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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查
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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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出 狱
伤人太多的老虎总要掉进山涧。
——谚语
四月的一个傍晚，丑孩媳妇，一个说话尖刻的老婆子正在做晚饭。太阳下山了，天色很快地暗下来。虽然在开阔的地方仍然能看得很远，而在张庄的院墙里，黄昏的薄幕已经使人们的视线模糊了。丑孩媳妇是个急性子。她在给灶里的柴火煽风，使劲猛了一点儿，吹起了一团灰火，落在她的脸上，一点火星飞进她的眼睛。她跳了起来，向门口冲了过去，边走边用两手揉着眼睛，迈门槛时几乎绊了一跤。她刚放下两手，就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好象雨来模样的身影不声不响地走进院门。在她那双给泪珠润湿的眼里，这个人影似乎离开了地面在浮动。她觉得后脑勺上的头发竖了起来，脊背上冒出了冷汗，她活见鬼了吗？
这个身影朝雨来家的前门走去，跨过门槛和里边的闺女说话。传到院子里的讲话声使丑孩媳妇明白了，那不是鬼，而是雨来从监狱回来了。她想，就是看见鬼也比看见那个可怕的人强。她从心底里感到一种新的恐怖，浑身颤抖，脊背直冒冷汗。她转身跑到自家屋里，喊着：“丑孩，丑孩！”
丑孩惊愕地从炕上坐起来
“雨来回来啦！”他媳妇惊恐地说，“我挥身都冒汗了，你来摸摸，你来摸摸我的背呀。”
丑孩摸了一下他女人的背。可不是，她的内衣全湿透了。
当这个白发老婆子再回到灶旁时，锅里的小米早就烧糊了。
丑孩媳妇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雨来的儿子从前打过丑孩，她乘雨来不在家的时候进行了报复，同时从中捞到了些好处。四个人被押送到监狱去的那天，她在院子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她对雨来的闺女说，她爹十有九成要被枪毙。闺女哭了，她又进一步把主犯家属的未来命运说得很可怕。随后，她又故作同情地说，她将照顾这个不幸的闺女。不过，闺女得给她些有用的东西作报酬。
雨来的闺女受的冲击太大了，几乎整整哭了三天。在这几天里，丑孩媳妇随便进出雨来的屋子，甚至还爬上顶楼翻腾了一通。她下来后就向那闺女要土豆做晚饭，雨来的闺女不给，她就骂，还造谣说这闺女跟她爹一样坏。最后她硬叫这个被吓昏了的闺女给她纺线，纺完后，一个钱也不给。
很明显，丑孩媳妇绝没料到她还会看到雨来。
雨来一进门，天好象塌了下来。丑孩媳妇决定回娘家去住，这样，她可以远离这个爱记仇的土匪出身的人三十里。她的男人也有这个打算。可是，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邻居时，支持的人不多。
邻居们说：“你要是回曹庄去，谁能证明雨来干的坏事呀？你过去揭发的那些事都会给捂起来，为什么不再呆一阵子，等工作队从县里回来再说？”
雨来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伤害他们俩口子，甚至连话都没和他们说过，而且溜走也显然不利，所以他们决定留下来等着瞧。
对于四个干部的突然出狱，害怕的也决不是丑孩媳妇一个人。把这四人从狱里放出来，而且偏偏又是在工作队不在村里的时候，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全村。从前在调查会上大胆说话，甚至要求判雨来死刑的农民，现在都在心里嘀咕当初不说话就好了。他们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大家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要求判这四个干部死刑，并且统一口径说，当时他们说的是别的意思，或者干脆说自己没表过态。
申全德老汉比谁都担心。他正好住在雨来家隔壁。这个前农会副主席回来的第二天，申老汉在街上和他碰了个对面。雨来看到他，一声没吭，转身就走。他站在那儿直打哆嗦，连那个银烟锅都点不着了。后来他对几个朋友说：“我揭发过他们四个人，在几次会上我把知道的都倒出来了。真倒霉，好些人就是喜欢拍马屁。那些坏家伙一定很快就知道会上说了些什么，是谁说的。我怎么能不怕？”
那些在调查会上没讲话的人暗暗庆幸。“我什么都不怕，”宝泉娘说，“我可没在人面前说过他们的坏话。他们回来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没冤枉谁，为什么害怕？”
不少人学这位标致寡妇的样儿，也小心翼翼起来。他们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样，开会时还是少说话为妙。这里头就有金明媳妇。她男人在雨来出狱前后从洪洞回来了。被派去找他的妻舅和他谈了几天，告诉他张庄世道真的变了，回来没事了。有两件事使金明下决心回家，一是她女人被选为过关会的代表；再就是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已关进了牢房。可是，他回来后亲眼看到那四个“坏干部”在村里走来走去，吃了一惊。他马上回到自己的土屋里，和他女人谈了很久，使他女人相信，她过去的大胆行动是个错误。从那天起，她就不出院了，整天忙着纳鞋底、做衣服、纺线。她在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工作队不但把她男人找回来，还在最后分田以前暂时拨了六亩多地给她种），突然变成个安分守己的主妇了。对开会、提意见呀，过关会上的揭发呀，选举呀等集体活动，她都一概不关心了。
不管谁问她，她都酸溜溜地说：“我们冤枉了雨来啦。还不清楚吗？他没什么罪过。”
※ ※ ※
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怕雨来父子。不知道怎么的，他们使全村，至少是村里多数人相信，他们是不好惹的，而且，迟早是要报复的。在村里人看来，这种报复好象是命里注定的。人们说雨来当过土匪，杀人不眨眼。有他儿子的帮助，他还会干出同样的事来，除非人们用武力而不是用批评或责骂的办法先制服他。因此，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就成为问题的核心了。正是因为不准动武，村里的人才对雨来父子及其帮手们毫无办法。工作队主张说服教育，不同意动手打人。可是，农民对这种办法还没有信心，特别是用来对付这些“坏蛋”更没信心。工作队进村前，他们的行动准则一直是“打坏人，不打好人”。对这条准则他们是懂得的，而且知道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上级明令反对一切殴打，于是，不少人心里产生了怀疑，感到这个原则立场的出发点没有原则。采取这种和平方法难道不是为了使那些坏党员不被打死，也就是说使他们避免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多数人很想干掉雨来父子，他们对几具死尸并不害怕。他们也赞成把他们父子俩狠狠地毒打一顿，使他们今后再要威胁谁时就得好好想一想后果。不过，既然上级党和工作队都坚持只能进行思想斗争，大家那股准备战斗的劲头就象戳了洞的羊皮筏子，泄了气。
雨来的态度恰好证明大家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从监狱里得意地出来以后，洪恩和喜友一直不出家门，可是雨来和文则却在村里走来走去，好象没事似的。“县公安局都没把我怎么样，”文则边说边露出一副和以前一样的凶相，“他们关了我四十天，到头来还得把我放了。你们凭什么认为我能被打倒？”
只有少数人反对大伙在雨来的趾高气扬面前全线退却，其中有选出来掌握过关会的两三个敢说话的代表，和几个得到群众同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党员。他们一起努力组织全村进行一些反击。
党员中最胆大的是当过八路的才元和支书兴发。在过关会上，大家批评兴发是个“老好人”。他显然把过关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看得很重，因此，急于显示他的勇气。
代表中最有胆量的是王老太。她提醒大家说，放出来的这四个干部还得过关。“即使发生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也不等于说他们没做过坏事。我们虽不能证明他们打了小全儿，可是我们能证明他们干了别的坏事儿。他们坐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许多干部把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在过关会上，这个干部说洪恩干了这个，那个干部说雨来干了那个。依我看，他们回来是好事。这回我们才能把事情搞个一清二楚。他们关在牢里，事情就没法搞清楚。”
另一个看起来不怕事的农民是老堆金。他早就料到，搞翻身复查时不会有多少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他却看得远些，看到了村里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他把村里的形势编了个顺口溜：“从前开会吃米，现在开会说理。”他还叫他的朋友和邻居放心，那四个人必须接受大家的审查。他认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临时贫农团的对手。
这四个敢于斗争的人说服了代理村长
存喜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他们的目的是想安定人心，解决工作队离开后出现的问题，并为下一段时间组织一次轰轰烈烈的播种和夏锄运动作准备。可是，这次会开得不大好。很多人都没有到会，到会的人也很快就溜走了。那些过去一贯共同努力并使会议开得成功的党员们非常胆怯，他们害怕批评，甚至后悔当初不该那样积极。他们没有阻拦那些从会场上溜掉的人。要是几个月前，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溜掉的。组织村里健康力量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终。
工作队从县城开会回来了。村里的士气很低。干部们分别到张庄三个片上各家各户转了一转，不断听到：“说话有什么用？下台干部好象没事儿一样，照样神气活现。”“雨来回来了，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不如埋头干活，谁愿意开会就让谁去开。”
当戚云和我到申老汉家去时，他气冲冲地说：“我们感到丧气，提的意见根本没用。”他又说：“我们拿出那么确凿的证据，公安局还是不信。文则出去不到两袋烟的功夫，我们就听到小全儿在哼哼。肯定是文则下的毒手。我实在不明白，难道是天上的星星把小全儿打翻的？”
李何仁看见戚云和我在跟申老汉说话，马上凑过来说：“也许是风吹倒的吧？”
工作队干部一再强调：过关会还要开；没有过关的，还要过关；从监狱回来的四个人还要受审查；对那些过了关的人如何处分还要作出决定；村里的民主运动并没有结束。但是，多次长时间的个别访问和谈心活动，几乎没有改变那种消极状态。一个农民刚刚恢复了勇气并振作起来，另一个却又消沉下去。
李老四是个有觉悟的代表，曾受过他亲哥哥的剥削。他自言自语地把村里这种气氛讲了一阵，要不是停下来点烟袋，他还要说下去。“唠叨这些顶什么用？有四个干部过不了关，可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他们不老实，对抗群众，还不是照样和以前一样过日子？他们天天下地干活，和别人完全一个样儿。还有，从县监狱里放回来的那四个人，也还没受到惩罚，他们日后肯定要报复。在斗争运动中，我们积极，至少还得到些东西。旧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告状得到证实，就从炮楼上传出号令，叫被告到村公所报到，还得叫他带着小米。可是现在……”他摇摇头，“很难抱成一个团啦。尽管我还是卖力干，还是一样积极，可是回头一看，后面一个人也没有，叫我怎么不泄气？”
※ ※ ※
全村唯一使人感到鼓舞的乃是党支部的状况。党员的士气比以前有了好转。多数过了关的党员都努力工作，想取得群众的信任，而且也有这种希望。不过在进行领导工作和批评别人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够大胆。他们总是等普通群众先行动，什么事都不敢明确表态，怕人说他们又搞强迫命令，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上面有贫农团，如果他们得罪了谁，贫农团有权拒绝他们参加或者把他们从中开除出去。这种权力足以使他们失去勇气。
肖文书和他的女人就被拒于门外，没让他们加入他们所住的那片的贫农团小组。人们说文书懒惰，说他女人荷菊怂恿一个新媳妇顶撞婆婆。党支部开会时，荷菊哭着说：“我是党员，不能加入贫农团，我的脸往哪儿搁呀。”别人安慰她说，再等等就可以了。“等群众知道你男人愿意改掉坏习惯，而你只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让你们加入的，不要怕。”
“看人家存喜，”支书兴发说，“在上次群众会上发言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说明，虽说你是个党员，只要你的意见正确，群众就支持你，所以大家都应该大胆地工作。我们只有好好干，才能重新赢得威信和群众的信任。”
“对喽，”真宽补充说，“我们应该努力当人民的好长工。要是我们现在缩手缩脚，摇来摆去，怕犯错误，不去工作，末了对我们更糟。”
这些勇敢的话，与其说是出自内心的信念，倒不如说是把真正的混乱和失望情绪掩盖起来的表面文章。正象肖文书说的那样：“整党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如今我好象浑身是疮疤，处处长疙瘩。从前别人不晓得我的丑事，如今都传开了，往前走实在难啊。”
