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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清算之年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过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酷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悚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装填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颤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的、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装填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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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走哪一条路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
在张庄，八年的抗战突然地结束了。随着第四中队的投降，不仅结束了日寇的占领，而且使千百年来的地主统治也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千年封建统治的寿终正寝。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无论是新势力还是旧势力，都没有马上意识到这场变革的深刻意义。要使这一昼夜战斗所造成的转变在人民的行动中得到巩固，要创造一种建立在平分土地基础上的新生活，至少还需要三年时间。。
就整个中国来说，在消除了日军这个主要威胁以后，留下来掌握中国命运的力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建立新的平衡，一九四五年八月，几乎已成为生活习惯的抗战突然让位于建设。中国人民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是一个停滞的、绝望的、被国内的反动统治和国外的干涉、投资扼杀了生气的旧中国呢？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的、从根本上重建的、独立的新中国呢？
毛泽东曾经把解放区人民所赢得的胜利比作一棵结满果实的桃树。桃子应由谁来摘呢？是用自己的血汗浇灌这棵树的人呢？还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呢？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明确：只有栽桃树的人才有权利摘桃子。
蒋介石的回答也很明确，他的“特洛伊木马计”投降方针的逻辑，使人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一直躲在遥远的重庆宣传和实行曲线救国，如今想要摘桃子了。他拥有三百万正规军和几十万伪军，连侵华日军也划归他指挥。他还拥有巨大的美国军事机器作后盾，和很少遭受战争破坏的三亿人口的“大后方”，而且最后他还可以依靠“原子弹”。在这些条件下，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解放区，恢复传统的统治。
人民怎样呢？在华北、东北、华中的平原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内的一亿人民的“大后方”的无数进步人士，所有已经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民，他们要求什么呢？他们渴望和平，他们要求和平，愿意为争取和平做出让步。但归根到底，是和是战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决意要坚持自己的和平条件。在这决定命运的紧急关头，摆在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有自卫的力量吗？他们敢于自卫吗？
许多人都感到畏惧，其中也包括某些共产党人。他们不相信受到战争严重摧残的北方游击区能够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继续生存。为了打败日本人，不知道耗费了世界上多少财富，那么，一部分中国人民能够打败有美国财富支持的国民党吗？就算他们开头取得了一些胜利，难道美国不会使用毁灭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来保卫他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势力吗？这些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作出各种形式的让步，主张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最后摊牌的行动。
赞成让步的多半是些地主或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支持过共产党，但是对日本投降后统一战线内部严重的分裂却毫无准备。这些人和普通的人民既没有紧密的联系，也缺乏深切的同情。他们对工人、农民继续战斗、争取胜利的能力和决心缺乏信心。
其他一些同样真诚而出身相似的人们，也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感到困惑。到处谈论的谈判解决、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停、召开国大等等，使人们产生了不少幻想。人们对战争已经感到极度厌倦，被八年的恐怖弄得疲惫不堪，大家都渴望和平解决，谁也不肯相信有人企图侵入解放区、要求交出英雄的抗日根据地，以此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正当太平洋战争中剩下的大炮、坦克、飞机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来，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都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却闭目塞听，寄一切希望于和谈，而不愿正视公开武装冲突的前景。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感觉有必要执行一项两手政策。一方面，他们为和平解决做出认真的努力，同意整编八路军，并下令撤出华中与华南的八个解放区。另一方面，他们使自己管辖下的一亿人民做好充分准备，对付蒋介石可能对华北解放区发动的突然进攻。准备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批驳上述的各种投降主义论调。毛泽东非常及时地着手这项工作。他耐心而坚定地强调指出，解放区人民有能力进行自卫，全中国人民有力量从根本上改造整个中国。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和他的西方主子都是外强中干的。尽管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物质，有的是武器，可是他们永远不会赢得人心。决定的因素终归是人，而不是武器。毛泽东说：“是人民消灭原子弹，而不是原子弹消灭人民。”
这个战略概念，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引申。毛泽东说，只要人民起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一定能打倒，从这点来说，他们都是纸老虎。但从另外一点来说他们又是真老虎，他们能够造成极大的破坏和严重的伤亡。因此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应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一方面应当敢于自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要认真地对待斗争，即以全部精力注意每一个战役和每一次战斗，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并且尽可能地从全世界人民那里取得支持。不作斗争就是向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而不严肃地对待斗争，不要同盟者而孤军奋战，就是向“左”的宗派主义投降。这里最重要的是斗争的决心，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决心，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张庄，所有拥护改革的人都全力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支持解放他们的民兵，支持这个队伍给村里的政治纲领。那些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的人总是担心会“变天”，担心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没有力量保卫他们的胜利，担心国民党会仗着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恢复旧的生活方式，恢复旧日的压迫。是全力以赴进行斗争呢？还是袖手旁观、试探风向呢？第四中队投降以后，张庄人民也和所有解放区的人民一样围绕这个大问题展开了争论。对于曾经搞过地下斗争的年轻积极分子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准备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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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打狗腿子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
第四中队投降以后，庆祝胜利的活动进行了几天几夜。热闹刚刚过去，张庄的老百姓们，不管是在茅屋里、土炕上，还是在墙院里和雨后泥泞的大街小巷，甚至在离开村子最后一座土墙很远的庄稼地里，都听到了一种最初会被误认为是驴叫的沙哑而奇怪的声音。这声音似乎从天而降。大家抬起头来，目光都引向这一带的最高点——天主教堂的方形塔楼上。他们看到那里原来不是什么“天驴”，而是一个拿着喊话筒的小伙子，正拉开嗓子向四面八方不停地喊道：
“开会啦！今天开会！吃了晌午饭在空场上……斗汉奸大会！大伙都得去！大伙都得去！……今天……开会！”
那小伙子转向哪边，哪边的人就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话音，而在他两边和背后的人只能听到乱哄哄的吼声，可是他朝四面八方都喊遍了，所以村子各处的人都听到了。
开会！自从二十年前跟教堂争菜地以来，张庄什么时候开过大会？午饭前的通知使全村的人都轰动起来，好象捅了马蜂窝，整个村子都议论纷纷。按当地的习惯，每到吃饭时，大家就端着热腾腾的小米饭和玉米面疙瘩走出门来，三五成群地说长道短。这天，街上和大院里的人比平时多出两三倍，所有能走路、端饭碗的人都走出来议论新闻了。拄着拐棍的小脚老太一拐一拐地走出门来；年轻的母亲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筷子，饭碗放在膝上，聚精会神地听邻居讲话；光屁股的小孩儿赤着脚跑来跑去，几分钟之内就帮着把消息传遍了全村。人们都注意到了，只有那些声名狼藉的汉奸和他们的家属不敢露面。可是甚至这些人也出于好奇和恐惧，派了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混到人群里设法打听消息。
先斗哪个汉奸头儿？枪毙吗？他有多少财产？以后归谁？长治打胜仗了吗？日本人会不会在阎锡山的指挥下回来？八路军抓壮丁吗？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些和其它许许多多的问题。
中午休息时间还远没有过去，人们就开始在空场上集合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劳累不堪的人，逐渐形成一小堆一小堆激动的人群，随后在靠近池塘的空场上挤成了一团。人群里显出一片近似黑色的深蓝色，这种颜色的洋布的价钱最便宜，村里的妇女都用它给家里人裁做衣服。在这一片暗黑色中，点缀着稀疏的白色和土灰色，这是村里不分男女，人人缠系着的裹头手巾。有的人从头到脚都是这种白颜色，因为他们穷得连染料和洋布都买不起，穿的是白色的土布。在这暗淡的黑色与灰色中间，还掺杂着零星的鲜艳色彩，不是这个大姑娘穿的红褂子，就是那个母亲紧抱着的宝贝小子头上戴的蓝色、绿色或黄色的小“龙帽”。
男人们自然地聚集在人群前面。他们眼前是那家大车店。大车店门口的地面稍稍隆起一点，正好给主持会议的人当个方便的讲台。妇女们由于腼腆，悄悄地在后面聚成几个小堆儿。男人前面成群的小孩儿，在大车店门口的土坡上嘻笑吵闹，跑来跑去，推推搡搡。每个人都想在最前排找个地方，好把所有的事情看得一点不漏。男人们镇静地一边抽烟，一边谈话；他们小心地从挂在腰间的小皮荷包里掏出一小撮烟叶，把它装进豆粒大的黄铜烟锅里，然后用火镰在火石上敲出火星，把点燃了的火绒按在烟锅上。这袋烟点着以后就传来传去，使得它在烧完之前，至少有四、五个人都能吸上一口，然后又得再装一锅。
男人们在一边抽着烟聊天，女人们就做起从家里带来的针线活儿来。即使天塌下来，孩子们也得穿衣服呀！一天一天，时间是那么短，一刻也浪费不得。她们有的拿着小木块捻麻线，有的用已经捻好了的麻线纳鞋底。在太行山一带人们都穿这种鞋子。
不知从哪里跑来几个小贩，他们看到人多，料想也许能卖点什么，就在人群里叫卖着干枣、炒花生米和新烙的面饼。
前两天刚组织起来的民兵和人群混在一起，只有靠近边缘的才能辨认出来。少数几个民兵是有枪的，其他人都拿着红缨枪。他们不论拿的什么武器，都骄傲地站得笔直，警觉地看着周围。谁都感觉到了年轻妇女们斜睨的眼光。他们不论是姑娘是媳妇，从来连家门都很少让出，这会儿便睁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人们期待着，但又感到有些困惑。农民们对汉奸满怀仇恨，可是又害怕汉奸的报复。他们相信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可是又怀疑他们到底是否会采取行动。一旦行动起来，谁又能预料到最后结果呢？谁都知道这些汉奸走狗有强大的靠山，神父本人不是还请过日本人吃饭吗？张庄最大的财主申金河，不是还支持过“智多星”周梅生吗？
说话声突然中断了。一个人被反绑着双手，低着头，略弯着腰，慢慢地从南边走了过来。后边一个粗壮的民兵押着他，象拿锄头一样地拿着一杆枪。这个被捆绑的人是郭德有，他从尚石头死后一直到三天以前还当着伪村长。
靠边上的一位老农说：“看架式是要先整村长这个王八蛋。”
另一个说道：“是村长，操他娘！”
消息在人群里传开了。
郭德有和押着他的那个魁梧的民兵后面跟着几个年轻的农民，他们立即开始主持大会。大家都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有一个竟是张天明。另一个是地下区长郭黄狗（大伙儿都听说过他的事迹，可是没有几个人亲眼看见过他）。郭黄狗是当地农民出身的干部，年纪才二十出头；这次大会能够召集起来主要是靠他的安排。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那一天晚上，连郭黄狗在内，村里人谁都没有想到将要来临的革命变革会有多么巨大。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假如抗日力量不立刻填补上日军投降和伪政府垮台造成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真空，地主豪绅就会自己把它填补起来，改组一下原来的旧政权，并且给它挂上“抗日爱国政府”之类的招牌。在有些地方，这类勾当已经干出来了。年轻的区长决心不允许这种事情在张庄发生。当争夺村庄的战斗还在进行时，他就开始建立新的政府了，因为整个伪政府和一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跑到炮楼里去了，村子已经不受他们控制。郭黄狗把指挥部设在被放弃的旧村公所里，把所有积极抗日的人和几个过去不肯替日本人办事的贫苦农民召集在一起，他们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受压迫、最老实
的青年骨干。十二个约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那天晚上举行了会议。正当八路军和集中起来的民兵开始对炮楼发起总攻的时候，这十二个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民政府”。
郭区长让张天明担任村长。张天明——他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刚从炮楼里回来——觉得自己不识字，没能力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于是便推辞了，要求继续干原先搞地下工作时担任过的治安主任。郭黄狗自己暂时兼了村长。二十年前被父亲用扁担担来的张贵才，过去一直是长工，这会儿当上了村副。年轻的张善庆原来在沦陷的太原当过药铺伙计，会写字、打算盘，这下当了村政府的财粮。被委派为民兵队长和武委会主任的是一个名叫张江子的勇敢而坚定的农民。搞地下工作的资历仅次于张天明的师福元没赶上参加那次会。他当时为了避免把他哥哥师才元出卖给伪军，躲到远处的亲戚家里还没回来。
当伪保安队成了俘虏从炮楼里走出来时，村子已经完全处于新的人民政府控制下了。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批准，既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被任命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取得了管理被解放的村子的权力。绝大多数人都尊敬他们。凭着他们仓促组织起来的民兵武装力量和大多数老百姓的道义上的声援，没有人能够向他们事实上的统治发出挑战。第五区区公所承认了他们，已经有八年历史的潞城县人民政府也承认了他们，这使他们的统治有了合法的根据。
在郭黄狗的指导下，他们立刻开始着手两项重要工作：第一是将全村动员起来支援攻打长治；第二是对伪政权的人员展开清算。为了完成第一项任务，征集了粮食并装上大车运往前线。一大群拿着铁锹和锄头的人在后面跟随着，到那里去帮助部队干活儿。就连刚刚组织好的民兵也有一部分被派到南边参加战斗。他们大部分没有武器，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可是因为需要人，他们还是雄赳赳地开拔走了。这种饱满的士气足以（至少是部分地）弥补他们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存在的不足。
至于伪政府的那些汉奸骨干们，一个也没跑得太远。他们有的在炮楼里同四中队一起作战时被捕了，有的在往长治逃跑的路上被人逮住，由第五区民兵押回村里。他们只要找到保人担保他们不离开村子，就立即被释放出去，听候审讯。
