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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是农民还是工人？
经验证明：在他们（农民和知识分子）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刘少奇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这样写道。他在后面又说：“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那末，……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
“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与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
“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这些就是党的领导人向一切共产党员提出的标准。他们要求党员重视这些标准，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上述大公无私的标准，那末却有几十万人在努力追求这种理想标准，而且尊敬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按照这些理想做的模范人物。
来自中国偏僻乡村的新党员们很自然地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够格。刘少奇在论述这些农村新党员的入党动机时指出：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来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在政治上跨出这重要的一步时，却怀着种种个人的自私目的。刘少奇写道：“过去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还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地认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来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是很自然的。”
这用在对张庄那些新党员的入党动机的分析上最恰当不过了。“打土豪、分田地”固然是许多农民入党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他动机也很明显。有些人觉得入党就能吃得开。民兵王满喜后来在说明入党动机时说：“我觉得入党光荣。入了党就能有地位，有势力。我找区委书记去填表那阵，很本就不懂得党是怎么一回事。书记交代入党条件，说要为群众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献身，不对敌人妥协，不向困难低头。可是，我入党以后就骄傲了，觉得这下有了靠山，后来就干了不少坏事。”
赵春娥是一个婀娜苗条的漂亮少妇。她入党主要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和小叔子不受农会的斗争。她嫁的这户富裕人家，在张庄和十多里以外的西山都有土地。因为常年至少雇着一个长工，便被定为富农。为了避免挨斗，赵春娥去找几个吃得开的年轻干部，同他们乱搞关系，结果被他们拉入党内。可是当她真入党时，她的动机却无疑地起了微妙的变化。她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感染上了她那几个情人的革命热情。虽然她下决心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出发点仍是为了保护家庭，但这里面也搀杂进了某种为中国、特别是为中国妇女做好事的愿望——比如婚姻自由、财产权、不做男人的牛马而有做人的权利，等等。
张庄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是被亲戚朋友拉入党内的，这就是为什么民兵队长李洪恩的老婆王满英、民兵申天喜的老婆甄冬娥和民兵肖文书的老婆任荷菊当初申请入党的原因。当然，她们对问题的回答和胡雪贞一样令人满意，也和她一样都有成为一个好党员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对张庄农民入党动机中存在着一定的目光短浅、主观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情况不应当过分夸大。村里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有过做工的经历，因此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这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联主义的基础——是有一定认识和同情的。这些人所以是半无产阶级，不仅因为他们是一无所有、大半时间需要出卖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还因为他们被破产、饥馑和战祸逼迫离家以后，不得不到远处寻求职业时，有时加入了产业工人大军，有时又成为同工人有密切关系的雇员。
张庄党支部的早期成员中，有十个人曾在不同时期远离家乡，在工业、运输业和大型建筑工地做过工。
张天明的父亲是个铜匠，在北京做工挣钱。张天明本人在晋西南的铁路中心做过木工，他从和他在一起干活的一个木匠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张兴发是在闹饥荒那年从家里逃出去的，在太原钢厂推了半年煤。周增禄是从本村民兵中吸收的党员。他刚六岁时就做了羊倌，后来大旱毁了张庄的庄稼，他去当了两年钢铁工人。农会主席郭真宽，先前是个天主教徒，在长治大南堂干过多年车把式，在那儿开始接触了炼铁工人和铁路工人。在民兵队的组织者张江子参军后继任为民兵队长的李洪恩，十一岁就在纺织厂里当学徒工。师福元在太原一家有九十个人的木工厂里做过工人。
这些人都懂得做工挣钱是怎么回事。他们乘过火车，见过现代化的工厂、矿山，听说过有关工人组织起来的事情。党的干部讲工人阶级，讲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纪律时，他们都能听得懂。他们不仅很赞成，而且愿意努力去实行。
那么又该怎样看待前面章节里所着重叙述的“愚昧的乡村生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民的目光短浅和社会经验的贫乏呢？我们说，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乱，成千上万如同张庄一样与世隔绝的村庄的闭塞状态，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大工业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甚至象在太原这样的内陆都市的建立，工业品对国内市场的渗透，华中和华南的十年内战，尤其是抗日战争，给这个基本上停滞的社会造成了一种违背人们意愿的、激烈的、往往是悲剧性的动荡。不过这种动荡本身还是有推动作用的。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饥荒对于太行山区革命的促进作用，也许比其他单独的事件或因素都来得大些。这首先是因为它可怕地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加深了广大人民对于旧的生活方式的怀疑。其次，是因为饥荒驱使大批穷人和破产者背井离乡，他们同其他逃荒的难民和各种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相遇交谈，听到了新思想，打开了眼界，最后在重返家乡的时候，由于这些经历，思想上已有所改变。当县里的领导干部讲起马克思主义时，这些外出过的人就感到说得切中实际。他们爱听他们认为有道理的议论，并且希望多听到一些。
这些离乡做工的人对于未出过门的庄稼汉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的眼界比呆在家里的人开阔，这或多或少对朋友和邻里有所触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作用好比发面的酵母一样。
不管张庄的新党员在入党问题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动机，他们都多少受到了八路军（他们把八路军看成是共产党）崇高威望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全党的领袖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更加崇高的威望的影响。他们想入党是因为敬仰毛泽东，信任他的领导。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就归功于毛主席。虽然是他们自己建立了农会，组织了民兵，剥夺了地主，可他们还是说：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他们在遇到挫折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也要提到毛主席。村里有个人在神父跑了以后依然上教堂去，结果挨了一顿揍，他就说：“毛主席可不赞成这样做。”无论如何，谁都信任毛主席——他的名字就是革命的同义语——负责着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这乃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一种巨大的责任。
※ ※ ※
有些新党员的社会出身和世界观属于小生产者，他们带着主观的、眼光短浅的、往往是自私的、总之是不纯的动机进入党内。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使党的领导人感到沮丧。刘少奇说，“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并没有找错共产党。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他明确指出，这么多党员的非无产阶级出身和片面狭隘的动机并不能决定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性质。党当然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它要改造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而不是被他们所改造。“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小资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
在农村建党的基本问题明确地被认为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也就是对具有革命要求的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一九四五年五月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的首要义务就是：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他三项是：
“（一）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二）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三）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从长远的观点看，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对农民新党员进行耐心的、反复的改造和启发——是有成效的。不管社会出身如何，不管最初的入党动机如何，张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最终都有了做一个好党员的愿望和信心。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希望做一个好党员和实际上成为一个好党员，这还是两码事。毛主席说过，为了改造农民、小商人或自由职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了克服这种人的骄傲、自私、个人主义和对体力劳动的轻视，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根据这种观点，农民的改造比起知识分子来就要容易一些，他们至少没有脱离体力劳动。但即使是他们，也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自我改造。
张庄党支部从它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这场斗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个人的政治觉悟，克服主观主义，克服无原则的报复主义，肃清小生产者损人利己的恶习，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斗争年年进行，时起时伏，收到了不同程度的效果。无疑地，这种斗争目前仍在继续着。
这种斗争为什么会具有生命力呢？因为党员世界观的改造，无论何时总是同村里改变农民的穷困状态，建立美好生活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从支部建立的第一天起，党员们就承担了领导本村群众翻身的责任。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孤立地进行领导，而是作为拥有几百万成员的全国性大党的基层单位进行领导。区党委、县党委、边区党委，一直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都对他们进行指导。但归根结底，工作要靠他们自己去做，并且要对工作的好坏负责。
共产党员在张庄实行的领导，同西方大多数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即使在某一时期，在某些问题上，党和非党干部们滋长了一种可以很恰当地称之为“命令主义”的严重倾向，党不能够，而且也并没有简单地发号施令，强迫农民服从。党在村子里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在村里一切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决不是垄断！），通过党员因模范带头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威信，通过党员集体地对问题进行严肃的研究，通过党员在执行决议时的言行一致而实现的。所有这些，应该明确指出，都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并非所有的党员都能够树立威信，有的党员名声很坏；党支部的决议也不是全由集体作出的；全体党员并不总是能够执行决议；有些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在后面将要说到。尽管如此，党支部还是村里组织得最好的、最积极的、最严肃的和最热诚的团体。它努力以模范作用和说服教育而不是以强迫命令实行领导。
