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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贫问苦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斗争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毛泽东
★
二十五、大围棋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毛泽东
华北的冬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季节，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晴空万里。只有一个金币那样大小的太阳，每天在澄净明澈的天空上缓缓地移动着。令人目眩的阳光照耀到尘世上，使人仿佛置身高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可以傲视那不太美妙的下界。周围光秃秃的景象更加深了这种感觉。的确只有在月球上才能见到这样荒凉广阔的山野，没有树木，没有灌丛，也没有荆棘和杂草。
在黄河转折处的黄土地区，人们世世代代修筑梯田，改变了山丘的模样，更加深了人们身临奇境的感觉。黄土筑成的梯田好象花冠上的垂辫一样，一层迭一层。虽然田地都是由同一种赭色的风化土构造的，但是，由于丘岗和山梁上梯田重迭，有晦明交错的光影，因而，整个乡间充满了一种变化莫测的瑰丽色彩。
陌生人旅行到这里，看到地面上冒出烟来，都感到惊异不止。难道这片复盖着大地的黄土竟然会是火山口的外层吗？不，这是从农民居住的窑洞灶房里升起的炊烟。这种洞穴住宅是在垂直的土壁上水平地开凿出来的。土壁位于流水冲出的沟谷两侧，上面顶着梯田。在窑洞的最幽深处，烟道一直通到上面的坡地。缕缕炊烟表明，这些好象荒无人迹的地方是有人居住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正是在陕北荒原的这样一间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纵览神州大陆，同那些仍然和他一道留在黄河西岸的党中央的同志们共同讨论着他的看法。
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够危险的。以独身生活和建立集中营著称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在三月份以三十万兵力大举进攻延安地区。这些从来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的精锐部队迅速占领了延安，然后向北进攻延川和绥德。到了秋天，胡将军已经占领了陕北的大部分县城和所有的主要公路。毛泽东带着人数不多的司令部，同敌人的侦察兵捉迷藏，而只有二万五千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象牵牛鼻子似地把进犯延安的敌人主力部队引进了内地。在上海和华盛顿的观察家们看来，这就如同三十年代的最后一次围剿战争一样，革命力量完全被包围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处于被活捉的危险之中。
共产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完全不同。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做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概括了党的估计。毛泽东后来称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报告的语气是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自信，就是在今天也很难令人相信，它是由一个被悬赏捉拿的领袖从隐蔽着的司令部里发表的。
过去几十年中，毛泽东的足迹几乎遍及了中国本部的十八个省份。在准备这个报告时，他的心目中一定呈现了他那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全貌，他一定是在展望全局，从各种变化出发，从各种矛盾辩证运动出发，展望当时正在中国进行的一场伟大斗争的起伏。于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看，他的司令部的处境就仅仅是复杂的全国战役的一个侧面。战争的结果如何，不可能在陕北高原上决定，而最终只能在东北平原和华中的淮河大盆地上决定。
为了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特点，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把中国次大陆比做一个山河纵横的大围棋盘。下围棋，要有几百个同样的棋子，不仅可以围住未被占据的格，也可以把对方无法成活的棋子围住吃掉，这样围成的空格就是自己的地盘。围棋不同于国际象棋，它不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格点，也不是集中于王，而是遍及全盘。每一个格点对于胜负都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胜负是按照双方占格总数的多少来计算的。
毛泽东的传统作法不是“和海龙王比宝”，即不和优势兵力进行正面交锋，而是运动他数目较少的红棋子——他的党指挥下的军、旅、团——采取逐个包围的办法，消灭敌人数目远为庞大的白棋子——先是国民党，接着是日本，而后又是国民党指挥下的军、旅、团。“保卫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斗争的基本要求。
内战在四十年代末期蔓延到了华北，就连小孩子们也很快学会了这种最终打败敌人的算术。在每一个解放了的村庄，歼灭、俘虏的敌军人数和缴获的枪支弹药的数目都被抄成报表贴在墙壁上，使得人人都能看到。显然，随着数字的增长，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矛盾的双方就必然会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少数一定会成为多数，多数一定会变成少数；弱者一定会变成强者，强者一定会变成弱者；在一条条的战线上，防御者一定会发展成为进攻者，进攻者一定会转化为防御者；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的中国，最终一定会替代停滞的、反革命的中国。
在军事方面，只有一种作法能够葬送革命军队的胜利，那就是放弃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七年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围棋式的战术。只要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把目标集中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城市，只要他们避免消耗战，每战都集中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于敌的兵力进行速决战；只要他们利用大部分俘虏人员和缴获的全部武器补充装备自己，使前后方都成为兵员和装备补给基地，那么，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赢得每一次大的战役，并且最终在内战中取胜。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圣诞节文告中对战争前途的预言。
但战争只是政策的一种工具，是政治使用暴力手段的继续。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志愿者的军队就不可能长期团结，军事战略也不可能长期顺利地执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于总政策的问题总是给以极大的重视。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尽可能多的阵地，革命势力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围棋策略，即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不能争取的则使他们中立，以此来孤立和打倒真正的敌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所说的“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和贫农。“中间势力”是指中农、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学生、教师、教授以及自由职业者；它还包括一切尚未被蒋介石集团的四大家族和与之勾结的外国资本势力吞没掉的资本家。四大家族和外国资本势力再加上地主，就形成了所谓“顽固势力”。
如果“进步势力”坚持以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就不可能争取“中间势力”。更基本的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在一切领域中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因此，作为内战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过渡的社会阶段，其特征是多种成份的经济和几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他用三句话概括了创造这样一种经济的具体途径：“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三重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各党各派与共产党共同执政。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前夕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实行这条政治路线，才能保证取得胜利。然而脱离正确轨道的倾向总是不断出现。从许多地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和领导的命令主义倾向，都是非常普遍的。下面存在着一种过激情绪，它无视“中间势力”，要求进行彻底的斗争来消灭私人工商业，没收中农财产，完全按照贫雇农的“利益”改变世界。这些报告同时还表明，某些中层干部和农村中一些负责人有着严重的右倾倾向。他们压制贫雇农的正当要求，主张向地主阶级妥协，因为他们害怕国民党的进攻，因为美国大规模援助蒋介石的形势把他们吓得不知所措了。毛泽东和中央对这两种灾难性的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重点是放在反右倾上（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因为右倾会使人从根本上丧失斗志。
农村的“中间势力”主要是中农。这些个体小私有者的人数在全国约为一亿左右，而在任何一个乡村中则占农民人口的20%到40%。取得他们的支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变革的实际纲领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
毛泽东在他的圣诞节报告中，非常扼要地概括了一项全面的农村政策：“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为了保证人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政策，而且能够坚定地加以执行，毛泽东又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整党的号召：
“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就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
在这个报告发表之后的第三天，《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公布了，它清楚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新的土地政策的内容，以法律和宣言的形式最明确地指出了今后的道路。
但是规定一项政策和在成千上万个孤立的村庄中实行这种政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特别在政策本身含有矛盾成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两条基本原则看起来相当清楚，但在实践中贯彻起来却有困难，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一个矛盾。正象张庄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贫困状态在华北是那样普遍，所以仅仅分掉地主阶级的财产，也还是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贫农要想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就至少要没收轻微剥削者的一部分财产。在很多乡村中，甚至严重侵犯了这种中等家庭之后，也还是满足不了全体贫农的翻身要求。对于中农来说，不要说实行剥夺，即便稍微侵犯一点他们的利益，也会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而保护中农，不使他们遭受任何侵犯，却又会使许多贫农感到失望，并且无法解决他们缺驴、少犁、没有大车的困难。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地主阶级被打倒和剥夺之后，土地革命的风暴仍旧没有停息。这样就产生了对抗。随之而来的就是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如果这个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很难期望民主能够得到发扬。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一场大冲突，将使农民当家作主的局面在尚未站住脚之前就被葬送掉。这样的结果，只能让国民党及其美国主子坐收渔翁之利。
这就是一九四八年冬天共产党在所有老解放区内组织工作队，并把他们派到具有代表性的村子里复查土改运动的原因。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几个地方集中了强大的力量，希望对各种情况获得准确的估计，然后制定出一个适用于每个地区特殊情况的行动纲领。在这里，作为指导方针的是“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中国的革命领导者在处理一切重大问题时用的都是这种方珐。他们先小规模地在个别村子中调查和解决问题，随后再把取得的经验大规模地推广到全区和全县。
共产党在潞城县挑选了十一个村子，张庄便是其中之一。这并不是因为张庄是什么典型，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了一种极其复杂困难的、潜伏着危机的政治局势。如果张庄的问题能够解决，整个地区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了。
当我和译员戚云到张庄去了解土地改革情况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切都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选择张庄是因为它离我们教书的大学最近，每天可以很方便地步行前去，天黑以前返回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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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进 村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天，戚云和我第一次动身到张庄去。天不作美，夜里下了两寸厚的雪，完全消除了春意。而在上星期欢庆春节的活动中，大地回春的气息还曾使我感到格外激动呢。没有蓝天，也没有白云，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阴霾笼罩着周围的世界。云层底下是那么昏暗，似乎新雪也失去了它的洁白，隐没到朦胧晦暗的天色中去了。朔风刮过封冻的大地，寒冷刺骨。即使我裹上了那件厚厚的羊皮大衣——这是我最贵重的财产——也仍旧保不住温暖。戚云只穿着一身旧棉袄，脖子上围一条毛围巾，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打着寒颤。
戚云身高不过一米五，要看见她的脸庞，我就得弯下腰去。但就是这样，也还是看不到多少。为了避风，她低着头，把软沿帽戴得低低的，完全遮住了前额，只露出灰白的、紧紧闭住的嘴唇。她的手对插在宽大的袖子里取暖，使两臂在胸前连成了一个圆筒。她低着头，胳膊紧贴着两肋，迎着风倾身向前走去，就象是一个旧蓝布包袱，也说不上是女人，是小孩，还是直立行走的熊猫。我几乎笑出声来，但这股冷劲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不过严寒倒有一个好处，雪不会融化，使我们穿的布底鞋不致于马上湿透。
一般可以料想，在这种天气里，乡间是不会有多少人的。而那天的田野显得特别荒凉，地面上渺无人迹，也没有任何动物的踪迹。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村庄，看起来好象一座久已遗弃的废墟，只有耗子、田鼠和狼出没其间。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碰上的第一个人，并没有比天气更加令人放心些。大街上空无一人。每路过一个大门，我们就往里张望，发现院子里也同样空无一人。正走着，旁边小巷里突然闪出一个穿着深蓝色干部服的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射击。
“同志，”戚云镇静地打招呼，“我们要找区长。”说完，就把一封盖着北方大学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这个带枪的人。她终于掀起帽沿，在厚睫毛下面露出一双黑眼睛，勇敢地看着这个人。
“我带你们去吧。”那人说罢，右手握住手枪，左手笨拙地翻着介绍信。他见我们盯着他那支枪，又补上一句说道：“操枪弄棍的，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们这里出了乱子。”
他转身带我们走上大街，一边走，一边还溜看着每一家的院子和每一条胡同，显然神经有些紧张，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我们走过一道高大的砖墙，这堵墙把以前属于教会的大院同街道隔断开来，又拐进一个宽敞的前院，就是区政府的所在地了。在一间低顶棚、泥土地的屋子里，有两个穿蓝衣服的干部坐在一张矮桌旁边。他们站起来欢迎我们，说话时哈出一缕缕白汽，他俩也象我们的向导一样，佩带着德国橹子。
从桌旁站起来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李区长。他接过我们的介绍信，看了看，对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也为带枪表示歉意。
“我们平常是不带枪的，”他说，“可是这里情况特殊。昨天有人企图杀害我们一位干部。”
“知道是谁吗？”戚云问。
“我们抓了四个嫌疑分子，他们都是本村的领导干部。可是谁知道呢？凶手也许还逍遥法外。我们不能麻痹大意。”
