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爆发，大数据时代的新思维

第5章 爆发，无处不在

爆发的本质规律：幂律分布

长时间休息之后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密集活动，就像贝多芬音乐中悦耳的小提琴声被雷鸣般的鼓声打断一样。事实上，从人们对维基百科的编辑，到货币经纪公司的交易；从人和动物的睡眠模式，到魔术师为了保证魔杖时刻停留在空中而做的小动作，所有的一切都证明：爆发，无处不在。

当希特勒开始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时，早已超过服兵役年龄的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已经从救护小组中退了出来，在佩斯里工业学院（Paisley Technical College）舒舒服服当上了校长。面对德国的军事野心，饱受困扰的理查森在1940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辞去了校长职务，选择靠微薄的养老金度过余生。他想专心研究一个问题，而且认为为这项研究放弃丰厚的收入是值得的：他想找出影响战争的规律。

理查森坚信，如果他掌握了产生冲突的原理，就能预防流血事件的进一步发生。他将调查结果记录在他的第二本书《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中。跟他第一本研究天气预报的大部头一样，这本书也是连篇累牍，通篇充斥着讨论、公式以及方程式。不过，用这种方法研究有关战争的课题实属罕见。“我认为这是一本数学专著，”跟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说，“虽然他的研究对象很奇特——就是这项研究使他得到了科学怪人的绰号。”

毫无疑问，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理查森这本离奇的书。直到他去世7年后，这本书才终于出版，但只证明了他预测战争的计划跟预测天气一样，完全失败了。

理查森将1820—1949年发生的所有知名战争和冲突详细地编纂入目，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了相关细节，比如伤亡人数和参战者的宗教信仰等。他的目标是将专家们发现的战争的传统诱因量化。

●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之间是不是更容易发生战争？

●有共同语言的群体之间是否不易起争端？

●军备竞赛是不是战争发生的前兆？

●同样憎恶第三方的两方是否不那么容易打起来？

这些都是战争理论的基本假设，但理查森偏要用高深的数学知识证明它们。最后，他并没有解答出任何一个问题，而是证明了它们都不过是迷思和误解。然后，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坚定语气总结了自己的研究：“通过这项不朽的研究，我发现几乎没有一项新技术能够找出战争的起因。”数据显示，战争和争端只不过是偶然事件。

我的电子邮件流

我倾向于认为，我发的每封电子邮件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发送时间绝对不是随意的。不过，我必须承认对不明就里的旁观者来说，我在2006年8月18日星期五那天发的一系列电子邮件都是随意为之。

第一封邮件是在上午8点49分发出，另外31封的发送时间分别为：9点46分，9点49分，10点38分，11点49分，11点49分，11点53分，11点57分，13点46分，13点47分，13点48分，13点59分，14点41分，14点56分，14点58分，14点59分，15点18分，15点20分，15点30分，15点53分，15点58分，16点05分，16点05分，16点07分，16点37分，16点42分，16点52分，17点05分，17点06分，18点16分，18点16分，以及18点19分。

它们只是一系列很容易由随机数生成程序生成的时间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邮件发送模型应该完全符合泊松过程，一种建立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由偶然驱使的假设基础上的随机事件增量过程。但这一组时间戳真的是随机的吗？

最初5封邮件中的第一封是在8点49分给一个博士后助理的回复，最后一封是11点49分发出的，主要内容是我一早上的工作成果。这完全符合泊松过程：3个小时内发5封邮件，每两封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45分钟。而8分钟后，在11点49分和11点57分之间，我又连着发出了4封邮件，内容都跟我早上的工作相关。根据泊松公式，在一连串随意发送的邮件中，一封接一封快速发送的可能性仅为0.000035——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每5个月才会出现一次。也许，那个8月中旬的星期五不怎么普通。

11点57分之后，情况变得正常起来。由于要骑车去学校，再加上午餐，我离开了电脑一会儿。但从14点41分开始，我又破了纪录，在接下来的71分钟里发了11封邮件。照目前的情况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假设我的行为模型是随意的，根据泊松理论，我这种连珠炮般快速发送邮件的行为要10²⁶年才会发生一次。鉴于我们推测出宇宙寿命只有10¹⁰年，我那天确实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实际上，那个星期五真的没什么特别之处。如果电脑没有记录我的邮件信息，那天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事后我也不会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的邮件模型也没什么特殊，因为如果我检查一下其他日子的记录，就会发现情况都差不多。

问题是，如果人类行为是随意的话，我的电子邮件流就会均匀分布，但我的通信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不管是哪一天，在长时间没发邮件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我就会发送大量邮件。事实上，不管哪天检查，我发送邮件的次序都不是随意的，从来都不是。相反，它们往往充满了爆发点（bursts）。