党支部下面分为五个党小组，各有自己的小组长。在每一个决议和行动做出之前，党小组要首先开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他们对村里形势和群众情绪的估计。然后，由各组组长组成的支部委员会开会做出决定。他们若是商定了一项行动，就把决定带回到党小组去，必要时可以召集支部大会。不过这容易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暴露党的存在，所以全体大会并不轻易举行。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党小组和支委会进行的。
自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的那一天起，整个支部的活动一直是严格保密的。由于中央军也许会重新占领这个地区，一切共产党员都有可能遭到报复，所以保密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加强保密，党员们经常要煞费苦心地编造许多理由向家里解释为什么时常不干活，为什么老是不在家。妇女党员尤其是这样（不管她们的丈夫是不是党员），因为按照旧风俗，女人是不应该出门乱跑，不应该随便和人说话，不应该在外面有什么活动的。要面子的人家对这些都很在意。对于党组织来说，好在那些很穷的人，由于没有什么财产需要保护，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后代，所以家庭观念不那么强烈；那些必须自食其力的贫农妇女，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由于党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党员个人的威信或恶名并不反映到党的身上来，而是反映到村政府和那些在村公所、民兵队、农会以及妇女会里担负领导责任的全体积极的党员和非党干部身上。当然党员在所有这些组织中都起着骨干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农民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不管是美名还是恶名，一概都由整个组织来承担，而不仅仅由它的领导核心来承担。
通过党员在村里主要组织中的活动，可以看出党在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全体党员都参加了农会，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郭真宽是农会主席（副主席王雨来不是党员）。全体女党员都是妇女会成员，担任妇女会主任的是胡雪贞，其余三个女党员也是妇女会的组长。全体男党员都参加了民兵，党员李洪恩是队长，张兴发（上一章叙述了他的入党经过）是民兵指导员。至于村政府，大约有一半干部是党员。村长师福元是党员，副村长张贵才也是党员（财粮干事张善庆不是党员），支部书记张天明是治安主任。其他党员——占支部半数以上——都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他们只是普通农民，但是要处处起带头作用，要给别人鼓劲儿，要研究和反映乡亲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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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内部和外部的矛盾
同志们：假若象某种人所设想的那样，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在群众中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影响和落后的现象，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困难呢？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很长时间内，也仍然是存在的。
——刘少奇
为了胜利地领导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在张庄不仅要同敌人的分裂阴谋作斗争，还要同人民（雇农、贫农、中农）中间不断发生的离心倾向作斗争。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比较起来还容易一些，只要党员们识破了地主的阴谋，一般总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或改变政策来消除破坏活动的后果。
当“防空洞”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的时候，梁区长——他与十八个村的工作保持着联系——便立刻意识到，打击那些因受人诱骗而隐藏财产的贫农，正是上了地主阶级的圈套。他一说服了张庄的共产党员，张庄的共产党员就劝说农会改变了策略。这以后，“防空洞”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因为交出匿财受到了分享一份的奖励。那些已经受到处罚的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样一来，没经过什么斗争，大批过去曾经属于地主的衣服、珠宝和其它财物都纷纷交到了农会，农民的阵营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更加巩固了。
对于因受蒙蔽和受贿赂而丧失立场的普通农民，党主张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不采取打击和孤立的措施。雇农张存喜，迷上了原先东家的那位儿媳妇，每次张庄斗争地主，他都不愿参加，后来他被送进区里专为“落后分子”举办的训练班。在那里，学员们通过忆苦来认识封建制度。听到同学们的遭遇与他那么相似，张存喜不禁也回忆起自己的辛酸往事。他想起闹荒那年自己被迫把亲娘从地主家大门口轰走，就哭了起来。看见他这样激动，大伙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嘲笑起他对地主儿媳妇的一片痴情。他们指出，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真是太可耻了。这女人过去对待他象粪土一样，现在也不过把他当做自己家庭的挡箭牌罢了。张存喜终于下决心摆脱她。回到村里，他积极参加各项运动，不久以后入了党。
对于立场不稳的党员和村干部，党的态度比对普通老百姓要严格。有些人出于物质享受的欲望或单纯的肉欲，不惜向阶级敌人提供保护。支部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些人的阶级立场，要求他们改弦更张。有些人认识到了别人多么鄙视他们的行为，就主动坦白了自己与地主家女人的私情，并且断绝了这种关系。另一些人则屡教不改，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兴发。他不愿同富农寡妇的女儿补巧断绝关系，他辩解说，补巧结婚以后已经算是贫农了。其实旁人看得很清楚，补巧勾引张兴发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她娘免于遭受斗争和免于被没收财产。但张兴发自恃是支部领导成员，不顾尖锐的批评，依然故我。
共产党察觉到封建迷信仍然是地主阶级手中的有力武器，就专门在全区掀起了一次运动，把人们从风水先生、算命先生、神婆和泥菩萨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相信人民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的。这个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是在张庄西北十几里以外的下韩村打开的。下韩村有座齐天大圣庙，里面供着一位据说是非常厉害的菩萨，他要是发了脾气，能叫全村的人都害上红痢。由于人们经常死于此病，所以齐天大圣实在可怕。人们在他神像之前，焚起一炷一炷的香，摆上许多祭品，供这位神灵受用。下韩村的共产党员决定把齐天大圣象地主一样来打倒。他们计算了一下历年来为着供奉他而花费掉的钱财，发现这些钱在饥荒时足够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他们把这笔帐拿到农会，许多青年男女都非常气愤。他们涌向庙里，把大圣从他的宝座上推了下来，拖到村公所里。在群众大会上，他们对他展开了“清算”斗争，证明他除了挥霍老百姓的钱财以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保佑。接着大伙就用棍子和石头把他的泥身砸了个稀烂。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想要阻拦他们，说是几天之内，所有肇事的人都会闹红痢死掉。但是青年男女还是照样干，当晚和次日没有一个人生病，于是齐天大圣在这个村里的统治便彻底崩溃了。只有几位老婆婆一如既往，仍去他的破庙里烧香。
胜利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其它村子。张庄的党员们听说这事以后，决定把本村一个据说能够治病的神像也同样砸掉。神像就坐在村子南头的一个小庙里，从前生了病的人都到他脚下撮起一把土，和上水吞服下去。经过这番“治疗”，信徒们如果在原有的病之外没有再得痢疾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共产党员们首先在支部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破除了自己对鬼神的迷信，然后又领导农会展开了同样的讨论。不久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嘲笑那个名誉扫地的菩萨和他的“泥汤药”了。一个民兵把这个菩萨的泥头敲了下来，只有少数老人感到惊恐。
这样就打破了各种各样迷信思想的束缚。
清算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推动了这一类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一被推翻，连傻瓜都认识到生辰“八字”和祖坟墓地再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了。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所谓“蒋介石马上就要回来”的亡灵的预言和所谓“太阳落山时显示的红色，预示着共产党终将完蛋”的谎言了。迷信少了，对于农会、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信任就多了。
张庄不是一个接敌村，所以党支部还无需立即发动群众去对付还乡团的袭击烧杀，而在许多地方，这类暴行使地主阶级所散布的可怕的预言应验了。但是张庄的共产党人还是通过宣传武装工作队在接敌县所取得的胜利与害怕“变天”的思想作斗争。在接敌县，只有用红色恐怖来对付地主阶级的白色恐怖，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进行革命了。夜色降临以后，最勇敢和最能干的游击队员就穿着便衣去袭击国民党控制的乡村。他们把恶名昭著的参与暗杀地下工作者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分子从家里绑架出来，押到野地里审判，然后就地处决。尽管马歇尔的调停使大部分战线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但是边界上这种非正规的战斗却愈演愈烈。这种局面与当年约翰·布朗在堪萨斯州边界进行的战斗极其相似；张庄农民听到武工队胜利的消息便大为振奋，如同新英格兰的某些废奴主义者听到来自俄萨瓦多米的消息的情景一样。
人人都很明白，假如停战期满后没有达成和平协议，真正的考验就会来临。中国的前途就将由战场上的厮杀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参加八路军（一九四六年中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就成为张庄党支部的一件重要的工作。第二次全区性的春季扩兵运动开始了，要求共产党员带头报名参军，或者动员自己的家属参军。这次有三个党员参了军。郭真宽和张天明都动员他们的兄弟报了名，李洪恩的两个兄弟也去了。先前因为被丈夫毒打跑到妇女会去告状的程爱莲现在已成了共产党员，她动员自己新婚的丈夫金岁去参军。这次总共有二十五个小伙子报了名。其中几个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来，剩下二十个人全部都被接受，成为迅速壮大的农民志愿军战士。他们在家乡分得了土地，现在决心起来保卫土地了。
这一次，村政府不但请新兵吃了酒席，敲锣打鼓热烈地欢送他们，而且还发给每个人一件新衬衣和一床新被子。每人的家门前都挂上了一块油漆匾额，上面用鲜红的大字写着“光荣军属”。当场还编了许多诗歌，用苍劲的草书写在一大张一大张的白纸上，贴在光荣匾的旁边。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参军打仗喜洋洋，
谷子发芽上前方，
我为人民扛起枪，
保卫土地保家乡，
报名参军最荣光。
招收新兵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克服对敌人的子弹或战争艰苦的恐惧心理，而是要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牲口和庄稼也会得到妥善照料。村政府为此组织了“优属委员会”，负责实行代耕制。代耕制要求全村所有的壮劳力都为参军离村的四十多个人负担义务工。党支部在这里又起了巨大的作用。共产党员们（除了个别例外）不但完成或超额完成自己的一份义务，而且鼓动别人也这样去做。这就使代耕制取得了成功。在“优属委员会”上，他们带头建立了检查制度，以保证代耕工作能够很好地完成，保证母亲、媳妇们的意见能够迅速地予以考虑。正是这种对军属的优待，才使一支志愿的军队有可能建立起来，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出高昂的士气。
一个年轻的媳妇写信给她的丈夫说：“你参军走后，邻居常来看我。地里的活儿有王家三人自愿帮忙。我想最叫你挂念的就是我这身孕，你怕家里没人照顾吧。其实已经安排好啦，除了我娘，邻家媳妇（她是妇女会的）也要来伴我住。要是咱家里的小米不够过年，村公所会给补助，你就放心吧！”
※ ※ ※
仅仅挫败地主阶级的每一个新花招，还不足以保障胜利。张庄党支部还必须防止人民阵营因为派别的争吵和利益纠纷而发生分裂。农民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的人数众多，所以尽可能地扩大和巩固他们的队伍是很重要的。分析表明，人民的利益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点，党就引导大家在共同的利益上团结起来，撇开那些分裂他们的个人恩怨和猜疑。在这里，主要的根据就是阶级利益。党教导的基本原则是所有贫农、中农的阶级利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必定是互相依存的。这种利益的依存归根结底应该高于一切。所以，尽管贫农中农内部会由于家庭宗族关系，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由于过去的汉奸行为，由于往日的劣迹，也由于今日的奸情等原因而发生纠纷，但是都能够在一场翻身运动中团结起来。
因为有汉奸行为而遭受打击的少数农民，与打击他们的多数农民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对立。这少数农民一戴上了汉奸帽子，就处处受气；邻居常常捉弄他们，村政府也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看待。如果这种对待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这些有汉奸行为的人就会无路可走而投靠地主豪绅势力。根据区委书记的建议，党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凡是在伪政权里不太重要的角色，一律摘掉汉奸帽子，包括所有的闾长、甲长、自卫队员，以及在解放张庄的战斗中逃进炮楼里的反革命爱乡团团员。