※ ※ ※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工作队从县城开完会回村的时候，张庄已不是四月份他们离开时那个样子了。这个变化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调离而发生的。因为他们所属的大学要转移，所以把他们调了回去，这同前线的形势进展有关。前一年的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在河北平原边缘的一个铁路和纺织工业中心——石家庄打了大胜仗，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万人，不仅占领了一个工业城市，而且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个华北的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这次胜利后的稳定形势，也使得解放区的两所大学——北方大学（在太行山）和联合大学（在五台山）——合并成为一所大学，叫做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平原的正定县。位于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城里有个教会的大院儿，比在山区所能找到的任何地方都大，现在空在那里，等人去接收。两校合并的消息是四月下旬传到潞城的，北方大学参加土改工作团的全体人员立刻都从农村调回来。接着，五月初，在范校长的率领下，全校师生员工徒步向正定出发。这次行军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走了九百多里路。
徐教授、高同志和一个姓王的学员都离开了张庄工作队。按通常情况，戚云和我都得离开。但是，我特别请求继续留下来。范校长不仅同意我们留下，而且还派了一个英语系的毕业生来帮助我们。这个决定不仅减轻了戚云的翻译重担，而且至少部分地补充了由于大学人员的调走而几乎减员一半的工作队的力量。
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教员叫谢虹，是鄂北一个地主的儿子。他身材瘦小，轮廓分明，有才能，革命热情旺盛。肺病严重地折磨着他，每当劳累过度就吐血。但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张庄的工作，和戚云一样，很快就成为工作队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不仅顶替了调走的教员和学员们的工作，还填补了当地干部不得不接连请假回家耕种、锄地、收获而出现的空缺。请假回家干活的，先是梁记虎，接着是韩金明，然后是老侯和小全儿。每走一个人，留下的人就强烈地感到人手紧张。只是因为张庄的农民们春耕太忙，不能象以往那样抽出很多时间来开会、座谈，他们才把工作应付了下来。
春天来到，地里的农活紧张起来了。五月份，大秋作物该锄了，早春作物要间苗、锄草，玉米（主要作物）要下种。播种之前要把头年所积的粪运到地里去，还要撒开。要干完这些活，人们得在天亮前下地，一直干到太阳下山，他们把这叫做“两头不见太阳”。当他们回家时，早已精疲力尽了。
在播种玉米的紧张阶段，其他工作都停下来了，就连工作队干部也下地帮忙，天黑回来时，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累得倒在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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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两头不见太阳
手上的茧子永不退，
大家靠它创造新社会。
——王希坚
五月的一个清晨，离天亮还很早，街上就传来了铁轱辘车从远处教堂的院墙角下发出的响声，把我吵醒了。全村的公鸡都在报晓。我在朦胧中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走到门口。这时中农李盼明早就把他的驴车停在王老太的茅房前边了。他和他儿子正忙着从沤了一冬天的街旁粪坑里淘“乌金”。拴在车轴上的大桶装得满满的时候，盼明互助组的其他人也摸着黑赶来了。他们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缩着肩，冒着天亮前的料峭寒意，来到这里帮助王老太种玉米，而我也是来干这活的。这个老婆子比平常更精神，话也更多。等她出来，我们就一块下地。我们这位小脚女主人一扭一扭地在前边带路。
盼明赶着驴车来到王老太最好的地块边，打开桶后面的挡板，桶里的稀粪就流入前一天特意挖好的一个深坑里。我和另一个人用扁担钩住小木桶，从坑里把这些使人恶心的稀粪打上来，担到地里去。另外两个人用锄很快就在地上刨出许多小坑，行距是二尺多，株距大致也是二尺多。每个坑里都浇上不少稀粪，拿锄的人随后撒上一些干粪，作为苗床。再后边就是王老太亲自往每个坑里投放种子，而且不多不少，正好三粒。最后用松土把种子盖上，再用脚轻轻睬实，才算完事。最要紧的是用大量肥料把种子围起来，而又不让它直接碰到很快会长出来的嫩芽和须根。
按当地习惯，一小桶稀粪只够种两三兜玉茭。这就是说，要从地头的深坑那里往返走不知多少次，也要求李盼明赶着车来回至少跑十多趟。这活非常辛苦，而稀粪的臭气更加重了这活的辛苦程度。
王老太的地在张庄正西边一大片平地的中间。那天，别的互助组也在这片地里种玉米。他们的声音在宁静而炎热的空气里清楚地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周围到处是一片片的谷子。这是几个星期前种下的，现在该间苗了。和谷子套种的小麦长得很茂盛，已经没膝高了。由于早春雨水足，看起来全村到处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晌午，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我甚至觉得能够看见有些叶子和枝梗正在往上长。没有比雨季时节更适合玉米生长的好天气了。
我们——前过关会的代表李老四、王老太和她的儿子荣宝，还有一个叫郭从旺的性情温和的中农和我，一声不吭地几乎连着干了几个小时，终于赶在李盼明的前头，在他拉粪的车子回来前，把那个深坑里的粪掏完了。这样，我们总算是有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王老太打开一包蒸馍，我马上用以前不可能想象的胃口嚼着凉馍。吃了馍，口渇得厉害，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就喝了一大壶开水。我们的女主人只好又打发荣宝回村取水。
当我们坐在地上的时候，溅到衣服上的大粪和每个毛孔冒出来的汗水散发着臭味。我惊奇地看到，在这个晴朗的日子里，平坡当中露出来的山显得多么低呀。平时在晴朗的夜晚里，我注意过，那些山似乎高耸入云，把张庄和高家庄所在的平原完全围了起来。可是现在看上去，最高的山峰只不过是地平线上的小山丘。
不一会儿，李盼明的车又轱辘辘地来了，我们马上又开始干活，这时候我们的活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了。太阳还没偏西，我们就把地全部种完了。然而这对我来说，并不算早，我实在太累了。我回到村里，还没等脱衣服，就倒在神父屋里的炕上睡着了。自那以后，一连几天，我总感到我的被子沾上了一种不太好闻的味道，于是就想起王老太的一家。
张庄周围地里的活计增多的时候，村里各户院内和土屋中的家务活计也增多了。在干重活时，再吃冬天那些十分简陋的伙食就不行了。现在，早、中、晚三顿都吃粮食，而且要吃饱。于是，妇女小孩跑遍村边、地头和远处的山坡，搜集可供土灶烧火的任何东西。另一些妇女和儿童则忙着在各家院内和角落里推碾拉磨，整天磨着去年剩下的最后一点粮食。
富裕一些的人家套上驴子推碾拉磨，而多数人家只能靠妇女和儿童的瘦弱四肢的力气。他们吃力地推着沉重的碾子和磨，绕着石盘转呀转。看到这种情景，实在可怜。这些妇女大多数是小脚女人，脚小得男人的一个巴掌都能把它包起来。可是，她们却凭着这双残足象苦力一样辛勤地操劳着。她们的残足犹如木杵一般踏着磨盘周围的硬地，不停地转圈。我和一些可怜的妇女一起抱着磨杆，一圈圈地转，直到听见老侯用喇叭筒在教堂塔顶上通知又要召开一次重要集会时为止。
在那期间，很少有谁还有精力去响应老侯的号召。但是，使人腰酸背疼的家务与推磨以及地里的活计，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男女农民们对工作队搞的政治活动如此漠不关心。一九四六年的春耕并没有影响那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虽然那时也要种玉米，可是几百农民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当时的运动。那么，在一九四八年是什么阻碍着他们呢？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工作队提出的计划。这主要是一个复查计划——首先，组织贫农加入贫农团（这次是正式的，而不是临时性的）；其次，划分全村人的阶级成份（这次是根据新的标准）；最后是建立由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组成的临时农会（这使复查运动进入更高的阶段）。这些步骤完成后，农会的首要任务又是进一步复查，也就是组织第二次过关会。
再重复一遍这个为人们熟悉的过程，就象带着一支勘探队爬一座早先踏勘过的山，山后不曾发现过黄金，那里只是另一座山。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比上一次更困难，只有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才会自愿参加。要想找人参加什么会，就得专门去请。即使这样，结果仍是令人失望的。
可见，使农民们消极的原因并不是劳累，而是“吃米思想”。从三月和四月一连串会议中，他们没有得到具体好处和任何东西。现在又要他们参加那么多的会议，而且得到物质报酬的希望更加渺茫。在那些精明的农民眼里，这实在不值得，还不如好好睡一觉。
既然上头绝对禁止强迫和打人，人们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想出门就出门，谁觉得在家睡觉更好，就在家睡觉。曾被选为过关会代表的老保，对上门找他开会的朋友老四说：“我累了，想早点睡觉，什么会我也不去，难道谁能把我抓起来吗？”
工作队把这种现象叫作“极端民主化”。
“极端民主化”虽然使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但也没有使全部工作陷于停顿。尽管参加会议的人很少，按各家所在片划分的贫农团小组，还是对贫农团名单进行了第二次复查，增加了二十户，去掉了八户（这八户大多数被认为是中农），随后在五月十一日选出正式的贫农团委员会，选举方式和以前一样，还是用豆子和饭碗。
在村政机构建设的这一阶段里，选举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次选举既使工作队干部受到鼓舞，同时也使他们不安。
村里很多片的贫农都挑选那些干部们认为最积极、最可靠的带头人做候选人。他们当中有八个党员——四男四女。在选举中这些党员得票之多说明他们仍然很有威信。譬如在西南片，那个留着短发的胡雪贞在妇女当中得到的票数比仅次于她的候选人多出一倍，这表明她的声望一天天高起来。另一方面，虽然也有人提名王老太，可是她没有当上候选人。很明显，她的邻居开始讨厌她那种一心要从运动中捞点什么东西的想法，也讨厌她对那些达不到她所定的严格道德标准的人们所作的严厉谴责。这些选举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另一方面，使工作队干部不安的是申全德。在西南片男人当中，申全德得到的票数很多。原来，申全德在所有仍然对革命政权不满的天主教徒中进行了拉票活动。以前没参加过任何会议的男人和青年，这次都出来在他的碗里投了豆子。
该片的妇女们对此感到吃惊。
一个妇女说：“老申头骑上大马了。他在村里耀武扬威，那神气好象村子是他的了。”
另一个妇女说：“他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在最后的选举中，男人和妇女们一起投票。妇女们投了李老四的票。因为男人的选票不集中，老申头落选了，但仅仅以几票之差落选。
对工作队说来，老申头已被证明是一个完全不可靠的人。这个人得了那么多选票，说明他的邻居们的判断是成问题的，同时也说明工作队在那里的教育工作进行得不好。当天晚上，工作队干部聚在一起研究工作，用了几个小时检查在西南片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对那些仍有不满情绪的天主教徒们所造成的问题，谁也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不过，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天主教徒利用了日益发展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绪来找立脚点。
※ ※ ※
老申头在选举中差点当选，这使工作队干部精神上受到了震动。但是由于那天村公所接到了一封信，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被抵销了。这封信是由“抗大”寄来的。这所军政大学过去曾驻在张庄的教堂院里。信封上写着：
致潞城县张庄农会全体会员们
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寄
信中写道：
全体农会会员们：
土改完成了吗？春播工作搞得怎样？离开你们一年多了，我们还清楚地记得老乡们在生产工作和翻身运动百忙之中对我们的帮助。我们离开之前一直未能报答大家的这种帮助，现特去信表示歉意，并对你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我们要检讨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并请求你们原谅。当时我们有一些干部和校部的人员受到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不顾农民的疾苦，侵占了你们的一些斗争果实。
