别人拿的都是破旧的。但是轮到这个妇女主任过关时，人们对她提不出什么重大的指责。
前一天晚上的准备会议上，只有保泉娘讲了话。她说：“她强迫我们小组做军鞋，我们十二个人要做六双。这不公平。”
这个标致的寡妇很快就被人说得哑口无言了。
“做军鞋是我们的义务。如果她强迫你多做，那是因为她想完成任务。这和她私人利益没有关系。”
保泉娘抱怨说：“我一开腔你们就堵我的嘴。以后我对谁都不提意见了。”
但是没有人同情她。
“胡雪贞的态度很好，她为人和气谦虚。”泰山娘这样说，其他人都同意。
党支部书记兴发，肯定是村里最重要的共产党员，也顺利地过了关。他从来没有在村政府里当过领导干部，这个事实帮了他的忙。大家看来都喜欢他，只是批评他太随便了。他们称他为“老好人”，这种人想和大家都搞好关系，各方面都合得来。这对党员特别对支部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但是当时农民注意的是更具体的事情，所以对他宽容了。
关系到财物的事情，代表们的严厉程度，在轮到杂货铺管理员才元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才元在群众里是很吃得开的。他搞“破鞋”的名声相当不好，但大家还是原谅他。当他说：“我没有强迫谁，她们都是自己愿意的”时，考虑到他长得漂亮，引人喜欢，是村里当八路军年头最长而且享有威信的，谁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话。然而，他们尖锐地批评他把他兄弟福元借给他的一面大镜子砸碎了，镜子只是借给他结婚用的，不是作为分给他的一份“果实”。他们更为尖锐地批评他把缴获来的八发子弹带回家里，然后卖了钱。他们使他答应把卖得的钱交给政府。
作为伤员，才元有权要求别人无偿地帮助他在地里干活，过去他充分利用了这项特权。但是现在他的伤已经痊愈了，能够干一个全劳力的活了。所以如果今后他还要人帮他干活，就应该出工钱。这一点他也同意了。
代表们在这些事情上的严厉态度，给在一条值钱的棉被问题上的宽容态度抵消了。才元主动要交出这条棉被，因为没有任何委员会把这条被子分配给他。大家告诉他可以保留这条被子，以表示对他的战功的一种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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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有在会上接受审查的人里面，只有满喜一人过不了关。四月十五日他第二次出现在代表们面前，但是第二次仍旧没有通过。两次会的间歇期间对他很少有帮助，甚至没有什么帮助。他仍然否认曾经再去过福书家里，坚持否认拿过盐巴，他也不知道一个用铜丝做的细面粉筛子的下落，这个筛子在仓库里也不见了。
不管查问的人怎么光火，不管有多少人向他吼叫，他仍坚持原来的说法。在他的固执当中有点令人钦佩的地方，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这次讲的是真话。过去表现较好的存喜夸大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来讨好群众，而罪行确实严重的满喜反而坚持事实，不肯低头。两次会议的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否认指控的态度稍有改变，固执代替了蔑视。但是这对代表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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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和满喜的行为相比的人只有申玉兴，他和满喜一样过不了关。阻碍他过关的事情小得可怜——一个蒸馍，然而这个蒸馍背后的问题却是复杂的。
有一天，玉兴所在的互助组在一家军属的地里干活。玉兴主动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组的午饭带来。午饭是由那家军属准备的，是蒸馍，这虽然不是什么精美的食物，但是在一个以小米和玉米为主食的地区，这种用面粉做的馍已经算是好东西了。这家军属是一个寡妇，她仔细按每人三个算好，总共是三十六个馍。
玉兴回到地里以后，馍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组里有一个人只吃到两个，他指责和他一起锄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个馍。这个伙伴又责怪别的人。随后的争吵使得互助组成员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结果他们散伙了。从此以后，这些农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协作了。
在他的自我批评当中，玉兴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交代。他说：“到地里的半路上我饿了，吃了一个馍。我带到地里的馍不是三十六个，而是三十五个。我吃掉的我赔钱。”
代表们不但不欢迎他的坦率，反而对他的迟钝生气。赔一个馍的钱有什么用处？造成的损害不能用钱来衡量，整个互助组已经垮了台。
老保说道：“你要检查你的思想，看看你造成多大损害，小小一个馍伤了多少感情。你当时怎么想的？”
玉兴重复地说：“是我偷了那个馍。我心里没有想干什么，我就是饿了。”
这也许是真话，但是代表们不相信他。他们开始对着他喊叫。
“饿的人有的是！”“说老实话！”“交代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侯队长愤怒地警告他说：“要是你不想讲，我们就把你搁下，讨论别的人了。”
玉兴这时候也发火了，他叫着回答说：“我吃了，我吃了，我赔钱就是了。”
代表发言人杨玉锁问道：“为什么你偷馍的时候那样聪明，而现在这样蠢？”
王老太轻蔑地叫道：“他去年才开始分得清钱，现在他倒想同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那样不吭声，来对抗我们。”
他们决定把他的问题留到第二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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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审查已经顺利完成，农民代表们开始越来越感到自信，党员们也是这样。会场上的气氛轻松了。听到有趣的话时，发笑的声音增多了，对于俏皮的、尖锐的反驳，表示欣赏的也多起来了。在运动刚开始时党员和代表之间的那种鸿沟，逐渐消失了，接着出现的是，过了关从而恢复了全部社会地位的人和让他们过关的代表之间不断增长的同志感情。
当孟福禄在会上受审查时，幽默远远超过愤怒。他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党员的年纪都要大一倍，看起来他也确有这么大的年纪了。他宽宽的脸饱经风霜，皱纹密得象柿饼的皮那样。这个人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他说他参加民兵是因为他担心他兄弟要被当作地主斗了。
“我对群众的态度不好，是不是？”
他这个问题提得这样犹豫，好象他需要代表们来肯定他不好似的，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和你媳妇吵架？”
“因为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不过只有一个。”他加了一句，好象数目少就成为合理了似的。
这又引起了第二阵哄堂大笑。
老堆金说道：“春富娘的坟在你地里，你每次耕地都把坟头耕小了一点。”
福禄承认说：“我想多要一点地。我是民兵，我想我这样做不会出问题。我想：‘一个坟没有什么要紧。’”
“春富向你提意见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福禄回答：“我说了一声‘嗯’。”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是民兵，我有枪。我想我对付得了这座坟。”
“这件事你怎么解决？”
福禄慢慢地思考着回答道：“我赔。”
元龙问道：“你说什么？赔坟？”
大家又笑了一阵。
后来，当福禄回到他的座位时，一个妇女代表问他：“你的心跳吗？”
※ ※ ※
经过八天的会议，四个共产党员——满喜、玉兴、宽心和富农女儿春娥还没有过关。他们在会上不止检查了两次，而是都检查了三次，但是代表们不是不喜欢他们所讲的，就是不喜欢他们讲话的态度。
实际上满喜的态度在不断改进，但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他是真的改悔了，所以他们认为还是让他挂几个星期再说。
至于玉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偷吃了一个馍，比干了一件小偷小摸的事还要严重。
赵春娥承认，她入党以及和一些主要干部乱搞男女关系，是为了保护她父亲的财产。她在会上哭了起来，代表们把她的眼泪看成是一种威胁的手段。所以，当她出席会议时，大家对她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真正阻碍她过关的原因，是她在“清算运动”时卖掉了两副银手镯和一件皮大衣，她坚持说她卖这些东西是因为她丈夫生病，家里需要钱买药。农民们则认为，当时她是害怕没收，有意变卖她的财物。
代表们没有通过的第四个党员是漂亮的、身材瘦小的民兵副队长宽心。他在最后一次会上承认，他想和治安主任文则比一比谁搞的“破鞋”多，他不承认他曾经踢过考伦媳妇李心爱，这两件事使得会议热闹起来了。王老太是提出第二件指控的人，她亲自跑去把这位年轻的妈妈叫到会场上来。俊俏的李心爱来的时候，把头昂得高高的，用平静而坚决的声调告诉大家，宽心怎么来到她家里，叫她把他当时的相好找来。
“我说不去的时候，他就踢我。”
宽心打断她说：“没有，我没有踢。要是我真的踢了的话，我自己到人民法院去。”
“你踢了，”心爱反驳说，她的声音已经呜咽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侯队长用他最轻蔑的语调说道：“她男人参军去了，她独自一个人在家。但是你，你却要她当你的佣人，帮你搞破鞋。”
宽心现在也哭了，回答说：“我是去了她家，但我并没有踢她。”
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个年轻人都泣不成声，最后用手指着对方，互相责怪。
王老太向宽心挥动着拳头说道：“象你这种家伙，连人民法院都不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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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总 结
一般的支部，总有若干好党员。上级领导者的责任，就在善于发现这些好党员，并依靠他们为骨干，吸收新鲜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抛弃或不理他们。……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张庄整党运动的第一阶段以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宽心和李心爱流着眼泪的对质而告结束。在这场没有先例的审查过程中，有二十六个人需要“过关”。其中二十二个人得到代表们的同意而通过了，有四个人没有通过。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侯宝贝同志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总结了运动的具体收获。在报告中，他澄清了对村里党支部的一些重大误解。
他首先从党员的历史讲到党员阶级出身的问题。村支部的二十八个党员（包括关在潞城监牢里的两个党员）中，只有赵春娥一人被认为出身于富农家庭。有七个人是中农出身。其余二十人不是贫农出身就是农村工人出身。因此，把张庄共产党支部说成是受地主控制，或者是地主的工具，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他讲了入党动机的问题，列举了过关会上暴露出来的情况：
| 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由的 | 十人 |
| 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 | 三人 |
| 想为人民服务的 | 二人 |
| 想打倒地主的 | 一人 |
| 想当干部的 | 四人 |
| 想掩盖缺点的 | 四人 |
| 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 | 一人 |
| 不知道是为什么的 | 一人 |
| 由于在县里坐牢情况不明的 | 二人 |
| 总计 | 二十八人 |
虽然不能够说所有这些动机都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是想破坏党，或者想利用党来达到反革命目的的。
侯同志在报告中谈的第三个问题是损公肥私的问题。关于每个党员家庭经济状况的详细材料说明，党员中除掉一两家以外，原先都是很穷困的。解放以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平均每人占地不到二亩，有几个人从来就没有过土地。在清算运动中，他们相当彻底地翻了身，一共得到了三百六十亩土地、一百三十四间房、大量的粮食，以及许多农具、衣服、家具等。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每人所得到的要比村里其他人稍多一点。才元和他兄弟福元分到的粮食最多，有三千多斤。满喜其次，有二千六百斤。至于其它东西，他们得到的和其他贫农差不多，但是东西的质量往往要稍好一点，因为作为干部或者民兵，他们有机会在群众到来之前就挑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即使共产党员从这种行为中得到了稍多的利益，但是说他们严重贪污了斗争地主阶级的果实，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肯定不可能成为现在仍然贫穷的那些人翻身的一个财源。
党员所犯的罪行和错误，是侯队长讲的第四个问题。他把这些分成四类：（1）不良作风；（2）自私自利和贪污行为；（3）“流氓行为”，道德败坏，搞破鞋；（4）忘本。
打人属于第一类，但是发生的打人事件显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执行公务而打人，一种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打人。打人是不能原谅的，而后一种打人比前一种要坏得多。代表们总共提出了五十五起打人和体罚的指控。其中二十起属于前一种，是不良作风问题。其余三十五起是后一种，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认为很严重。满喜当然是粗暴方面的一个突出人物，但是牵涉到他的问题几乎都和执行民兵任务有关，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罪责。
在自私自利和贪污行为方面，提出了一百多件指控，几乎都是属实的。这些包括勒索、非法霸占、公开盗窃，以及分配“果实”时的徇私舞弊。为了向人民还清账，党员答应用六亩好地换六亩差一点的地，并且把以下的东西交给村政府另行分配：
| 土地 | 三十六亩 |
| 粮食 | 一千斤 |
| 房屋 | 六间 |
| 衣服 | 五十件 |
| 农具 | 三十四件 |
| 家畜 | 一只老母鸡 |
| 砖 | 四百块 |
| 梁木 | 十三根 |
| 现款 | 边币二万三千六百元 |
被揭发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或“流氓行为”有十七件。几乎所有的男女党员同志都有某种男女关系问题，但是这种行为在村里差不多是普遍的，因为一般都是买卖婚姻。只有男的强迫女的才构成指控，其中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强奸，有些情况就不太清楚，但是看来至少带有几分强迫性质。受害者几乎都是被剥夺的地主和富农的老婆和儿媳妇，所以农民们倾向于从宽处理，而严格要求今后必须改正。因为谈不上什么偿还问题，做个检讨并保证今后改正也就够了。
第四类，忘本，指的是和地主合作，包庇地主，或者在土改运动时不斗争地主。这一类问题在会上提出了十一起，其中窝藏地主财物六起，给地主通风报信一起，家里藏匿地主一起，给地主以照顾一起，给地主送礼一起，以及不参加斗争某一地主一起。从共产党的观点看，这些要算是很严重的错误，肯定和任何其它错误一样严重。党员必须和他们发誓要剥夺的地主阶级明确划清界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任何缺点都将成为执行纪律、甚至严厉的纪律措施的理由。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进行教育，而不是给予处分。在这方面，“过关”会证明是一所很有效的学校。
关于处分问题，侯队长宣布，代表们、支部和工作队的建议，都将尽快地向上级领导汇报，他说上级领导一定会立即作出决定。
※ ※ ※
侯队长的报告提到了可以说是整党运动的工作量和具体成绩方面。工作队所有成员都觉得不具体的成绩更为重要。他们把“过关”看成是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转折点。它已经产生了新的舆论，新的政治气氛，党和人民之间新的关系，人民和边区政府之间的新的关系。
这些变化有着深刻的民主意义。它们把“群众监督”的口号变为现实，有效地促使通过土地分配而取得经济平等的人们参加到活动中来，并把这种平等扩展到政治领域中去。