已经在县衙门里正式办公的潞城县人民政府，用两个口号发动了战后的第一个运动。一个是：“打倒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恶霸！”一个是：“讨回八年血债！”这些口号是指向那些伪村吏的，可是他们往往只是后台老板操纵下的傀儡，所以政府又提出第三个口号，即：“打狗腿子找狗头，打小鬼抓首恶分子！”
张天明按照郭黄狗的提议，宣布了县政府的政策：把所有汉奸及其后台拉到群众大会上示众，控诉他们的罪行，然后交给县政府处置。张天明建议先斗伪村长郭德有，他列举郭德有的罪状，激起了干部和民兵们的愤怒。他回忆了沦陷时期贫农的痛苦生活，讲起那时他们怎样辛辛苦苦地干活，刚打下一点粮食，又怎样被伪村吏和端着刺刀的兵士们抢走。这些家伙把大量粮食交给鬼子，并且强迫农民运送，谁不答应就要挨打。
年轻人一致决定第二天就组织一次全村群众大会。
郭德有这个地主的狗腿子、奸细、刽子手、吸血鬼和敌人的傀儡就这样被带到了成百个被他出卖过的群众面前。他脸色惨白，褂子又破又脏。生人见了很可能会以为他是个摸瓜的小偷，而不是一村之霸。
沉默的人群开始向这个罪犯站的地方靠拢过去。张天明向前跨出一步。
“同志们、乡亲们！”他开始讲话了，他那矮小而英俊的形象顿时吸引了大伙的注意。这个黝黑的、自信的、目光炯炯的年轻人，不就是前几年还衣衫褴褛、光着脚在大街上走的张天明吗？不就是当年被大家联名保释的那个不爱讲话的长工吗？几天以前谁会料到他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呀？可是这会儿他自然而激动地讲着：“我们的时机到了，大伙想想我们是怎样受欺负的！汉奸抢走了我们的东西，打我们，踢我们，现在天下是我们的啦！我们有政府和八路军做靠山，大伙把苦水都倒出来呀！血债要用血来还！”
他停顿了一下。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还没有什么反应。
“早先人家看不起我们，谁都有这个感觉吧！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抬起头说话。大伙儿瞧吧，这村子是我们自己的啦！”他把手一挥，划了一个很大的弧形，其中包括了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褪了色的黑布衣服的人群和空场周围东倒西歪的断墙，包括了满是淤泥的绿色的池塘和饱经风霜的教堂上变了形的门窗，包括了寺庙的塌了一半的屋顶和一直伸到庄稼地里的辙迹深陷的街道，也包括了大片田野和打仗时踩在泥地里的庄稼——到处都是一片荒芜，颓败和凄凉的景象，即使最坚强、最乐观的人，恐怕也要为之心灰意冷。“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打倒了汉奸就能站起来。我们可以分他们霸占的东西，过上好日子。”
他说得朴实而且明白。他的语言和声音是看着他长大的人们所熟悉的，但是谁也没有动，谁也没有说话。
“说吧！谁来揭发这家伙犯下的罪？”
场内还是一片寂静。
新当上副村长的张贵才忍不住了，他蹦起来，给了郭德有一巴掌，说道：“告诉大伙儿，你偷了多少东西！”
这一掌惊动了衣衫褴褛的人群，好象一股电流使每块肌肉都收缩了似的。村里人还没见过农民打村长，大伙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其中一个老汉甚至还清楚地尖叫了一声。
郭德有吓得魂不附体，结结巴巴地小声咕哝了两句，张贵才气起来，又动手打他。
站在郭德有附近的人这才听见他嘶哑地小声说道：“一袋税粮…”
“一袋！就拿过一袋？”张贵才喊道。
“那也怪不得我，原先有六斗……”
“尽耍赖皮，连一袋也不认啦！”张贵才一边在郭德有面前来回走着，一边学着他的腔调重复着：“那也怪不得我……”
张贵才同张天明一样矮小而又结实，可是说不上英俊。他长着又粗又浓的眉毛，鼻梁很高，眼窝深陷。这会儿，由于生气，他的脸扭得活象年画上的关公。
“你别跟我们耍赖！”他一边喊，一边在缩成一团的郭德有面前挥舞着拳头。其余的民兵也从后面拥上来，跟着喊：“别耍赖！”
这一来更把伪村长吓坏了，他的话都卡在了嗓子眼里。越打他就越缩得紧，脑袋往下扎得低低地对着群众，但一点也没交代他贪污的那些赃物。
场上的人就象看戏似的都出神了，但他们还是没意识到，若想把戏演下去，他们自己也得上台，要把心里话讲出来。谁也没有主动接上张贵才的话头。
张天明急了，没有群众参加，这事一定办不好。他召集村干部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决定把大会推迟到明天。他们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起码动员起十来个肯带头讲话的人。
张天明宣布推迟大会时，下面一片窃窃私语声，很难说大家是在表示同意还是在表示失望。郭德有被押到村里的“黑房”去了，一路上后面紧跟着一大群小孩。渐渐地群众都散开了，空场上只剩下一些干部和民兵，站在大车店门前，一个劲地讨论群众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一直到他们的孩子来喊他们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张天明和张贵才从村子各处召集了一些贫农，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他们出来说话。没过多会儿，他们就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有顾虑。当时，地主分子和以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的儿子王恩保为首的国民党区党部已经比较清楚地预料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并采取了有力的步骤，转移目标，破坏对他们的斗争。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阎锡山不久就会在日本人的援助下打回来。阎锡山的行动也清楚地说明这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这个老军阀不久前回到了他原来的首府太原，接着就下令让山西省日军总司令澄田睐四郎将军重新占据了他的战时司令部，指挥收复解放区的战役。澄田将军派出四万人马参加作战。地主豪绅惟恐在这场攻势面前还会有人胆敢起来反对他们，所以凡是积极的革命分子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待阎锡山的军队回来就要把他们枪毙。在恐吓的同时，他们还污蔑和诋毁抗日运动。他们造谣说，解放区实行共妻，亵渎祖坟，老百姓都吃大锅饭。他们还狡辩说，和日军合作实际上就是抗日，伪军暂时向日军屈服是曲线救国，日军最后投降不就是证明吗？
所有这些活动不是没有效果的。许多本来很想斗争汉奸的农民，这下又犹豫起来，不敢采取行动了。他们担心，没有皮靴、没有钢盔、没有重武器的八路军不能保住这个地区。离这儿三十里就是长治，仗还打得挺厉害呢。可能还会“变天”，旧秩序又会在刀光火影中恢复过来，这个谁能知道呢？暂且消极地等待观望一会儿不好吗？多少年来不敢触犯绅权的心理，多少世代对于最终的失败与可怕的报复的恐惧记忆，好象乌云一般笼罩着他们的心头。
很明显，单靠打炮楼和抓伪头目，还不足以把张庄的农民发动起来。群众的发动是缓慢地向外逐步扩展的，就象扔进池塘的石头在水面激起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大。这块石头就是被称为积极分子的新的村干部和民兵骨干。
那天晚上，他们向找来的一些人谈了简单明白的道理和事实。他们说到了“变天”。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人还有可能再回来吗？张天明说，就算他们回来，我们年轻人还可以跟八路军到山里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现在要是还不干起来，可就错过机会了。”他又重述了一遍汉奸集团的罪恶历史：申锁子和弓来保是怎么死的；他自己、师福元和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毒打；他们被抢去的粮食和他们被迫服的劳役。
张天明的话起了鼓舞作用。其他农民开始说话了，他们回忆了自己怎样遭受到郭德有的迫害，好几个人立誓明天早晨要开口对他进行控诉。会议产生了效果。散会后，在很多茅屋和破房子里，谈话一直进行到深更半夜。有的人激动得一夜都没睡觉，鸡叫时还在商量到底干不干，要干的话怎么干？
第二天大会开得有生气多了。一开始就激烈地争论到底应该由谁第一个控诉，就连张天明也难以维持住秩序了。郭德有还投有来得及回答任何问题，就有一伙儿年轻人，包括几个民兵，冲上去想要揍他。
在这当口，区长郭黄狗用身体挡住了这些年轻人，随后向大家解释说，这伪村长不过是个狗腿子，是个被利用了的贫农，杀了他也得不到什么，应该把他的后台老板揭发出来。
“叫他知道什么说什么，”郭黄狗建议说，“让他把别的人揭发出来！”
张天明又一次命令犯人说话。
郭德有终于开口了，说出的话大伙儿也能听见了。可是他罗里罗唆地光做解释，说到每件事情，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那些能为自己开脱的细节，至于钱和粮，根本没说出一点头绪来，而且与别人的揭发也有矛盾。干部们决定先罚他一千斤粮食，然后把他的案子暂时放在一边。当天下午，他们从他家里抄出那些粮食，到潞城换回来四杆枪装备民兵。
在这次没有取得最后结果的行动之后，斗争暂停了几天。在这几天之内，区里更重要和更出名的伪头目们都被押上了全区召开的代表大会。张庄炮楼的伪军司令温启荣、五区保安队长申计梅、他的副手秦天兴都面对面地站到了全区各村派来的一百九十多名农民代表面前，可惜四中队的史仁保逃跑了。每村都派了十多个人作为本村的代表，集合在张庄的空场上。他们都是在敌伪时期苦大仇深的人：家里被抢光的，丈夫、儿子被杀害的，妻子、女儿被糟蹋的。
那天，成百的人控诉了汉奸头子及其帮凶的罪行。张庄一位妇女讲了她的儿子金卯是怎样被杀害的，当她讲到保安队如何把她儿子捆起来塞住嘴扔到井里时，已经泣不成声了。群众中也有不少人跟着她哭起来。张庄的申全德控诉伪当局害死了他的兄弟。他说：“我兄弟是被八路军打死的，因为他正给汉奸带信儿，可是那信是汉奸逼着他送的，他们干啥不自己送信？祸首就是他们！”
最后，郭黄狗问道：“这些灾难的祸根在哪儿？谁是这些伪军的靠山？他们那点小部队势力怎么会变得这么大？谁给他们当耳目？是谁向他们告发老百姓的？”
有不少人说申计梅和他的地主后台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祸根。大会结束以前，温“司令”和申“队长”被判处了死刑。他们被带到村边的一块空地里，面对着他们曾竭尽全力修筑和守卫的炮楼被枪毙了。申计梅的尸体还没凉，张庄的一个民兵玉兴就把他的毛衣从身上扒下来，另外一个人把他的鞋脱了下来。尸首留给他的亲属去埋葬。
剩下的第三个犯人秦天兴，当天没有判决，上交潞城县法院来审理。他半夜里从黑房逃出去了，可是又被头天押他到潞城的张庄民兵搜了出来。他是在马场被抓到的，当场就被处决了。
事后的几天，民兵们带领着成千的老乡追查伪军四中队窃取的财产。这些东西放在几个村的民房里面。许多人家主动提供线索，终于把追查回来的好几百套衣服、几千尺布和许多其它值钱的日用品，都归了原主。在地主王来顺家搜到了大量赃物。被处死的人的田地、农具、牲口和家产都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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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抓首恶分子
革命先辈是如何对待托利派问题的呢？直到莱克辛顿时代，爱国者的主要手段仍然是说服劝告，也经常施加法律以外的压力，从抵制贸易到人身制裁。莱克辛顿以后，强迫代替了说服，这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一）剥夺一切公民权利和某些社会权利；（二）没收财产；（三）流放；（四）监禁；（五）处决。
——赫伯特·阿普特克
处死第五区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恐惧气氛。前线的胜利，又进一步消除了这种气氛。九月初，八路军占领了长治，战线向前推进了九十里。随后，九月间阎锡山向襄垣、屯留和潞城发动的进攻也遭到了粉碎。阎锡山依仗三万八千日军、伪军和国民党正规军，企图一举攻克上党高原，把秋收的粮食抢到手。可是十月间他全军陷入重围，被打死、打伤、俘虏三万五千人，剩下的也都溃散了。
拿着铁锨、镢头去支援前线的农民，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光着两只脚，把武装精良但不知道为什么而战的敌人打得魂不附体。早先拿着红缨枪去参加战斗的民兵，回来时甚至带回了一些缴获的枪支作为战利品。
在这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到张庄参加全区大会、看到了枪毙汉奸的农民，各自回村以后，就在全区范围内燃起了反奸运动的烈火。许多隐匿起来的重要的首恶分子都被揪了出来，受到逮捕和审讯。好几个和申计梅一样民愤很大的人物被枪毙了。在刘村搜出的一张国民党成员的名单，使许多潜伏在附近一带非敌占区内的汉奸也被逮捕了。过去伪军能够伏击抗日的干部和战士，就是靠这些人在暗地里提供的情报。
当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第五区区长郭黄狗被县政府调到第一区去了。一位很有经验的组织干部梁同志到张庄来接替了他。梁同志不愿意象郭黄狗那样同时兼任第五区区长和张庄村长的职务，他开始物色一个合适的村长。这时候，过去受伪军迫害的师福元已经回到村里，并且早已全力投入了运动，新区长就选师福元当了村长。
在师福元的领导下，村公所召开全村大会斗争了郭德有、郭富贵、李同仁和其他许多汉奸骨干。每次斗争会上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开胆子站出来控诉。控诉中揭发了汉奸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拿出他们的全部家产来也不够偿还。他们不仅贪污，还明目张胆地抢去不少值钱的东西，而且强迫别人代替他们去服劳役。这些劳役加起来有好几个月，现在折成粮食，要求还给代他们出工的那些农民。
运动首先从郭德有这类狗腿子身上开刀，然后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打击那些甲长、闾长，另一方面打击伪政权的主要支柱。例如，周梅生，敌伪时期一直是村里维持会的文书和主要组织者；还有教堂的孙神父，谁都知道他既勾结日本人，也勾结信天主教的地主。这些人都是伪政权的靠山。
村政府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斗争“智多星”周梅生。群众在食盐问题上特别感到气愤。由于整个敌伪时期食盐由伪政府垄断专卖，居民食盐按人头配给，任何自由买卖都遭禁止。而周梅生从伪县政府领回配给的食盐以后，不是按规定配给，而是玩弄政治权术。亲戚朋友他就多给，和他吵架的人就少给或者不给。通过把生活所必需的食盐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大权在握，就随心所欲地赏罚别人。
周梅生还要对乱征杂税，肆意摊派劳役负责。他强行摊派劳役，就象在分盐问题上一样，惩罚和他作对的人，照顾自己的友好。抵制劳役的人遭到毒打，在去服劳役的人中间，有些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干部们把他所贪污的东西折算为粮食时，计有一百多袋。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就必须把他所有的土地和房子、粮食和财产都交出来。他们只留给他一间房子和够吃到冬天的粮食。
在斗争周梅生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当村里的新干部刚开始领导群众斗他时，那些曾经支持他的地主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抛弃了。他们怕给自己带来麻烦，都假装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孙神父就不那么容易被孤立了。他作为教会留下的唯一的神父，手下有二百多教徒，他们大部分虽然不赞成他的亲日观点和活动，但仍然坚信他的说教。也有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拥护他。孙神父认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很安全，可以公开反对八路军，反对把村子从敌伪的统治下（进而又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甚至反对“反奸运动”。
当八路军战士进了村，并顺着山沟向前推进时，孙神父逢人便说：教会和教徒大难临头了。他在讲道时候预言要“变天”，宣称：“八路军不过是一帮土匪，他们不信上帝，反对天主教，拆寺庙，砸菩萨。他们脚上连双鞋都没有，怎么能呆得长呢？不久中央军肯定会打回来的。”
当村政府为了惩罚汉奸而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并把它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时，孙神父就在讲道时恶毒地攻击这种做法。他说：“人是上帝造的，粮食是上帝恩赐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大家都得听从上帝的吩咐。穷人受穷是上帝决定的，他们不该梦想发财。只有今生忍受痛苦和折磨，死后才有希望升人天堂，越能忍耐，受的折磨越多，就越能早入天国，见到上帝。”
汉奸申计梅被处决后，孙神父还特地给他做了安魂弥撒。不久以后，他就宣称此人的灵魂已从炼狱升入天堂。
孙神父的这些言行遭到了还击，治安主任张天明下令逮捕了他。此后，全村的干部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干部们深入到教徒中间以后，发现了好几个已经对教会不存幻想、并迫切希望抨击教会的人。他们之中有一个有领导才能的雇农叫郭真宽，曾给天主教徒、地主樊朴之扛过好几年活，后来被长治教堂雇去赶骡子。他一生中从教会得到的只有苦难。
在郭真宽的帮助下，村干部们把天主教徒召集起来，讨论孙神父的问题。外村的经验证明，直接打击天主教不是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少数人肯抛弃他们的信仰，而大多数人是不肯这样做的。教会的教义受到抨击时，大部分教徒只会更加拥护教会。因此张庄的干部们没有直接向孙神父的神学理论挑战，而是集中火力揭发他的非宗教活动。梁区长主持会议时，做法是很策略的。他说：“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现在的问题是，孙神父这个人勾结了鬼子，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入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
就连最忠实的教徒也被他这段话打动了，他们渐渐回忆起孙神父所干的一桩桩坏事，几小时之内就控诉了他六十多条罪状。
第二天，全村的人都被召集到一块，干部们问大家敢不敢控诉孙神父的罪行。一开始，谁也没说话。梁区长回顾了孙神父干的种种坏事，这次主要强调了孙神父是如何剥削人的。他说：“孙神父每次做弥撒，只花几分钟的时间诵读经文，可是要收一斗小米，而且一升都不能少，非得一斗不可。”
这时，原进行会的管事申贵廷站起来了，他在王贵景之前管过教会的财务。他说：“我先控诉教会那一套剥削是怎么搞的，底细我都清楚，我个人也受过他们的剥削。”说着，就把他所了解的关于神父、教会和进行会的收支情况都谈了出来。他的话刚完，其他许多人也主动要求发言，相互间都说：“你要说了，我也跟着说；你要是不怕上帝，我也不怕！”
在会议继续进行中间，孙神父被人从黑房里押出来站到了人群面前。他的信徒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当面控诉了他。