现在，在土改运动学习中，每个同志都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认识到这种错误非常严重，完全是不能原谅的。这种行为违犯了土改法。当事人本应亲自前去当面向你们道歉，然而因为目前工作很忙，就不能亲自去了。但是我们把这里所有属于你们的东西送回去，有些东西损坏了，我们捎去钱作为赔偿。随信送回的东西，是我们能记得和找到的，可能还有些遗漏。诚恳地希望你们能指出我们忘掉的东西，我们将诚心诚意地接受意见。在你们的帮助和指导下，今后我们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当群众的好长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积极参加当前的翻身运动，绝不侵犯人民利益。
谨致歉意
军政大学笫三大队政治部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
这封信在那天召开的几次选举会上都宣读了，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封信和信中所说的东西是一个车把式捎来的。东西都存在村子的仓库里，等召开村代表大会后进行分配。这些东西是：教堂壁橱里的一匹白布，一件地主的长绸衫，几双鞋，一个铜烛台，一根绳子和一把铁锤。虽然东西并不很值钱，但在村里没人提出追究的情况下，“抗大”的教职员和学员们不怕麻烦，主动把这些东西收集后送回来，这一点深深感动了大家。这种行动说明，在过关审查会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能得到具体成果的，同时说明张庄的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华北进行的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一部分。
★
四十八、重新划阶级成份
我们必须解释、讨论、报告、审该、划成份、发榜；再解释、讨论、报告……要反复地搞。这很麻烦，很困难，很费时间。但是人家并不嫌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这项工作。谁领导划成份，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
——潞城县委陈书记
下雨了！
五月中旬雨水很多。每次瓢泼大雨犹如洪福降临。下雨对地里的苗和种子很有利，充足的水分能保证它们在夏季里茁壮地生长。下雨也对过度劳累的农民有好处，使他们有时间歇息。下雨对工作队更是一件好事，使干部们有机会召集会议，来推行那项已经拖了很久的翻身计划。
下雨时没人出门。因为谁都没有一件挡雨的东西。如果突然淋了大雨，只有很少几个人有套替换的衣服。人淋了雨容易得肺炎，等于找死。
雨停了，人们还得呆在家里。因为鞋子都是布做的，在湿地上走几步就湿透了。雨水使上党高原松散的土壤变成了泥泞地。要在泥地里锄草、间苗、栽种或者耕地都是不行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地晒干了，才能进行耕作。早晨一下雨，这一天就只好休息。今天下了雨，明天还得休息，这样就意味着接连有两个受到欢迎的假日。
第一次下雨时，老侯爬到教堂塔楼上，通知全体贫农和中农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集体学习划分阶级的新标准。第二天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晚上。第二次下雨时，各贫农团小组就开始划分本片每户人家的阶级成份了。周末下了一场暴雨，地全湿透了，人们一连两三天都不能出门。于是，各个小组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工作队从县里开会回来后，就着手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一度使全村工作几乎停顿下来的人们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情绪逐渐消失了。只有几个人还在争辩说，这项工作是浪费时间，但是大多数人都对这项工作越来越关心。这证实了陈书记的预言：“农民并不嫌划成份麻烦，因为这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事情。”
许多人光是学习就花了不少时间。在给自己的邻居划成份的实际工作开始前，上百个人用了几十个小时进行了讨论和试划。
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是区分中农和富农，但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一些农民不仅掌握了条文，还掌握了计算纯收入、总收入、剥削率以及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方法。一个叫郭雨祖的中农上过学，能念划成份的文件，很快就成了各个小组的教员。为了便于解决一些简单问题，他自己琢磨着编了一个公式，叫做“劳力碰劳力”。他把自己当成中农，将收获分成几份，以此来说明什么是纯收入。他先堆起一堆土，把它当成他的收获或叫“总收入”，然后从中分出一堆放在一边，作为“种子和肥料”，又分出一堆放到另一边，作为雇工的“工资和伙食”。
“我手里剩下的这堆就是纯收入了。”郭得意洋洋地说。
蹲在他周围的一群叼着烟袋的农民，很容易就理解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明。
※ ※ ※
细致的准备使第二次划分阶级的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精确，更科学，而且毫不枯燥。因为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任何调查必然会带来丰富的具体内容。实际上，由于干部和农民们新近懂得了有关划分阶级的原则，他们对于农村事物的每个方面都能进行比以前更深入的探讨。
在县城里进行抽象的学习时，看起来枯燥而又费解的条文，运用到具体事例中时，突然变得生动具体了。
既然这次强调的是补偿，所以对过去被当作地主而受到打击的那些人家进行了特别仔细的研究。郭春旺家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地解放前的三年内，春旺家九口人依靠一百四十亩地的收入过活，其中租给别人三十亩，全家有四十间房，两头牲畜，两辆车和三个整劳力。三个整劳力中，两人全部时间在地里干活，一个用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
一九四五年郭春旺被当成地主挨斗后，他和他的女人一起外逃了。他兄弟富旺留下了，但由于不肯说出埋藏的浮财，被活活打死了。其他六口人靠剩下的和最穷的贫农大致相等的财产在张庄过活。这家人现在提出，他们一直是中农，而不是地主，并要求按照新的规定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发还给他们。
根据劳动力的比较，看起来春旺的晚辈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指出，他们的长辈们除秋收时请帮工外，每年雇工从没超过四十天，所以，全家的剥削收入与其劳动所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当他们向西南片的贫农团小组提出这个问题时，憨实的安库，那个年轻的女党员小梅的男人，回忆说，一九四四年他在春旺家的地里整整干了三个月。其他人也证明了这个情况。农民们决定把安库扛活的情况，而不是把郭家的人提出的四十天的情况作为解放前三年的典型情况。然后，在郭雨祖的帮助下，对这家的经济情况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1．出租的三十亩地的收入：七百斤
2．自种一百一十亩地的收入：七千斤
3．总收入共：七千七百斤
4．安库劳动的产品：一千斤
5．安库的工钱：五十斤
6．安库的伙食：（每天一斤半）一百五十斤
7．安库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八百斤
8．剥削收入的总和：（第一项加第七项）一千五百斤
剥削收入的总和还不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然而，春旺家每人占有的土地是村里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两倍多。所以，剥削收入也应按两倍算，即三千斤，这就大大超过了所容许的限度。
于是郭春旺被划为富农。以前没收他的财产并没有错。
※ ※ ※
这次划分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弄清在张庄出现了多少新中农，还剩下多少贫农。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对以前按当地解放前三年的财产占有情况被划为贫农的那些人家进行仔细研究。那些在历次“斗争运动”中获得了果实而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家，今后要叫做新中农了。
哪一家都不欢迎这个称号。哪家被称为新中农，对这家来说，就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就意味着它已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大多数被划为新中农成份的人家都积极活动，想让他们的邻居改变主张。他们气冲冲地否认自己已经得到了必要的东西而能维持生活了。可是，村子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水”了，这对他们是不利的。既然大多数比较富裕人家的成份已经下降了，贫穷人家中的一些户就必然要上升。村政府手头的财产已经很少，还能搞到的东西也不会多。因此，“翻身”这个词的含义也要改一下了。过去讲的是一个富裕中农的一切生活需要，而现在讲的是维持靠土地为生的一家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种最低限度的需要，还得继续降低下去。
这种趋势所引起的斗争，可用老高的情况来说明。老高是从太岳区复员到张庄的，依靠分配委员会分配给他的土地过日子。
因为老高是单身汉，又是复员军人，给他分了二十四亩地。这比村里的平均数多得多。他自己是种不过来的，总得请互助组帮工。可是，除了这些土地和他名下仅有的一间空房外，老高就什么也没有了——没牲畜，没车辆，没农具，连媳妇也没有——所以老高仍然认为自己是贫农。
“可是，你有二十四亩地呀。你当然是新中农。”几个人都这样说。
“我穷得连口锅都没有，怎么是中农？”老高生气地问道。的确，他看上去不太宽裕，棉衣很脏，打着补丁，头上扎的羊肚子手巾，因为老不洗，快成黑的了。
“你复员的时候拿到九百斤粮食，你本来可以买头驴，一张犁和一些锅碗瓢盆。你分到那二十四亩地的时节，地里的麦子长得挺好，光从地里的收成中赚下的，也够你买过日子用的一切东西了。可是，你不这样做，却大手大脚，把钱都花了。你没过上新中农的生活，那要你自己负责。”代理村长存喜这样说。
老高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涨红了脸，用被烟熏黄了的大拇指按住一个鼻孔，从另一个鼻孔把鼻涕擤到地上，接着咳嗽了一下，嘟哝了几句。谁也没听清他嘟哝的是什么。很清楚，“新中农”根本不合他的胃口。他认为这个词对他是个侮辱。
“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元龙问道。
“如果群众认为我是新中农，那……”
“不是群众认为。你自己怎么想啊？”
“我想，我没媳妇，没人给我做衣服，只好买着穿，我除了土地什么都没有。我认为我是贫农。”
“我们不想让你背上包袱，”谢虹说，他是代表工作队参加会议的，“但是，叫你新中农又有什么不好？新中农是翻了身的贫农，有什么不光彩？叫你新中农，你后半辈子就背包袱了？”
“你不应该这样。”胡雪贞说。她自己就是那些接受了新中农称号中的一个，并正在对此慢慢习惯起来。
“老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嗯，我没什么包袱，行啊。”这个复员军人哭丧着脸说。
他说话时又擤了一下鼻涕，眼晴躲开了那些使他受到伤害的人们，显然他很恼火。跟他一样被划了这个成份的不少人也是这样恼火。
还有少数几个人比他们更愤懑，那就是以前划为贫农，而现在升为老中农的几个人，他们因而被认为一直占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自给生活。不管他们说什么也没有使他们的邻居后退。反正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
※ ※ ※
全村每户都重新划定成份后，就发榜贴在教堂大院的砖墙上，让经过大街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榜很长，站在一个地方看不完。一个贫农从南头仔细地寻找自己的名字，但是，这头列的全是地主、富农的名字，他不得不往北走了三十多步，才在贫农一栏里找到自己的名字。
过去在担心挨斗中过日子或者已经被剥夺过的一些光景较好的人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榜上列在比较靠后的地方时，欣喜若狂。
李宝玉是个担惊受怕的商人，有一个枣园和一个不大规矩的媳妇，这次被定为一般的中农。他挺着胸脯，目光炯炯，大步溜星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见到愿意听的人就说：“有些人要把我划成富农，甚至定为地主。可如今，他们耍尽花招，我还是中农。说实在话，管他把我定成什么！他爱叫我什么就叫什么。事实是明摆着的嘛。”
王化南的哥哥，因为在他的院子里挖出了两千块银元而被打死。现在王化南睁大眼睛盯着中农栏里自己的名字。他回家后，就象喝醉了酒似的，马上去犁山坡上那块他四年没去过的地。他对他的老娘说：“他们赔不赔没关系，我现在这样就不错了。我是中农，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怕。”
党员赵春娥的婆家以前被定为富农，这次她自己被划到中农里面去了。自从过关会上她没被通过以来，这是她第一次露面。她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从这头走到那一头。