整个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无疑地是把成百的农民发动起来，参加意义重大的行动。而这些农民由于各种压制和恐惧，在革命年代里一直是消极的，或者是在大规模斗争地主胜利结束以后又回到了消极状态。整党运动使所有参加者都清楚了：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负有责任的，能够而且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与运动带来的农民觉悟的提高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党员觉悟的提高。在当众自我检查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缺点，思考自己品质和动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自己的未来作出重要决定。每一个错误，每一个缺点都受到批评，这使他们开始认识到，革命正象毛主席常讲的那样，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匆促进行、迅速结束的一场动乱。“为人民服务”有了新的、要求很高的内容。
“过关”会的成功所产生的热情开始有所冷却，人们已经感觉到不是一切事情都很好。代表们所落实的东西与运动高潮中揭发的问题有明显的差距，这是令人不痛快的。人们很难不怀疑，事情做得是否真的象应该做的那样公正。集中批评党员的缺点、错误和罪行时，完全忽视了他们的优点，忽视了他们在翻身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这是翻身运动夭折论必然产生的结果。而如果运动果真夭折了，又怎么来解释村里实际上取得巨大进步的这种变化呢？为使群众监督不流于形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气氛，只有低头的人才能获得通过。那些有勇气为自己辩护，认为指控不真实而不接受的人，就过不了关。然而，很可能他们比那些接受所有指控，把自己和别人一起干的坏事的全部责任都包下来，同意把属于他们的财物（他们的财物也许同任何别的人家的财物一样是合法得来的）交出来的那些人，更加实事求是。在这方面，指控和事实之间的差距显得非常突出。
就连那个已被许多人领略过的新的村政权，也很难说经过一次“过关”会就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雨来、文则、洪恩和喜有还在牢里。他们是群众最害怕的四个干部。没有他们，“过关”会只能认为是一场预演。公开的批评作为监督和改造的一种方法，还有待真正的考验。
尽管有这些保留，工作队成员认为，总的说来，“过关”会是非常成功的。看来张庄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 ※ ※
“过关”会上的交锋结束得正是时候。两天以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县城召开了潞城县十一个基点村的工作队会议。四月十九日，侯队长把村里的权力交给了在“过关”会上成功地把守了关口的代表们，自己带着工作队所有的地方队员前往潞城去了。从大学来的队员，包括戚云和我，那一天也离了村，但不是直接去开会的地点。我们回到了高家庄，量了夏季衣服的尺寸，领取了每月的小米津贴，并探望了老朋友。
那天晚上，我回到教堂院自己那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睡，回忆起过去几天里发生的事情。革命鼓舞和改造人的力量使我激动。那时候我认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在新社会的精神力量面前不受感动的，正是这一点给予这场运动这样大的信心和力量。午夜以后我才入睡，但又给狂歌、乱叫和急促的讲话声吵醒了，声音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开始我以为在开会，后来我发觉它是一个人的吼叫声。这也许是一个醉鬼。他一直没有安静下来，我发怒了。我走出房间，对着厅堂里我隔壁的房门喊道：
“别人想睡觉呐。”
房间里的人完全不理睬我的话，而是用英语高叫道：“进来，进来！”
我推开房门。房里没有灯，但是穿过纸糊的窗户的月光，使我能够分辨东西。在靠墙的板铺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学员，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衣。连我和他讲话的时候他都不停地说话。看到我在生气，他不管是他请我进去的，对我抗议起来了，我对他来说突然变成是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了。
他叫道：“我在自己房间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你把房门关好就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美国警察跑到这里来了！”
我轻轻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认为可以把他震醒过来，但他仍然叫喊着，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于是我明白他是病了，精神有点失常，我弄错了。我不知道事情如何补救，就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这证明又是一个错误。
这个精神错乱的学员开始大声喊叫：“美国佬，美国佬，你到哪里去了？美国佬，你回到这里来！奇怪，我把他名字忘了，不过我对他很熟悉。喂！美国佬，要是你不是我的敌人就回来，回来！”
最后，他起身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我在十里店见过你。我们是坐同一辆卡车来的，我要和你做朋友。”他说着伸出了手，他的手象冰一样凉。然后他漫无头绪地谈了起来，一开始就令人吃惊：“你想家了，所以跑到这里来了。天主教堂使你想起家来。”最后说：“我打算进医学院，搬到邢台去。”到此结束了谈话。
我建议他最好还是先回去睡觉。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并没有睡，对着四壁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
十点钟，戚云来告诉我，她已准备好到潞城去。这时，那个学员还在胡言乱语，走来走去，扯自己的衬衣。和大学教职员在一起的所有“小鬼”们都聚集在他窗户外面，用手指戳破窗纸，大胆地往里张望。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他们好奇的对象曾经参加过一个工作队，因为打了村里的一个农民而被逮捕、捆绑，并带到县城去查问。他从那里逃跑了。第二次被抓住后，就把他送回大学，这里有他的朋友。
戚云和我出发上路的时候，我问她有关这个青年人的详细情况。她说他是北京清华大学，即国立工科大学的学生。他没有真正懂得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跑到解放区来了。在学习会上，他拒绝正视地主家庭出身这一事实，受到不断的责备。在土改工作队里，他因为骄傲自大受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他感觉失望、孤独，不能理解或同情农民。他的精神最后终于完全垮了下来，成为他的同志和他自己的一种讨厌的负担，后来他想逃回国民党统治区去。
这是土地改革没有能够改造好的一个年轻干部，至少是暂时地把他压垮了。
★
四十、潞城道上
迈迈时运，
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
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
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
翼彼新苗。
——陶潜
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山谷，阵阵凉风轻抚着大地，田里象翡翠一般碧绿的冬小麦在春风中起伏。村里，白杨树上的嫩叶随风飘动，好象鸡毛掸子似的。果树的花瓣被吹散在地上。到处有农民在地里走动，他们在撒粪，种谷子和豆子，锄麦地。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早春的迹象，心里还想着和那个疯学员的相遇，这件事使我沮丧。是不是他的伙伴们对他太苛刻了？对他的改造是不是做得太急了？毛泽东说过，一个知识分子建立真正的革命世界观要十年时间，几个月是搞不成的。我这样思索着。但是我发觉老想这个问题不行，沮丧的情绪也不应持久，季节的气氛不允许这样。周围充满新生的气息，严冬过后，春天的欢乐气氛十分浓烈。我越往前走，就越陶醉于周围的乡村景象之中。
戚云、徐教授和我正走在去潞城参加土改会议的路上。前往我们的目的地，最短的路程要跨越两道山岗。这两座土山，从西边隆起，展向平川。从岗顶望下去，沟谷、村舍、房院、打谷场、草垛以及田野里一堆堆的坟头，历历在目。田地经过多少世代的反复分割，变成了无数的条条块块。地上茫茫一片褐色，使人产生回到了冬天的异样感觉。从上往下看，稀疏的麦地也只显出淡淡的一点绿色。一垄垄碧绿的麦苗之间，土地完全裸露着，几乎是示威性地表明生命对于大地只有微弱的控制，根本不能指望它会把光秃秃的大地长久覆盖。
从岗顶东望，巍巍太行山象一堵雄伟的城墙。山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十分荒凉。但也并不是毫无生机，因为从山坡到山顶都长着草。现在春天到了，草已开始变绿了。这景色好象是一个巨人用蘸着淡淡水彩的大笔一挥而就似的，在阳光下显出黄绿色，在背阴处显出暗绿色。新草可以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去年的草皮早已为冬天放牧的无数羊群啃光了。新草一出土，山坡的颜色立刻为之一变，从而表明这山虽然雄伟，但毕竟是放牧过度了。
山坡放牧过度已经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就在这个时候，人们也可以看到山岗两侧和峭壁上散开的绵羊和山羊。耐心寻找的话，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个羊倌小小的身影。高原表面上荒凉可怕，其实到处都有人畜在活动。在沟涧、峭壁和锯齿般的山峰之间的广大地区里，几乎任何地方一只迷途羔羊的叫声，都会引起别的羊只竖起摆动着的耳朵倾听，一个人的叫喊声也会引起另一个人回答的声音。
山地上如此，在平川上更是如此。我们走过的一路上都是人声不绝——农民把驴子赶到地里卸下粪筐时的突然吆喝声，羊倌轰赶羊群离开麦地的呵斥声，在互助耕种的地里锄草的男人谈话声，妇女外出为晚饭挖野菜时的说笑声。
这是中国农村给人印象最深的情景，人们永远也走不出人声所及的范围，四周总是有人在劳动，他们对自己的牲口说话，相互之间也在谈话。每一平方尺的土地上都有劳动的痕迹，至少是牧羊的痕迹。千百年来人类的活动改变着、塑造着、创造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毁坏着自然环境。然而这个过程是如此自然，这种塑造是如此缓慢，人类的创造渐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两者是统一的，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土地没有这些人是不可想象的，人没有这些土地，也是不可想象的。
四月的那一天，潞城道上的行人不少于周围地里的人。我们碰上了去潞城开会的其他干部，就和他们走在一起。一个急忙赶路送公文的农民在一处陡坡上赶过了我们。我们又赶过了一个穿条纹衣服的年轻妇女。她一只手挎着装满东西的篮子，另一只手抱着刚生下一周的娃娃，坐在一头毛驴的背上，艰难地保持着平衡。毛驴的每一步都由她那自豪的年轻丈夫监督着。毫无疑问，小俩口是带着头胎孩子回娘家去的。在一处很陡的坡上，我们要用手来攀登，可是一个老汉在一阵烟尘中赶过了我们。他之所以有奇迹般的上坡速度，是由于他抓住一头驮着货的骡子的尾巴，并在后面大声吆喝着，逼着骡子把他拉上去的。
接近县城的时候，别的小路和我们的小路会合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条大路。老乡们赶着大车，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也有些人好象是出来散步透透空气似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细看。有许多人在运送堆得很高的新草帽。那一天我才知道潞城在全中国，甚至在欧洲某些城市是以出产草帽辫闻名的。在过去七年中，国内外战争隔断了市场，但是现在解放区扩大了，商业又有了起色，年轻人和老年人，又都捡起传统的手艺。这种手艺的基础是太行山生长的长而坚韧的麦秸和太行山人民灵巧的手指。
我们的小路逐渐扩展成马路，这条马路穿过房屋排成一条街的南关，在潞城古老城墙外面的护城河边突然中断了。那里，从前一定是防卫森严的城池的一个雄伟高大的城门，现在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了。城里的人不但把城楼，而且把城墙都拆掉了。
他们当时虽然只拆了一半，但是很明显，再过几个月整个城楼就要拆平了。拆下来的砖每块都相当于西方同等大小的水泥砖。这些砖已经重新出现在城镇四郊的新房子上了。
进入这座逐渐消失的城墙后，我们发现了一片几乎是空旷的平地。一条主要街道，两旁有十来家饭馆和商店，有着几处土坯墙和院落的象村庄一样的居民点散布在街道和小巷之间，还有一座宽敞的衙门大院。这就是城里所有的房屋。巨大的四方形城区的其余部分是从来没有盖过房子的空地，或者是早已废弃了的。有些地方的断壁残垣比其他地方更触目惊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遭到日本人洗劫过的地方。日军燃料奇缺，因而拆卸了整条街的房子的木材。土坯墙壁受到风雨的侵蚀，很快就倒塌了。
县城的衰败没有使我吃惊。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华北的成百个县城都是这种景象。城市里一片萧条是长期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在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前就早已开始了。长期以来，由于县城成为对付农村骚动的堡垒，因此县城本身的发展停滞了。人们不能自由地进出这用墙围着的地方，所以就依靠城门外不断扩大的居民点来进行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不断衰败的内城留给了官吏、士绅用作粮仓，或用作他们从农村雇来的卫队的营房。
我们经过一排排年久失修的房屋和成片的断瓦颓垣，来到城中心的县衙门。衙门很多地方也毁坏了。日军不满足于破坏县城中心以外的地区，最后连他们自己的所在地也破坏起来了。虽然破坏很厉害，但是衙门里没有受到破坏的地方依旧很大。在可以表明昔日皇朝兴盛时期的一座座院落里，还有不少完好无损的墙壁和屋顶，以及许多供有神像的庙宇。在这里，在遍地破砖碎瓦的院子里，我们找到了县政府的办公室。
衙门最南端的院子属于行政机关，在正门上挂着一块长方木牌，上面写着“潞城县人民政府”字样。最北端的院子拨归党组织使用，在一个小巷进口处挂着第二块木牌，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潞城县委员会”字样。中间的院子有县公安局、县法院以及审判员的办公室。潞城的许多机关中只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部设在城里另一地区。
在这些机关当中很难说，到底是行政部门还是党委会最为繁忙。数以十计的农民、商人、干部、民警、士兵以及各式各样的居民川流不息地在两座门里进进出出。如果说两股人流有什么区别的话，进正门的主要是穿着土布衣服的普通公民，而进旁门的主要是穿着机布做的干部服的土改工作队员和区里的党务干部。
我们来到县委会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显得异常热闹和忙乱，因为县里召开土改工作会议，从农村来了一百多个干部。来开会的男人大部分住在一群庙宇里铺着草的地上。这些庙宇面对面地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干部们把文件包，毛巾和外衣挂在两厢的五颜六色的泥菩萨身上，他们住在神仙中间毫不拘束。来开会的妇女人数很少，大部分是北方大学的女学员，她们住在一间庙宇的大炕上，这间庙宇在另一个院子里。我作为外宾单独住一间屋子，离开活动中心远一些，但是仍然在同一个大院的范围里。
庙宇分成许多部分，同一个村子来的干部住宿在一起。但是工作队员来自全县各地，许多人在打游击时期就相识了，因此他们并没有呆在为他们规定的住处。他们随便到处串门，寻找老朋友，见面时高声打招呼，形成不断流动的人群，在一起议论和闲谈。这些会见具有校友会、老战友会、团聚会和政治竞选会四者合一的那种气象，兴奋、活泼和热情。
这次会议真象是一个学校，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战略和策略、提高阶级觉悟和增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学校，这是一所干部交流经验、增长知识、统一思想、对缺点进行斗争的学校，使他们将来回到村里的时候，能够更有准备地去引导和教育村里的党员和群众。
虽然各基点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大部分农民把他们当作先知，但是组成工作队的脱产区干部和北方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并不是政治天才，他们不过是普通人，旧社会的产物，只是由于对新社会的体验才得到了部分改造。考虑到时代的巨大需要，他们的知识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的政治觉悟是有限的，他们的性格是有缺陷的。这些教育者肯定是同最近在“过关”会上受审查的农村党员一样需要接受教育。因而为他们也安排了一种“过关”会，即全县土改工作会议。这和村里的“过关”会不同，没有群众直接选派的代表由下而上地提意见。然而，这些干部相互听取意见，作出判断，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痛苦的评论时，受到比他们更先进、更有经验的一些人的指导。
