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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仇恨
啊，请问你们统治各国的帝王和君主，
这个人的命运将如何受到摆布？
当反叛的旋风震荡着四方的国土，
当这沉默了若干世纪的无言的恐怖
将要起来对全世界进行一番惩处，
那时该如何给他粗暴的问题作出答复？
王国和国王将面临怎样的出路？
那些逼他至此的人们又将如何应付？
——埃德温·马卡姆：《荷锄人》
★
一、张 庄
气象尔何物，
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
可以尽天年。
——谢道韫
张庄在山西省的东南部。这里是山地，枕靠太行山脉，在北京西南方向一千二百里之处。张庄以南三百里是一个峡口，黄河就从这峡口泻入华北平原。
晋南山地由于地势高拔，也称上党（“与天为党”之意）。此处虽是荒岭纵横，但在山梁之间的宽阔的沟谷里，却有面积可观的肥沃土地。古城长治，就座落在这样一块沟谷地的中心。长治往北的一条大路穿过二十里平川，经过许多泥屋村落，然后缓缓爬上一座长岗，过了岗，又是平地，张庄就在这块平地上。
张庄的土地革命始于一九四五年日、伪军撤出以及投降之后。我不知道张庄在此之前毫无变化地存在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可以肯定，几百年来，任何一个过路人在岗顶上休息时，眺望北面的平川，所看到的景象都是基本相似的：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荫中。这片土地在冬天露出了荒凉的褐色，而在夏天则覆盖上了各种庄稼，有绿有黄。
一月份，向这片沟谷地望去，是一片没有生气的封冻世界。一整天都难得见到有一缕炊烟从低矮的土烟囱里冒出来。这些烟囱突出于微倾的屋顶上，标志着这儿是个村落。其实，富户人家生的火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无烟煤。穷人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不过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
隆冬季节，气温常在零度以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闭门不出。只有在南北大路上才看得见人的活动。这是一条车夫们拉运山货的路，他们不避寒暑，风雨无阻。山区空气冷寂，远处就能听见他们的铁箍车轮压在冻硬的车辙上所发出的响声。在山岗之顶，这声音听起来就象远处的鼓声，又象是有一个不知疲倦的木匠，在频频敲打一只正在合拢的空木桶。
天气转暖以后，这种了无生气的景象就变了。从鸡叫头遍的黎明直到日落西山的黄昏，成百的农民在地里忙来忙去。他们耕地、施肥、播种、收获。地里总有这么多的人，大家不必离开自己的地块，就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聊天。
从山岗上望去，这种情景就有点象人和自然在缓慢地跳着某种宗教仪式的舞蹈，看不出正在进行的是艰苦繁重的劳动。这个舞台似乎总是空空荡荡，可是定睛一看，处处都有东西在活动。这儿，一头驴子在拉犁；那儿，一个光脊梁的汉子在耙集玉米根茬；旁边，一个赤脚少年在撒粪，三个妇女跪在地里间苗，一个从生下来就一直光着屁股的小孩在沟渠里耍棍子。过路人的头顶上，燕子低掠而过，暖和、静止的空气发出了嗡嗡声和呼哨声。鸟、人、牛、羊、小孩、狗，真象一幅布鲁格的绝妙的群物画，背景是来来往往的载重大车。由于黄土路面早已解冻，富于弹性，铁箍轮子的巨响便被吸收掉了。
过路人歇够了走下山去，就会发现村街正是下山所走的那条沟壑的延长。七月份下暴雨的时候，所有南边高地泻下来的雨水都涌入这条沟壑，流入村街，注入村中的池塘。这池塘是个天然的大洼地，位于村子的正中央。洗衣用的水就这样周期性地得到补充。在塘边的柳荫下，常常可以看到有几个妇女和姑娘在石板上搓洗衣服。
沟街的两旁排列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人家的庭院。每家大门旁边都有自己的一间茅房，这是特意设在街旁的，方便过路的人解手，好给自家增添肥料。
大街两边垂直地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巷子里还有门庭。这样，整个村子就很象一座迷宫，外形虽然规则而整齐，但却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院墙以及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多少世纪来，虽然村子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到处都是。在好几个地方，人们可以穿过土墙上的大豁口，从街上直接进入院内。人们还不断发现新的捷径，开辟新的途径，连接各家。只有富户才有能力使自己的院墙保持光洁方整，抹上草秸石灰。只有这样，才经得住几个寒暑的风吹雨打。有的乡绅还用砖盖房。这种房子相传许多代后还是完好的，而农民的茅屋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池塘边上是妇女们洗衣和聚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开阔的场地，可容纳多辆大车停放，而不致堵塞大街，空场上昼夜都停放着大车。虽然交通频繁的大路在村东绕了过去，许多车把式路过张庄时已经又饿、又累，或者感到无聊，便把牲口赶进村里的大街，停靠在空场上，找个地方打尖休息，或者找个伙伴拉扯闲话。这三项，都由村里的大车店提供，来了有热水，饿了有蒸馍、面条，还有切好的烙饼，可以与时鲜蔬菜同炒同烩。这个大车店在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地主老财，由他们的代理人或亲戚经营，它不过是一栋土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设有供车把式睡觉的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可以吃到铡碎的草秸。
大车店旁边的小杂货铺，也曾数易其主。小铺是一间破败的土坯房，门吱吜作响，窗纸也是破破烂烂的。在门外面，也和大车店一样，有一顶席棚遮阳，通常可以见到掌柜在棚子下一边全神贯注地下棋，一边拿着一把破茶壶喝水。铺子里卖的是旱烟、肥皂、毛巾、针、酒、豆油、盐、糖、饼干和布匹等等无法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买卖并不匆忙，顾客总是先找掌柜的杀上一盘象棋，然后才进铺子里采购。
店铺周围历来就是大兵们遛跶闲逛的场所。早先是清朝武官统率的八旗兵，辛亥革命以后，则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绥军；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又撵走了阎锡山。这些军队不管效忠于谁，都是鱼肉老百姓的。他们为非作歹，见到好东西动手就抢，任意糟蹋穷人家的妻女，当官的照例总是地主家里的座上客，他们也同样地寻欢作乐，所不同的只是环境更加幽雅，手段更加高明罢了。地主豪绅是默许他们为非作歹的，这样就可以依仗军队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继续顺利地收取地租。
从杂货铺往北，在空场边上，还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庙，非常坚固。庙顶的飞檐会使人联想到蒙古包的翻帘。这座庙是申氏家族盖的，多年来一直由本族中的大户经管。人们来此烧香上供，祈求人寿年丰、子孙满堂。村里村外还另有几处小土庙，神龛里面供着各种泥塑的神祗，如土地爷、观音菩萨、药王菩萨，等等。这里也常常有人来烧香、敬神。许多乞丐就是靠上供的馍馍和糕饼充饥活命的。村南一个大院里还有另一个家族的祠堂。不过这所祠堂和周围的屋宇都已破落，成了老鼠、狗和野孩子光顾的场所。
在张庄，除了人们自己的家以外，有趣的地方，就只有那几间酒坊和各种手艺人的简陋的作坊了。酒坊的数目年年有所增减，这取决于经营它们的那几户地主的景况如何。这些酒坊里所生产的，都是一种用高粱或玉米发酵后蒸馏而成的叫作“白干”的烈性酒。村里的手工作坊中有铁匠铺、一家药铺（这里备有几百种成药和草药。在中国药铺里出售的草药有几千种）、几家木匠铺（从木锨到大车轱辘，什么都做）和几间小织布作坊（这里出产一种不到两尺宽的土布）。全村除了地主以外，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年都要从事种、锄、收三类农活；无论哪一行工匠，到了农忙季节，都得下地干活。只有那些地主老财，留着长长的指甲，穿着拖到脚跟的长袍。他们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在劳动中弄脏自己的双手的。
这个村的人口经常发生剧烈变动。一到歉年，人口往往减少一半。穷人有的饿死在自己的窝棚里，有的外出逃荒要饭。村里六千余亩土地，本来是足够供养二、三百户人家的，所以每当上党地区的灾荒迫使村里许多人外出逃荒之后，从华北其他地方逃荒来的人，就很快又拥到这里定居下来。
常年不断的灾荒，使得村中居民的姓氏很杂。在中国有不少乡村，其大多数居民属于同一个姓氏，他们互相称为本家，实际上也同宗共祖。可是张庄却不是这样，村里居民往往多到四十几个姓氏。虽然这里名叫张庄，但姓张的户数并不很多，有时还不到姓王的一半，甚至不止一次地比姓郭的还少。村里其他常见的姓还有申、李、师等等。
全村二百多户人家总共约有一千多口人，平均（不分男女老幼）每人可合六亩土地。按照当地普遍很低的生活水平，年成好时，六亩土地是足够养活一口人的。但是贫苦的佃户和雇农，打下粮食后自己只能得到一半或者更少些，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老财，却能收到很多地租。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修建巨大的坟墓，并在石龟驮着的碑碣上面刻下他们先人的姓名以期万世永存。而有的人死后，却只能用席子一裹，刨个坑埋葬，再添上几锨土做个标记了事。
张庄四周的田地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头。好象这对耕作还不够碍事似的，人们又把土地分成了数不清的小块和窄条，每一块和每一条都属于不同的人家。就是在平川上，也很少有三亩以上的地块，而山上的地就是环绕山坡呈“S”形的梯田，一般只有几米宽，在山沟顶端的小块地，最大的也不超过几平方米。上党地区的土地非常宝贵，为了在山上造出几尺宽的平地，农民们要垒一丈多高的石堰。在无法修造梯田的陡坡上面，他们也要耕种一两年，直到土壤被雨水完全冲走才罢。张庄以东的山里，老乡在很陡的山坡上种庄稼。耕地时，用绳子拴住牛腰，由一个人在山坡上紧紧拉住，以防耕牛失足滚下山去。
在平原上，有大小道路通到地里，可是山里的庄稼地却根本不通大车，因此农具必须轻便，便于单人搬动。象犁、耙、耧等农具都是木制的（犁铧除外），一只手就能提起。这些农具虽然已经沿用了千百年，但都只是为了配合锄头使用。这种自从上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形状的锄头，始终是主要的农具。张庄农民使用的是一种好几斤重的铁板锄，木把有手腕粗。锄头通常用来刨土翻地，也用来干间苗、玉米中耕等细活。一个人使劲干一天就能锄完一亩地。一般的农民都想把自己的庄稼至少锄上三遍，因此在作物生长的季节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锄地上。
各种庄稼都是靠当年施在地里的粪肥生长的。因此粪肥就成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主要来源是各家的茅房，这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家的中心。在张庄，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粪便就排进这个口，并从这个口掏出来。整个冬天这里都积蓄着粪便。这一带的地主是以吝啬出名的，他们不许长工在地里解手，非要他们从老远的地里跑回来把这宝贵的东西拉在家里。有些地主甚至不肯雇本村人当长工，而偏要雇外村的人。因为本村的人都回自己家里解手，外村人却只能用东家的茅房。
厩肥、杂草、秸杆和垃圾混合起来以后，就堆在院子里。牲口粪是极其宝贵的，老人、小孩们经常沿街道和大车路仔细寻找，把落在地上的粪拾进筐里，背回家去。即使墙倒屋塌，可是因为垃圾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地里，所以街道和院子仍能保持着整洁的外观。任何一点东西都不会随随便便丢在地上，就连街上的浮土也要扫起来倒在粪堆上或粪池里。无论如何，这总比地里的土壤更有肥力。
人们吃的和穿的都要靠本村的土地来解决。村里的地主也只是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人们在夏天都穿着粗布的单衣单裤，有的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张庄的妇女喜欢穿白褂子和黑裤子，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穿这样的衣服。
入冬以后，人们都换上了棉衣裳，这使他们的身体臃肿了一倍。棉衣从两方面起着保暖的作用。首先是它里面絮着厚厚的棉花；其次是在衣服里子的接缝处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想每天去掉虱子是不可能的。虱子不住的叮咬，人们不住的抓挠便产生了一股相当大的热量。冬季里，只要有个暖和日子，就总有一些人散坐在各个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每捉到一个，就很熟练地用指甲把它掐死。
五岁以下的小孩一年四季都穿开裆裤。这种裤子虽说在大小便时很方便，可是到了冬天就有点通风。然而孩子们似乎满不在乎，在最冷的天气里也照样跑来跑去，好象他们穿得跟大人一样严实。
上党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结实得象皮鞋，即使走山路也能穿上五六个月。只有妇女不需要穿这种笨重的鞋子。她们的脚经过裹缠，脚趾都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不过三寸来长。她们不要说跑，就是走起路来，也象踩高跷一样。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寡妇从日出到日落仍旧得在地里干活。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裹脚，但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在山西山区，还可以看到裹成小脚的年轻姑娘。
张庄农民吃的饭也很简单。因为玉米是主要作物，所以一般人早上都吃玉米面疙瘩，中午吃玉米碴粥或玉米面饸饹，晚上吃的是掺上一点饸饹渣的小米粥。七月里，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这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有福气的人家才能一直吃到八月，也只有这几户人家才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大多数人入冬以后都要减成两顿饭，有的甚至只能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
除了粮食，人们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时就吃白菜，还吃茄子、葱、韭菜等时鲜蔬菜，以及野菜。这些是玉米、小米和白面等主食以外的副食。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换口味。粮食本来收得不多，春荒时，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过。一个人能活过一天，就要谢天谢地了。因此这一带的人们，无论年景好坏，见面打招呼不是说“你好”，而是干脆问一声“吃了吗？”
★
二、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穷鬼们还能闹成个大事情？
撒泡尿来照照你的影，
贼眉鼠眼还会成了精！
五黄六月会飘雪花？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地主崔二爷语）
张庄也经历过封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千百年来，这个封建帝国不断地遭到侵略，并且两度被征服。它的统治在国内也曾被十八次之多的大起义所震撼，涉及一省一县的起义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无论外来征服还是内部起义，都始终没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些征服者原来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接管了整个国家的上层权力机构，但并没有改变它的基础。而起义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这些农民虽然多次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历史证明他们不可能以任何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每次动乱过去之后，社会生活便又恢复到旧有的状态中去。
即使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危机和动乱，也没有能够打破地主豪绅对于土地和佃农的支配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关系。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内地的许多地主还以为不可能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家族可以兴旺或衰落，叛乱可以蔓延或缩小，新神可以向旧神挑战，机织的洋布可以排挤手工的土布，蒸气和电力可以在远方的港口取代人力和畜力；但是，在平静的农村，地主老财仍旧穿着长袍马褂，征收高额地租，豢养家丁，修着他们的长指甲，吃着白面馍。而佃农们仍旧穿着他们沾满泥土的裤子在地里流汗，让苛捐杂税夺去他们的大部分收成，靠小米和糠麸度过寒冷的冬天。如果有人提到变革，地主就会昂然反问道：“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地主阶级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土地制度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的稳定性上面的。这种制度和文化自纪元前就已经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曾多次出现繁荣。在这种制度底下（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突然从中国大陆上永远地消失了），典型的农村就是由少数的地主、富农和多数的贫农、雇农、中农组成。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拥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和大部分的牲口、车辆、农具。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只拥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以及极少的牲口、农具和车辆。这种状况使他们永远处于富有者的控制之下，过着简直是农奴般的生活。
如果拿以上那些百分比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张庄的农民比别处的人要幸运些。因为在四十年代初期，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比中国其他地方要低，甚至在上党地区也是算低的。土地革命前夕，张庄的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直接占地九百八十多亩，等于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八。另外通过宗教和家族组织，他们还间接控制了六百八十多亩土地，这样就使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这到了一千六百七十亩，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一。他们拥有十八头牛、骡子和驴，约占牲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同中国许多农村相比，这些数字都是很低的。