爆发点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在布加勒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Bucharest）读书，就开始阅读有关混沌理论的书籍，并成了瑞士数学物理学家让-皮埃尔·埃克曼（Jean-Pierre Eckmann）的粉丝。在他的开拓性研究生涯中，埃克曼成功地将混沌整理成章。他将蝴蝶效应严密化，用无数定律加以证明，而证明过程只有少数能够跟上他那高深复杂的数学语言的专家才能完全理解。2000年左右，在他写出那本名为《混沌现象和奇异吸引子的遍历理论》（Ergodic Theory of Chaos and Strange Attractors）的书后，埃克曼的研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有人问我是否能找到‘重篡者’（即历史重篡者或大屠杀否认者）写的东西，”他说，“虽然我对阅读他们的胡言乱语丝毫没兴趣，但我发现浏览他们的网页是一项挑战。”

因此，他创立了一个能够自动搜索重篡者网页的搜索引擎。当埃克曼的伪谷歌搜索引擎中充斥着反犹太人的言论时，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重篡者的网页频繁地相互链接，形成了一个极易辨认的网络社区。其中只有一个扎眼的异类——一位澳大利亚空中观察员的主页。这个主页上有很多重篡者的链接，但它本身的内容却几乎与大屠杀毫不相关。

“我担心我的方法错了，”埃克曼回忆道，“但检查过手头那些网页后，我发现那个主页被引用的原因是它指出在奥斯威辛（Auschwitz）的航拍照片中没有发现烟雾。”重篡者是要以此为证据，证明那里没有烧死人。

埃克曼过去30年所精通的那些数学方法，每一个都有精密的论证和定理支持，但在面对这个新问题的时候，那些方法仿佛跟捕蝶网面对即将到来的飓风般不堪一击。但埃克曼并未放弃，两年后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网络的论文，重点研究电子邮件通信。首先，他收集了一所大学（他拒绝透露这所大学的名字）中上千名学生、教员以及行政人员的电子邮件记录。在这个隐私大于天的时代，搜集这些信息可不那么容易，所以他不想透露资料来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次来我的研究小组的时候，他很慷慨的跟我们分享了这份记录的匿名版。

爆发洞察

2004年春天，当我在灵感四溢的布达城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所有人的电子邮件都不符合泊松过程描述的那种掷硬币般枯燥而刻板的节奏。相反，每个用户的电子邮件模型都跟我的差不多——它们充满了爆发点，就像暴雨频发的夏末天气，在狂轰滥炸般发送了大量邮件之后，总会有长时间的沉默。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千万不要忽略一个完全随意的模型的偏差，因为它很可能会揭示社会和自然的深层规律。这次的情况就恰恰如此。

幂律，主宰着我们真实生活的节奏

在《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这本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书中，理查森发现了随意性的一个显著偏差值：冲突的等级数。一些战争的伤亡人数过百万，而另一些战争的死伤人数只有几十个。这种显著的差异促使他使用伤亡总数的以10为底的对数来标示战争的等级。根据他的分级方法，1514年2月28日这天，匈牙利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贝尔格莱德发生的小冲突属于零级，因为当时只有艾利一人死亡。伤亡人数为10的战争是一级，伤亡人数为100的是二级。我们之前看到的数千名农民军丧生于骑兵和河流之间的战争为三级。

如果战争真是随机发生的，那么大多数战争的伤亡人数应该都差不多。但理查森发现，1820—1949年之间发生的282次战争中，有188次是三级以下（或死伤人数在千人以下）的小型战争。伤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的战争相对较少——四级战争只有63次。但他还是发现6次六级战争以及两次死伤人数达千万的七级战争。

大家很容易猜到这两次七级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但那6次死伤人数均达百万的战争可能就不那么出名了。按照时间排列，这些战争分别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一次国共内战（1927—1936）、拉普拉塔大战（the Great War in La Plata，1865—1870）、北美内战（1861—1865），以及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内战（1918—1920）。

通过观察，理查森发现伤亡人数与战争数量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一个简单的数学规律——“越少就越大”。也就是说，大部分战争都是死伤几百人的小型战争，而伤亡人数巨大的大型战役则少之又少。

理查森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一模型的人。19世纪的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也发现，大多数人都很穷，而少数人则积累了大部分财富。富人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即使财富的获取是随机的，还是会有人比较富有。令人吃惊的是，帕累托还发现那些富人的富有程度远远超过了财富随机分配能达到的水平。

爆发洞察

理查森和帕累托的研究表明，战争和财富符合幂律分布。具体来讲，很多小事件都是与个别大事件共存的。^[1]这意味着，每次世界大战都伴随着无数小战争，而每出现一个比尔·盖茨或洛克菲勒就会有一大群穷人诞生。

1999年，当我研究网页的出名问题时也跟幂律有过一次亲密接触。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发现，虽然很多网站都默默无闻，但像谷歌、亚马逊以及雅虎这样的顶级网站总是拥有百万条点击率。我们将这种几支独秀的网络称为“无尺度网络”。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各个领域中（从细胞到因特网）的顶尖者在整个复杂体系中的作用。