这位李区长个头矮小，脸上笑容可掬，天生健谈。第二个人比李区长高出一头，他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侯宝贝。李区长把信递给他，建议他安排我们走访一两户贫农家，先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侯宝贝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一个字都颇有份量，“我们进村已经一个星期了，除了访贫问苦，别的都还没做。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基本群众，如果你们想同他们谈谈，我可以去安排一下。”
侯宝贝所说的“基本群众”，是指那些老实可靠的贫农。
侯同志急于给我们介绍几个真正的贫农，戚云和我也急于想见到他们。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象一个美术馆里的观众，被人引进一个陈列着活展品的大厅。
侯队长领着我们跨出门外，穿过大院来到街上。他一路上没有掏出枪来，也不象第一个向导那样紧张地东张西望。虽然明知要冒风险，他仍旧表现得镇定自若。显然，他可不是一个轻易就会受惊害怕的人。
我们往南拐到大街上，又向东走进一条窄巷。这里阴影很重，一时我还以为黑夜已经来临了呢。
侯同志一直把我们领到一间凄凉、黑暗的土屋跟前，土屋里几乎一无所有，只是靠墙立着一个高木柜子，一条矮炕，一台土坯砌的锅灶。看得见的用具只有一口大缸、三只带裂缝的破碗和一口铁锅。这就是贫农王文斌的栖身之所和所有家产了。
外面的北风呼呼地扫过空巷，屋里静静的空气也象北风一样寒冷。王家的铁锅坐在灶上，可是灶膛并没有生火。屋里连一根柴禾棍也找不到。只有唯一的那扇窗子上糊的窗纸说明这家并不是从来都不生火的，窗纸多年没有更换、被烟熏成了深褐色。纸上有两三处破得相当厉害，但这些并没有使屋里变得更冷，因为进门的地方从来就没有门板。当我们的眼睛开始适应屋内的黑暗时，发现四周的墙壁和用树条编的顶棚，都被烟熏成了黑色。
走进这间小屋，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扑鼻而来。这是一种有机物的刺鼻气味，但却不是粪臭。后来我们闻惯了这股味道，它是从这家人喉咙深处发出的生蒜气味。如果一个人距离食蒜者近到能够吸进他刚刚呼出的气体，那股刺鼻难闻的恶臭简直不堪忍受。这间冰冷屋子里散发的气味，老使人想起某种腐烂的东西，我们俩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挨着炕沿坐下。王文斌的老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身上盖着全家唯一的一条破被子。王文斌自己蹲在门口，背朝我们对面的墙壁，就着门槛磕打烟灰。他不停地装烟袋，点起来大口地吸着，然后再装一锅。充满蒜味的空气中又混进了一种烟草的辛辣气味。
王文斌的两道浓眉和杂乱的胡须，使他的宽脸庞显得格外突出，他身上带着一层黑黑的污垢，显得特别黑，这些污垢只有在长治的澡堂里花上一个下午才可以洗掉。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撑着松大的棉袄，好象蜥蜴皮似的。棉袄上到处是窟窿，一块块肮脏的棉絮绽露在破口外面。只有袖子上打了补丁。这件棉袄年年破、年年补，看来很难起到什么御寒的作用了。可是他蹲在我们面前，显得很舒坦似的。
屋里很暗，看不清王大娘的面容。我只记得她有几缕斑白的头发，笑的时候露出光秃秃的牙床，皮革似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黑褂子。
在我不断的催问之下，老王开始慢吞吞地、断断续续地给戚云叙述他的经历。她把他说的一切都翻译出来了。
王氏夫妇在张庄曾有过一块土地，但后来典给地主抵了一笔小债。饥饿驱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要了好几年饭。战后他们回到了老家，用随身带的钱买了三亩土地。在分配“果实”时，他们又得到了十五亩地。但是由于没有牲口，王文斌又干不了重活儿，所以生活仍然艰难。
“我入了互助组，”这位老农满面愁容地说道，“可我象是尽给旁人干活儿，他们从来也不顾我。组里有四户贫农，军属家所有的活都是我们这四户干的，可我们什么也捞不着。”
“要说分配，我没得上多少。干部说我是老顽固，连个牛尾巴、驴蹄子也不给，可是旁人都得到了。我没分着大车，想买个柜子他们都不让买。那柜子也叫旁人捞去啦。人家当干部的可是想要什么就得什么。”
“你没分着什么顶用的东西么？”戚云问。
“分倒是分着了，就是一张长条桌、一只小木箱、一条旧裤子、炕上那块毡子、两套小孩的破衣服。”
“这个木柜呢？”戚云指着那个立柜问道。
“哦，不，这不是我的，是邻居家的。人家嫌它占了织布机的地方，就把它搬到这儿来了。”
“你没有分到房子么？这间房子呢？”
“这房子我一直住着，早先它就是我的。后来地丢了，房子也就没了。这会儿它又物归原主了。”王文斌说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热情。
“你对你的成份有什么想法？你还觉得你是贫农吗？”
“我觉着我真翻身了。”王文斌说，“眼下我有二十亩地、一间房子，有吃的，不欠债，可我还是个贫农。因为我没有牲口，谁都说我穷。耕地得出花销，推磨得自己干。我的地薄，这一带就没有一块好地。我也老了，没本钱做手艺活儿。老伴倒能纺点线，不过一天只能纺二两。纺多了胳膊疼。一斤线去合作社只能换一斤半棉花，工钱太少了。”
老王把这许多困难都归咎于坏干部。他主张所有的贫农都应该坚强地组织起来，保卫他们自己，“因为村里兴许还有坏分子”。
我们正准备离去，又一个农民从门口走进来。他谈话的兴致很高，而且极想和外国人接触。他今年五十四岁，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是个活泼灵巧的人。他留着梳剪过的灰胡子，这使他的脸庞有点象伦敦俱乐部里的一个绅士的神气，他的棉裤是用没有染色的白粗布做的，而村里大多数男人都穿黑色和蓝色的，这就更加强了以上的印象。但白色实际上是贫穷的标志，说明他买不起染料，而我却由此而想起了上海和香港的板球俱乐部里那些富有的殖民官吏。他穿着淡蓝色的干净外衣，头上戴着毡帽，手里拿的不是普通的木杆铜头烟锅，而是银制的烟锅。
这个农民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申全德，是一个“基本群众”，接着就天南海北没完没了地讲起来。用不着向他提什么问题，话语就象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他嘴里倾泻出来。
他早年生活的艰辛和老王差不多，但他没有细谈。他想告诉我们的都是这个村子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赌咒说，那些新干部比老的还坏。他按好坏给他们排了队，从张兴发开始——这个党支部书记还可以容忍——直到治安主任王文则和民兵队长李洪恩——他们简直都是恶霸。
可是干部到底把我们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怎么样了还是不清楚。他说，因为他自己敢讲话，他们就说他是特务，不给他应得的一份“斗争果实”。没等换过一口气，他又夸口说他得到了十八亩地，一部分粮食和衣服。他只不过因为到马场的教堂去祈祷，就触犯了干部，他们为这给他扣上了一顶特务帽子。虽然他现在照常去开会，可是什么话都不敢说，只是担惊受怕地坐在背阴的角落里。
“毛泽东”，申说，“不会赞同这样的！”
要是耐着性子坐着听他讲，这位手拿银烟锅，穿着白棉裤的贫农可以一直把我们从白天留到半夜。可惜我们不能这么做，天黑之前还得赶回高家庄去。我们打断了谈话，向王文斌和申全德告辞，这时候申全德还在滔滔不绝地发泄着心头郁积已久的牢骚。
我们在暮色中沿着平川往回走时，我问戚云对我们遇到的人有什么想法。
“我看老王挺老实的，”戚云说，“他知道的不多。那个姓申的太爱吹牛，他的话我一半都不相信。”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她默默地快走了几步，又补充道，“这个村的问题不少。”
※ ※ ※
一个紧迫的问题压倒了其它一切工作，就是需要调查前一天发生的企图谋害一个工作队员的事件。
关于这个阴谋的确凿事实很少，侯队长扼要地给我们作了如下的介绍：
张全儿是工作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在天黑以后从申全德家返回区公所。忽然一个不知名的凶手从他背后窜上来，把他撩倒，掐住他的脖子，使他失去了知觉，然后把他拖向附近的一口水井。妇女主任胡雪贞听到张全儿的叫声，连忙从炕上跳下来跑到街上，可是等她赶到时凶手已经跑了。她发现这位年轻干部被堵着嘴，昏倒在离那口深井几尺远的地方。胡雪贞以为他死了，还没有来得及细看，邻居教徒申全德和李何仁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立即奔向区公所呼救。他们和几个工作队干部一起回来，把小全儿瘫软的身体抬上担架，送往潞城医院。县里唯一的医生诊断他是严重的皮下出血，由于暂时的窒息造成休克，但是伤势并不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大概几天之内就能回去工作。
有谁能够干出这种事情来呢？迅速赶到现场的农民申全德和李何仁，都一口咬定是王雨来和他儿子王文则干的。他们过去不是土匪吗？他们不是威胁过全村吗？除了他们俩，谁还能有这样的歹心呢？当然，也有可能他俩并没有亲自动手，而是怂恿副主席王喜友或民兵队长李洪恩去执行他们的计划。他们本来就是一伙儿的，不管由谁亲自动手，他们肯定是这桩罪行的幕后指使人。
很多人都同意这个看法，无论工作队的干部问到哪里，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王雨来！于是当晚王雨来和他儿子王文则以及与这父子俩关系最密切的两名村干部都一起被关押起来了。
面对这个猖狂的反革命事件，侯队长作出了一些紧急决定。他给工作队每个成员发了一支短枪，要求他们在区公所里集体吃住，并且决定停止其它一切工作，直到查出可以把关押起来的人判罪的足够的真凭实据。
继这些步骤之后，侯队长又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改组村政府：全村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干部都一律停职；一切群众组织，例如农会和妇女会都全部解散；并召集党支部全体党员秘密开会，审查他们过去的工作，这样做实际上便停止了他们的一切正常活动和职责。
这些措施使村子失掉了它的政府，失掉了全村范围的组织，失掉了党支部的领导。不管怎样，这个支部从一九四六年仲冬以来，毕竟决定和领导了全村的每一次行动。
这样做造成的真空，只有工作队本身才能填补，侯队长和他的助手必须接管村政府的权力。这使工作队除了要完成他们本来的任务——对翻身情况进行调查和整顿——和侦察那个严重的案件以外，还得负责处理村中一切日常工作。
追查案件的工作继续吸引着全村的注意。从早晨、中午直到晚上，农民们围成大小不同的圈子，凑集具体证据，回忆和这个神秘的袭击有关的各种细节，并且加强了反革命永远别想动摇他们新政权的信心。许多零星片断的证据证实了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暴行是雨来和王文则干的这种想法。李何仁仔细地检验了他从张全儿嘴里取出来的毛巾，发现它确实和王雨来家里找出来的另外六条一模一样，王文则媳妇仙娥也确认这些毛巾是一样的。申全德说，这次罪行发生以前几小时，他曾经在出事地点附近看见雨来和他那个坏得出名的儿子在一块策划。他甚至还自称听见其中一个人说：“别着急，只要我还当着干部，早晚有一天能报仇。”这些说法，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同被告有冤仇的人提出来的，因此没有一个站得住脚，把它们拿到县法院里去也无法构成可靠的证据。谁都知道，全村所有的毛巾几乎都是从邯郸的同一个合作社里买来的，上面用英文印着“早晨好”。
三月十一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命令侯队长，把调查任务移交给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潞城县公安部门，并且率领他的工作队回过头来继续搞土改问题，他原来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才到村里来的。侯队长这样做了，但是心情很沉重。他感到自己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中遭到了失败，为这件无头案花去的所有时间全都白白浪费掉了。别的工作队员也和他一样感到沮丧，只有戚云和我是另外一种心情。我们作为观察员，每天步行三里到张庄来。每次访问都使我们对村子增加了了解，接触了各色各样的新人，而最重要的是，同掌握村子命运的工作队混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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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工作队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
派往张庄协助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工作队中，没有高级干部和党的领导者，也没有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组织人员和宣传人员。工作队的一部分成员，是最近才从潞城农村提拔起来的脱产农民干部，另一部分成员则是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员，他们多数是第一次体验农村生活。总共大约有十五个人参加了这次土改。可是真正在队里参与其事的人数，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因为有些人原先被派来做这项工作，随后却又调到别处去执行紧急任务；另有些人为了回家处理私事、养病或者收获庄稼，偶尔也要请假离开。
派到张庄去的地方干部，都是跟张天明、张贵才和师福元一样的农民积极分子。这三个人在离开张庄担任区级干部以后，同样被编入工作队派到其它“重点村”去。县里其它各区情况相同的人则被派到张庄工作队来。根据回避政策，从小在本村长大并且担任领导工作的人，都被派到其它村去协助进行改组，而这个村则由别的村派人来。所有工作队中由地方干部组成的这种核心，随后由于有远道而来的、多半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而得到了加强。
我和戚云在张庄看到的那个工作队，以一个缩影的形式反映了产生它的中国社会。参加工作队的人几乎来自国内各个社会阶级，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虽然是主要的斗争对象，但是统一战线却经常吸收那些被称为“开明士绅”的人参加。因此作为个人，甚至地主，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地主的子女，也可以参加革命，然后参加工作队。土改工作队这种复杂的成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巧合，而是政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就是许多阶级和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广泛的行动，即使在最基层也要实现这种联合。
张庄工作队的队长侯宝贝，原来是潞城县第五区下舍村人。从张庄往西北走，不出十里就是下舍。他今年二十九岁，高个子，硬身板，脾气倔强。侯宝贝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手。这双手结满了老茧，粗大而且有力，抓锄把子一定要比握笔杆子更为合适。这两只手长在一对结实的胳膊上，而这对胳膊又长在骨骼粗壮、肌肉发达的身板上。他的身体则由一双总是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的大脚支撑着。侯宝贝虽然身高体壮、行动迟缓，可是举止却庄重有力。他的每一个行动都要经过审慎的考虑。尽管思维言谈显得缓慢，他并不是一个傻子。他绝对忠实，而且非常腼腆。负责工作队的工作在他看来是一副相当沉重的担子。对于如何开展工作，他一点把握也没有。虽然他自认能力不及，可是县领导要他担任工作队长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生活习惯和感情方面完全和农民打成一片了，用不着问别的农民在想什么，他似乎凭借直觉就能了解他们。他讲话实际，满口大众语言，听起来朴实平易。只要他张嘴，大伙儿就都听他的，因为他没有一句废话。
“我从小就是这种犟脾性，”当我们问起他的生活情况时，他这样告诉我们，“我家亲戚嫌我们什么也没有，瞧不起我们，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一开头我就觉得，个人栽了跟斗，还得自己站起来，俗话说：‘三岁看少，七岁看老。’我小时候亲戚乡邻就料定我不是能人就是坏蛋。我家虽穷，可是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穷’。早晚拼上命干活，从没向人伸过手。”
和前面提到的许多年轻干部一样，侯宝贝也做过不少年工。他年纪轻轻就跑到一家很大的市镇旅店做事，开始是当小伙计，后来当店员；回乡后干了一阵长工，接着就跑到山里煤窑去当矿工；收庄稼时他替人家当季节工，随后被拉到民伕营里修筑通往长治去的铁路；从民伕营里逃出来以后，他到县城拉起了人力车，最后又到一家大面粉厂里看管机磨。他就是这样跑遍了不少乡村，周游了大小城市，和许多地方的人一起干过活。虽然他没有沾染上城市的油嘴滑舌，却懂得了不少人情世故。
侯宝贝在他全部的动荡生活中始终同抗日运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哥哥领导过下舍村的地下组织，在抗战胜利日以前被伪第四中队杀害了。村子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时，侯宝贝立即赶回家乡，参加了反对伪军汉奸的运动。他在这个运动中表现了突出的勇气和能力，乡亲们选他当了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指导员。
“清算运动”开始后，侯宝贝已经成了他那个村子的领导者。他工作得很出色，因此不仅在下舍，而且在整个第五区内当选为“翻身英雄”。在以后的全县范围的选举中，他又成了模范土改工作者，他得到的票数名列第四。“发给我的奖品是一张新犁，”侯宝贝说，“开完选举会，我们这些英雄模范都被请到县城去参加庆祝活动。又是话剧，又是唱戏，老戏新戏全拿出来了。我们衣襟上都戴了红花，骑着马，穿街走市。回家去的那一条路上，每个村子的人都出来欢迎我们；大伙儿排成队，吹拉弹唱，从庄稼地里过去，一直把我们送到下一个村口。”
显然，侯宝贝对张庄老乡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侯宝贝在工作队的副手名叫李松林，因为个子矮，人们都叫他“小李”。他是个胖胖的、乐观的人，今年二十六岁，生在固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个村子座落在遥远的山区，日军从来没有占领过它，可是为了摧毁那里的游击队根据地，曾经对它进行过反复的袭击。鬼子杀了李家的牛，抢了李家的驴，村里的农民都躲进山洞隐蔽起来，没让鬼子发现，才免遭杀害。
小李在学校里一直读到十五岁，然后在他爹的地里干了两年活儿。战争爆发后，他到县游击政府当了一名通讯员。因为他识字，不久就被提拔起来去刻蜡板。后来他当了第三区的文书，最后又被提升为县法院的助理审判员。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县政府经常转移，谁也料想不到敌人下次会从哪边进攻过来。小李曾经被鬼子包围三次，每次都侥幸只身脱逃。有一次，鬼子砸开前门闯进院子，县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翻过后墙转移。敌人还是抓住了县委文书，把他杀死了，县长的警卫员也被打死。小李在跑掉之前仅仅来得及穿上裤子，他的上衣、铺盖和非常宝贵的自来水笔都丢了。
战争结束后，小李担任过各种重要的工作，例如地方小报的编辑、县委组织部的干事、第四区副区长，等等。
另外四个家在本地的队员，工作队工作结束以前，是一直留在张庄的，他们是：韩金明，三十岁；张全儿，二十三岁；李文忠，二十五岁；梁记虎，二十六岁。这些人作为游击队的战士和本村农民的组织者，都有着自己出色的经历。容貌英俊、精力过人的李文忠，幼年生活就很悲惨，他一生的遭遇具有代表性。
李文忠谈起自己的身世时这样说道：“我生在西蛇河村，家里一无房子，二无土地，要什么没有什么。我两岁时，一个穷苦农民没有孩子，就把我买了去，带到马场。这个人——你管他叫养父也行——是个雇农，因为抽大烟，一个钱都剩不下。说到我自己，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替人家做活儿，或者出去要饭。这样一直捱到十四岁。”