与一般情况相比，如果说这里的地主、富农的财产还是少的，那么这里的中农的财产就很多了。他们在总人口中占百分之四十，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和全部牲口的百分之六十六。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是村里人数最多的阶层。人数最多的是贫农，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但拥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雇农的比例是百分之六。这样，受剥削最厉害的两个阶层占了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百分之五的牲口。
家庭的大小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素。地主、富农每户平均五口人以上，中农不足五口人，贫农平均在三口到三口半之间，而雇农只有三口左右。由此可见，家庭大小和由生产资料决定的基本经济保障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所有家庭的出生率都基本上相同，但那些有土地、有农具有牲口的家庭就人财两旺，而那些无地少地的人往往无法结婚，就是结了婚也养不起家。很多孩子死于疾病和饥馑，有些则被卖掉，甚至妻子也会被卖掉。所以，他们的家庭往往不是缺妻，就是少子，只有前者家庭人口的一半左右。
如果是按照户数而不是按照人数来计算土改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传统上重家庭轻个人的中国来说，这是更为实际的算法——那么财产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那些仅占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户，就拥有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一。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农户，拥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二的贫雇农户，只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但即使照这样计算，张庄的土地集中程度仍然不算很高。这里的地主、富农相对看来还比较穷，中农的比例则大得有些异乎寻常。这一特点对张庄的未来有着很大影响。
土地的贫瘠是造成地权比较分散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只需三亩或更少的土地，就能养活一口人。但在潞城县南部，养活一口人就需要六亩土地。如果能实行灌溉，产量就能轻而易举地提高一倍。但如果没有大型工程，就是村庄周围的平地上也不可能实现灌溉，更不要说普遍灌溉了。又何况很大一部分土地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山地，因而难以进行灌溉。这个地区处在山西省中部肥沃的河谷尽头，距离高峻的山脉（多为岩石山）只有十几里，地势高，气温低，因此在农业上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地区。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土地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那些最富饶、最肥沃的盆地里；土地集中程度最低的地方，是那些剩余劳动最少，也就是剥削量最低的山区。晋东南的山区也不例外。
仅仅拥有较多的土地，还不足以使地主和富农成为村里的统治势力。土地主要是他们进行其它形式的明的或暗的剥削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剥削加在一起，就使少数家庭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高踞于其它家庭之上。高利贷、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担任公职时的舞弊，掌管庙宇、教堂和宗族事务时的贪污中饱，再加上出租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收入，使这些家庭获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与他们的人口和土地数量很不相称。
地主申金河的七口之家是张庄的首富。他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牟利的。申金河是个身强力壮的人，但他从不劳动，而且也不需要劳动。他的收入比最富裕的中农还多好几倍。他留着长长的指甲，穿着长袍，根本无法劳动。就连外出时往车上提一下包袱，他都认为是不体面的事。
申金河“帝国”的基础是一百四十亩好地。除了天主教的“进行会”以外，全村就数他的地多。他一年到头都雇着两个长工种这些地，农忙时还要添几个短工。乡村里第二宗财富是牲畜，申金河一家就有两头大牲口、一群绵羊和几头猪，并且常年雇用两个小孩给他放羊。他还开了一间酒坊。酿出来的白干酒，每市斤成本约合大洋四角，可是售价却是六角。这个酒坊每天的最高产量能够达到一百斤。申金河每年都要雇用两个工人在酒坊里给他干七个月的活儿。酿酒剩下的酒糟就用来喂猪。
这些事业给申金河带来一笔相当大的收入。他家过日子非常节省，因此每年能积攒很多钱。他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高利贷都由他老婆实际掌管，她是一个锱铢必较、善于钻营的女人。
有老婆掌管高利贷，申金河本人就能腾出许多时间从事其它有利可图的事业，例如“北老社”。“北老社”是个慈善组织，负责办村学、借钱给有困难的社友、提供保险金一类的救济和主办敬神活动。很多农民都为这个佛教团体捐款捐粮。社里拥有的三十亩地都由申金河一人掌管，他每年还要举办一次庙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庙会非要唱戏才能办得成功）。由于他掌管社里的款项，所以很容易从中捞到不少外快。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大大超过实际支出的数字写在账本上，虚报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腰包。“北老社”每隔四十年要组织一次特大赛会。会上的花销要比一般情况下多得多。碰上这种好机会，申金河的收入也就相应地大大增加。他自己后来交代，单从一次赛会中，他就赚了五百多块银元。
为了祈求吉祥和丰收，“北老社”的社友每年都要按地亩交纳一定数量的社谷用来祭神。所有这些粮食都送到申金河家，随后也就入了他的酒坊。这笔钱财的账目从来不曾公布过。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到中国南方一个类似的宗教团体的首领时，这样说过：
“他在名义上是由公意推选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个职位是按照村里头面人物之间的意思，由他们自己轮流担任的。他们在管理问题上一向用以排斥穷人的借口是，贫穷本身就使他们无法参加管理，因为万一发生了亏空，他们无力补偿公款。管钱人获利多少是无从知道的。因为人们关心的只是能够有人处理例行的公事，没有什么查账和公布账目的制度。”
申金河的生财之道是很多的，他还主管整个第五区内三十个村子的“孔圣道”组织。张庄绝大多数人都入了“孔圣道”。申金河要定期为道友们主办酒席，向他们摊派支付酒席的款项。但是进款往往比酒席开销大得多，这样申金河就把多余的钱收归己有了。由于全区的道友都要出钱，所以他的这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孔圣道”还为它的道友们做一种叫作“扶乩”的法事，收入也是不少的。人们只要交足一定的钱或粮，就可以通过神婆同自己去世已久的父母进行谈话。这叫作“圆光”；也可以同刚死的人间接对话，这叫作“回映”。这两种通话的费用都交给主管这件事的申金河。由于他有这一套安排和死人谈话的本领，对于一大批迷信法术的人们，他便成了一个握有可怕权力的人物。为使他的事业更加完满，申金河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在山西省长阎锡山的统治下当了多年村长。这个职位虽然不拿薪俸，油水却相当之大。例如逢年过节接受请客送礼，调解诉讼时偏袒受贿，利用收税和征集工程材料营私舞弊，通过掌管公款捞取外快，等等。但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公职“收入”还是私加税粮。假如县长向每户派征七斗粮食，经过他手就变成了十七斗，他把七斗上交，剩下十斗便归自己了。他要的税，不管有什么理由也不能短，就是卖儿鬻女也得交。不过说句公道话，扣下来的税粮并不是全部入了申金河家的谷囤。他还得多多少少把其中一部分分给小官吏、军人等。
张庄不但是区公所的所在地，而且还驻扎着军队。老百姓除了负担繁多的赋税以外，还得供养那些动不动便闯入民宅要吃要喝的官兵。这些人还要吃好的，见到端上来的是小米粗粮，就随手扔进粪坑里去。他们经常在村里的大车店大吃大喝，然后强迫老百姓替他们付钱。但是这些小事他们从来不去麻烦申金河，因为要靠他征收捐税、管理村政和处理诉讼。申金河自己则把当官的请到家里，招待他们吃白面饺子，吸最好的旱烟。当然，这一切花费他都在公款里报销了。
申金河是村长，也是国民党员。虽然为着谨慎起见，他在日军到来之前辞退了村长的职务，可是他在整个沦陷期间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始终保留着国民党员的党籍。
由于这样四通八达的关系，申金河在村子里很有势力。他借此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掠夺人家的土地和房屋时，心狠手辣。韩生老汉在村东头有三亩上好的地，有一回因有急难向申金河借了二十六块钱，三年以后，连本带利的数目就很大了。老汉多次归还，就是还不清这笔债。于是申金河就把他那三亩好地连同刚打下的庄稼都霸占过来了。他不要谷子，就把地里的谷苗全都用犁耥了，秋后重新种上麦子。韩生老汉却落得无以为生了。
中农师四孩向申金河主持的“北老社”借了二百五十块钱，过了两年，师四孩无力还债，结果把他的三十六亩地、十一间房屋、驴子和大车全都丢得一干二净。全家老少，其中包括几个幼小的孩子，都被赶到露天地里。幸亏师四孩交了几个真心朋友，自己又会一手木匠活，所以总算还能有房住，有活做，一家人才没有饿死。
师四孩家的那些土地，在落入申金河手里以前已经种上了庄稼。幼嫩的谷苗正破土而出，地里也锄过一遍了。申金河打算卖掉这块地，可是因为要价太高，没人能买得起。他宁愿让杂草荒了谷苗，就是不许师四孩种地，硬是毁了这一季收成。
一个姓申的贫农为了给害病的老婆抓药，向申金河借了八块钱。他把儿子申发良抵押给申金河干活，并且订下了七年契约。七年过去以后，由于疾病、工具损耗和申金河公然的欺诈，申发良比最初还多欠了几倍的债。他只好扒掉自己的一部分房子，卖了木料赎身。
在申金河手里受害的不只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富农裴虎义的家业很兴旺，他有八十亩土地和二十间好房子。这所房子与申金河的房子相邻，申金河很想把它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让裴虎义破产。他怂恿裴虎义抽上了大烟。等到裴虎义抽不起时，就借钱给他继续买烟土。当裴虎义已经债台高筑以后，申金河又决定组织一个轮借社，说靠着它，裴虎义几年之内就能还清债务。有不少农民被他拉入圈套，每人捐出三、四块大洋做底，然后轮流吃利一年。裴虎义被推为社主，因此也是第一个吃利。无奈他因为抽大烟，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不久就弄乱了股份。有一天，申金河突然宣布亏空了一百多块钱，他根本无法申辩。申金河乘机提出解决办法，要裴虎义把房子和十八亩地都抵给他，欠别人的钱由他来偿还。为了还清欠申金河的其它债务，裴虎义不得不又卖掉了剩下的土地。就这样，他彻底破产了，一家人被迫离开张庄，流落他乡。
在张庄，地位仅次于申金河的大地主是天主教徒樊朴之。他有八十四亩土地、一群羊、几口猪和一间酒坊（比申金河开的那间还要大些），在村北三里外的马场还开着一家酒店。他雇了两名长工、两个羊倌、三名酒坊工人和两名账房先生，人手紧时还要雇零工。他家虐待雇工和佣人是远近皆知的。他每年给酒坊里一个小伙计的工钱只有四块钱，可是早上三点钟就把他从牛棚里的麦秸堆上吆喝起来去碾粮食。中午，他们全家都睡午觉，只有这个小伙计不得休息，还得去外边挑水。下午，主人家还要额外吃一顿面条，可是雇工们每日只吃两餐粗小米或者玉米面疙瘩。
在富农（指自己参加劳动，但主要收入是靠剥削，而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那些人）中间，郭福旺和郭春旺兄弟两个名气是最响的。事实上，全村都把他俩看成是最凶狠的雇主。他们兄弟俩合有一百三十亩土地，每年差不多能打一百六十担粮食，有两头大牲口和一切必需的农具如大车、犁、耙、耧等等。他们和长工一起耕种一部分土地，其余的出租。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口，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囤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
郭春旺还有十八亩地，从来不曾入过官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漏交官税，他家红契上少注册十八亩地，因而那些负担税粮最多的中农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种逃避官税的做法，在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中间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可以贿赂或威胁注册员和税吏。这类不纳税的土地就是所谓“黑地”。
郭春旺、樊朴之、申金河一类地主豪绅通过高利贷、地租和雇工剥削聚敛的财富，是不容易转化为资本的，也就是说不容易经过投资产生利润和使本身增殖的。
放债固然获利很大，但是要冒的风险也不小。贫苦农民迫切需要粮和钱的比比皆是，但能够拿出押租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家即使全部家财都拿到集市上去，也卖不了十块钱。小孩虽说也可以充当财产，可是遇上荒年时，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卖不了一石粮食，况且还是一张吃饭的嘴呢。
酿酒也算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可是原料（粮食）既少，销路又窄。人们爱喝酒，却拿不出酒钱来。
乡村里没有储蓄银行，商业不多，工业更少。唯一可以投资的就只有土地了。土地是保险可靠的，只是收入不及高利贷大，因为土地缺乏，使得地价总是上涨。张庄和相邻几个村庄都没有多少可以卖的好地，而想买地的人却很多。改良土地是谈不上的。灌溉纵然能使产量成倍提高，可是因为水位太低，在东边三百多里以外的冀中平原上普遍使用的畜力水车，拿到这里便抽不上水来。而要引水，就得修筑一条十来里长的水渠。这样的工程是任何一个地主、甚至任何一个村子也无力办到的。只有全县的合作和支援才能实现这类工程，可是县衙门里的官僚对此漠不关心。所以土地一直干旱，而东山里的泉水却丝毫未加利用就流向华北平原去了。
资金本来也可以用来买农家肥料、培育优良品种，改革农具，可是不能担保很快获得效益。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碰巧收成好了，税粮也跟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
农民们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丧葬、疾病、春荒等紧急花费，而不是用于发展生产，如打井、置犁、置牲口等。这些钱花出去了，借户本身和经济都没有任何一点起色。
用来购买土地的资金，对于促进生产也没有任何作用。它只是授权买主按照通行的社会关系准则，去占有佃户的菲薄收成中的一份，而绝不会增加产量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一方面，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的密窖里；另一方面，要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富裕的农民却不得不饿肚子。至少一半的人口每年有五个月时间无事可做，这是因为他们在秋收以后没有资金进行手工生产，兴办小型的地方工业，或用骡车跑运输。张庄南边山里的铁矿和潞城以北山里的煤矿，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开采。而在两山之间的村庄里的数千居民，象牲口一样熬过一冬，不干活，少吃饭，为的是把口粮维持到开春。
资金闲置，劳力浪费，生产衰退，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后果。从长远来看，这个制度给它的受害者和它的受益者，只能同样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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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吃 苦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
张庄的上层人物——即地主、富农、族长、庙堂管事和宗教团体的道长、会首等的生活，从西方的标准看来，都不能算是富裕的。只有同那些饥寒交迫、十分贫苦的广大群众比较起来，他们的生活才称得上是奢侈。他们没有宫殿住，也享受不到任何一点现代生活的便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住房与广大人民的住房之间的唯一差别只表现在建筑材料上。有钱人家都用砖来盖房，而穷人用的则是土坯，两者都来自脚下的泥土。砖房和土坯房在内部布局和设施方面没有多大差别。
对于劳动农民来说，地主生活的可羡之处，就在于他们免于饥寒之苦。他们至少有房子住，有暖和的衣服穿，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有绸帛可以打扮，晚上睡觉有被子盖，做饭热炕有柴禾烧。他们的膳食稍有花样，经常能够吃到白面，时而还能吃上一回肉。如果是地主，那么在地里、家里都不用干活，地有雇农和佃农种，丫环和佣人为他们做饭、缝补、浆洗和清扫，他们自己则除了忙于管理放债、宗教或家族事务以外，整天都沉缅于玩弄女色、抽大烟和赌钱之中。
教育是乡绅们享受的另一大特权。他们时常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并为自己的子弟办一所村学。子弟长大了，就送到城里念中学，有的还去太原或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就有机会在政府和军界捞取一官半职，或者到省城里的大商号、大银行去谋求差事。
这个安稳舒适、有权有势的世界，其周围却是一片贫穷可怖、饥寒交迫的苦海。谁家要是松懈了戒备，怜悯穷乡亲，放弃了最后一文租利的榨取，或稍稍中断了钱粮的聚敛，这一家就有被饥饿和穷困吞没的危险。人们不是上升，就是下沉。而下沉往往就是死路，至少也落得个妻离子散。
每到地里的庄稼开始黄熟的季节，这种无穷的戒备心理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是地主、中农或是佃农，都必须日夜不断地守在地里护秋。为了时刻提防窃客，连牙齿脱落的老婆婆和穿着开裆裤、几乎拿不动一根棍子的娃娃，也要下地护秋。为了使这些可怜的哨兵免遭骄阳的曝晒和夜露的侵袭，用秫秸和土坯搭盖的小窝棚犹如雨后春笋似地在各个地块上出现。有一段时间，一连几个星期，各村都有几乎一半的人整夜睡在地里。每家都警惕着一切外人。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农民，都经常不得不在劳累之余再费一番精力护秋。这从社会来看，完全是一种浪费。但对每个庄稼人来说，却是一项生死攸关的大事。任何一块没有看守的庄稼，差不多一定会遭到那些半饥饿的人家的偷盗。这些人家在自己的庄稼还没有成熟以前，只能靠这种办法再熬几天。