高一级的教育者就是县政府和共产党县委会的领导人。这一级的关键人物是陈书记，他是县委会书记，是潞城县二千五百名共产党员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土地改革中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问题都会找到他门上来。如果运动搞得好，他有很大的功劳；如果运动出了问题，他必须承担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陈书记了解当前运动的发展情况，并通过各种方式来领导土改运动。他经常事前不声张地访问“基点村”；阅读各工作队长送来的每周书面报告；不时发出指示，作为工作队的指导方针。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参加的这种全县性的脱产干部会议。在这种会上，时间是不重要的。讨论可以进行一个星期，十天或者两个星期。需要多长时间来检查所有的工作，学习政策，解决个别人的态度和斗志问题，就开多长的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以后，所有的工作队都受到整顿而变得更加坚强了。参加了这样的会议而不发生变化的人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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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龙 殿
木槌开始敲击这个金属巨物的唇了……请听一听这口大钟的回响吧！虽然她没有舌，可她的声音是多么洪亮啊！多么可爱啊！绿色飞檐上的小金龙在深沉的声浪中从头到尾颤动着；琉璃制的怪兽在雕座上哆嗦；宝塔上成百的铃铛琅琅欲语。多么可爱啊！殿堂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全在振荡！屋顶上的木制的金鱼好象在天空中翻腾；……多么可爱啊！多么大的雷鸣声啊！
——小泉八云
一座大殿岿然坐落在“衙门”区的中心。它的周围是一片废墟，但它本身没有被毁坏。这座大殿被改成会场，里面的摆设和偶像已经一扫而空了。经过这番拆除之后，这座建筑物呈现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对称性。两根二丈五尺长、三尺粗的大梁支撑着铺着瓦的大屋顶。四角上的飞檐延伸出去，升高起来，好象要飞腾似的。屋脊上的四条琉璃巨龙在天空中厮斗着，互相争雄。
殿堂深沉的钟声召来了远近的干部。在这些激烈厮斗的大龙的下面，在这个四外延伸的屋顶下面，在这些古老的大梁下面，曾经有无数的善男信女，在香火缭绕之中顶礼膜拜，潞城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大殿里仅有的陈设是：两张桌子和一个用砖砌成的讲台。桌子是供作记录用的，作报告的人就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在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在画像上面，在一块大红匾上，仿照毛泽东所特有的字体，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
大会之后，是小组讨论会。小组会在什么地方开，根据与会者的方便而定。有些组就在他们睡觉的地方开。只要有两三个组占据一个地方嚷嚷着要开会，别人自然就都被赶跑了。其他组只得各自在大殿的背阴处，或在殿后那些无人光顾的废墟中，寻找一个僻静的地点，用千年的古砖作为他们的座位，将就着开会。天黑后，张庄工作队经常在我屋里开会。但是在白天，我们在古老的钟楼下选择了一片瓦砾地作为我们专用的地方。
钟楼是一座已经破旧的砖砌的建筑物，俯视着大庙的全景。钟楼上刷着四个模样难看的大字，每个字都比一个人还要高，组成一个旧时遗留下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四个大字从上到下是：“日军永在”。
※ ※ ※
各工作队的队长，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向全体大会作了关于他们进村六个星期来的工作汇报。他们的汇报有的用了一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有的甚至用了三个小时。这些汇报讲得零散、杂乱无章、不断重复，但是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着，想抓住每一个字。那些会写字的——大约占半数的人——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不停地记。所有的人都发现他们所听到的经验介绍，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同自己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其主要的方面却象一面镜子似地反映出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工作队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汇报，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也是对自己过去一段经历的回顾。
第一次会议时，戚云和我迟到了几分钟，一位老汉正在台上发言。他是东关工作队的队长，曾经当过四十年雇工，由于“清算”斗争的结果，才分得了土地和一头毛驴。多年的苦工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是以后的经历所无法磨灭的。他身上虽然穿了一套新的干部服，但是也被他改成农民的装束：腰间束一条宽带子，裤脚管用布条紧紧地束在脚脖子上，这使他的现代服装带上了明显的乡土气。他头上不是戴着帽子，而是包着毛巾。
这位老汉说道：“我们开始寻找贫农时，犯了错误，因为标准太死了。我们心想，住在县城附近的人一定是狡猾的，不老实的。因此，我们只信任少数人，把门只开了一点缝。这就是为什么贫农团的队伍一直不能壮大的缘故。当我们访问时，老乡们都不愿跟我们说话，他们对去年的“洗脸运动”记忆犹新。我们只得改变做法，每个人都开始谈自己的过去。不久，我们当中一个过去曾经在矿上做过工的干部，在贫苦农民中发现有一个老汉也当过矿工。当我们开始谈到矿下工作的苦难生活时，这位老汉也谈起了他自己的伤心事。不久，他的朋友们也开了腔。”
这位报告人由于没有上过学，认字很费劲，在发言中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辨认队里事先替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旧眼镜，用线绳绕过脑后，把镜子架在鼻梁上。这种由普通的窗户玻璃磨成的方形镜片做成的古老的眼镜，是否能帮助他看东西更清楚些是值得怀疑的。可是看起来，它确实给他增添了信心，这就是戴上它的足够的理由了。
他继续说：“在贫农代表们面前，党员们非常害怕。他们不敢拒绝任何意见，也根本不敢说出他们心里的话。不管人家提什么意见，他们都接受下来，但是他们心里想不通。我们只好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对他们说来也是一种教育。后来，我们发现有些代表自己也不是十分老实的。有一个人就是为了对他所仇恨的一个党员进行报复而来的。”
这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往下汇报的时候，穿插了一些不需要记录的故事。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故事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时他摘掉了眼镜。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象他本人一样的文盲——东关的一个党员。这个人从公家仓库拿了六十多件东西。当必须在贫农掌握的“过关会”上交代私吞行为时，他感到恐慌起来。万一忘掉一件事该怎么办呢？他一连五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把赃物一件一件拿出来描画在纸上。除了这些基本的图形之外，他还画了一些东西来帮助自己想起偷盗的动机。在一张纸上，他先画了一双皮鞋，旁边画了一个女人的模祥，这个女人代表他的老婆。她过去一向看不起他，还威胁要离开他，而且从来不做鞋子和衣服给他穿。他认定这是由于他是一个“赤贫”。当他分到了土地和房子后，就经常带一点儿东西回家给他老婆，想用这种方法讨好她，以求缓和家庭的紧张关系。当他在草图上看到她时，这些事就很容易地记起来了。有了这些图画的帮助，他最后作的交代是这样地具体和全面，使得代表们允许他很快过了“关”。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全部退还他所私吞的那六十件东西。
东关工作队的队长用这个故事说明许多党员在进行自我检查时的真诚态度，但是它同时也说明了运动的另一个侧面。随着各工作队一个接着一个地汇报，这个侧面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党员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承认翻身运动的失败，而且承认在这个失败中有他们的一份责任。这个压力是如此之大，而且夹杂着报私仇的成分，使得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思想不通。在一些村里接连发生了企图自杀的事件。
这些汇报向张庄工作队的队员们表明：并不只是他们一个队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走了弯路，没有搞清他们进村后所要掌握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不能聊以自慰，因为县委陈书记对全体土改工作干部，特别是对张庄工作队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县委陈书记，并不是我们跟地委王书记接触之后所期待的那种热情随和的人。他是一个瘦个子，面部表情严肃，在黑边眼镜后面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不苟言笑。在这群吵吵嚷嚷的村干部当中，他看起来感到很不自在。有谁在汇报时离了题，或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时，陈书记就会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突然打断一个人的汇报，说道：“还是言归正传吧！”后来，他又打断另一个人的发言，说道：“还是讲讲你自己的错误吧，别光讲别人的。”然而，由于他每次起来发言时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使他赢得了干部们的敬佩。他的发言虽然还说不上简练，但是有条理，原则性强，明白易懂。他表达一种思想时，总要打好几个比方，力求大家都能听懂。在前面已经讲过两次的话，他还要耐心地重复一下，以使大家对他的意思不会有任何疑问。他在发言中甚至有时也说句幽默话，但这是跟他的发言内容有关的幽默。他并不是那种只是为了逗乐而开玩笑的人。由于这一切，干部们尊敬他，甚至钦佩他，但是，他们发现很难了解他。他太象小说中所描写的典型的政委——谨慎、意志坚强、工作努力并有自我牺牲精神。他怎样要求自己，也就怎样要求别人。
我们队到达潞城后不到一个小时，陈书记就把侯同志和小李叫到他办公的地方，向他们查问关于逮捕雨来、文则、喜有和洪恩的事。他断定逮捕这些人是错误的，指出这个行动已经在全地区发生了坏影响。不管怎么样，有谣言说这四个被捕的干部已经在交付群众大会公审后就地枪决了。百里以外的老乡们都在互相传说着“目击者”所说的处决的执行情况。这些谣言所起的作用，就是在群众的心目中肯定了这四个人的罪责，而干扰了对这个案件作更深入的调查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些被捕的人确实负有责任。因此，县公安局已经决定释放他们。
陈书记并不只是说到这里就完了。他还继续批评老侯和小李在查账会上把区干部也扣起来，还缴了天明的枪，毫无理由地攻击和作难整个党支部。他说：所有这些构成了过火行动，“左”的过火行动。
一个详细论述这种批评的文件，已被规定为各工作队的必读材料。这是太行行署第三专署准备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指出：过“左”的倾向已经使得许多工作队仅仅在贫农当中寻求支持，忽视了中农，不要而且打击所有老干部，对待党员好象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并低估了贫农翻身的程度。在这里，贫农观点已经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这种“路线”是违背党所制定的政策的。
陈书记的广泛责难和专署文件的批评语气，几乎把这个工作队的锐气全毁了。而这个工作队先前要保持士气就不容易。最使张庄工作队员感到痛心的，是指责他们毫无理由地打击村支部的党员同志们。到目前为止，他们还认为他们搞的“过关会”尽管有不少缺点，还算是成功的。关于谁是老实的贫农的问题，他们也许被那个申老汉引错了路，在查账会上浪费了时间，错误地逮捕了四个清白无辜的人，错误地扣押了另外三个人，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贫农团，并且错误地把这个村划为三类村。但是，应该把所有这一切与以下的事实对照起来加以衡量：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党员和群众参加整党运动，党员们的自我批评已经揭露了真正的问题并且为真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而使张庄党内党外的士气大大高涨起来。但现在，就连这些成绩也都成了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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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贫穷至上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然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马克思
当张庄工作队的干部们坐在钟楼下面的碎砖上回顾他们的工作时，本地人老侯和小李、韩金明、梁记虎、李文忠和张全儿的心情是忿怒而又痛苦的。他们心想，如果逮捕那四个干部是错误的，那末陈书记也必须分担一份责任。毕竟当时是陈书记亲自批准逮捕的，是县公安局命令工作队侯队长放下一切工作来处理这个案件的。至于把区干部留下来是为了查对村里的账目，实际上并没有逮捕他们。为了方便起见，仅仅要求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好在需要他们时就可以找到他们。也没有派岗哨看守他们，他们可以在村里自由行动。
在这些意见摆出来并经过辩论以后，干部们的情绪逐渐地转变了。他们开始了解，过分强调依靠贫农的思想曾经对他们发生过多么深的影响。当他们回忆起进村头几天的情形时，大家都觉得好笑。那时他们一放下铺盖卷，就去访贫问苦，而不敢同那些表面上看来富裕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并且完全抛开了领导这个村已有三年之久的党支部。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所要寻找的贫农的形象是：身穿破烂的衣服，头扎破毛巾，身上长满虱子和跳蚤。凡是有哪一个农民说自己已经翻了身，他们就认为他不老实。如果他不说村干部的坏话，他们就不理他。许多农民马上就看出了这一点。他们把被子、枕头以及好看点的衣服都藏起来，把野菜和粗糠放到锅里，等着看风向。
由于那次被暗算的后果，张全儿仍然脸色苍白，他说道：“我刚到张庄时，脑袋瓜里只有贫雇农路线，贫农就是一切。我专门寻找贫农，贫穷至上。一旦我感觉到某某人是贫农时，就让村干部安排我在他家里吃派饭，特别是到那些被叫做特务或者被怀疑为不老实的人家里吃派饭。很快，我就认识了申全德，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现在我认识我错了。我光看一个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注意他的本质，这样太机械了。”
通过讨论，工作队员们开始认识到，只找穷苦人家和躲开村支部的党员，这两件事是互有联系的。
李文忠说道：“我对村里党员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并且设法强迫他们承认罪行。我想不这样他们就会认为我胆小。但造成的后果不好，许多党员受到压制，他们的检讨不全是真实的。至于那次事件，我心想地主富农都已打倒了，封建分子是不敢作这个案的，这件事一定是党支部干的。因此，我就对党员们说：‘我们一定要破这个案子，弄清是你们当中哪一个干的。’我认为他们比伪军还要坏。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击赵春娥，要她交代她乱搞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并且坚持认为她是钻进党内来的。她勾引主要干部，就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其他的党员也参加了对她的打击。那天晚上，赵春娥拒绝到会，躺在炕上哭，后来要上吊。幸好有人看见，把她拦住了。要是她死了，我是要负责的。这肯定是过‘左’。”