张天明动员所有的党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同每个有汉奸行为的人分别进行了谈话，同他们讨论过去的问题，并且给那些对错误有认识、并诚恳地希望参加革命阵营的人指出了光明的出路。
“咱们都是穷哥儿们，”共产党员说，“我们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们受了汉奸头子的骗。想想吧！你们替谁扛枪？还不是替地主？他们为什么叫你们去挨枪子儿，自己倒舒舒服服坐在屋里享福？他们怕八路军，他们知道八路军一来，有钱人都得倒霉！所以他们就哄你们，骗你们，把你们送到炮楼里去保护他们的政权。想想吧！枪子儿打到炮楼里，送命的是谁？是有钱人还是穷人？”
这正是大多数年轻的伪军人员一直在等待的。他们觉得自己过去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光采，巴不得受到宽恕，被邀请参加农会。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叫到行政委员会去，坦白过去的错误，交代进炮楼的动机。委员会认为谁认真悔过，就允许谁加入农会，并且在分财物时，也可以按照“等级”得到一份。最后，没有一个人遭到排斥。
党支部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这些年轻人不仅都参加了农会，而且许多人还当了民兵，有的后来还入了党。他们当中，有曾经在伪自卫队里混过事的申天喜，还有在第四中队当过兵的肖文书。
要消除天主教徒与村里其他人之间的隔阂，就困难多了。要知道，双方的纠纷和成见是根深蒂固的，这可以追溯到义和团起义前后的年代。那时，天主教会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还远从河北把教民迁来安置在教会的地产上。历史上的积怨，在反汉奸运动中大大加深了，因为伪政权中天主教徒相当多。宽大处理了一切下层伪人员后，这些感情上的创伤部分地得到了医治。然而反教会斗争又造成了新的更深的创伤，在老信徒中尤其是这样。例如，由于孙神父的逃跑，人们就一直不断地追究教徒们的不忠实。因帮助孙神父而被捕的那三个人——卢先保、裴虎胜和樊明喜在县狱里关了八个月之后被释放了，但是由于他们交代了他们是按照国民党骨干分子王恩保的指令而帮助孙神父逃走的，就又受到了管制。
地主儿子樊明喜感到自己性命难保，就把卢先保和裴虎胜邀集到一起，建议三人合伙暗杀一两个主要干部，然后逃跑到洪洞去。当他去马场为这次逃亡筹款时，张天明觉得有些可疑，就下令逮捕了他。在群众大会上，樊明喜供认了他的计划，随即便被民兵打死。从这以后，裴虎胜和卢先保在张庄一直受到严重的怀疑。
少数继续去参加弥撒的教徒，也引起人们的怀疑。这时候，本区唯一能做礼拜的地方，只有张庄以北三里路远的马场，那里还住着一个天主教神父。干部们怀疑，甚至经常公开声言，那些每逢星期日早上都要长途往返的人们，是否真的仅仅是为了礼拜上帝。
在一九四六年春复活节那天发生的一件事，使一切潜在的怀疑和敌意都爆发出来了。复活节是重要的宗教节日，那一天去马场的天主教徒也比平时多些。弥撒完毕之后，张庄的教徒们都聚集到一个教会头目的院子里。一个据说曾把孙神父带到洪洞去的人那天也在场，传说他秘密与教民开了黑会。于是，张庄的教徒回村后都被抓起来受到了拷问。他们不仅是“特务教”的信徒，不仅支持和日本人勾结的教会，参加有大特务出席的黑会，而且去马场居然没打路条。
由于他们去马场没有路条，张天明就给所有参加复活节礼拜的人都扣上了“特务”帽子——就是说他们成了蒋介石的特务和解放区的敌人。
从那以后，仍然想上教堂去的人都没胆量去打路条了。没有路条只好偷偷去，这比先前惹起了人们更大的怀疑，只要被逮着就少不了挨揍。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只要一有能偷偷地离村的机会，就往马场跑。其中三个人特别受到村干部的怀疑。他们是日伪时期的副村长李同仁、他的兄弟李何仁（也是一个伪村吏）和他们的邻居、密友申全德。每次被扣留盘问时，他们都一口咬定去马场只是为了作弥撒。可是到处都有流言，说在马场开的会有些和宗教活动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这件事就老也平息不了。
对这些积极活动的天主教徒的怀疑，加深了村里长期以来的隔阂。一个以李何仁为中心，以申全德为喉舌的集团开始形成。他们仇视革命干部，反对他们的工作。时间久了，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反革命活动的中心。这种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但这并不是当时党支部努力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党员们由于摆脱不了过去的偏见和当前的恐惧心理，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
与此同时，在张庄大多数教外农民的心目中，复活节事件和教民继续非法前往马场，只是更加确证了他们过去已经根深蒂固的猜疑——天主教徒其实都是不可信任的特务。李何仁集团的出现，在群众中引起了许多流言，使他的成员更加孤立了。
普遍怀疑的锋芒并没有触及（至多稍微触及）一批象郭真宽那样的退教者或挂名教徒，他们全心全意地参加了反对地主统治、反对天主教会（也是地主统治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农会副主席王雨来和儿子王文则都退了教，他们带头把其他教徒指为特务、汉奸，于是获得了干部们的信任，也引起了教徒们的忿恨。
农民阵营中最严重的分裂，是在清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贫农与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中农之间的分裂。由于这种分裂牵涉的人数太多，所以问题是严重的。即使对教会的斗争使所有的教徒都受到排斥（当然事情并非如此），那也至多只占全村人数的五分之一。而小土地所有者却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二。既然贫农不能孤军奋战，他们与中农的分裂就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
反奸运动使全体农民的坚固同盟出现了问题，因为被剥夺的汉奸分子中有的是中农。把天主教徒当作特务来打击的作法，使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些人里面也有中农。
清算运动则威胁到这两个阶层合作的基础。因为在敌人和朋友之间、农民与剥削者之间还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许多自己有地的殷实户，看不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某些斗争对象的经济地位有什么不同。他们想起自己过去曾向邻居放过债，收割时节曾经请过帮工，不禁直冒冷汗。“保不准自己也是剥削者哩！”他们交头接耳地这样说道。他们悄悄地回避了村里的事务，除非民兵敲门来叫，轻易不肯出去开会，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讲“翻身”的怪话。
党支部的领导人看到许多人家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听到上级党政机关不断发出的不准侵犯中农利益的警告，决定对此采取一定的措施。他们通过农会同自耕农举行专门的座谈会，要求他们畅谈自己的心里话。一个因为过去当过伪闾长而挨了斗的人说道：“我已经受过罚了。照眼下这个光景下去，怕是又要挨一回斗哩！”又一个人问道：“你们这些闹平分的，把油水（指地富的财产）榨光，以后怎么办？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另一些人则问为什么不把他们划入“等级”里去？虽然他们困难多，缺农具，缺牲畜，可是却分不到一点“果实”。他们问道：“我们凭什么要积极参加斗争呢？”
他们都对废除债务和实行新的鼓励勤劳的累进税制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在新的税制下靠勤劳发了家，到头来他们增殖的财富又会被收走，就象割韭菜一样；要知道，韭菜是出一茬就要割一茬的。这会不会是勤俭的最终报应呢？
为了消除这种“割韭菜观点”，支部党员促使农会把所有缺乏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农户都评了“等级”。为了表示团结，那些并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农户也被评入了“等级”。这样，家具、粮食、衣物的分配范围就比从前宽多了。在这次分配中，全村二百五十二户人家有二百一十户多少分到了一点东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富裕户的顾虑。不过问题并未解决，因为下面要求进一步没收的压力仍然很大。既然真正的财主、有名的富豪都被剥夺干净了，小康人家就不免提心吊胆。
一九四六年夏秋季发生了这一类人最害怕的事：就在这几个月内，一场新的斗争浪潮又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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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全面战争——退却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夏季，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极不巩固的停战完全破裂了。一月十三日达成的停战协定有效期只有六个月，至六月十三日便正式满期了。在进一步谈判以前，双方虽然采取措施延长停战期限，但是七月份冲突的扩大，却使延期成为泡影。激烈的内战在这个月就开始了。
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停战协定。马歇尔将军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想要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并把自己和美国政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仅仅根据战争形势的动向，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认为，他们已经在华北和满洲聚集了足以消灭解放区的力量，才使停战归于破裂的。在整整六个月的休战期间，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国民党控制下的港口，分配给那些由美国军官训练的部队，这些部队被美国军舰和飞机运到华北、东北和华中的各个战略要地。这些都是在运交“已经拨出的”租借法案物资和完成装备三十九个师的战时计划的幌子下进行的。从对日战争胜利到七月下旬，运进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价值超过了六亿美元，这个数字比抗战八年的输入总额还要多些。除此以外，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数亿美元剩余物资，也都转让给了蒋介石，其中包括价值一千七百五十多万美元的枪枝、弹药、通讯器材以及属于“中美合作所”的五花八门的各类物资。“中美合作所”是由中国的希姆莱、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同美国海军合办的一个专搞破坏、颠复活动的间谍机构。
截至停战期满时，美国人训练的三十九个美械师的大部分和蒋军的一百六十七个整编正规师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并且控制了整个华北的战略要地。他们很自信，要摊牌了。在夏季和秋季的军事行动中，蒋军处于攻势，而毛泽东的部队则处于守势。
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歇尔将军使华期间，政府大大地加强了它的军事控制。在一九四六年中期，政府军计有三百万人，被约为一百万多一点的共军所对抗，而且，估计共军中有四十万不是正规军。……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军获得长足的胜利，肃清了大部分陕西、甘肃、晋北、察南、冀北、热河和几乎全部江苏的地区。政府占领了张家口、大同、承德，并且控制了平绥铁路。
在山东，国军获得了巨大进展。肃清了沿津浦铁路（天津到浦口）的大部分地区。共军在这一时期的胜利，只限于向河南与湖北的微小推进和渗入满洲政府军阵地周围的地区。在一九四六年年底，政府军的优势在大部分地区是无可匹敌的。
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所有解放区的形势都变得很紧张。当太行地区四周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都陷入敌手的时候，人们并不想掩饰局势的严重性。张庄农民的反应是很复杂的。有些人感到恐惧，后悔当初不应该参加斗争。而其他人却增强了决心，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被迫实行退却的时候，表现得临危不乱，这不过是蒋介石在三十年代搞过五次、八年沦陷期间日本人先后搞了无数次围剿的又一次重复而已。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比过去强大得多的力量，中央委员们深信这次围剿不仅能够、而且必将被粉碎。
但是，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
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犹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反对民族奴役的抵抗精神，才产生了热情和团结一样。而且，“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互相一致的。
为了及时地动员民众中的一切潜力，胜利地抵御国民党的迫在眉睫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发出的一项指示中，已经改变了抗战时期的“双减”政策，向解放区重新发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号召。这个政策公布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对于那些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这是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号召，而太行山区等地的贫雇农团和农会早已主动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对于他们，这个指示就是一个正式的批准。指示中说道：
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得实现。
“五四指示”的规定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与当时所有政策的防御目的是一致的。对富农仅仅实行减租减息，只有对地主才没收土地。正如大卫和伊莎白所指出的：
“恶霸”、汉奸和大地主同一般中小地主是有所区别的。只要有可能，对待后者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不用说，就是对待前者也是给生活出路的。工商业即使属于地主也要受到保护，一般都遵循一种宽大的政策：不搞肉刑；特别是没有正式法律程序就不得杀人。所有曾经同抗日斗争合作过的人，包括地主阶级的人在内，都一律受到照顾，他们与各种非农民阶级分子，都尽可能地被吸收进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和国家统一的统一战线中来。