在农民看来，最悲惨的莫过于颗粒无收了。然而有百分之六的人恰恰处于这种困境。下面是申发良给我讲述的关于他本人的遭遇。这孩子为了抵偿他爹欠下的八块钱，给申金河足足扛了七年活：
刚给申金河干活的那年，我才十四岁。就这样也得在屋内屋外干粗活。我人小，挑不动满桶水，也得上井，只好半桶半桶地挑。我在申金河家做了那些年工，肚皮没有填饱过一回，一年到头光挨饿。人家每天吃干的、喝稠的，只给我吃小米稀汤，清得连米粒都能数出来。我害过两回病，是累病的。我只觉得虚凉，穿的、吃的都暖和不了身子。我得了病，当然干不成活儿，地主就恼火了。他叫两个人来把我弄回家去，这样我就是病了也不用吃他家的饭。还要我爹给替我做活的雇工掏工钱。我得病受罪，他家半点不管，花销全是我自家出的。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贴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拿这就把我拴住了。等到我个头长大了，能够顶上个壮劳力干活了，他到底答应每年给我二十块钱的工钱，原先给的才十六块。我说工钱我不多要了，他说以后利钱不再加了。可是就这样还是不济事。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旱季长，地特别硬，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了好长时间嘛。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他尽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拿我出气。我担水要从大门经过，门坎很高，进去还得转个急弯。我要是把水溅到地上，他就骂我弄脏了他家院子。我扯坏了牲口套轭，他把我祖宗八辈都骂了。我不敢回嘴。吃的再孬，住的再糟，也不敢吭气，多么窝囊！那年月，地主一句话就是王法，横竖他说了算。大热天他说声不热，你就得跟着说凉快。等到天真冷了，他说一声热，你就得跟着说不凉。横竖都得听他的。说起地主眛良心的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每到年关，申金河就从我工钱里打克扣。有些工具，他说是我使坏了，耍扣；我害病缺工，要扣。七扣八扣，剩下的还顶不了利钱，结果都是他的了，我连半点也剩不下。七年过后，无可奈何，只好扒了我那两间房子，卖了木料、砖瓦，这才给他还清。
打这以后，我又到王来顺家干活。我寻思别家兴许待人厚道些。哪知天下老鸦一般黑，没过两天，我就发现来顺家也不比金河家强。那年闹荒，我又被迫把剩下的房子卖给了申金河。不想钱到手迟了一步，没能救我老婆的命。她熬不住饥，病情加深，不上几天就咽了气。卖房那点钱也不中大事，埋人花去一些，剩下的买了小米。可是这点小米还是不够活命，一家人只好进山去挖野菜。在那个年头，我们只能吃山葱野菜，啃草根树皮渡荒。
提起幼年时的苦处，那就更大了。那阵子空肚喝西北风是经常事，冬天没棉袄穿，一件棉祅得穿好些年，补钉破了摞补钉，单薄得很，和热天穿的夹衣服差不了多少。到底怎样挺过冬，我也闹不清了。没饭吃就喝开水。弄到一点钱就买煤，就是经常手里没有分文啊。我一辈子过过好日子没有？一天也没有过上。要说哩，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
还有王从来媳妇的遭遇。它悲惨而又清楚地表明，那些无地的农户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王从来是张庄第二号大地主王来顺的过继兄弟。王来顺是个瘾头很大的烟鬼，虽然继承了王家的土地和财产，可是从来没有把家发起来。实际上，他和他兄弟王从来都不是王老头子的亲生骨肉，只因为地主没有儿子，把他俩从小买来，抚养成人。王老头子死了以后，那个精明的老婆子不想把财产分成两半，她觉得两个儿子反正都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力，有一个儿子就够续后和祭祖了。于是她把王来顺当作儿子看待，而王从来则成为佣人和长工。
为了添个人手帮忙料理家务，老婆子给王从来买了个媳妇。那姑娘买来时刚刚九岁，只费了九吊钱。从此她当了六年丫头，然后才与王从来真正成了亲。
“因为我是童养媳，动不动就挨全家所有人的打骂。”几年以后，她这样诉说起平生的遭遇来：
起先因为我才九岁，就只管放羊喂猪。每天上山放羊，晚上回来喂猪。那一阵，来顺他头房还在世，家里做饭的事都由她管。那个头房人还不赖，加上我也整日不在家里。可老婆子还是要打，她旁的没有什么理由，光是嫌我干活不卖力。
我十五岁上成了亲，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为来顺又娶了一位填房，那媳妇的为人是再恶也不过了。她自己从来也不动手打我，光是在老婆子面前讲坏话，让她打我。我到底挨了多少回打，也记不清了。那时天天挨打，也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了。
他们都吃面，我替他们做，可是连剩面也捞不着吃。我和从来两人吃的都是小米，喝的是糁子汤和糊糊。
那时节我寻思：“父母不在了，这家人又那么凶，我算是没活路啦。”我不时上井台边蹓转，可是有谁情愿投井啊！后来我想寻短见实在不如去要饭。我就巴望着逃出去另替别人做工。
谁知有一天，老婆子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那天，我见锅里水烧开了，就问她应该做什么饭？瓮里还存多少小米？她不吭气，我又问了一遍，她就发火打我，说我搅烦了她，说我又笨又憨。她往常也是这副样子。可是这回她抄起一根火棍，硬使那家伙把我一条胳膊打断了。我胳膊痛得厉害，卧在坑上养了两个礼拜，不能做活也不能动弹。
来顺拿着一把菜刀过来吓唬我们，说是我们要是不走，就要把我们全都活劈了。我想到外面另找活路。可是从来胆小怕事，他怕离开家后，剩两只空袖筒，会活生生饿死。可到底我们还是被撵了出来，身上什么也没让带。
从来跑到太原拉洋车，挣下钱来，尽量邮回来。我自己给傅村一家地主做饭，那处的生活还比家里强些。不管怎么说，总能填饱肚子。问人家做什么饭，也能回答个话。有时候，人家还肯给我一些破衣烂褂。干一个月能挣两块钱。
过了六年，我们攒下钱，置了六亩地。正在那时节闹起了大灾荒，从来没法子，只好从太原回来，身子骨却落下了病。我那块地里总共收回来两袋粮食，交完税后，一粒也没剩下。因为没什么可吃，从来那病更厉害了。那时我已经养下了两个娃，一个小子，一个闺女。我们娘儿三个出去要饭，有时候跑得太远，黑夜回不了家，碰到有庙让住就住进去，找不到庙就在露天里歇息。有回我问娃们：“你们怕不怕？”他们说：“有吃的就不怕。”
可是撞上那个灾荒年头，想要找点吃的别提有多难了。我们被迫卖了地，靠换下的两石多谷子整整过了一年。不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就和这点粮食搀在一块吃。可是什么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找到，树上的叶片都叫人家采光了。
我们又回张庄求王来顺。他全家吃得还是很好。当着人家面前，我们全家都下了跪，央求给点东西吃，可怜可怜这些孩子。“我们不跟你们要什么，情知那也没有指望。就巴望你们心疼一下这些孩子。好歹他们也算你们的孙子孙女啊。”
不料人家抄起棍子打我这些孩子。在那里一直呆到晌午，连碗水都没让喝，我只好带着娃娃上外村，在那里要着吃。外人待我都比这家强。
灾荒过去后，夏天有了好收成，可是我们没有地了。从来出去替人家干活，我也象早先那样，到外面给人做饭。撇下孩子们，孤零零地守在屋里。隔不了几天，我就跑回家一次，给他们送点谷子和玉米。他们自己也出去要饭。赶到大年跟前，我见旁人家预备下的又是切面，又是别的什么好东西，就问东家能不能给我点玉米，拿回去也好让孩子们过个红年。可是他把我熊了一顿，撵出了大门。
我失了活计，只好破上工钱买些玉米面拿回家去，孩子们一见我都哭开了，娘儿仨整整哭了一天。孩子们说：“这么分开活着，不如一块要饭，一块饿死。”我们又一块出去要饭了。
麦子收割完，我们就去拾麦穗。有一天，我抬头瞥见那边过来一只狼，这狼站在那儿死盯住我，可把我吓坏了。我一动也不敢动，也死死朝它盯过去。我闺女见来了狼，撒腿就跑，可是叫狼撵上去把她逮住了。我光是站在那里，眼看着它张开大口咬我那闺女。小子在一边连哭带嚷，“呀！大嘴呀，红舌头！吓死人啦！”
正巧这会儿路上过来一挂大车，车上人都跳下来打狼。我还象根木头桩子，呆呆地立在那里。男人们把狼撵跑，招呼我过去。我闺女还留着口气。我奔过去，只见她大腿上叫狼撕掉了一大块肉，脸上也豁开了一大道口子。可是两只眼还带神，直盯着我。我把她搂到身边，想把她弄回家去，过了一会，她就死了，我还抱着她的尸身，后来我晕过去了，赶车的把我和我小子捎上车，送回家去，那小不点儿的闺女就丢在野地里了。等我缓过气来，脑瓜子都呆了，每天只会坐在关严了的大门后头一股劲儿喊：“狼来啰，狼来啰！”邻居们都可怜我，多少送点吃的来。
这些活生生的事情，虽然只是小小的片断，却反映了普遍存在于这个村庄和整个社会中的长期的社会悲剧。申发良和王从来夫妇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的困苦，在张庄的贫苦农民中是很普通的。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天。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天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醋糟。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家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菜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苦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那时候张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还不是这种或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如果事情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只是随着中国社会制度危机的加深而更加趋向恶化。象申发良和从来媳妇那样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每况愈下，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痛苦不堪。
可以认为，社会没落的部分原因是封建王朝衰败时期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八四〇年以来外国对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涉。干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起了连绵的战争，使国家元气大伤。当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时，这些战争是属于抵抗性质的。但当列强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支持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或者支持它们当时的宠儿镇压人民反抗时，战争就变成了内战。战胜国获得贸易和投资的特权，使外国人得以从“不发达的东方”把大量的财富转运到工业先进的西方和日本去。
一些重要的有助于资本形成的手工业的破产，加剧了宝贵资本的大量外流。廉价的工业品大规模的输入，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遭到了损害。在纺织工业方面这种情况尤其显得突出。数以百万计的织布工人，由于无法同兰开夏、东京以及后来上海的动力织机竞争，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手段，被抛入为那稀少的、已经贫瘠的土地而互相争夺的人群中，这个人群一直在扩大。
无地的穷人迅速增多，使地主能够提出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征收更多的地租，抬高利率；使粮商们能够在收获季节压低收购价格，而在冬、春两季则把粮价抬高；使商人能够扩大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不仅雇农和佃农，就是有地的中农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勉强糊口，他们必须延长劳动时间，起早贪晚，拼命干活。即便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只好日益频繁地求助于债主。可是一背上了债务，便再也难以挣脱出来。在张庄，没有欠下相当于几年收入的债务的人家，简直是例外。
人们都说：“穷人生下就欠债，娃娃满月时，全家都想庆祝。为了包顿饺子做点吃的，就得出去借钱。娃还不会坐，已经欠下地主一笔债。等他长大时，利息都扛不动了。”
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苛捐重税的压榨和奸商的欺骗，许多有地的农民都破产了。他们一点一点地卖掉自己的土地，结果不是被套上了地租的枷锁，就是流入城市，到工厂里和码头上去寻找生路。再不就是到军阀部队中当兵，或者在地方上落草为盗。
“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象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潞城县第五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而张庄就是这样的一个乡村。
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一旦被人买走以后，从小便被蓄为奴婢。她们长到十三到十五岁的时候，又被当作新娘子发卖出去。少女们也有被雇为丫环的。
“甚至可以有理由相信，人口的增加造成了土地问题上愈来愈重的压力。中国部分地区内的乡村状况，可能实际上已经比两个世纪以前变得更为恶劣了。”（R．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力》，第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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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根支柱
人穷了， 又瘦又黑；
借钱五十，得还一百，
回头想走，人疑是贼。
人富了， 又胖又白；
借钱五十，捎着一百，
回头想走，留下喝酒。
——山东歌谣
溺水的人总是要拼命挣扎的。
既然张庄有这么多的农民濒于破产，那么一小撮地主富农又怎样维持他们的剥削制度呢？在连年的饥馑和战祸中，他们又怎样强迫人们交租付息呢？他们又怎样保护自己聚敛的财产，防止被贫雇农夺走呢？贫雇农只要团结起来不是就可以推翻这个制度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先考察一下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帝国主义列强用贷款和武器支撑着这个上层建筑，但同时又通过现代化的工业和贸易破坏着它的经济基础。
这里没有那么多篇幅来进行详尽的探讨，我只能够简单地叙述一下，张庄的一小撮地主豪绅究竟是如何控制全村的。读者必须记住，有一种势力比本村所能纠集的力量强大得多，每时每刻都在幕后徘徊着。这就是县、省和中央的官吏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军队。他们在抵御外侮方面固然十分软弱无能，可是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却往往显得相当内行。对于那些旧土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往往是可靠的保镖。
少数几户人家把持着张庄的村务，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在二十年代里，由于“八大乡绅”伙同一群洋教士招徕教民，使这个村子有了些名气。这八户人家是杨、李、王、高、申、刘和两户樊家。四十年代初，高、刘两家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有师家、陈家和郭家。大户仍有八到十家，村子仍由他们统治着。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同样地活跃，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倾轧，也不是说他们在其它一些阶层当中没有党羽。申、范、师、郭这四家是为首的。他们不仅取得了别的富户的支持，而且把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拉拢到他们一边。这些人替他们当差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分赃。至于其他老百姓，那就正如乡绅坟墓前的石龟一样，背上镇着石碑，永世不得翻身。地主对他们采取的是愚弄、恫吓和分而治之的策略。
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着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人们不分贫富，都把土地看做是最重要的财产，看做是家庭生活的根本、维系礼仪的基础和子孙后代的保障。土地越多越好，人人都希望获得土地，而且尽可能地多置田产。等到土地多得自己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
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惑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墓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墓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但是，张庄申金河之流的大户人家，并没有天真地认为仅仅灌输“正统观念”就足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和财产。要在张庄收租逼债，除了鼓吹圣贤的说教以外，还必须借助更为具体的制裁办法。村政府就是地主赖以统治的一根更为实际的支柱。它有征税、拘捕、鞭笞、罚款、甚至处决人的权力。
这个村政权的机构并不复杂。为首的是村长，下设几个副手，其中有负责登记账目、起草信札和发放牌票公文的村文书，主持摊派徭役的公务员；还有专管拘捕、处罚和看押班房的村警。这些职务，没有一个是领固定薪金的，可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总能想办法弄到现洋。
张庄的人口将近一千，所以有必要设置中间几级组织。村里有三、四个闾长和二十多个甲长。
为了保证这些官吏们能够行使职权，村里一直设有保安队。它号称有几十条步枪，逢到有事，就由那些经常很少有活干的青年人挎在肩上。这些人有的是为了领到一点粮饷，有的是为了分享一点小恩小惠，有的是为了吸上几口“料面儿”（海洛英），有的是为了行凶抢劫、奸淫妇女。地主豪绅就依靠这帮人来推行自己的意志。
从村长到甲长，所有的官吏都是从本村里挑选的，而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事实上，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这个村子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一项公职，有史以来就不曾进行过普遍的选举。某个地主同其他一些地主磋商以后，就可以当上村长。有时经过磋商，这个职务也可以委派给某个虽然财产较少，但却博得他们器重的人。其它那些职位也按同样的方式分派。只要村里的地主对这些挑选出来的人表示满意，通常便可以得到区长或县长的核准，即使是滥竽充数，他们也毫不在乎。
村里这些职位，必须是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能够巧言令色、卑躬屈膝、阿谀奉承，而当着人穷无势的农民又能威风十足的人才能充任。最首要的是，他们必须寡廉鲜耻，甘心听从地主豪绅们的驱使。
农民们对这些人有个不大客气的称号，管他们叫做“狗腿子”。