另一些农民并不这么高兴，因为他们的成份被升了级。他们毫无例外地全都表示不服。
从来媳妇大发牢骚。她说，她没有一头耕畜，也没有一辆车，甚至连能定为新中农的这两个条件中的一点小份额都没有。王学深对人们叫他老中农很反感，因为别人无偿地获得了所要的东西，而他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得到。他说：“我和我媳妇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了十年。早知道落得个老中农的下场，还不如呆在家里，坐在炕上，什么也不干才好呢！”
天主教徒的头头李何仁和铁匠张还朝属于从新中农改划为老中农的那类人。这倒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额外的资本或者土地，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手艺人。何仁是个熟练的木匠，而还朝虽说没有多少手艺，却是村里唯一的铁匠。在评定他们的成份时，农民们把他们从做木工活和铁匠活所得的收入加到他们从种地获得的收入里，就得出他俩是老中农的结论。当还朝申诉说他缺地时，大家对他说：“你要种地就不能打铁，要打铁就不能种地。”
这个决定使他俩气得要死。何仁说怪话表示不满：“我当了中农当然美喽，今天我赶车过山坡的时候都快飞起来了。”
还朝变得闷不吭声。第二天早晨他没去铁木工社干活。木匠们派了一个人到他家看看出了什么事。他大吵大嚷地说：“就是因为打这个铁，他们才说我是中农。可是，我的车、房子，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我再也不打铁了，谁觉着这活轻巧好干，就让谁来干吧！”
工作队和贫农团委员会不单要考虑那些反对被划入某个成份的人的意见，还要考虑那些对别人的成份划分有不同看法的人的意见。在榜文下面的墙上挂了个意见箱，箱里面投了不少条子。有一张条子这样写道：
“王老太、李同仁、陈春富、郭凤祖、陆根德是贫农吗？我们不同意。土地、农具和耕畜还不够啊！”
这个条子是北片的人写的。
王老太听说这件事，气得嘴都哆嗦了。她早就感到，她的邻居们抱成一团故意整她。这次她忍无可忍了——不仅因为他们没选她进贫农团委员会；还因为种玉米时她用了李盼明的驴子和车，李向她要了高价；特别是因为她儿子荣宝的未婚妻的娘，突然宣布她的闺女不想出嫁了。王老太知道，在这个最厉害的打击后面是对方想敲榨更多的财礼。
事情好象是这样的，这闺女的哥哥刚死不久，她家要王老太找个死姑娘和死去的儿子葬在一起，不仅要王老太为这对死者的冥婚出一半的费用，给这个死姑娘买口棺材，并为这对死者的殡葬出一半的费用。只有这样，才能让死者的妹妹嫁给荣宝。
要价实在太高了，王老太打算退掉这桩亲事。可是，耽误下去就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因为她家里只有三口人，人家就会象北片小组那样说，王老太已有了足够的财产。
王老太在街上叫住工作队长老侯，和他大声说话，为的是叫她的邻居都能听到她讲的是什么。她说：“我缺土地、农具、房屋和劳力，整个运动中我什么也没得到。可是人家还叫我中农。”
“别着急，”老侯安慰她说，“还没最后定下来嘛。定成份的工作还要进行两轮呢。”
“我有没有权说话？”她问道，气得全身打哆嗦。
“当然，你有意见就说嘛，”侯队长说，“谁也堵不住你的嘴呀！”
“别着急，”他又说道，一边说着一边拍着王老太的肩膀，让她安静下来，“不要着急嘛。”
“别着急！我怎么不急啊？谁都看得出来，要得点东西是没指望喽！”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怎么解决？谁能给我一间房子？他们上哪儿弄去呀？窟窿多，补丁少。我再也不去开会啦，不顶用。”
“我跟你说，我们会解决的。只要大家一起干，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老侯耐心地说。
王老太没等他说完，两只小脚突然转了方向，骂骂咧咧地、一扭一扭地快步走回自己的院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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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太慢了！
有些青年同志……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地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
——刘少奇
贴出的划分阶级成份的名单，尽管存在着实际上的或者想象中的缺点，却为下一步成立临时农会打下了基础。经过几天的讨论，在审查了每个贫农和中农参加选举的资格以后，以写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这样，临时农会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少数会写字的人自己写了票。多数不识字的人，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找到某些写票人帮助写上了他们要选的人。
贫农团委员会的多数人都当选为临时农会的领导人。村里每个片都有几个中农代表补充到这个领导核心里去。最后选出的领导班子里有贫农、新中农和老中农的代表，三者的比例也几乎相等，人们认为选举结果是理想的。
为了庆祝临时农会的成立，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气氛有点令人扫兴。现在建立农会，不是象当年那样准备下一步对地主老财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所以这个会开得毫无生气，好象把一出戏的各幕顺序倒过来排演似的。这说明有些事是早就应该办的，拖到现在不免缺乏劲头。
人们比以往更加漠不关心了。群众的情绪不断低落，每天都出现许多问题。戚云、谢虹和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是提出一大堆困难，要我们帮助解决。
六月二日，我们到一个叫来柱的农民家里吃派饭。他们全家正在哭哭啼啼。来柱媳妇刚刚生下来的娃娃快死了，来柱娘又下不了炕。原来，来柱媳妇是个哑巴，无法说出自己的情况，三天前竟把孩子生到地上的脚盆里了。半夜里，她感到孩子快出生时，就自己从炕上爬起来。她的婆婆醒来时，孩子正掉进来柱的洗脚盆里。老婆婆从炕上跳起来，取出蹬胳膊蹬腿的婴儿。她一边把全身血污的孩子抱起来，贴在自己光着身子的怀里，一边让她儿子去请产婆。
过了比吃一顿饭工夫还长的时间，来柱才把产婆请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来柱娘冻得抖个不停，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尽量暖着他。婴儿的脐带一直没有剪，还和产妇体内的胎盘连在一起，为了不拉紧脐带，来柱娘得一直向前弯着腰。
产婆终于来了。她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断了婴儿的脐带。这时，心神错乱的来柱娘的腰已弯成了弓形，竟直不起来了。她儿子把她架到炕上。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两眼盯着沾满血迹的双膝。
一连三天他们都没洗过这个婴儿。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胎盘埋在门外，让胎盘上的那段脐带直竖着，露出地面一截儿，正象婴儿脐眼上露出一段脐带一样。尽管他们采取了上述防止“四六风”的措施，孩子还是病了。
戚云和我到来柱家时，婴儿正在倒气，哭得怪惨的。来柱娘哭着告诉我们，孩子从昨天太阳下山到现在一直没睡觉。她求戚云救救孩子。可是戚云知道，已经太晚了。那把象征着万恶旧社会的锈剪刀碰到脐带时，这新生婴儿的命运就已注定了。
来柱不久前和他的邻居喜有吵过架。这两家合开的豆腐房散摊了，但是账目还没算清。喜有威胁说，如果来柱不还清欠下的账目，他就要在来柱家门前上吊。来柱娘求戚云出面调解。在吵架的两家火气消下去之前，戚云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不知所措地离开了这家。
就在同一天，保泉娘骂那个执拗的金柱是王八，说他帮她种玉米的工钱要价太不近人情。金柱为这件琐事与人吵架受到了批评，就在自己女人身上出气，又开始打她了。这时候保泉娘也病倒了，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小米换钱去药铺抓药，就到那个好久没有人去的奶奶庙里抓了一撮香灰吃了下去。当工作队的侯队长站在教堂塔楼上用喇叭筒批评了这种迷信行为后，在奶奶庙前出现了一块“神牌”，上面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
天不怕，地不怕，
侯宝贝也不怕。
这块“神牌”使全村议论纷纷，各家吵架的事不断发生。几天后，农会的委员们开会研究哪家需要救济粮，最后拟订的名单之长使委员们大吃一惊。好象这些问题还不够多似的，西南片又报告说，四天里有四个孩子出生，另有四个很快就要出生。
“那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四十八亩地。”一个委员说，“到哪里去弄到这些地呀？”
“要说缺呀，老高还缺个媳妇呢！”小梅说。
“还有，洪周还缺个指头哪！”铁匠还朝说，“有些缺的东西我们根本管不过来。”
到处都叫困难，而又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的情绪使工作队中最坚定的成员都丧失了信心。有一天，小李到谢虹那里去，他的一只眼睛上火了，谢劝他去找大夫看看。小李说，中国的大夫没用。他说，实际上中国什么都不行。他想离开中国去南洋，想离开亚洲去苏联。如果不成，那么他想离开农村去城市，离开潞城去太原。
“我感到失望，”小李说，“十年前我当干部参加工作的时候，人们说，‘打败日本以后，革命就成功了。’可是，日本投降了，还在打仗。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太慢了，我们作梦也在想的工业在哪儿呢？”
这些事件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即将出现的社会风暴。一些问题，比如破伤风夺去了来柱孩子的生命，当然是过去可怕的贫困所造成的，它也有助于增强农民们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变换生活方式的坚决要求。但是，新生活本身产生的问题，却比较不易捉摸，较多是属于主观范畴的。这段时期内，失望情绪容易使人们对目标、方向和办法产生怀疑。这就挫伤了过去那种创造了不少奇迹的乐观精神和相互间的信任。而在由于这种损害所造成的伤痕里，丑恶的个人主义萌芽在继续生根、滋长。
这种情况对那四个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很有利，他们很善于利用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他们对自己无端被捕这件事心怀不满。他们也很明白，村里人都恨他们。他们对后一点确实很害怕，所以，就想办法尽量让人觉得他们胆大包天，不是好惹的。
为此，雨来故意做出了一桩特别猖狂的事。他到他从前管过的仓库里拿走了一根值钱的木料。这根木料是从一个至今仍被认为是富农的人家那里没收来的。木料的主人被斗后，已经外逃了，他的全部财产都由农会保管。现在雨来硬说这家人欠他的工钱，要拿这根木料顶工钱。在没有得到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就把木料拿走了。他用这一行动向全村示威，认为全村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能干出这种事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们说。
对于快要召开过关会来审查雨来一伙问题的全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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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谁敢掌握第二次过关会？
每一个同志……要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
敬爱的张书记：
在我村进行的第二轮整党工作中，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为使你了解我村的问题和我们讨论的情况，现送上这份报告，盼给予指示。
王雨来、王文则、李洪恩和王喜友从监狱放回来之后，态度很坏，气焰嚣张，村里的人都很害怕。他们威胁群众说：“县里把我们关了四十多天，可是，县公安局都不能把我们怎样！”他们就在大街上这样说，同时还打听过去谁批评、控告过他们。在支部会上，他们的态度同样也很坏，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他们的这些言行以及他们过去的表现使得群众害怕。工作队尽了最大努力，向群众进行了解释工作。但是，还是没有人敢说话，多数人不吭气。有的老乡说：“我们有意见，我们恨他们，可就是不敢说。”还有的说：“我宁死也不敢批评他们。”最严重的是，支部中多数党员也有这种思想，不敢批评他们。尽管工作队干部到群众家串门，为他们撑腰，给他们鼓劲儿，还召集了积极分子会议，可是老乡们还是不相信我们。他们认为工作队所能做的只是说漂亮话。我们研究了实际情况，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对干部有意见的问题。事实是这四个人的行为太恶劣了。特别是他们从县监狱放回来以后，气焰十分嚣张，还对群众进行威胁。这不是群众盲目地反对干部，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但整党工作将遭到失败，而且群众也将对整党的全部政策发生怀疑，今后巩固党的工作也将受到损害。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一，向群众宣布立即正式撤销这四个人的职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村后的表现不好，他们企图破坏整党工作。