侯队长同意他的发言，他分析了过去那段情况，比其他人谈得更深刻。他说：“我们一再对老乡说，他们仍然穷苦是因为村干部把所有的‘果实’都拿走了。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到底拿走多少？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又会有什么不同呢？也仍然无法把剩下的窟窿全部填补起来啊。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将来发展生产加以解决。可是我们老是说：‘你们还没有翻身，你们还没有翻身，这都是干部不好。’当然啰，群众就要在干部身上打主意，想从他们那里搞油水，就要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想把这些人的财产也拿过来。这样一来，谁都想当贫农，好捞到点东西。但是，哪能有这么多东西啊？”
※ ※ ※
大会继续在大庙里举行。各工作队的汇报都谈到了宗派主义的危害。张庄的男女工作队员又一次发现他们那里也不例外。
下面摘引贾村汇报中一段话为例：
“开头，我们发现一些贫农能说会道，对村干部有许多牢骚怨言，一味反对干部。我们依靠了这些人，因为我们认为原来的组织都是坏的……我们当时很急躁，以为在三天之内就能掌握全村的情况。我们甩开村里的党员，并且接受了贫农们的要求，把党员集中在一起住宿和吃饭……党员们很委屈，许多人都哭了。村长的老婆骂她男人：‘你这个蠢驴，当个村头还不够，干嘛还要入党？……’我们反复地做工作，访问、解释、再访问。许多贫农都感到厌烦了，我们自己也感到厌烦了。我们感到没有事情可做，甚至觉得应该撤出这里转到另一个村子去。可是当张书记来向我们要材料、情况和统计数字时，我们又交不出来！”
从这些汇报中，出现了两个问题：贫农路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他们都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张庄工作队的本地队员都说，他们是在鹿家庄会议上接受贫农路线的。那个学习大会长达一个月，会后，潞城县各工作队就分别进驻各“基点”村。在那个大会上，是陈书记自己定的调子。他宣称潞城县的贫农还没有翻身。他说，哪个干部在村子里找不到贫农，他就没有资格吃饭。他把翻身运动不彻底的责任加于在场的干部身上，责令他们反省错误和公开作检讨。
梁记虎回忆了自己对那次会的印象。这位干部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十八岁时，就参加了民兵打鬼子。他曾领导一支民兵支队参加过攻打张庄的战斗。接着，又参加了解放长治的战斗。作为第二区的公安负责人，他狠狠打击反动分子，对于成千上万群众的翻身起了保证作用。他说：“我听到陈书记的要求，非常害怕，一直担心我是否能过关。弄得我吃不下饭，脸色发白。我必须检查过去几年的表现。我是不是积极呢？在土地改革时我的态度怎么样呢？犯了哪些错误呢？我最后承认了四条错误：我曾经包庇两个富农邻居。我窝藏过一个被认为是地主的人的财物。我曾经参与把一个人开除出农会，因为这个人批评干部多分果实。我没有经过分配委员会而得到了六亩地。这是因为我不在家时，土地已经分配完了。我回来时，剩下的土地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提出了意见，于是干部们就给了我六亩地。”
“我心里想，这些错误不光是我一个人犯的，其他人也有份。但是责怪别人多不好，于是我就承担了全部责任。我请求处分，党委给了警告处分，写进了我的档案。从此以后，我感到很苦恼，心想，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可是处分落在我一人身上。每次填表都必须写上受过处分。我感到非常委屈。”
鹿家庄会议的压力如此之大，使得许多干部都有跟梁记虎一样的经历。由于情况被歪曲得面貌全非，他们感到压抑和沮丧。从积极方面说，那次会议在每个人的心灵上，对贪污、腐化、炫耀权势、裙带风以及牟取私利（不管多么小的私利）等等的严重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消极方面来说，那次会议使地方干部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看来很清楚，当这些参加过鹿家庄会议的干部们进驻各“基点村”时，他们早已准备好对村里的党员们进行严格审查，就象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样。在张庄，对张全儿的暗算更加强了这种决心。这桩罪行被理所当然地归咎于村里的党员们。
全县会议上所摆出来的这些情况，并未解决张庄工作队的思想问题，干部们越谈反而越泄气。一向绷着脸、态度严肃的侯同志，看起来好象打了败仗似的，两手捧着脑袋直发愣。一向有说有笑的小李现在也跟侯队长一样绷着脸。韩金明、梁记虎，张全儿和李文忠也都一声不吭。他们都望着自己身边的瓦砾，好象世界崩溃了，自己变成了散落在废墟中的弃物似的。由于农民队员们处于这种心情，知识分子队员们也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
※ ※ ※
陈书记关于如何在农村开展工作和整顿党支部的长达四小时的精采报告，只是加深了笼罩着大会的沮丧情绪。陈书记在报告中点了张庄工作队的名，他指责说：张庄工作队在六个星期里只做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做错了。工作队审查了村里的账目，但没查出结果，还打击了村党支部。
那天晚上，张庄队员们在我房间里碰头时，第一次公开地吵了起来。为了陈书记的不公平的批评，小李责备了老侯。小李不满地说：“我有各方面的材料，但是当陈书记向你要村里的情况和数字时，你却说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忙于抓党支部，根本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可是你却独自回答一切问题。”
“当时你为什么不开腔呢？”老侯顶了一句。
“不管我们说什么，你总是独断独行，不听别人的。”小李回答，用眼晴瞪着老侯。
当时如果韩金明不说话，他们很可能就打起来了。
韩金明说：“我们队的问题是有头无尾。我们有头头，但是下面没有人跟，虎头蛇尾，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这个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地方干部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
现在是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评价的时候了。到目前为止，干部们谈论的是总的路线问题——他们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对农村情况估计上的错误以及他们是不是对待村支部的党员们太粗暴了。关于他们的内部关系问题、个人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意见，这些很可能妨碍他们合作的问题，都还没有触及到。然而，比起其他问题来，这些问题对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倒是较大的障碍。如果不揭开影响整个工作队和个别成员的内部矛盾，要想成功地解决他们之外的更大矛盾是不大可能的。要是有较长时间进行自我检查，还可以拨开云雾。如果给每个人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自己的问题，弄清自己的思想、态度、保留意见以及不愉快的事情，那末他也许就能够把心里话说出来，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丢掉这些伤脑筋而又耗费精力的包袱。
陈书记和他的副手张副书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第二天上午，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召集全体干部到大庙开会，宣布要过一次党日。张书记说：“我们把这叫做党日。”然后，考虑到我和一些大学生的情况，他接着说：“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可以参加。我们希望大家如实地、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心里有话憋着不说，早晚会爆发出来的，那时就会给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张庄工作队的许多队员和队长的意见不一致，但是在会上不说，大家情绪很低。起初是两三个同志中间的问题，不久就影响到其他的人，很快整个队的工作就受到损失。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进行自我检查，部分同志和部分工作队的情绪应振作起来。”
张副书记身体肥胖、性情爽朗，与严肃的陈书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接着对一些掩盖着的尚未被干部们公开讨论过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对这些问题很了解，因为他是专门负责掌握党员思想情况的。他说：“干部情绪低落，部分原因是整党引起的。很多同志害怕在自己的村子里受审查，担心在家里过不了关。与此同时，互助组不帮助你们的家庭，你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吃的。但是现在大家应该了解，只要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并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能够过关的。至于家里的问题，组织上也会想办法解决，大家不要过于担心。现在每个人都应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不要过后在背地里说怪话，发牢骚。”
这一天，大会散后，各工作队都利用剩下的时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庄队员又回到他们喜爱的地方——钟楼下面的那个瓦砾堆。
于是一次不寻常的断断续续的会议就开始了，一直进行到第二天的黎明。中间停了一会，吃了一顿小米饭和熬白菜，然后又在我的房间里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半夜。要深挖问题，暴露对自己和别人的真实看法，往往是很困难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然而，这已经成为象呼吸那样的必需了。大家用低沉的声调说话，触及到了问题。有时，把问题放下了，回头又把它提出来，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有时，也能够把问题的实质摆出来，但是，并不总是能做到这点。即便如此，也总比以前更接近了要害。
会议首先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干部自己家里的生活问题。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客观的、容易说清楚的问题。韩金明对张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干部自己家乡的情况，作了十分具体的证明。当他谈出使他苦恼的问题时，他那圆圆的脸庞上呈现出了石雕菩萨般的严肃表情。情况是这样的，他有病，得慢性痢疾已经好几个月了。虽然这个疾病并没有使他干不了工作，但是他感到疲劳，心里放不下，不能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积极工作。然而，比任何疾病更难忍受的，是本村那些自封的“贫农”对他的政治打击。他请了一个星期假回家养病，那些人马上造谣说，他已经被开除不当县里的干部了，说他已经不光采地被送回家来了。一位长期同他共有一头牛的邻居去看望他后，被那帮人拉到一边问道：“你为什么要帮助韩金明？你还想拍干部的马屁吗？”以后，这位邻居不敢再到韩金明的院子里来，还把他那半头牛也卖掉，并且还打算退出他们俩所在的那个互助组。当韩金明的娘请求互助组帮助春播时，一个从前当过日本狗腿子的人训斥她说：“从现在起不帮助你们了。你们需要帮助时，自己雇人。”这位老大娘哭着回了家。几天以后，韩金明打开地窖拿出为了应付“春荒”而贮藏的最后一点小米，可是人家指责他从地下挖出粮食是要拿去卖掉，以免被查抄出来没收。这简直是把他当成了地主。更有甚者，他的土地税被增加了一成。烦恼是如此之严重，使得韩金明不能忍受。他在还未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况下，就回张庄工作了。结果是旧病一再复发，使他常常在中午时不得不歇下来。
韩金明说道：“这一切我都不理解。我想不通为什么增收我的土地税。我知道，在分配果实的时候，我用六亩多次地换了不到六亩好地；还有去年秋收时人家帮了我十个工，当时我没能还上这些工。可是当我提出要交出这块地并且用钱偿还债务时，新上台的干部根本不理我。打那以后，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不认为我欠村子里的债和调换土地是犯了多么大的罪过。我在伪军枪口下干工作，出生入死也不知有多少次，现在却被当作比地主还要坏的人来对待。我娘哭时，我心如刀割。我只求回村，把一切讲清楚，解决这个问题。象现在这样下去，没法干工作。”
韩金明说完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起初没有人吭声。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就拿我来说吧，他的遭遇使我感到震动：家里有老婆、孩子，还有老娘，几乎断了粮，人家又不给代耕；而他自己得远离家乡脱产工作，帮助别村农民解决问题，带领他们改造他们的村干部。工作队员们情绪低落是不足为奇的。
侯队长终于开了腔，他说：“这样泄气是没有用的。”可是他自己就是一副十足的泄气模样。他还说：“闹情绪只能搞垮自己的身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自己也有象你那样的思想。我在家里也受到了打击，不知道自己的地将如何种上。我想：‘我就算在家里过不了关，总还比地主好一些吧。如果群众不要我当人民长工，那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家里打短工。’但是，我后来认识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这种态度很差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当我想到这里，思想就豁然开朗了。”
在老侯之后发言的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在不少村子里，有些不老实的人在整村干部，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到时候，这一切都会被纠正过来的，共产党员绝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动摇，必须坚持工作，相信党、相信人民，不要过多考虑那些谣言和不公正的批评。
然而要使韩金明振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不管大家劝告他要坚定的话多么动听，但是这能使锅里有粮食，地里播上种吗？
韩金明说：“来到这里的头一周里，我什么也不想，光想自己家里。后来，我认定，我比地主总要好一些。但是，就连地主也能分到一份东西；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地主是阶级敌人，我们尚且对他们宽大。为什么只为我欠下大家一点债，就要受这么厉害的惩罚呢？”
张全儿没有规劝韩金明。当他终于发言时，他不是进行批评，也不是鼓劲，而是谈自己的困难。原来，小全儿的情况也不比韩金明或者老侯好一些。那次对他的暗算，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在潞城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他恢复到能够走路的时候，就回家了。但是，他在家里继续养病的生活远不是平静的。他发现互助组已经把他家赶出去了。他的邻居们说：“等等看他能不能过得了关。”互助组不帮工，他家就必须雇工才能把地种上。可供雇用的只有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但是要使用地主的劳力，就必须向村公所交付很高的工钱。
小全儿说：“现在我弄不清楚，政府要怎样对待干部？那次被打后，我肺部受了伤，医生给我开的药是很贵的。谁付这个药费呢？当我向互助组要求帮助时，他们说：‘你们干部应该象老黄牛那样为群众服务，为什么还要我们帮助呢？’我嫂子没有吃的了，决定把车子和毛驴卖掉。但是贫农团的组长说：‘你为什么要卖牲口？难道想反对土地法大纲吗？’每次我回家，我婶和我叔总是向我哭诉委屈，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同样，我家的土地税也增收了一成。可是我没有贪污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的邻居们是同情我的，他们说：‘我们本应该帮助他，可惜他是干部，有什么办法呢？’”
能对小全儿说些什么呢？光是要他应该有信心，把他的问题向县里的领导人报告，能够坚持工作吗？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只有在纳税这个问题上，大家讨论的结果算是解答了这几个人所提出的问题。原来一九四八年土地税的增加，是由于一年以前分地时征的税比较轻，以便扶助分到土地的人把生产搞起来。现在，所有的土地，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得到的，都要纳同等的税。