李文忠十四岁上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属于阎锡山晋绥军的上党游击大队，这支部队在他加入以后不久便被八路军包围了，接着投向了革命一边。这个年轻的新兵就在举世闻名的八路军里当了一名司号员。几个月后，部队要向山东转移，大伙儿嫌他幼小，就把他留在当地了。
于是李文忠在一家工厂干了两年，又在民伕营干了六个月，然后便回家种地。他亲眼看到他养父在长期吃豆饼后活活饿死，自己为了活命，只好到太原当了拉人力车的苦力。那里，他被骗进一个营建队，随即又逃出来，当了驮煤苦力，最后终于回到家乡。没过几个月，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攻克张庄炮楼的那次战役中，同时也解放了马场。
这个从前的乞丐，立刻投身到反奸分地的运动中去。有家大财主，埋藏了三万七千多块银元，为了争这笔财产，发生了一场村与村之间的斗争。他帮助解决了这场冲突，从而成了村里的领导。不久以后，他又当选为村里党支部的书记，接着就被调到第五区去当脱产干部。张庄工作开始时，李文忠还是一个光棍，这在潞城县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中是很稀有的事情。
从本县各地来到张庄贯彻《土地法大纲》的就是这样一批土生土长的人。他们同潞城县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都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和饥馑的折磨，解放后在农村生活的改造中也都起过领导者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一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就好象呼吸一样自然。
但要使这一工作获得成功，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成功有赖于多方面的因素：要能掌握复杂的形势，要有分析和组织的能力，要有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最后一点外，关键在于锻炼。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土改培训工作就在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土地法大纲》在还没有公开发布的很长时间内，已经发到了晋冀鲁豫边区的所有领导人手中，并且在一次长时间的大会上进行了正式讨论。在历时八十五天的会议讨论中，集中检查了每个到会者的思想。
冶陶会议上作出的估计认为，边区的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彻底。那种认为有些地方斗争可能过火的意见，在会议上是被忽视了。有些明确的警告，例如决不能把中农当作“斗争对象”，不能不给地主富农留下生活资料，不能侵犯工商业等等，虽然屡次提到，但基本上还是没有引起注意。强调的重点是放在毛泽东的两条原则中的第一条——“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上。
“我们必须从贫雇农的阶级观点、方法和立场出发。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必须事事都和他们商量，每件工作都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边区党委书记薄一波的这一番讲话——这些话只代表毛的一部分观点——成为指导土改继续进行的一面旗帜，被高高举起。
因此，潞城县党委委员们从边区开完会议回来，便决心要进行一次大整顿。他们立即开始重新研究有关潞城县翻身运动的材料。他们看到统计数字表明，几千个农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就推论这是由于封建主义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如果经过三年的“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运动，封建主义在潞城县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那么除了共产党以外，又有谁应该受到责备呢？
县委对各村党支部同志的出身作了一次匆忙草率的审查便确信，基层党员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把普遍存在的穷人没有翻身、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徇私舞弊等等现象，全部归结到这一大批人的反革命阶级出身和破坏活动上。
审查的结果，把县领导在一九四六年做出的乐观估计倒过来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潞城县委宣布，在它所管辖的地区之内，土地改革即使不是半途夭折，也是极不彻底的。
县委马上召开全县脱产的政工干部会议。会议在二月整整开了一个月，地点在鹿家庄。陈书记向到会的干部详尽地介绍了县委对形势所做的新的估计。针对当前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他责备了自己，也责备了到会的党员。在他的要求下，到会的人都汇报了自己的出身，并且对过去的行为都做了深入的自我批评。那些承认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受到了警告或停职的党纪处分，还有几个坚持不做自我批评或者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进行辩护的人则被开除了党籍。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回村参加工作，准备在全县掀起一个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大规模改组村政府、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的运动。
当这些男女干部们担负起这项新的任务时，他们心里总是回想起陈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说过的一句很生动的话：“谁在村里找不到贫农，谁就没有资格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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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个以农民干部为主的土改工作队的北方大学的学员和青年教员，完全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全部工作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阶级，可是他们自己直接或间接地总是同地主阶级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可以举出那个瘦身材、尖鼻子的徐教授来做例子。他是从北京来的一个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更谈不上挨饿受苦。他对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的体验，至少可以说是很片面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的学历却是相当出色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博览群书，并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和任何一个人辩论价值学说的细节。他把这次张庄之行看成是一个大好时机，认为有助于自己研究和搜集中国农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进而丰富自己的理论见解。他带着大量的书籍和文具来到村里，可是刚跟农民接触，就感到茫然若失。他发现农民说话难懂，想法离奇，举动也很粗鲁。徐教授本来抱着满腔良好的愿望，可是下乡以后却好象鱼儿离了水，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
给我当助手和翻译的戚云，对于农村工作就比较适应了。她在三个从大学来的妇女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虽然她的正式任务是做我的助手，可是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工作队里重要和活跃的成员，并且跟别的成员一样担任了很多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实在太忙，要参加会议，要和老乡谈话，又要逐字逐句记笔记，还要翻译图表和文件，所以我从来没有正式问过她的经历，而她也很少主动讲到自己，她为了保护仍然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人，甚至连名字也更换了。
关于戚云，我只知道她是沿海一座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日本侵略华北后不久，她就去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整个华北迫切需要受过训练的干部。许多人步行、骑驴或乘坐牛车离开了延安，戚云也加入了这支出发的队伍。她在马歇尔特使主持的军调小组里当翻译，后来又转到解放区救济总署做同样的工作。
戚云那和蔼的圆脸庞上，每一个细小的部分都不怎么漂亮，可是综合在一起，就显出了女性的魅力。她对衣着和发式并不讲究。每天早晨，她总是把柔美的长发卷起来塞到软沿帽底下，只有几绺刘海还露在外边，使自己严肃的面容上稍带一点妩媚。宽大的棉袄完全遮盖了她的身段，只有那一双穿在自己做的、好看的棉鞋里的玲珑的小脚，可以使人想象她的身段是柔美和匀称的。
我常常想，象戚云这样一个女人，在城市里度过一段比较优越舒适的童年生活之后，到贫瘠的华北农村来过这种艰苦的革命干部生活，一定会感到难以忍受。可是她对寒冷、疲劳、虱子、跳蚤、粗糙的食物和坚硬的木板床似乎都毫不介意。她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到群众中去”的一部分。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建立她梦寐以求的新中国。
戚云在极端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前表现的高昂情绪，说明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进村的第一天就发现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干劲远远要比地方干部高得多，虽然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本地干部虽然工作稳当，但是缺乏热情。晚上开会检查当天工作和制订下一步计划时，他们往往坐在那里，好久都一言不发，好象思想上压着什么沉重的负担，阻碍他们张口说话。
北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员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急不可待地深入到农村里的事务中去，对他们同胞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认识，跟那些在学术生活中决不会接触到的人们建立崭新的、有意思的友谊，并且把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看做是一种历险，看做是为将来的革命工作而锻炼自己。他们都希望能毫不畏缩地经受住这次考验。这并不是说农村生活比游击大学更艰苦，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好一些。在张庄，至少伙食还有一点花样，农民有时也烧炕取暖，这些在大学里都是谈不上的。那里既吃不上麦子，也吃不上玉米，学员的伙食总是单调的煮小米饭。作为教职员和学员宿舍的阴冷的石头走廊和高顶屋子，以及后院里用土坯砌成的房子，从来都没有生过火。
肮脏和污秽包围着贫苦的农民，难忍的痛苦折磨着大量的病人，这使农村生活对人们成了一种考验。虱子咬得发痒，臭虫留下肿疱，大伙儿还可以开玩笑管它叫“革命热”；但是象丹毒、疟疾、肺结核和性病造成的慢性死亡，可就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了。土改工作者们就是跟这些病入膏肓的人吃同一锅饭，睡同一铺炕，并且在一起挨着虱子和跳蚤的叮咬。然而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口出怨言。大家下来的时候，对于这些，甚至比这更恶劣的条件，已经有所准备了。
他们和地方干部一样也要经过培训，而决不是听其自然，或单凭自发的革命热情。在所有工作队员出发下乡之前，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有了自觉的提高。新的《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一连几个星期，全体师生的时间都用在分组讨论会上。每一个大学人员，不管他的地位如何，都回顾了自己的历史，检查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在学员们居住的冰冷的宿舍里，十五到二十个人分别组成一个小组，连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并且讨论每个人的情况，看他的出身到底是地主还是农民，是商业资本家还是自由职业者。为了“参加革命”，出身上层阶级的人必须同过去的一切关系实行决裂，坚定地站到工人和农民的立场上来。他们必须下决心切实奉行革命的原则（这些原则在理论上很容易对他们有吸引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言行一致。
对于很多人来讲，采取一种新立场决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决不是单凭对这种立场的经济上的优点或政治上的优点进行客观推理就能决定的。他们自己的家庭已经或者不久就要遭到打击，他们的父母有些已经被狂怒的农民殴打致死。有些人可能还要到自己的田产所在地区负责平分土地；他们必须准备着，农民的控诉和行动也许会使他们家破人亡。新的土地法令反对一切打人和肉刑，反对任何挖寻地财的做法，反对一切“扫地出门”的解决方式。尽管如此，农民和干部们过去就曾经违反过政策。将来斗争激化了，他们还会违反政策的。谁要以为将来什么都会和和平平，那就太幼稚了。
许多参加土改的人夜里都睡不着觉。当他们面临这种抉择，或者面对过去的错误时，他们吃不下饭，甚至痛哭流涕。就连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学员也感到这种改造过程是痛苦的。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整个生活，重新检查他们所信奉过的一切价值标准，并且献身于那个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个人利益的事业中去。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看起来都是心怀感激的。艰苦的生活、思想斗争、集体的友谊和思想改造以后的身心愉快，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他们知道自己离革命的心脏更贴近了，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从“我和我的希望”到“我们和我们的需要”的觉醒和质变的过程，这使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体会到了这种觉醒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到农村去”的号召刚刚发出，他们就满怀热情地出发，去同过去的腐朽、邪恶和痛苦的一切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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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
为什么土地改革一定要依靠贫农雇农组织贫农团呢？因为，贫农雇农他们现在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他们人数最多，长年劳动，地是他们种的，房子是他们盖的，布是他们织的，但是，他们常常没饭吃、没房住、没衣穿，他们生活最苦、他们最受压迫、最受剥削、最为人所轻视，所以贫农雇农最革命，天生的是革命阶级，他们天然是翻身运动的带头人。
——《晋冀鲁豫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告农民书》
一九四八年三月
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发布的一项解释《土地法大纲》的通告，使工作队的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通告在广大边区的所有报纸上同时刊出。它用通俗的语言和简短的篇幅，向经过长期奋斗还没有得到翻身的农民说明，新的土地法令对于他们的意义。
工作队的副队长小李是个非常好的演说家，他站在张庄一所二层洋房的长形顶楼一端，大声地宣读了这个文件。这座洋房过去是在外地主和军阀徐将军的家，现在作为“剩余财产”被村公所征用了。顶楼里五六十个农民分散地坐在砖头和木墩上，间或也有几个坐在马扎上（这些东西都是顺着外墙上一架陡梯带上来的），他们全部是由工作队挑选出来的全村最穷的农民。男人们围着坐成几圈，有的点起烟袋吸着，有的只顾全神贯注地听着；妇女们也聚成几堆，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计，有的纳鞋底，有的捻麻线，还有的把大轴的棉线绕成线球。母亲们都小心地关照着自己的小孩。这些衣服破烂、满脸肮脏的孩子，光着屁股在人堆里乱窜，笑着，互相追逐着，哭着。不会走路的婴儿，香甜地吸吮着母亲袒露的、胀满乳汁的乳头，或者甜密地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响彻顶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话语，正在宣布着一种将要改变他们整个生活的伟大力量。
“全边区农民兄弟姐妹们！”小李以一种话剧演员的动听的语调说道，“两年以来，我们边区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边区约有一千万人口已经彻底翻身，但还约有两千万人口翻身不彻底，翻了半个身，或者只翻了个空身。”
说到这里，人们都点着头，互相交头接耳。显然，这些农民都觉得自己是包括在这两千万还没完全翻身的人里面的。
“现在人人都要彻底翻身。”
“过去的运动出过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村干部或者他自己本身是地主出身，或者他虽不是地主出身，但是他听了地主的议论，有些战士和干部的亲戚是地主。这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农民们并没有分析一下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张庄的情况，就热情地接受下来了。因为这表明还要进一步开展斗争，进一步分配“果实”，而能够分到“果实”的又正是他们这些组织起来的贫农。他们一边点头一边继续往下听。
“有些家庭因为是军属或干部亲属，分配时就多得了一些。在分配果实当中，有好几种不同的标准，例如按问题、按在不在农会、按斗争积极不积极分果实，结果果实分得不合适，少数人多得，多数人少得。”