二，根据群众要求，农会打算接受一部分共产党员答应交出来的果实，这些果实将由农会保存，到下一步“补窟窿”运动开始时为止。
望指示
张庄工作队
队长候宝贝（印）
副队长李松林（印）
这封由侯宝贝同志带到潞城的信件，痛苦地承认了工作队干部们的失败。
工作队由于不能动员农民起来同雨来一伙进行斗争，而发生了分裂。谢虹和戚云要求采取一些决定性的行动。他们现在负责村里整个西南片的工作，雨来一伙的多数受害者都住在那里。虽然这个片反对这四个人的情绪最大，但也最怕受打击报复。这就使来自大学的这两位干部所做的一切“说服教育”工作完全无效。戚，谢两人感到，应该由上级来打破这种局面，如果能明确地表示支持下面的群众，那就更好了。让干部们交出非法得到的东西，把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撤职而不是停职，就是这种表示。
侯队长强烈反对这样做。他不象戚、谢两人那样担心群众不起来反对那四个坏干部。他认为多做通常的动员工作，一定会推动群众出来说话。同时，他不愿意对以前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施加过多的压力。他认为，以前把那四个人无端逮捕入狱，反而是火上浇油，使他们的情绪更加对立。在没有按《土地法大纲》规定的正常程序解决任何问题之前，采取立即撤职和命令交出财产这类严重打击的行动，只会把事情搞糟，并会导致今后的局面更加困难。关键在于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为今后工作着想去挽救干部。
工作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戚、谢两人指责侯队长包庇坏干部，认为他对正在迅速变得非常严重的危机采取一种慢条斯理的、机械的态度。他们甚至在背后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侯队长则指责戚、谢两人害了“急性病”，认为他们想毫无道理地打击那四个干部。私下里，他认为他们是“左倾分子”。
其他队员开始时都是模棱两可的。副队长小李终于打破了这种均势，他站在戚、谢一边，带头攻击侯队长的立场，而且还使其他当地的队员跟着他跑。结果，六月三日，侯队长带着这封信——而这封信的内容他是反对的——翻过山岗和平原，长途步行三十里来到县城，亲自把信交给了张书记。
下午他从县里回来时，比去时更加沮丧了。张书记同意让干部们退出一些“果实”，但是，他批评撤干部职的建议是冒险主义。他说：“如果张庄工作队无法对付这四个人，可把其中两个党员送到潞城，同时要附一封信，把他们的罪行写清楚，张书记将亲自同他们谈话。光说群众害怕不够。你们必须弄清楚人们为什么害怕。”张书记对侯队长说。
这个答复使每个人都感到气愤。
小李哼着鼻子轻蔑地说：“冒险主义！你不用告诉我们，我就料到他会这样说！把两个党员送到潞城有什么用？如果书记解决不了问题，到头来还得把他们送回来；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会更糟了。”
“嗯，”侯队长说，“我们还是认真调查一下群众的意见吧，问问他们为什么害怕。至于党员嘛，我就跟他们说，共产党人死都不怕，为了党，我们多次冒过生命危险，为什么要怕那么几个人呢？”
这些豪言壮语使得其他队员更恼火了。
“你不能对党员空唱高调，”谢虹说，“光叫他们不要怕是没用的，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不要怕的道理，打通他们的思想才行。”
“这些话谁都知道，”小李说。他很气愤，把帽子扯下来摔到地上。“那不管用。如果我们用党员的崇高精神来压他们，结果一定会非常糟糕。我们得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个办法来。”
最后，侯队长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开一次临时农会小组会，一次支部会，再召开一次没过关的人的会，看看能不能从群众中收集到意见，找出些办法来。如果还是没效果，明天一早我再去潞城一趟。不过，在去以前，我不能不再做一次努力，因为张书记再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时，要是我还说群众害怕，那就不象话了。”
※ ※ ※
那天晚上召开的三个会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夜里，大家好好睡了一觉，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早晨，侯队长又提出了另一个好建议。
“对付这些人，就象喝一碗热汤一样，”他说，“谁要想把这碗热汤一口喝下去，就非烫死不可。可是，如果你贴着碗边一点一点地喝，最后就能把汤全都喝下去。所以，我说呀，我们应该马上举行第二次过关会。不过，要把雨来、文则、洪恩和喜友放在最后。先从容易的开始，先是那些已经通过的，然后是没通过的，最后是那些还没有同群众见面的。”
既然谁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来，队里就同意了这个计划，第二次过关会就在当天下午开始了。这次不选群众代表，而是约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会全体会员都参加。他们在教堂后边旧育婴堂的空地上开会。从前，抗大校部曾设在这个院子里，为防轰炸而挖的弯弯曲曲的壕沟，至今仍留在那里。只是因为有这条壕沟，这个院子才没有完全挤满。
前农会主席真宽和代理村长存喜首先发言，简单地汇报上次过关会以来自己工作的情况。接着，人群中自发地凑起来，许多“咯吵”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人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各组一个接一个地报告说，他们没意见，同意他们俩第二次过关。杂货铺管理员才元、民兵天喜和停职的妇女主任胡雪贞也都这样通过了。往下，就不逐个叫党员检查，而是采取了由小李念名字，群众根据自己的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办法来通过。
开始时有秩序的表态，很快变成了群众的喊叫。小李念一个名字，人们就喊“同意”，“同意”。
“这样不行！”小李说。为了压住大家的声音，使人们听清他的话，他抬高嗓门喊着说，如果有人不同意，就没说话机会啦。大家表态时，最好有秩序些！”
正好在这时，存喜娘后退了几步，一下掉进壕沟里。人们都拥过去看出了什么事。当两个人把这个倒霉的老婆子从沟里拉上来的时候，几个看热闹的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很快引起了满场哄笑。就连存喜娘，从摔跤受惊中缓过来之后，自己也噗哧一声笑了。
这么一来，会议就很难开得严肃了。小李继续唱名，人们继续表态，但秩序越来越乱，许多人连表决什么都听不到。有些人，当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要大家表态时，就举起手来发言，但只有站在他身边的几个人能听清几个字。这使那些什么都听不清的人们感到很可笑，就又笑了起来。于是，其他的人就东张西望，看看是不是又有人掉进了那条把人群隔开的壕沟里。
整个过程只是个形式。由于对真正要着手解决的问题没有准备，全村正在回到人人熟悉的老路上，没有人严肃地对待这次行动。大会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场闹剧。不过，虽说是闹剧，却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笑声缓和了群众的紧张情绪，使得分散的群众互相靠拢了一些。以前，贫农和中农很难得作为整体在一起开会。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发生过磨擦。但是，这回他们在随便和亲热的气氛中肩挨着肩站在一起，而这种气氛，只能在逐渐产生相互信任的人们中才能出现。这种没有拘束的会议中逗人发笑的场面，比一连串儿的严肃集会更能使人团结起来。不知怎么的，农民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了。站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老乡们来回走动着，笑着，毫不在乎地喊着，好象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了。对看到这一切的人来说，害怕几个声名狼藉的干部的报复，似乎有点荒唐了。
下午的时间只能讨论在四月份已经过了关的那些人。到最后一个人得到通过的时候，妇女们就逐渐离开会场，回家做晚饭去了。大会只好休会，到晚上再开。在讨论第一次没过关的四个人时，会场上的人已经少得多了。由于这是一桩比较严肃的事情，农民们也就比较认真对待了。
满喜、宽心、玉兴、春娥为这第二次机会都准备了好几天，下决心要过关。满喜把过关看成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第一次过关会没能通过的人，大大地受到震动，而且几乎毁了满喜。他躺在炕上哭了好几天。后来他不哭了，可是还不敢到街上露面。
“第一次过关会后，你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帮他准备第二次过关会发言的其他党员问他。
“因为我没法子啦。我在支部里准备了好几天，可是，一到代表面前，就象对着一堵砖墙一样。”
“那么，自那以后你为什么老呆在家里？为什么白天不出来？”
“因为我跟人家说话，人家不理我。我过不了关，人家看不起我。人家总是一见到我就走开，这样，我就干脆呆在家里。”
“你最好还是谈谈将来怎么办吧。你是不是决心过好关？你打算怎样改掉你那些坏习惯呢？”
“除了吃以外，我什么习惯都能改，”这位肌肉发达的民兵绝望地回答。他准备牺牲一切，但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自己改正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他这番憨直的话，听了使人好笑。
“你要是这样答复群众，这次还是通不过的，”兴发说，“对别人的意见我们应该分析，不能接受的事就应该解释。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并让群众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经过这番准备之后，满喜终于来到临时农会会员面前。他耐心地把过去的违法乱纪的事一一作了交代，但是仍然否认曾强奸过福书媳妇，对丢盐的事，也一概不知道。这回人们相信了他。有几个人想用他坦白过的打人的事难为他，可是，这些意见都因多数人认为无关大局，给驳了回去。满喜每次执行任务都犯错误。他作风粗暴，这点大家都同意。不过，说他动机很坏，大家就不同意了。满喜答应今后再也不那样粗暴了。“我知道，我伤了不少人，”他说，“不过，如果大家决定通过我，我谢谢大家。若是往后大家还要我干事，我就尽力干好。只有一点，我不能不吃啊。”
农民们一点儿也不认为他的这番话好笑，正好相反，杨玉锁说：“对喽。你要是以前有这种态度，早就顺利地过关了。”
大家通过了他。
满喜的脸上露出了衷心的喜悦。当他下来走过人群时，不少人拍着他的背，向他祝贺，并喊道：“往后可要好好干呀！”
很清楚，他的多数邻居都是对他热情友好的。他壮实有力、勇敢，干起事来可能使人害怕，但他并不霸道。他只不过是个纯朴的人，想做好事，想赢得上级的赞扬，想得到村里人们的友情和支持。他受到了批评，但是，从未有过报复的念头。
女党员赵春娥甚至更快地过了关。既然她已经被划为中农了，对她的那些指控也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她毕竟不是钻进内部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同盟者，设法保护自己家庭免遭不公正的打击而已。基于这种新的看法，她的行动也就很正常了，没有理由不让她过关。
宽心和玉兴两人就不那么走运了。宽心讲不清楚，为什么他站岗时一个筛子不见了。当人们追问他这件事时，他发了火。而玉兴还不理解他吃掉一个馍所造成的损失。
临时农会的会员们一致决定把这两个党员的问题先挂起来，等村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再说。到那时，最后的过关会将能处理全部问题。没人反对老堆金的意见，他说：“太急了不妥当。若有困难，我们可以交给代表大会解决。过关会和定成份一样，有三轮嘛。我们的政策是不冤枉一个人，要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许有些人想，在这桩事上化工夫太多了。可是，它就是一桩难事，我们就得化工夫嘛。”接着他又念叨了一遍他最得意的顺口溜：
从前开会吃米，
现在开会说理。
※ ※ ※
这些看起来无关大局的事儿，尽管本身并没有决定意义，却改变了村里的局面。第二次过关会使党员们认识到：群众尽管找他们的岔儿，发牢骚，但还是真正爱护他们的。于是他们重新振作了起来。所以，第二天的支部会开得很是生动活泼。在才元和兴发的带头下，很多党员表示要在新的过关会上大胆展开批评。党支部的变化，很快对临时农会产生了影响。当农会小组开会收集那四个坏干部的材料时，各种意见就象风车吹糠皮儿似地滔滔不绝地说出来了。
局面终于打开了，但，这还只是收集材料阶段。群众中还没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带头控诉，几个大胆的党员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群众，所以必须在各片的农会小组里进一步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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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年轻媳妇打头阵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