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村政府，对于人民来说不会是公正无私的。对于上面的官府来说，村政府不过是为了征收捐税、提供劳役和招募壮丁而存在的，只要能够完成这三个方面极端苛刻的征收数目，如何摊派是从不过问的。地主们竭力使自己少承担义务。他们想方设法逃税，却把差额加到农民身上。他们把中农和贫农派去运土修路，到重要的村镇去维修寨墙和城墙，自己则呆在家里；他们让佃农和雇农顶名当兵，却让自己的子弟去念书。
逃避劳役也是把持村政的好处。而从根本上说，更重要的是，向下边摊派公差的权利又使当权者掌握了控制农民的杠杆。很多办法都可以教倔强的农民俯首帖耳：播种时节可以派他去为军阀拉粮；可以把他的独生儿子捆去当兵；可以涂改地契骗取他的土地；可以左一道捐，右一道税使他破产；可以叫保安队“无意中”踩过他的庄稼地；可以把他打人罪犯、盗贼的“另册”；也可以在诉讼时让他吃亏。
在农民之间，为了茅房的使用、树木的归属、地界的划分、妇女的占有和其它许多事情，经常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一个农民要是得罪了村里当权的人，那就非吃亏不可。仅从张庄的生活中举出一件小事来，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李宝玉是个颇为富裕的中农，又是个布贩子。有一天，他发觉邻居家的小曾时常乘他外出买布的时候和他老婆一起睡觉。由于自己年纪大些，不象小曾那样身板结实，他就跑到村公所去控告。经过一番调查，证明他控告属实，村长就下令将他老婆和那个相好的抓起来处以鞭刑。打完了鞭子，又把两个人吊起来，在村公所的墙上整整吊了八个小时。事后，村长又罚了他们每人几块银元。因为宝玉媳妇自己没有私房，只好由李宝玉代付罚金。从那以后，小曾照样和他老婆私通，可是李宝玉却不敢再告了。他哪里舍得拿出更多的银元啊！
这件案子判处得多少还有些公正，因为宝玉媳妇的行为确实应受责备。当然，宝玉觉得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其他去村公所告过状的农民，几乎也都有同样的体会。要是没有势力，干脆就别去打官司。因此，穷人发生了纠纷，一般就都诉诸武力解决。强者占着了便宜，弱者就“吃苦头”。只要这些争执不影响地主收租，那么即使解决得再不公道，村里的当权者谁也不去过问。
有受歧视的，也就有受恩宠的。那些向地主效忠讨好的人，可以摊到较轻的劳役，而且服役时机方便。运送材料（比如防洪用的秫秸杆）等有利可图的差事就会派在他的名下；儿子就可以躲过抽壮丁而在家帮着种地，或者被推荐到县里干个美差；碰到和旁人发生诉讼，官府也总是偏向他的。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赏罚制度，也不能够保证永久地统治着乡村。危险总是存在，沉默的石龟，也许会一下子掀掉背上驮着的沉重的石碑。于是，明目张胆的暴力就成了张庄豪绅势力的第三根重要支柱。在人与人之间的各层关系上都体现着暴力。男人打老婆、婆婆打儿媳、农民打孩子、地主打佃户、保安队看谁不顺眼就打谁。生灵之中唯一能够免除挨打的，看来只有成年的男性地主以及驴、骡、马、牛等这些张庄农业的命根子。
地主对佃户、债主对债户的残暴行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地主实际上将农民的生死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一旦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他们就任意采取惩罚措施。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小偷，当场就对他进行惩处。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在张庄以西不远的下韩村，有一个姓侯的贫农，从他的阔亲戚侯玉福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侯玉福逮着了这个小偷，把他拖进村中的空场，捆在一棵树上，亲手用鞭子抽得他死去活来。这个人受了内伤，过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还不起利钱，那么地主对他们也毫不客气。那时候，地主就来佃户家里逼租。逼不出来，就把佃户逐出那块土地或赶出房屋。要是这个农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
如果农民企图进行自卫，事情就会变得不堪设想了。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地主只有到了自己对付不了农民的时候，才会跑到村公所求援。挎着左轮手枪的村警和保安队的扛枪大汉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一个村的力量还嫌单薄，全区所有的枪支马上可以集中起来对付一个村，如果还不够，县长就要出动他手下那支百八十人的警备队了。
所以毫不奇怪，农民们很少反抗地主豪绅的勒索。他们非常明白，反抗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这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这个地区的历史上都是不乏先例的。
在大多数与农民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只要地主豪绅们亲自采取行动，或者在必要时借助村政府的武装，就足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了。但当地主之间闹翻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由于村长不过是他们的奴才，或者顶多不过是他们的同僚，所以他只能进行调解而已，没有办法强行解决。当调解无效时，唯一的办法只有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先是请人写状子，又是投状，驳状，请证人，还有上下的打点等整整一套名堂。官司打来打去，直到打出个结果为止。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一般总是两家之中钱最多、势最大而又最不择手段的那一家打赢官司。输方不但要当堂挨一顿板子，而且还得办一桌酒席，酬劳所有跟这场官司有关的人。席上当面赔礼道歉，官司就这样了结了。
打官司害得人们倾家荡产，所以大多数人家都象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官司。如果他们在衙门之外解决不了纠纷，就会结下冤仇。两边都设法损害对方的生命财产。为了报复所受的侮辱和伤害，人们成帮地组织起来，打人、烧庄稼、填水井、毁坏大车农具、伐倒树木、绑架妇孺、杀死男人。
在张庄冷冰冰的土墙后面，就这样隐藏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混战”。它消耗了人们大部分的精力，使地主与农民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果实的根本冲突也被掩盖起来，虽然这种冲突最后还是会压倒一切的。
处于这样一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暴力横行的环境下，许多青年农民被迫参加了当地流行的“红枪会”一类的秘密帮会。在同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大地主也组织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他们随心所欲地压迫人民，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发展起来，他们可以成为主宰全区、全县、甚至全省的军阀。在奸淫掳掠之外，他们的枪还用于镇压暴动。有不少冒险家就是打着剿匪、后来则打着剿共的旗号，进行烧杀抢掠而升官发财的。曾于一九三六年参与扣留蒋介石，统治陕西省多年的杨虎城，就是兵勇兼绿林出身，开始时手下只有一小队武装。
在一村或一区内办民团的地主豪绅，一般都被称为“恶霸”。张庄在四十年代中出了一个杀人阎王——樊同喜（樊朴之的儿子）。由于他的恶迹更确切些来说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所以我们还是在以后的章节里加以叙述。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遭到镇压以后，土地暴动的烈火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燃烧的时候，无论乡绅的合法民团，还是恶霸的非法打手都无法将它扑灭下去。于是蒋介石在他势力所及的乡村里，推行新的统治方式：建立连坐保甲制和国民党组织。
保甲制是从前面提到的那种传统的闾甲制演变而来的。每甲的十户人家和每保（闾是界于二者中间的一级）的一百户人家，都要为其中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集体负责。骨干人员应将邻居们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去，任何一个成员若有参与革命行动的嫌疑，其他人就要遭到连坐。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大屠杀。
三十年代的山西，就是按照这条路线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省分。潞城县有很多农民遭到了逮捕和残杀。年轻人因为害怕被当做“煽动分子”抓起来，谁也不敢离家去寻找工作。稍微表示不满或是戴着红头巾都可能遭致怀疑。
由于人们对家族和阶级的忠诚，总是超过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忠诚，因此保甲制度究竟能否非常有效地根除反叛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更起作用的工具还是国民党。它吸收了象樊同喜这样的年轻地主做为党员，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了一支能够刺探情报、检举嫌疑分子和在广大地区内协同行动的反革命政治力量。围绕这个死硬派地主组成的顽固核心，另外还麇集了一群教员、学生、官吏和有官瘾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非有一张国民党党证不可的。
在张庄，多数有势力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竭力宣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里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大杂烩。他们在乡村生活中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并且发动地主阶级来同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决一雌雄。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抗，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通过诗歌和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在各地流行的戏剧中也一再得到表现。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中国农民起义的暴力具有极端的、并且经常是盲目的性质，这说明农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有着基本的弱点。这种弱点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那种分散的、小私有的和小商贩的经济基础上而代代滋生的。
这些弱点中，第一个就是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它的根源是为了获得一点土地，在竞争时为排挤别人而进行的无休止的个人奋斗。一个个地走向破产的农民，并没有把这种经济上的灾难看作是社会性的问题，而只认为是个人的遭遇，并且用现成的手段单独加以解决。这种本质上是分散、自私的做法，使得农民之间在家庭以外的任何范围内的合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而大大有利于地主豪绅们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一部分农民领袖往往堕入圈套，自己找到出路以后，就把弟兄们抛到一边去了。
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远大目光。这直接产生于仅有原始劳动分工的小规模生产，也间接产生于这种市场狭小的经济形态给农村带来的文化上的隔绝状态。二十世纪初冲击着中国沿海城市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思潮，一点也没有传播到象张庄这样的内地村庄。农民们很少知道本省的消息，全国的就知道得更少，而对于世界则差不多一无所知。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文盲。他们全部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和激烈的、日常的生存斗争里面，成了孤陋寡闻的“乡下佬”。
孤陋寡闻的农民很少有机会听说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也不知道这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他们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就是人人都有地种、有房住、有衣穿、有白面饺子吃。他们梦想的平均主义是高尚的，但也是不能实现的——只要生产继续被小私有制所分割，被原始技术所阻碍，那就不可能设想每一户人家都能长期过上富裕的生活。即使能够平均分配一切生产资料，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当初使农民分化为地主和佃农的历史过程再度重演呢？
只有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开辟通向繁荣的康庄大道。但是农民对于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产方式一无所知，也无法想象，所以无论他们怎样谋求解放，总是找不到前进的指南。他们处于坐井观天的地位。
如同一个人站在快要没顶的水中所感到的绝望情绪，再加上以狭隘的眼光看待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无知，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急性病——这是农民的第三大弱点。他们拼命地想要找到出路，不愿意正视其中的困难。他们想在短时间内依靠暴力行动分配现存的财富，而不是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来解放和创造新生产力的“百年大计”。因此，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并没有作两、三年，更不用说长达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了。如果起义不能很快地改变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很容易灰心丧气。
为了改革社会并实现解放，非得对全体劳动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发动工作不可。但是农民看不到这种必要性，或者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武装起义几乎是成为罗宾汉式的自取灭亡的流寇行动。这些流动的起义者可以因暂时的局部胜利而踌躇满志，也可以因微小的失败打击而绝望气馁，甚至完全放弃战斗。
毛泽东早在他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之前，就对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进行了总结。其中包括以下几种：
（一）单纯军事观点 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二）极端民主化 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
（三）绝对平均主义 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
（四）主观主义 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五）个人主义 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享乐主义——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六）流寇思想 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七）盲动主义 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
张庄的地主豪绅很了解农民的这些弱点。在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利用这些弱点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在革命起来之后，他们又指望这些弱点断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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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主教
朕若遣禅师喇嘛前往贵国传教，贵国以为如何？
——乾隆皇帝
一九一六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活动打破了张庄外表的宁静。成队的大车从全县各处的砖窑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灰砖，卸在村里的一片空场上。本地的包工头甚至从河北平原边缘的武安和邯郸请来了工匠。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就缓慢地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了——这是千百年来张庄第一座新式建筑。教堂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四周一切村舍民宅之上，好象一座路标，从老远就可以望见它。如果不是在高家庄、马场和南舍等几个邻近的村庄几乎同时也兴建起更高和气派更加雄伟的塔楼来，张庄就显得很突出了。
这几座教堂都是在欧洲传教士的主持下建造起来的。他们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到达潞城县以后，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并且使相当多的农民开始信奉他们的教义。假如我们忽略这些神父和他们传进来的天主教，就不可能对革命前统治张庄几十年的各派势力做出全面的分析。虽然，教会并不去触动土地制度本身和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租佃关系，——恰恰相反，它通过传教，通过教会本身占有土地而使它们更加巩固了——但它毕竟象一根楔子一样替西方的影响打开了缺口。它分裂了整个村子，要求教徒享有特殊的权利，制造集团斗争，侮辱那些教外的村魁会首，这使教外的大多数人对它恨之入骨。这种影响甚至在它作为有组织的力量消失以后，仍然保持得非常深远。
一八四〇年以后的十年里，随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第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了太行山区。他们都是意大利的圣芳济会教士。十九世纪末期，又从法国和荷兰来了一批同一会派的教士，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势力。根据我在张庄了解到的情况，集中到上党地区的全是一些荷兰人。他们在长治建立起一个教区，张庄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这些圣芳济会的神父们到达这个地区以后，立刻全力展开了工作。他们买下地皮，盖起房屋，把其它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组成了一批小型的天主教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中国教徒的媒介作用，而不是通过福音传教，来影响本地的居民，最后建立起几个清一色的天主教乡甚至天主教县来。