关于如何对待中农，“五四指示”说得十分明确。中农是作为同盟者参加运动的；要鼓励中农积极参加一切决议的制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土地和利益都不得侵犯。
“五四指示”在内战达到高潮以后才传到潞城县。在一场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一支国民党大军深入到离县城不到一百五十里的情况下，“五四指示”的温和条文很少得到遵守。斗争实际上比过去更为尖锐、猛烈了。县委要求做到“三透、四有、五不留”。意思是，三件事要彻底，四样东西要有，五个问题要解决。“三透”就是“揭发透，斗争透，翻身透；“四有”就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地种，有房住”；“五不留”就是“不留一个贫农，不留一个落后分子，不留一个问题，不留一点封建思想，不留一个地主”。
这个口号只用一句话便总结了全部的土地革命，从而鼓舞了那些年轻干部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了社会的变革。
这样的一场运动是以两项假设为前提的。第一、潞城县仍然存在严重的封建剥削；第二、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翻身。
既然绝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家已经丧失了公开的财产（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和一部分（甚至全部）地财（埋藏的金银），那么第一项假设就难以成立了。然而，乡村里还有数以千计的穷苦农民很缺乏成为独立生产者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财产没收似乎还不够彻底。实际上，持久难除的贫困成了那两项假设的根据，成了进行一场新斗争的理由。穷人真要翻身吗（谁敢说“不”！）？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财产来。
可是“油水”从何而来呢？让谁献出“果实”呢？一方面，必须把地主剩余的地财统统挖出来；另一方面，必须对那些装成普通农民而实际上有某种剥削行为的人实行财产没收。换句话说，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
扩大打击面的一种方法是不仅查近年的剥削，而且查上几代的剥削，把一九四六年小生产者的父亲一代乃至祖父一代，从佃户雇农的血汗中所剥削来的财富全部查出来。这叫查“封建尾巴”。查三代倒是查出了不少有“封建尾巴”的新的“斗争对象”。平分遗产、分配财富是中国社会固有的、十分普遍的传统，因此很少有人能保证自己的家庭过去没沾过剥削的边，保证自己的财产全是靠勤劳挣来的。那些在分家时从公认的地主那里继承了家产的人，尤其容易成为斗争的目标。他们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地主。即使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也算地主，因为他们的地是“封建尾巴”。
张庄的干部和贫农就带着这样的思想开展了第二次为穷人没收剥削财产的激烈运动，不管老帐新帐都要一齐讨回来。这次斗争持续了二十天。由于大多数出名的地主家庭的户主不是逃亡就是被杀，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亲属便被拉到群众大会上审问。这一回，斗争目标从男主人转移到了全家。民兵们利用家庭内部的分歧和怨恨，通过审讯盘问，互相揭发，严刑逼供，又挖出了不少银元，还挖出了一些金元宝和大批好衣服。
再把地主这样收拾一遍以后，民兵们便开始转向那些“封建尾巴”。一户姓王的人家几乎被消灭了。
王少南和王化南是两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兄弟，他们没有均分他们的地主父亲留下来的三十六亩土地。两家人同年迈的老娘合住在一个院子里。哥哥王少南有一个儿子，王化南没有孩子。
当第二次抄家高潮刚在潞城县兴起的时候，他们嫁在北舍（在张庄东北约三里）的妹妹，有一天带着两千块银元回娘家来了。她求母亲替她把钱藏起来，这是她地主婆家的绝大部分积蓄。王少南和母亲瞒着化南夫妇偷偷商议，决定把这些钱埋在房子后面，除了他们两个人外，全张庄谁也不知道这笔钱和埋藏地点。两个人全都守口如瓶。可是在北舍的这个妹妹受不住婆家那些佃户的威逼，招供了埋藏的地点。于是，北舍的老乡一下就出动了一大半，浩浩荡荡地来到张庄把钱挖出来，统统带回去了。他们找到这么一笔巨款，真是得意极了，专门请了一个戏班子演戏，大吃大喝，一连庆祝了三天三夜。
张庄的小伙子们看到这么多钱财被别人从鼻子底下弄走，感到又惊又气，便大骂王家全家都是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他们推想：既然两千块大洋能够安然地埋藏那么久，可能还有好几千块仍在地下埋着。王少南无法带他们找到第二个埋钱的洞穴，就被他们毒打了一顿，要不是王化南在外面拉粮食，肯定也会遭到同样的折磨。没有找到王化南，愤怒的农民就抓住他老婆，把她当做替罪羊来殴打。这顿殴打除了惩罚，不起任何一点作用，因为财宝是再也找不到了。可是王少南和化南媳妇都因伤势过重而死去了。他们家的三十亩土地和大部分房屋，以及他们个人的东西——从衣服到做饭的大锅——都被没收了。
几天以后王化南回来时，激愤已经平息下来。农民们让他活了下来，但是一点家产没有留下。他不得不外出给人扛活来养活自己、嫂子、侄子和老娘。
※ ※ ※
一九四六年秋天，谷子黄熟的时候，军事形势变得比日本投降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占了解放区边缘的战略地点，而且阎锡山晋绥军的一支强大部队也同时扫荡晋西南腹地，企图乘着农民还来不及坚壁之前，尽可能多抢到一些秋粮。这支部队已经到达了距此一百三十五里以南的晋城，再过几天就要进攻长治了。
在其他战线上激烈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把阎锡山的部队放了进来，这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创造的打破围剿的有效战术之一。凡是不易从正面粉碎的敌军，就放它深入解放区腹地，诱使他们拉长战线，然后给以不断的、灵活的袭击。在地方部队和正规军迅速集结起来进行反击时，他们只有被迫撤退或眼睁睁地被分割歼灭。敌人要途经的村庄都为暂时的沦陷预先作了准备。一切粮食和值钱的财物都被收藏起来，妇女和儿童被送进深山，小伙子们被动员起来开展袭击活动。有经验的领导者对于这种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头一回经历沦陷的农民就免不了神经紧张。反过来，地主阶级把他们的军队的进攻看作是时来运转的征兆。他们公开向人们发出报复的威胁，晚上打黑枪，兴高采烈地盼望着“变天”。
一件怪事惊动了全村。
一天晚上，有个民兵因为不舒服，提前离开了一个会场。他走到大街上，只见天上一钩弯月，村庄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只有几个孤零零的哨兵，仍在隐蔽的地方走动着。这个有病的民兵往南望去，好象看见一个人正蹲在街口的暗处。他朝那里走过去，那家伙一动不动。他吆喝了一声，也不见动静，便从肩上取下枪来，“哗啦”一声推上枪栓，对准了那个人。他无法断定到底是不是人，就大声喊道：“我要开枪了！”那个黑影突然动起来，没等这位民兵下手，小巷里已经响起脚步声——一个潜入的敌人逃跑了。
几天后，大多数民兵都到李村沟练兵去了。留下的七个人中，有四个人分别派在东南西北四头站岗，其余三个都是病号，睡在队部所在的大庙里面。一个是副村长张贵才，他得了梅毒；另外两个是普通民兵，他们长了皮癣。半夜里，张贵才听见临街的墙外有很响的敲门声。他马上顺着院墙摸过去，从两扇木门之间的缝隙向外观察：外面站着一个人，腰间别着一个发亮的家伙，样子很象一把手枪。张贵才问他为什么敲门，回答他的是一种很难懂的口音。张贵才又问了两次，那家伙不吭气了。于是张贵才命令他走开，可是那个陌生人动也不动。张贵才终于拉掉手榴弹的导火线，朝墙外扔了过去，那位不速之客立刻跑得无影无踪了。
张天明弄不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他担心地主阶级真会在潜入敌人的帮助下搞些什么阴谋活动，就下令对一切富农和地主、重要的伪人员，以及同孙神父逃跑的案子有牵连的天主教徒都要实行查夜。半夜里，民兵们两人一组出去巡逻，敲遍所有嫌疑者的大门，喝令户主让他们进去，搜查没有登记的客人、传单、武器和其它反革命活动的线索。
同时，村政府根据潞城县党政领导人的指示，发动了一次“坚壁清野运动”，防备敌人进犯后抢掠秋收的粮食。家家户户都挖了地窖或是到山上寻觅山洞，以便把他们的粮食和财物都隐藏起来。他们还同其它偏僻的村子谈妥了隐蔽妇女和儿童的事情。有些农民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出于恐惧，偷偷把已经分到手的财产和衣物又给地主送了回去，还因为种了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交了租子。一个村主席的老婆竟然跑到从前的地主家里白白当佣人，为的是使那家地主答应在地主势力复辟之后给予保护。这叫作“明分暗不分”（意思是说：在公开场合拿到果实，暗地里再退还回去）。
面对这种恐惧症的蔓延，共产党采取了加强士气的措施，阻止暗中送回“果实”。通过农民协会，他们把坚壁清野运动扩大成为一个“检查翻身”的运动。他们重新检查了每一户的土地和财产情况，要求暗地里退回财产的人再把它们索取回来，并且进行宣传，使一方面暂时放弃一些地盘，一方面动员所有人民的力量粉碎敌人围剿的策略做到家喻户晓。当时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打退反攻”。
一九四六年秋季开始的防御性措施，很快就由村干部和许多贫农积极分子转变成了对于地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在“不打落水狗，跑出来咬了手”的号召下，所有被斗户的尚存成员又被拉上了群众大会，要他们交出最后一点财产。由于敌军日益逼近，反革命威胁与日俱增，运动开展后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而且更多地使用了暴力。这时候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房屋和其它财产可以没收，于是埋藏的金银就成了农民积极分子的主要目标。为了搜寻值钱的东西，这次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了。那些不知疲倦的掘财者们，在墓穴的所在地挖了很多大坑，周围留下一堆堆的黄土。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象散乱的骨牌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到处都是被挖的坟墓，好象整个乡村被巨型炮弹乱轰了一阵似的。人们这样做也是对一切迷信的大胆蔑视。这些大地的疤痕向所有的过路人表明，穷人确实翻身了。地主阶级就是在最可怕的恶梦中，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祖宗竟会遭到破坟暴骨的凌辱。
可是，真正感受到贫农们愤怒打击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活人，或者说是还留在村里的活人，大都是妇女。因而她们就成了这最后一次打击的主要对象。
地主婆的激烈抵抗以及她们对痛苦的蔑视，使农民们大为吃惊。“要让男人说话，只要把铁棍烧红就中，”几年后一个民兵告诉我，“可是地主婆都犟得不行，宁死也不肯说出埋藏金银的地方，烙肉也吓不倒她们，非得拿整孩子来吓唬，她们才软下来。”
但是这些地主婆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激愤的农民，她们一个一个地被迫供出了最后一点家产的埋藏地点。一批又一批的钱财、绸缎、绣花衣服和珠宝被发现了。每一次新发现都大大激怒了人们，斗争的热度一天比一天增高。一月，大地主申金河自己向农民交出了一千多块银元，然后就逃跑了。七月，他老婆又交出了八百块银元和一个金元宝，随后也带上孩子逃跑了。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个嫂子，第三次斗争中，她又交出了二千块银元。谁也不相信这就是申金河家的全部地财，但是无论怎样折磨，他嫂子也不肯再说了。伪村政府的“智多星”周梅生逃跑之前，也被没收了二百块银元。人们还从身居外地的将军徐争鹏家的地窖里，发现了大批细绸和毛料衣服，但是没有金子。他妹妹带着农民找到这些财物，才免于一死。
敌人的进攻使第三次斗争格外激烈，但是敌人始终没有越过晋城，军事危机过去了。农会在张庄已经找不到新的重要财源，查三代也再挑不出剥削户了，因此感到失望起来，渐渐地完全停止了斗争。“五四指示”引起的没收地主的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 ※ ※
贫农积极分子对于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九四六年夏秋两季的分地斗争感到失望。当所有“果实”分完以后，许多家庭仍然觉得自己还没真正翻身。但是分配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比这些不动产更重要的是地下挖出来的钱财。从以前富裕的地主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金银财宝的价值，超过了八千块银元。这些钱分给了两百户人家，每家大约分得四十块，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
这笔钱的大部分立即被用来购置生产资料，村里牲畜数目的急剧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用现款从外地购买了牲畜，几个月中，大牲畜就从七十一头增加到一百零三头，一下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五。大车、犁、耧以及其它农具也都增加了。
潞城县委在这个时期中检查了土改运动的成绩。结果说明，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五个区内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政权已经被胜利地摧毁了。生产资料普遍进行了再分配，结果满意地达到了“五四指示”提出的要求。于是县委就把下一个大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如何更有效地使回到人民手中的财产和资源发挥作用，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只有生产运动的胜利，才能使人们普遍幸福，才能大力支援在前方保卫革命的军队，才能在经济上战胜蒋介石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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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组织生产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毛泽东
刷在张庄一面墙上的白字标语比人还大：“生产斗争和前方打仗一样重要！”
墙背后是一个院子，四个妇女正在一架织布机上缠经纱。附近的屋子里传来纺车转动的嗡嗡声，一位母亲、两个闺女和一个小儿子正盘腿坐在草席上一个劲地纺纱，就好象他们的生活全指望着它似的。同屋的一位老婆婆在一架嘎嘎作响的木制的织布机上来回穿着梭子；尖头木梭刚一露头，她就抓住掷了回去，快得叫人眼花缭乱。
外面大街上，许多小孩一面在梭子上缠线，一面四处跑着玩耍，他们不得不在成群的骡马之中穿来穿去。这些驮着口袋的牲口，几乎把村子中央的一切交通全都阻断了。它们正前往黄碾煤矿，准备从那里装上煤拉到长治去。负责这群牲口的是生产互助组的两个农民。组里忙其它活路的时候，就让牲口出去跑运输。