这些事确实值得加以思考，农民对于最初的斗争还记忆犹新。那时决定分配的是政治而不是阶级成份。汉奸走狗是斗争对象，把他们斗垮的人分到了他们的财产。在后来的运动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虽然有所纠正，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宗教偏见、政治嫌疑和私人关系仍然影响着分配的结果。
“可不是！”坐在戚云旁边的一个老大娘说，手里一刻不停地捻线，“要想得点什么，非得是‘自己人’才行。”
“《土地法大纲》恰恰可以纠正这些毛病，”小李宣布说，仍然念着文件，“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白规定，废除封建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县长、司令、大干部也好，都不准例外，只要是封建剥削，就都得被没收，不得包庇。”
“听听这个！”
“就是应该这样！”
“这回谁也逃不了了。”
人们乱哄哄地发表着这类议论，就象炒起了开花豆。
“《土地法大纲》第六条又明白规定土地财产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办法简单明了，就是说有问题的分一份，没有问题的也分一份，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给地主也同样留一份，给富农也同样留一份，中农有一部份要拿出一些，有一部份要分进一些土地和财产，另一部份则大体不动。过去没有分平的要填平，多的要退出，就是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真正做到填平补齐，谁也不多谁也不少为止。”
讲到这儿，整个顶楼里本来已经很热烈的情绪，现在更加沸腾起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人群中至少有十几个人曾被打成特务，不但财产比别人分的少，而且还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个通告驱散了他们头顶上的乌云。政治情况、宗教信仰、私去马场、以往汉奸行为的错误、纷争、个人恩怨、对于思想和行为的衡量、有功还是无功，这一切都宣布为无关紧要的了。唯一要看的只是贫穷不贫穷。只要你穷，就能分到财产——也就是分到土地、工具、家畜和房子。
“我念的你们都懂吗？”小李大声问道，压过了周围的一片喧哗。
“我们不怎么懂，”戚云旁边的老大娘说，“我们只希望每个字都记住。”
“再好也没有了，”一个穿着破衣服的男人说，“我就从来没有翻过身。”
“懂不懂？当然懂！”这声音从顶楼各处响起来。
小李继续宣布说：贫农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团结中农，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村人民代表大会，来监督一切干部的工作，撤换一切滥用权力的人。但是最重要的，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点早已说过了：有功劳的分一份，没功劳的也分一份。样样东西都要分，每人都有同样的一份。
※ ※ ※
李同志念的布告概括地向农民群众说明了即将开始的运动。后来工作队又收到一份更为详尽的补充指示，它向工作队干部们具体指出了完成主要任务的途径。
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这个指示，把解放区的村庄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村已经胜利地进行了土改，只需稍加调整和纠正，运动就可以结束。二类村平分土地搞得粗糙一些，地主富农仍然占有比一般水平更多更好的土地，许多干部额外多分了“果实”。三类村虽然搞过一点平分土地，但基本上尚未真正实行土地改革，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工作队首先要确定张庄属于哪一类村。在碰到疑难的时候，必须对整个村子进行全面的阶级分析，把各阶级占有的财产加以比较。在一类村里，不仅翻身农民必须占多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而且剩下的以每一个贫农计算的财产，也不得少于中农的三分之二。
决定了一个村子的类型，就决定了随即要采取的措施。如果村子属于第一、二类，就必须尽快地实行一些必要的经济调整，以免影响当年的生产。然后工作队必须集中力量搞民主改革，在全村开创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
如果是三类村，就需要从头开始实行全部《土地法大纲》，组织“贫农团”，对依然存在的地主势力展开斗争，彻底没收地主财产，实行平均分配。只有在这一切都完成以后，才可能着手进行民主改革。
不管村里的形势是好是坏，不管土地改革搞得好不好，将来的发展取决于村里的政治领导的水平，也就是取决于党支部成员的质量。因此在划分类型的时候，不但要根据上述标准，而且要考虑各村党支部的情况。一个党支部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核心，就可以算作第一类。这样的支部，只需要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进行再教育，然后就应该鼓励他们在今后一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支部被地主或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就划为第二或第三类。这样的支部必须改组，甚至解散。村子的政治领导权暂时交给贫农团或农会的委员会，在土改过程中重建新的支部。
在实施《土地法大纲》的同时或之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审查和改组党支部，审查村里一切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历史；
（2）建立一个由绝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所组成，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担任领导的巩固的农会；
（3）最后，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村代表大会及由它委任的村干部（如村长、文书、民兵队长、治安主任和民政主任）所组成的新的村公所。
简单说来，这些就是张庄工作队面临的任务。他们必须确定这个村子和它的党支部各属于哪一类，并根据这样的估计，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实行适当的改革。
仅仅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分析，就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一个局外人不可能掌握详细的材料来确定谁是中农，谁是贫农、他们实际各有多少财产。收集这样的材料需要全村农民的积极支持。首先需要使农民掌握判断的标准，然后集体进行划分和评议的工作。
张庄工作队的干部因为急于开始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不等完成这个艰苦的调查任务，就对村里的基本情况下了判断。他们没有互相商量，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就断定张庄的土改属于走过场一类。这样一来，这个村和它的党支部都被划成了三类。所有群众组织都不能够恢复，所有干部还是不让工作，所有党员仍然秘密开会。工作队认为这个村子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整顿，农民运动必须重新组织。
改组的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贫农团。但是在这之前，必须确定谁是贫农，谁是雇农，因此不得不对全村进行一次细致的阶级划分。于是，先前被干部们忽略了的彻底的调查研究竟成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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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自报公议
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
“我家有七口人，去年我儿子娶媳妇以前是六口”。
王贵保这样说。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粗壮汉子，眼角两边布满了皱纹，满脸络腮胡子，可是从来也长不长。
“干什么说去年，要说只管说眼前，你快要抱上孙子啦，那不成了八口了？”一个人尖刻地说，他被来参加会议的人群挤到了墙边。我看不清这人是谁，因为我被人群挤到了对面的墙边。
就要成为祖父的王贵保，很从容地继续自报：“我有二十一亩地，每亩能打一百八十斤。我儿子在外村当教员，我没有牲口。”
“没问题，你家算贫农。”第三个人开口说。
“这好办，他是个贫农，他还没翻身。”
“你家人口添了，土地却没动，往后又得多养几张嘴。”人们七嘴八舌，互相唱和着。
“喂，”王贵保仗着自己穷，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给我划吧，只要你们乐意，管我叫富农也行，我无所谓。”
可是大伙意见都一致，王贵保从来就是贫农，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个叫丁福的在贵保之后开始自报。他家有三口人，二十一亩地，没有耕畜、没有工具，一所三间的破房子，一间与别人合用的茅房。
“丁福劳累了一辈子。”他的一位邻居这样说。
“全村数他干活最辛苦。”另一个人说。
于是没费什么周折，丁福划了贫农。
就这样，划分阶级的工作在张庄开始了。
※ ※ ※
听王贵保和丁福自报的一部分农民是“基本群众”，是由工作队选拔出来作为新的贫农团的核心的。新的贫农团在没有正式成立之前，先以“临时”的形式存在。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找出那些和自己一样的贫苦农户，壮大队伍，使新的组织最终能够在全村起支配作用。同时，他们还要对左邻右舍做出一个初步的估计，哪些人是潜在的同盟者（中农），哪些人应该列入“斗争对象”。
划分阶级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所谓“自报”，就是各户户主必须亲自到场，报告自己的家庭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地位。“公议”就是由贫农团的全体成员对所有自报逐一进行评议，并根据评议意见，确定每户的阶级成份。
人们心里都很清楚，通过划分阶级，《土地法大纲》的一般的纲领就会变成具体的现实。阶级成份的划定，最终将要决定每一家的前途。划分为贫农的人，就可以成为新的贫农团的成员，获得威望，就可以分配到财物，上升为新的中农，并富裕起来。划分为富农的人，只允许保留相当于翻身农民那样多的财产，多余的财产都得被征收。划分为地主的人，财产要全部被没收，然后给予一部分维持生活的财产。换句话说，划分阶级成份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纸上谈兵，什么统计人数或者人口调查。这是采取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基础，而这些行动是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们对划分阶级的会议特别感兴趣，毫无怨言地天天跑来开会，倾听报告，讨论和评论。
没过多久就可以看出，所有的人家，都是希望自己的阶级成份划得越低越好。划为中农，就意味着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划为贫农，才能得到东西，因此大家都指望能够划为贫农。各户主事的人无论多么穷困，也还是要力图少报他全家在解放以前的财产和解放以后的收入。
至于少数地位较高的人家，这种降级就更为重要。所有富裕的农民都唯恐过线，被划入富农阶级里去，丢掉自己的财产。即使在中农阶级里面，也包括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可以要求他们交出一些财产。拥有财产较多的人，害怕会划为富裕中农，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想说服邻居们，证明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不过是普通的中农而已。
既然所有的人都希望降级，而且“愈穷愈好”，我以为最后的结局将会是普遍降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起先参加评议的那些农户，都是由工作队事先肯定为贫农的。有两条明显的理由，决定了他们把其他农户评得高些对自己更有利。首先，如果评不出地主、富农或者富裕中农来，他们就会没有财产可分；其次，许多家庭都被评为贫农，那就势必要减少自己应分的“果实”。显而易见，参加分配的户越少，每一户分到的份额就会越多。
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是所有那些被划的农户希望降级，另一方面是一些农户希望把别人都升级，——互相抵消了。这样经过“自报公议”，双方每一户的真实的阶级地位，也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很好的效果，同讨论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有关联的，它促使每个人对每件事情都展开讨论。这种办法称为“咯吵”，意思是“酝酿酝酿”。各户进行自报以后，主席便说一声“咯吵咯吵”，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们就自动地分成几堆，展开讨论，一直讨论到多少取得一致意见时为止。等到屋子里的各个小组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嘈杂的人声逐渐平静下来时，主席又喊起来：“报告报告”。
接着就由各组临时指定的发言人站起来宣布他们几个人“咯吵”的结果。假使分散讨论的几个小组意见难于统一，就需要主席出来澄清分歧，再摆一摆事实，并且要求正在进行自报的农户再谈得更详细些，然后再让大家咯吵，直到会上的意见归于统一。这里不进行表决，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在决定问题时把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结果必然引起感情上的不愉快。工作队认为，每个农户在客观上必然都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只要真正弄清了各家的情况，农民就有能力把每一家都划入它所应属的阶级，而表决就意味着自认失败，意味着用主观的结论去替代客观的事实。在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工作队便建议暂停评论，要大家进一步研究划分的标准，对事实进一步进行调查，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继续评议。
在张庄，没有任何一件举行大型集会所需要的设施。这一点反而给非正式的咯吵讨论会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他们聚集的地点，不是象西方的会议大厅那样置有一排排椅子的礼堂。农民们开大会，只有利用闲置的阁楼和没人住的屋子，或者干脆到街上找一处僻静地方，有时也聚集到村里最大的私人住宅里。参加开会的人都得自己带座位——这通常是指砖头、木墩和马扎之类的东西——觉得哪堆人合群就在哪里坐下。这样凑拢起来的人群，自然地分成了几个讨论小组，事先不费一点安排和麻烦，随时都可以进入“咯吵”。这样，不管是不是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人人都有机会参加评议，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办法使得腼腆的人可以先在小组会里发言，待逐渐有了自信心以后，再当着大家发言。这种安排同时也有助于达到真理。一个人忘掉的事情，总有别人记得清楚。集体的智慧要胜过任何个人，最后形成了所有到会者的一致意见。
在我和戚云看来，这些会议就象一扇窗子，为我们打开了这个乡村生活的内在情景。开始接触农民的时候，好象他们都是完全一样的一群人，——贫穷而又勤劳，蒙昧而又机智，好斗而又温和，多疑而又热情。实际上他们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面临着其自身处境所带来的特殊问题，这却往往使迫切需要翻身的这个普遍的生计问题模糊起来。
“井底观天”的环境限制了大多数农民的眼界，人们很不容易把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特点问题，同构成他们苦难的根源的基本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个人的性格脾气、世仇宿怨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分阶级成份的真正标准，即他们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那些开会的农民，同样也是相当主观的。小李、戚云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工作队干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讨论引导到客观的经济事实方面去，要他们不要仅仅因为某些户主给日本人做过事，或者时常虐待老婆，或者站在老婆一边反对母亲，就把这些人的阶级成份评高了。
然而人们对于剥削、汉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愤怒情绪，有时候是那样的激烈，就连工作队的干部们有时也会感情用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有威信，能说会道，整个会议就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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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富人、穷人、乞丐、小偷
乡村中多数人们的阶级成份是清楚的，容易加以区分的。这是不会引起什么分歧意见的。这些人的阶级成份应该首先给以肯定。对于少数阶级成份不甚清楚，不容易加以区分，并且存在分歧意见的那些人，应该把他们放在一边，待经过透彻研究并征得上级领导指示以后再做肯定。在决定这些人的阶级成份时，务必要防止操之过急。否则造成错误，势将引起他们的不满。至于已经造成的错误，则必须给予纠正。
——刘少奇
贫农团核心自三月份开始给全村划分阶级以来，在张起财——他是全村最穷的一个人——的问题上第一次遇到了麻烦。
评议小组在处理典型的成份问题时是一帆风顺的，各户的户主作了简短的自报以后，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为贫农或中农。所以在开始评议的头两天里，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划定了四十户的成份。被评为贫农的那些人大多数接着又被邀请来参加以后的评议。
可是在评议张起财的时候，人们发生了尖锐的争执。问题就在于他从来不曾有过一点儿土地，而且也从来没有给别人种过地。他一辈子替人家修房盖屋，这样挣钱来养活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二女儿在大灾之年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他老婆在生下第四个孩子以后便死掉了。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分配果实的时候，张起财分到了差不多三十亩土地、一头驴、三分之一辆大车和几百斤粮食，这些东西就足以使他在一九四八年算作一个中农。他的邻居们也都这样想。令人感到困难的问题是：张起财在解放以前究竟应该算作什么成份？
“他是‘赤贫阶级’。”听完张起财的自报后，有几个人这样说道。