清朝政府每次被西方列强挫败之后，总要向天主教教士们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这些不同国籍的教士都处在法国政府的保护之下，法国政府也竭力为他们谋取特权和势力，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向周围的居民扩大影响，以便吸收更多的教徒。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到一八六〇年）强加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各项条约——
不仅使传教士们，而且也使中国教徒被置于外国列强的卵翼之下。这就给了教徒一定程度的保障，从而使教会日益增多。这种条款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极其不幸的，它往往使中国教徒不受本国政府的管辖，把教区变成“国中之国”，成为列强保护之下分布很广的领地。
教士们既然从地方官吏手中攫取了对于教民的管辖权，那就毫不足怪——
他们时常要干预那些涉及教民的诉讼案件。只要某一位教士略微有所表示——例如走访一次衙门或递一张名帖——就足以替教民赢得这场官司。官府是不敢得罪洋人的，因为洋人可以通过领事和公使在他上司面前找他的麻烦。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有些个人和家庭，甚至整个的家族和村落，为着对付仇家，便公开地表示皈依教会。
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天主教会和欧洲的政治竟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教士们倚仗欧洲军队捞到了好处，可是也因它引起的仇恨而受到憎恨”。
一八九九年，清廷在法国人的压力下颁发了一道上谕，赋予所有的外籍主教与总督、巡抚，所有的外籍神父与布政使、臬台和知县同等的地位。这些都只是将一八六〇年以来日益通行的做法加以固定和合法化罢了。实际上，那些主教早就开始戴着顶子招摇过市，进城要鸣礼炮，座轿开道时，前面有人高举华盖（这在中国是显赫的标帜），并且要用同高官显吏一样的格式发布告示。
当列强明目张胆地准备瓜分中国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便促使义和团农民起义军在庚子年展开了反洋灭教的斗争。
由巡抚毓贤统治的山西省，成了这次起义风暴的中心。上党地区的天主教堂遭到了洗劫，神父和教民被杀，教会财产也被掠夺一空。
由于慈禧太后的卑鄙出卖——她一面伪装支持义和团运动，一面却怂恿外国干涉者消灭他们；也由于义和团本身是自发的涣散组织，起义终于失败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把这个古城洗劫一空。它们把一项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其中要求处死起义军的几位领袖，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宣布今后凡是参加反洋结社的中国臣民都要判处死刑。
上党的形势在一夜之间便彻底改变了。几乎已经面临绝境的天主教会，又比以往更加嚣张地回来了。赔款之中的二百万两白银拨给了长治地区的圣芳济会。他们又重新开始修建教堂，安置教民，并且以更大的规模招收教徒。
义和团起义以后的二十年内，仅在潞城一县就修建了五十七座教堂。随着这些教堂一起兴建的还有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育婴堂。巨大的砖石围墙平地修起。教会在经过如此一番“复兴”之后，几乎成了这一带的主宰。多少年来，人们对教会的所作所为一直不敢公开反抗，就连暗地里偷偷拜佛，也生怕被神父发觉。
张庄那所大教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建筑起来的，没有等到教堂完工，那些荷兰神父已经开始大力招收起新的教徒来了。据村里记得当时情况的人向我描述，招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教会从天主教徒较多的村庄里迁来了教民。他们有的原来就在本地区，有的是由遥远的河北平原招到这里来的。教民们都被安顿在属于教会或其外围组织的土地上，也有的被安顿在在教地主的庄田上。这样一来，就使张庄的教会核心大大扩张起来。然后，教会又以开展慈善救济来吸引新教民。凡是在变乱时期站在教会一边的可靠教徒，都从庚子赔款中发给四两银子。凡是同意加入教会、诵习圣经的人，也都得到了类似的钱粮方面的好处。特别是遇到荒年，很多穷人迫于家境拮据，结果都被拉入了教会。
招收教徒的第三种形式是办育婴堂。这是教堂旁边的一组建筑物。农民们因为成年累月都要在饥饿线上挣扎，碰上水旱灾害自己都难免一死，就更不可能养活所有的孩子了。男孩长大之后，可以留在家里供养父母，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扶养成人。至于女孩，养活她们十二年，到头来只能卖得几袋粮食，或者通过出嫁换回几块钱的彩礼。因此，每逢荒年，人们往往就把她们遗弃，甚至刚一出生，就把她们弄死。张庄的育婴堂就是专门收养这些弃婴的。开始是将扔在街头田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但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逐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
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处，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人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必须保证信教。由于育婴堂是未婚姑娘的主要来源，价钱也比本地一般要低三分之一，所以许多希望结婚的穷庄稼汉只得买一个教堂老婆。
如果说育婴堂里干的这些勾当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憎恨和厌恶，那么教会在经济活动方面就更使人们的这种情绪有增无已。在张庄，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每当一个会友死去以后，所有的教徒都为他的灵魂祈祷，这种对于亡灵的慰藉，未曾入会的人是得不到的。不少贫苦农民就为着得到这一点好处才捐出一钱半文。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一块银圆）。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亩，它向二十五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三十二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民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地主——高利贷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恐怕有些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张庄村里收债还要付路费呢？这是因为有些放出去的债，是从长治大礼拜堂的教会中心贷来的）。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
进行会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全张庄一共有三十二户人家欠它的债款。其中三户为着还债典光了土地，另外三户卖掉了房子，还有三户被它硬夺去了土地。其他一些借户只好卖掉儿女和牲口来还债。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为了把佃户和债户拉入教内，教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进行会就象一家银行。他们把本钱存进去，每月可以生一分五厘的利息。把本钱放在那里的好处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地把钱取出来，而不象把钱借给农民个人那样，必须要等到收获季节或者年关才能收钱。申金河、樊朴之和另外几个大地主都在进行会里存款。它就这样得到了所有地主的支持。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剥削会”。
慈善积德是进行会公开宣称的宗旨，它确实也经常搞一些布施。例如，每年它都要为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捐助十袋粮食。这当然不足以维持育婴堂，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的，育婴堂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源。
这个油水很大的慈善会，多年以来分别由几个教徒负责经管。一九四五年以前十年的那个总管名叫王贵景。他最初只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可是自从开始掌管进行会的那一天起，靠着几户大地主在后面撑腰，他很快就发迹了。那些洋神父从来不和外界的人直接打交道，不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把王贵景叫去。他们知道的村里会内的一切情况，无一不是通过他才了解到的。这样王的势力就变得非同小可，人人见了他都要敬畏三分。他自己耕种着会里最好的土地。村里面传说，他把高利贷的一半利息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不管这些话究竟是真是假，反正可以肯定，他经手办的每一笔交易都要扣除手续费的。这些不单包括进行会份内的事务，而且包括教会里一切银钱往来。他成了整个教会机构的经济总管，保险柜的钥匙抓在他的手里，新的施工合同也由他承办。谁都知道，发给修建教堂建筑物的那些人的工资，百分之八落进了他的私囊。但是这还不能使他满足，教堂建成以后，他又设法把一些值钱的东西，例如绞车上的钢缆弄到家里。
王会长利用他在教会中的优越地位，在教会内部和官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他的大儿子王恩保老早就加入了国民党，四十年代任这一区的区党部书记。他的二儿子当了神父，还有一个女儿做了修女。
王贵景在处理进行会和教会的财政事务方面是残酷无情的。一年春天，有个名叫胡雪贞的贫农妇女从会里借了一百斤粮食，答应到秋后偿还一百二十斤。可是那年正好碰上干旱，全部收成还抵不上借的粮食多。王会长把她地里打下来的一切都抢光了，连玉米地套种的一点豆子也不肯放过。硬是逼得她揭不开锅，刚刚过了秋收就上街去要饭了。
这个妇女在闹饥荒期间来到王会长家门口，求他给点东西充饥。“我比你还穷哩，”他说着，用象牙牙签从齿缝里剔出上一顿饭留下的腐垢，“你趁早滚得远一点。”话音来落，就一脚将她踢出去，迎面关上了大门。
王贵景对待他的穷亲戚，就象对待任何一个交不起会捐的穷汉一样刻薄。他有一个表妹名叫秀凤，多年以来一直在他家里当女佣人。他克扣了她的工钱，给她吃的也很少。闹荒那年，秀凤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孩子，到外村去当奶妈。可是王会长逢人便讲，他出于一片慈善心肠，才把她抚养了那么多年。
王贵景对一切欺骗农民的传统手段都非常熟悉。他那套行事的手段，在远近一带也是鼎鼎有名的。从他手里借出的谷子总是搀满了沙土和糠皮，可是秋后他下去收租敛债时，却要人家拿一干二净的粮食还他。他把这些粮食一扬再扬，最后剩下的尽是些颗粒饱满的籽粒。他贷出粮食用的是小斗，等到回收时就换成了大斗。
王贵景每次放债，事先总要扣除一个月的利息。这就是说，假如人们借三十元债，实际上只能到手二十元，可是一个月以后，就得按三十元付息。要是碰到紧急借债，代价就会比这更高。按照王贵景的条件，每天得加还一分打滚利。他从来不肯把钱贷给那些无地的农民，总是毫无例外地要人们用土地作为借钱的抵押。要是欠钱的农民由于利息高还不起债务，就得将土地转手让人，这和季节的更替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
为着扩大自己的产业，进行会不惜假借教会的权势滥施淫威。教堂附近原有三亩水浇地，几十年以来一直作为公地耕种着，地里得到的收入都用于开办学堂，赈济和其他的公共需要。一九二五年，进行会打算买下这片地替教会开成菜园。可是村里人都不同意出卖。于是代表少数在教派的地主樊精诚首先挑起一场对于大多数非教派的诽谤和中伤。他指使一个名叫张国纪的青年教徒，宣称那块土地是他家的祖业。有天黑夜，人们发现张国纪他爹在地里砍树，大伙就围上去拦阻他。教徒们赶过来保护，于是双方便发生了一场恶斗。樊精诚就出面调解冲突。几天以后他做出了裁决，土地应该卖给教会。
人们被大大地激怒了。九百个人步行到潞城衙门上告，请求将土地退给村里。可是县官在教会的压力下，担心惹火了洋人所产生的后果，就命令衙役把前来告状的人们全都驱散了。官府不管，人们也就毫无办法了。教会白白地夺走了那块土地。对于教会来说，事情算是了结了，但是村民们并没有轻易忘掉这件事情。
同样，要王承裕这样的农民忘记他们在教会和进行会手里长年所受的欺凌，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个土地很少的农民向我讲述的事情，当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我还是按照他的回忆把这段辛酸的往事报道出来。
本世纪开始之前，王承裕的父亲在张庄北面三里地的马场租种土地。他是信佛的，可是当地村里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会，教徒的人数也占多数。当初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他很可能参加了对教会的进攻。不管怎样，起义失败以后，他害怕落进复仇心切的教会手里遭到迫害，便逃跑了。可是饥饿终于又驱使他回到了马场。神父传令将他逮捕，用绳子吊起来毒打。他决定搬到张庄去，因为那里的教会势力比较起来没有这么强大。不料张庄的神父把他叫去说道：“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必须作个天主教徒。你要是不肯入教，人家就把你当拳匪看待，你就得吃苦头。”终于，在没有食物、土地和房屋的情况下，他被迫接受了教会的赈济，从此也就列入了教徒的花名册中。那时候，每月的救济是一块银洋，这在当时要算相当可观的了。
这个农民有四个儿子，而他兄弟有四个女儿，他用一个儿子跟他兄弟换了一个女儿，夫妻俩都非常钟爱这个小女儿，可是却无力抚养四个孩子。这时候，教会的育婴堂插手进来，提出援助方案。两口子把女儿交给了育婴堂，而育婴堂又把孩子留给母亲负责喂养和看护，育婴堂给予少量补助。这种安排有个条件，就是父母两个必须虔诚地遵循教会的旨意。
那一年夏季到来时，天气炎热而又干旱。人们给教堂送去大量供品，神父也做了许多次弥撒求雨，可就是不见落下雨来。王承裕的父亲只好又去找佛爷了。他在裹头的手巾上系一根柳条，参加了佛教求雨的仪式。教会神父发现这事以后，断绝了他家的一切补贴，小女孩也给带回育婴堂去了。母亲痛哭流涕地向神父苦苦哀求，可是他说他们破坏了诺言，所以不能再把小孩托给他们。母亲确信女儿在育婴堂里受到了虐待，她为骨肉分离而感到巨大的悲恸，不久便死去了。她的儿子们认为她是悲哀过度而死的。
王承裕长大以后，设法积蓄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押给进行会，向它借了七十块钱，这样才娶了亲。那年庄稼歉收，为了还清那笔利钱——三十块钱，他被迫把老婆陪嫁的首饰衣裳和冬天吃的粮食都卖掉了。生活的煎熬和痛苦，终于把他老婆逼疯了。神父为她做了多次弥撒也不见有什么起色。邻居们都说，她是猕猴精附身了。后来王承裕又设法攒下一点钱，拿去给了北老社，求他们作法除去老婆身上的猕猴精。可是亲佛也并不比做弥撒更有效力。这个行动传到了神父耳朵里，他觉得承裕背弃了教义，就派王会长前去惩罚他。“你背叛了天主教，”王会长说，“求佛就是背叛上帝。”
王承裕被拖进教会大院里挨了一顿毒打。他心想：“我媳妇被教会逼疯，如今我又挨了教会毒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不想自杀，继续活了下去，并交给教会很重的租税。
日久天长，人们对义和团起义的印象慢慢变得淡漠了，这使王承裕所感受的恐惧和迫害也逐渐消失了。但是教会的势力却变得如此强大，就连在教外与它分庭抗礼的佛教会首申金河也要逢迎和巴结它。这个地主政客同教会神父维持着非常和睦的关系，他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在进行会里投资，对于教会发起的各项事业也都给予合作。
教会要凭借自己的强大势力把张庄变成天主教村的企图最后全部失败了。教徒始终只是少数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一九四〇年，天主教在这个地区的传教事业已经进行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个村子也差不多进行了四十年，但是在全村二百五十七户里，信教的总共才有六十四户，只占五分之一稍强些。
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六十四户人家入教都是违心的；也不能说他们留在教会里是纯粹出于权宜之计，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有利可图，或是为了有权租种教会的土地，有权从育婴堂买到老婆。不管人们当初入教时是出于什么情况，很多人后来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而且都象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那样把教义传给了他们的子孙。教会通过隆重的礼拜和严厉的训诫，通过一定的慈善布施，通过育婴堂培养年轻一代的信徒，和强调教会所处的少数地位的危险，在教徒中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同的利害关系，使他们具有同一个目的。这些对很大一部分教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还把他们同村里其他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成了大多数农民蔑视和憎恨的对象。由于教会的特权是在外国炮舰保护下建立和维持起来的，由于教堂的修建费用是通过武装侵略向人民勒索的赔款支付的，由于教会信徒能够被豁免掉一切用以扶助地方宗教仪式和古老习俗的捐税，所以长期以来，天主教一直被人称做是“特务教”。在此后的十年当中，上党地区的天主教会进一步使这种名声巩固起来，为自己的崩溃准备了条件。
虽然教会在它的全盛时期是那样地不可一世，但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当年张庄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然条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关系和条件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使晋南地区陷入了一场几乎史无前例的剥削繁重、社会崩溃、兵燹连年、灾荒不断的巨大动乱之中，使得这个地区和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入侵丧失了有效的防卫能力。对于这种情况，日本军阀是洞若观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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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鬼子来啦！
洛阳宫殿化为烽，
休道秦关百二重。
沧海未全归禹贡，
蓟门何处尽尧封？
——杜甫
忽然间，全张庄的狗都吠叫起来了。
刺耳的狂吠声惊动了年轻的母亲胡雪贞。这位被她男人遗弃的妇女坐在她破烂的小屋里，正盘算着这天到哪儿才能要到够自己和两个孩子果腹的饭。