“你光会叫旁人受苦受难，”郭真宽喊道，“你说穷人应该挨饥受冻，不能生气，不能越轨，那你自己凭什么天天吃肉吃白面？不合你的口味还得厨子重做。你每天夜里跟修女睡一个被窝，自己不干不净，还叫旁人讲德行。自己享着福，硬叫旁人都受苦。。”
孙神父不屑于回答，只是不服气地闭嘴站着。
郭真宽接着说：“再说做弥撒，谁给你的钱多，你就立刻给谁做；谁给的钱少，你就朝后搁几天；谁要是没钱，你就干脆不给做。你做弥撒到底是为大伙儿，还是为做生意赚钱？”
这下贫农小苏站起来了，他一直走到神父面前，在他面前挥着拳头，说道：“你尽跟我们说瞎话！你说谁也不许咬你发的圣饼，谁要咬了，圣饼就会淌血，上帝还要问罪。可是我没听信那一套。有天早晨，我拿着饼上教堂后边的茅房，把它咬碎了，里面尽是面，没见一滴血。你是满口谎言，尽想骗人啊！”
郭真宽也走上前去，跟小苏站在一起，接过话头说：“就是，一点也不错，你尽是骗人！进行会说是救穷，可好地都归会首和樊朴之种了。那年鬼子进村，我们想进教堂避避风，你光替地主找房住，象我们这些穷教徒只配围着院子转，过后又叫撵到街上来。叫你保管什么东西，一律要收二成的费，你就是这样帮助人呵！”
“帮助人，帮助人！什么时候见他们帮过人？我做一生的教徒，得到的尽是挨打。”说这话的是王承裕。他说到他妹子怎样被弄进育婴堂去，他自己又怎样由于念经拜佛而挨了打，话头就象决堤的河水似地涌了出来。他哭着说；“鬼子刚来那一阵，我是个洋火小贩，我怕他们把洋火抢走，就拿了七十盒叫教会保管。王会长把它放在抽屉里了。三天后，我去一看，就剩三盒了。我问他洋火都哪儿去了，他叫我问抽屉。我再问他，他反倒把我揍了一顿。”
等王承裕说完，别人气得也敢说话了。接着就是一场风暴般的控诉。不少人说得有点离题；本来应该揭发神父与敌人的关系，可是火力却集中到教会和会首们各种剥削上去了。这预示着一场飓风马上就要到来。
裴兴宽不是天主教徒。他说他原来欠下一个教徒一百块现洋，后来还不起了，王会长就插手进来调解。他让裴兴宽把他的九亩地卖给教会，然后由教会再佃给他种。“我把地卖给教会了，”倒霉的裴兴宽用手指着孙神父说，“可是借给钱的人什么也没得着，那地归了教会，算是孝敬上帝啦！我想把地租回手里再种，人家非叫先入会不行，我没答应，结果，到这会儿也没种上那块地。”
天主教徒殷金春说：“现在我算明白啦，信不信教就是那么回事。那年闹荒，我没得吃，孩子也病了。我不得不卖四亩地，本来每亩值一百多块钱，教会偏叫卖四十块，人家说打下粮食归我，可秋收时我什么也没捞着。”
那天一共揭发了教会和进行会一百多条罪状，大会还没结束，就有几个气愤的农民上前把孙神父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天晚上，他靠着几个仍旧效忠于他的人逃到了马场，又从马场逃到西边的白区城镇洪洞去了。
孙神父逃跑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他留下一枝枪、许多件法衣、放在办公桌里的私人文件，还有三十亩地，其中包括一片水浇菜园子，这在全村要算数一数二的了。在他的文件里找出了一封华北日军司令部的介绍信和伪新民会关于加强农村教会工作的指示。
孙神父的私人财产被没收以后，就同村里已经没收的另外二十六家汉奸的财产归在一起。人民政府总共从这些罪犯家里查抄到一百袋粮食，用以偿还他们靠着给日军当走狗时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来的财产。
这些财产，根据大会上所揭发的各家所受的损失，都分给了村里那些最穷的人家。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都分到了东西。那些没有说话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什么也没得到。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师福元、张天明、张贵才和那些民兵骨干，在头几次分配中什么也没有要，这是梁区长的建议。他们采取这种措施是要表明：这个运动是为了所有在敌伪时期受苦的老百姓，而不只是为了领导人自己的利益，是和旧的传统彻底决裂。
头几次分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问题是害怕。许多本应得到财产补偿的人还是不敢接受，尤其不敢要那些贵重、显眼的东西，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参加斗争的标志。如果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那么用不着什么黑名单，首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拿了汉奸财产的人们。
连续好几天，两个民兵牵着一头驴子挨门挨户询问，但没有一个人肯收下它。以前当过伪保长的地主王来顺的一辆最好的大车，起码值一千斤粮食，也一连几天没人敢要。干部们约好不拿东西，他们不得不亲自登门劝说人们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收下大车。后来，有个叫师长顺的中农，是个全村出名好占便宜的吝啬鬼。他天生的贪心战胜了恐惧，虽然原来已有一辆大车，还是出了三百斤粮食把王来顺的大车买下了。这实在是桩便宜事。后来到人们渐渐不再担心什么反攻倒算时，大家又埋怨起来，说是很多人家还没有大车，他不该又买一辆。师长顺为此要把大车退给村里，可是干部们劝他留下。因为这个时候退回大车，又要使好多人以为他对八路军是否能够保住这一带地方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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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五区的“反奸运动”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结束的。这场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区里一位负责干部在给县委的报告中说：运动的成绩是，粉碎了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在旧的政治机构和伪人员的基础上组成村政权的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区里有一半的地主和富农受到了打击和惩罚，有的财产被没收了一部分，有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这样就摧毁了旧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相当一部分物质基础。这些活动发动、组织和教育了许多群众，使他们开始看到和敌伪合作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所存在的联系。
运动的缺点在于没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积极投入斗争，干部和民兵活动太多，而一般群众参加得太少了；斗争时不分对象，对于汉奸也很少或没有按其阶级出身和动机加以区分。
某些党员干部，至少是县级的干部，把这次“反奸运动”看做是向地主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哨战，并且努力引导它朝这个方向发展。可是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分子，却只把它看做是对战时所受的损害的一种报复。他们痛恨汉奸，希望把他们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是这些汉奸来自所有的阶级，起码在张庄是如此。地主阶级从村政府的公开职位上隐退时，物色了另外一些人替代他们办事。这样一来，伪人员中便包括了中农、贫农、甚至雇农。村警和保安队的成员全部都是贫农，闾长和甲长则大半都是中农。许多人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干的，或者由于害怕武力威胁，才无可奈何地供人驱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只给敌人干过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甚至几天，这种人被称为“一顿面”汉奸。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打击了所有这些人，好象他们罪行相同，其实是把现象当成了本质，混淆了傀儡和主子的区别，使穷人跟那些作为伪政权基础和骨干的富人受到一样严厉的惩治。由于惩罚的形式主要是没收财产，所以受打击更厉害的实际上还是穷人。这种政策用来对付那些主要通过以往和现在的剥削而获得其绝大部分财产的、膏肥脂厚的地主阶级固然可以，但是用来对付那些白手起家、绝大部分收入要靠自己辛勤劳动、而一旦丧失这些财产便要沦为乞丐的劳苦大众，就变成灾难性的了。不加区别地惩罚也是不公平的。户主当汉奸，全家受株连。
这种政策分裂了全村，很多人都害怕起来，使许多在今后的革命中有可能成为同盟者的中农，即使不是被推到、也是推向了敌人一边。仅在张庄就有十六户中农和六户贫农因为给日本人干过事，而被部分或全部没收了财产。全区数字高达一百八十一户。
假如说，“反奸运动”不加区别地进行打击，掩盖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也变得非常尖锐突出了。虽然对汉奸的控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宗教信仰方面，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汉奸都是教徒，因此运动中排教倾向是很明显的。在孙神父逃跑后，这种排教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孙神父本人是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凡是有帮他潜逃的嫌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进行拷打逼供，同时也被控是特务。审讯期间，地主樊朴之的二儿子樊明喜和两个贫农教徒虎胜和先保在县监狱里关了八个月。另一个叫侯金明的贫农，被指控为亲手替孙神父开门，于是挨了一顿毒打。他趁着手脚还听使唤的时候，逃到洪洞去了，留下三亩地、三间房和一个前几年从教会育婴堂里买来的年轻媳妇。
这种对所有伪人员不加区别地进行打击以及随着运动产生的排教情绪，使得真正的特务王恩保和他的喽罗们得到了反攻的机会。他作为国民党第五区党部的书记长，在各个村庄组织了二十来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地主。他们一方面攻击新干部确实犯过的错误，另一方面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蜚语。张贵才成了他们在张庄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总是带头动武，打过不少人。十九岁的王满喜力气大，热情高，第一次斗争会就是他把郭德有捆起来押进会场的，这会儿成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他打人那副好拳脚，早就为一些人所赞赏，而另一些人则恐惧地把他称做“阎王”。
在张庄，这种口头上的攻击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可是其它地方的地主集团却扇动起一些人行凶作乱。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南舍一个叫明俊的民兵被吊死在一棵树上，这是一伙儿愤怒的农民干的。他们听到一些谣言，说明俊拿了许多贵重的东西回家，并且调戏了好几个妇女，都是汉奸的老婆和女儿。原来的区长郭黄狗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李村沟，被人抛进了一个枯井，受了重伤。
一些中农的观望、许多天主教徒的愤怒以及激烈的运动所引起的敌人偶尔的反攻，这些都不能阻止和推迟斗争潮流的日益高涨。对于这股逆流的描述，绝不应冲淡惩罚汉奸和分配他们的财产在多数农户中所激起的强烈的热情，不管这些农户本身积极与否。十二月下旬，八路军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力量，号召人们自愿参军。年轻而觉悟高的民兵队长张江子，领了二十五个青年人去县城报名。有五个人因为体检不合格没有选上，其中包括副村长张贵才，他患有梅毒。其余的二十名参加了八路军。光是这支军队就能保证张庄的贫苦农民继续牢牢掌握大权。一个当权的政府，要求人们自愿参军，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国民党统治时期，壮丁是被人用绳子拴着脖子拉上前线的。而这次新兵出发之前，村里却为他们大摆筵席，还发给每人一些零花钱以示鼓励。他们胸前佩着大红花，在一阵阵震耳的锣鼓声中出发了。一群小孩兴高采烈地叫喊着，一直跟随他们到了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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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刨掉腐朽的封建老根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
日本投降后开始的、混乱的、近于无政府状态的激烈的“反奸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土地制度的进攻。早先，那些积极抗战的年轻人只是无秩序地对汉奸复仇，而现在，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自觉和有计划地向地主阶级进攻了。斗争重点的转移，使二十年前开始的，因抗战而推迟了的土地革命，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迅猛发展，其势是任何政党和领袖所不能阻挡的。
潞城县第五区的运动，是以李村沟召开的一次有名的大会开始的。李村沟是通往长治的那条路上，张庄南边的第一个村子。大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召开。会议目的是教育年轻的革命干部，使他们懂得阶级关系的基本理论，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行动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挖苦根”。区领导把所有那些前不久领导了反奸运动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一起开了三天会。他们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一）到底是谁养活谁？（二）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三）应不应该给地主交租子？
参加讨论的人在控诉任何个别的地主时，都是毫不犹豫的。他们反对各种封建性的劳务，例如给地主接送亲戚，办喜事时抬轿子，过年送礼等等。他们谴责地主任意糟蹋农民的妻子、女儿，把她们霸占为妾，或者先奸后弃。他们列举了地主在收租、放债时使用的种种欺骗手段：如大斗进、小斗出；出的粮食掺砂带糠，进的粮食却必须扬得一干二净。大家还说到地主怎样欺侮农民是文盲，在账目上弄虚作假。
干部们都同意减租减息。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退赔过去多收的租子，要求那些自己不交税而把负担转嫁到中农和贫农身上的人必须补交这些年的欠税。可是一说到土地制度本身，有些人就给搞糊涂了。许多人认为，如果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当交付租子。他们说：“要是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就得挨饿。”另一些人尖锐地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说：“土地能吃吗？不能。要是没有人劳动，土地不会自己长庄稼。所以只有劳动的人才有权吃饭。地主有什么权力说：‘这地是我的’，连锄都不动一下，就伸手要一半收成？地租本身就是剥削。”
但是也有不少人说：“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
干部们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在小组里讨论这些问题，区领导也在会上给他们作了关于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报告。他们计算了一个劳力一年里能够生产的粮食，又计算了一个雇农每年从地主那里得到的粮食和工钱，结果清楚地表明，这中间不但存在着剥削，而且是很重的剥削。汉奸的暴行是公开和毒辣的，谁都能认清他们并反对他们；有些地主进行的公开的压迫同样是残酷的，大伙儿也能够认清和反对。但是一般的地主所搞的“暗剥削”，是包含在地租里面的。这一点必须揭露出来，因为这才是一切罪恶的根子。
第三天散会时，大部分人头脑里都明确了三个问题：（一）地主完全是靠农民劳动过活的；（二）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剥削穷人；（三）不应当给地主交租子。
潞城县农民领导人的这一结论偏离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府正式宣布的政策。官方的政策仍然是“双减”，即减租减息。这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在抗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应当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为内战虽然已经开始，并且在某些地区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但是终究还未上升为全面内战。共产党当时的责任，就是在不损害中国人民赢得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以求得和平。在这样一段探索时期，继续实行“双减”是绝对必要的。这时号召没收土地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起初，国共两党的谈判似乎有些进展。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同意在半年时间内停止一切冲突，以便通过某种联合政府形式来求得政治解决。在取得政治解决以前，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要执行双方达成的所有协定，其中包括“双减”，并且要地主豪绅也这样做。可是基层不断要求分地。群众在抗战期间已经武装起来了，他们已经有力量向农村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挑战。甚至共产党的巨大威望和国内外的危险的形势，都不能阻止群众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挑战，而许多基层干部和党组织也随了这股大流。