六月五日，东方刚刚破晓，天气就已经闷热而潮湿了。晨雾缭绕，但没有遮住村庄上空的阳光，也没有遮住村庄两侧荒凉的山丘。每当夏至临近的时候，总有这种晨雾出现。在整个上党高原，夏天炎炎的烈日晒热了被雨水浸透的大地，空气成了无形的吸水剂，丝毫不顾地球引力的规律，大量地吸收着地面的水分。虽然如此，也不能在几个小时内把田野晒干，路上仍有数以千计的小水坑，而在耕地里，无数的土坷垃仍然象粘土一样粘在一起。尽管如此，张庄的壮劳力还是都出来锄草了。他们必须下地锄草，因为再等下去，杂草就会把玉米的幼苗盖住了。
还不到中午最热的时候，从教堂塔顶上传来了侯同志的声音：“今天开妇女会！吃过饭马上到教堂院来。农会的妇女们，快来开会！”
我正躺在床上打盹，听到侯同志的叫声，立刻从床上跳起来。任何能够减轻难以忍受的闷热感觉的活动，都使我高兴。
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妇女们已经从全村各个胡同、院子和后街里拥出来了。她们经过大街和区公所的大门，汇聚在教堂的大院里。这是村里妇女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老大娘们象踩高跷似的，一扭一扭地挪动着小脚。闺女们背后拖着一条辫子——说明她们还没有结婚——在人群中互相追打着。而那些才梳了一两年元宝发髻的年轻媳妇，则相互结伴，手挽手地走着。显然，她们多么想也能象那群闺女们那样蹦蹦跳跳，但是，一种必须循规蹈矩的思想使她们装着举止端正，步伐庄重的样子。路上一些敞着门的院子里，有几个男人闲呆着，年轻媳妇们只敢偷偷地对他们溜上几眼。
在教堂大院里，胡雪贞站在外屋的石板台阶上，欢迎到会的妇女们，并向她们解释召集她们来开会的原因。“仙娥已经答应在过关会上控诉她的男人和公公啦，”妇女主任说，“不过，她不敢回家住了。她说，如果批准她离婚，她就讲话，她要大伙儿给她撑腰。”
说着，雪贞招手让仙娥上来，和她一起站到台阶上。这两个站在一起的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雪贞穿一件黑掛子，经过在村边水塘里多次捶打搓洗，这掛子已经磨破了。垂在脸颊旁的短发使她看起来更象一个男人的样子，她那长鼻子、方颚和突出的下巴颏儿都给人以极其严肃的感觉。好象苦难的人们的全部忧虑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了，仿佛她从不曾有过轻松、欢乐和笑声，如果说有过这些的话，也早已忘掉了。
而仙娥却显露出年轻女性的特点——苗条的身材，出众的秀丽。她上身穿一件鲜艳的花布新褂子，肩部很贴身，往下到腰部逐渐宽大，但是没有宽大得遮住她丰满的体形。肥大的裤子盖住她的双腿，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小得令人难以相信她没有裹过脚。她脚穿红色绣花鞋，这种鞋适于在闺房里穿，在街上穿就显得不是地方了。仙娥可爱的脸蛋儿犹如雪中的苹果，红润艳美，没有丝毫受苦的痕迹，却显出孩子般的娇嫩、天真，看起来与她的遭遇是不相称的。
没等别人敦促，仙娥就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她的声音很细，但从容而清晰：“就是在荒年以前，我爹也无法养活全家。我不知道我爹从雨来那儿得到多少东西，不过中间有过三个媒人。我和文则订婚时得过一些粮和钱。闹大荒那年，我爹没法子，到太原去了。家里没吃的，我娘怕饿死我，就把我送到雨来家，那时我才十岁。我在他家可受罪了，每天都要到地里去挖野菜填肚子。他们爷俩吃小米，我喝汤。他们还经常打我。后来荒年过去，我爹回来了，我就回到自己家里和爹娘一块儿过。到我十四岁那年，雨来要我回去结婚。我想等到十六岁，他们爷俩就吓唬我们，说我家的命根攥在他们手里，还硬说我们是蒋介石特务。我害怕，就顺从了他们。结婚后，他们不让我出屋门。我很想出去开会，就是不敢。有一回，雨来锁了大门，文则锁了房门，外面谁也进不来，然后他们爷俩就用赶骡子的鞭子打我。胡雪贞听到我哭叫声，跑到区公所去求救，要不是她搭救，那天夜里我就没命了。
“前几个月，我娘病了，我也不敢回家看她。我男人说，你要回家就休了你。我叔几次来叫我回去。后来我带了一床被，跑回娘家。现在我不敢再回婆家。我决心和他离婚。我要是回去，他们准要我的命。要是不能和他离婚，我就寻死去。”
她说这些话时，那样地坚决、镇静，就象人们宣布一件什么事情那样。毫无疑问，她这样说了，就会这样去做的。她在人们面前表现得那样从容自若，使我感到异乎寻常。她只有十七岁，但她的言谈举止却象一个两倍于她年龄的成年妇女——面无笑容，没有娇态，毫不犹豫，甚至一点儿都看不出激动的样子。到会者从她那里得到的印象是，她已经横了一条心。
村里很多人相信丑孩的说法，说仙娥遭到毒打是因为她拒绝了她公公的调戏。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一道道紧锁着的门后发生的事情，在仙娥心里燃起了仇恨，使她什么也不顾了。
仙娥那天的发言深深地感动了工作队所有参加会的人。如果雨来和文则是铁心肠的人，那末这个姑娘就是一个钢心肠的人。很明显，这个弱小的姑娘使那父子俩遇到了对手。仙娥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只要看看她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就足以说明，这场战斗真正打响时，她是绝不会轻饶她的对手的。
如果工作队的干部们能够批准仙娥离婚的话，他们早就不声不响地批准了。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必须考虑到全村人的态度。在张庄从来没有批准过离婚的事，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女人得到社会的允许而离开她的男人。可以肯定，大多数男人一定会反对女人和她男人离婚的。不少老年妇女，特别是那些和媳妇不合的老年妇女，也会反对这种做法。仙娥能够指望得到支持的只有妇女会中以胡雪贞为核心的少数进步的年轻妇女。如果要批准离婚，必须发动广大妇女，召开全村妇女大会。
仙娥说完以后，胡雪贞向妇女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大事呀？她受的压迫就是我们大家受的压迫。”
妇女们开始分成小组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还平静，慢慢就热烈起来了。最后各组依次向会议报告。大多数人同意离婚，也有人建议分居。她们都认为仙娥应该留在娘家。出人意外的是一个叫凤来的农民的女人，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她说，在她看来，那年轻丈夫和他的不乐意的媳妇的关系其实满不错。
“我不同意！”仙娥说，上前打断了那个女人的话，“要是我们和好，他为什么打我？这能说我们关系不错吗？”
凤来媳妇的嘴不是容易堵得住的。“打你！”她说，“哪有男人不打媳妇的？这算得了什么！他们爷俩都翻了身，还帮仙娥家也翻了身。谁都看得出来，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好处。我还常看到她笑哩。”
她的话遭到了反驳。
“你包庇雨来！”几个妇女喊道。
“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好处。我倒愿意跟她换个个儿，什么时候都行。”凤来媳妇挑战似地说。
“那还不是因为你男人打你嘛……”
胡雪贞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她说：“我说几句。这闺女对自己的事最清楚。我和她同住一个院子，她是受气的，吃了不少苦，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然喽，她不是整天都哭。她要是整天哭，就要挨打。她不得不装做高兴，脸上要挂着笑，眼泪只好往肚里咽。和她爹娘住在一起，也不是办法。她要求离婚，有两三个小组已经同意了，还有什么意见吗？”
妇女们异口同声地喊同意。凤来媳妇一看没人支持她的意见，就不再开腔了。
胡雪贞说：“那么，我们就给县政府打报告，提出我们的建议吧。”
她还没来得及提出具体的建议，院子后边突然乱了起来，原来是王老太来了。她气喘吁吁，脑门上淌着汗珠，后脑上的发髻也松了，几缕散乱的头发飘在脸上。虽然这样，她却咧着嘴笑，拉着贵宝家漂亮的年轻儿媳妇的手。是王老太主动跑到马场把她找来的。如果仙娥能控诉文则，那么贵宝的儿媳妇就能控诉洪恩。
“让她到前边去！让她过去！”后边的妇女喊道。人们让开一条路，让她们俩走过挤满了人的教堂大院，到发言人站的地方去。当这位中农的儿媳妇走上台阶时，王老太也跳上去站到她旁边，她那股高兴和骄傲的劲儿，就好象这位新证人是她的闺女似的。
这位年轻的少妇用使人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叙述民兵队长洪恩是怎样安排他的相好在她家睡觉的。后来又威胁要斗争她在马场的父母，逼她也当他的相好。
这件事暂时把大家的注意力从雨来和文则转到洪恩身上，使人们想起了这个民兵队长的许多“流氓事”。妇女们马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揭发他过去一桩桩的下流事。在她们说这些事的时候，完全忘掉了对那几个“坏干部”的畏惧，开始对这些人干的坏事进行揭发。小李本子上记下来的罪状，足够临时农会在过关会前审查几天了。
快散会的时候，丑孩媳妇作了最后一个揭发：“文则听到喇叭筒叫我们开会时，对他爹说：‘哈哈！你听，他们叫狗啦！’”
妇女们一听，朝地上“呸”了起来，大骂文则是王八旦以及更下流的东西。毫无疑问，妇女们已在磨拳擦掌准备战斗了。假若那时接着就开过关会，那四个“坏干部”一定会吃不消的。
这次会是戚云在妇女中做发动工作的结果。谢虹受到启发，也到男人当中进行发动。
就在当天，谢虹听说仙娥的堂兄弟黑小儿到张庄来串门。黑小儿这孩子曾经供出仙娥的爹喜则是国民党特务。谁都知道，这完全是当时的治安主任文则拷打逼迫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供词就很难说是真实的了。如果能说服这孩子说出真话来，不管是文则还是雨来就“罪责难逃”了。
仙娥把谢虹领到她堂弟呆的屋里。他们看到他躲在炕上，门一开，他就想跑。但是，谢虹一把揪住了他那件机器缝制的新衣服的领子，马上开始盘问他。黑小儿个子长得矮小，和年龄不相称，谢虹很容易就把他揪住了。但是不管他怎样盘问也没有结果，黑小儿不承认张庄有谁打过他。最后，谢虹松开他的衣领，换了一种方法问他。他问这孩子，他叔叔为人怎样。
“喜则是个好人，”黑小儿说，“他为人老实，待谁都好。他待我也不赖。”
“可惜他做好事都是装的，”谢虹绷着脸说，“兴许他给人的印象好，但他是个特务。所以他一定是个大坏人。”
“谁说他是特务？”这孩子惊呼道，象是挨了一嘴巴似地缩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
“村子里就有几个人这么说呀。”谢虹冷冷地说，“文则也这么说呀！”
孩子听到这些话，开始咒骂起来。“文则他娘的！他瞎说！”
“你为什么骂文则呀？他可从来没惹过你啊！”
“你胡说！”黑小儿说，“你明知他揍过我，刚才你还想让我揭发他哪！现在你又说他没惹过我！”
“你不是说过张庄没人打过你吗？”
黑小儿意识到上了当，马上又缩了一下身子。他坐下来，愣住了，一声不响。
“既然他真的打过你，”谢虹充分利用这个突破，问道，“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我怕他再打我。”
“为什么要怕？”谢虹问道，“明天很多人就要揭发文则了，现在是和坏干部算帐的时候啦，也是你算帐的时候啦。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有什么可怕的？过后你可以回壶关去，他不能拿你怎么样。看人家仙娥一点儿也不怕。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和她一起斗争呢？你和仙娥比起来谁更有力气？你的力气大得多嘛。可是，你害怕，她却不害怕。这就是说她有胆量。当然，这也说明这里的人们占上风了，坏干部再也不能那么神气了。”
谢虹见黑小儿渐渐动了心，便加紧了攻势。他强调说，当侄子的有责任为自己的叔父恢复名誉。很快，这孩子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最后他破口大骂文则，并发誓要报仇。
“我要是明天不站出来揭发他，我就不是人。”这位少年哭着说。
经过这样的努力，谢虹终于动员了几个男人，他们都说，只要仙娥打头阵，他们一定支持她。其中劲头儿最大的是丑孩老汉，他边说边骂，一直没忘记在文则手里挨打的事。在丑孩后边还有元龙、申全德和村公所的会计金洪。他们都发誓第二天要站出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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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教堂里的过关会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教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釆用鲁莽的态度，必须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戚云和谢虹两人很担心即将来临的交锋，他们这种十分忧虑的心情感染了我。我担心地等待着天亮，深恐工作队和老乡们对付不了肯定要发生的困难。
鸡叫头遍我就醒了，但是谢虹比我起来得更早。他已经出去看他的“炮手们”——仙娥、黑小儿、丑孩和王老太——去了。要是他们敢出来说话，其他人也一定会跟上，会议就能开成功。要是他们在最后一刻畏缩不前，就不会有人出来替代他们进行斗争了，而文则就会压倒恐惧和沉默的群众。
我正在区公所后面的厨房里喝着热乎乎的小米粥时，谢虹回来了。他已经走了一圈儿，看来很满意。王老太斗志最旺，即将到来的斗争使她精神抖擞，充满了希望。仙娥丝毫也没有后退。黑小儿在发愁，但是他表示只要谢虹给他撑腰，他就说话。丑孩象夜游神似地走来走去，念叨着谢虹教给他的那句格言：“忠臣不怕死。”
由于可能要下阵雨，会议不得不在屋里开。张庄唯一能容下这么多人集会的大建筑物只有教堂的大礼拜堂。这礼拜堂成了存放公粮的仓库，经常是锁着的。现在，头年剩下的粮食全都堆放在屋子东角的圣坛周围。这样礼拜堂中部就空了出来，可以用来开群众大会。