梁记虎问道：“那末为什么要增加我的税呢？”他是一个老中农，一九四七年时没有分进土地，然而在一九四八年也增了税。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戚云说，这也许是对他这个老干部的一种打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他的打击仅此而已。通过一位也来参加这次全县大会的本村的老相识，梁记虎那天打听到他家里一切都很好。他爹和他媳妇身体都很好。他媳妇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互助组已经同意帮他家整地进行春播了。
这里至少有一位干部没有因严重的家庭问题而分心。由于他比较安心，工作也就比较好。他对工作一贯专心致志，唯一的缺点是不大爱讲话，对同志们不提意见也不批评，而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把本职工作做好。
在张庄工作队过去六个星期的工作中，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第二名队员，就是李文忠了。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参加张庄工作队使李文忠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一个媳妇。经过正常的介绍，他在这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翻身寡妇的闺女，后来两人结了婚。这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十年来一直找不到对象，现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如愿以偿了。但这件喜事却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
老侯和气而坚定地对他说：“自从你娶了这个闺女，就很难找到你了。你不请假就开溜。开会的时候，你那个新媳妇常常在外边转悠，想办法看你一眼。而你呢，看来也心神不定。你既然解决了婚姻问题，现在也该好好工作了吧？你的工作受到的影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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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通过斗争达到团结
延宾命客
集我友生
高谈清晏
讲道研精
訚訚侃侃
娱心肆情
——成绥公（卒于公元二七三年）
人的意识可以比作一颗卷心菜。它的嫩心被一层又一层的辩护、遁辞、论证等等所包藏。必须把这些全剥掉，才能看清那驱使任何一个人行动的真实的复杂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有别于其言论）不通过种种无意识的方式显露出他某些内心思想的话，这样一个过程简直是难以实现的。即使从某人的行动可以看清其动机了，但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合作，那也是得不到进展的。那天，工作队队员之所以能够暴露自己的思想，乃是由于他们全都决心把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到底。他们敞开地检查自己和帮助其他同志，不是为了派系的利益，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也不光是承认错误就算了，而是为了扫除障碍，改进工作。这就是他们暴露思想所遵循的客观标准。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由于被迫，或出于新奇，更不是醉心于自我折磨，才使他们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深感有此必要。
在党日会议上，先从压在工作队员心上的实际问题着手，慢慢谈到思想，大家逐渐振作起来了。我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只是不知道其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会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重大的问题。看来光是把困难暴露出来，就足以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当他们对彼此弱点的背景有所了解之后，大家都感到增加了相互的同情和共同的基础。然而，最妨碍信任和合作的问题还未触及到，这就是侯队长和其他队员的关系问题。只是在侯队长开始批判自己的思想和检查自己的动机后，才初步改变了全队都已意识到的那种气氛，而这种气氛的初步改变却形成了某种新的东西。
话题从李文忠的媳妇转到了侯队长身上。谁都知道李文忠新婚后思想不大集中在工作上。但只有小李一人知道，侯队长的媳妇在他来张庄前不久一人回娘家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媳妇回娘家时如果没有姑爷护送，那就很少有再回婆家的。所以，老侯的熟人都认为他的婚姻算是告吹了。但小李和往常一样又拿这件事来开老侯的玩笑，问他当光棍的滋味怎样。
老侯没好气地回答：“我们结婚是两相情愿的，她回娘家时我对她说，你爱怎么办随你。你不回来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这种大话是不是掩盖着被刺伤的自尊心，甚至掩盖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呢？这很难说。老侯对此没有进一步谈下去，却转而对自己的工作展开了全面的检查。他眼睛盯着顶着一块破砖的、自己那双穿着大得不合适的布鞋的大脚，用他所特有的慢条斯理的方式讲话。要使一个自尊心这样强的人把心里想说的话谈出来显然是不容易的。
“我来到张庄时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当时我很骄傲自信，对我们要做的工作估计不足。我心想有这么多的同志，完成任务不成问题。可是，一开始工作就碰到许多困难，我就犹豫不安起来，开始感到这工作比我先前做的任何工作都要困难得多，这时我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前怕狼来后怕虎。我胆小了，不敢拿定主意，而是依赖其他队员，有时盲目跟着别人跑。但是其他队员经常不吭气，只是各干各的，这使我很苦恼，也使我变得更胆小了。我发现自己在会上作不出正确的结论，作不出明确的决定来帮助指导别人。我发现自己能力很差，觉得其他干部比我更强，因为他们很多人当干部当了八年，有的时间更长。有时甚至发现了问题我也不敢批评他们。我缺乏区分好经验和坏经验的能力。每次开会前，我不知道怎么开好，不知道讲什么好。我们的会议稀里糊涂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
“这一切使我多起心来。我觉得副队长小李只是站在一旁等着看我的笑话，认为他开玩笑是要出我的丑。可是我后来才比较了解他的脾气，我现在知道他和谁都开玩笑逗乐。夜里睡不着觉，我把同志们一个个地琢磨了，最后断定我自己应该受到责备，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因此我想向上级要求调动工作。我想参军，或者至少要求另选别人当队长，让我当一个普通队员。自从听了陈书记的报告后，我这种思想更强烈了，情绪一直很低落。
“我希望大伙儿今后多多帮助我，不过我仍然希望大伙儿另选别人当队长。我太保守。我不懂怎样把心放宽，也不会和别人说说笑笑。人家曾经给我起外号，叫我‘大公牛’，因为我老是板着脸，过分严肃，面孔拉得很长，这很容易引起人家误会，以为我生他们的气。当然我既粗心又不耐心。希望大家多给我提意见。”
老侯讲话时表现的坦率和谦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第一次尝试剖析自己的时候，他的气量似乎大起来了。然而其他同志批评得最尖锐的，恰恰是他的那个谦虚态度。他们对老侯说，他不应该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事实上，从他的工作作风来看，显然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决定的，而不够相信其他同志。
“你太多心了，”小李说，“你对别人不够信任。你对人有意见不是当面批评，而是告到陈书记那里去。我想起那次你对陈书记说，我们没有掌握张庄的任何材料，这使大伙很生气。你为什么不和大伙商量？实际上你是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你想当英雄，所以你把任何失败都看作是你个人的失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县里汇报工作，县委书记在我们汇报时没有作笔记。你那时很不高兴地说：‘好象我们什么事情也没做似的，我们的汇报不受注意。’你的意见是对的，人家应该把我们的汇报记下来。但是你骨子里真正想的，是怕上级不了解我们的成绩。”
“至于你和我的关系，”李继续说，“我是怕你会认为我要抢你的风头，所以每当想到应该采取什么新作法时，我老是有顾虑，而你却认为我只是站在一边等着看你的笑话。”
这一下打破了坚冰，接着其他队员也开始讲出长期压在心里的意见。
“你老是强调你缺乏能力，”戚云说，“但实际上你是不相信大伙儿，尽考虑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太多心，不大注意掌握原则。”
“夜里睡不着觉，自己一个人苦思冥想，这样决定问题太主观了，”另一位说，“最好和别人谈一谈，按实际情况办事。就拿查账会来说吧，很多同志跟你说，应该停下来，你就是听不进大家的意见。你只顾抓支部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你的工作作风也不够民主，你不敢大胆批评别人，同时又不喜欢别人批评你。你认为我们的工作由县里自上而下地检查就够了，然而由于你工作带有盲目性，所以老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而结果还是不怎么好。”
老侯提出让他下台另找别人当领导的意见，比他自我贬低的作法遭到更多的反对。
“这种思想很错误，”小李说，“遇到困难就逃避，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有这种思想。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只要检查并改正错误，而不是逃跑。”
“如果人人都象你这样讲话，谁还来当队长？”全儿问道，“这非常错误。这次我们回村重新开展工作时，大伙都应该开诚布公，经常交流情况，互相帮助。这样就一定能克服我们的错误。”
老侯没有拒绝这些意见。虽然这些批评是尖锐的，但同志们是诚恳的，对他的问题表示了关心，并且共同承担了责任。
他有一种松快的感觉，他和其他队员之间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沟通，开展了一些真正的思想交流。当他答话时，甚至还把头抬起来了一些。
“为什么我会那样多心呢？”他自问道，“我想是因为我来这里以前，曾经独当一面，领导过十三个村的工作，事事如意。但是来到这里，一切都很难办。我心想，小李经验比我多。我们分了工，我抓党支部，他在村里抓总。我问他扣留干部的事情，他说：‘甭担心，错了我负责。’而且他老是乐呵呵的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我总是认真，老是担心。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当玩笑开。夜里我和他谈话，他就睡觉。所以我心里想，‘如果我们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我被开除出党，他也逃不了。’因此我和他闹对立，心想，‘现在你看不起我，我再也不要求你帮助。’”
“我现在认识到这非常错误。这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观点，根本不符合我们工作的需要。今后我要多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仔细阅读所有的报告。”
老侯这时停顿了一下，好象是发完了言，可是接着又想起了人家曾指责他背地里和县委书记谈话，于是又接着说下去：“我的脾气很倔，和谁闹了别扭，我就不言语，七、八天一声也不吭。我和我媳妇吵架时也是这个样子，过后我一句话都不跟她说。我去陈书记那里，是他追问我才说的。我去找他不是要对他讲什么，而是去请示问题，是他刨根问底的。过去我碰到困难，夜里就胡思乱想。今后我有什么意见就谈出来，和同志们一起商量。”
其他干部把心中对老侯的意见谈出来之后，对他的气一下子就消了。在老侯这方面，听了大家的意见，感到很有道理，也觉得一下子和大家热呼呼地靠近了。这头“大公牛”变成了出乎意料的可爱的人了。大家决定今后有意见不藏在心里，而要痛快地讲出来，互相帮助。
※ ※ ※
工作队员和队长之间的矛盾是开展工作的一大障碍。从北方大学派来的知识分子和没上过学的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是另一个几乎同样大的障碍。过一次党日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矛盾，但也朝着互相了解的方向有所进展。在这个会议上，知识分子一个个都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从大学派到工作队的五个人里面，给人印象最差，关系搞得最坏的是徐同志。自从他领导查账会失败以后，他就消沉起来了，每次开会都显得没精打采。他从不参加任何争论，除非是涉及他自己那个流产了的计划。他多半是自己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看报纸或小册子，对于会上谈什么根本不关心。在潞城会议期间，他嫌恶大庙通铺上的铺草，生怕别人把什么病传染给他。不管他把自己的衣服和身体弄得如何干净，虱子还照样往他身上爬，这使他大为苦恼。徐同志从自己身上抓住虱子的那种深恶痛绝的劲头，谁也赶不上。
这位徐教授的真正问题，也是一切知识分子的通病——即如何把理论变为实践的问题。他正是毛泽东所形容的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革命家”。
徐同志说：“人家批评我一会儿右，一会儿左，确实如此。我来解放区以前从来没到农村去过。我有过一些宏伟的想法，以为我可以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收集材料，于是带着很多书下来。可是这个计划落空了，所以我的情绪不好。我参加这次工作的目的是想学习点东西，不料突然冒出来一个查账会，叫我负责。我总得做点事情嘛。后来我对讲话很犹豫，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会讲农民的语言，对农村也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又怕人家觉得我高傲。在蒋管区的时候，我一直是关在小房间里读书的。现在我要改掉那个习惯，可是不能很快就做到。”
地方干部们对这番表白的反应是客气的。他们赞扬了徐同志在演算方面的技巧和使用毛笔方面的熟练。还说，由于他的经历和他们自己的差别那样大，所以他们很难了解他。有些人想起他向地主收集材料来整村干部一事，说他的阶级立场不稳。他们说，他应该检查这件事。
小李当过干事、编辑和审判员，自己觉得有些文化，话讲得尖锐些：“开始的时候，你的热情很高，但自从查账会失败后，你就没精打采了，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查账会的问题在于你没有设法去教育那些代表，帮助他们认清问题。你样样事都想自己干，稍微感到有一点不对头的事情，就沉不住气，就想自己去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从某些人的意见而去找地主帮忙。你的主要毛病是在开始工作以前不想一想。但是你现在如果胆小怕事，什么工作都不敢做，那就很难改正错误。”
戚云的经历和徐同志很相似，比别人更了解他的思想活动，于是她的批评也就更尖锐。她认为他并没有暴露真正的思想。
“你说你想研究和体验农村生活，但是实际怎样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把具体工作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可是连对你提一个意见都非常困难。有时你听都不听，转身就走掉了。我认为你有想不通的问题，不愿意在这里谈出来。你想逃避批评。然而，正确的态度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讲出来，倾听别人的意见。你只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如果你继续采取那种作风和态度，就必然要脱离群众。”
徐教授仔细听取了所有的意见，并且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也许就连这个人也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对自己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的话。他在自我剖析方面已作了一个开端，光是这一点也足以消除他和其他人之间的一些隔阂。
讨论结束时，已经是半夜一点钟了。我们从早晨八点钟起就坐着谈话，中间只停了一会儿吃饭。会悄悄地散了，大家都回到住处去了。
※ ※ ※
我对党日的反应是惊叹不已，惊叹这些人的坚韧性，特别是这些地方干部的顽强的坚韧性。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呢？他们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呢？他们绝不是为了金钱。就在开会期间，县里的办事员来到这里，让他们签收当月的包干费。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每人的工作报酬是什么，是够用一个月的一叠小米票和折合八斤小米的零用钱（等于五十美分）。此外他们每年可领两套单衣和一套棉衣，这就是一切了。他们要是在家里种地，很容易比这挣得更多。