群众中不断增长的爆炸性力量，在一段时间里被导向对地主豪绅实行各种形式的进攻，它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双减”的规定，而实际上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群众对减租减息的要求一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在沦陷区里，地主不仅继续随意征收租息，还可以随意增加租息。农民现在除了要求减租减息以外，还要求退还以前多收的租息和过去用来抵债的土地财物，这些债务根据“双减”政策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要求加在一起，大部分地主应该赔偿的数量都超过了他们全部财产的价值，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并加以分配。农民们甚至还采取了叫做“扫地出门”的方针，即把地主全家逐出家门，赶到外地。这可以和三十年代的过火行为相比。他们管整个这场运动叫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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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区里开完大会以后，兴高采烈地回到张庄。村政府的财粮张善庆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后来说：“打李村沟回来以后可把我高兴透啦！早先，我一直有点害怕，背上有包袱。心里琢磨着，要是给日本鬼子做过事的人都得挨斗，我自己也躲不开，因为我在日本药铺干过一年多。可是会上说，“反奸运动”已经结束了。大伙儿决定斗那些长期压迫穷人的地主。谁受过压迫、剥削，谁租过地、借过钱，这会儿都可以控诉，可以报仇了。我高兴得不行，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因为我想我也受过压迫。从小时起，家里就因为借高利贷受苦，自己还当了好几年长工。后来到外面谋生，又给老板干活。我一辈子受压迫，受剥削，现在可以报仇啦。”
这些干部回村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村农会。这个所有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组织，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它负责执行土地政策，领导斗争地主，接收没收的财产并把它们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者和贫苦的知识分子，如教师、文书和职员等，只要拥护新的土地政策，经过选举成立的农会委员会批准，都可以参加农会。凡是农会会员都有权发表意见，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有权批评和撤换选出的干部。农会会员必须遵守农会章程，贯彻农会决议，并且每年交纳约合一斤小米的会费。
第二区是老解放区，那里的农会已经成立了很长时间，从那里派了两位干部到张庄来协助组织工作。他们首先把村里最穷的三十户人家召集起来，其中有儿子在炮楼里被打死的妇女，有家里的壮丁被迫到很远的地方当伕子的农户，也有穷得只剩下身上一身衣服的长工。
这些人家有的在反奸运动中已经分得了一些粮食和衣着。师福元和张天明向他们说明，前几次分配只是一个开头，这么一点儿东西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从土地问题着手才行。师福元向他们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要他们各自讲讲自己的家史，看看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里。
张贵才又一次带了头。他为了带动大伙儿，诉说了自己的家史。他说：“原先我在林县我叔那儿住。我叔为了娶媳妇，借了二十块大洋，一年之内连本带利就欠下三百多。这叫我们怎么还得起呀！地主就把我们的房子和地都霸占了，我只好游方走省，四下流浪，找零活儿做。”
他这么一说，贫农申天喜也想起他家的房子是怎么丢的了。“有一回我家缺钱，想把房子典出去。有人要买，议价也挺合算，可是隔壁的申金河强迫我们把房子卖给他，可根本没给几个钱。”
接着，贫农大洪的媳妇说起来了：“你家卖的是房子，可我父母卖的是我自己。我们住的那条山沟倒是挺富，就是我家没有地。一闹灾荒，合家没饭吃，就把我卖了，换回几斗粮食。要是家里有点儿地，我也能象样地找个婆家，用不着当牲口卖掉了。”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许多人想到卖掉的孩子，想到死去的亲人，想到被霸占的财产，都掉下了眼泪。村干部们不停地问大伙：“这些都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受苦？我们受苦是因为八字不好，还是因为土地制度，因为交租子？我们这会还不该跟地主老财算账，把旧世道给翻过来吗？”
最后，张天明激发大家起来斗争，他说：“现在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敢不敢起来斗？八路军和解放区政府都是支持我们的。好些地方，地主已经被打倒了，我们只要和别的地方一样，起来斗争，大家就可以翻身！”
有人说：“我们的人不够啊！”
“那我们就得再串联，这会在场的每个人都应该再去找人。穷人都是亲兄弟，只要团结起来，谁都甭想阻挡我们！”
这三十个人回家后，各自到邻居、友好家串门，每人串联了两三个大伙儿都能同意的人。没过多久就有一百多户人家入了农会，他们大部分都是贫农，也有几个是中农。带头斗争孙神父的天主教徒郭真宽，给人扛了一辈子活，老婆在荒年里饿死了，现在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王雨来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出生在太行山上的林县，曾经在当地的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土匪。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红枪会。他一直很穷，在张庄住了十年，始终是给人家扛活儿。“反奸运动”中，特别是在斗争孙神父时，他和他十八岁的儿子王文则都很勇敢，劲头十足。
农会成立后，大忙了好几天。许多农会积极分子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将要到来的斗争，把日常的活计都搁下了。这样到了一月底，“清算”地主的运动终于开始了。
农会委员会决定先斗郭春旺。他虽然不是村里最富的人，可是心眼儿却最坏，他和“智多星”周梅生往来甚密，因此也沾上了汉奸份儿。更重要的是，闹荒那年，他家饿死过长工，而他反而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出售，进行投机。干部们这回吸取了第一次大会失败的教训，事前先开小会搜集郭春旺的材料。他们鼓励那些苦大仇深的人先给自己周围的人讲，然后又动员他们在全村大会上发言。
开小会的时候，民兵们把郭春旺逮捕了，并且抄了他的家，搜出几千斤粮食，其中有不少已经发霉了。开大会那天，这些发了霉的粮食在院子里堆了一大堆，它们本来可以保住几十个人的生命，现在却堆在那里散发着臭气。前来控诉的人们踩着粮食走到院里，后来院子挤满了，有人便坐在粮食上面。大伙闻着那股臭味，看着这堆粮食，想到多少人就因为几斤粮食丢了命，不由得激起了满腔怒火。粮食旁边还摆着两缸盐水，这是由于藏的时间太长，盐粒都因潮湿而融化了。在贫、雇农们几个月吃不上盐的时候，郭春旺却把盐白白糟蹋掉了。
在这次关键性的斗争大会上，村长师福元放了头炮。他是郭春旺的表兄弟，因此他的话对全村来说显得更有分量。一个人起来控诉他的表兄弟，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欺压。
师福元冲着郭春旺说道：“闹荒那年，我哥给你家扛活，我们都挨着饿，没什么吃的，可你连管也不管。跟你借过几回粮食都没借成，你眼瞅着我们饿着，没一点儿同情。”
接着民兵黑胖站出来了。他声音颤抖着，说起自己向郭春旺租地的经过：“有一年我交不起租，你就把我打下的粮食都拿走了，连衣服都拿走了，什么也没给剩下！”他说不下去了，呜咽起来，人群中顿时跳出十几个人，大声喊道：
“你安的是什么心？”
“你把东西搜刮净光，把苗二和他兄弟全饿死了。”
“是呀，你尽操些邪念，真没一点良心！裴虎文的娘不是你给逼死的？”
“说！”
“对！说！叫他说！看他怎么说！”
可是郭春旺闭住口，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农民们见他哑口无言，知道是被问住了，大伙儿已经打了胜仗。好些原来没敢开口的人也不顾一切地嚷起来。
大会开了一整天。天黑时，农会把郭春旺欠大伙儿的账统计了一下，整整够一百袋粮食。当天晚上，乘着一轮圆月，民兵们丈量了郭春旺家的土地。他们发现这家伙的土地比契书上写的多出了十八亩。二十年来，大伙儿的税都交不过来，他那块地却一直漏税。人们把这一项和其它该赔的加在一起，发现他所有的土地、房屋、粮食、衣服、牲口等等，合起来也不够偿还这笔账。大伙儿到他粮库里一看，哪里找得到成百袋粮食，总共只有微不足道的六袋可以抄走。
次日早晨，人们又集合起来，继续斗争郭春旺，大伙儿情绪都非常高涨，妇女们为了让全家和自己一刻也不耽误开会，连干粮也捎带上了。这一回由梁区长领先，他说道：“我们和地主清算血泪账，不早不晚就在这一会儿。把他的财产全没收了也不够数，问问他把金银财宝藏到哪儿去了？叫他把这些交出来！”
“对啦！说！现洋呢？你把现洋埋到哪儿去了？”群众大喊着。可是郭春旺除了说自己从来没有过现洋外，其他什么也不肯讲。大伙儿都不信，就派了民兵到他家里去搜查。六十多个农民也自愿跟着去了。他们把地面和炕上铺的砖都起了下来，墙壁也敲了又敲，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有几位干部见没搜出东西，就把郭春旺叫到一边对他说，把钱藏起来也不中用，既然一般财产不够还债，大伙儿早晚会把他藏的浮财搜出来，所以还是自己主动交出来比较安全和明智，等到群众把东西搜出来，就要激起民愤了。经过好几个人这样的警告，郭春旺终于软下来。他说出了该挖的地方，结果挖出来一个瓦罐子，里边有五十块银元。
民兵们把银元拿到会场上。大伙儿顿时气得怒火中烧，郭春旺这不是分明在哄骗人吗？几十个人马上冲上前，顺手抄起家伙就去揍他。
他们喊道：“你快说，剩下的在哪儿？你心里明白，不只这么点！”
有人掴了他一记耳光。郭春旺捂着淌血的嘴说道，“别打呀！我说，我这就说，里屋还有八十块银元。”
大会马上停下来，民兵和一部分热心的群众重新回去搜查，没过多久，便找到了这些银元。大伙儿胃口更大了，火气更旺了，郭春旺已经完全落入他们的手心，可是还敢象耗子耍猫一样和他们兜圈子！先是米、后是盐，这下又是银元，这狗日的比他们想的阔多了！大伙儿回到院子里，又揍起他来。
那天他总共交出了二百多块银元。
晚上，人们把他放回家去，暗地里派了几个民兵监视他家，探听他在家里说些什么。
那一天，全村最阔的地主申金河从早到晚都在家里闷坐着。他听见群众控诉郭春旺的吼声，也听见他们汹涌地闯进郭家的大门，天黑后，他悄悄上了街，偷偷摸摈地来到郭春旺家门口，想要打听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能商量出一个办法，抵挡住这次新的进攻吧。他轻轻敲了一下通向郭春旺家庭院的那扇唯一的大门，可是没等人出来开门，几个民兵从后面过来，把他抓住关进了村里的黑房。这时离农历新年只差两天，有钱人家的老婆、丫头为着准备好吃的东西，已经忙碌好几天了。农会干部们决心不让申金河痛痛快快过年，他们虽然来不及动员舆论斗争他，还是决定第二天召开斗争大会。事情凑巧得很，申金河的兄弟申金宽正好干了一桩蠢事，这对群众的发动，比村干部们几天的动员工作还起作用。
申金宽一听说他哥哥被抓起来了，扛上一袋白面就出去串门。他走到副村长张贵才家里，见他正和村里的财粮干事张善庆在一块儿说话。他把面袋放在门口，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就坐下和他们聊起天来。没一会儿，他扯到了正题：“我也知道你们日子艰难，既然都是一个村的，大伙儿都别讲客气，这袋白面你们拿上，也好消消停停过个年！以后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我家大门总是敞开着的，随时可以帮个忙。”
这两个年轻干部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他把他们当成什么了？是用一袋白面就能收买的耗子吗？他们把他连人带面赶出屋门，然后立即去找张天明。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张贵才和张善庚把申金宽想收买他们的事告诉了大伙儿，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和控诉。
“荒年他怎么一粒也不给呀！连要饭的都从家门口给撵走！这会儿倒为我们的苦日子掉起泪来，这会儿倒成了‘一个村儿的’了？”一个人说道。
“他分明是想收买我们的干部，挖我们的墙脚，我们可不能受骗呀！”另一个人跟着说道。
张天明说：“我们都得吸取教训，千万不能听地主的话，千万不能保地主。对付地主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斗！”
干部们起先还顾虑大伙儿不敢控诉申金河，可是张贵才这一阵揭发却把闸门打开了。郁积的苦水涌出来后，就再也无法遏止住，只那一次会上就揭发出来一百多条罪状。申金河的恶迹实在太多，影响也实在太广，全村有一半多的人家都要跟他算账。
第二天发生的事，是农会主席郭真宽讲给我听的：
最后一次斗申金河的时候，他的罪状已经比那一百条多得多了，有些从没当着人前说过话的老太婆也起来控诉他。就连李茂媳妇，那个胆小得连人脸都不敢正眼看一下的女人，也在申金河眼前挥着拳头喊着：“有一回我到你地里拾麦穂，叫你连打带骂把我撵走了。你凭什么打我骂我？凭什么把我拾的麦穂抢走？”那次会上总共揭发了一百八十多条罪状，申金河一句话也答不出，光是低头站着。我们问他，大伙儿揭的是真是假，他回答说全都是真的。我们农会委员会给他算了一笔账，光细粮就欠下四百袋，还不包括粗粮。
那天晚上，大伙儿都到申金河家院里帮助查抄财物。因为天冷，我们烧了几堆火，火光冲天，照着星星可真好看。我们进去统计了一下他的粮食，发现总共才两百袋小米，还是毛粮，这只顶他欠下我们的二成多。当时大伙儿就决定开个现场会，会上的人想到他有酒坊，想到他用酒糟喂猪，想到北老社和孔圣道，都说他准有不少现洋。
我们把他叫出来，说粮食不够数儿，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只说：“我有房子，有地。”
可是大伙喊：“那也不够！”随后就揍他，最后他说：“我炕底下有四十块银元。”大伙儿立刻进去把它挖出来了。这下大伙儿更有劲了，又把他打了一顿，结果又说出一百多块银元。可谁都不信这就到头了，还是一股劲打他。有几个民兵找来一根铁棍，开始用火烧。直到这时申金河才承认他在民兵满喜的叔叔家里藏了一百一十块银元。满喜是个急性子，一听说他叔叔帮助申金河，立时气得火烧房檐。他跑回家去就揍他的亲叔。我们把他拉住了，告诉他：“你叔不知道这是罪过。”接下又问老汉为什么替申金河藏钱，他说：“谁也没跟我说过什么来，我瞧不出这有什么罪过。”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亲戚，而且那钱也是好几年前交给他存着的。满喜这才慢慢冷静下来。这还算好，要不，他一气之下，说不定就把他叔打死了呢，他劲儿可不小。
那天黑天时，我们总共弄出了五百块银元。完事后，日头都快升起来了。大伙儿又饥又乏，特别是民兵，召集群众开会，在申金河家放哨，都是他们的事。打申金河，挖他的钱，也数他们最卖力气。我们就决定把申金河准备过年的东西全吃掉。有一大罐猪肉馅饺子，有辣椒以及其它好吃的东西，还有虾米呢！
大伙儿都说：“以前我们没过过一个痛快年，一到年关他就下来收租逼债，把家里刮个精光。这回可捞着随便吃了！”大伙儿饱吃一顿，谁也没觉得冷。
那一天，张庄的老乡们几乎感到了生平最大的快乐。他们心情非常舒畅，以致有个亲戚一出面作保，就把申金河放回家去了，而且没有为他设岗。因为过年，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可是申金河并不甘心坐等斗争重新展开，他第二天就逃跑了。郭春旺也跑了。郭春旺和他老婆逃到外县当了一阵小学教员，不久又从那里逃走了。从那以后，张庄的人再也没听到过他们的下落。
郭春旺跑掉以后，农会又把他弟弟找了来。他弟弟郭富旺，原来跟他一块做生意。他被痛打一顿，过几天就死了。虽然打得这么狠，他还是没有交代出一点儿能够找到更多钱财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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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下一个是王来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底，王从来媳妇回到了张庄。那个买她做童养媳的人家把她和她的男人赶走以后，两口子就不得不乞讨为生，一直在外村住了二十年。这时，听说要跟地主清算，讨还旧债，他们急忙赶回村里。可是却碰上村干部的冷遇和敌意。张天明、师福元、张贵才和郭真宽都没听说过这对夫妇，他们不乐意把“果实”分给外村人，因此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后来从来媳妇跑到区公所去告了状，区里便指示师福元把王来顺的老娘叫来盘问一下。
老婆子不承认王从来是她儿子。“他是捡来的，”她说，“他在这儿住过半年就窜啦，我一向没虐待他。”
“那你凭什么给他买媳妇？”从来媳妇气得嚷起来，“他要不是你干儿子，凭什么我在你家挨打受气，整整过了六年？村里谁不知道从来在你家象个长工似地干了十年，你想一手遮天吗？”
师福元这才信了她的话。但是既然她和她男人在一般年轻人眼里还很陌生，农会便没有分给他们什么财产，只让他们住了王来顺家一部分房子，并种了他的九亩地，但这些还不算他们自己的东西。王从来和他媳妇已经等了多年，他们还可以继续等下去。他们搬进了借住的房屋，等着斗争王来顺的那一天。这一天用不着等多久就到来了。
王来顺步郭福旺的后尘上了审判台，站在自己的佃户和长工面前。从来媳妇站在最前排，她第一个发言。
“你凭什么自己呆在家里，硬把我俩撵出来？”她移动小脚走到惊呆了的地主面前，质问道。
“因为从来还有个爷爷，他有地方住……”王来顺眼睛看着她，不敢正视她的脸。
“可你也有亲戚，也有地方去，为什么单把我俩赶去要饭？闹荒那年，我们回来求你这个兄弟，可你什么也不给。你使棍子撵我们走，还用拨火棍打我和娃们。”
“有这回事。”王来顺说。
“凭什么？”从来媳妇嚷着，眼泪顺着她沾满灰尘的脸颊流下来，“凭什么？”
“我是害怕你们回来跟我分东西。”
这回答激怒了整个会场。
“揍他！揍他！”许多人喊了起来。
从来媳妇从自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她们足足打了有一顿饭功夫。从来媳妇一边打，一边喊：“你打了我六年，今天我要报这个仇。先前你一点不顾我们死活，你睁着两眼不认得我们，现在我也不认得你，现在轮到我了。”
王来顺在她们面前畏缩成一团，拳头和皮带落在他的背上、脖子上，他哼哼着，后来便晕倒在地上，被人抬回家去了。
开完会，王从来一家立刻得到了十间房子、九亩地，这在当初只算是借给他们的。
算起来王来顺欠下人们很大一笔债，可是民兵们从他家里只搜出很少一点财物。除了房子和地以外，仅仅只有几袋粮食。人们打得再狠，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没藏什么金银。他说他吸大烟上了瘾，有钱都花在那上面了。
老乡们无论如何不信他的话。看到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大伙便决定斗他的老婆，那天是在庙里开的会。人们问起来顺媳妇，她回答说是有一些钱，可是交给从来媳妇保存了。大伙儿气坏了，民兵们跑去找从来媳妇，把她带到庙里问道：“你为什么替地主藏钱？”
“我没有藏过，”从来媳妇说道，“谁跟你们说的？”
“她说的。”干部们指着来顺媳妇。
从来媳妇气得脸色发青，朝着这个死对头扑过去。干部们把她拉开了，继续追究下去。他们已经不相信她的话，以为那是在愚弄他们。