胡雪贞高声问邻居丑孩媳妇：“狗为什么乱叫？”
“鬼子来啦！”答声从她家那仅有的没有门闩的门外清晰地传进来。
胡雪贞跑到院门口，想要看看巷子里是不是还能走得出去。如果没有人，她就打算叫上孩子逃到野地里去，等到天黑再回来。
然而，已经太晚了
一队日本兵拐进了巷子。她刚迈步上街，就被一个鬼子发现了。那鬼子顿时出队追了上来。胡雪贞跑进屋，朝左边闪去，鬼子一头闯进屋里。他撞倒了胡雪贞六岁的儿子，踩在他由于饥饿而鼓胀的肚皮上，随即冲进后屋，打算逮住孩子的母亲。没等他出来，胡雪贞赶快躲进了另外一间屋子。
鬼子大骂运气不好，等他离开院子以后，邻居们发现胡雪贞的孩子已经在地上昏死过去。后来他虽然恢复了知觉，可是第二天却发起高烧，四天以后就死了。临死前他躺在炕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娘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 ※ ※
日军在全面进攻中国的战争中，于一九三八年夏季占领了张庄。这场战争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北京附近的芦沟桥揭开序幕的。当时那里有一些日本兵正在进行所谓“军事演习”，他们声称有一名人员失踪，要求在一个村子里进行搜查。中国军队给了他们大胆的反击，这样就损害了“大东亚”的和平，使天皇的军队得到了久候良机。当蒋介石拒绝了日本方面对解决此次冲突所提的条件时，日军就猖狂地继续进行它于一九三二年在东北开始的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日本将军没有考虑广大群众抵抗的可能性，采用了典型的“闪电战”。他们过去曾从蒋介石手里攫取了在冀东驻兵的权力，并在那里集结了优势的兵力，因此很快就击溃了挡道的那些不仅装备不全、而且经常走向叛变的军队，随即沿着铁路干线向西、南两个方向进军，长驱直入中国腹地。在一年里，日军进展顺利。他们占领了西方所熟悉的大部分中国城市——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等，并且控制了除粤汉铁路以外的连接这些城市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
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只要控制了城市、铁路和整个现代化交通网，就可以进一步控制被分割和包围的农村。这是一个严重错误。正当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胜利地向华中推进时，抗战运动却在他们的后方发展起来了，很快就逼得侵略者龟缩于城市以及连接城市的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日军在进一步侵略之前，必须消灭掉后方的游击队，才能确保征服华北的胜利果实。他们被迫从漫长的战线上抽回大量作战部队，用以“绥靖”已被“征服”过的农村地区。一场激烈的长期战斗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中国的“持久战”（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中著名的相持阶段。
在这场激战中，太行山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激烈争夺的地区。这是因为太行山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华北平原，而华北平原又是南下进攻时的主要基地、转运站和粮仓。因此，要是日军不能扫清山区，就无法保障平原；他们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行动也就会受到很大阻碍。中国的武装部队从根据地下山进入平原地区，越过平汉铁路，在河间附近的湖泊沼泽地带和冀南交通不便的植棉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敌人的压力太大时，八路军就退入太行山的高山峻岭之中，当地人民的斗争则转入地下。
这样，在日本人看来，扫清山区就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将太行山区截成两段。日军在一九三八年占领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省城太原以后，便派出一支部队越过山岭，推进到长治，接着经过潞城和黎城向东边平原上的邯郸进发。同时，另一支日军从邯郸出发，通过武安向西进入山区。但是这两支部队始终没有能会师。有一次，在一个深山峡谷里，游击队通过伏击歼灭了日军一支摩托化部队，又通过伏击和人为塌方延缓了另一支纵队的行军。日军不断地遭到游击队的狙击，无论行军部队还是留在后方的驻军都不断地遭到伤亡。最后，日军的进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两支纵队的残兵败卒，分别退入了东面的武安和西面的潞城。潞城这个小城就变成了太行山西侧日本侵略军驻守的最后一个据点。
虽然日军在潞城县驻了兵，而且利用一连串的碉堡群控制了通往长治县城的公路，但他们只能控制潞城县的个别几个村庄。整个高原地区都处在游击政府的管辖之下。游击队和配合作战的民兵可以任意穿越沦陷区，甚至在夜间潜入被占领的村庄。日军要想守住潞城到长治的公路，就得在象张庄一类的公路两旁的村庄驻扎兵力和修筑工事。张庄位于通往山脚下的采矿镇黄碾的公路上，是这条路上最后一个长期驻兵的据点。一出村子就是一片无人地带，再过去几里就是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了。敌占区仿佛是一个细长的手指，从长治伸向太行山区，而张庄就是位于这个手指边缘上的一个据点。
日军把太行山根据地截成两段的计划失败以后，只能以这条狭长地带作为跳板，向征服不了的地区进行扫荡。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有好几个县的房屋被捣毁烧光，牲畜被杀掉，农具被砸烂，水井被填塞，人们象猎物一样在山区和平原之间被赶来赶去。几万人被杀死，几十万人陷于饥饿。只有那些事先把粮食藏好、躲入峡谷山洞的人们才侥幸生存下来。当这人为的灾难达到极点时，旱涝饥荒也开始默默地吞噬人们的生命了。真是无法形容的苦难呵！就连日本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日益加紧压榨沦陷区的村庄，抢走饥民的最后一点粮食，把老百姓的牲口宰了吃掉，房上的椽檩、门板被拆去烧火。由于日军迫切需要驻军和修筑工事，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被拉入伪军和劳工队里。如果把游击区所受的痛苦比做阴间的煎熬的话，那么沦陷区里受的就是炼狱的炮烙了。
苦难的岁月好象试金石一样，考验着每个人和每个组织。在形势的逼迫下，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政治潮流——一是抗战的潮流，一是投敌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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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汉 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诗经》
日军攻入内地时，乡村中最有势力的还是那些地主豪绅。他们掌握着村公所的大权，控制了一切经济、社会和宗教组织。日军估计这些人不会进行抵抗，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没有使他们失望，因为只要有扫荡，财产损失最大的毕竟还是那些豪门大户。地主不敢动员和武装农民，害怕他们有朝一日会把矛头指向自己。每当形势变得严重，每当面临抗日和投敌的抉择时，他们往往发现，自己和入侵者之间要比和佃户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至少，日本军官在尊重私有财产，视地租为神圣不可侵犯，以及重视正统宗教信仰方面，同他们是毫无二致的。
当然，此后他们卖身投敌也不总是直接和公开的。太行山区的人民对地主豪绅在沦陷期间的政治表现有过这样一句话——“两头小，中间大”。
日军攻打进来时，退隐的乡绅们摸不清他们将要留驻多久，因此不敢和他们搞得太火热。到了沦陷中期，他们以为日本人即使不是永远留下，也会长久驻留，便公开积极地同他们勾结在一起。到了后期，他们看到苏联军队把希特勒赶回了柏林，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而且山上的人民军队也日益强大，意识到时局可能会有变化，就再一次退居幕后。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又立刻从“隐居”中破门而出，改组村政，并且给他们的机构挂上了一块“抗日村政府”的招牌，借此捞取胜利果实。
张庄的地主也不例外。日军还在山那边时，申金河便放弃了他在村公所里的公开职务，由在教的地主樊朴之、史腊明和王来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村政府。尔后，又找了一个叫周梅生的精明的中农出头露面，这个人自己也想趁此机会捞点外快。周梅生被指派为村文书，而且成了整个伪政权里最有名的“智多星”。他这种地位一直保持了七年之久。周梅生挑选贫农尚石头当村长，又把另外两个贫农也拉进村公所里当差。其中郭富贵当了村警，他兄弟郭德有当了公务员。所有这些公职都能通过贪污和掠夺，陆续捞到很大的油水。在村政府里公开代表地主豪绅的只有当了四年伪保长的王来顺以及同周梅生密切协作的富农郭春旺。尽管如此，和以前一样，不经过当地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协商同意，就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
同以前所有的机构一样，张庄伪政权的主要职责仍然是收税、摊派劳役、征兵和维持“治安”。所不同的只是税征得更重，征收方法更野蛮了。伪村吏们征粮时，后面总是跟着日军或伪军，他们挨门挨户地走到各家，把口袋往地上一撂，不管三条、两条，这户人家都得给他们装满。征收粮食并不是根据农民土地的多寡和收成的好坏，而是根据敌军的需要。家无存粮的人不得不事先逃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劳役也因战争的需要而成倍地加重，变成象租税一样沉重的负担。只要有了修路、筑炮楼、运输之类的劳务，命令就传到村公所里。村民无论有多么紧要的私事，都得去报到服劳役，只有地主和伪村吏们得以豁免。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强征民工在张庄北头的“无人地带”。修炮楼，全村所有的男劳力都被叫去挖壕沟。有个名叫武魁的贫农，当时正在给自己的房子换新顶。他不愿意房子没换屋顶就停工，便雇了一个孩子替他顶役。为此他被逮捕，并被打断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扔到炮楼外围新挖的壕沟里。在几个邻居的恳求之下，才让把他抬回家去。
张庄的炮楼很大，本村的劳力还不够，要从几里外，甚至几十里外的外村征人。外村的人为了不迟到，天不亮就得带上干粮动身。干活速度慢或者出了差错，都要遭到毒打，扔进壕沟。虽然沟里水浅，不至于把人淹死，但这种惩罚还是相当残忍的。因为天气很冷，扔进去的人爬出来后还得干活，寒风一吹，湿衣结成了冰，许多人都因此害肺炎而死。
给日本人出工，往往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不能每天往返回家。有一次，日本人为了修建一条太原到长治的铁路，征集了好几个县的青年人。上百个村庄每家都摊到一个名额，只有地主家派的不是自己的子弟，而是长工。长工被当作地主家庭的成员，这还是头一回。
民工们都住在外面围着铁丝网的小窝棚里，上工时由卫兵看押，每天要干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的活。生活上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定，连小便的时间都有限制。人们不久就学会了小便时尽量弄湿大块地面，否则就会被当作磨洋工而遭到毒打。干活慢了也要挨打。拷打的方式是卫兵们就地发明的，有一种是叫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互相殴打，如果哪一个不用尽全身气力，就立刻会遭到卫兵的毒打。
有时游击队打到附近，卫兵只要听到枪声，就用机关枪到处扫射。在一片惊惶失措中，许多在射程内的民工碰巧就被打死。有个活下来的民工后来告诉我说：“那时，天黑后大伙回到窝棚里，都庆幸今儿个没有死掉。可天明上工去时又提心吊胆，谁知会出什么事情。”
对民工滥施残暴的目的是为了威吓老百姓，实际上却使大家对侵略者恨之入骨。蛮横的暴行——例如无故杀害胡雪贞的小儿子——和占领带来的浩劫，使得这种仇恨越积越深。
这种灾难在修建张庄炮楼的那块土地被霸占时就发生过。这块地是从温堆金老汉（村里人都叫他老堆金）手里夺来的。老堆金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部分微薄的土地。另外还有十二间房屋，是他两年以前用自己在申金河的酒坊里毕生辛苦积攒的钱买下来的。房子周围还有他种的三十棵树。
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伪村长尚石头把老堆金叫去，告诉他说，为了修炮楼，他必须把家搬开。给他一个星期时间拆房子，或者随便把它卖给别人。他们没容老堆金作出处理，就命令民工开挖壕沟，他只得把房子卖给愿买的人，不管对方出多少钱。这时候——难道可以说这是巧合吗？——三个伪村吏和地主申金河突然走过来，答应每间付给他五十块银元，随后就把房子拆掉了。待他们把砖瓦木料拉走后，又只付给他一半的价钱，果树也被无偿地弄走。对此老堆金是敢怒不敢言。
炮楼还占去了他的三亩庄稼地。地里种的谷子已经黄熟，却不让他收割，夜里伪军来丈量地基，把成熟了的庄稼都踩进了泥里。老堆金央求他们明早再来，好让他收回过冬的粮食。可是伪军问道：“你敢担保今儿个黑了不出事儿吗？”因为害怕八路军，他们一刻不停地挖壕。老堆金就这样白白地失去了全部的粮食和土地。他为了逃饥荒，只好去南舍投靠他的侄子。
张庄村公所在替伪军征兵时特别卖力。这是因为几个和本村统治集团早有瓜葛的人都成了当地伪军的军官。地主史腊明的儿子史仁保是潞城县伪警备队第四中队的军官。过去给狗腿子周梅生当差的中农申计梅现在指挥着第五区的伪保安队，队副秦天兴也是张庄人。他们一共抽了五十多个壮丁去当伪军或伪警察。这些人马不仅被用来驻守张庄，也用来控制几个邻近的村庄。
这些伪军头目并不是从沦陷第一天起就为敌人效劳的。日军开入山西时，他们都在樊朴之的儿子樊同喜所指挥的一支国民党军队里当官。樊同喜和史仁保是姻亲加同窗。他们一起从太原的中学里毕业，不仅成了知识分子，而且更为有利可图的是在省长阎锡山的部队里供职。当然，每个有野心的军官都拉拢一伙忠实的党羽，因此，他们就收罗了一些张庄人当帮手。
一九三七年，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了，但是有不少部队没有受到很大损失就撤到了内地。樊同喜和史仁保指挥的部队也回到了潞城县，把第五区当成了他们的主要地盘。
当阎锡山本人还在同日军作战时，这些零星部队也跟着乱放几枪。后来因为游击队实行社会改革，有效地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全面抗战，阎锡山就改变了方针，答应同日军进行有限的合作，条件是日军帮助他消灭游击队。这时候，他的部下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了——或者参加游击队并接受其纲领，或者同日军勾结。樊同喜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为他不是日军的对手，鬼子在他后面开进盆地时，他避免作战，鬼子让他进入一些山区，不去打他。在那里，他做起小霸王来，渐渐地他的部队溃散为一股武装土匪，继承了中国军阀抢劫、掠夺、杀人、奸淫妇女的典型传统。
每当樊同喜的部队需要粮食时，就下山进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擅自征粮。一九四二年闹饥荒时，伪政权从张庄把能够搜刮到的粮食都抢光，许多人都快要饿死了。就在一天夜里，史仁保和申计梅带着一百来人进了村，他们乘着夜色挨门挨户地从各家搜出许多藏起来的粮食。连夜运走好几大车玉米和小米。后来，村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饿死了。
樊同喜一伙不光抢劫村庄，而且抢劫客商，他们把过路商人当做肥美的猎物。有一天，他们袭击了从潞城去长治的十三辆满载货物的大车，抢走了货物和骡子，还把赶车的扔进山涧用石头砸死。
他们对待当地的妇女也自有一套办法，看到哪个中意就想据为己有。先是献殷勤和送礼物，搞不到手就用威胁和殴打强迫顺从。如果她们的男人反抗，就被他们残暴地杀死。有一年腊月里，樊同喜在张庄以南十里的李村沟强奸了一个年轻妇女。她的未婚夫为了弄到武器报仇，参加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没等他下手，就在张庄被人暗算，扔进一口枯井里，用石头砸死了。
樊同喜的部下有个名叫毛旦的士兵，暗地里勾搭上了他当时的一个姘妇。樊同喜恨这小子胆大妄为，从背后把他毙了。
史仁保也一样毒辣。他诱奸了一个村长的老婆，过后又跟踪那个村长到深山里把他杀掉了。他还强奸了另一个妇女，并且开枪打她的男人，不过没打中。他毒打自己的弟媳，人们都说她是死在他手里的。
樊同喜、史仁保和他们的狗腿子申计梅，在对付他们政治上的敌人——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地下抗日力量时，表现得更加凶残。他们趁着小股游击队处于日军的强大压力下无法还手时，多次加以袭击。每次进村洗劫，他们总是借口村里通共产党。
由于以上的种种恶迹，这三个张庄人被称为恶霸是完全够格的。如果抗日战争和过去传统的战争一样，樊同喜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然而在这场举国抗战的斗争烈火中受到锻炼的新兴社会力量，使得军阀割据称雄的企图很难实现。樊同喜本人被一支包括张庄人在内的游击分队打死了。没过多久，他手下的部队就连人带枪彻底投靠了日本人，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这些“土匪化”的军人投敌后，改编为潞城县警备队第四中队，史仁保当了队长，申计梅也同时被委任为区保安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就专门搜捕抗日干部，害死了许多条人命，成了当地人民切齿痛恨的汉奸。
潞城县这些投敌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抗战后期的特征是正面战线上的僵持，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次又一次地安排整批军队向日本人携械投降。一九四一年，有十二个少将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把自己的部队交给日军指挥。一九四二年有十五个。最多的是一九四三年，共有四十二个。到一九四四年初，在为数四十二万五千的伪军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三年五月，太行山区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带着他的全部军队投降了日本军队，接着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剿共总司令兼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正当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即将到来时，这种惊人的叛卖行为却与日俱增。这就是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策划的“特洛伊木马计”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这是抗战结束以后从抗日力量手中夺取对华北和长江流域控制权的唯一手段。蒋介石集团断定盟军、特别是美国将通过苦战和牺牲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就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战后控制中国的问题上。许多国民党部队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之后，纷纷投敌，井驻守一些战略要地。这样，当日本最终被迫向盟军投降时，他们就可以进而控制所有沦陷区。这种做法被他们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对蒋介石的战略家们来说，第四中队不过是这场魔鬼棋赛中的一个小卒子，可在潞城县它却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熟悉周围地势，同当地人，尤其是同统治沦陷村庄的地主豪绅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他们的统治变得异乎寻常地暴虐和残酷。