不，他们当干部并没有得到什么物质刺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也不是为了名利。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翻身事业，这就是他们的动机。
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们那样始终如一地置原则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
全队人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达到互相体谅和了解的新水平，也使我惊叹不已。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方法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大多数队员都成长于极端利己而又很爱面子的社会之中，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并不是这种社会的特点。
要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在几个方面培养客观态度。首先必须愿意对自己抱客观态度，必须愿意从任何批评中寻取真理，而不去计较批评的方式。其次，必须对别人也抱客观的态度；必须抱着帮助别人克服缺点改进工作的目的，从原则性的观点来评价别人；同时还必须是为了把别人扶起来而不是为了把他推倒。在实践中，这两方面的考虑意味着，在批评者方面必须非常注意自己的动机和方法；而在被批评者方面，则总的说来不应去计较别人批评自己的动机和方法。
除此以外，还必须培养敢于不顾别人的看法而讲出自己真实意见的勇气，同时也要表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在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时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随风倒，人云亦云，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只能给自己、给革命、给中国造成损害，而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之，采取高傲和顽固不化的态度，其效果也同样糟糕。
工作队干部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比张庄的党员和群众代表们在“过关会”上的表现要好得多。我一面听，一面想，把“过关会”搞糟的那些偏差——使人们把干部当敌人整的那些压力，以及使许多干部被迫连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事情也承认下来的那些压力——并不是这个方法本身带来的，而是运用这个方法不熟练而造成的后果，也是由于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政治水平不高的后果。随着他们的认识和经验的增加，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将随之增强，从而这个方法将会更有效地起到团结全村以迎接未来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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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等我分到地时
中国共产党几乎现成地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一部分被剥夺者群众，这就是中国的妇女。由于它掌握着这些妇女的心，因此也就掌握着战胜蒋介石的一把钥匙。
——杰克·贝尔登
一次会议，就象一出戏、一次宴会、一篇讲演或一次恋爱一样，随着进程的变化而大大活跃起来。高潮和低潮，内心的反省和公开的探讨，紧扣着到会者的心弦。在四月二十九日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陈书记突然把注意力从党内问题转移开，而要每个工作队汇报各村发动妇女的情况。
“哪怕你们什么也没有干，也请如实告诉我们并请说明什么原因，”他说。这是他惯用的说法，表示这件事还没有完结。干部们知道，下一次他们还会被问到妇女问题。情况很可能是，哪怕他们过去很少做妇女工作，往后也一定要设法弄点材料来汇报。
其实，大多数队长都作了很好的汇报。小李关于张庄工作的汇报有点逊色，这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件事考虑得略欠周详。实际上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特别是戚云和北方大学来的另一位姓高的女同志。
所有干部的汇报都表明，使妇女在自己的名分下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是她们获得解放的关键。在别的许多问题上，妇女中间是有分歧的。年轻的妇女非常关心婚姻自主，而年老的妇女则把这看作是对她们控制女儿和儿媳妇的威胁。年轻的妇女反对家庭生活里的一切打人行为，而年老的妇女倾向于容许打人，只要是由婆婆来打。但无论如何，在一件事上她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应该让妇女分得并拥有一份土地。
在枣臻村，许多妇女说：“等我分到了土地就和我男人分家，以后他就无法再压迫我了。”
在靳村，工作队发现有个妇女，她男人嫌她丑而要闹离婚。她心情一直很难过，后来她听说按《土地法大纲》她也可以分到地时，立刻就振奋起来了。“要是他和我打离婚，那也没关系，”她说，“我会分到地，孩子们也会分到地。我们没有他，也会过得很好。”在同一个村里还有一个曾被男人遗弃过的妇女，她第二个丈夫虽然是当地的一个干部，但是也压迫她。一个工作队员访问她时，她哭了。“毛主席是好的，可是我们妇女还在受苦，”她说，“我们没有平等地位，要顺从男人家，因为我们靠人家生活。”她听了对新土地法的解释后说：“这真是太好啦！现在我也可以分到一份地了。”
在黄碾，许多妇女还不相信自己的权力。她们说：“男人把我们当作一条看门狗，我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那是因为自古以来就这样：‘男人上县，女人下院。’就连我们在门外站一会儿也要挨骂。我们分到地后，就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
有些人怕她们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但是另外一些人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女人靠男人，男人也靠女人嘛。妇女在家干活也是劳动，她们可以和地里换工嘛。”一位妇女说：“先前我们两口子一吵架，我男人就说：‘你从我家滚出去！’这回我跟他来个针尖对麦芒，我可以说：‘你自己从我家滚出去！’”
妇女受到的压迫越厉害，就越迫切要求分到一份土地。合室村的妇女说：“只有童养媳，却没有童养郎。”“只要你和哪个男的说句话，就会受到怀疑。”一个七岁时就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妇女诉说了她在婆婆手里遭的那些罪，最后她说：“等我分到了地，我永远也不再找男人了。男人坏透了。”
在靳村，一位老大娘说：“我为了还地主的债，卖掉了四个闺女。有一回，我整整哭了一宿，眼睛都哭肿了。现在我的眼也瞎了。穷苦逼得我卖掉了亲生骨肉，哪个做娘的不疼自己的儿女？”还有些妇女说：“在旧社会没有人爱女孩儿，因为把她们养大了，就得嫁出去。”许多父母生下闺女，就把她溺死。在旧社会，还要用布条把女孩的脚裹起来，小脚被看做是最好的妇德之一。
但是把妇女的脚裹起来，也就是把她们的身心束缚起来了。小脚是旧社会的一个象征。
许多情况表明，解放还没有使婚姻自由得到保障，也没有使作为婚姻自由的基础的妇女的财产权得到保障。东关有一个妇女被迫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干部们说：“这个人为我们打了好多年仗，要是没有他出力，大伙怎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媳妇来报答他。”当这个妇女拒绝时，人家就命令她到群众大会上作交代。
那里还有一个妇女想嫁给一个外村的男子，但是本村的干部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进一步减少未婚妇女来给自己制造麻烦呢？
显然，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使妇女真正得到自由。但是，从某些汇报中我们得知，每个村都有一些妇女开始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很多妇女参加了整党会议，而且其中大多数学会了在会上发言。
※ ※ ※
就在这次全县大会中，我觉得妇女们远不象男人们那么腼腆。她们找我打听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情形。人们可能料想这些是北方大学的女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来找我的是几个当地妇女，她们是在仍以男干部占绝大多数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女区乡干部。
吃饭的间隙给这类自发的交谈提供了唯一的时间。开饭的地方是在男干部宿舍所在的露天院子里。院子南边入口处有一座高大的门楼，顶上铺着厚厚的瓦片，两侧各有一个门房，其中的一个已改作临时厨房。厨房里边安了一口大锅，在铁匠炉模样的灶上每天煮两锅小米饭。小米饭做熟后（上午是八点左右，下午是四点左右），就由两个壮汉用木杠子把饭锅抬到院子里，干部们每人手里拿着自己的碗筷，排着队，顺序打饭。这口锅很大，在它周围可以宽裕地站五、六个人，往碗里盛饭，谁也挤不着谁。
厨房里另有一个较小的炉灶上熬着一锅白菜。这锅菜就放在离小米饭不远的地上，每个干部盛满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后，就过来舀一勺白菜盖在饭上，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蹲着吃。这时，朋友们三、五成群围成一小圈，海阔天空地边吃边扯起来，一直到庙里打钟，召集大家开会时为止。
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我成了这种吃饭时聊天的中心。三个活跃的农村出身的女干部大胆地向我走来。她们的发言人，一个剪短发的、没有缠过脚的年轻妇女，向我提了一长串的问题。待到我能够把碗里的小米饭送进嘴里时，这饭已经凉了。
“你们在美国吃饭用筷子吗？”“你们那里种什么庄稼？”“美国妇女穿裤子吗？”“为什么美国人不平等对待各民族？”她提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妇女们刚开始她们的“采访”，一些男人，其中多数原来不大好意思接近我，也很快地围拢过来，穿插着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
“杜鲁门为什么要支持老蒋？““拖拉机是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的力量有多大？”“美国共产党有一支象我们这样的军队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完所有这些问题，庙里的大钟早就响了。于是第二天继续谈，第三天还是一样，而且总是妇女们采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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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 一九二六年
会议快结束时，有两个问题越来越经常地出现，那就是：怎样才算“翻了身”以及什么是对待中农的正确政策。这两个问题当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要是把“翻身”理解为现有的贫农都应达到中农的水平，那些日子过得不错的中农就会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要进一步地“翻身”，就需要有更多的资财，而这只能从还略有多余资财的人那里去搞。所以，不管你如何保证说中农是同盟军，还是无法消除他们的恐惧，他们担心往后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来了。
四月二十四日，陈书记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把忽视和脱离中农的倾向批判了一通。
“毛主席看了绥德的报告，了解到有一个村子错误地没收了二十七户中农的财产，说：‘这种事最可怕！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如果一个村没收二十七户中农的财产，扩大到全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是把自己的朋友推到敌人那边去啊。’”
“我们有些工作队干部，甚至当中农找上门时，还把他们撇在一边，”陈书记接着说，“我们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忽视中农，或不去团结他们。相反，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明，他们享有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权利。中农可以参加农会，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触动。我们甚至还在中农里分出上中农，为什么？为的是保护他们，保证不从他们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来满足贫农的需要。如果要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东西，也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在村人民代表大会里，中农至少应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这种代表大会已经在许多村子里成立了，不久就要在所有的村子里都成立起来。在县和地区一级的联合政府里，中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陈书记把政策归纳如下：首先以贫农为核心组织贫雇农团；其次以中农为同盟军组织农会；最后再联合村里其余一切反封建分子成立村人民代表大会。这样，我们就团结了朋友，孤立了敌人。”
“这是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所决定的政策。敌人越孤立，胜利就越快。如果我们只讲贫字，执行狭隘的贫农路线，而忽视所有的朋友，那就只会使我们自己孤立。谁要是犯孤立自己的错误，谁就是犯了‘左’倾主义。谁要是不去孤立那些应该孤立的人，谁就是犯了右倾主义。”
这个问题讲得好，干部们都懂了。但是，光从理论上阐述已经不够了。迫切需要的不是把理论重温一下，而是需要对“中农”作出比较确切的定义。需要有一个尺度，来确定一个贫农怎样才算翻了身。需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贫农想得到更多东西的合法要求与中农怕受到侵犯的正当担心的矛盾统一起来。
为了满足这个需要，陈书记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分发了一套新的关于阶级定义的材料，并提出在阶级标准中增加一个新的成份。
这个新成份叫做“新中农”，所有已经翻了身的贫农今后都归入这个成份。在任何一个村子里，只要对比新中农的人数和剩下的贫农的人数，就可以准确地看出这里的土改搞得怎样。至于使用什么尺度，这个问题还是模糊的。一般的想法是：一个新中农户拥有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应该足以达到自立（即足以使他上升到老中农的水平）。然而，究竟怎样才算达到了自立水平，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因为大家知道，农村里向来就存在着上、中、下三种中农。这些人以后常被称为老中农，以区别于那些新近翻了身的弟兄们——新中农。
陈书记所分发的那个修订后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中共中央在几个星期前刚发布的。这个文件代替了以前关于划分阶级成份的一切规定。它的主要的新内容就是把中农和富农之间的界线向富农一边挪动了一下，而变得对中农较有利些。过去规定中农的剥削收入不许超过百分之十五，而新划的线却许可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经过这样的调整后，扩大了人民的统一战线，而把那些不可能起来拥护“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死硬分子孤立出去，当作人民的敌人。
陈书记解释道：革命者在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时，必须确定团结谁和孤立谁，确定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