在礼拜堂里，堆积如山的谷子有一丈到一丈二尺高，把十字架后面的窗户挡住了一半。这好象给即将开演的戏提供了令人难忘的布景。人们鱼贯地走进来，他们在自己所生产的堆积如山的谷子面前就显得矮小了。那高高的金色的谷堆，也许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体现革命的威力。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生产出这些难以想象的堆积如山的黄澄澄的粮食，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解决即将来到人们面前受审查的那伙人的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礼拜堂里早就挤满了人。看来老乡们已经认识到，这次会上将要作出的决定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几乎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了。
仙娥是最后来到这间大礼拜堂的人们之一。由于一夜没有睡觉而苍白的脸色反而使她显得更美了。她在从门口通向大厅中央主席台的过道旁安详地坐了下来。雨来是够猖狂的了，甚至在这时候还想威吓她。一见到他的儿媳妇，他就往回走过来坐在她前面，仙娥立刻站了起来，穿过人群挪到了墙边。她在那里没果多一会儿，雨来的女儿又紧挨着她身边坐下。这是不是她婆家的人想出来扰乱她的一种部署呢？仙娥显然认为是这样。她再次站起来，挤到人群中间，在那里，她置身于人群之中，雨来或他家的其他任何人再没有跟过来。
停了职的村公所的财粮、非党干部张善庆登上讲台，会议就开始了。当人们认真向他提出问题时，侯队长把人们引到停职的民兵队长洪恩身上。洪恩马上就遇到麻烦了。他不得不承认，现在人人皆知的偷盗的事是他干的，而且是他把盗窃的罪名栽到满喜头上的。满喜一听到这里，就跳了起来，并且大胆地揭发洪恩，从而带动另外十多个人发了言。随后，大家的揭发是那样的激烈，弄得洪恩十分狼狈。人们要他等所有的人都讲完了再答复。
工作队干部们得意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会议进行得比他们希望的还要好。
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雨来。这种场面他是根本没有料到的。人们越来越高昂的情绪使得他那半秃的脑袋冒出了汗，他的眼睛紧张地一会儿看看这一部分人，一会儿又看看那一部分人。
雨来明显的狼狈相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转过身去仔细观察他的儿子文则。他坐在主席台旁边等候轮到他的时刻。看来他对会上的一切毫不在乎，而以一种自信的神色察看着人群，对看到的几个朋友报以微笑，似乎这是某种庆祝活动。从他愉快的脸上或者轻松的举动中，丝毫看不出他应对那么多星期以来村子里的种种恐惧和骚动负什么责任，或者他也即将面临洪恩此时正经受的那种严峻考验。
“这人沉得住气，”我心里想，“难道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
事实证明文则并不知道什么。当会议轮到他时，群众态度上发生的微妙变化，使这个当天最引入注意的审查对象不象先前那样若无其事了。群众不同意让洪恩过关。中午休会吃饭，饭后接着开会。参加后半段会议的人数并没有象所预料的那样有所减少。恰恰相反，礼拜堂挤得水泄不通，到会的群众比上午还多，这表明下午的会要比上午更激烈。当文则站起来说话时，他的右手紧张地摸弄着土布衣衫上的纽袢，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不象上午那样总是沉着地瞧着人们了，而是眼看着地，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甚至满喜在过关会上的发言也比文则现在讲得好。
“我不想讲我的全部情况，……就从我的工作讲起……我当治安主任那阵子，打过喜则，还说他是特务。那是因为他同范留说了怪话……现在我明白我错了，我早就该说的……”
文则说了几句，停一停，向周围看看，又慌忙地瞧瞧地上，再说出几个字，支支吾吾。他个子高，又很瘦，比在他面前的其他干部都瘦。他脖子上的青筋凸出着，好象一根根绳子。
“我脾气躁，打过金柱，因为他老是为着他媳妇的事来麻烦我。有一回半夜里，他把我叫起来去骂他媳妇，我揍了他……我把丑孩揍得挺厉害，因为他说我的闲话。现在我知道那不对。我还打过别的老汉，我为什么没打过我爹呢？”
当文则提到丑孩的名字时，丑孩站了起来，气得发抖，用沙哑的声音拚命喊道：“你为什么打我？什么坏事你没干过？”
但是站在这位老汉周围的人制止了他。“让文则讲下去，”大家说，“让他讲完。”
“我打过喜安，因为在斗争中他包庇召成。有一回洪恩叫我去送公粮，我从仓库里拿了几块木板。别的再没有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要说那些流氓事，我有罪。我当时想，别人能溜过去，我也可以。”
他发言到此结束，然后就坐下了。
文则一讲完，丑孩老汉又站了起来，迈开步子穿过乱纷纷的人群向桌子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卷起袖子，大骂这个他恨之入骨的人：“你这个王八旦！你娘的！”
还没人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大步走到文则坐的地方，用颤抖的细长手指指着这年轻人的脸，满腔怒火地叫喊起来：“你打我！就差没把我打死！我躺了几个星期。你打我的时候还说：‘把你打死了我也不在乎！’”
丑孩又向前跨了半步，举起拳头就要打文则。在礼拜堂后面的二十来个人马上站了起来，就象有谁下了命令似的，一齐向前拥。礼拜堂里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人群中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要看看礼拜堂中间发生的事。当成千只眼睛集中在丑孩的瘦长的手上时，整个礼拜堂里出现了一阵不祥的沉静。文则蜷缩着身子准备躲避，也盯着这双手。如果丑孩真象他想干的那样伸拳去打的话，那用不上几分钟工夫文则就会送命。只要丑孩一动手，群众因为对文则和他父亲充满了仇恨，也就会跟着干起来，那样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拦住他们了。工作队干部们好象中了催眠术一样发呆地站在那里不动。
那是这样的时刻：时间停了下来，每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变得非常缓慢的了，一场大祸即将临头。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工作队的其他成员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动一下。
“你给我说，谁是狗？谁是狗？”丑孩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说。
这时文则霍一下站了起来。
“我没说过这话。我从没骂过谁是狗！”
他的脸色煞白。
丑孩的两只手突然向文则的脖子卡去。
有人喊了一声：
“把他拉回去！”
这是戚云喊的。她冲上去用两只胳膊把丑孩和文则推开了。另外一个人——大概是谢虹吧？——把丑孩往后拉了一两步，接着，小李和张全儿把他推回到人群里。他站在那里，无可奈何地看着他那双没有完成任务的手，这双手还在动着，好象在用力卡谁的喉咙。丑孩望着侯队长，眼睛里的神情好象在问：“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拦住我？”
人群里那些拥到前边来的人也都后退了一些。
丑孩打了一个冷颤，重新控制住了自己，垂下了双臂。他剐要说什么，突然感到自己没有力气了，他毕竟年岁大了。他浑身的关节好象都散了架儿，由于忧伤过度，脸上的肌肉也都凹陷了，从他掉光了牙的嘴里结结巴巴说出下面一段话：
“我是豁出命来揭发这个人的，”他说，“要是我在什么地方给害了，我现在就预先告诉你们了。我这条命算是交给你们了。我一辈子没打过人，也没……”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缓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丑孩还役坐下，仙娥就站了起来。当她走到礼拜堂中央时，文则好象看见了鬼魂，他简直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是仙娥。
仙娥大胆地讲述她的遭遇。黑小儿完全按他答应的那样作了揭发。在这两位年轻人之后，又有一些农民毫不含糊地发了言。但是，文则还不低头。恰恰相反，在开会过程中他发现不会挨打，就又恢复了镇静，最后又硬起来了。末了，他不但不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倒打一耙，竟指控起所有揭发他的人来了。申全德问文则究竟是谁打了小全儿，他说申全德自己应该清楚是谁打的。胡雪贞问他是否打过他媳妇，他傲慢地说：“是呀，我打过她。我有一回打她是因为她出去时间太长，我们没有晚饭吃。又有一回我打她，是因为她在玉米地里和一个男人勾勾搭搭。当然喽，男人打媳妇是不对的，不过我打她可全都在理。”
最后几句话使小李再也忍不住了，他爬上桌子让大家都能看见他。他激动地、狠狠地批评了文则一通，说他再也不配当党员了。
可是被他藐视的那个人看来甚至连听都不去听他的。
※ ※ ※
工作队成员们回到区公所的时候，洪恩正在那里等候着。这个被停职的民兵队长哭丧着脸，以往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已经一扫而光。他想要一份会上对他提的意见的记录，并说他想考虑这些意见，准备下一次会上对这些意见逐条地详细答复。
洪恩在自我教育中处在一个重要的时刻——过去的趾高气扬变成了现在的悲观失望。在痛苦的改造过程开始之前，多数人都得经过这一关。现在，工作队的任务就是突破文则的防线，使他达到洪恩现在的程度，并使他对自己的认识与别人对他的认识一致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转变他的世界观的艰苦过程才能开始。
这个群众大会虽然在克服人们的恐惧情绪方面是成功的，然而还没有制服那个停职的治安主任。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更进一步发动张庄的群众。到目前为止，受过他父子俩欺压的好几十个人中，只有二、三十人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很不够的。对文则这样蛮横的人，只有团结的集体才能制服他。工作队召集了一个没有文则和雨来参加的群众会，使得又有几十个人讲了话。到了六月九日晚上，文则又一次出现在过关会上时，记载他罪状的纸张就有五尺多长。
这些揭发当中，最严重的是，文则和他父亲对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都扣上“特务”帽子。当这些事一桩桩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文则被搞得无法招架，乱了阵脚。
北片的单身汉老堆金就象地方法庭上的法官那样审问着他：
“你娶媳妇时她多大岁数？”
“十五岁。”
“那么当时你是怎样得到区公所批准的呢？”
“我要她报十六岁。”
“你是不是逼人家立即退还你爹为她花去的全部钱和粮食？”
“不，我没有，我只是强迫她报十六岁。”
“怎么强迫的？”
文则迟疑了一下。
“他逼仙娥的爹娘，这是仙娥说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王老太喊道。
文则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害怕。过去的事我忘了。”他很快地慌乱起来了。
“我们不揍你，你心里敲什么鼓？”元龙问道。
“干事时你胆子那么大，为什么说这些事时胆子又这么小啦？”胡雪贞嘲弄地问，还轻蔑地翘了翘嘴唇。
“我什么都忘了，请大伙批评我吧！”文则喃喃地说。
“群众的意见堆成了山，”老堆金说，“他说他什么都忘了。他怎能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忘了呢？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他从错路上拉回来，但是他就是不觉悟，那就应该把他开除出党，送县法院继续审他。”
“文则，你对大家的建议有什么想法？”小李问道。
“我同意，”文则说，“我想，应该这样，我没什么可说的。”
接着是仙娥发言。堆金和小李都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
“你同意和我马上离婚吗？”
“我死也不同意离婚。”文则说。一提离婚，几乎把他急疯了。他往地上一趴，脑袋在地上狠狠地撞起来。他那脑壳敲打在砖地上的声音，整个教堂里都能听到。
“不成！”他撞一次头，喊一声，“不成啊，不成！”
“为什么不成？你得给我讲出不成的理由。”仙娥追问说。
“虽说我以前打过你，可我还是能改的呀！我以后再不打你了，我能改呀！”文则躺在砖地上说，他不再撞头了，但还没有站起来。
“谁能相信你的话？”仙娥问，“如果你把我打死怎么办呀？”
“我要是这样，就枪毙我。”文则回答说。
“就算你偿命，人家已死了，管什么用？”王老太说。
“让这闺女说说她为什么想离婚。”元龙提议。
“不，还是让文则说说他为什么不肯离婚。”泰山娘说。
然而，文则讲不出理由来。他只是声明：“我对着大伙发誓，你回家来，我再也不打你了。”
“好了，好了。”掌握这次会议的临时农会主席真宽说：“我想，大家应该决定怎么处理他。他强迫一个未成年的闺女嫁给他，为了点儿小事儿就欺压和殴打了很多人，还硬把很多人打成特务。我主张把他送到人民法院去，大家赞成不赞成？”
“赞成，赞成！”群众喊道，“这再好不过了。”
这次会开完之后，文则象洪恩前些日子那样，也到区公所找干部去了。他快哭出来了。
“我认真准备了整整两天，可是我一站起来，一下子什么都乱了套。我想坦白，我愿意把什么都倒出来，可就是说不出来。我害怕群众在街上突然揍我一顿，然后一转身反说我打了人，怎么办呢？”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戚云说，“他们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的。只有象你那样胡思乱想的脑袋瓜儿才会想出那种事来。”
雨来跟着文则进来，鄙夷地摇摇头指着他儿子说，“我教他好几天了，可是这狗日的太窝囊，一到人前就什么都忘了。”