“可是没有‘赤贫’这样一个阶级，”在一边旁听的工作队干部小李提出了反驳：“雇农是有的，他们不占有土地，靠在别人的土地上出卖劳动力生活；乡村工人是有的，他们不占有土地，但有手艺，比如木匠、泥瓦匠、铁匠和纺织工等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没有什么‘赤贫阶级’。”
可是农民对于没有土地的生活简直不能想象，没有土地就等于生活在永久的灾难之中。任何人只要失去土地，就得沦为“赤贫”，应该尽快地得到土地。把一无所有的那些人单独算作一个阶级，管他们叫“工人”，这在农民眼里是毫无意义的。
张起财的那门手艺也使成份问题搞混乱了。农民们很难把一个人同他所干的工作区别开来而归入一般的“工人阶级”里面去。如果他不算“赤贫”，他就应该算“泥瓦工”。但泥瓦工又很难构成单独的一个阶级。他老婆算是泥瓦工吗？他儿子算是泥瓦工吗？一个人似乎只有亲手干上了某种工作之后，才可以根据他所干的事给他划分阶级。就算张起财该算作工人吧，他家里其他的人也不能算作工人，而该算作别的什么。
小李再三强调他的意见，农民只好“让步”了，同意管张起财叫乡村工人了。可是很明显，真正懂得什么叫工人的人是非常少的。
另一个工人，铁匠张还朝，引起了人们更大的争论。一些农民企图把这个脾气暴躁的黑脸汉子叫做剥削者，因为他干的铁活那么次，而要价却又是那么高。
“他是中农，”一个穿得很整洁的妇女说道。她是一个有名的风流寡妇。她鄙夷地说出“中农”这两个字，仿佛那是一种耻辱似的。“他是中农，因为他当手艺人赚钱不少，而且做的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走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东西，还尽使些赖铁，他剥削我。”
“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这个大伙都知道，”一个灰胡子老汉说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的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老财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就得饿肚皮。可是象张还朝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还可以上别的地方另寻人嘛！”
“说吧，怎么想就怎么说，”张还朝脸上阴沉沉地说道，“大伙的意见都很好，我不恼。”
“实在说，”又一个寡妇发了言，“你打的东西就是差得多，真该长长你那手艺。”
“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张还朝说着，死劲压了压火气。他知道要是动起火来，肯定就会被划到中农圈子里去。
“他从来就够不上个好铁匠，”灰胡子老汉又开口了，“可你们单凭这一条就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该跟着倒霉了。”
最后还是张还朝的年轻的邻居郭元龙提出了建议：“他算贫农。”郭元龙说话的调子十分肯定。他的几个正吸着旱烟的同伴也赶紧起来表示支持。可是妇女们好象还有疑问。
“要是大伙立时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小李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可是同郭元龙的建议一样，支持他的人不多。
贫农团的成员们最后一致通过了：既然张还朝一向经营过少量的土地，就应该把他评为贫农。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避开“工人”这个琢磨不透的阶级。
围绕着张还朝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争论就是由这个明显的事实引起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产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一样，工钱和价格却趋向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经验和抽象思维的能力，而当时是不能这样来要求张庄的农民的。在他们看来，东西做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一样的价钱，这当然有点象剥削了。
戚云在向我讲述人们对铁匠张还朝的争论时，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受人雇佣的工匠竟然也会剥削雇佣他们的人，这在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听来是荒唐可笑的。她惊叹那些提出这种说法的农民们的独出心裁，可是，她对农民的创造性估计得还是太低了，因为，第二天，人们又在另外一个更不相干的问题上——一个寡妇和她的相好之间——发现了剥削关系。
这个村里住着一个姓王的瘦弱的老汉。他很早就恋上了一个叫王凤只的富农寡妇。只要有一点值钱的东西，或者地里长了一点东西，早晚他都要拿去孝敬他所爱慕的、非常富有的这个女人。他的儿子和儿媳不得不到外面去做工糊口，而他却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奉献给那个女人。母鸡生了一个鸡蛋，他就送过去，家里小菜园的茄棵上长出一个硬实的紫皮茄子，他也送过去。他甚至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儿，在他那个心上人的地里一干就是好久。
当轮到王老汉的这个相好站到临时贫农团的面前时，一伙妇女的一个发言人立刻站了起来：“我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雇农，还剥削她那个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完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她说完后，人们全都哄堂大笑起来，只有那个穿着一身整洁的黑袄的寡妇和王老汉没有笑。王老汉等待着最坏的结果，不断向屋子四周看来看去，希望看到一点反对的迹象。
其实王老汉完全不必担心，男人们并不赞成妇女的意见。
“如果他被剥削，那是他自己找的。”坐在炕头最热的地方的一个穿着整齐的小伙子嚷着说，“他心甘情愿受那罪，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双地主”这一条被撤销了。
有些农民把少数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的为非作歹认为是第三种剥削形式。正象西方的每一座大城市里都有堕落的人，职业性的乞丐、强盗和流浪汉，在中国的所有乡村里，也同样地曾经有过“游民”和丧失合法生活依靠的男男女女，有过赌棍、妓女、毒品贩子和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般政治性的书刊和鼓动性的演说中虽然只是偶尔被提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在每个村庄中都司空见惯的。
在张庄，这类“游民”里最为恶劣的一个是王桃园。人们称他是“香烟不离口，手电不离手”。他靠贩卖零售料面赚钱，靠贩卖别人的老婆获利，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老婆，这才活过了艰难的日本占领时期。这些恶迹，足够使他成为一个人人唾弃和憎恶的家伙。
土改以后，王桃园分到了一份土地，从此开始有所收敛。可是仍旧不愿意干重活。就在接受评议的前几周，他还打发他的外甥替他出去拉煤。那几天气温一直在零度左右，他的外甥不懂得应该如何照看牲口，结果他家唯一的驴子受了寒，得病死了。
尽管如此，农民们对待他却是出乎意料的温和。他那张逗趣的宽脸庞，他的温和的脾气，似乎很能讨好别人。别的不说，至少他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他知道如何取笑自己，也知道如何逗引大伙发笑，因此，即使生他的气也生不长。
可是，对吸毒和贩毒深恶痛绝的梁同志觉得不能这么轻易就把王桃园放过去。他把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抛在一边，痛斥了王桃园过去的那些罪恶。
“也许有人想给王桃园说情，”梁同志说道，“可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是谁引着全家吸毒的？要不是张庄得到解放，他们全家都得饿死。他为什么要贩卖那种东西？为什么全村别人没有卖料面的而就他卖？我们要问，你们当中那么多老实庄稼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身？再把你们的光景和他比一比。过去有些人总是高出贫农一头，可是解放后，他们还是比别人强，这些人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吃香？王桃园必须老实交代他的过去。”
听到梁同志的提议，王桃园立刻就说：“我是从那年闹了灾才吸上料面儿的，为这把什么都卖了个精光。”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显出几分不正经的神气，讲述着自己肮脏的过去，一丝恶作剧的微笑在他脸上时隐时现。“眼见没什么可卖的了，我就带上老婆奔了太原，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的了，好容易才算给她找了一个买主，他给了我六袋谷子，就这样了了事。”
这些话在王桃园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有些放肆，于是他又给它添上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把罪名转嫁到他老婆身上去了。“那时候我到外面去找活干，只好把老婆一个人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给打发掉，买主也是他给找下的。”
“我还帮王喜南卖过他的老婆，”王桃园继续说，可是又把自己开脱了，“是王喜南拿定的主意，是他过来找我的，一来就是好几趟，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屙屎还忘了抹沟子。王喜南拿她没办法，就想把她给打发掉。我怕他常来惹麻烦，只好答应帮他找个买主。可我出了力，什么好处也没捞着。买卖成交后，我得的那点钱还不够买料面儿的。烟瘾上来了，差点要了我的命。王喜南还算公道，好歹给我弄来些料面儿。”
“我也知道卖料面是罪过，我剥削了人家，抽上了瘾的人都是受了我的坑害。可是现在我翻身了，分到了土地和财产，我不配得到这些东西。我知道我自己能翻身全是托了穷哥儿们的福，我谢谢大伙，希望大伙多多批评。”
“你那头驴死了，你是怎么想的？”一位邻居问道。
“我借了二十万边区票才买下那头牲口，这会它死了，你们能体会我有多难受。”说着，王桃园就当着众人哭了起来。
“你把老婆卖了又是怎么想的？”几个妇女向道。
王桃园不吭声，只是哭得更伤心了。
“哼，你把她卖了，现在想起来还有脸哭！”
“呸，”王桃园说话了，“我哭可不是为那个卖掉的女人，我是伤心我那头驴。”
为了惩罚他，大伙把他评成了中农。可是妇女们仍旧不饶他。“评他个狗腿子都不亏。”有几个妇女这样说。不过看到男人们大都对王桃园很同情，也没敢大声说出来。
※ ※ ※
在张庄若干农户的阶级成份划分上发生的一系列分歧意见，说明需要定出一个精确的比较标准。工作队的干部们在预备会议上原来已经研究过这些标准，现在眼看着问题越来越复杂，就把这些标准告诉了临时贫农团的农民们。
他们提出的这些标准大致上也就是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革命老根据地执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时采用的那些标准。经过两年的土改运动，多数贫农都对这些标准领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一九三三年规定的这些比较简单的概念，在具体运用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它的缺陷。
瑞金标准的优点在于它抓住了每一个农村阶级的重心，把各阶级典型成员的特点及其与生产资料的特殊关系说清楚了。其缺点是没有规定出各阶级相互之间的确切界限，对于如何区别实际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些非典型的介乎两者之间的事例，缺乏必要的精确性。
划分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界限是最关重要的。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法大纲》把这一条作为区别朋友与敌人、人民与压迫者、革命与反革命的主要分界线。因此，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划出这条界线是极为重要的。而瑞金文件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规定得最不明确。这份文件在讲到中农时写道：“一部分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任何应用这些标准的人，只有在了解了象“轻微”、“经常”、“主要”等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之后，才有可能贯彻这些规定的精神。
在如何区分贫农和中农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同样的困难。关于这个问题，瑞金文件写道：“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另一处又指出，即使是中农，有时候也要出卖劳动力。如果人们想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划分，那就必须弄清楚，所谓“一般”和“小部分”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
随着划分阶级工作的进展，张庄的干部和群众都迫切地感到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标准。一九四七年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份补充规定，这至少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些规定在区分中农与富农时指出，当剥削收入不超过其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时，就算是“轻微”的，就可以划为中农。任何超过这个份量的剥削都可以认为是“严重”的，足以使这样的家庭被划入富农阶级。
在区分中农与贫农时，这些补充规定明确地指出，中农主要只是出卖剩余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任何经常出卖强壮的成年劳动力的家庭，一般都划为贫农。
另一个使人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应该在时间上规定一个明确的标准。究竟应该考虑这个家庭的现状呢？还是几年以前的状况或者几代以来的状况呢？如果要让张庄的农民们自己来决定，他们就倾向于上溯到两代甚至三代以前去，这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很合拍。这种习惯在旧文化中是不乏先例的。例如在过去的科举制度下，考生们不仅要证实自己本身不在禁考的范围（包括船公、优伶、娼妓以及其他“游民”）之内，而且还要证实他们的父辈、祖辈也与那些人无关。父亲那一代，甚至祖父那一代就从河北迁移到山东去的人，仍旧认为自己是河北人。
这种关于祖传的社会地位的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发生的、使斗争激化、打击面扩大的消灭“封建尾巴”的运动，竟会获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这种观念同现代生活的条件已经很不协调。由于列强的征服、商品倾销、王朝的衰亡、内战和饥馑等等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已经解体了，这使得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数人的地位下降了，就连追溯到五年前的境况都不现实了，更不要说追溯到几代以前了。
由于这些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意在这项补充规定中增添了一节，对于决定阶级成份的标准时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解放的地区，以本村解放的前三年为标准。那么在潞城县第五区，标准时间就是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三年。每一户的阶级成份只能根据它在这三年中的经济地位来判断。假如某户人家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很富裕，出租过土地，并且雇佣了许多雇工，但在标准时间的三年当中，其强壮劳动力是依靠自己从事劳动维持全部或大部分生活的，那么在划成份时就应以这三年为准。同样，假如某个人曾经是贫农，但在标准时间内却收租、雇工、放高利贷，在划分成份时也应以这三年为准。
根据同样的规定，凡是在标准时间内凭劳动生活的家庭，它们所继承的遗产就一律都不能侵犯，不管其财产的来源是什么。如果那个家庭的强壮劳动力在标准时间内是靠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的，那么本人便不能算是富农或地主，就不应该被斗争，不应该被剥夺财产。
总之，《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各项改革，都是以阶级成份和现在的生活来源，而不是以阶级出身和过去的特权或贫困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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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革命热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
划分阶级的会议继续开了很多天。我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贫农家冰窖一般的土坯房子里，听完讨论又听自报，听完自报又听讨论。幸亏屋里非常拥挤，周围穿着棉袄棉裤的人们紧贴着我们，这样每个人发出的热量都有助于使他周围的人暖和。有时候实在挤得厉害，就连屋里的寒气也被大家的体温驱散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拥挤的接触，最终还会产生出另外一种热来，它在会议结束后很久，仍然使所有到会的人们感到温暖。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戚云走上通往高家庄去的那条平坦的小路，回家时我发现肩膀和脖子两侧的皮肤上，有一种火辣辣的不舒服的感觉，不久就蔓延到了后腰，接着又蔓延到了用一根旧皮带紧紧系住棉裤的肚子上。
回到住处以后，我急忙脱下外衣，把里子朝外翻过来，拿着它凑到那盏唯一的豆油灯底下，仔细地端详起来。里子面上爬满了扁平的、正在蠕动的小虫，有些白而透明，有些因为吮足了血，已经变得暗红。虱子！
果然，这些无孔不入的吸血鬼已经找到我身上来了！
检查过外衣，我又把裤子脱下来，裤子也和外衣一样爬满了虱子。
我的棉衣棉裤是不能洗的，而且我也不好意思为这再领一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虱子捉下来捏死，再把衣服穿上。我很清楚应该怎样抓虱子。农民们总是坐在暖和的日光下面，把衣服摊开了放在膝盖上，寻觅着那些慢慢蠕动的小虫。只要捉住一个就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把它挤破。这情形我看见过多少次呵！可是那天晚上，在灯前拿着衣服，我实在不敢下手，心里一想到那些虱子如何被逮住挤死，溅得到处是血，就感到一阵恶心。后来我把衣服铺到地上，找来了一双筷子，把里子上的虱子夹掉，好象在宴会上拣着什么好菜似的。我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放到一块表面很平的砖头上，然后用石块碾死。我就靠这种很干净也很费劲的办法，慢慢地把棉衣上这一支凶恶的军队消灭了许多。