几个拿着小铁杈、挎着状如贝壳的宽口柳条筐的小男孩，一直盯着这些驮袋的牲口。他们灵巧地把牲口屙下来的粪拾到筐里，然后倒进自家的粪坑，那里积攒着全家的粪便。多拾粪，来年就能多打粮食。
小贩们费力地穿过拥挤的街道。这边一个人推着两边装满瓷器的独轮车，出卖黎城县（在东部一百二十多里）一个互助组的产品。那边有位来自武安县一个十户贫农互助组的瘦瘦的小贩，肩膀上挑着一担重重的粗黄纸包装的墨块。人们在农闲时就制造这种写字的材料。
来自山区、到南部集市去的大车同来自黄河流域、到山区去的大车聚集在村子中央的空场上。向南走的大车满载着煤、矿石、麻、柿饼、核桃、生猪、羊毛等山区特产，进山的大车满载着芦苇、竹椅、青竹竿等平原特产。大车店的所有桌子旁边围满了车把式。他们大碗大碗地喝着漂有肉块和油渣的羊肉汤，羊肉来自别的互助组养的肥尾绵羊。互助组员在地方集市上卖肉，比在县城里赚钱多得多。这些喝羊肉汤的人，从各地乡村带来了生产发展的消息，无意之中促进了沿途村庄里互助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人们从未经历过的，至少，在记忆里是不曾有过的。这种繁荣景象也许可以归于两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这自然是由于农民终于有了一些土地，有了劳动工具，有了好年成。粮食将要装进自己的谷囤，而不是流入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仓库，这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积极性。产量的增长，提高了每个人的收入和购买力，这就促进了农闲季节成百上千种的手工业产品的复兴，而这些又反过来提高了收入和购买力。
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行政部门、财政机关和各级群众团体制订的政策和坚定的组织工作，也促进了这种繁荣。
变工的互助组和集体经营的副业，并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人们大规模地组织和推动起来的。按照共产党的想法，分配土地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激发农民的干劲和热情，为完成从“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劳动到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的转变奠定基础。一旦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互助运动——合作化生产的萌芽形式——就成了农村发展的关键。
毛泽东多次提到两个伟大的“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组织起来增加生产，二者缺一不可。只要封建的租佃关系仍旧占着优势，生产中任何大规模的互助、变工和合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和牲畜，而另一个人只有自己的两只手，那就谈不上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根本没有实行变工的基础。富人只要把穷人雇佣过来就可以了。而经过对地主富农的激烈斗争，使乡村中各家各户有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农具和牲畜以后，互助生产，变工生产，合作生产就到处发展起来了。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互助运动在太行山区的开展是比较容易的；而农民要生产，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为车、驴、牛、耧，乃至铁锄都不够大家分的，为了生产，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尽管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一家有生产所需要的全套农具和牲畜。一头好骡子能耕种一百二十亩地，但无论哪一家都没有这么多地，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张庄最大的田产是一户九口之家的四十八亩土地，这样一个大户也用不了一头骡子。如果他们想有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张犁、一片耙、一副耧，那么成本合起来就要大大超过四十八亩土地的收入。因此，一个拥有一头骡子的家庭就不会再有其它基本农具，甚至连大车也没有，尽管一辆大车在运输上和农业上都很有用。
既然到处缺乏足够的役畜和农具，既然每户的地块都太小，不能有效地利用整套的农具，那么人们就必须组织起来，合伙使用工具，互相帮助。变工，几千年来就自发然而有限地在中国存在着，现在忽然成了农业上的一大运动。
张庄有个农民叫杨忠盛，原来自己就有土地，并且养活了一个大家庭。他现在领导着村里一个组织得最好的互助组。这个互助组在一九四六年由五户人家自愿组成，不久就发展到二十二户，总共拥有四百八十多亩土地。早期的组员中有四个人是军属，还有两家缺劳力，别的组都不肯收留他们。这种困难并没有使他们气馁。这个组的生产搞得很好，新户不断地申请加入，最后成了一个二十二户人家的集体。其中下地干活的有十二个青壮年，两个“半劳力”的孩子，两个“半劳力”的老人。虽然他们每人都要耕种很大一片土地，但不管是播种、犁地还是耪地、收割，他们都最先完成。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在地里，而且在解决生活问题上都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例如，村里的民政主任李盼明，恰好在播种大忙季节病倒在炕上。互助组开会合计，决定在他生病期间，大伙帮他干活都不要报酬，而且也不在他家吃饭。同时，因为李盼明家粮食不够吃，互助组还把粮食借给他，使他能顺利地维持到夏收。在李盼明病愈之前，地已经耪了一遍。互助组告诉他说，欠大伙的工可以等到来年再偿还，可是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记下自己干的活，也从来没有要求他偿还过。这样，李盼明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大大地鼓舞了其他组员。他们想到自己要是生了病，也会得到帮助的，因此干劲倍增，都干得比过去更加卖力气了。年终时，他们当选为村里的模范组。
杨忠盛互助组的成员认为，他们的成功不仅因为大家在建组时都是好朋友，而且因为组织得好，常开会，事事充分协商，并有一套好的记工制度，保证工时交换基本公平合理。杨忠盛从不对组员们发号施令，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到会上讨论，作出决议以后才付诸行动。他们总是优先给军属种地，要求的报酬仅仅是管饭吃。没有劳力的人家对于全部代工都支付工钱，但互助组并不要求他们马上付出报酬，没有粮食的人可以等到收获以后再算总账。组里选出一个四人委员会，负责汇报一切工时、农具和畜力的交换。指派了一个能写会算的组员当会计。每当一期农活（例如播种、中耕、收割等等）结束以后，就公布账目，进行结算。除了条件困难需要缓期的人外，其他人都要补足欠额。这样做，大伙都满意，起到了巩固干劲的作用。
每天晚上，互助组开一次碰头会，计划第二天的工作，省得到天亮前鸡叫的时候，还得费功夫进行商量。大伙都不用招呼就直接下地了。互助组的六头牲口在不需要下地的时候，就由他们的主人赶上，按照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搞运输活动。换句话说，互助组并不要求组员的一切活动都得合伙来搞。合伙干最有利就合伙干，分开干更合适就分开干。为了增加冬季生产，他们还合办了一个豆腐坊，并且把刚从高家庄教会大院的养老院里出来的春庆老汉请来专门在那里干活。
一九四七年秋，全太行区选举工农业劳动模范。从张庄挑选出来到区里参加预选会的六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杨忠盛。虽然在这次会上张庄没有一个人被选拔出来代表全区参加县或边区一级的会议，但是会议还是鼓舞了他们进一步发展生产互助组。
杨忠盛回来后，便同张庄的铁匠张还朝一起，帮助开办了一个木业合作社。村里有许多从地主那里没收过来但还没有分配的木料，另外还有一百来斤铁。村政府把这些铁和木头以及几万元边币，借给杨忠盛和张还朝作为经营资材。村里的十四个木匠都被邀请入伙，其中十一个人愿意加入；加上铁匠张还朝和石匠李老四，一共有十三个人。
只要地里的活儿一闲，这十三个人就聚在一所从前属于在外的徐将军的，叫做洋房院的砖砌大院的空屋里，制作木器，例如木锨、大车轮毂、大车身、椅子、桌子等。开始他们造不出整个的轮子，因为张还朝不会打造轮箍，也不知道怎样把它套在轮子上。后来，县工会应他们的要求，立刻派了两位师傅到张庄去，把一切需要的技术传授给张还朝。他们住了一个月，直到张还朝从头到尾学会了这门技术，才回潞城去。
木业社按照成员技术的高低，采用工分制度付酬。工分最高的铁匠是九十八分，熟练的木匠是八十分，原来是石匠的李老四是七十九分（他们对他很照顾，因为他穷）。青年学徒是四十八分。首先要从木业社的总收入中扣除成本开支，这包括木料、铁料及其它用于制造农具、大车的材料的费用；还有干活时集体起伙的粮食和燃料的费用。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交给村里，以偿还所投入的公款。剩余的钱按照工分分配到人。账目结算出来以后，工匠们发现他们一天只能挣三升小米，而过去一个好木匠单干一天通常总能挣到七升小米。他们虽然对这点不太高兴，但是好歹算有了稳定的工作。许多木匠过去尽管一天能挣七升，却不能天天都有活做，结果也并不更好些。允许赊欠也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木业社和整个生产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贫农翻身，因此这些穷木匠就为许多付不起现款的人家造农具和大车，结果张庄和别的村都欠了他们很多账。若是他们把这些账统统都要回来，他们的收入几乎还可以增加一倍。甚至许多有钱的农民，本来给得起现钱的也不给了，他们说：“别人不给，凭什么我就该给？”
尽管有这一切问题，木业社还是越办越兴隆，技术有了改进，订货有了增加，每月的产品越来越多。木材供应不久就紧张起来。木匠们只得到远在西山的富村买了树，用斧子砍倒，装在大车上拉回来。然后再把木头支起，一个人高高地站在上边，另一个人站在地下面，用锯子把大木头锯成木板和木块。这样干上一天，可以挣三升小米。
互助形式的组织，并不只局限于田间劳动和男人的副业生产，妇女们也组织起了互助组，大部分是从事纺织生产。由于过去几十年机制布的侵入，许多老年妇女已经忘记了如何纺纱织布，年轻媳妇更是连学也没有学过，于是妇女会就组织了几十个妇女，开办纺织学习班，从头开始学习纺织。她们一起住在徐将军的“洋房院”里，边干边学。学会以后，学习班就变成了一个纺织互助组，不再回家搞个体生产了。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妇女，都觉得在一个大组里一起劳动，要比孤零零地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纺纱织布愉快得多。一个人在家里劳动，晚上容易打瞌睡，这样就缩短了劳动时间。大家呆在一起，闲聊、学习、唱歌，长夜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劳动效率也较高。妇女们一连多少天都不回家，不久就引起了男人们的抱怨。这种怨声越来越大，妇女们只好答应让步：白天在自己家里干，晚上在“洋房院”的组里干。
我没有记下张庄这个大互助组生产的棉布数量和价值。可是太行山区另外一个由七十名妇女组成的类似的互助组，在一个季度之内生产的棉布，就能够换回五十五只羊，三十五口猪，两头大牲口，及价值三十三万五千元边币的农具。为此他们受到了全区的赞扬。
紧接着土改之后，边区政府推行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它在促进生产方面，起到了与互助组同样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的规定是经过一段混乱局面后形成的，这就是“比例单进税”，有免税点。旧税制是惩罚勤劳者的办法（且不说有时警察、大兵干脆什么都抢），它以固定的比例对实际收成征税，产量越高，税就越多。新税制则相反，它是奖励勤劳者的办法。它不是按照当年的实际产量而是按照最近几年的平均产量来决定税额的。纳税的根据既不是土地也不是收成，而是负担亩。凡能出产十斗谷子的土地面积就是一个负担亩。决定一个人有多少负担亩，只要算算他的年平均产量是多少斗，然后除以十就行了。他所要交的税就根据负担亩的数量按比例决定。任何人，只要辛勤劳动，应用新方法而增加了产量，那么在几年之内，无论超产多少都不必纳税。如果一个农民挖了一口井浇灌自己的土地，使产量增加一倍，那么三年以内税额完全不变。对于开荒一类的活动，也有类似的鼓励作用。
生荒地（六年以上没种过庄稼的地）上打的粮食，三年不抽税；新开的荒地（六年以内没种过庄稼的地），两年内不抽税。
为了保证所有的农户在纳税以后仍然留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活（这样的事情旧政权是从不关心的），每人都有一个负担亩的产量是完全免税的。这种免税规定同美国联邦所得税法律中六百美元免税规定是相似的。不过边区的税收制度有一点比美国的更好，每头驴和牛都可以免除相当于一个负担亩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马和骡子可以免除百分之七十，这样就保证了牲畜也能象他们的主人一样，得到最起码的口粮。
这种法律的定比特点同美国的所得税规定也是相似的。耕种面积按人口计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农户，每个负担亩交纳二十五斤小米，大致相当于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二十，而耕种面积超过人口平均水平因而收入也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户，就按比例加税，收入比村里平均水平高一倍的人家，就要交纳百分之四十的税。比这更高的税率是没有的，而且也不需要。因为土改以后，收入比平均水平高一倍的人已非常少了。
所有这些特点——免税、按负担亩计算基本税额、增产豁免和按比例加征所得税——合在一起，使得新税制在农民眼里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它的宗旨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保障生活，奖励勤奋，消除懒惰和懈怠。这对改善经营，开垦荒地和增加生产的大规模运动肯定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使互助组和新税制能够掀起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首先必须解决一些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重要问题。
必须说服一些人认识冬季生产的必要性。他们在自己的地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收成，开始感到自满了。一个农民说：“过去收上七斗谷子、十斗玉米就觉得很不赖，今年我收了六、七十斗，我觉得应该松快几个月，享享清福，不必担心吃穿了。”但是，几个邻居凑在一块给他家算了一笔账，清除了他自认为已经富裕起来的错觉。他们经过仔细的计算，发现他家要想维持到春天，至少还需要二十斗粮食。还有一个农民说：“用不着给我算账，没问题，我一年打的粮食足够两年吃的。”邻居们不相信，给他算了算，发现他那点粮食，还不够过冬，更谈不上购买油、盐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了。