作出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很早就阐述的观点，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意思可以换一个说法（虽然难免失之简单化），即：“不是你的思想决定你的生活，而是你的生活决定你的思想。”把这种观点应用于任何一个中国农村时，在实践上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因而备受剥削的贫农，对土地改革必然抱一种想法。资产很多从而可以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对这同一件事情则必然会抱另一种想法。贫农要求变革土地制度，地主则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它，这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估计到，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对一个平分土地的革命纲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当运动开展起来时，不仅这两个对立的阶级，而且连夹在中间的所有的阶层，都被卷入斗争中，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尽管地主人数少，但他们控制着经济，统治着国家，并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因此他们很容易把社会中的某些阶层，以及每一阶层中的许多个人收买过去。所以尽管贫农人数多，还是必须争取同盟军，如果他们想要对这个制度挑战的话。他们可能从什么人那里得到支持呢？基本上是从那些自食其力、受旧制度的害、同样要求变革的人那里。这些同盟军包括大多数占有土地的自耕农、小商贩、小店主、自由职业者（以提供服务收取报酬的医生、律师、教员），甚至还包括普通贫民和那些无法营生而被迫靠行乞、赌博或偷盗过日子的游民。
这样，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上述的人都是自食其力，或者希望有自食其力机会的。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他们是天然的同盟军。复杂的问题是，存在着很多有混合收入的人，这种人的生活一部分靠自己的劳动，一部分靠剥削。他们自己种地，锄地和收割庄稼，但同时也雇工，出租土地，或者放债。这样的人归入哪一类才合适呢？
如果对凡是有剥削收入的都加以反对，把凡是有剥削收入的家庭都当成变革的敌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靠辛勤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并拥护社会变革的家庭，就会被人为地驱赶到敌人的营垒里去。
反过来，如果把凡是靠自己劳动而获得部分收入（不管这部分有多少）的人都当作朋友，那就会把很多仇恨革命和害怕变革的苛刻的剥削者当作同盟军。
因此，这样简单的划分法是行不通的。
显然，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根据剥削或者劳动来决定，界线不能划在这些互相重叠的现象的两头，而应该划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问题是划在哪里？不是光看剥削，而是看剥削收入占一家总收入的比例；不是光看劳动，而是看劳动收入占一家总收入的比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陈书记认为，“你怎样生活决定你怎样思想”这个原则，既适用于有混合收入的人，也适用于只有单一收入来源的人。人们可以设想，在决定一个人的态度和行动时，主要的收入来源比次要的收入来源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经验表明，人们的实际行动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靠自己劳动所得的人，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从而倾向于支持革命。那些收入的一半以上是靠剥削的人，则认为自己与剥削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从而倾向于同反革命勾结在一起。
因此，对于那些有混合收入，自己既劳动同时又剥削别人的为数众多的家庭，在正当中划一条线是必要的。那些靠剥削取得收入一半以上的，被划为富农，作为敌人看待。另一方面，那些靠自己劳动获得其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则被划为中农，作为朋友看待。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标准只适用于农村，只适用于从事农业生产或依靠农业生产为生的家庭。足以使一个家庭被划为地主或富农的唯一的那种不劳而获或剥削的收入，乃是封建或半封建性质的收入——即地租、高利贷，或者直接雇工种地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这个范畴不包括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利润，也不包括资本家本身。土地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去破坏在封建经济废墟中设法生长起来的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幼芽，而是要扶植它们。所以，在判断该把一个人划为封建剥削者呢，还是划为人民的一分子时，并不把从商店、农产品加工厂、制造业，以至于从中国人拥有和控制的现代化工厂的雇佣劳动中获得的收入计算在内。如果一个地主或富农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轧棉厂、油坊或商店的话，在划定他的成份时不把这部分收入计算在内。并且，他如果由于其他方面的收入而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时，则只没收他的农业财产，而不没收他的工商业财产。他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被当作一分落后力量，但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者，他就被当作一分进步力量。他的封建财产被人民分掉，但是他的资本主义财产则不被触动，仍旧是他的私有财产。
把每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加以分析，就能够确定其真正的政治态度或作用吗？
当然不能，谁也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有的贫农成了反革命，有的地主却是革命分子，这种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太多了。要用一条线来区分人们的主观态度，不管把线划得多么精确，都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关于这条分界线，人们只是说它是把人民和敌人区分开来的最合理和最实际的根据，而且对大多数人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至于例外的情况，有的是在这条线之上的人，如果他真心要革命，即使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仍然可以成为革命者；有的是在这条线之下，而过去反对过根本变革的人，一旦分得了财产和土地，并且看到大家的生活都得到改善时，也很可能被争取到革命一边来。
说明了在什么地方划线的问题之后，陈书记接着谈到在具体划分阶级时如何划线的问题，对确定总收入、纯收入、剥削比例等等具体方法作了说明。
根据纯收入的一半的规定来区分中农和富农，在某些情况下是很简单的。例如，如果有两个人合种庄稼，两人各出同等的工，则收获的一半是由于其中一个人的努力，另一半是由于另一个人的努力，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一个人雇的工如果与自己出的工相等，而从雇工所得的不超过他的纯收入的一半，那么他显然是个中农。
如果一个人雇的工，超过自己所投的工，他显然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取自己纯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很清楚，他必然是一个富农。
于是，要判断一个农户的阶级地位，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看雇工多少，并与这户本身投入的劳动量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等，那么按照规定，这家是中农。如果所雇的工超过这家本身的劳动量，那么按照规定，这家就是富农。
在对农村人口划分阶级时，凡有可能就尽量采用这种简便的方法。
假如雇工是剥削的唯一形式的话，那么这种办法也就够用了，所有的家庭都可根据雇工量和投工量的对比来确定其成份。然而，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比较富裕的家庭还有诸如地租和债利的收入来源。于是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把这类入息和雇工所得的利润加以换算，以便进行比较，得出总数，才能确定剥削是多于还是少于其纯收入的一半。
当然，如果某家雇工和本身投工相等，另外还有地租或债利收入的话，就足以使这家归入富农一类，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但为数甚多的情况是，某家本身投入生产的劳动量比雇工多，那就需要知道各种来源的纯收入的实际数额，以便对剥削得来的纯收入和这家本身劳动得来的纯收入作比较。
有些家庭虽然根本没雇工，但除自己劳动收获庄稼外还收取相当数量的地租或债利，在对这类家庭的收入作分析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对这类家庭划成份之前，必须算出纯收入的实际数字，这是很难做到的。纯收入按定义就是扣除种子、肥料、土地、劳动等各种开支后，每年还余下的钱或实物的数额。对于耕种自己土地的中农来说，这就是扣除了包括他自己的生活费在内的一切费用之后，一年劳动所得的实物或钱的总数。然而，很少农民家庭有准确的账目可供计算纯收入。他们往往只有一个数字，而又极不愿意透露给任何人，这就是总收入的数字，即所打下的全部庄稼。要想算出纯收入的数字，必须根据通常的经验订出另一种估算法。
多年来反复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的条件下，纯收入通常相当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换句话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三分之二是资本支出即工资和诸如种子之类的固定费用。
采用这第二种估算法，只要知道总收入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纯收入。举例来说，某家种地的总收入是三千斤粮食，那末它的纯收入就是一千斤。如果除这些收获之外，它还有不超过一千斤粮食的债利收入的话，这家仍然还是中农。他们从剥削所得的纯收入，并不超过自己劳动所得的纯收入，而只等于他们全部纯收入的一半。
既然计算纯收入的办法充其量不过是得出一个近似值，所以较为通用的做法是直接根据总收入来进行判断。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是四千斤，这一家仍被划为中农，因为它的剥削收入不超过一千斤。一千斤乃是四千斤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于是由这种计算方法产生了第三种估算法。这可以叫做总收入四分之一算法。任何家庭的剥削收入如果不超过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就是一个中农户。如果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户就必须划为富农。
对这种估算法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看到，用它计算雇工得来的剥削收入时，效果并不理想。上面已经说过，在总收入中三分之二是资本开支，三分之一是剩余价值、利润或纯收入。现在假设有一个农民雇的工与他自己的劳动量相等，两个人合起来生产出三千斤粮食。他们合起来生产的纯收入等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每个人各生产一半，即五百斤。这样一来，剥削所得的纯收入就等于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而不是四分之一了。可是按照雇佣劳动力以及按照剥削收入占纯收入一半的计算方法，他已经达到任何中农所被容许的最高限度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计算雇工所得的纯收入时，把固定资本的支出去掉，只计算工资。根据多年研究的统计，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不变资本或固定费用占全年开支的四分之一，可变资本或工资费用占四分之三，因此可变资本在生产费用里是主要的。把不变资本（即固定资本）完全抛开不算，就可以使全部开支由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减为只占一半。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两个相等的劳动力种地，每个人创造的纯收入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再回头看刚才那个例子，现在可以把那两个人创造的纯收入估计为一千五百斤，每人生产一半，即七百五十斤，这相当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我们所得到的数字，和仅以地租或债利为剥削收入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数字是相当的。应用这个方法，无论雇工得来的纯收入也好，地租和债利得来的纯收入也好，都可以同等对待，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采取总收入四分之一的算法作为标准，来确定任何一个家庭该划在人民一边，还是划在压迫者一边。
※ ※ ※
新规定还包括另一些带有扩大统一战线意义的措施，使得区别中农与富农的分界线的变动更加突出了。其中的一条是关于调整标准时间的。和先前一样，还是从村子解放前三年算起（对张庄来说，就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但是任何一个家庭须在这三年中都有剥削才能被划为富农或地主。甚至过去曾是地主的人，在解放前哪怕是只过了十二个月的贫农或中农生活，都被划为贫农或中农。
第三条是有关劳动力的新规定。根据新的规定，虽拥有相当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因缺乏劳动力而生活水平不超过中农的家庭，如果在这种状况中过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时间，就不得划为富农，而应根据其实际生活状况划为中农以至于贫农。这条规定解除了家中没有成年男子因而无法利用其资本的富农寡妇所受的压力。
新规定的第四条所产生的效果则恰恰是相反的。它惩罚那些土地超过平均水平的家庭，不管他们是租出去也好，雇工耕种也好或自家劳动耕种也好，从而缩小了统一战线。这一条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租的理论。一九四八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第六章第八节说：
地主的地租收入，既不是本人劳动的产物，也不是本人投资于生产的产物，完全是本人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产物。这种地租不但包含农民（佃户）的全部剩余劳动，即维持农民起码生活以外的劳动，而且经常包含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即维持农民起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地主是完全脱离生产过程的社会寄生虫，他们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这种封建所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地主对于农民人身的不完全的所有制，即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特权（反映在政治上，即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全国人民有完全的人权），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
这里说的农民所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就是通称为“级差地租”的那部分，这部分地租体现的是任何一块土地上的收获量和当时最贫瘠的耕地上的收获量的差。这里说的农民的“一部分必要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地租，也就是通称为“绝对地租”的那部分，它是从那些由于自己无地而出卖劳动力的人们身上榨取来的。那些占有土地的人，实际上是垄断者，他们可以向租种土地的人索取贡物，仅仅是由于无地的人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土地所有者凭着占有土地，就可以榨取一定数量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即绝对地租。这样的收入，不论是一个贫农或一个中农或一个富农所榨取的，与一个根本不劳动的地主的收入在本质上没有两样，因而被定为是封建性的。