正在捉着，我那个英文班的一个学员从门外走进来。我不好意思地赶紧丢下筷子，把衣服扔到凳子上。但是晚了，那个同学已经看到我在干什么，开始大笑起来。事情通过他的口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学，又传到了外面村子里。人人都知道了，老韩，那个美国人，用筷子捉虱子，然后用砖头石块碾死它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火”的洗礼，第一次接触到了这出名的“革命热”。中国好几代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由于痛感到祖国需要他们深入到人民中间去，已经学会了毫无怨言地去忍受这种“革命热”了。
当我第二次再从衣服上捉虱子时，就比第一次大方多了。很快，我就能象一个老手一样熟练地抓虱子了。谁要是再轻率地拿筷子和砖头的事情取笑我，我就伸出手指来，让他们看看指甲上面沾满的血迹。
正象我对虱子的感觉一样，我对乡村生活的其它方面开始时也感到非常不舒服，而后来也渐渐习惯了，例如请串乡的剃头师傅来刮脸。他用的毛巾热腾腾的，却根本不消毒，对于因害砂眼几乎睁不开眼的人和没害眼病的人，是不加区别地同样使用的。又如每个月只能去长治的公共澡堂洗一回澡。那里的热水池塘，由子先前数不清的顾客们已经搓洗下了脏东西，总是飘着一层粘腻的浮垢，在那儿人们在屋角里小便，随地吐痰。又如到贫农家里去吃饭，要和患着不治之症的人混用筷子，而且日复一日地吃着一种用玉米面团煮成的粗淡的食物——“疙瘩”。再如每天不得不去茅房解手，那里积下了多年的粪便，散发着强烈的氨的气味，熏得人们眼泪直流，肚子直翻腾。
吃派饭是真正的考验。我们初到村里时，由于小全事件，工作队后退了一步。侯队长担心我们的安全，要我们也和其他干部们一道去区公所吃饭。可是后来情况有了缓和，几个星期以后，侯队长又决定我们可以到老乡家去吃饭，其他工作队的成员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每天把从大学领到的小米票，只要拿去交给一个贫农的老婆，就可以去她家里吃一顿午饭。
通过这种途径，我们不仅逐渐熟识了村子里面最活跃的贫农，而且对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他们一些不那么积极的亲戚，也逐步有所了解了。
华北农舍是泥地、土墙、纸窗，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家把屋里收拾得已是十分干净了。地面经过了清扫，炕上的灰尘也被掸尽，里边睡人的地方，大花被子整齐地叠靠在墙侧。烧饭用的圆底锅和大碗、筷子等，都抹得净亮发光。
可是另外一些人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可以举出甄忠喜家做为例子。他过去当过伪闾长，在“反奸运动”中把房产和土地都丢光了。甄忠喜就是那个跑到张庄炮楼向伪军官出卖了申锁子、弓来保和师福元的奸细。由于两位抗日英雄的牺牲，全村人人都对他骂不绝口。回想起刚解放时镇压汉奸走狗时采取的暴力手段，简直不能想象这个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然而我们看到他不但继续活着，而且还获得了为弥补他的损失而拨给他的房屋和土地。现在他的土地和房屋大概比不上以前了。他全家合住在一间隔成两半的破屋里面，其中一间堆放着他赖以谋生的农具和木工工具。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农具上，地下到处都是鸡屎。甄忠喜和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一岁，一个十三岁），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七岁），一家六口都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食宿。那间屋子里简直象个垃圾堆，墙壁被柴烟熏成了黑色，地上乱七八槽，到处是麦根、用坏的工具、破瓦片和碎布。一条狭窄的土炕占去了屋子南边的空间，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睡着。她躺在一床满是灰尘的被子下面，消瘦的胳膊从破成窟窿的地方半露出来。她咳嗽，吐血，接着又不停地咳嗽。她自从害了结核病以后，躺在那里已有一年，眼看离死亡不远了。家里其他的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一起吃饭，同她合用一切用具，在这间空气窒息、烟雾弥漫的地狱里同她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我们走进他家的屋门，一阵难忍的恶臭扑鼻而来。地上散发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传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燃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的青烟，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着那个女孩从溃烂的肺里呼出来的腐败的气味。甄忠喜的老婆是个瘦弱、憔悴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满脸的皱纹，使她看上去象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婆。她端过来几碗半凉不热的煮疙瘩，里面掺着不知道是哪一顿剩下的干馍块。因为没有别的坐处，我们只好坐到炕上，在那个快死的女孩身边吃饭。
我知道，在这些碗筷上面，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都已经沾染了结核病的细菌，可是我必须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这是每一个土改工作者全都经历过的毅力考验。如果你不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我心想，“只要戚云能受得了，我也能受得了。”我朝她那边瞥了一眼，发现她对周围的环境一点都不在意。她一边象吃糖糕似地吃着疙瘩，一边跟甄忠喜的老婆说着话，一会儿功夫，她就知道了这位主妇的姓氏和籍贯，甄忠喜娶她时下过多少彩礼，村里开会她去不去参加，对妇女会有什么意见，等等。
戚云真行，她还在做工作，我至少得把眼前这份东西吃下去。
我们通过吃派饭同人民建立的联系，是参加一千次群众大会也无法做到的。不久我们就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交，他们期待着我们的到来，并且争先恐后地发出邀请。
这些人中，最明显的是当初小李在徐将军的顶楼宣读《告农民书》时，我们注意到的那位专心一意地捻线的老太婆。每逢开会，她总要找我们，把每个在临时贫农团面前接受评议的人的基本情况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村西南角最近的一切闲话杂谈、流言蜚语，也要一件不漏地转告我们。同时，她自己在会上也很活跃。戚云断定这个老太婆是个真正的“积极分子”，在今后的活动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就要求区公所在她家安排派饭。
这个老太婆的丈夫姓王，村里人都叫她王老太。可是因为她男人年纪太大，已经不能再干活，许多人都把他丢到脑后，而管她叫“荣宝娘”，仿佛她已经守了寡。老婆子靠自己捻线和织布赚的饯，供着她十八岁的儿子在县里念中学。
当我们去吃第一顿派饭时，王老太一直手里不停地做活儿，嘴里不停地说话。
“我每天都干活，”她说道，“干一天就能挣十斤谷。可是为什么破上功夫去开会呢？说起来，还不是图着长些见识。我寻思，贫农全都要翻身，这年头儿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家，要是大伙都闹不团结，个人也别想有太平日子过。”
要说她在开会上耽搁了时间，那实在有点过分。我们知道她每次去开会，手里从来没有不带活计的时候，在会上从头到尾都紧张地干着，不是纺纱，就是缝补或捻线。不过我们也没有反驳她，毫无疑问，如果是在家里，她能够多做一倍的活哩。
她很骄傲地指给我们看她那架织机，她正在上线，准备再织一匹粗布。并且炫耀地告诉我们，她不但会纺纱、织布、做鞋，还会用绷得很硬的弓子弹棉花。外国和沿海各地生产的廉价纺织品，使得古老的纺织技术几乎完全失传了。村里象王老太这样至今仍然精通这门技术的妇女，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几个。
老婆子还向我们讲述了她在二十年前死去头一个丈夫以后，是如何从山东到这里来的。她和母亲、兄弟、闺女一路上花光了盘缠，只好想法卖掉那个小闺女，有了钱好继续赶路。买主找到了，亲骨肉从此就要分离的时候，姥姥和外孙女俩全都凄惨地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个人改变了主意，不但把小孩还给他们，还给了够一家人吃几天的白面。刚刚碰上了好运，灾祸紧跟着又来了。那些白面还没吃完，小闺女就发了病，接着就死了。
剩下的人继续逃难，来到山西境内的一个山区，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乞丐。一位远房亲戚替王老太和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长工王胜说下了亲事。看来不是结婚就是饿死，这个漂亮的年轻寡妇只好答应了。这场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吉利。王的兄弟待她非常苛刻，她母亲和她兄弟看不过去，有一天愤愤地出走了，从此就杳无音讯。
“我也不恨他，”王老太提起王胜那个早已亡故的兄弟时这样说，“他的狠心是旧社会给逼出来的，旧社会到处是人欺压人。”
“闹灾荒那年，我卖豆腐。我穿得单薄，透过窟窿就能瞅见屁股，旁人为这都笑话我。”她说道，“如今光景好多了，那年分果实，我分了九亩地，十几石玉米和谷子，我还买了半头驴，还用五两粮食换了一条炕上铺的旧毡垫子。干部不想叫我得到它，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
虽然比过去好多了，王老太还是觉得她不算真正翻了身。家里一共只有两间屋，秋后儿媳妇娶过来，该往哪处安置她呢？且不说添上儿媳妇地方住不下，就是地里打下的粮食也不够吃啊，往后要是再抱上孙子怎么办呢？“另一头伤心事就是我娘和我兄弟，”她说着，擦掉抑止不住的眼泪，“他俩一走那么多年，我想起他们就要掉泪。”
说完，她拿出了弹花弓子开始弹棉花，准备絮棉衣，泪水很快就从脸上消失了。
※ ※ ※
王老太家虽说地方紧窄，可是因为座落居中，所以经常用来开会。她家没有小孩子，不怕影响会议，而且也总是拾掇得整齐干净。
就在这间屋子里，贫农张老保因为自己的成份问题，跟一向感情淡薄的老婆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又揭露了一幕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庭悲剧。这些悲剧从根上腐蚀了张庄的社会生活，对于西方如此大加赞赏的中国家庭制度是一大讽刺。
人们也许会认为，夫妻关系和划分阶级成份是毫不相关的。然而在发生的这件事情上，夫妻关系却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张老保家按人头计算的财产额，将依是否包括他的妻女在内而多寡不一。
三月二十日那天，张老保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进行“自报”。他高高的个子，相貌粗犷，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说不上他到底有多大岁数，单看那一脸皱纹好象已经五十开外，可是他行动矫健，肌肉发达，又象是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张老保说，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有过十八亩地，养活了四口人。闹灾以前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他带领全家到太原去了，一九四六年他又把他们带了回来。他从来没有过牲畜和农具。他说他是贫农。
“可他媳妇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王老太提出异议，她是深知自己谋生的辛苦和艰难的。“一九四二年以前，她在外村当佣人，那以后就靠打短工养活她和她闺女两个人，他们不能算一家。”
“你和你老婆是一块过的么？”大家问张老保，“要不是一块，你就是中农。”
张老保一听就急了。
“我算哪个阶级，由着你们评，你们要乐意，就评我个地主也罢。”
“叫他媳妇过来问问。”王老太建议道。
“她算什么？一条老母狗，”张老保说道，“你们问她干什么？你们给我划阶级，为什么不照着我的光景划？要是不信我说的话，随你们怎么着。”
大伙全都认为，他硬得象一块石头。
“说实在的，除了他娘，他和谁也不合，根子在他娘身上。”有几位邻居这样说。
不管张老保如何反对，人们还是把他媳妇请来了。
她是一个早衰的女人，又黑又瘦，身上是一件穿了多年的肮脏破旧的褂子，几乎遮不住象两块皮子一样低低地贴在胸上的奶子，头发乱蓬蓬的，缠绕着拖到脸前，其中有几绺已经变得灰白了。她讲话很快，讲得非常悲痛然而却很精神。她身边还带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闺女，她已经快到七岁了，可是看上去却好象只有四岁，而且和她娘一样穿得很破。她瞪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默默地瞧着面前那群人，嘴巴紧紧地闭着。
“他算哪个阶级，我说不上来，”老保的老婆说道，“可我平日没少受他娘儿俩的欺侮。论说他的人品不能算赖，就是脾气太躁。只是我婆婆那才没有一点好处可说。当着面前她没说过一句难听话，可一背过脸去，她就暗地朝我下刀子，挑拨我两口子拌嘴吵架。要说我个人，在马场、黄碾和其它地方都给人家干过。虽说他娘儿俩没给过我一尺布，我也替他做穿的，还凭两只手养活自家。这些邻居们都摸得清楚，我只会说实在话。”
“你自己的阶级该怎么划？是全家一道划，还是各划各的？”
“怎么划都行，”她说完，耸了耸瘦弱的肩膀，“我没意见。”她的声音里面可以明显地听出一种深深的痛苦。
人们又问张老保，他同样回答说：“我没有意见。”
可是她老婆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根本不想让我回家，我们打前年分的伙。我在外头做活，回来一看，他们早就搬进新房子，门口上着锁。我寻思拾掇一下，也跟着搬过去。可是我那口大箱子老沉老沉的，就找他娘做个帮手。她说：‘你要搬，就自己去搬。要不就还在老地方呆着。我家里没地方放你那大箱子，就连你住的地方也没有。’听得出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那条炕着实宽大，再有十个箱子也能放开，我就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明明两个人连炕的一头都占不了嘛。这下就拌开了嘴。邻居们都过来了，他们劝老保把箱子扛过来，可是他死也不依。打那以后，我还是住原来的老地方。街上和他碰个照面，他都不搭理。”
“老保总是两头受压，”一个农民说，“他不敢惹他娘，和媳妇也合不来。好象块手巾两边挨搓，两头挨骂的都是他。不过论起实情来，他是只顾他娘那一头的，对待媳妇不是骂就是打。”
“这点事也值得你们穷卖嘴？”张老保朝着整个会场说道，“我情知我是块擦脏了的手巾。”
“不用那样逼迫他，”他媳妇说道，“我独个一人也能过下去。”
不管梁同志怎样责备，也不管戚云怎样用好话劝他夫妻和好，张老保硬是不肯动心。
“我要是能有这么个好媳妇，真得好好拜谢上帝呢！”一个老光棍这样说，上次为铁匠张还朝解围的也是这个老汉。“你呀，你是不知道熬光棍的委屈啊，你最好还是考虑周详些，想想你娘老去以后日子怎么过？这会儿有个台阶就该及早下呀！”
张老保听完话，仍旧不以为然。人们终于还是给他划成了贫农，但算作是已经翻了身的贫农。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他媳妇一直呆在那里。散会的时候，她朝着那些由于同情而聚到她周围的妇女们说道：“我家的事你们管不成，邻居们早试了多少次，到底也没用。如今这样倒好了，我个人出力养活自家，光景还比早先强了一些呢！以往光是吵架就吵不完。有一回我叫他去井上挑水，可他懒得不愿动。一会儿他拿出些豆子，在灶上升起火来。我说：‘你连挑水都怕出力，看你这豆子怎样煮？’他用力捶了我一下，把我推倒了，可我也扭住他，滚成一团，后来还是邻居们帮忙拉扯开了。要不是他们，非得闹出一条人命来。另一回他使锨头劈了我的左膀子。还有一回是在地里割麦，他娘把饭送来后，我俩吵开了。后来他娘一走，他就使镰刀照我脸上划了一道。”
听完了这些事，妇女们也觉得老保媳妇独个儿过活好一些，这样总算可以平安地把闺女带大。“你回去也是受气。反正你婆婆不死，你俩是没法和解的。”
关于这段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是到后来才听到的。有些对老保媳妇不太同情的年轻妇女告诉戚云说，这个利嘴女人除了靠干活，还靠别的办法挣钱。据说她和另一个汉子生了一个孩子，刚落地就被她用针扎死了。如果真有这回事，这一悲剧不过是变得更加复杂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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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兄弟之间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圣经》《创世纪》
只有打掉麦壳，才能得到麦粒。为了使事情的实质脱掉假象的外壳，临时贫农团有时就必须发挥整个集体的智慧。在评议那些能够雇用劳力的富裕户时，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来自下面的巨大的压力，要把他们推到富农阶级里面去。富裕户方面则有强烈的反压力。工作队干部们的作用，本应该是保证阶级划分的客观性，使《土地法大纲》不但从字面上，而且从精神上得以贯彻。可是他们被两方面的压力推得左右摇摆。他们过多地附和了贫苦农民的极端倾向。
在处理李宝玉的成份问题时就是这种情形。这个人有三十六亩土地、五间房屋和一所栽有二十七棵果树的宅院。李宝玉、他的老婆、他的一个养子和一个儿媳妇，一家四口占有着这份超过一般水平的家业。从表面上看，这户人家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可是工作队的干部们一经深入调查，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怪事。据有些人反映，李宝玉根本不是一个正经庄稼人，而是一个商人，在远方做过生意，赚了钱在张庄购买土地。他不习惯下地干重活，即使有十几岁的儿子给他做帮手，他也经营不了那三十来亩土地。每年播种和收获期间，他都要请五十天左右的季节工。雇工们在地里流汗，他就跟老婆在家里开桌放赌。他俩有时也赌上几局，有时就只管坐庄和收帐。除此以外，有些传言还说李宝玉的老婆当过地主申金河的姘妇，李家所以能够置买那些田产，不是因为吃了商利，而是因为申金河送给他这位相好很多礼物。不过很明显，申金河的礼物最终也没能买来这个女人对他的忠诚。谁都知道，她还一直跟一个强壮的农民小曾互相勾搭了好几年。为这件事，李宝玉跑到伪头目面前告过状。人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回想起宝玉老婆怎样因此而被反绑了双手吊在村公所的山墙上。
李宝玉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洗得破了口的褂子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他自报是中农。要不是有人问起他兄弟，也许他就有可能把大多数人都说服了。他兄弟不是跟着他一块住了两年，白白给他在地里干了两年活吗？他家的全部家务事也都是由他的弟媳妇干的。
李宝玉不否认他兄弟李老四跟他一起住过，可是他对自己和老四之间的关系，看法和别人截然不同。
“我救了老四，他才不挨饿。”他说，“他们走投无路，是我给他全家房子住，我叫他们走，劝了好几回，可是他们靠上了我，不敢往别处去。当然啰，”他尴尬地笑了笑，“这也没有什么，兄弟嘛，能不帮助吗？”