“问题不在教不教。”小李说的时候把两手向上一扬，“只要他坦白交代就行了。照他说，他做自我检查没本事，那么欺负别人时为什么那么有本事呢？如果他继续对抗群众，只能是自己害自己。”
“过去我的作风和态度太杯，”文则说，“可是我打地主是很勇敢的。”
“你打的尽是地主吗？”
“那倒不是，我也打过别人。”
“对了。你也打过你媳妇，还打过象你爹一样的老丈人，你能把你老丈人也说成是地主吗？”
“不，不能。”文则悲痛地说。
既然会议已决定把文则送交人民法院，再加上，不论是小李还是戚云都没有对文则表示丝毫同情，雨来认为他儿子算是被抓定了。他以为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被带到潞城去受审了，想要事前准备一下。他问能不能回家给这个犯人取一条被子，让他带到监狱去。没料到，小李却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担惊受怕的老子和精神恍惚的儿子刚刚迈出门，雨来又一个人折了回来。他把小李拉到一边，低声地、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了起来。原来，他最关心的是离婚的事。他和文则两个人都认为，离婚的事是不可想象的。“最近这些日子，一提到这事，我们爷儿俩就不敢往下想了，对我们来说，一想起这事就怕极了。”雨来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拉着小李的衣服。
小李很认真地听着，却没做任何表示。
雨来很不安，但无任何悔过的意思，又再次离去了。
※ ※ ※
第二天，六月十日，轮到雨来过关了。如果有谁曾经在政治生活方面是虎头蛇尾的话，那么雨来就是这种人。他最后的表演，他在“法庭”上的一天证明他比虎头蛇尾还差劲，简直是演了一出滑稽剧。在面对面的斗争中把文则压下去之后，人们已经不怕他老子雨来了。而轮到雨来面对这个团结的集体时，他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他的威胁和吹牛，象被太阳晒得干裂的土地上的小水坑那样，很快就蒸发干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眼泪汪汪、躲躲闪闪的人。而他的每一个迂回战术，早就被揭发他的人们看穿了。
人们蔑视他的这种态度，不让他过关，把他留待村人民代表大会处理。
那天下午，过关会第三次休会的时候，文则和雨来一起来找工作队。这回文则可真的哭了，显然，他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哪条路走了。而他老子却是个失败时还和胜利时一样顽固的家伙，还希望靠一番花言巧语能使他们爷儿俩蒙混过关。他还象上次那样骂他儿子窝囊。但是他儿子却明白，靠小聪明和耍手腕再也无济子事了，现在只有若老实实才行，两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文则之所以哭，是怕已经太晚了。他能不受惩罚吗？离婚不就是必然的结局吗？现在他能有什么办法避过这场大祸呢？
正当文则哭哭啼啼，雨来责骂儿子的时候，刘书记——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的地委领导人——走了进来。就象王书记几星期前做过的那样，他是来检查张庄土改进展情况的。他看到文则在哭，就和颜悦色地叫文则坐下来谈谈他的情况。
我知道我完啦文则哭着说，“把我送到人民法院，会把我枪毙的。要是把我开除出党，也就等于把我枪毙了。不管我坦白不坦白，都没有出路了。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说话，听天由命吧。”
刘书记温和而又坚定地表示不同意：“你还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嘛，”他说，“这就看你自己了。”
然后，刘书记告诉文则说，他认识许多干部，他们干的坏事比这个张庄治安主任干的还坏，但是他们决心老老实实承认所做的坏事，悔过自新，后来大家又选他们当干部了。“至于你的婚姻问题，如果你媳妇坚持要离婚，那是她的权利，这个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改造好了，那来过一年半载你肯定还可以另外找到一个媳妇。”刘书记这样说。
文则一面听着，脸颊上的眼泪也慢慢干了。他向刘书记保证，在下次过关会上他将改变态度。他回家的时候是平静的，而且在考虑着问题。
他一走，刘书记就把工作队人员召集到一起，告诫他们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要防“左”。以前他们已经多次受到告诫要他们防“左”了。刘书记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党员由于受到压力而自杀的事件。这是党和人民很大的损失。我们应该给每个人指明出路，治病救人。再说，这些人中间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极端苦恼的年轻干部，他们往往是人民最有才干、最勇敢和富有创造性的儿子。改造好了，他们就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常常表现得比那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更坚强、更聪明。”
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干部们断定文则是能够接受再教育的，只是他老子在扯他的后腿。只要把这个年轻人和他老子分开一段时间，他很可能改邪归正，甚至有可能使他媳妇回心转意。但是，他能上哪儿去呢？离开了家他又能干些什么呢？
刘书记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上级党组织正好给文则这样的干部办了一个训练班，已经在长治开学了。训练班招收的对象是太行地区那些在本村整党中过不了关的人。这些人离开他们犯错误的原来环境和紧张气氛，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和考虑问题，有耐心的教员鼓励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加上和他们有类似问题的集体的帮助，许多十分顽固的犯错误的人都已经能客观地认识自己和选择自新的道路了。
刘书记建议把文则和洪恩两人都送到这个训练班去，至于他们应该受到什么处分，是不是应该批准离婚等这些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决定，应该看他们在那里接受教育的结果如何再说。
刘书记的建议表明，工作队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整个态度有问题。戚云和谢虹迟迟才认识到，由于他们急于唤起人们克服对雨来父子的恐惧，而忽视了改造这些人的可能性。他们想打倒人民的这些新压迫者，而不是去改造他们。他们这样做，就歪曲了“整党运动”的精神，而跟在那些性急的贫农后面跑了。这些贫农只要求报复过去所受到的冤屈，而没有看到那些一时走错了路的干部是可以改造好的。
现在，第一次要求戚云和谢虹用文则可以改造好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就立即以极大的热情去帮助他。当然，促成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文则已被觉醒了的张庄农民所打败，在这个胆战心惊、心神不定、哭哭啼啼、求人帮助的悔过的年轻人面前，再要使人相信他是“铁汉”，他的报复会使人永远害怕的神话是不可能的了。
工作队侯队长始终反对摧毁这些人的精神，他总想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工作队其余的人却攻击他采取迁就的办法去帮助他们。不过，现在他并没有说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了嘛？”他只是用他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文则谈话，帮助他对在训练班里可能要踫到的问题作好准备。
只有小李一个人还想不通，为什么要对这样的坏干部处理得如此宽大。他想，即使改造好了，他们也应当因过去的罪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至少文则要开除出党，如果象他这样的人还能当共产党员，那末这个运动还有什么搞头？
※ ※ ※
由农会组织和掌握的第二次过关会的最后结果，是四个先前没有过关的党员都通过了，七个第一次接受批评的非党干部也通过了五个。只有雨来、文则和洪恩例外。对他们的问题，只能由将要选出的政权机构——村人民代表大会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这期间，已经报请上级批准，送文则和洪恩到专门给那些过不了关的干部办的训练班去。
但是，不管怎样，有些老乡总是要曲解党和政府的决定的。去训练班的事一传出去，谣言就传开了，说这两个党员反而受到提升了。工作队干部一再解释也没能制止这种“小广播”，看来只有时间和接受再教育的两个干部的返回，才能一劳永逸地澄清这件事。
可笑的是，文则自己对去受训的事也不相信，他以为那是把他送到某种监狱去。他说，除非对仙娥认出那条塞住小全儿嘴的毛巾是他家的一事加以澄清，他就不填写去训练班的申请表。这样，他又采取了攻势。只是经过了许多耐心的解释工作，才最后说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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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成份升级
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任弼时
六月十二日，农会各片的小组开会，再一次划分本村的阶级成份。这回不需要对每户都复查，只是把有问题的那些户列入名单，进行讨论。到六月十四日晚上，所有属于这类情况的都在各小组讨论完毕，于是，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来作最后的审查。大会是在教堂大院的空场上召开的。
长时间地给玉米和谷子锄草，使所有的农民都很累了，结果只有少数农会会员到会。但是，在皎洁的弦月下，凡是到会的人都是很积极的。他们热情地解决了遗留下来的全部问题。看来，他们有点过分热情了，因为他们对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况处理得太快了，给一些当事人一种印象，似乎对他们的申诉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
王老太几天来一直反对西南片小组要把她划为新中农的企图，但是北片和东片各组很快就把她订为这个成份。这么一划，她的全部打算就都落空了。她本来打算搞点靠近村子的好地，还要给她儿子和新媳妇添几间房。
她大步走到会场中央，强烈地提出抗议，理由是她的全部土地都是解放后她大伯子留给她的，现在用的那头驴是借钱买的，她的财产没有一点儿是靠土改得来的。这能算“翻身”吗？
为了证明她没有“翻身”，她讲话的声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响、更快、也更尖刻，但是人们却是无动于衷地听着。当她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话并不能扭转局面时，就不再说了，转身回到她自己那个小组中去。最后她骂了一句，拿起小凳子，气冲冲地扭回家去了。
要是王老太再多呆一会几，亲眼看到和她自己光景相仿的那些人的情况，那么她对自己的失败可能会采取一种比较旷达的态度。事实是，这老婆子成份的升级，只不过是对西南片她的几十户邻居的贫农成份升级的开始。农会其他各片的小组在准备阶段中，对贫穷的标准掌握得很严，所以他们看到西南片那些人划为贫农时，感到很不对劲儿。他们让元龙把名单读了两遍，然后就毫不留情地大砍起来。申全德、元龙自己，郭旺月和其他许多人马上都被升级为新中农。
这个升级运动的领导人是支部书记兴发和杨玉锁。杨玉锁曾是第一次过关会上群众代表的发言人。他们两人蹲在人群边上的煤油灯旁，在灯光下仔细研究那些名单。他们自己已经划成了新中农，就不想让物质条件同自己差不多的任何人家溜掉，划成贫农。既然耕畜、车辆和农具都明显的不足，他们就不把这些当作“翻身”的标准，而仅仅以土地和房屋的占有情况为依据了。
两个单身汉，各有十亩地，就都立刻升了级。一个叫章兰的农民，不仅被从贫农里拉了出来，还把他上升到老中农一级里去了，理由是他多年来拥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
当西南片小组发现北片一个本来应该算作新中农的人漏划了，反过来追问负责定成份的人时，会场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人有半头驴，被他的邻居们忽略了。兴发和杨玉锁的疏忽给人抓住了，他俩道歉说忘了这半头驴，于是马上把这家的成份升高了一级。有人指出，这个人现在有两个半头驴（原来那头母驴几天前下了个驹儿，这驴驹儿属于两家共有），究竟两个半头驴是不是该算一头整驴，成了一个逗笑的争论的题目。
那天晚上，所有的成份改变并非都是向上升级的。木匠李何仁和铁匠张还朝在坚决反对划为老中农而要求划成新中农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民兵天喜，本来也已经划为老中农了，他强烈反对，而且在他那片里得到了很大支持，最后会议表决接受他的意见。
夜深了，整个会场越来越喧闹。尽管从三个片来的老乡开始是分开坐着进行讨论的，但是当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他们不知怎么的都混在一起了，最后很难分清哪个组在讨论些什么事情。许多在边上的人，完全跟不上趟，渐渐地消极起来，或者分别闲扯起私人事情来了。快半夜了，人人都急着回家睡觉，结果对有些很复杂的情况几乎没有争论就做了决定。所以，那天晚上有些定了成份的人，感到受了伤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象小李所指出的：这不要紧，还要进行第三次阶级划分，如有意见还可以要求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