“快告诉我们你把钱放在哪儿了？”他们命令道。
“我会做出这种事来吗？她是我的冤家呀！”她刚说完，人们便开始打她。有个名叫侯金柱的贫农过去曾在王来顺家里扛活，他拿出一把剪刀剪她的肉，鲜血透过褂子涌了出来。
从来媳妇尖声嘶叫着，反抗着。“她连一根针也没藏在我家，她一人把大院霸占这么久，我们一搬回来她就怀恨在心。她诬告我，要把水搅浑，你们还信她！”
最后，这些年轻人总算相信从来媳妇说的是实话，让她回去了。王来顺一家被赶出了院子，就象多年以前他把王从来一家赶出去时一样，现在轮到他们住在破庙里要饭吃了。可是他们受不了这个罪，没过几个星期便离开了张庄。他家所有的土地、财产、房屋、衣物、农具和家具都被没收了。只有老婆子——王来顺和王从来的养母仍旧留在村里，住进大街旁边一间没人要的茅屋。有一天，她到王从来家去要点吃的，她的干孙子认出她来，就跑到大街上拿棍子打她，嘴里嚷着：“叫你也尝尝这滋味！”
后来，老婆子因为凑近点着的柴禾取暖，被火烧伤了。一阵风吹来，火引着了她的衣服，大片皮肤都被烧焦了。老婆子疼得太厉害，不能再出去要饭，就饿死了。
老账就是这样一笔又一笔地清算着。旧制度的残暴就这样在它死亡的抽搐中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回响。
※ ※ ※
农会刚刚把王来顺一家清算完毕，紧接着又对村里其他富户挨个进行了处理。几天之内，地主李东胜、史腊明、樊朴之、徐争鹏和郑林锁等全部被没收了财产。
因为李东胜有两个养子参加了八路军，所以一开始人们对他还比较宽大，允许他保留了一部分土地，并且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可是后来追查地财时，情况就全变了。农民们问起他银元埋在哪里，他一点儿也不肯交代。大伙儿被这种反抗态度惹怒了，狠狠揍了他一顿。本来谁都无意伤他的性命，可几天以后他还是死了。他老婆、孩子马上交出四百多块银元，结果又被允许住在自己家里。
史腊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被一群愤怒控诉的人们打死了。他的儿媳妇被驱逐出门，后来也饿死了，她丈夫史仁保当过伪军官，早先是本村的恶霸，这会儿远在阎锡山的部队里效劳。
樊朴之被赶出村子以后，生病死了。他儿子樊明喜是个国民党特务，在一顿痛打之下，也一命呜呼。剩下一个十七岁的孙子逃之夭夭，两个儿媳妇都在本村改了嫁。
郑林锁有个兄弟是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农民们一点不肯含糊，把他全家扫地出门。
徐争鹏当了国民党的将军，一直没有回村受审判，他妹子和妹夫两人住在他的大房子里，种着他的一半土地，还有一个表兄租种着另外一半。农会没收了他的全部土地，但是很可怜他的妹夫，因为他在徐家实际上象个长工，大伙儿给了他十八亩土地。那个表兄也分得了一些。
当身份明显的地主在这种广泛的打击下纷纷倒台的时候，另外一些地位不十分清楚的乡绅也受到了进攻。阔老财的儿子杨贵生自己虽然参加劳动，可是全家都被轰出村去；以劁牲畜为业并且自称是兽医的王常义过去攒下钱就在张庄买地，这回被剥夺了四十二亩；拥有大量土地的余根成，六十亩地丢了五十亩。只有寡妇王凤只的五十亩地没有遭到没收。
在运动的热潮中，即使那些比较小的剥削者也难保安然无事。凡是出租过小块土地，雇过工或放过少量高利贷的人家都被称为富农，并且按照对待富农的办法进行打击。在反奸运动中部分或全部被没收了财产的中等家庭有十六户，现在又增加了六户。他们是：有三十六亩土地和一头驴子的王春乐；有四十八亩土地和一头牛的郭召成；有六十亩土地和一条驴子的康真女；还有崔家三兄弟，他们都是地主的儿子，共有一百二十亩地。
农会在把那些进行过某种程度剥削的个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本村地主豪绅所控制的各种机构。地主们在这些机构中积聚并有效地加以控制的财富，比他们个人占有的财富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些。北老社、孔圣道、村学堂和其它几个宗教、文化、家族组织，全部受到了清算。粮食、钱财、房产且不用说，光是从这些机构没收过来的土地就有一百八十亩。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向教会发起总攻的准备而已。教会是全村最重要的财富聚集中心，它的财政分支——进行会则是全村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几个月前，随着孙神父被当做汉奸依法逮捕，反对教会的运动就在张庄开始了，以后中断了一阵。可是在整个高原地区的人民都起来没收地主的财产时，这个运动便又被重新点燃了。在长治召开的那次群众大会，标志着整个地区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来自三个县内二十七个村子的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声讨了他们的主教和几个外国神父，以及作为上党地区天主教心脏和神经中枢的大南堂的全体神职人员。
这次大会的结果是没收了这个中心机构的财产，除了大南堂及其邻近的土地仍然留给教会以外，剩下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三个县的教徒。因为大家知道，教会所以能有如此雄厚的积蓄，完全是由于有了他们自愿的或被迫的贡献、捐献和其它施舍。潞城县分得的一份，拿到马场以后就在那里分配了，单是张庄就分到了价值大约五十万元边币的财物。全村五十二户教徒分了九吨粮食，二百多套好衣服，此外还有好几千块钱，每人光边区票就分了一千五百元。
过后不久，张庄的干部和农会领导人就以没收长治大教堂的财物作为先例，也开始行动起来反对本村的教会。他们从教会、育婴堂、育婴堂附属医院和进行会里总共没收了二百四十亩土地、四头奶牛、大量的麦子和玉米、一百条新被子、十五套教袍、许多套新童装、两辆自行车、玻璃器皿、成批药品、几百根蜡烛、铜十字架、铜烛台、十六个铜油灯和两千块银元。
这批财产不再只分给天主教徒，而是和其他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财产合并到一起，为公共组织提供经费并且分给村里所有的穷人。
教会主要的非神职头目、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现在被人们当做地主来加以斗争了，这件事给了天主教最后的打击。按照他占有的土地来说，这个人仅仅够得上个中农。但是在老百姓的眼里，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地主的下场，因为他“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
王贵景被带上群众大会，由于民愤极大，当场就被打死了。要不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王恩保和王小恩，群众也许还不会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可是就在不久以前，这两个国民党秘密组织的头子都被揭发出来了。过去人们就猜想教会是个汉奸、特务老窝，这一下又引起了对教会的公开和潜在的怀疑。
这个国民党秘密组织，是由原伪县政府的一个职员师怀义揭发出来的。师怀义想到一个新建的乡村学校里去当教员，新的县政府把他送进了一个专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的训练班，在那里他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活动。他交出了一张国民党党证，说明是从张庄的王恩保那里领到的。王恩保立刻遭到了逮捕。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是一个专门破坏解放区的特工小组的组长，并且同在省府太原的阎锡山的组织保持联系。治安主任张天明命令把王恩保看押起来，以便对他进一步进行审查。当天晚上，派去看守他的民兵打了瞌睡，清晨起来，发现王恩保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经过一番彻底的搜查，民兵们在一口井底找到了他的尸体。
这个国民党特务的兄弟王小恩硬说干部们害死了王恩保，他公开赌咒要进行报复。因此立刻受到了民兵们的严密监视。王小恩家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虽然眼力不济，内心却是拥护新政府的。有一天，他们在一锅正准备吃的小米饭里发现了几根断针，两口子都怀疑是那个邻居干的，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张天明。从那以后，民兵们就把王小恩看得更紧了。他们发现他和一伙前国民党军官拉上了关系。这些军官当时正在驻在教堂院内的抗日军政大学里学习，因而住在村子里。他们都是战时的俘虏，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是希望把他们争取到革命一边来。他们在村子的范围以内可以不受监视地自由活动。王恩保被捕自杀之前，他们经常去拜访他，后来又和他兄弟王小恩联系上了。
一天，有个军官逃走了，王小恩被抓了起来，严加审问。他在会上供认，他哥哥死后中断了的工作由他担当起来了。他搜集张庄斗争的情报——谁被斗了，谁挨打了，谁被打死了，谁是干部，谁是积极分子。他把这些都写成名单，交给那个俘虏军官，然后帮他逃跑了。他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替那些被剥夺的地主和他死去的亲哥复仇。这个招供激怒了大伙儿，特别是那些民兵，结果王小恩也被打死了。人们带着这种愤怒的心情继续斗争了他的父亲王贵景，使他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解放前，王会长家里有十五口人，现在一个也不剩了。两个被打死，一个自杀，剩下的都外逃了。就这样，老百姓们不但清算了村里的头户天主教徒，同时也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
王家毁灭以后，教会再也不是张庄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了。虽然它还有几十个信徒，而且其中许多人对于斗争教会很不满，很生气，但它再也做不成弥撒，再也举行不了圣礼，再也收集不到捐款了，就连教堂的圣殿本身也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现在只能用来作为通知开大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教堂的院子也由政府各个机构征用，做了临时办事处。其中有抗日军政大学和第五区政府。
※ ※ ※
“清算”运动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开始，大约进行了四个星期；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从“反奸运动”开始，经过一个月的激烈行动基本上接近完成。这两次运动的结果，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了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还强。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没收的牲口有二十六头，占全村所有大牲口的一半多。村里总共有八百间房子，没收的就有四百间。没收的屯粮在一百吨以上。此外还有好几百块银元，许多珠宝首饰，几屋子家具，几十件农具和成百套各式服装。
很难按美元估算出这些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如果土地按每英亩二百美元计算，牲口一百美元一头，房屋四十美元一间，粮食五十美元一吨，其他东西按此类推，那么，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价值也不超过十万美元。对于资本主义的西方来说，这是一笔可笑的小数目。在四十年代末期的美国，这点钱还不够在任何一块肥沃土地上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奶牛场。可是，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和农民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对于张庄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大致相当于全村男女老少在正常年景下五年的收入。
农民们把没收了的财产称作“斗争果实”，在这些果实上寄托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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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斗争果实
在富豪与奴隶杂处的社会里，在拥有两万英亩庄园和富丽堂皇的宫殿的封建领主与在简陋的茅屋里栖身的“下等白人”杂处的社会里，难道共和政体，免费教育，信仰自由和社交自由能存在吗？假如要把南方改造成为安全的共和国，土地就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出力耕种，或由有才能的公民以自由的劳动来耕种……这个国家将彻底摆脱那些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和桀骜不驯的叛逆……必须打碎他们的统治基础并予以改造，否则我们的鲜血和财富就会付诸东流。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一八六五年于宾州兰开斯特城
三月到了，天气依然寒冷而又晴朗。太阳带着夺目的光彩升上万里无云的天空，但照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是那样微少，就连头天夜里下的一层薄薄的雪也消融不了。晶莹的白雪使得原先肮脏破落的乡村神奇地变成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仙境，好象整个世界又回到了寥廓清新的初创年代。
在经过南头庙门口的那条街道上，有两个民兵站在雪地里。他们穿着布鞋，冻得直跺脚，不断朝冰冷的手指上嘘着热气。这时候，他们面前出现越来越多的心情焦急的穿着破衣烂鞋的农民。他们裹着带补丁的围脖，披着破旧的棉被。
在庙院的木头大门里边，另外十来个民兵来回跑着，互相吆喝着。有的向外搬着东西，有的蹓着牲口，有的把家具摆列成行，有的把衣服整齐地垛起来，一切都象是在准备什么集市似的。经过这样一番努力，不到片刻工夫，这座有着粗大的木柱和飞檐的古庙周围，就好象在举行家具、农具和牲畜展览会。在院子临街的那一头，一大群牲口不安地簇拥在一起，为首的是一头两条后腿上沾粘着粪块的黄犍牛。紧挨着它站着一头皮毛刷得发亮、颈上和额前都系着红缨的毛骡。毛骡脚下是一头被拴住了一条后腿的黑母猪，它那干瘪松弛的腹部在雪地上甩来甩去，两只小猪娃拚命在它身边拱着。离这不远有一只竹篓，里边装着十来只鸡，都长着彩虹一般的漂亮羽毛。六头长毛羊在秫秸围成的圈里转来转去，发出咩咩的叫声。
在牲口群背后靠右边的地方陈放着农具，其中包括一辆铁轱辘的双轮大车、一张铁铧木犁、一个用腊条编成的耙、四把锄镢、十来根桑杈、木铣、钉耙、木耧和粪筐、一根井绳、一副辘轳，还有别的许多东西，简直无法一一列举。
靠左边的地方摆着几口大缸、瓦罐和地主家用来盛放粮食的、质地很结实的柳篮，另外还有几领苇席，人们可以用它搭凉篷，圈谷囤，或者铺炕。
院子中央，经过人们的精心安排，摆上了几件样式好看而且非常坚固的硬木坐椅和长凳。椅子后面放着一长溜的桌子、镜台、碗柜和镂花的桃木或红木箱子，那些红木箱子上都嵌着很大的黄铜护角和套锁合页。这里还放着三面大穿衣镜，其中一面足足有一人高，镜面亮得找不出一点瑕疵。在桌子上和用板凳架起的木板上放着几十件家庭用具。其中有织机、纺车、线框、铁锅、蒸笼和装着铁片的饸饹床，中间夹杂着一些零散的缝衣针、织布梭和弹花弓子，还有一张非常值钱的细铜丝筛面箩。
在庙门外的台阶上，人们临时搭起几张桌子，上边放了各种衣料，各种尺寸、各种花色和各种样式的衣服，从粗糙的土布劳动服到丝绸褂子、缎面黑帽、绣花衬衫、绣花拖鞋、绸手绢和花边头巾，应有尽有。中间一张桌子上放着三件男式羊皮大氅，旁边是几件丝棉坎肩（冬天穿上它是再好不过了），还有几顶绣着龙颚的娃娃帽、一个银制的拨浪鼓、几只银手镯、几副耳环和玉饰、几匹洋布、几块染过或没染过的棉布、一副妇女做饭时戴的袖罩、两只闹钟和一箱专供糊鞋底用的碎布头。另一张桌子上堆满了大大小小、或新或旧的鞋子，既有小脚新媳妇穿的缎子鞋，也有下地干活穿得半旧的纳底粗布鞋。还有一张桌子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棉被，有带花的，有条纹的，也有素色的。
这里陈列的是几家阔地主的全部家财和农具。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些东西如今变成了属于人民的“果实”。
每一件东西都由贫农委员会仔细地登记了下来。他们聚集在庙里一处平台上的桌子旁边，一起讨论着什么问题。桌上放着几轴卷在圆木棍上的好几尺长的文榜，榜上用草书写着院里各种东西的名称和折合小米的斤数。几个识字的青年农民匆匆忙忙地调理毛笔，研磨墨汁，准备把大伙的决定记录下来。他们用同音字写出来的简体字，简直会让老学究目瞪口呆。街上到处都是人，不一会儿，喧哗声越来越大了。
终于一切都布置好了，外面的民兵开了大门，人群就象潮水一般涌进了院子。他们手里挥舞着表示由于贫穷或受迫害而得到优先分配的纸片，那些没有纸片的人都被民兵挡了回去。约摸放进五十个人以后，大门又重新紧紧地关上了。
庙门里边刚才进行准备工作时的那种繁忙，现在由于蜂拥而来的人群变成一片混乱了。农民们兴高采烈地从这张桌子涌向那张桌子，从这堆东西涌向那堆东西。凡是大件的财产，如大车、犍牛和骡子等等，事先已经由委员会作了分配。那些共同分到一头牲口的人们，这时都围拢过来，一边仔细地端详，一边伸手去拉，又是抚摸，又是察看，絮絮叨叨地议论不休。他们好象不知疲倦似地牵着牲口前后不停地蹓着，一会扳开嘴巴数数牙口，一会敲打它们的肚皮，再不就站在一边打量它们的身架。许多人还是破天荒头一遭有牲口。虽然每个人最多只能摊到一条腿，可是这实实在在的一条腿已经足以使他们感到骄傲了。
当这些幸运的人们不住口地品评着牲口和大车的时候，其余的男人和妇女们带着乡下人进城赶会的热烈兴头，在院子里不停地转来转去。他们把成叠的衣服翻过来又倒过去，把绸褂子穿在身上比试大小，把丝棉坎肩捧在身前显示着，把一顶大狼皮帽子扣在头上站到穿衣镜前晃来晃去。他们把棉被一床一床地展开，接着又去摸摸洋布的质地；刚刚在椅子上坐下来，又想起试一下桌子平稳不平稳。人们一刻不停地互相招呼着，挑逗着，欢笑着，这种兴致勃勃的场面是大家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
每一个农民都有权利挑选一件东西。大伙都希望在做出决定之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巡视一遍，可是也都害怕别人会乘着自己犹豫不决时，抢先拿走自己心爱的东西。没过多久，第一个人，接着其他几个人下了决心，他们带着挑选好的东西走到庙门口的台阶上，告诉委员会自己想拿回家去的东西。
“你当真决定要这个啦？”村里最熟练的笔杆子张善庆，瞧见打光棍的堆金老汉扛起一口和自己身体一般大的缸，连忙招呼着问了一句。“那会有假？”老汉昂然地答道，“我没什么家伙可以盛粮食，早先从来没有那么多粮食，这个正合适。”
稍停了一会儿，张善庆在文榜的编目里找到了这口缸，就在它旁边填上了堆金老汉的名字。
“这家伙值五十斤粮呢！”他说话时，声音里带着疑惑的口气。
“我看差不多，”堆金老汉说道，“值得起那些粮食。”
他接过一张写着物名和折粮数目的纸片，走到大门外面交给了看守的民兵。在回家去的路上，每碰到一个人，他总要喜洋洋地打一声招呼。
“翻身了吗？”有几个人这样问他。