还有一些人家虽然认为冬季生产很有必要，但因为缺乏资金而有些气馁。几户贫农就把自己的微薄家当拿出来凑在一起，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了部分问题。当地合作社或者新组织起来的潞城县人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也是很重要的。信用社的主任和职员不是坐等农民找上门来借钱，而是亲自走访附近的乡村，直接调查农民的需要。他们能够发放的有限的贷款，就这样交到了那些最需要资金的人手中。报纸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只把钱借给有东西做抵押的可靠的人的旧信贷传统，并且广泛地宣传了平顺县信用社曹同志的经验。这个精力旺盛的人亲自访问了在他那个信用社服务范围内的每一个村庄。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发现有八户人家虽然分到了一些土地和房屋，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发展冬季生产。其中有四户是军属，有两户是带着孩子的寡妇。他借给每户十万元边币。他们马上把这些钱投入一个麻制品作坊和一个运输队，使每个人都能找到活干。他们对曹说：“政府真关心我们老百姓。这次信用社又把钱直接贷到我们手里，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保证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生产。”
信贷发放，是不带有私人放债者那种赚钱打算的，纺织原料的供应也不受当地气候的变化、棉花的产量和人们很低的购买力的影响。冀中平原的皮棉通过妇女会贷给群众，保证了只要一有空闲，就能进行大规模的纺纱织布运动。
同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村办消费合作社网，减少了经纪人的高利盘剥和投机倒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民办单位低价供应原料，以合理的价钱收购农产品。
运输工具的增加，也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信贷的方便，促进了扁担、独轮推车、脚踏车、驮畜以及双轮大车的运输。道路的改善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最突出的是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新办的铁路局的指导下，铺设了一条从东边深入太行山区的窄轨铁路。
与上述大批的私营企业、合作企业平行发展的公营企业，也不只是那条新铁路。政府还致力于采矿、冶金以及军火生产。当然这里提到的只是其中几个重要的部门。甚至在张庄也开办了一个军火原料厂，它的生产规模不久就赶上了村里的两个酒坊。这个厂用草木灰生产制造炮弹用的硝酸钾，满足人民解放军对于炮弹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前线局势的好转，缴获的美国装备大大增多了。这支农民式的，用步枪和手榴弹装备的军队，遂渐转变成为既有坦克又有大炮的现代化军队。
根据政府规定，第五区的每个农民，一年内要向设在张庄东头一座空房里的那所新办工厂交两次草木灰，每次五斤，按统一价格收购。随着对草木灰的需要急剧增长，农民的灶灰是远不够用的，人们便开始不停地寻找废料。此地的山岗上和山沟里，升起了一缕缕黑烟，几里以外都看得见。这是男女老少在烧树叶、树根、杂草等物。有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把“反动老根”——蒋介石轰出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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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蒋介石轰出南京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运动能不能持续地发展，取决于新政治、新文化有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只有生产运动才能奠定这样的基础。但是，几个月以后，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方战线上的一切并不完全顺利。有几种偏向妨碍了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这些偏向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极端主义。贫苦农民在争取翻身的斗争中，带着这种极端主义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锁，又带着这种极端主义进行了“填平补齐”运动。
其中一种偏向是公然违反政策。尽管中央委员会三令五申，尽管“五四指示”有明文规定，但是没收地主的行动仍然超出了封建财产的范围。在村里年轻的积极分子看来，地主就是地主，富农就是富农，剥削者就是剥削者。他们不承认有“双重身份”（地主兼资本家或资本家兼地主）这么一回事。他们搞起斗争来，就把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地财等一切一切都没收了，甚至把商业也没收了。结果，经过一九四六年的运动，全潞城剩下的私营企业就没有几家了。多数私营企业不是由于资产被分而垮掉了，就是被互助组接管而成为合作企业。这样做的总效果是压抑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对生产是一种难以容忍的障碍。合作企业虽然可以满足一大部分需要，但却不能对生产的全面发展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和创业精神。由此看来，那时私营企业是不可缺少的。
一些人家被当作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这些人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落。这对发展生产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障碍。虽然翻身的农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生产，但那些使别人翻身成为可能的人，那些担心今后自己还需拿出东西供别人翻身的人却止步不前。一九四六年春季产生的“割韭菜思想”，在秋季和冬季迅速地蔓延开来。当多数人尽力创造财富，要使自己同李顺达一样富裕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徘徊犹豫。他们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和第二年当种子用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了——想要等着看看将来的形势。
最严重的是，随着没收运动的深入和打击面的扩大而产生的政治磨擦。运动的总目标固然把农民团结起来，可是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却产生了分裂农民的作用。正当某些领导干部和民兵开始碰到从意想不到的方面来的冷漠和反对时，农民队伍中的这种可悲的分裂，成为某些领导干部和民兵养成滥用职权、盛气凌人作风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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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滥用权力
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或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行其工作。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秋天，“打落水狗”运动达到了高潮的一天晚上，贫农郭元龙正在张庄西南一块肥沃的平地上干活，一直干到太阳下山。这个瘦弱的小伙子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一块土地，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这块地上了。这天晚上，他正忙着在刚刚收割过庄稼的地里拔谷茬。他把一簇簇的谷茬连根拔起，抖掉上面的泥土，然后堆在一起，准备带回家去烧火。在拔完一行，直起身子歇歇发酸的后腰时，他听见张贵才又拿着话筒吆喝开会。这种特别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是从教堂的塔楼顶上传来的。也听不清会上要干什么，这次又要清算谁。只有这样的几句话越过空旷的田野清晰地传了过来：“开会喽……大家都要来……今晚开会……”
“你娘的×！”郭元龙说，“又开会！还有完没完？”接着他就哼起了当天从爱发牢骚的李何仁那里听来的一句顺口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
“今晚缺了我，他们也一样开会，”他嘟囔着，“这何苦来？东西已经挖光，油水也榨完了。树摇了又摇，果子早就掉得一个不剩，连树枝都秃了。如今我有了地，情愿多干一会。再说我也累得不行。”他一边说着一边弯下腰，拾起最后一堆谷茬，从地这一头抱到那一头塞进一下午拾的大捆里。他把这一大捆子往肩上一扛，就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在薄暮中，衬着背后天上的微光，郭元龙扛着大捆子，就象一个干草堆突然长了腿似的走起路来。他回到村子边上自己的土坯屋，放下谷茬，坐下来歇息。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当他睁开眼时，民兵王满喜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你就没听见吆喝开会？”王满喜气势汹汹地质问。
“听是听见了，可我不能把谷茬撇下呀！”郭元龙说着，站了起来，小心地后退了一步。
“听见了为什么不去？还不快点走！人人都得去！”王满喜咆哮着，随着郭元龙的后退而逼近。
“可我还没吃饭呢！”
“吃你娘个×！斗争会已经开始了，你还说吃饭。我叫你吃！”王满喜说着当胸给了他一拳。“跟我走！”
王满喜个头虽然不及郭元龙高，可是却壮实得多，而且肩上还挎了一支枪，郭元龙无奈，只得服从。刚出院门，王满喜又给了他一脚，在他背后大声地骂道：
“你这个驴×！好象我们麻烦还不嫌多，专门得来请你们这些滑头。想想你那翻身是打哪儿来的？打上帝那儿来的？”
没走多远，王满喜把他叫住，又钻进另一家院子。过了一会儿，贫农张老保同他一起走了出来，显然他本来已经睡下了。在王满喜的命令下，他俩顺着小路往前走去。来到大街上时，已经有七个人被王满喜叫了出来。他们拐过弯走向村里那片空地，又碰上民兵张宽心也带了五个人从村子另一边走过来。那天晚上，就这样召集了一大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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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开会为什么还要民兵去集合人呢？如果斗争会符合贫农的利益，他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去参加的。要是在一年以前，还可以把他们的消极情绪说成是害怕“变天”。但是今天如果还这样说就不大对了。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这些人看来都是非常积极的，为什么一到秋天他们就退缩了呢？
越来越多的中农，甚至还有不少贫农，由于认不清前途，对继续斗争都感到了厌倦。一九四五年的反奸运动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的清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夏秋两季的斗争就无法和从前相比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能搞出来一点点钱，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改变整个翻身运动的形势。
许多人觉得把精力花在锄地、掏粪和打井上面要比开群众大会、搞审问、拆炕、挖坟得到的好处更大。共产党员和村干部本来完全可以领导生产运动，但他们却全力以赴地去搜寻钱财。搜寻钱财的好处当然不应忽视，可是花费的代价似乎太大了。一些人被打死了，家庭被拆散了，房屋被毁坏了，祖坟被刨掉了，这些损失非同小可，这时又提出要割“封建尾巴”，搞得人人自危。到底要折腾到什么地步呢？谁家真正能有保障呢？
农民拥护用暴力打碎旧制度。但如果纯粹是为了掠夺，惩罚和进行报复而使用暴力，那就未免太残酷、愚蠢得令人难以接受了。虽然大伙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无疑都藏着这种想法，因此就渐渐地消沉下去了。不肯积极参加新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领导就催得越来越紧，这使得村干部和许多原来一直全心全意支持他们的农民群众之间产生了隔阂。
干部们这种不顾加深隔阂的危险，一味蛮干的作风，就是所谓的“命令主义”。张庄的很多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只知发号施令，而不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大多数群众也都服从这些命令，有的是因为真的觉得这些反复的斗争是必要的，有的因为从来就很听话，有的只是因为不敢违抗。这样一来，干部也就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很多人的支持。不服从的人都被扣上了落后帽子——对这些“酸溜溜”的家伙，必须好好整治整治。有些人被抓起来揍一顿，还受罚额外为军属多干活，为前线抬担架、搞运输。有些人甚至被送去参军。不过由于他们不是自愿的，部队很明智地又把他们退了回来。
几个月来不断紧张的战争局势和正在产生的命令主义加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农民干部身上的其它种种弱点，也开始抬头并且发展起来。毛泽东二十年前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所列举的那些小生产者所特有的个人主义、目光短浅、急躁情绪等等，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奇怪的两重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纪律松懈和对群众强迫命令——发展蔓延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报复主义、宗派主义、徇私枉法，以及享乐主义所产生的小偷小摸、逃避公役、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持枪强奸妇女等等。作为旧政权特征的滥用职权又开始复发，虽然还不十分严重。有钱、有闲、有文化并有一套传统，这是地主阶级的保护色，长期以来掩盖着其暴力统治的本质。现在的干部没有这些保护色，他们的违法乱纪行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与人民的美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在历次运动中担负主要责任的民兵，很快就沾染上了旧军警的某些习气，养成了一种居功自傲的心理来为自己的种种行为辩护。既然每次斗争都是他们冲锋在前，殴打“斗争对象”是他们带头，挖掘老财的土炕、院子、祖坟是他们流汗，特别是为了防备敌人反攻，他们豁出命站岗，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长夜，所以他们自认为理应享受特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觉得，只与大伙同享翻身果实而得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报酬，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觉得，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都是不公平的。当时，这些人凭着自己是功臣，逐渐滋长了私心。在没收地主的大量财物中，他们看中了哪一样，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拿走。要是哪一个标致的女人勾动了他们的情欲，顺从他们的便罢；如果这女的是个“斗争对象”，那就不管顺从不顺从，毫不客气。要是请他们出义务工，这些人就寻找种种借口，后来干脆拒绝。他们甚至逃避为军属干活，而强迫邻居去顶替。