潞城县和张庄的伪政权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其中包括已经转为伪军的原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军官以及站在伪村政权背后的地主豪绅和一些为它当差的中农、贫农。从日军占领的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投降，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教会政权始终统治着张庄。
村政府和伪军的这种构成并没有什么特殊。在整个太行山区和冀中的教会基地，通敌行为和天主教似乎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不过是天主教会最初进行传教和建立教区时使用的那种方法所造成的局势的继续而已。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天主教从很早开始就是在外国保护下在中国发展的。抗战期间，正是当地最大的城镇长治和山下平原上最大的城镇邢台的天主教会最高当局定下了“合作”调子。
仅举一个例子，一个有影响的神父郭老财，一九三八年从美国旅行回来，途经日本时搞到了一封外务省给日本驻华大使的介绍信。这封信要求一切有关方面给予持此信件的人以特殊的照顾和关注。显然，介绍信很有效，郭神父回到中国以后，日军司令部发给他一个全境通行证，准许他在华北各地自由旅行。日本投降以后，人们在他的私人财物中发现一百多张仅供日本高级文武官员使用的通行证。此外，还有许多他和日本高级官员及邢台地区敌伪头目高德灵合摄的照片。
象张庄这样的小地方所以会转向天主教政权，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日寇即使不害怕上帝，至少由于尊重站在教会背后的列强势力，也会对教会的神圣权力表示尊重。这样，作为教徒，又同当地神父和他身边的人搞好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的安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日军进入内地以后，一般没有打扰过教堂。因此在日军到达张庄之前，村里的大多数富户和不少穷人都把自己值钱的财产交给教会负责保管。不少人还请求教堂给予人身保护。神父立即抓紧时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教徒受保护，非教徒不受保护”。几天之内，就有相当多的人家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入了教。虽然如此，穷人受到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教堂院里所有可供居住的房屋完全被地主富农及其家眷占去了，大部分挤在院子里的穷人，无论是不是教徒，最后都被轰了出去。
留下来的人也不是无代价地得到保护的，乡绅们可以随便利用教堂提供的方便，穷人为此却必须将他们带来的财产的五分之一献给上帝。
珍珠港事件之后，教会里的荷兰神父都自动或是被迫离开了沦陷区。接替他们的中国教士孙神父又试图把全村拉入天主教。有一天，全村的地主都被邀请到神父住宅去参加西餐宴会。宴会将近结束时，孙神父号召客人们帮助他使每个农民都成为教徒。他说，既然教会在日本人来的时候给人们以保护，他们就应该以亲身加入教会和招收更多的信徒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和崇拜。事后，进行会的人挨门挨户地砸了人们的祖宗神主牌位和泥胎神像，把碎块扔进了室外的深深的茅坑里，还给每一家都挂起了圣母玛丽亚的画像。不出一天，全村都有了天主教会的装饰。表示反对的人都遭到斥责和警告：“鬼子要是再打回来，你们别想进教堂门，死了也活该倒霉，我们就不管，再也不来救你们。”然而后来不少人撕了家里的圣母像，也不见有人追究。可是，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强迫入教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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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变革的种子
太行山，高又高，
百万民兵逞英豪。
年轻的庄稼汉，
不怕枪来不怕刀，
一枪一个来撂倒。
——太行山民兵歌
入夜以后，伪村长尚石头还难以入眠。尽管上百人的日本警备队近在咫尺，尽管扩大的保安队保证支持他的政权，尽管有他的忠实打手郭富贵出色的村警工作，他还是害怕人民。村里有人——他想不出是谁——和山里的抗日武装力量保持着联系。尚石头在自己院子里经常发现一块包着信的石头，信上历数他几个星期以来干的一切坏事，警告他如果不改弦易辙，很快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并劝他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和某个刘司令员会面，讨论救国的办法，以便将功赎罪。
尚石头从没有去过指定的约会地点。他可不想拿村长这份美差去冒险和发疯的爱国者、说不定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接触。为了安全起见，他夜里从不在自己家里睡觉，也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着睡两晚。要是游击队袭击村子找他算账，要找到他，就得花很大功夫。这个办法很成功，直到他媳妇起了疑心。她不相信他晚上不回家是因为害怕暗杀。她的一个姑姑告诉她，尚石头晚上赌钱、喝酒、寻欢作乐。还说尚石头至少和三个姘头睡过觉，暗示别的村还有几个。这个消息大大激怒了石头媳妇，她跑到村公所当众揭发了他，然后又到孙神父那儿揭发他。她在街上逢人便说，她丈夫从不回家，因为他和“破鞋”过夜。
这些传说当然不全是假的。为了让他媳妇安心，尚石头被迫在家一连住了几夜。躺在自己家的炕上，他怎么也睡不安稳。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慌忙爬起来。每天夜里总要起来观察好几次，可是每次都没发现什么。在星光底下，村子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每个人，包括日本兵和他们的哨兵都睡了。第三天晚上，他由于恐惧和神经紧张而疲乏不堪，终于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他醒来时，几只强有力的手已把他从媳妇身旁拽开。他刚想叫，一团棉花塞进了他的嘴里。他倒在地上，感觉到一支枪筒顶着他的脊背，袭击者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们这时又把他媳妇捆了起来并塞住嘴，他只听见一声被闷住的叫声。然后，他就被半拖半抬地弄到院子外面的街上。一个人命令他跪下，他跪下了。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随着枪声，街上响起布鞋底踩在地上的轻微的跑步声，脚步声渐渐远去。但尚石头再也听不见这些逐渐消失的脚步声了，他已经一命呜呼了。
尚石头被处决以后，伪政权一直瘫痪了几个星期。所有当官的心里都明白：如果村里没有地下组织，这样大胆的袭击是干不出来的。在以后的好多天里，他们甚至在大白天都几乎不敢跨出日军指挥部。骄横的日本人仍然装出信心十足的样子，实际上却心虚地增加了一倍的岗哨，夜里实行了特别戒严。
但在另一方面，农民简直掩饰不住他们心里的痛快。要不是因为稍微表现出一点欢乐就可能遭到逮捕、毒打、甚至屠杀，他们准会在大街上表现出来的。地主及其走狗们为了自己的什么安全、舒适和私利，不惜走上了当汉奸的道路，这使全村都蒙受了耻辱。现在事实生动地证明：在张庄也有这样一些爱国者，他们不顾开展游击战争和地下活动带来的一切艰难险阻，坚定地选择了抗日的道路。尚石头的死刑不仅在本村居民眼里，而且在全县面前，洗刷了张庄的耻辱。这个行动标志着张庄的革命转变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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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令人作呕地硬说什么他们“干涉”中国只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中国人民免于遭受一场比死更坏的厄运——共产主义。但正是他们的“干涉”大大加速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这是历史的一个极大讽刺。
日寇采用的种种手法，实际上替革命扫清了道路——他们的手段极端残酷，这不仅逼得农民，甚至许多地主也觉得除了反抗就无路可走；他们把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逐出华北；在沦陷区内诱使国民党的低级军政人员充当汉奸，使他们在人民眼里变得永远不可饶恕；以及侵略军铁蹄过后留下大片无力驻防的农村地区。这样，就造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真空，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得以展开活动。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动员了几千万灾难深重的农民奋起进行抵抗。由于这种抵抗遍及一切社会阶层，因此就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在芦沟桥发起进攻以后没过几天，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一九三七年和蒋介石达成统一战线协议后改称八路军）便派出许多久经战斗的分遣队离开陕北的延安，跨过黄河，占领了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脉和五台山脉一带地区。这些分遣队虽然规模都很小，但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成许多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遍及所有的山沟、平原和每个地区的村庄，去负责组织、训练和指导那些希望得到武器和军事知识的大批农民新兵。每个武工队就这样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了农民民兵分队。这些民兵都住在自己村里，白天和农忙时在田间从事劳动，夜里和农闲时就进行战斗。那些最优秀的民兵指战员们被抽调去补充部队的伤亡，扩大正在成长的正规军。
八路军和民兵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扩大。大多数指挥员都是党员，而且不断地吸收积极的普通士兵入党。但是共产党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动员方面。当经历过十年内战的老部队跨过黄河时，还有数以百计的搞群众运动的干部随同前去做政治工作。在八路军的保护下，他们分散到农村中去组织农会、妇女会、消费合作社和村委会。这样就形成了进行战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就不能获得胜利。这些组织的最优秀、最积极的领导人被吸收入党并组成当地的支部。他们的成分主要是农村劳动人民。党还吸收了许多从城市里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他们成千地穿过封锁线来参加抗日。
只要八路军和共产党获得一个立脚点，他们就能立刻制止由于失败、惊慌和旧官吏的逃跑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使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只要有可能，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力量也被收编在统一的领导之下。采取这些措施，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日本人在这个地区被赶了出去，或者休想进入这个地区，除非他们用大批部队进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力量也只是暂时地撤走，日本人的势头一退，他们就回来了。
从第一批这样的小据点开始，抗日根据地一直发展到包括好几个县。这些县后来又连成一片，形成了广大的解放区即边区。
在所有的解放区，各党派和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爱国的国民党分子和许多有声望的无党派人士，共同建立了新的抗日联合政府。各级政府有各方面人士参加，他们之中也有地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区、县和地区三级的参议会，参议会又进一步选举执行人员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虽然共产党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在所有选举或任命的职务中，它把自己的成员的名额限制为三分之一。
解放区政府的共产党和非党的领导人，都以充分动员中国人民的潜力，抗击日本侵略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使农民从过去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获得一条出路，这个潜力才有可能挖掘出来。如果在租佃条件、利率、税务负担和携带武器的权力等方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改革，以及在参与制定政策方面没有发言权，农民是不可能被发动起来有效地投入战斗的。然而，在那时候提出社会关系的全面革命，没收地主财产，建立一个新的土地制度，必然要导致一场灾难。这样一场革命只能意味着内战，只能把大批地主赶进日本人的怀抱，立刻造成国家的分裂，而当时只有团结才能救国。于是共产党放弃了曾在南方老根据地普遍实行过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而与其它党派和团体共同实行一个旨在赢得一切派别和阶级支持的改革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双减”——减租减息。
这个纲领要求地主将地租至少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从每年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百降到不高于百分之十。这些要求是根据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三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提出来的。农民凭着手中的武器，完全可以停止交租和取消债务，但仍要求他们继续交纳降低了的地租和利息，并尽最大力量发展生产，以支援战争。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合理负担的基础上的：收入最低的完全免税，然后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税率，大片土地所有者应交纳的最高税率，也不高于百分之三十。这些政策有力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大部分愿意救亡的地主乡绅们所能接受。
在这样的政策基础上，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逐年扩大。到了一九四二年，它们已经成为对日本统治的强大威胁。敌人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兵力，企图一举荡平华北根据地。连续两年的扫荡缩小了解放区，消灭了部分八路军，但没有消灭全部的八路军。日本人没有能力长久地保持压力，只要他们一放松，解放区和八路军就又开始扩大起来了。到一九四五年，张庄所在的太行地区不过是半个晋冀鲁豫解放区而已，而后者又只是华北八大解放区之一。再加上由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华中和华南开辟的十一个较小的解放区，总共有十九个解放区，将近一亿人口。这些解放区是由一百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和一千万自卫队保卫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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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和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到达潞城县时带来的士气、战斗经验和组织能力，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一批分遣队到达后，几天之内就有几十人要求参军。其中至少有两个是张庄的人——十九岁的师才元（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和十八岁的赵仁贵（一个无地的雇农）。
在日本军队到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共产党的政工干部和当地“牺盟会”（统一战线时期得到阎锡山赞助的进步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一起建立了一个抗日县政府。
当日本军队开进有着城墙的潞城县城时，八路军已经在这一带高原地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新政府也动员了大批村庄进行抵抗。敌人进驻了县城以后，抗日政府的领导人员便转移到乡村去，哪里最安全，就把机关设到哪里继续办公。
这个县的五个区都委任了区长。象县政府一样，区公所也是流动的，人们都说，区长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去时，区公所就在他的文件包里。
张庄所在的第五区，位于全县的最南端，它是驻军最多的地方。敌人的驻军妨碍了组织工作的进行，但他们的统治只是在白天才有威力。天黑以后，日军和伪军就龟缩到司令部里，害怕遇上狙击和突袭，这时抗日武装力量就可以来往出入。通过在夜间进行的组织工作，五区的人民象其它四个区一样，也建立起了一个抗日政府，并且有了一个区长，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委员会和一支民兵。
在某些沦陷村——象离张庄只有十里路的小沟村，伪村长和抗日运动保持着联系。他在五区区长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尽可能地支持抗日战争。他只是在名义上为伪政府服务。通过这样的人和别的沦陷村中勇敢的农民建立联系，就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建成和保持了一个地下组织网。
张庄有一座七角炮楼，一支一百人的保安队和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伪村政府。在这里工作比任何地方都要危险，但却同样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的核心组织。第一个参加的是小沟村村长的穷侄子张天明。他虽然已经到了二十岁的结婚年龄，可还是一个光棍。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在北京当过铁匠，他母亲闹灾那年离开了家，到西边一百二十多里以外的洪洞县去投奔另一个当木匠的儿子。只有张天明留在张庄，独自耕种全家的六亩土地，有时给邻近的地主帮工，有时做一点木匠活。因为太阳落山以后，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经常到小沟村叔叔家去串门。他在那里遇见了区长，知道他们在搞抗日工作，就自愿参加一部分工作。