“翻了一个空身。”老堆金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那口大缸。他被自己这句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翻了一个空身”，意思就是说，在翻身运动中什么也没得到！
其他人都没有象老堆金那样轻易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虽然找到了，却跟别人发生了矛盾。两个老婆婆同时看中了一床花被子，她们开始仅是争吵，后来就动手抢了起来，每个人都拚命拉住棉被向自己这边拽，同时放开嗓门互相咒骂起来。正在桌子旁边监督登记的农会主席郭真宽，连忙跑过来把她们拉开。
“你俩再抢下去，把棉被扯成两半，谁也别想要了，”他和颜悦色地替她们排解着，“跟我说说，你俩怎么会都瞧上了这一条？”
两个老婆婆同时开了口，可是郭真宽实在很了解她们，用不着多听她们讲。他决定把这条棉被让给人口比较多的那位，并且劝那个没得着的另外再挑一件。他说：“就算那条最好，剩下的还多着呢。”
将近做熟一顿午饭的功夫，院子里的人逐渐都走空了。沿着每道街巷，都可以看见农民们带着分到的东西往回走。第一批刚刚分完，第二批紧接着又被招呼进去。相比之下，这些人家的光景只是稍微过得好些。他们大部分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大门打开以后，他们也象最初那些穷邻居们一样，急不可待地拥了进去。
上午和下午就这样过去了。院里的积雪经过人们不断践踏，已经变得泥泞不堪了。整个古庙又重新呈现出破败的景象，而桌上和地上的东西也被翻腾得一片狼藉。天黑以前，最后几个农民挑完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便在手里拿着或者装在车上带走了。还有好些东西仍然剩在院子里。民兵们破晓以前就来值班，现在又得负责进行清理，他们感到有权利给自己也挑一件东西。虽然严格地说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可是他们每人还是挑了一样东西，然后才把其余的财物搬进库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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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在“清算运动”中进行的一次非常典型的财产分配。上面叙述的那种办法，是经过多次试验，经过村干部和农会负责人的许多次讨论，经过全县范围内的几次经验交流之后，才最后决定采纳的。张庄在进行第一次财产分配时，根据的原则并不是实际需要，而是斗争会上的诉苦表现。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谁斗谁分”。这种办法在开始时是合理而且大致上也是公道的。遭到抢劫和诈骗的人自然应当得到补偿和好处。而且当许多人由于害怕报复不敢起来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时，那些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控诉的人自然也应该得到报偿。
根据诉苦表现进行分配的办法，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都说：“这下我们算是悟开了，八路军真是给穷人撑腰的。人家办事不是光凭嘴皮，而且还有实干哩！阎锡山的兵说起话来怪漂亮，就是没有一点好心，见了老百姓，不是抢东西，就是抓我们上前线。”只要积极参加斗争，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分到土地、房屋、衣服和粮食。大伙一旦看清了这个事实，就都相继投入到以后的运动中去。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几次分配之后，人们开始发现，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和最热情的农民，常常分到超过应有份额的“果实”，而不少农户同他们比较起来，在遭受的损失和对土地与浮财的需要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什么也分不到。这就表明，积极参加斗争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还必须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为了贯彻这样的分配原则，农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六十人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村干部、农会领导人和全村各片（全村一共划分为三片，即西南角、东南角和北角）劳动农民选出的代表。
要做到土地公平分配并不困难，因为全村的耕地面积大致平均每人六亩，对于那些土地亩数少于平均数的家庭，补齐就行了。但是为了解决各户因土地肥瘦和离家远近搭配不匀产生的纠纷，并且使大多数家庭都感到满意，却花了不少气力来进行计算和复杂的调配工作。
在重新分配房屋的问题上，也用同样办法解决。全村平均每人不到一间房，对那些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的人家，就尽可能另外再拨给一些。可是问题在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私人成见。有的不愿意与合不来的人家合住一个院子，有的是嫌茅房和水井划分得不够理想。尤其是茅房，它不但决定着一家人光景的好赖，而且修建时花费很大。村里一般人家的茅房都设有一个很深的用砖砌成的大池子，里面足以容纳很大一家人全年的粪便。庄稼的全部收成，几乎都是靠这里积攒起来的半稀半稠的粪便才得到保障的。由于村里的茅房不够每户一个，有些人家就得合伙使用。如果这些人家平时相处得不错，分配粪便就比较顺利，否则就要引起无休止的争吵。
至于水井，当然不能指望每家都各有一口，但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为了用水而跑远路。这个问题通过合理安排住房，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同茅房和水井比较起来，牲口和大车的数目就显得更少了。由于全村一共只有五十头牲口，其中属于劳动农民的不能没收，所剩下来的只能进行分摊。每四户才分到一头整牛是很平常的，这样，使每一户都骄傲地成了“一条牛腿”的所有者。这样虽然会引起争吵，但还是解决了问题。因为尽管每头牲口都按照四户、六户甚至十户的比例分摊下去，结果仍有一些人家轮不上名次，所以能够摊着一条牛腿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大车也大致是按同样比例分摊的。
分配委员会在划分土地、房屋和牲畜时遇到的这些麻烦，比起后来为着妥善处理零星财物的再分配时遇到的那些困难，又显得微不足道了。村干部和委员会的代表们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把所有没收的财物公平地以标准粮食（小米）折算，另一方面又根据各户的实际需要，把全村大致地分成几个等级。为了求得公平合理，曾采取了各种分配方案，但是后来最成功的做法，是在直接补偿受害户损失的同时，特别照顾困难户的需要。
这种办法具体如下：首先将所有待分配的财物，例如粮食、家具、工具、农具和牲口等，统一折合成粮食计算。然后根据实际需要，把各户划分为一定的等级，那些受地主、富农迫害特别深的家庭也按折粮数字来计算损失。如果它们的光景已经好转，因而处于较高的等级，就要适当地降低应得的补偿。比如某户原受的损失价值相当于一百斤小米，可是现在它几乎拥有一切必需的生产资料，这样，实际上它应得的补偿额就应该削减到六十斤。当受到严重损害的各户全部得到补偿以后，剩下的粮食便按照不同的等级分配给其它户。这种计算办法使得每一户都能获得一定的粮食或相当于一定粮食的财物。某户分得一件实物，就从这户应得的粮食总数里扣除那件实物的价值数。如果价值低于应得的粮食总数，再直接补给粮食。如果价值超过了应分的数额，也同样必须以粮食或现钱补平差价。
这种办法也许是过于复杂了，然而问题本身就是这样复杂。由于运动具有双重的目的，所以实行报酬的原则也是双重的——既要补偿人们原先所受的损失，又要照顾全村各户经济上翻身的需要。好在受害户与贫穷户往往是同一户，那些苦水最大的农户，往往也就是最应该获得补偿和生活上最需要改善提高的家庭。
为了保证没有一个人利用新的职权损公肥私，村干部和民兵都没有参加头几次的分配。梁区长曾经劝告过师福元和张天明：“群众看到干部还没分上一点，就会主动提出建议，那时你们再分也不迟。”可是干部们耐心地、无私地等待了很久，却始终不见有人提出建议说他们也应该从斗争中获得好处。许多民兵都觉得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比“积极分子”还要强些，因此纷纷要求退出。这样一来事情才不得不加以解决，于是做出了一项规定：无论何人，都必须根据经济地位列入一定的等级；无论是干部、民兵或一般群众，都有权参加分配，一视同仁。
与此同时，考虑到民兵的特别负担，又专门拨出了一部分财物作为整个民兵队的额外报酬。这部分财物包括汉奸王少南的十来亩麦地。民兵们打下麦子以后，用其中的一部分和后来分到的谷子开了一家小店铺，出售香烟和别的日用品。民兵们在晚上值勤时，可以到这儿来喝碗开水，拉扯闲话。慢慢地，它就变成了民兵们的俱乐部。
民兵队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把分到的“果实”作为公用的有组织的集体，农会从樊家手里接管了大车店，并且把没收来的好几百斤粮食作为经营资金。农会副主席王雨来亲自负责管理这家大车店，他管理得非常出色，一年之内就把资金翻了几番。从这家大车店得到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村办小学的经费开支，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召开群众大会需用的灯油以及其它零星物品。
正如小店铺成了民兵们的聚会场所一样，大车店也变成了干部们的集会地点。他们在这里开会、算账、解闷。以后的两年里，还在这里吃了不少白食。这实际上是堕落的开始，对将来不是一个好兆头。
村里的两座酒坊被没收以后，也变成了公有财产。它们归边区政府所属的酒业专卖公司所有，从此就作为广泛的公营酒坊网的一部分进行生产。这家公司每年缴纳的税款，为解放区政府和它的武装保卫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为了帮助这两座酒坊维持生产，也给它们分配了一部分“斗争果实”。还有一些“果实”用来加强消费合作社，其中最重要的是运送货物用的一辆大车和一头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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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当全部“果实”分配完毕以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了。他们总共分到一千四百五十二亩土地，比原来占有的亩数增加了一倍。原来每人平均只占地二亩六分四，现在一跃而达到了四亩九分八。这部分土地当然不能使他们发财，但却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了。这就说明，他们已经从濒临饿死的境地，变得比较有保障了。从前那些打下粮食只够吃个半饱，而必须依靠当长工或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现在变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
人们不但有了土地，而且也有了其它生产资料。从前没有足够的房屋、牲口、农具和种子的家庭，如今获得了足以维持生活的一切。在这个运动中，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超过村里半数以上的人口，即一百四十户人家的五百一十七口人都在经济上翻了身。
这种转变对于少地和无地农民的思想和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籽，盼望着自己的收成。他们不欠任何人粮食，也不欠任何人钱，这也许算是最使人高兴的一件事了。他们已经彻底摆脱了债务的束缚。
过去给申金河当过长工的申发良说：“如今这光景比过去强多了，我有了地和房子，也有活干了，屋里有了粮食。只要出力干活，打下粮食全都归到自家瓮里。早先可不是这样，就算你不分晴天雨天，整天泡在地里，到头来打下粮食还是不归自己。好好的粮食全都送进人家的囤里，自己别说吃不上，好赖就连瞄一眼也不行呵！过去我是替别人干活，如今干活是为自己，再也不用为旁人卖命受苦了。”
从来媳妇也和他想的一样：“那些年我当佣人，天天忙到下半夜，天不明又得爬起来。如今还是忙，可是忙的是为自己，心里也觉着痛快。自己挣钱自己花，再没人来压迫了。如今分了房子，光景过得可不赖，有地种，有衣穿，也有权利说话了。早年谁敢张口说话啊！当初我给人家干活，只要出点差错，就算有时不打不骂，也得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吃人家的饭滋味不好受。住着自己的屋，吃着自己的饭，比什么都强呀！”
过去被逼着卖掉儿子，并且自己也曾被卖掉两次的武魁媳妇，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
“我象是由地狱进入天堂了。”
五百多个农民的这样一种心情，汇聚起来以后，形成了不寻常的幸福气氛，连村里日常的用语也因此而有了改变。农民们都学着八路军的习惯，彼此称呼“同志”，许多贫农放弃了过去见面时挂在嘴上的一句客套话——“老乡，吃了吗？”——而互相问道：“同志，翻身了吗？”对于这个问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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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半边天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
男儿当门户，堕地白生神。
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
——傅玄
正当戏剧性的、猛烈的、常常带有恐怖的“清算”运动，和热情高涨的、活跃的、往往有些幽默的“分果实”运动，如同中国冗长的旧戏中错综复杂的情节一样展开的时候，另一场斗争也开始了，这就是把妇女从夫权的压迫和家庭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几个贫苦的妇女——她们都是主要村干部的妻子——最先在张庄组织起了妇女会。胆大的妇女都到这里来控诉汉奸，倾吐苦水，不会因为有男子在场而感到拘束。她们还鼓励其他受苦受难的姐妹们也这样做，这就把全村“半边天”的力量最后带到全村集会上去了。“半边天”是觉醒了的妇女认真的对自己的称呼。通过“诉苦忆苦”，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受的苦难比男人们还要多些，一旦有机会当众控诉，她们也会跟自己的父亲和男人一样讲得很好。在全区第一次反奸大会上，金卯娘就证实了这一点。
可是当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参加集会，参加社会活动时，却越来越遭到男人们，特别是自己的男人的反对。男人大都认为，娘们出去参加活动，一定会引起“伤风败俗的事”来。男人花了不少粮食才娶下媳妇，因此便把她们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巴望她们出力干活，生儿育女，伺候自己，伺候公婆，只有别人问话时才许搭腔。在这种气氛下，妇女会的活动使许多家庭都产生了家庭危机。不仅做丈夫的反对自己的女人出门，公婆反对得更厉害。许多年轻媳妇因为坚持出去开会，回家后便遭到毒打。
在挨打的妇女里面，有一个是贫农满仓的媳妇。她从妇女会开完会回家，满仓二话不说，按住她就是一顿好打，一边还喊道：“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叫你出去浪！”但是满仓媳妇的举动却使她耍威风的男人完全出乎意外。她并没有因此便象一个顺从的女仆那样从此乖乖呆在家里，而是第二天就去找妇女主任、民兵大洪的媳妇，告了她丈夫一状。在同村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过以后，妇女主任召集了全村妇女大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有一半的妇女都参加了那次空前的大会。她们在会上坚决要满仓解释打人的理由。满仓态度非常傲慢，立即同意解释。他毫不认错，反而说他打老婆是因为她出去开会，而“娘们开会还不是想借机勾引汉子”？
这话激起了在场所有妇女们的愤怒抗议。她们开头只是嚷嚷，后来就动起手来。她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扑去，把他打翻在地，踢他，撕他的衣服，抠他的脸，揪他的头发，直到把他打得喘不过气来。
“叫你再打她！叫你再打她！叫你再骂我们！哼！操你娘！这回学乖了吧？”
“别打啦！往后我不打她啦！”满仓害怕了，喘着气说，他几乎被打晕了。
妇女们住了手，让他爬起来。临走又给他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捅他老婆一指头，决不轻饶他
从那以后，满仓再也不敢打老婆了。从那天起，全村都叫他老婆的原名程爱莲，再不象过去的习惯那样叫满仓媳妇了。
村里象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几起。有一回是把一个粗暴的丈夫在黑屋里关了两天。这样，即使男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赞成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但对待自己的老婆却不得不收敛一些了。
当然，打老婆的风气不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用这种办法扭转，可是妇女们既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也就不需要把每个男人都痛打一顿来改变这种风气。从此以后，只要和爱打老婆的男人严肃地谈一谈，往往就可以改变他的态度，至少可以暂时起到这个作用。
周增福是一个“赤贫”农民。“清算运动”以后，他第一次分到土地和房屋，这使他有了娶亲的可能。通过媒人撮合，他跟一个年龄比他小十岁的伪军寡妇结了婚。大概因为岁数上的悬殊吧，周增福的嫉妒心显得非常强烈。他老婆不在他跟前一会儿，他都不答应。因此，夫妻不久就发生了口角。他为此揍了她一顿。可是他老婆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就和程爱莲一样，径直告到妇女会上去了。这一次，妇女会没有用棍棒拳脚对付周增福，只派了几个代表去同他谈话。她们向他指出贫农的老婆来之不易，告诉他结婚后应该尊重自己的老婆，耐心帮助她克服缺点。特别因为她比他年轻，如果动手就打，只能引起她的愤恨，夫妻关系只会越闹越僵，最后她也许要提出离婚，那他就会永远失去自己的老婆了。周增福害怕离婚，决定以后对他媳妇要温存一些。后来，当他离家去支前以后，还找了一个识字的同伴替他写信，感谢妇女会的教育。那封信是用学究式的文言文写的。“自余离家，窃尝深思，方悟贵会教我，实大仁也。今乃深知，结褵以后，惟有互敬互爱，始得和睦相安。”
当人们问起，这样做的结果，妇女们是不是获得了平等时，妇女会一位领导人说道：“不，还没有。不过比先前强些了。打人的事还有，大多数男人还是听不进妇女说的话，认为妇女不中用。要想平等，必须斗争很长时间。等我们自己有了土地就好多了。过去男人总是说：我养活你，你呆在家里，我挣了给你吃。等妇女有了地，她们就可以说：这粮食是我自己地里打下的，我自己干活儿，没你也能过。妇女虽说力气弱些，干起地里活儿却不一定比男人差。除了犁地，我们什么活都能干。我们也能锄地，不过锄得没有那么快。我们就是吆不动大车。噢，吆车也能行，就是有些牲口使不住。”