在这样横行霸道的人中，最出名的一个也许就是王满喜了。他是个普通的民兵和共产党员，人称“阎王”，因为他随时准备痛打人民的敌人。他在反奸运动和斗争地主的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现在就象城里那些随便在水果摊上拿人家水果的市场稽查一样，觉着大伙儿多孝敬他一点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利用晚上查夜的机会占了很大便宜。他闯入的人家几乎都是“斗争对象”，所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一点儿不用脸红。他从李保金家拿了二斤麻种，在一个寡妇的菜园里任意地揪葱拔蒜。他看上了玉贤家树上的果子，为了多弄一些，就连着光临好几趟。在肖老张的院子里，他不仅摘熟李子，而且折了一整根树权，拿着它巡夜。他看见前伪保长郭富贵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干葫芦瓢“怪不错的”，就把它拿走了。他还从另外一个伪头目家抱走了一个熟西瓜。那个人不依，被他关了一夜班房。
王满喜要是单独撞上一个地主家的女人，他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他说：“狗日的地主光玩我们的女人，我们就不兴玩他们的？”他在新搬进的那个家的后院里强奸了一个从外村来探亲的地主闺女。后来又和另一个民兵把本村一个“老财”的儿媳妇从她邻居的家里叫出来，理由是谁也不许离家睡觉。然后把她带到一个空院子里，轮奸了她。王满喜还几次企图接近金明老婆（侯金明逃亡在外），往她院里扔石头，问她关于她丈夫的事，命令她出来开会。但是想占有她的计划终于失败了，因为她的邻居紧靠着她家的后墙，屋里有一点声响都能听得清楚。
王满喜很容易地从地主阶级的灾星变成为普通人的灾星。他很快就养成了从前那些村痞的许多恶习。民政主任李盼明叫他为支前去服劳役，王满喜就骂他，说自己的牛病了，让他去找贫农老存。老存也不愿意去运粮食，王满喜就说他偷懒，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人家又让王满喜出去运粮食，他很勉强地答应去了，结果却拿了别人预备外出的草料。别人因为无料喂牲口，路上把牲口腿弄瘸了。就在这趟路上，他打了一个老实贫农，把他的被子扔到地上，因为村里只有一家大车店，而这个农民竟敢在原来已经十分拥挤的炕上抢占了最后一个空位。
王满喜自己拒绝为军属出义务工，可是别人在这方面要是偷了懒，他就发怒。他打他们，把他们带到村公所里进行审讯。轮到自己站岗守卫“果实”时，王满喜就从仓库里拿东西。他偷了一个小镜子、一把镰刀、一把伞和一个装运粮食的驴驮子。后来别人向他借这个驮子，他不肯出借，还自言自语地说道：“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还有一个和王满喜一样蛮横的民兵名叫申玉兴。他是一个骨骼粗壮的汉子，性情冷酷，面色阴沉，不到三十岁就生了一脸皱纹。虽然玉兴爹扛了大半辈子长工，可是好歹总算供他在村学堂里上了六年学，学会了读书写字。以后他就在山区的几个县里串来串去，贩糖为生。闹荒那年因为没钱买糖，他就到太原的一家工厂去做工。张庄解放时，他还远在外乡。他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身上披的破布片，连盖的被子都没有。后来得到的一切都是革命带给他的。从农会那里，他头一次借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褂子。重新分配汉奸财产时，他又分到了一床被子。他参加担架队到前线去，妇女缝纫组给他纳了第一双鞋，这双鞋他足足穿了一年多。在清算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他表现得不错，除了从他爹手里继承过来的三亩地外，他又分到了九亩地和四间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民兵。一九四六年春天，他又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因为他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
生活突然好了起来，参加了强大的党，手中还有枪，这使申玉兴冲昏了头脑。他象王满喜一样，也想搞女人。一个过去曾经为了钱同他睡过觉的破鞋，一次见他空手找上门来便拒绝了他。可他硬是扭着她的胳膊把她强奸了。一个地主闺女拒绝了他，他就把她抓起来，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关进了村公所里。有天晚上，他用刀子撬开一个贫农的家门，闯进去诱奸了正在单身熟睡的女主人。
他讨好的对象是金柱媳妇，这个放荡而俗气的女人，多年来姘过好几个男人。她丈夫虽然很壮，但也很胆小，而且又笨又脏，又爱嘟囔。在张庄，和这个眉毛粗重的不幸庄稼汉的老婆通奸，然后又拿他取笑开心，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游戏。他再生气也只敢打他老婆，他经常兴致勃勃地这样做。媳妇对于这种虐待的回答是无休止的骂街，为一点小事吵闹，然后继续卖炕。
仍然打着光棍的申玉兴，才同金柱媳妇过了一夜就爱上了她。他劝她离开侯金柱嫁给自己，这在村里人的眼中是相当严重的罪过。对于乱搞男女关系，他们还可以容忍，就是不能容忍离婚。为了有机会同金柱媳妇单独在一起，申玉兴命令侯金柱出去参加所有的会议，而自己却悄悄地溜进他的屋里。要是没有会，他就厚着脸皮当着侯金柱的面调戏他媳妇。一个冬天的夜里，他闯进金柱家里嚷着手冷，就把手伸到金柱的被子里取暖。他的手在被子里放了有一顿饭的功夫还不止。申玉兴走后，侯金柱当夜把他媳妇狠狠揍了一顿，她的哭叫声惊醒了所有的邻居。
申玉兴本人虽然是农会生产委员会主任，可是官越大却变得越懒。要是别人在互助时干活不力，他就破口大骂，而自己却尽量少干。有一次，村长师福元叫他组织一个小组到军属的地里干活。军属大娘为了让这些人来了以后能吃上东西，一大早就把热饭送到了地头。可是整整一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因为申玉兴根本没有把村长的话当一回事。农民兆春不愿意把大车借给申玉兴，结果被他打了一顿，硬把大车弄走了。每次申玉兴看见互助组豆腐坊的春庆师傅去街上卖豆腐，总要伸手抓一块放进嘴里尝一尝。但他从来不买，吃豆腐也从不给钱。最后春庆终于忍不住了，再不肯让他随意乱尝。申玉兴便恼羞成怒，夜里闯进春庆家，偷了几斤新做的豆腐。互助组的其他成员都认为是春庆偷了豆腐，大伙儿严厉地追问他，差点儿吵得散了伙。
申玉兴和王满喜都是普通民兵。他们的品行虽然恶劣，可是胡作非为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这里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兵组织不能管住它的成员呢？为什么民兵队长不训诫他们，用纪律约束他们呢？要是第一任民兵队长张江子还在村里，他也许会这么做的，因为他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但正是这种忠诚使他在第一次扩兵运动中就报名参军了。他去前线以后，李洪恩替代他作了队长。李洪恩年轻、积极、热情，做起事来是个勇敢的领导，但他也象他许多部下一样，认为经历了一番艰险，就应该享受特权。这个缺点越来越严重，因为他对生活的享受和漂亮女人的追求，比那些最厉害的部下还要强烈。既然他自己也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搞别人的老婆上，那么要想指望他去整顿他的同伙，或者在其它方面为民兵组织树立一个好榜样，就是不现实的了。
李洪恩屁股上挎着一支德国手枪，腰上缠着白腰带，刮得净光的脑袋上包着耀眼的白毛巾，样子十分英武。他很会勾引年轻妇女，也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威吓她们。他同时搞上了五六个妇女，使她们互相争风吃醋，可是对他都百依百顺。最早和他搞男女关系的人里有一个是赵春娥，就是那个生怕自己的家庭被当作富农斗争的年轻媳妇。由于她丈夫大部分时间总是在西山祖传的土地上干活，她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人家调情。后来李洪恩的兴趣又转到了翠英身上。她是一个非常妩媚的新媳妇，丈夫刚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们原先从来没有见过面，婚姻是包办的，所以新媳妇对她的当兵的丈夫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反而对李洪恩的殷勤大为满意。李洪恩设法把她从只有一间屋的婆婆家，搬到另一个新婚军属的院里。这位军属自己有一间房子，从此李洪恩夜夜都去找翠英。为了变换口味，他还诱奸了女房东。女房东不敢不从，因为正如翠英告诉她那样，“洪恩是这村的皇帝，你要是得罪了他，他会发动全马场斗你娘家，你娘家不是很有钱吗？”
以后，又有一个年轻女人吸引住了李洪恩。她叫富娥，丈夫是李洪恩手下的民兵。李洪恩设法让他出了远门，然后就去找富娥，告诉她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方便了。”这个青年妇女的姑姑来作客，却被李洪恩打发回家去了，富娥担心这样公开胡搞会惹起村里人的非议，李洪恩却叫她要高高兴兴，她反而哭了起来，李洪恩就揍她。富娥的丈夫回来后，李洪恩又安排她参加妇女会举办的织布学习班。由于所有学员都在村南头的“洋房院”里一起劳动，一起住宿，李洪恩每天晚上都可以到那里去找他的相好。富娥说她害怕妇女主任胡雪贞会发现他们私通，这位民兵队长说道：“她不敢反对我，她捏在我手心里呢。”
为了打扮得更加神气活现，李洪恩还从公家仓库里拿走了几样东西。其中主要的是一副眼镜，他觉得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有些文化（这是他当时最缺的一样东西）。他还拿了一支钢笔和一双鲜艳的花袜子。由于这些他送给那些相好的礼物都是要花钱的，而他在冬天又很少有能够卖现钱的产品，所以他需要什么，就到公家仓库去拿。有一回他抱走了一大罐盐，这在缺盐的地方，可真象银元一样宝贵。李洪恩拿的盐是从“智多星”周梅生那里没收来的，而周梅生又是在他做伪村公所文书时从配给盐里贪污的。仓库保管员发现盐丢了，就大喊大叫起来。李洪恩集合了所有民兵，问他们是谁偷了盐。
正好那天是王满喜站岗，他的嫌疑最大。王满喜平时又有好拿东西的名声，因此就是再三分辩也没有用。
李洪恩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过，就这样报答了王满喜。王满喜是李洪恩最积极的干将，是他忠实的随从，在李洪恩的许多风流韵事中，他都是个帮手。李洪恩与王满喜的关系的确很密切，他们互为舅子。有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和家庭关系，很难设想李洪恩会管教王满喜，或者王满喜能管教李洪恩。
李洪恩、王满喜和申玉兴不仅都是民兵，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党支部不批评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开除他们呢？事实上，师福元和张天明都在努力改造这些胡闹的家伙，特别是李洪恩，他给全体民兵作出了一个坏的榜样。他们几次把他叫到支委会上批评他的“流氓行为”。在公开的会议上，李洪恩对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表示悔悟，检讨了自己给党带来的耻辱，发誓以后要改邪归正，并且保证整顿好民兵。可是没过几天，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保证，又依然故我。张天明个别地批评他，他就发火，骂张天明多管闲事。张天明和师福元都觉得不好把两性关系说成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干净。他们自己要是不停止乱搞男女关系，不起带头作用，那就休想说服别人。
农会副主席王雨来把这个问题挑开了。这个非常自私而且好吵架的人强占了已经分给另一个农民安凤的茅房。师福元批评他，王雨来就采取直接行动进行报复。他夜里带着几个民兵闯进石秀梅的家，把正在炕上同她一起睡觉的师福元抓住了。就这样，他在全村面前丢了脸，以后再也没法批评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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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横行霸道的王雨来
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
——刘少奇 一九四二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滥用职权最严重的人恰好就是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他的行为跟王满喜或申玉兴的违法乱纪行为，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不管后者的违法乱纪有多么严重。从前当过土匪和天主教徒的王雨来，按照他自己的一套办法，逐步扩大个人的势力，成为解放后张庄最受痛恨的人。他用的办法是政治上惯用的迫害异己。虽然党支部书记兼治安主任张天明负责全村的反特工作，但并没有请他帮一点忙，可是这个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安人员的王雨来，却独揽调查、治安、政审大权。夜里，他一个人到处蹓来蹓去，察看治安倩况，谁要是同他争吵，他就给谁安上一个“勾结国民党”的罪名。他比其他干部更经常地把“特务帽子”扣到那些天主教徒头上，并且利用这些“帽子”和惩罚的威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雨来这些行为给区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热情，尤其在一个当过天主教徒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热情。在区长的提议下，把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从民兵里抽调出来，担任治安工作。一九四六年秋天，王文则成了张天明的助手。这样，王雨来就通过走后门，找到了一个走前门所找不到的立脚点，和治安工作建立了一种正式的联系。因为他儿子王文则完全是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就等于王雨来自己做了张天明的助手。
象大多数自封的治安员一样，王雨来显然相信他确实在把村子从反革命手里解救出来。有一次进城去买牲口，他吹牛说他一个人就把张庄翻了一个个儿。“不戴眼镜我也能认出敌人的特务。”他在街角一个卖羊肉汤的摊子跟前，对着一群怀疑的听众宣布，“我这胡子是大官的胡子，我让谁死谁就得死。”说着，他做出一副横眉立目的凶相（他的凶相很有名），盯着眼前人群里的一张张面孔，好象就要当场抓出一个特务似的。