李老四被叫来了，他说的又是一回事。他那长长的脸上有一种忧愁的表情，这和他讲的事在情调上是很和谐的：“我从林县带着全家来这儿时，东西一并给了我哥。还送给他一个小子，因为他没生下孩子。可是他拿我当牲口使唤，我们黑夜白日替他下地，干家务，到头来什么也没落下，就那么给他白干了。我想还是离开好，可宝玉骂我们，说我忘恩负义。后来我也不跟他打招呼就窜了，跑到西山上开出一块地，这才回来取家眷。”
听完这一面的情况，有几个贫农说李宝玉应该算富农，其他人都肯定说他应该算地主。李宝玉吓得浑身发抖，面色如土地往家走去。他不敢把发生的事情对老婆讲，可她偏唠唠叨叨地问长问短，李宝玉发火了：“全都怪你，”他嚷起来，“你就不会待我亲兄弟厚道点，瞧你给我们闯了大祸！”
“什么大祸？”
“人家都管我叫地主，”他吼叫着，“这怎么得了？”
宝玉老婆没有张惶失措。她记得，李老四是在过继的儿子结婚以后离开她家的，远在标准时间之前。李老四替他家干活，不管算不算剥削，反正和划分阶级无关。
第二天，李宝玉又来到临时贫农团面前，沉着而且得意地声称时间上有错误。可是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大多数农民正准备接受他的申辩，工作队干部小李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指出他是一个剥削者，竟然无耻到榨取他兄弟的劳力，而且还想通过抠字眼的办法替自己开脱罪责。
“他们不但替你出力，还给了你儿子！你有没有良心？你就那么怕老婆，连手足之情都能忘了吗？”小李说话时，声音一直在颤动。
“解放后你为什么要给你兄弟三亩地？不是妄想捂他的嘴吗？我要是你，早就害臊得哭了！”
小李的一番痛斥，使李宝玉的处境比先前更坏了。为了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以解除压力，于是他就又在果树的事情上为自己辩护起来。
“那些树其实不值几个钱，”他说，“去年摘的果子不过卖了一万边区票。”
“这事或许该问一下栽树的人。”天主教徒申全德说道。
这一点不成为问题，当初把院子卖给李宝玉的老何，正在人群里坐着。“你把那树摇一摇，钞票就会往下掉。”他说，“那些树长得真喜人啊！我亲手栽活了它们，可是自家倒没法过活了。我儿饿死后，就把院子卖给了宝玉。”
“你们不信，我还能说什么？”李宝玉顶了一句，可是谁也没有理他。他眼里涌出两泡泪水来。
第二天，我和戚云去李宝玉家吃派饭。那所宅院看上去并不显得怎样富裕。当过商人的李宝玉跟他名声不好的老婆就住在沿北墙盖起的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靠西边的那面墙当中塌下一道豁口，邻居家的猪就从那里爬过来，在那片引起了争论的果树中间拱来拱去。这是些枣树。有些死了，剩下的枣树也有很多死枝。我想，如果真的把它们摇几摇，掉下来的不会是钞票，只会是些干树枝。
为了向我们表示穷困，宝玉老婆做了一顿比我们过去吃过的任何一次都要清淡的稀汤煮疙瘩。她的儿子——就是李老四过继给他家的那个孩子——看样子好象没吃过别的东西。他发育不良，几乎成了侏儒，脑袋好象长在前胸上。他十二岁就被迫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结了婚，好使宝玉老婆在老四媳妇走了以后有个人侍候。早婚对于他一定造成了损害。
这家主妇穿着一件非常朴素的小褂，黑黑的头发从额前一直梳到脑后，在那儿结成一团很紧的发髻。她的眼角和嘴巴周围都有了皱纹，很难想象她过去曾是风流一时的女人。她含着眼泪诉说起自己为了帮助宝玉的兄弟，做出了怎样的牺牲，给他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我想不开。我屋里不过两口人，孩子是他们的。我们死后家产传给谁？我们出力节省，不是为个人，全是为了人家的儿子，可他还说我们亏待他，真叫人伤心。”
那天下午，李宝玉又去参加会。工作队干部小李冷静考虑过了自己昨天冲动时说的那些话，向大家表示自己不该插进来打断讨论，并且念了文件上关于如何区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那一段话。这里关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剥削，而在于这种剥削的程度。一个富农的全年的总收入当中，至少必须有百分之十五来自地租，利息和雇佣劳动的剥削。根据这一条，李宝玉显然不是富农。
“昨天你赌气和我们打岔，”王老太说，“我们才赌气划你地主，可是照实说，你不是地主。”
“真把我吓得不轻呀！”李宝玉说，“怎么会忽然成了地主呢？我回家都没敢告诉家里人，硬是一宿没合眼。老实说，富裕中农都嫌高了一些，不过评上也就罢了，旁人觉着合适，我有什么办法？反正我也想通了。”
因为他这些话听起来还不全是真心话，小李就又安抚他：“我们不怕耽搁时间，你要是仍然不同意，可以等下次会。再不行还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
不过看得出来，李宝玉已经断定自己争取不到更好的结局了。
“我算富裕中农。”他说。
散会以后，有人小声说道：“该叫他老婆来听会，兴许她能学到些东西。”
“她呀？别想！”回答的声音也是很小的。
※ ※ ※
在召开评议会的前后的空隙时间里，我和戚云经常出去访问一些人，特别是戚云认为应当准予加入临时贫农团的那些农民。
有一天，我们正在洋房院同一位复员军人老高聊着，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她叫李心爱，是跟她一位堂兄从冀中私奔到这里的。“哎哟，”她一看见戚云和我，这样叫了一声，“我还当是老梁在这儿呢。”
“找老梁干什么？”
“我需要帮手。我家烟囱掉下来了，锅碗砸得稀巴烂，等会儿屋顶也得跟着烟囱往下掉，到时候孩子该怎么办？我寻着木匠叫他替我修，他说：‘你上哪儿去弄那些钱，这得耽搁几天工。’我男人当兵走了，扔下什么事都得自己干，今早晨我上外头拾柴禾，还得挑水。这阵孩子撂在炕上，我心里又怕得不行。互助组多少帮点事，可我家活太多，孩子又太误事。要说换工，我每天才纺一两线。”
说到这里，她啜泣起来了，可是接着擦擦眼泪又继续哽咽地说道：“我不想搬走，院里有很多好姐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但并非杨柳般苗条，而是体态丰盈，尤其是因为她在哺乳期，乳部膨大，所以几乎有些胖。在张庄，遮不遮蔽上身是无关风化的，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姑娘的上衣就开着襟，可以看见她的乳房和她那柔软的腹部。
她的出现使老高变得神魂颠倒，他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她让出洋房院里最好的房子。
“你就住这间吧，我再搬过去几间住也行。”
年轻的母亲有些犹豫不决，戚云劝她不用担心，毕竟男人是在部队上，所以总要设法重新安置她的。李心爱笑着离开了我们，只有脸颊上两道沾满了尘土的泪痕表明几分钟以前她还伤心地哭过。
从老高那里出来，我们决定去查看一下那所塌了烟囱的房屋。戚云很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位不寻常的青年妇女，她为了嫁给自己所爱的男人，不但不顾传统的习俗，而且不怕死亡的威胁。张庄的男人们都笑话李心爱。有一个早先干过伪军的名叫金洪的中农，只要遇上愿意听的人，就会兴致勃勃地讲述一通她的“风流事儿”，说完了便大笑不止。年轻的妇女们又是另一种态度，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声来，可是都从内心里赞美甚至羡慕她的勇气。上了年岁的老婆婆一般是同男人们站在一起的。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李心爱没能加入临时贫农团。
我们见到李心爱的时候，她正坐在炕头给一个漂亮的婴孩喂奶，那间土坯房塌掉了整个一角，脚底下积满了成堆的瓦砾。她已经决定了要搬家，心里也就不再惦记房子的事情，而想和我们谈金洪对她的讥笑。
“他不该那样笑话我，”她噘着嘴说道，“爹娘不叫我们结婚，我们只好逃跑了。可孩子是我男人的。金洪笑话我，好象他自己人很清白，可是谁还不知道他干过些什么事。他有那么多意见，就该当着村里开会明着说，听听大伙儿说他个什么。他瞧着我男人到部队上去了，就欺侮我。”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又开始哭起来。
戚云问起她丈夫以及他在部队上生活的情况，她情绪又立刻开朗起来。最近她被请到她丈夫所在部队的驻地营房里，跟他一块住了九天。“当兵的生活可好了，”她说，“人家比我们在村里享福多了，吃的是面条和大肉。这会儿他到了河那边，到底什么地方我可说不上，我想做双鞋给他，可不知道该往哪处捎。等着打完反动派他就该回来了，到那会儿我们才能一块过上太平日子呢。”
想起那年她丈夫家里的人，从河北来到这儿要把他弄回去时，村长师福元跟他订的条件，我们就问她，丈夫当兵是不是自愿去的，她本人是不是真舍得叫他走。
她说：“我自然愿叫他去，要是谁都不想去，怎么能打倒反动派呢？”
可后来她又抱怨干部们不给她丈夫一点选择的余地。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一点可以过日子的家当，没有房子，没有农具，什么都没有。干部们曾保证帮助她解决一切问题，她才没有反对丈夫当兵。她丈夫一定在挂念着她和孩子，怎能不挂念呢？
她一方面为参军的丈夫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感到委屈：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母亲，独个儿留在这样一个村子里，外面有人嘲笑，家里又无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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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道路是曲折的
应该保证各级农会领导的纯洁。在领导不纯洁的地方，应该发动群众进行改造。这里所谓的“纯洁”，并不是指要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乡村工人、贫农和中农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是指要把他们排斥在农会之外。相反，应该欢迎他们加入农会，通过教育达到团结。这里“纯洁”是指要防止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混入农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他们窃踞农会中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
到三月底，村子里所有农户的划成份工作完成了。麻烦棘手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都有一定的原因——一个汉奸虽然很穷，可是家产仍被全部没收了；一个九岁的孤儿占有着比村里一般人多一倍的土地，可是除此以外，家里连一副碗筷都没有；一个败家子解放前就因为大吃大喝典光了土地，解放后又把分到的果实挥霍一空，结果滚了一身债，欠下人家三百多斤谷子和几块银元；一个当厨子的赚下了那么多钱，不但闹灾那年购置了土地，还跟一个地主寡妇结了婚；一个专门劁猪的靠着要高价发了财，就雇了几个工替他在地里干活；一个本村的农民，在外村当了三十年长工，回来时身无分文，可是因为一切已经分完，就什么也没分到；一个老汉把分得的土地让给了他兄弟，自己跑去和邻居家的寡妇同居，并且替她干活。这会，他兄弟要他向寡妇讨回工钱来互相平分，可是老汉不愿意离开那位好心的女主人。
人们自报家庭实际情况的时候，一连串的悲剧不断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充满着悲哀、贪婪、幽默、残忍和慈善的事件。可是农民所期待的东西却并没有发生，村子里好象没剩下什么地主和富农，也就是说，话说了很多，事也干了不少，可以分配的东西却没有多少了。农民们自己也承认，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
因为有多余的财产，可能被划为富农的唯一的家庭就只剩下那个“老来俏”的寡妇王凤只了，她是长得很漂亮的尤补巧的娘、贫农王老汉的相好。她的成份还不很清楚，所以被临时贫农团叫去了好几次。
谁都得说这个寡妇机灵，她总是细心地观测风向，见风使舵。在伪军掌握县政权的年头，她把闺女嫁给了警备队司令部的一个班长。这个当兵的虽说是贫农出身，可是凭借着他的地位，多少能够保障他的亲属们免遭掠夺和污辱。这个寡妇还劝她的儿子也参加了伪军。后来伪军向八路军投降了，她又说服她的儿子和女婿自愿参加革命军队，并且把闺女接回家来勾引干部。她就是这样见风使舵地避免了所有的灾祸，不仅得到了对军属才有的优待，而且在分配果实时也捞到了一份。她闺女同村干部搞得火热，甚至给其中的一个人生了个孩子。没有人知道那个做爹的是谁，可是他显然很有势力，因为这个寡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斗争。
《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和工作队的到来，再一次使王凤只陷入了困境，看样子这回她是无法逃脱了。然而她还是决心要闯一闯，无论如何也不轻易投降。她来回答问题的时候，穿着一层又一层的厚棉衣。
“又要开那套老奸猾了，”王老太大声在戚云耳边说，“斗争运动一开始，她就把所有的棉袄都裹上啦！她觉得那样我们就是揍她也不会怎么痛。可她实际连挨斗都没挨过，人家闺女给护着呢！”
这个寡妇带着一点心神不定的口气说着自己的收入来源。全家五口人，有四十八亩地、八间房子、一头驴子、一辆大车和各种必需的农具。她说她男人老早就死了，因为儿子还小，她才雇工。但有一件事她忘记交代了，就是他男人在世的时候也从来不干活，儿子长大以后也是从来不干活的。他们一直雇着长工，而对自己实行“五不出政策”：下雨不出工；天冷不出工；刮风不出工；天热不出工；劳累不出工。解放以后，寡妇的土地没有动，光是卖掉了驴子和大车。
“你那大车和驴子为什么没有了？”人们追问她。
“有一天我儿子出去把它们卖了钱了。”
“为什么要卖？”
“我怎么知道？他卖时又没问过我。”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她的话大伙连一个字也不信。他们断定，她卖驴子是害怕留下来会被没收掉。
“不过，后来她又买了一头驴子。”一个人这样说。
“那是呀，人家觉得又安稳了嘛！”
“过后添的这头驴可是又老又破。”她的相好王老汉赶忙出来帮忙。
妇女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驴子怎么能破呢？”她们问。
王老汉被问得很窘。
“驴子当然也能破，”他说，“驴子明明散了架了，你们为什么非要说它中？”
他的话没有人听。农民们知道，王老汉对他的相好是要捍卫到底的，所以都不屑跟他争长论短。大伙开会咯吵了一阵，决定给这个寡妇评为富农。
※ ※ ※
发现一户较为殷实的富农，并没有使临时贫农团的成员们感到多少安慰。通过调查并按照标准时间计算，他们总共有一百七十四户贫农，其中只有七十二户算是翻了身。这就意味着，还有一百多户人家在生活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缺少土地，因为土地绰绰有余，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都可以分到六亩左右。问题是缺少牲畜、大车、工具、房屋和劳力。尽管几乎所有的役畜都已按照四户或四户以上的比例分配下去了，但是仍有几十户连一条驴腿都没摊着，更不用说大车轱辘了。另外，还有不少寡妇和老年人在地里得不到一个帮手。如何使所有这些人都上升成为中农，这就是临时贫农团面临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好象是无法解决的。
工作队也和农民们一样，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只是建议，第一步应该扩大临时贫农团，把所有老实的贫农都吸收进来。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弄清全部“果实”的去向，工作队又发动群众清查本村的账目，这个办法来自报纸上一篇介绍某村“清查账目”的报导。通过这条途径，也许会发掘出足够的财产来填补一些窟窿。由于仍有财产的地主和富农已不存在，在清查中，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干部身上，把他们当作是可能的“斗争对象”。
事实证明，临时贫农团的扩大是一项进程缓慢的工作。划分每户的阶级成份所使用的标准倒是很客观的，只要考察一下按人头计算有多少财产，计算一下这户的剥削收入的比例，就可以做出结论了。但是，在确定人们能不能够加入贫农团时，使用的标准里就出现了“老实”和“辛勤劳动”这一类字眼了。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大有争执的余地。
有些妇女，尤其是王老太，坚持从道德好坏着眼。她们过去否决了李心爱是因为她私奔；否决扛了一辈子活的肖老张，是因为他跟一个寡妇同居。这一回照顾到扩大组织的需要，她们决定对他做出重大的让步：只要他离开那个寡妇，他就能够加入临时贫农团。为此还专门替他捎了个口信。
肖老张反驳了她们。这个人心眼老实，根本不会答应“今后改正”的。不少人也采取这种态度。他说：“除非我能跟那女人结婚，这辈子不入那个团！你们那个团给我办不了好事，还有什么用？”
单为这一件事，她们可能还不会排斥肖老张，问题是他接着又攻击起贫农团的其他成员来了。
“人人脸上都有灰，”他说道，“谁家锅底也是黑的，在团的跟不在团的还不是半斤八两？帮我娶下那寡妇，我就参加。”
“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她们互相问道。
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肖老张既然是个鳏夫，他的相好子明既然是个寡妇，他们就该安守本分。即使这两个人彼此相爱，彼此忠诚，并且希望结婚，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按照传统，妇女对已故的男人，一直到死都应该保持贞节，虽然这在大多数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寡妇如果改嫁，就会使她前夫的一家蒙受耻辱，而且也会失去她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只算是男人的后代，他们的责任就是供奉祖宗牌位，和为本家传宗接代。母亲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一个用来产生男性后嗣的奴隶。如果她决定出走，就只能一个人出走，并且要受人辱骂。在张庄，为什么寡妇和光棍之间有这么多的私通，却不能再婚，原因也就在这里。
只有在男方自愿改姓女方婆家的姓时，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这样是准许他们通婚的，因为这种结合不会对婆家造成什么威胁，丈夫对前夫所生的孩子没有什么权力，也不会威胁到祖宗牌位。这一类通婚在张庄是有过几次的。那个脾气挺大，经常被别人当乌龟取笑的羊倌金柱（关于他跟民兵申玉兴纠纷的事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是倒霉的金柱，甚至在正式结了婚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没被批准加入临时贫农团。男人们都把随妻改姓看作是牢固的夫权阵线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于所有男子的地位都是一种威胁。妇女们也很卑视他“跟着老婆嘴皮转”。“老婆给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得不知哪天生的啦！”她们风言风语地这么说。她们也不喜欢他老婆，谣传她经常赶集赴会，招徕皮肉生意。只要给钱，她不但能跟生客睡觉，而且还要说故事来款待他们。不管张庄发生了什么事，早晚要被她传到远近的各村里去。
象老保那样虐待媳妇的人，象桃园那样寡廉鲜耻的人，一切先前有“恶迹”的伪人员及其家属，都不允许参加贫农团。从前认为有问题、而这次很快就被通过加入贫农团的，只有那些过去被称为特务的天主教徒们。他们多半是住在西南角上那一带的，有几个人一开始就被吸收进了贫农团，这几人就帮着其他教徒入团。
由于上面提到的各种限制条件，村里几乎有一半的贫农都没有被邀加入临时贫农团。工作队进村整整一个月以后，在这方面还说不上有真正的进展。