大约和他同时，另一个张庄的农民——雇农申锁子，也通过亲戚关系接触到了区长。这个亲戚在张庄北边十五里以外没有沦陷的
驲村领导着当地的抗日政府。申锁子随后又争取了他的好朋友弓来宝。这个年轻人和他一样穷苦，为了求解放，也有一股拼上命干的热情。
第四个人是用另一种方法争取过来的。他叫师福元，他的哥哥师才元在八路军的第一支部队来到时就参了军。作为正规军的战士，他随着部队转战各地，但也经常回到潞城根据地来。一有机会，他就回家探望父母，两个兄弟和他的妻子儿女。他全家一共十口人，住在一所有二十五间房的大院子里，种着五十亩地，全村都把他们看成是最兴旺的庄户人家。由于他们跟统治集团没有关系，他们的富裕就成为每一个抢劫的士兵和每一个贪婪的官吏的牺牲品。他们要纳的税名目繁多，数目也大得惊人。整个家庭都因此对旧的统治当局充满了仇恨，对继它之后的伪政权更是加倍地仇恨。师才元回部队以前曾向师福元交代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如何到山里去找他。后来师福元去过几次，在八路军师部里看他哥哥时遇见了区长。他同区长谈了几次话，从此就决心要为抗日积极地工作。他和申锁子接上头以后，很快就参加了其他三个人已在进行的工作。
这个地下组织开始活动时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替区公所出差，送信和运送物资。但在饥荒最严重和扫荡最残酷的一九四二年，五区区长为了加强张庄的工作，决定组织一个正式的地下村政府。这个地下组织开会选了申锁子当村长，弓来保是副村长，师福元是“抗勤”，张天明是治安主任。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不到二十五岁，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工作。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抗日政府已经成立，只是把他们最信任的朋友和亲戚发动起来，执行他们自己安排的或区里指定的各种任务。然而，他们活动多了，难免引人注意，最后被人出卖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后。什么东西鼓舞着他们去冒这种危险呢？为什么他们在随时都可能被逮捕和被杀害的情况下还留在村子里，而不到山里去参加正规军，拿起枪杆进行战斗呢？那样不也是同样地光荣吗？在那里，人们至少想打就可以打一下，想跑就可以跑开，以后遇到机会还可以再投入战斗。
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过答案。后来听张庄那些活下来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谈起当时活动的情形，他们仿佛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沦陷村的工作需要人嘛。他们生活在沦陷村，就做沦陷村的工作。风声紧急时，只要能避开，他们总可以上山去。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来得及，总可以请到八路军。
全国范围的抗战热情无疑在鼓舞着他们去担负起平时也许不可能担负的工作。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解放和新社会的到来的强烈信念。但他们绝口不谈这些，他们更愿意的是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不是在事后夸夸其谈。
在他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八路军收集粮食和被服。有一回，他们经过几个星期的准备，从同情者的家里收集了六千多斤粮食，一夜之间就送了出去。此后又一再地收集衣服和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支援前线而专门制作的。村里的妇女们整天不停地坐在大街上缝着，日本人雇佣的大摇大摆的哨兵，做梦也不会想到当着他们眼前做出来的这些鞋子是为他们的敌人准备的。
另一项同等重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这是张天明的专职。他密切注视敌军和伪村政府的动态。每隔几天，他就要和八路军联络员接一次头。有时是在小沟村他叔叔家里，有时是在张庄南面的大岗山，他家在那里有一小块土地，所以去了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当有事要汇报时，他就垒起一小堆石头。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里，联络员肯定会来同他见面。
见了联络员，张天明就把自己和别人了解的一切情况向他汇报，如：敌军的调动；炮楼里的人数；敌人有多少马匹，有多少粮食，能不能容易地把它们弄到手；外界有什么人来到张庄，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重要的汉奸是谁，有没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等等。
他回来时，又把其它地方的抗战情况，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胜利、解放区向新区的扩展、外部世界的新闻（按照敌伪出版物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胜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等一系列消息带到村子里。伪村长尚石头在院子里发现的那些信，就是他投送的。五区区长希望尚石头能够接受劝告，就象小沟村张天明的叔叔那样与抗日政府进行合作。但如前所述，这些信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五区区长看到尚石头死心塌地当汉奸，已经无法争取，就向县政府作了汇报，并对这个伪村长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死刑。一小队八路军战士奉命执行判决。但他们几次夜里进村，都找不到这个待决犯的睡处。
于是张天明想了一个办法，至少能让尚石头暂时呆在家里。他亲自与尚石头媳妇的姑姑进行了个别接触，鼓动她去散布尚石头天天晚上在外面鬼混之类的传闻。这样终于抓到了尚石头。
张天明散布的一个消息还使抢劫为生的国民党军官樊同喜丧了命。原先，八路军指挥员为了避免内战，对樊同喜的部队多少还让其自行其是。他们希望最终能说服他参加解放斗争。但天长日久，樊同喜做的坏事越来越多，许多村子的农民都要求对他采取措施，一天晚上，樊同喜带着十来个人，打算在张庄痛痛快快地喝个通宵。消息很快传到山里，八路军派了一个班跑步赶来，天还没亮，就把这些人包围在屋里了。他们见樊同喜不肯投降，就放火烧了整个院子。樊同喜和他带来的十个人都烧死了。过后不久，这支队伍的残部，在史仁保的带领下，投降了日军，被编入伪军第四中队。
张庄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轻人，除了收集粮食和被服，搜集情报，经常进山和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动谋生以外，还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县领导认为，将来这些人在村里的改革中是核心，想要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在敌人控制不了的解放区里，这一点是通过各个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日常的学习达到的。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正规的学校，吸收优秀的战士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那里学习革命理论。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这种有组织的学习就困难多了。他们至多只能寻找机会和区长谈话，从他那里学习当前正在进行的持久战的道理，学习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各阶级统一战线的道理，还学习毛泽东预言在胜利后将要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道理。区长送给他们一些毛泽东有关这些问题的著作。虽然他们都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尽最大力量攻读这些书。于是他们开始懂得象阶级、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以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等基本观点。
提高农民政治觉悟的工作不久就被战争打断了。一九四三年，张庄的主要联络员、驲村村长被杀害了，五区地下区长也牺牲了。张庄北面的封锁如此严密，去解放区几乎已不可能。有一段时间，张庄的地下组织同县、区政府完全失去了联系。更糟的是，申锁子和弓来保因为没有过冬的粮食，只好到太原去找工作。他们随身带走的几块钱，是大伙捐出来支援前线的。这就给村里那些捐钱的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申锁子和弓来保在春天回村时还清了这些钱，并且重新和区政府建立了联系，又继续进行工作。但这时候的地下工作者比以前更冒风险，人们也越发不敢采取行动了。
敌人并没有闲着。从前的伪公务员——郭德有，接替尚石头当了伪村长。他把破获地下组织当做自己的主要任务。他象他的前任一样，不敢在家里睡觉，总是睡在他怀疑有抗日活动的人家里。他和他兄弟、新任的保安队长郭富贵，多次在师福元家的炕上过夜，指望有一天八路军战士师才元从山里回来探亲，就出其不意地把他杀死。白天，他们把农民接二连三地拉到村公所里盘问，回答稍有怠慢，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个半死。这样，他们就撒下了网，哪里发现了线索，他们就奔向哪里抓人。八路军在前两年的“三光”扫荡中遭到了很大的伤亡，由于受压太大，对这里鞭长莫及。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灾难。张天明有个表兄弟住在外村，为了他那点风流韵事，张天明几乎丢了性命。这个表兄弟住在小沟村，他和李村沟的一个姑娘相好。（李村沟是张庄南头一个村）他经常翻过那姑娘家的院墙，进去过夜。这就惹恼了她家的人。他们传布谣言，说他是个八路。他们并不知道真有其事，只不过是为了报复而已。
不久，他们那种恶毒的报复心理得到了满足。张庄炮楼里的伪军听到了谣言，四处搜捕这个小伙子，发现他在张天明的家里。他和张天明都被捕了，被带到炮楼里。他们没有吐出一个字，结果都遭到了拷打。第二天早晨，张天明的表兄弟被按在铡刀上铡了头。幸亏伪军没有得到关于张天明的确实情报，不然他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村里人都坚持说他不过是一个卖力气干活的庄稼汉，对谁也不怀恶意。他们在保释书上画了押，又把张天明份上的半头驴卖了，用卖得的钱把他保释出来。没有这头毛驴，很难设想他怎能挨到收获季节，但毕竟他是活着出来了。
申锁子和弓来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个叫甄忠喜的烟鬼，经常和伪军头目一起抽“料面儿”，他不知从哪儿打听着了地下村政府的底细，于是就把这个情报递了上去。申锁子，弓来保和师福元立刻被捕了。十八天的拷问和饥饿没有使他们屈服。最后申锁子被枪毙了，弓来保被敌人用东洋刀砍成几块。师福元则被放了出来。
师福元获释是因为伪军怕他哥哥师才元领着八路军回来报仇，也因为他家能够交出一大笔保释金。伪军官温启荣的要求满足了：他得到七千元伪币（当时大约值七十美元）和大量的“料面儿”。他们还立了字据，让全村担保师福元规规矩矩，师福元也保证在六个月内把他哥哥引诱到村里来。
这个条件几乎逼得师福元自杀。“叫我出卖我哥，这可把我吓坏了。”他几年以后这样说，“我死活也不能干这事啊。每回伪军打吊桥上过沟，我听见皮靴响，就寻思是来找我的。我就跑到井沿儿坐着，横竖不能再叫他们逮活的。黑天我家狗一咬，旁人就以为是我哥回来了，我就宰了那只狗。”
“我身子好了一点，走路不碍事了，就想朝山里跑。可家里不叫我走脱，人家指印还在字据上按着，说是我一走，全家都得杀头，全村都得受罚。我无奈何，只有上外村寄住在几个穷亲戚家。”
这些悲剧是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发生的。那两个张庄地下领导人交不起保释金，宁死也不愿出卖同志。这样，就保护了他们生前所组织和教育的六、七个年轻人。而改造张庄的任务，就落在了这六、七个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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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 应
利剑不在掌，
结友何须多？
——曹植：《黄雀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向盟国投降。
张庄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经过三天战斗后，被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解放的。
战争在八月十日就结束了，那么张庄为什么要经过一场激战到十四日才打下来呢？研究这个问题大大有助于对其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了解。
当地的抗日武装不得不经过战斗才能进驻张庄。原因在于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不到几小时，就发出两项命令，厚颜无耻地实施他的“特洛伊木马计”。第一项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不得向对峙的日军或伪军采取行动，第二项命令指示伪军（其中有四十多万驻扎在华北）维持“治安”，抗击八路军的任何挺进行动，并在重庆代表抵达前，据守全部所占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伪高级军政人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日军奉命向这些人，而且只许向这些人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表示美国完全支持这一行动。他发出一道通令，指定蒋介石军队为接受在华日军投降的唯一代表。
蒋介石企图通过这种花招，不放一枪便在大片的中国土地上重建传统的地主豪绅政权。而在这大片中国土地上，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民兵的支援下，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
从军事观点看，蒋介石这一着是一个大胆的战略。从军队的数量、火力和兵力的战略部署的角度来看，他似乎稳操胜券。蒋介石至少希望那些伪军能守住阵地，直到美国人通过大规模海空运输，帮助他把一直储备在内地的、许多拥有新式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师插入华北。一旦他的最现代化的军队部署就绪之后，蒋介石打算几个月内就消灭解放区。
从政治上看，这种策略是灾难性的。世界各国的命运，是很少光靠兵力或火力就能决定的，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们总是不把中国人民考虑在内。在他们看来是绝妙的一招，而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眼里，这是无耻地出卖了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一切。尤其是在解放区，那里的人民在日军进犯时首当其冲，而且对伪军的仇恨比对日军更深。当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并迫使敌军投降时，几百万民兵和几千万老百姓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热烈的支持。短短几天之内，几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五千万以上的人民得到了解放。
当蒋介石发现，一道把伪军变成国军的命令并不能遏止人民革命的洪流时，他就采取了更为不择手段的行动，命令日军恢复作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守卫现有阵地并收复不久前失陷而成为解放区的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并不相信蒋介石的力量，而深恐他的“特洛伊木马”——伪军以及士气低落的日军都抵挡不住共产党发动的进攻，因此把五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向天津港，并且迅速地把他们部署在主要铁路线的北面和西面，特别侧重通往沈阳的铁路线。
美军分布在铁路沿线，表面上是协助从日军手里接管，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卷入了和八路军、游击队的冲突中，因为游击队的生存取决于破坏这些铁路线。美军陆战队和原先是伪军的国民党军队，不止一次地协同作战，攻打“破坏交通”的“赤匪”。
没有什么比这种力量的联合更有害的了，因为这种做法有计划和有意识地使美国的战时政策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善意”丧失干净。对解放区的进犯，使中国濒临全面内战，而且使美国在亿万中国人眼里成为侵略者。
这就是在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这种形势使得张庄非经一战不可。这个村子并不是向包围它的人民武装投降的，而是被攻克的。
虽然日本驻军已于七月间撤走，但张庄炮楼里的伪军兵力还是很强的。使用现代化日本武器、装备精良的伪军第四中队的一百人盘据在那里，还有“爱乡团”的几十个新兵作为补充兵员。“爱乡团”是山西省国民党通过伪政权搞起来的。这是一个最后的尝试，企图让汉奸和走狗取得“爱国者”的地位，并为国民党在敌占区重新掌权准备某种骨干。张庄参加这个团的是一些在沦陷期间以不同方式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他们之中有闾、甲长，自卫团的兵丁和伪村政权的小头目。这些人常常是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招募或委派到这些镇压机器的职位上去的。他们害怕落入胜利的八路军手里遭到报复，而跑进炮楼里求得保护，其中很多人积极地守卫炮楼。
但是所有的伪军残余以及国民党在最后一分钟组织起来的非正规军，都不是八路军和民兵的对手。久经锻炼的抗日队伍把分布在长治到潞城公路两侧的所有据点同时包围起来以后，还部署了几百名正规军来对付位于张庄的这座最大的炮楼。他们并没有立即强攻炮楼周围打着木桩的壕沟和土围墙，而是悄悄地进入阵地，试探敌人的防御工事，并和敌方零星地交火，为的是使守军神经紧张，以待八路军自己的“特洛伊木马计”有时间发生作用。这回当“特洛伊木马”的是张天明。他参加了“爱乡团”，混进炮楼里了解那里的士气，查明了守军的人数和武器弹药的状况。在炮楼里呆了三天后，张天明带着情报出来说，里面的粮食补给几乎中断了，士气低到了极点。这时，从全县各地来支援的民兵都到齐了，田野里到处都是武装人员。他们把在开阔的野外起掩蔽作用的玉米地和高粱地的垄沟都挤满了，连棉花地和土豆地里也有人。村里的老乡估计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一千。夜深人静时，吹响了冲锋号，民兵和正规部队从四面八方蜂拥地越过了土墙。战斗很快结束，第四中队无条件投降了。
就象中国人过新年放一串串的鞭炮似的，沿着山沟不断发动了进攻战。十几个敌占村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全被解放了。民兵们留下来肃清后方，主力部队就向南转移去围长治城，那里还有不少日军据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