过了不久，县里有些地方的妇女会专门给妇女们开办了犁耕班。那些掌握了农活的妇女，名声传遍了远近四乡。申家庄有个寡妇，力气和技术都很令人惊讶。她能做的活比男人还多，甚至可以在大路上推一辆装满砖头的独轮车，一天就挣十二张边区票。她撒种的技术非常高明，每逢开春种谷，整个申家庄的农民都指名请她播种。
在离张庄只有十五里地的另一个村子里，还有一个妇女被选为村长。
象这样的妇女是为数极少的，但是她们的事迹一经传开，却使其他妇女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如果认为妇女会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妇女争取平等，那是过于片面了。没有社会制度的变化，没有土地改革的成功，没有解放区打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胜利，就根本谈不到妇女解放。很多妇女好象都本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们把妇女会变成了一个为各方面的革命需要而动员妇女力量的工具——支援“清算”斗争，支援大生产，支援保卫战。通过妇女会，扫盲班和政治学习班组织起来了；鼓励纺织的棉花贷款发放下去了，妇女被集中起来，替部队缝制军衣和军鞋；动员母亲和妻子勉励自己的儿子、丈夫和兄弟报名参军。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与争取平等和要求人权的斗争紧密相关的。即使这种要求使男人们感到惊讶，可是眼见妇女们为总的革命目标那样竭尽全力，他们也只好放弃自己的成见，不得不对她们表示赞扬了。他们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假若没有这“半边天”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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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地主搞破坏活动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样，
天狗还能吃月亮？
嘴里吃来屁股里巴，
月亮还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压百邪，
妖魔作乱不久长。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地主崔二爷语）
受到“清算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后，留下来的地主竭力进行激烈的反抗。对于这个特权阶级来说，永远被剥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农民能够做到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或者只是实行“双减”，那末他们活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即使他们的刀把子——治安军被打垮了，他们的护身盾牌——晋绥军和中央军被赶走了，解放区里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狗腿子”仍然要进行拼死反抗。那些逃亡的地主，怀着还乡复仇的决心；那些留在当地的，则采用一切手段破坏正在发展的农民政权，使尽可能多的人们持中立态度，孤立那些积极的青年干部，并且挖空心思来保存他们残存的势力和财产。他们希望起码要留下一点地盘，以待将来蒋介石在美国人支持下大举反攻，扭转乾坤，荡平解放区，传统势力东山再起的时候，可以藉此重整旧业。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反攻，最后也会归于失败。
首先，为着保险起见，地主豪绅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很多对地主并不同情的农民，经不住引诱贿赂、欺骗和威胁，只好答应给他们帮忙。地主、国民党将军徐争鹏把二百二十块银元交给替他做佃户的表兄弟保存。“智多星”周梅生把他最好的三亩土地转给了长工张福新，还把八十块银元藏到另一个长工家里。这个长工名叫王志高，他把银元藏在瓦罐里，用铜钱盖住后放在架子上。每当农会干部发现了这些藏匿的财产，受到牵连的农民就得挨一顿毒打，而且本人的财产也要全部或部分被没收掉。
徐将军写信给他表兄弟，问起银元的事。这封信被村干部截获了，那表兄弟便挨了斗。民兵队长发现张福新用自己的种子在周梅生那三亩地上播种，就把他抓起来拷问。王志高主动向农会交代了那罐银元的事。可是因为藏过东西，仍旧挨了打。
老乡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做“防空洞”，并且无情地处罚他们。因此，不论出于好心还是歹意当了“防空洞”的人，对于以后的斗争十分消极，甚至滋长了对立情绪。他们害怕自己倘若被人发现，就要受到和地主同样的残酷打击。他们想：“地主把封建尾巴藏到我家来了。要是人家搜出来，地主大不了丢个尾巴，我却要丢脑袋。”
那些被查出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而在已经牵连进去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恐惧。这使地主豪绅有机会施展新的策略，他们把原先隐藏财产的活动变成了分裂人民的活动。他们在另外一些人家里隐藏了财产，以此制造怀疑和猜忌，把斗争从自己身上引开，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进一步散布谣言，捏造在某某人家藏了财产。那些被谣言中伤的人，因为拿不出反驳的凭据，名誉也洗刷不清。前面已经说过，只因地主一句话，说从来媳妇替王来顺藏了钱，就给从来媳妇招来一顿毒打，还被用剪刀剪了肉。对于地主来说，一个诬告所引起的混乱比一罐金银财宝更有价值。
美人计也是很利害的一种武器。地主家的女人往往是有姿色的，因为地主富农往往挑选乡下最漂亮的姑娘做老婆和小老婆。这些女人除了长得标致之外，还学会了梳妆打扮，知道怎样去勾引男人。穷人家的媳妇要在家里和地里不停地干活，在路边拾粪，上山去挖野菜，因此被太阳晒黑了皮肤。而地主的老婆却经常洗澡，穿着好看的衣服，每天花费很多的时间梳理她们柔美的黑发，在丰润的皮肤上擦油抹粉，并且学会了一套招待贵客的手段。
在“清算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领导运动的穷汉们发现，那些过去连看他们一眼也不看，更不用说和他们搭腔的娘们，现在突然向他们大送秋波了。
张庄有个年轻雇工张存喜，给邻村高家庄的一个地主扛活儿。这家地主把他当牲口一样使唤，让他和牛羊睡在一个圈里，除了小米和糠什么都不给他吃。闹荒那年，他母亲有一回来这家门口要饭，存喜溜进厨房，拿了一碗小米饭给她。就为这事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母亲第二回又来的时候，存喜害怕再遭毒打，只好撵她走了。
这个地区解放后，这家地主的儿媳妇，原来嫌存喜身上有羊粪味，见了他就躲开走，现在突然同他眉来眼去了。一到中午，她就给他做肉馅饺子和别的好东西吃，还给他补破衣服，最后请他进她的屋里睡觉。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存喜一被俘虏过去，这个地主的儿媳妇马上就让他替地主藏衣服和值钱的东西。这个地主有四百二十亩地，供一个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当村里农民起来斗争这家大地主时，存喜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后来，这家的财产终于被分掉了，儿媳妇出外当了媬姆，地主再也雇不起存喜了，他才回到张庄他母亲家里。但是他不参加斗争，拒绝接受分配的土地、房屋和任何财物，并且劝他母亲不要揭发控诉，因为他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回来惩办那些人。
这类美人计一再地被使用，花样也不断翻新。在张庄，有些小剥削者都挨斗的时候，村里却有一户相当富裕的人家的财产根本没有被触动，这就是寡妇王凤只家。王凤只所以能够幸免，其中自有许多原因，但是主要的还在于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补巧。这个姑娘嫁给了远村的一个贫农，他过去当过伪军，后来又志愿参加了八路军。丈夫上了前线以后，补巧就回娘家住了。作为军属，补巧有权得到张庄农民的帮助。她马上就同村干部混熟了，同时和他们中间几个人调情通奸，还生过一个男孩。谁也弄不清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好在小孩没过几天便夭折了，因此这就不成为问题了。由于补巧是贫农的妻子，又是军属，再加上有些干部和她的暧眛关系，干部们就没有去没收她母亲的财产。
美人计的另一目的是拖人下水。地主用自己的儿媳妇勾引村干部，怂恿他们一块睡觉，然后又向农会揭发，企图以此败坏干部的声誉，损害干部在人民中的威信。更有甚者，他们还无中生有地捏造通奸的谣言。
直截了当的贿赂是另一种常用的手段。前面已经提到申金宽如何背了一袋白面去找张贵才和张善庆那回事。别的地主也是那么干的，而且规模比这更大。他们把所有的干部都请到家里吃面食（显然这是奢侈的食品），硬把衣服、皮鞋和手表当作礼物塞给他们。这类邀请在张庄倒没有收到怎样大的功效，主要是因为有张天明的缘故。但是在同一区内的王村，大部分新被推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都上了钩，败坏了名誉。
如果贿赂干部不成，地主就散布谣言说，干部们已经受贿了。他们列举出许多值钱的东西，硬说这些都从他们家里拿走了。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败坏干部的名誉，在干群中间制造磨擦。
在张庄，围绕着从教堂里没收来的祭灯、台布和蜡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伙儿纷纷传说，那些祭灯都是用纯银做的，也有人说是金子做的，价值好几百块，也许是好几千块银元。这些祭灯一出教堂就不见了，可是并没有换回来那么多钱或粮食加到分配的财产里面。其实，这些祭灯既不是银的也不是金的，而是用黄铜铸成的，拿到长治的市场上只卖了很有限的一笔钱，而这笔钱又马上用来为民兵购买子弹和枪支了。谣言所传丢失的其它东西，其实来龙去脉也是很清楚的。那些台布都用来给每一个报名参军的志愿兵做了衬衣和被子。蜡烛被住在大庙宿舍里的民兵用掉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照明。但由于手续不清，贪污的谣言还是到处传播，村干部的名声都为此受了玷污。
地主阶级采用的最阴险毒辣的手段是打入内部。能干的年轻人伪装革命，骗取地方党组织和村政府的信任，然后钻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手法在太行地区非常普遍，不过张庄的任何一户老财家还没有这样干过。
除上述的破坏手法之外，还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地主利用其宗教和迷信方面的权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孔孟之道和崇拜祖先深深地渗透了大多数农民的思想。地主只要声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是祖宗所传，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使许多农民不敢参加斗争了。他们又利用谈天说命为自己辩护。“人生贵贱，受命于天，谁能违反？”他们这样说：“命穷是因为祖坟没有卜下好茔地，还敢不信风水吗？”他们宣扬逆来顺受，要是哪个人遭到破产，他就应该等着时来运转，给自己的坟墓选个好风水，盼望儿子生下来能有一个吉祥的八字。他们预言，无法无天的捣乱分子迟早都得垮台，天神将要处罚这些造反滋事的人。“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他们又一次叫嚷起来，并且指着一九四六年夏天红彤彤的夕阳说道，这就是共产党完蛋的兆头。
为了加强这些思想的宣传，他们把扶乩的全套把戏都施展出来了。“回映”和“远观”现在都成了政治手段。凡受蒙蔽而参加请神的农民都托住一只大沙盘，而神婆（通常是个少女，做出一种处于被仙魂附体的迷离状态）伸出一只手，手上提着一根筷子，筷子头刚好触着沙子。盘子、筷子一起动起来，沙盘上便写下了字迹。这些字马上由主持人翻译出来，预言那些反对地主老财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蒋介石要回来”也是常说的天意。
“蒋介石要回来”，这就是地主进行一切宣传活动的中心内容。通过扶乩和散布谣言，通过私下谈话和公开宣扬，他们反复地强调着一件事情，即国民党肯定会回来，革命的积极分子将要受到惩罚。还乡团的活动使地主阶级的这些话变得更有分量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并夺取了解放区的一些地方以后，就由那些准军事组织的“还乡团”把它们接管和占领过来。这些还乡团由地主的孝子贤孙、狗腿子、雇佣的恶棍和乌七八糟的地痞流氓组成，他们跟在中央军的屁股后面，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不仅迫害、屠杀积极的干部，而且连他们的亲戚家属也不放过。整户的人家都被活埋。他们还剥人皮、砍人头。还乡团还派人潜入解放区，进行暗害、投毒、屠杀、抢劫，制造恐慌等活动。暗害是在夜间进行的，叫做“打黑枪”。无论是多么勇敢的革命者，夜晚出门或者在乡间偏僻小道上行走时，都禁不住要小心提防。
为了统一领导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一再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并企图在每一个村里都设立一个地下支部。通过这样的党组织，就可以搜集有关农村运动的情报，记下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名单，分发活动经费，制订并实施总的斗争战略战术。这些活动是否能够成功，最后有赖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战场上的胜利，又取决于是否有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部队。凭着在华南、华中、西南的全部人力，凭着训练新兵的几千个美国军官，凭着太平洋战争剩余下的武器作为基本装备，凭着美国武器库日夜不停地供应的军火，地主阶级对未来感到信心百倍。即使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美国不是还垄断着原子弹吗？要是他们不能占据中国，那末，他们可以毁灭中国。
对付地主阶级多方面的进攻，农民有一种基本武器，那就是团结。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武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地主的破坏和恐怖活动，面对外国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农民所以能够有这种武器，并加以使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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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建 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四五年
四月里的一个晚上，负责治安工作的老地下工作者张天明和副村长张贵才一起，在张庄往南通向长治城的那条大路上站岗。空中明月如璧，他俩在柔和的月光底下默默地来回走着。开始时，张天明几次放慢脚步转向贵才，仿佛想要说些什么，可是他欲言又止，反而加快了脚步。最后，他还是开口了。
“同志，”他说，盯着张贵才的眼睛，“你觉得八路军怎么样？”
张贵才感到有些诧异。
“我觉得怎样？”他叫道，把步枪换到另一个肩上，“我会觉得怎样呢？先前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空碗。现在我翻身了，我的一切都是八路军给的。八路军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那么共产党呢？”张天明又问。
“共产党？”张贵才蹙起浓眉，额头上现出一道皱纹。“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一回事吧？”
“不对，不全是。”张天明说，“共产党组织了八路军，八路军里有共产党员。军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军队里有好多战士并不是党员。领导我们斗地主的是共产党，不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的！”
“我明白了。”张贵才说道，其实还是不太清楚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我们跟着共产党走，劳动人民一定能胜利，我们就能打倒那些资产阶级老财，自己当家做主。”张天明说着，又开始走起来，这次他走得很慢。
“可共产党在哪儿呢？”张贵才问道，“我倒挺想见识见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军队里有，农村也有。我也挺想见识一下，你愿不愿跟我一块儿去找？”
“愿意，”张贵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去就去，越快越好。”
从这以后，每逢张贵才单独遇见天明，总要问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可是张天明一再推托，最后才终于说道：“干什么这么着急？你不知道这是出远门，路上少不了麻烦，还得担当风险？”
“什么麻烦不麻烦，风险不风险的。”张贵才不耐烦地说道，“你不是说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吗？除了跟共产党走，还能有个什么出路？说找就该找去嘛！”
“你再好好想想，”张天明说，“你愿意为党豁出性命吗？往后危险和困难还多着呢，你得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兴许还要豁出全家人。”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张贵才说道，“你为什么老是说危险，好象我没经历过危险似的。”
“那好吧，你不用再去找了，”张天明说着，露出明朗的笑容，“党就在你眼前，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
张贵才大吃一惊，同时也非常生气。
“你为什么要捉弄我？”他问道。
“因为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要是敌人回来，我们都得掉脑袋。谁也不许说出自己的身份，就是你被捕了，哪怕打死都不能说。你可以说你是八路军，但不能说出是共产党。”
张贵才就这样第一次和党有了接触。几天以后，他被正式吸收入党了。