清查本村账目的会议也陷入了僵局。从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徐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领导，因为他善于计算。他选定了一个贫农委员会来协助自己，其中就有我和戚云第一天到张庄时会见过的那个健谈的天主教徒申全德。申全德和其他被徐同志挑选出来的人都深信：村干部过去曾经非法侵吞了大量的“果实”。可是他们搜集证据的做法却十分混乱。他们象审判官那样地去调查问题，把干部一个一个叫到跟前，没完没了地盘问，如果回答出现了矛盾，或者表示应由旁人负责，他们就用可怕的惩罚威吓这些干部，咒骂他们，并且把他们监禁起来。从前的农会主席郭真宽在这种威吓之下，因为无法提供委员会认为是满意的回答，被逼得想在他家后院跳井自杀，幸亏发现得早，才把他阻止住了。
后来发现，这些本村干部根本回答不出翻身账目的全部问题，于是委员会便决定，要询问一下当时已经调离村子到区里或县里工作的那些人。从前的副村长张贵才回来探亲，就被拘留了；从前的治安主任和党支部的创建人张天明回到张庄参加第五区的生产会议，也被拘留了；从前的村长师福元，正在另一个村的土改工作队里进行工作，也收到一封命令他回家的信。他们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住，一直要等到盘问结束。
可是张贵才、师福元和张天明三个人，都对搞清账目帮不了忙。虽然他们能回答出很多问题，但却矢口否认有过大量的贪污，并对教堂的烛台等贵重物品的失踪，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老申首先提出叫大家去问问从前的地主，看他们是否了解从他们家里拿走的财产的情况。徐同志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但侯队长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企图用从阶级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迫使革命干部认错。侯队长把徐同志和老申叫到里边，尖锐地批评了他们。这种行动只会给混乱敞开大门，地主们就会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捏造虚假的罪名分裂农民队伍。
老申被批评得心慌意乱，一再表示他的目的只是想了解事实，完全忘记了地主从前怎样奸诈地愚弄人民。可是他越辩解，越使人们产生和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感到他出这种主意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他垂头丧气地坐到了查账委员会的后排座位上。
由于在查账问题上遇到了阻碍，工作队在张庄的整个工作都停滞不前了。包括从大学来的知识分子在内的队员们，情绪都变得非常低落，老乡们也感到同样的消沉。
许多人开始怀疑——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不管是富农手里保留的多余财产也好，还是干部手里非法多占的“果实”也好。因此，再搞什么大翻身就不太可能了。扩大贫农团的会议在开，由于即将开春，调查谁家会严重缺粮的会也在开。可是参加的人却是稀稀拉拉，会议也开得马马虎虎。似乎没有人知道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
正在这种停滞状态时，太行分区第三专署的党委书记意外地到了这里。这位地位很高的人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王书记显然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但没有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那种典型的优越感（这在徐同志身上是表现得很充分的），也没有中国的旧式官僚那种架子。相反，他倒是象一个埋头苦干的农民那样热情开朗。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青灰布褂子，徒步来到村里，工作办完后又徒步离开。他使工作队的干部们在向他汇报问题时觉得毫不拘束，因为他听得很认真，发问也很从容。他听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严肃的，但决不是严厉的表情；他不住地点头，但从不打断别人说话。他时常微笑，说话缓慢，并用手势强调自己的意思。
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他只是听汇报。到晚上，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做法。他劝工作队立即停止查账会议，他说这件工作搞得不妥，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贫农团还不巩固，还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一个审查干部以往工作的民主讲坛。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查账，怎么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只有当全村都踊跃参加的时候，才能把过去的账目查清。只有在群众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亲自将这项工作当成主要的任务承担起来时，这些才有可能实现。此外，账目本身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它只反映以前的干部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干部们的全部表现，他们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工作热忱，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忠诚，所有这一切——而不单单是他们占了多少财产——都要受到检查。
王书记还建议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来扩大临时贫农团。他估计不适宜参加的贫农大约只有二十户，其他所有的人，包括过去的敌伪人员、干部亲属、不规矩的寡妇等等，都应该吸收进去。他指出，正是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买卖婚姻、禁止离婚、限制寡妇改嫁等等——造成了中国乡村里普遍存在的非法的两性关系。在这些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应该向那些始终以道德标准为理由拒绝他人入团的贫农们进行解释，使他们认识到，为了实行改革，需要全体贫农群众的共同努力。他们憎恶的那些不轨行为，大部分都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他们经历过的那个旧社会的必然产物。
“主要应该看阶级，”王书记说道，“就是看人们的阶级出身，别的都可以不考虑。一切问题都只有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这里面也包括宗教问题。通过在阶级基础上的联合，即使最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也有可能携起手来。”
王书记接着谈到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问题，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对此他也主张放宽。他说，只要有嫌疑的人是贫农，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但是如果孤立和歧视他们，那就永远也谈不上把他们争取过来了；必须尽力促使他们充分地参加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去。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他建议工作队去把侯金明请回来。这个年轻人因为被怀疑帮助了孙神父，一九四六年就逃跑了。如果侯金明同意回家，就应该分给他全部应得的土地、房屋和农具。这样一来，就会打消其他许多天主教徒仍然存在着的畏惧心理，从而大大加强贫农团。
最后，王书记又指出，解散一切原有的组织，停止所有干部的工作，仿佛他们都是坏的、腐化的，甚至都是阶级敌人，这是一种错误的作法。他确信张庄不是三类村，而是二类村，这里的工作有过很大的成绩，大部分干部在政治上都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这个结论确实是符合事实的，那就证明工作队的工作方向完全错了，必须重新检查自己的全部工作。
侯同志立即把王书记的三项基本建议付诸实施。徐教授的查账委员会解散了；拘留的干部们被放了出来，并让他们回去工作，只是每人都到临时贫农团去做了保证，如果以后还找他们调查，一定随叫随到；放宽接受贫农团成员的标准。在现有的贫农团各小组中经过解释说明以后，几天之内，便有一百多户人家被吸收进来。新成员中包括私奔的姑娘李心爱，打老婆的张老保和以前的毒贩王桃园。甚至连伪政权下当过村长、在张庄最受人憎恨的郭福贵，也被吸收进来了。除此以外，还派侯金明的一个表兄弟徒步到洪洞去，向被迫流亡的金明解释当前的新形势。
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了。
好象是专为强调这种变化似的，第二天忽然从高家庄来了一群学生，把村子墙壁上所有的标语都刷成了新的。这些用白色大字写成的新的标语，直接与土改有关的多，提到内战的少。下面随便摘录的几条，都是戚云翻译给我听的：
“一切权力归农会。”
“共产党是人民的长工。”
“填平补齐，抽肥补瘦。”
“批评和纠正干部的错误。”
“选出好干部，撤掉坏干部。”
“保护和发展工商业。”
“建立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的新中国。”
“反对贪污腐化，退回多占果实。”
在村办小学的一面墙上则刷着这样一行大字：“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政治觉悟。”在另一侧墙上刷着：“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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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地头戏剧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
——毛泽东
戚云被允许搬到村里去住。这样我们就住到了张庄，每周只回大学上两三次课，不象原来那样，住在大学，每天跑到张庄来。
搬进村子以后，我们和村里的整个生活更加密切相关了。在休息时间里，能够同工作时间一样地留在村子里，这使我们更广泛地结识了村里的人们，人们也象自己人那样看待我们了。虽然为了安全，不让我们住到老乡家里去，可是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对一切人都开放无阻。我和戚云在教堂后面原来的神父住宅里各占一间屋子，老乡们就象在自己院里一样出出进进。不少贫农妇女很快就和戚云混熟了，我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孩儿王”。
得到这个外号的原因，除了爱和娃娃们在屋里玩闹——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来不干的——还有一条就是替他们钉好了所有的石板，使那些木头框子不至于再从角上裂开来。搞这套小把戏，只要先从罐头盒上铰下一条条狭长的片子，然后把它们箍在木框角上钉紧就可以了。如果到处都有被扔掉的罐头盒，人们自己也许早就这样干了。可是在这样的山区，要找到一个罐头盒，就象找一块肥沃的河滩地一样困难。我身边带的几个旧的罐头盒，还是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到配给食品后吃剩下的，现在就凭着它们开起作坊来了。以后，孩子们有了各种问题总要来找我，他们在我那里玩并且把振奋人心的消息讲给我听。
一天早晨，三个衣着破旧的小姑娘，闪着乌黑的眼睛，长辫子在背后随风飘舞，冲到我跟前位住了我的手。她们连推带拉地把我朝村东头领去，嘴里喊着：“剧团来啦！”果然，在一块开阔的庄稼地中间，真的搭起了一座戏台，它是用草绳将长长的松木杆子绑缚在一起，然后铺上木板搭成的。
这座好象雨后的蘑菇一样突然耸立起来的戏台，是巡回到本村的潞城县剧团架起来的。这个剧团由五十个人组成。这些人过去都是一些穷艺人，在一九四六年的大规模分地运动中，他们也分得了土地。现在他们用半年时间在自己地里干活，剩下的半年时间就到外面演戏，从秋收后开始下乡，到春耕前再回来。他们的演出不要报酬。但为了解决膳宿问题，他们从县政府那里领取一种粮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爱好文艺，并且想把革命故事告诉给更多的农民。他们每天转移一个新的村子，利用午后和晚上的时间进行演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在村里吃派饭，晚上就住在吃饭那家人的屋里。道具费、旅差费和临时支出都由县政府支付报销。看演出不用买票。
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是空荡荡的，这个巡回剧团则不同，他们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他们有幕布、各种道具、彩色布景和多样的音响效果，包括啾啾的鸟叫声，呱呱的青蛙叫声，唧唧的蟋蟀叫声，哗哗的下雨声和呼呼的刮风声，等等。这些了不起的革新，虽然往往破坏了他们想要制造的真实感，但是照样受到人们极其热烈的欢迎。剧本反映的现代生活内容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从十几里以外的地方赶来看戏，而且经常跟着剧团走过两三个村庄。
这个剧团的到来，吸引得大伙把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下午是三场独幕剧，晚上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出全本现代戏。干部和群众都为此而放弃了已经计划好的事情。
下午演的都是喜剧。第一场讲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回家探亲时装成一个开小差的逃兵。他媳妇为此感到非常痛苦，甚至想要自杀。后来邻居们赶来了，他们给她男人戴上了一朵大红花以祝贺他在战场上立了功。这样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骗她的目的正是为了考验她对革命的感情。第二场是描绘一个军队炊事员，因为睡觉睡过了头，忘了把部队吃的馍馍蒸出来。一位农民老大娘整整一夜没有离开，把这份急需的军粮替他准备好了，避免了一场祸事。
在换场的间隔中，一队穿着鲜艳服装的男女儿童们上台表演“快板”（一种用敲打竹片作为伴奏的有韵的说唱）。这些快板把当前人人关心的事情，例如《土地法大纲》、生产大发展、即将开始的整党运动，等等，都做为主题而把它们加以戏剧化了。所有这些节目仅仅是晚间一场压轴戏的前奏，这场压轴戏就是长达四小时的现代歌剧《赤叶河》。
夜色降临了，成千的农民们各自带上一块砖头或一个板凳，都向着戏台前的平坦的空场上走去。帷幕拉开的时候，整个空场上已经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膝盖顶着后背，肩膀靠着肩膀，热切而有秩序地等待着演出的开始。
“赤叶河”既是一个村名，也是一条河名。故事是讲王老汉和他的一伙贫农邻居们，就象张庄的李老四曾经干过的那样，跑到山里去开荒。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劈荆造地，开辟出了一块适于居住的家园。可是结果却听说，这处荒山野岭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地主了。他收取重租，摊派苛捐杂税，并且狡猾地指使管家出面向佃户逼租，自己却装成一个慈善人。这个地主穿着一件长长的羊皮袍子，吸着水烟袋，用烧开过的水漱口，然后吐在地上压压尘土。佣人端上茶杯来，他总要把杯子边擦擦干净再喝。吃饱了山珍海味，他就龇牙咧嘴地剔牙——不管别人怎样恶心，而且还满意地打着响嗝。这些动作每次都在台下引起一阵骚动，农民们觉得这个人和本村地主李冬胜简直象得出奇。
王老汉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他想要是能够避开管家狗腿子，直接去央求地主，也许能减缓一些。可是地主强奸了他的儿媳妇，又把那个曾用石头砸了地主家的老汉的儿子逼走了，接着又捣毁了老汉的小屋，老汉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儿媳妇悲愤地自尽了，儿子上山去参加了红色游击队，剩下王老汉自己，丢了土地成了乞丐，在饥寒交迫之下等待着时运的转变。
随着这个贫农家庭的悲剧情节的展开，坐在我周围的妇女们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不论我扭头朝哪边看，都看见眼泪从她们的脸上往下淌。没有人抽泣，也没有哭出声，大家都在默默地流泪。舞台上的悲惨遭遇好象触动了千百人的伤心的回忆，谁也无法抑止住这不尽的悲痛。那种场面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巨大的天穹底下一座用松木杆子搭起来的临时戏台，夜色漆黑，仿佛连最耀眼的星星也显得昏暗渺茫，而星光之下又只是一片漆黑，除了戏台上，哪里也见不到一星火光；在那里，一盏孤零零的煤油灯把微弱的光线投在演员和布景上面，似乎整个宇宙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空间来了。在戏台的正中间，一个年轻姑娘如诉如泣地唱着悲歌。她绝望地伸出两只手臂问道：“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这呼喊飞过了田野，穿着黑棉袄的妇女们互相紧靠着缩作一团，象被一阵寒风惊动了似地颤抖着。阵阵叹息，象波浪那样在人群中前后起伏。
那姑娘投入赤叶河自尽了。乐声嘎然中止，台上一片静寂，只有一阵唧唧的蛐蛐叫声打破了沉寂。这时我意识到观众们的反应中有了新的成份——男人们在哭着，而我也在同他们一起掉着眼泪。
第二场戏的情调完全改变了。这场戏的主题和当前形势联系得这样紧密，使人惊叹剧团怎么会有时间写作和排演它。姑娘自尽后，三年过去了，解放军来到了赤叶河，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过。可是那个地主还活着，还在满意地打饱嗝，还在控制着这个村庄。他说着很进步的话，称颂毛泽东，主动交出了二十四亩地，还公开地和一个村长拉关系。这个机会主义的村长觉得这个地主是个很开明的人。
这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贫农出身的县干部走过来，他的任务是到这里组织贫农团。他问无地的农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这个否定的答复在台下的观众中引起了一阵响亮的大笑。“你们刚来那会儿，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你们的。”坐在我们周围的人这样说道。
不久，县干部取得了人们的信任，组织起一个坚强的贫农团，揭露了地主的花招，并且发动群众没收了他的财产。第二场的剧情达到最高潮，在激昂的群众大会上，王老汉的儿子率领一群农民冲上前去想要狠狠地痛揍那个地主。要不是干部的劝阻，人们可能当场就要把他打死。那个干部建议把这个恶霸地主分子送到人民法院去。在热烈的、充满着希望的尾声里，所有的演员都为将来迸发出喜悦的欢唱。演出就这样结束了。
当人群散去时，我注意地听着人们热烈的评论，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宣称第二场戏比第一场更带劲。可是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做个评价，我认为第一场无疑是更为成功的。事实上，我们等于看了两出戏。第二出正面的戏，远不象前面一场悲剧那样在人们的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人们并不喜欢看悲剧，那种痛楚太真切了，和人们刚刚摆脱的灾难生活太相似了。他们还是喜欢欢乐的后半场，还是喜欢战斗和胜利。他们觉得后半部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人揍那个地主。那个“王八蛋”被押送到人民法院去了，而没有被当场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