中共中央发布的规定，只把多余的土地（占有超过当地按人口平均数的那部分土地）作为绝对地租的来源。上述《规定》的第七章说：“有些农民占有土地较一般农民平均所有者为多，因此在其总收入中实际含有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收入，其性质等于地主的地租；占有土地愈多，则此种变相的地租收入亦愈多。”
为了把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考虑在内，对占有超过平均数土地的家庭作了以下的补充规定，“（一）如果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一倍或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则上述的剥削的限度应一律降低二分之一。（二）如果农民所占有的土地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二倍或二倍以上，则其剥削的份量虽不及上述限度的二分之一，仍应认为富农……。”
加倍计算剥削率，就是先把剥削得来的纯收入乘以二，然后看是否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例如：张庄某户每口有十三亩土地，即相当于平均土地数的两倍。这家总收入是三千斤，即使其中只有四百斤是来自地租、债利或雇工，也要划为富农，因为如今必须把那四百斤乘以二后才计算剥削率，结果就是八百斤，超过了总收入三千斤的四分之一。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有关占有平均数量以上土地的其他规定与这一条有抵触。单身过活的人和缺乏劳动力的老年夫妇，被准予占有比别人多一倍的土地，而在划成份时不受任何惩罚。
对于老年夫妇来说，它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多余土地上的产物，可供他们雇佣必要的劳力而仍有剩余来养活自己。对于单身人口，多余的这些土地也有类似的用途。它使一个单身汉可以雇人做通常是由妻子做的那种劳务，如做饭、缝补、理家，等等。它使一个妇女可以雇工做通常是由丈夫干的地里的活。
一九四八年发布的阶级标准所精确规定的社会划分，绝不仅限于中农和富农间的区分。还有很多条文是关于地主的，关于区别地主和富农的，关于区别经营地主和普通地主的，关于区分新式经营地主和旧式经营地主的，关于有雇工剥削的佃农的，以及关于区别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等等。但那年春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都收拢到人民的联盟里来，而把那些不可能拉过来的力量作为打击的对象，所以在县土地改革会议上，大部分的时间是用在学习关于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分界线的条例，以及如何正确地确定这条线的问题上。
之所以要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很重要的，还因为通过这样一番阐述可以使人看到，出席县会议的工作队干部们，是以极其彻底的精神研究这些问题的。他们不仅对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还用假想的实例作练习，互相测验，直到把划分阶级标准的各个方面及其如何应用弄通为止。
※ ※ ※
新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公布后，就意味着十一个基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要从头再划一遍，而且为了保证不出错，不仅需要再划一次，而是要逐级再划三次。
县委书记把需要进行的工作概括如下：
（一）建立巩固的贫农团。
（二）由贫农团全体成员来划分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
（三）建立强有力的临时农会。
（四）由临时农会的全体成员再划分一次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
（五）通过选举产生村人民代表大会。
（六）由村人民代表大会对全村人口的阶级成份作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划分。
在前阶段的“自报公议”口号上，又新增加了“三榜定案”一句话。
每一次划定后，凡是对自己的成份的划分有意见的家庭都有上诉的权利。如果不服贫农团的决定，可以上诉到农会（在该会成立后）。如果不服农会的决定，可以上诉到村人民代表大会（在该机构选出后）。如果对村代表大会的决定仍不服，还有权上诉到县政府。所有阶级成份的划分都要在县里作最后决定。县政府的决定宣布后就不能改变了。
陈书记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解释、讨论、报告、审核、划成份、发榜；再解释、讨论、报告……要反复地搞。这很麻烦，很困难，很费时间。但是人家并不嫌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项工作。谁领导划成份，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你要是把一个中农划为富农，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就是把这家推到敌人阵营里去，就是破坏了团结中农孤立敌人的政策。反过来，要是你把一个地主划为中农，你就是包庇地主，就是把一条毒蛇揣在怀里，就是破坏了消灭封建主义的政策。”
按照新标准如此谨慎地划出来的这条线，势必产生令人不安的结果。已经可以断定，许多一度被说成是富农，甚至于也许还被说成是地主的家庭，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中农而已。许多先前被没收了财产的“斗争对象”，不可避免地要变成“错斗的中农”。
陈书记极明确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并说，一发现有这样的户，不但要给他们改订成份，还要发榜使他们回到人民大家庭里来，而且还要向他们退赔，退回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在实际上恢复原先的中农地位。对以前的过火行为必须加以纠正。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财产，如果无法找齐归还他们，就必须用等价的财产赔给他们。这是必须做到的，是不能避免也无可推诿的责任。
“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觉得这太麻烦了，”陈书记警告道，“如果谁不正确、耐心地做工作，那他就是为蒋介石效劳，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就是帮美帝国主义的忙。”
当土改干部们逐步意识到，对“错斗的中农”必须退赔时，他们的情绪受到的震动就更大了。首先，对所有这些过火现象，显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事们是有责任的。分土地时难道不是他们在村里当头头吗？其次，他们想不出从哪里能搞到这么多土地和财产来退赔。在各个基点村里，不是有好几百户贫农还没有翻身吗？除这个数目以外，如今每个村还要加上一、二十户需要予以退赔。所有这些“填补物资”从哪里来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在会议开了十天后，它还没有如其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受到重视。尽管陈书记很强调中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退赔问题有被和其他很多任务等量齐观的倾向。翻地、播种、锄地，这些是不能不抓的；一个常设贫农团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帮助村里的共产党员再次起带头作用；对还没有过关的党员必须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必须向被扣押的干部道歉，对未翻身的贫农要优先照顾；妇女必须发动起来。与这些任务并列起来，给“错斗的中农”改订成份和退赔的任务，成了头绪繁复的工作中的仅仅一个方面而已。对于不能区别哪些是较重要哪些是较次要的任务的人来说，这一大堆事显得很混乱，甚至互相矛盾。
如果早先强调的是毛泽东的第一条原则（即“满足贫雇农的要求”），那么现在被突出的是第二条（即“必须巩固地团结中农，不得损害他们的利益”）。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两条原则包含着一个矛盾，所以干部们面临的任务看来比过去更困难得多了，有信心搞好工作的人很少。
陈书记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改变大家缺乏信心和犹豫不决的状态。
关于干部日常生活和他们家庭的生活这一关键问题，他首先向大家保证，要采取具体步骤，使完全脱产的政工干部的家里确实得到必要的照顾。他把目前遭遇的困难归咎于领导生产的干部们的“左”倾态度。“他们受到贫农路线的宗派情绪的影响，看不起老干部，甚至仇视他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县里决定要帮助大家，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谁要是有病，也不用担心，去看大夫抓药就是了，县里给报销。”
陈书记接着狠狠批评了会议参加者当中缺乏党性的表现：“有的同志说：‘我们受到的对待比斗争对象的地主还不如。’怎么可以拿地主和革命干部相比呢？这样比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地主反革命，那你当然成了斗争对象。如果你不是，那么拿自己和这号人比，是自己贬低自己。
“当然，我们的工作方法有缺点，‘左’倾主义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是我们工作方法上的缺点，政策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在暂时现象面前灰心丧气呢？”
他的目光扫了会场一遍，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盯着大家的眼睛。“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他讲道，好象在准备进入战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吃饭睡觉、混日子吗？那是地主富农的思想，他们是为了享受，糟蹋粮食和衣服，以及生孩子。可是一个共产党员做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要看到还有一个穷苦兄弟在忍饥受冻，他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谁要是只考虑个人，谁就不够党员的资格。现在有一些同志这样想：‘在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去？’但是请想一想，是谁领导你们翻的身？‘果实’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典型的忘本思想。一个好党员遇到个人困难时，首先考虑的是别人的困难。如果你们在整党中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应该理解了。你们想要回家可以回去嘛，可是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难道会有谁糊涂到不再有什么政治要求了吗？谁要是没有了政治要求，就不能认为他还是个完全的活人。就连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当他进不了贫农团时也会闹情绪的。难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没有政治要求了吗？如果你们现在撂挑子回家去，人家还会让你们进贫农团或农会吗？他们难道不会说，你们既然不愿为群众服务，也就没有理由参加贫农团吗？”
“还有另一种理由，”陈书记一边说着一边又一个接一个地直盯着大家，会场上的人都挨到了，“也有些人想去外村工作，因为他们害怕过不了关。但是政策的精神是要教育和帮助大家，并不是要把你们打倒。老实说，你就是到外面去工作，也躲不过这个关，因为最后你还是得回本村去。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除非你是一个比混进我们队伍里搞破坏的地主更坏的机会主义分子。要是一个共产党员经受不起自己党的审查，他怎么能够在敌人的打击下站稳立场呢？整党是在我们党内进行的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要掉队。总会有一些人跟不上队的，那也没有办法。
“比方说，我买一张票上了火车，而根本不考虑我要上哪里去。可是火车是开往莫斯科的，当车子出了山海关到了西伯利亚时，我忽然不想去那边了。当然我就要设法跳下车来。这就象有些入了党而根本不想为群众服务的人一样，一遇到困难他就动摇。所以，大家最好现在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打定主意是要朝莫斯科走呢还是朝纽约走。不要因为受了党的审查而埋怨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必须整党呢。”
土改干部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他们就得迎着困难上。我坐在大殿里的听众当中，可以感觉到陈书记这番话打动了人心，他的挑战被接受了。但同时也很明显，早先的沮丧和混乱情绪仍然存在，这些干部仍然感到泄气。他们并不是要躺倒不干，但他们也没有被感动得要一面唱歌一面工作。他们准备象老黄牛一样低头走路，而不准备象骏马一样奔腾向前。
从陈书记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干部们为什么不撂挑子回家去的部分答案。
他们没有撂挑子，是因为共产党把他们维系在一起。尽管犯有错误和思想混乱，但这些男女干部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的。他们相信毛泽东和党会引导他们渡过这个时期，正如过去领导他们渡过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同样，党也没有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抛弃他们。它要求他们进行改造，改正过去的错误，并要求他们去完成一个艰巨的新任务。它放在他们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是更轻了。尽管他们不知道今后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尽管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家属将如何渡过这个年头，但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迎着一切困难来经受考验。他们决心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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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工作队干部们赶回潞城县各基点村的时候，县委已在开会总结和研究会议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当他们费了不少劲把所掌握的情况汇总以后，就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个局面确实是存在的话，就必然要进一步地改变对形势的全面估计，从而改变下一步的工作。各工作队报上来的土地占有和财产分配的统计数字表明，属于封建阶级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已被分配了，贫农大多数也已经翻身了。在第五区，就连工作搞得最差的村子里，大多数家庭已有了足够的土地。如果说还有多达百分之三十的农户还缺少其它的资料，这个高比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此真正的任务不是要发动一次新的土改运动，而是要在这里或那里“补窟窿”，特别是那些非法没收所造成的窟窿，而且是要拿现有的东西“补窟窿”，而不是再去搞那些尚未受到侵犯的家庭的财产。“按布补窟窿”，这就是所要遵循的原则。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使每个人都成为中农，那就只好如此，没有办法，一部分人只好少得些东西。
由于这样的估计越来越明朗化，县委会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第一，他们发出通知说：凡是土改已经胜利完成的村子都应改划为一类村。第二，他们拨出边币二千二百万元（折合二万二千美元）用来补偿被错斗的中农。他们把这笔拨款通知了各工作队，要求各队把每个“基点”村需要多少钱的估计数字上报。第三，他们推翻了关于给全脱产干部的家庭补助的决定，指示所有工作队员必要时可以请假离职回家耕种、夏锄和收割庄稼。
头两项决定，大大减轻了各工作队的任务。然而，第三项决定却把头两项决定所起的好作用几乎全部抵销掉了。当干部们一听说家里还是得不到照顾时，情绪受到很大震动，一时，要求立即准假的人超过了工作上离得开的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