介绍他入党的张天明，自己其实也是几个星期以前才入党的。梁区长感到村里如果没有一个党的支部，革命工作便无法开展，于是他就选中张天明做为张庄的第一个发展对象。地主阶级的策略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在农民之间挑起分裂，制造不和，打击他们的士气，威胁他们，使他们消极起来，同政治上的同盟者分裂开来，破坏共产党的领导。为此，农民的策略就必须是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克服自己阵营内部的分歧，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孤立地主阶级，打击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国民党。
这样的策略需要一个目光远大、有政治觉悟、紧密联系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张庄现有的组织中没有一个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村公所本质上是一个为翻身农民服务的行政机构，村干部忙于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并成为整个村子和上级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民兵是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村里，它是农民意志得以贯彻的主要保证，但是它不能决定这种意志。它是农民群众的勤务员，而不是他们的领导者。问题就在于必须摆正这种关系，因为手里有枪杆子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土匪和军阀的老路。
妇女会是为了代表和发动“半边天”而组织起来的，不可能领导另外半边天的男子。
农会是为了对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组织起来、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妇女的战斗性群众组织。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吸收全体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组织，所以才需要一个由有觉悟、有纪律、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组成的、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并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谁都不能担保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会在斗争中间自发地产生，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核心如果真的产生了，就能够冲破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经济赋予一般农民意识中的局限性。
随着村里这四个重要组织的建立，又进一步产生了如何互相协作的问题。村公所、民兵队、妇女会和农会如何才能保证统一的认识呢？它们中间由于不同的职能而引起的矛盾如何才能得到调节呢？只有建立一个吸收四个组织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参加的政党，才能指导和协调革命运动的各个方面，解决农民翻身运动中面临的问题。这正是共产党在每一个建立了党支部的乡村里所起的作用。
在没有党组织的情况下，具有几年党龄的梁区长，几个月来始终指导着张庄年轻干部的工作。他的办事处就设在这个村子里，所以干部们要找他很方便。然而梁区长只是一个人，每天都有十几处地方等着他去。作为一区之长，他不可能对每一个村子的所有问题都亲自过问。即使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可是，单枪匹马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才能）在智慧上也总抵不过一个齐心协力的集体。由于农民运动在张庄日益发展，组织党支部、从内部对它进行引导就变得刻不容缓了。
梁区长和潞城县五区区委的刘书记断定，军事形势已经相对稳定，张庄已涌现出一批可靠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便立即着手吸收他们入党，在张庄建立党支部。张天明是村里最老练的干部，显然是吸收入党的第一个对象。张天明后来追述自己的入党经过时说道：
“一九四〇年，我在洪洞做木匠时就听说到共产党。那时候，离城不到五里的地方有许多地下工作者。他们经常找我们谈话，可是我还是弄不清共产党和八路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它们是一回事。有一回，一个干部告诉我说，它们不一样，虽说八路军受共产党的领导，它可不等于共产党。别看我不懂得这些，我可知道党是替穷人服务的，还要打倒地主老财。等我回到张庄当了地下干部，听说的事情就更多了。
“解放后，有次将近年关时，我问区里刘书记：‘党是怎么回事？党和军队是什么关系？我能入党不？’他说：‘你好好工作，往后我们再谈这些事。’这以后他就考察我的工作。我在斗争中非常坚决，于是有一天他把我找去说道：‘共产党员和一般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必须下决心不惜为劳动人民，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生命。’后来他又给我讲无产阶级和党的光明前途：‘只要所有被剥削者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你如果入党，就必须记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为劳动人民奋斗终生，永远不动摇。’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终于入党了，没有经过候补期。从那以后我更积极地参加斗争，更努力地做干部的监督教育工作，教育他们不动摇，不贪污、不多分果实。”
张天明入党后第一件重大工作就是建立村支部和发展新党员。出身贫农是新党员的基本条件，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积极参加斗争地主，并在群众中间享有威信。张天明首先发展了张贵才，但是别人就不那么容易动员了。例如一个青年雇农叫张兴发，过去既没有房又没有地。他从小跟着继父干活，在家受了多年的虐待。张庄解放时，他还在外村扛活。斗争地主开始后，他回到村里，接着立即加入了民兵。他诚实、勤快、也很讨人喜欢。青年干部们决定让他当民兵指导员，可他担心个人历史上有污点，觉得自己不适于当领导。
他担心的是，自己从前曾替地主唐书文非法贩运过“料面儿”。这个地主不但在外村拥有许多佃户，而且手下有一帮土匪。这帮土匪穿过日军防线走私“料面儿”。张兴发只不过是个雇工，被他们拉去搞运输。头一回出去走私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等到了目的地，知道也晚了。这样被牵连进去之后，在土匪的逼迫下，他又参加了好几次贩运。
“我犯下了这等罪过，怎么能领导别人呢？”张兴发问道。
可是张天明说：“不要紧，你只要忠诚老实，认识犯错误的根子就行了。就算你杀了人，也会有个原因吧，总得说出个所以然来。讲老实话，对同志抱真心的人，八路军是会原谅的。”
这么一来，张兴发就把他参加走私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张天明对他说道：“想想看，这有多危险！你送料面儿，他们发财，要是叫伪警察抓着，掉脑袋的是你，可不是他们。你冒了风险，什么也落不下。你是不愿意去的。这不算什么大错误。”
“可不是嘛，”张兴发说着，长长舒了一口气，“确实够危险的，这会儿一想起来，浑身还止不住冒汗。如今八路军不但给了我房子和土地，还教我明白了事理，把我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我总觉得背了黑锅，这会儿才弄明白，那事不能怪我，都怪那个王八蛋地主！”
张兴发当了民兵干部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上都起了带头作用。张天明决定发展他入党。一天，他问张兴发，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
“共产党好。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翻身，我自己也翻了身。你说呢？”
“对，”张天明说，“我打算去找共产党，你想跟我一块去吗？”
“嗯，”张兴发说，“我知道共产党好，可是那个‘党’字，我可不大喜欢。现在我们都这么下劲和国民党斗，没有人不恨国民党。也许将来人们象恨国民党那样恨共产党。要是你想去找共产党你自己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美。往后叫国民党抓住，我就对他们说，我是老百姓，虽说替八路军做过事，可我不是共产党。”
这是一番老实话。张天明很喜欢张兴发的坦白，但他还是希望劝说张兴发入党。他告诫兴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次谈话；没过多久，又派张贵才进行试探。
“我听说天明找你谈过入党的事？”张贵才说道。
“哪儿的话，天明从来没跟我提出那回事。”
张天明又派了三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试探他，张兴发什么也不说。他们问张兴发，天明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天明断定兴发能够保守秘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只要对党有认识，他是会加入的。在这件事上，张天明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又派其他党员去找张兴发谈话。他们和他一块儿忆苦，问他怎么翻的身，是不是共产党领导他过上了新生活。
“是呀！”张兴发说：“我知道共产党好，也知道共产党领导我们挺起腰杆来，可我还是不想去找它。”
于是张天明又一次亲自出马了。
“我已经找着共产党啦！”他宣布说。
张兴发一听怔住了。
“你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既然你找着了我就跟你去，只要我不是头一个就行。”
“你再好好想想，”张天明说，“准备些干粮和钱。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动身。”
“你看我得准备多少？”张兴发急切地问。
“你还是前后考虑周到些，不要决定了又后悔。”张天明警告说。
但是这一次张兴发决计不回头了。第二天，他就带了准备远道外出用的钱和干粮来到张天明家门口。
“别费心啦，”张天明说道，“党就在这儿呢！”
“在哪儿？”
“我就是党员。”张天明说，他仔细地瞧着张兴发，看他会不会也象张贵才那样发火，可是张兴发比张贵才随和得多。“那可好了，”张兴发说道，“你要是个党员，我当然也想入，保不准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一些哩！我虽然说不上是头一个，可也不是末一个。”就这样，张兴发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张庄支部的一名党员。
※ ※ ※
随着支部成员的增加，妇女也象男人一样被吸收进来了。一年之内三十多个农民入了党，其中就有七个是妇女。
老家在河北、从前要过饭的胡雪贞，就是张庄妇女中第一批入党的她是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母亲。她的四方下巴、隆起的鼻梁和黝黑的皮肤，给了她一副男性的外貌，这点由于她剪短的头发和如同男子一样的肥腿裤，显得更加突出。她是村里第一个剪去长发，脱掉大多数妇女喜爱穿的束腿裤的女人。
解放前二十八年的生活，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她年轻时，差点被父亲卖了抵债，她恳求父亲打消这种念头，结果被迫嫁给了一个穷汉；那年她才十六岁。灾荒把她从河北赶到了山西。她男人变成了赌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唯一的一床棉被，都拿去押了赌注。她无可奈何地沦为乞丐，眼睁睁看着三个孩子死在她的面前：大孩子被日本兵睬死了；二孩子闹灾那年害腹胀病死了；三孩子因为她饥饿缺奶，在她怀里活活地饿死了。第四个女孩生下来时，她终于撵走了偷盗成性和游手好闲的丈夫。她讨饭、捡麦穗、替人纺线、上山挖野菜，挣扎着熬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母女俩没有棉被盖，就睡在一堆麦秸里，这样居然活了下来。
解放和“清算运动”对胡雪贞来说，象是大旱逢甘霖。她分到了衣服，扔掉了破麻袋片，分到了棉被，烧掉了满是跳蚤的草堆；分到了土地，不再去要饭；分到了房子，使小女儿有了一个家。虽然她自己还不敢在大庭广众前数说，不敢冲上去揍那些狗日的地主，可是她知道这些果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斗争获得的。所以她每次开会都要参加，并且支持那些积极分子。
以后她碰到了一位出色的革命干部，帮助她彻底翻了身。这个人也是河北人，在抗日军政大学卫生所里当“大夫”，当时该校的校部就设在张庄的教堂里。他老家的那个村子离胡雪贞的娘家只有三十里路，当他从胡雪贞口中听到亲切、浓重的乡音时，便开始对她发生了兴趣，到她家串门，两个人便谈起了从前的事情和熟悉的地方。此后不久，他就托人来说亲。胡雪贞犹豫不决了，她要求正式谈一次话，以便把自己的全部身世都让他知道。她告诉他说，她不能再忍受男人的折磨和压迫。他也给她讲了自己的身世，讲他如何在十四岁上被狠心的后娘赶了出来；如何到北京的铺子里当学徒；以后鬼子来了，他又如何逃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在医疗队里当护理，或者说是“小鬼”；他的全部医术都是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大扫荡中，在战场上救护伤员时学到的。他让胡雪贞相信，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水平比她平生所见到的农民要高得多。由于革命军队的锻炼和共产党的教育，他主张妇女应有平等地位，这一点对胡雪贞来说最为重要。
一九四六年二月，他俩结了婚。胡雪贞选择了这一步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她丈夫不但不阻挠她积极参与村里的事务，反而鼓励地这样去做。他甚至给自己和小女儿做晚饭，好让她去参加会议。这种事在张庄是闻所未闻的。有时，他跟她一口气就谈四个钟头，给她讲解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还给她描述了他们最终将要建立的、叫做“共产主义”的那种社会。
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达到高潮时，胡雪贞的新婚丈夫看到她不敢带头，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不敢和大伙儿一块揍那些斗争对象，就和蔼地批评了她，问她是不是想对地主讲情面。“你要知道，只有砸烂封建制度，推翻地主阶级，我们贫农才能翻身。‘果实’打哪儿来呢？只有通过斗争。你应该积极工作，在运动中带头，帮助大伙儿都翻身。”
从此她更积极了，克服了胆怯和羞赧，接着便被选为妇女会的小组长。她丈夫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勉励她做出更大的成绩。他说：“你在旧社会那些苦难辛酸的日子，我都已经听说过了。现在你该想一想：我们的翻身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土地、房子、言论自由和婚姻自由又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吗？”
几个星期以后，军政大学卫生所搬到了西北三里外的高家庄。这样一来，丈夫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可是他每次回来总要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并且象从前一样，自己动手做晚饭，使她能够更加积极。他说：“这会儿我在外面工作，你在家里工作，事情虽然不一样，可都是为人民服务。往后有了时间，我要教你读书写字，就象部队里教我那样，将来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互相帮助了。”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抗日军政大学整个迁走了。胡雪贞的丈夫是个军人，所以也必须跟着走。不过他经常写信问起妻子的生活，同时鼓励她努力工作。“遇到困难不要烦恼”，他写道，“和我过去相比，困难简直算不了什么。”她把他信里的话都记在心上，对待村里的一切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了。民兵大洪为了叫他老婆多照管些家务，硬逼着她辞掉了妇女主任的任务，于是胡雪贞就被推选出来顶了她的空缺。
她担任新职后不久，张兴发来问她，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一个好？
“这还用问？”胡雪贞说，“是共产党把我们从苦水里解放出来，领导我们翻了身。是共产党把我们从国民党手底下解放出来。就说我吧，这会儿又有房子又有地，可早先我不过是个要饭的，一天顶多能吃上半碗小米饭，几个孩子全都饿死了。凭这我能忘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恩情吗？”
后来张天明又找她谈话，问她是不是有人对她提起过共产党。她知道党是秘密的，所以张天明问了几次，她始终不肯说有人前来找过她。几天以后，他拿来一张空白申请书，帮她填写。他一边填，一边问她是否愿意为党献出生命，服从党的纪律，接受党的领导。“万一你被敌人抓住，他们拿死威胁你，你能保证不说吗？”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胡雪贞坚定地回答道：“我能！”于是她被吸收入党了。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是个党员。
同时入党的别的妇女还包括胡雪贞在妇女会的两名助手、两个领导干部的妻子（她们是被自己的丈夫拉进支部的，虽然在妇女当中她们并没起什么积极带头作用）和两个引人注目的少妇。她俩都已结婚，可是各自又都爱上了一个党员干部；她们都是被自己的相好拉入党内的。其中一个是村长师福元的相好石秀梅，她丈夫是本村的一个木匠，几年前离开张庄以后一直没有回来。另一个是程爱莲，她丈夫满仓曾经挨过妇女会的打。满仓病死以后，程爱莲和贫农金岁结了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和金岁讲定了条件：拒绝改从男姓，满仓的遗产归她一人所有。她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来去自由，想要爱谁就可以爱谁。
张庄党支部终于建立起来了，在所有三十多个党员里面，百分之八十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百分之二十是师福元那样的自耕农，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产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