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关键性的几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向长治大举进攻，不少人确实都在盼望“变天”。这时候，王雨来说他把村子“翻了个个儿”的牛皮倒有几分可信。经过他一个人努力，有二十多个农民受到怀疑。尽管他们谁都没有受到正式审查，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却不断遭到骚扰、拘留、盘问和歧视。
假如王雨来对他自封的使命有所不安，那么他的这种不安心情也很容易平息，因为只要他把反特运动推行下去，他个人就能不断地捞到好处，而且他的同志们也相信他的指控，他总是用他那老一套方法压制一切批评，解决一切个人问题。有人批评他不出公差，他就把批评者打成特务。有个邻居查问合作生产账，这个邻居也被宣布为特务；他儿子“花钱买了”媳妇，可是亲家因为闺女不到成婚年龄，想要推迟婚期，他又骂亲家是特务。
王雨来把亲家说成特务，强迫成婚，这在张庄成了一件有名的事，结果使他被撤掉了干部职务。那个姑娘叫申仙娥，看来在张庄十几岁的女孩子里是最美丽的。她容貌端正，口如樱桃，一双杏目乌黑发亮，眉毛弯弯的、细细的，额前一绺柔美的刘海衬出了皮肤的润泽，一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直拖到腰际。她的脚是天足，但是很小，就象缠足一样小。她的一双纤细而美丽的手，挥舞起来就象蝴蝶飞舞一样轻盈。她爱唱爱笑，又泼辣又顽皮，这种活泼奔放的性格，使她的外表美更加动人。申仙娥好象一朵山花，娇艳鲜丽，不知怎么竟降临到这个破败肮脏、备受战争蹂躏的村庄里盛开起来了。不论是哪个男人，就是再老、再有病、再忙，只要仙娥从他身边经过，也都不禁要转过脸来看她。
王雨来不需要用眼镜来发现所谓的破坏活动，也不需要用眼镜才能发现女性的美。他在饥荒那年，就为儿子相中了申仙娥，当时她还是个小孩。他给了仙娥爹申喜则一百八十块银元和四十斤小米做彩礼，说好等仙娥成年后就嫁给王文则。申喜则一家就是靠着这些钱和粮食，才渡过了可怕的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到了一九四六年，尽管这姑娘才十四岁，可是王雨来却要求她就和王文则成亲。申喜则不同意，于是王雨来就令他连本带利还债。申喜则开始筹集款子。王雨来生怕丢掉这个姑娘，就变换策略，指控喜则是敌人的特务。由于这个可怜人确实为孙神父的逃跑出过力，并且和别的天主教徒们一起去马场参加过那次有名的复活节弥撒，所以人们很容易便相信了这种指控。王雨来把申喜则抓起来吊打，直到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特务为止。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罪名，王雨来又把喜则的侄子黑小也抓了起来。这孩子是从壶关来的，申喜则早先在那里呆过，他女儿仙娥也是在那儿生的。在王文则的毒打之下，黑小最后也肯定了他叔叔的口供。这以后王雨来便向申喜则提出了条件：或者交出闺女，或者到县法院受审。申喜则只得同意让闺女成亲。
王文则在领着新媳妇到区公所去领取结婚证的时候告诉她说，要是她还可怜她爹那一条命，就得谎报自己的岁数。她报了十六岁。办好了结婚证，一顶红轿子把新娘送到婆家，婚事就算办成了。美人弄到手以后，男人和公公一步也不让她跨出屋门。他们按照传统的习惯，象对待奴隶那样地驱使和殴打她。因为王雨来在村里颇有势力，就是妇女会也不敢插手过问。
和王雨来家最靠近的邻居丑孩儿相信，每当这个年轻媳妇拒绝公公的调戏，就要遭到父子二人狠命的毒打。丑孩儿把他的怀疑告诉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王雨来的耳朵里，他就派儿子王文则去打丑孩儿。儿子干得不坏，他用犁杖把老汉捣昏了。丑孩儿在地上苏醒过来时，又挨了王文则一顿拳打脚踢。从此以后丑孩儿也被扣上了一顶特务帽子。
干部们见王雨来这么残暴，都纷纷对他敬而远之。由于没有人能够证明王雨来是诬告，而且反革命的存在又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有很长一个时期，王雨来越来越横行无忌。人们要想抵制这位农会副主席发出的命令，事先都得经过再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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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初，村里最有能力和最有经验的三个干部张天明、师福元和张贵才都离开张庄到其它村去协助进行土地改革和组织冬季生产了。提拔这三个人到区里担任专职工作，无疑增强了第五区的行政力量，但对张庄本身的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接任这三个职务的都是些缺乏威信、缺乏经验、缺乏政治觉悟的人。他们要么性格软弱，要么自私自利，根本不能扭转这种政治倾向。在这些生手的领导下，李洪恩手下的民兵那种违法乱纪和滥用职权的恶迹以及王雨来父子进行的政治迫害，都发展到了更加惊人的地步。
高大、英俊的张兴发，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民兵指导员，没有做出什么显著的成绩，现在却接替张天明做了党支部书记。与张天明不同的是，他既没有地下抗日战士那样的威信来领导人民，也没有为他所信仰的主义奋斗一番的坚强意志。他宁愿当个“老好人”，同大伙儿都保持一团和气。
雇农张存喜因为爱上了他过去东家的儿媳妇，曾经长期拒绝参加对地主的斗争，现在他接替了师福元的职位，成为村长。他不但缺乏威信，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尤其是什么都要别人给他出主意。所以尽管他辛辛苦苦地工作，却不能批评、纠正或领导别人。
接替张贵才担任副村长的是王雨来的知交王喜友老汉。王喜友在整个“清算运动”中表现都很积极，可内心里却是一个自私的人。他爹过去当过经纪人，剥削过村里所有的人家。这种人是做买卖拉交易的中间人，不管他出不出力，总要收取一份手续费。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出身，王喜友身上仍旧表现出经纪人的浓厚的机会主义习气，以此达到他损公肥私的目的。
王雨来的儿子王文则自然被提升为治安主任，补了张天明的空缺。他很年轻，很任性，极好女色（搞“破鞋”比李洪恩还厉害），而且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由于王文则的升迁，王雨来对治安工作的插手很快就成为控制了。
李洪恩仍是民兵队长，虽然他有前文所述的那些错误。
这样就只剩下仍任农会副主席的王雨来是干部当中年纪最大、经验最多和最刚愎自用的一个了。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可以轻易控制别人，左右公共事务。入过天主教的农会主席郭真宽，按其资历和地位，本来应该而且能够约束王雨来，可是他却不是王雨来的对手。郭真宽是个厚道、温和、勤勤恳恳的人。他想不到王雨来会有那样的坏心肠，很容易受到摆布。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实的农民。王雨来很懂得怎样指使象郭真宽这样的老实农民。
有了这样一伙领导，一九四七年二月旧历新年那天发生的一次惊人事件，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一大群为着方便仍然住在北头庙里的民兵，决定要按旧时民团时兴的做法庆祝这个盼望已久的节日。他们公推王满喜出面，到“智多星”周梅生家把他的儿媳妇抓回队部来供大伙开心。他们就在那座庙里剥光了她的衣服，把她轮奸了。
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一月份提拔干部之后，春季扩兵运动闹成了一场滑稽剧，使整个张庄的政治生活水平降到了解放以来的最低点。边区政府在发布第三次扩兵号召时，要求共产党员和民兵象过去一样发挥带头作用。李洪恩的两个兄弟已经参了军，他愁眉苦脸地去找新任村长张存喜。“喂，”他说道，“你得决定一下我到底该去不该去。”
“先等等！”张存喜回答说，“别着急，也许还有办法。”
王雨来有些旧仇未报，同时也不愿意送自己儿子去打仗。在他的怂恿之下，他们便决定让那些“酸溜溜”的家伙去滥竽充数，这些人从一开始就给新班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凭着王满喜的一身力气，那些出名的伪头目和那些心怀不满戴着无形“特务帽子”的天主教徒，都被赶到村公所里，叫他们做好准备到征兵站去走一趟。
一小伙反对派的头头李何仁，刚完成抬担架的任务，从前线回来。他随身带了一份回遣证书，说明是因为生病才让他提前回家的。王雨来却不管这份证书，硬说他是从担架队开小差跑回来的，命令他立刻报名参军。李何仁的“话筒子”和主要崇拜者申全德，虽然年纪早已超过了四十岁，也要他报名参军。那个愣头愣脑的农民金柱同样不例外，因为象申玉兴这一类人都希望把他撵走，以便更好地勾引他的轻佻放荡的老婆。中农金洪过去参加伪自卫队的那段经历特别闻名，王雨来对他说：“你替鬼子干事儿挺出力气，这会儿为什么又害怕打仗啦？”结果，他也“自愿报名”了。
总共凑起了十来个“酸溜溜”的家伙，他们和几个真正志愿报名参军的人一起被送到了潞城县的征兵站。头发已经灰白的老申，出发时朝四周打量了一下说道：“这下倒成了父子兵了。”这句俏皮话却没有使村干部们感觉到有趣（人民解放军一般总是被爱戴地称为“子弟兵”的）。
当张庄这支新兵队到达县城时，扩兵干部简直被他们大多数人的年龄和狼狈模样惊呆了。他们仔细地盘问这批新兵，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自愿来的。于是他们把这批人打发回村，并且派人前去调查这个“大杂烩”到底是怎样拼凑起来的。
第三次扩兵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终于又找出了十来个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真正愿意去的，有的是经过说服动员以后才报名的。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才去的，这个人就是从国民党占领的河北农村出逃的年轻客户李考伦。他几个星期以前才和一位同姓的姑娘一起私奔到这里，这姑娘是跟他同村居住的一位远房堂妹。他俩彼此爱上了，可是按照当地的风俗，这种婚姻是不允许的。不仅堂亲之间互相通婚被认为是乱伦，而且这两个年轻人都已经分别定了亲。他们公然和全村对抗，并且逃跑了。两个人都被缺席判处了死刑。他们逃到了太行山解放区，最后又逃到了张庄。小李向他住在这村的叔叔请求帮助。他叔叔让这小两口暂时在他家里安下身来，可是他们在此避难的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了老家。姓李的家族派来一个代表，想把他俩弄回去处理。这个代表一到张庄就直奔村公所，要求把逃跑的人交给他。张存喜为了拖延时间，推说不知道有这两个人，由于新兵不足，他就跟李考伦讲开了条件。如果李考伦答应参军，他就绝口不提他的去向，让李家的代表空手而归，并且建议农会给他们两口在张庄分配土地和房屋。李考伦看到自己的生命、婚姻和前途都获得了保障，于是便答应下来。部队因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新兵。
这次扩兵运动只不过暴露了长期以来日益变得明显的事实——由于强迫命令，任意打人、享有特权和“流氓行为”，张庄的干部和民兵已经逐渐脱离了群众。象这样的村子在区里并不只是张庄一个。老百姓说得好，这些地方“上马的”都是少数几个积极的年轻人，他们这会儿正骑在马上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逛呢！同样，在潞城县里发生这种事情的并不只是一个第五区，而在太行地区的各县之中，潞城县也不算什么例外。一九四七年春天，太行地区的政府和党委注意到这种严重的形势，因而发动了一场“洗脸擦黑”运动，目的就是要制止这一切不良倾向，并且克服掉助长这些倾向的机会主义和享乐主义作风。
这次运动采用的是过“关”的办法，也就是由农民群众选出一个代表委员会，所有干部都必须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洗脸”一语出自毛主席本人，他曾经多次解释说，革命领导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被过去的坏习惯和从各方面包围他们的腐朽的社会环境所侵蚀和玷污，正如他们的脸孔要被自然环境的灰尘所侵蚀和玷污一样。这些污点必须经常地清洗，好比人们为了保持脸部的清洁就要天天洗脸一样。又象一个人不照镜子便看不见自己脸上的尘土，一个人如果不请教人民，也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坏思想和坏作风。这些东西危害了人民，因而也只有人民才能反映出更真实的情况。
张庄农民选出了代表，村干部就在他们面前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检查犯过的错误。但是运动搞得并不成功。区领导刚一提出批评的号召，不但大多数老实农民发表了意见，少数“酸溜溜”的人也议论纷纷。这后一部分人的意见都是带有破坏性的，他们企图打倒革命干部，而不是改正他们的错误。提出这些意见的人，说话时根本不考虑谁能替代他们所愤恨的对象。把他们打倒的结果只会使地主阶级从中渔利。
区领导本来应该让这次批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育农民区别善意和恶意的批评，从而更好地改造干部，并且使人民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但是他们却惊惶失措地打了退堂鼓，他们站在干部一边进行干预。事实上不论善意还是恶意的批评，都被压制下去了。结果，虽然有些干部预感到形势不妙，稍稍改变了态度，纠正了一些错误，可是别的干部——比如王雨来——却变得比过去更加骄横了，凡是胆敢批评他们的人都遭到了报复。显然，如果要使已在分裂干部和群众、损害村政府和农会、损害党支部的那些倾向不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就需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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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一月，整个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前景仍不十分肯定。这场动荡好象一股旋风席卷了张庄，摧毁了旧的地主佃农制度，把它砸得粉碎，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有谁为它发出哀鸣的话，那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替代它的也不过是一鳞半爪、未具雏形的东西。剥削和特权，有时在改头换面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几乎没有什么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着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在突然被推上领导地位之后，既有成百荷枪实弹的民兵做后盾，又有绝大多数分到“果实”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将如何行使自己新得到的权力呢？
这些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过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的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包括自耕、互助和集体耕种，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