爆发洞察

我的经验告诉我，理查森那句“越少就越大”的箴言实际上是误导。它让人们以为幂律分布的主要特征是大事件或大人物占少数——如世界大战、超级富豪，以及万维网上的佼佼者等，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期望他们越少越好。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仰仗他们的出现，而泊松的理论将这些异常值禁锢了起来。

在随机世界中，谷歌和雅虎不会吸引数以百万的点击率；比尔·盖茨也不会聚集亿万财富；战争更不会造成数百万人的伤亡。然而，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

幂律分布的本质就是它能自然而然地预测出这些稀罕事儿，告诉大家总有严重偏离平均值的异常值。换句话说，一旦幂律出现，我们总能发现异常值。

幂律出现，爆发点就出现

我们从埃克曼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他数据库中的所有用户都不符合随机原理。相反，他们使用的模型都一样：短时间频繁发送邮件后就会有长时间（经常是好几天）的停顿。这当然很好理解。我们会参加会议、看电影、约会、吃饭、睡觉，会做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无法一直待在电脑旁。等到终于有时间查看邮箱，我们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发送很多邮件，我们的邮件模型因此而产生了一个爆发点。然后，其他事情会让我们再次离开电脑，这标志着邮件流中下一个休息时间开始了。

基于这样的生活节奏，人类活动中出现爆发点就不那么稀奇了。有人会说，你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大不相同，我们的邮件模型肯定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些人一周只发几封邮件；有些人一天之内要发上百封；还有些人每天只是扫一眼邮箱；当然，也有些人时时刻刻跟电脑不分离。这就是当人们看到大家的邮件模型都差不多的时候，会觉得那么吃惊的原因。

事实上，当我们检查同一个人每次连续发送邮件之间的时间间隔时，没有人遵循我们熟知的泊松分布。相反，不管是谁，他的模型都符合幂律分布。

爆发洞察

一旦幂律出现，爆发点的出现就在所难免。实际上，幂律预测出大部分邮件都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送的，所以我们的邮件模型中出现了一个爆发点。同时，它也预见了人们会数小时或数天不发邮件。跟理查森资料中少有的大型战役，以及帕累托分析的少数富豪是一样的道理，最终，我们的邮件模型遵循着一种内在和谐，短时间的活跃和长时间的耽搁相互交替，形成的一个精确的规律，一个我们从未想到，也不用花费力气去遵守，甚至一开始人们认为其并不存在的规律。

人类行为遵循共同的幂律分布

那又怎样呢？且不说你的生活不只是围着邮件转，就算是，谁又会在乎它们遵循什么数学规律呢？若我们在认为这一切都是随意为之时并未感到困扰，那为什么在知道了它们不是随意发生的时候会耿耿于怀呢？

反过来想，这种爆发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只适用于我们的邮件模型。比方说，在浏览那些我们感兴趣的网站时，我们通常会先点击几个链接，看几篇文章，在上面停留几分钟后再离开。我们很难相信这种随性而又随意的模型遵循什么内在规律，但事实是它确实遵守了。当我的研究小组在测量一个用户在一个网站上连续点击链接的时间间隔时，幂律规律再次映入我们的眼帘。

受到邮件模型与网页浏览习惯具有相似性的激励，我开始搜集其他人类行为中的信息。

不久之后，我发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物理学家玛雅·帕祖斯基（Maya Paczusky）和她的学生乌利·哈德尔（Uli Harder）正在研究人们打印资料的时间间隔。爆发点再次出现：我们会在短时间内打印很多资料，然后又转向其他日常事务。

圣母大学的赫斯伯格图书馆（The Hesburgh Library）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学校学生和教师们借书的详细记录。跟联邦调查局不同，我们不关心大家都读了什么书，只关心每位读者来图书馆的时间。爆发点又一次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读者会在几个小时内查阅多本书——可能是为某堂课或是某份论文做准备。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出现，就像他完全忘掉图书馆这回事儿一样。

我们打电话的模型也差不多。短时间内我们会打多通电话，然后在很长时间内一通都不打。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位周游世界的朋友哈桑·伊拉希。我们从他记录自己行踪的数千张照片上发现了时间戳。幂律分布再次出现：哈桑在短时间内照了很多张照片，然后就像照相机丢了般，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不拍一张。这当然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这段期间他去了哪儿呢？

爆发洞察

不论我们观察哪种人类活动，都会发现相同的“爆发”理论：长时间休息之后就会出现短时间的密集活动，就像贝多芬音乐中悦耳的小提琴声被雷鸣般的鼓声打断一样。事实上，从人们对维基百科的编辑，到货币经纪公司的交易；从人和动物的睡眠模型，到魔术师为了保证魔杖时刻停留在空中而做的小动作，所有的一切都证明，爆发，无处不在。

我们的研究不再单纯地局限于电子邮件或是网络浏览器，而是要见证人类活动中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这种联系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活动不再是随意为之。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受偶然性主导。

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这使得所有事情——包括电子邮件、打印资料以及网络浏览等，都变得复杂了起来。不过，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知不觉地遵循着一个规律——幂律规律。理论上虽很简单，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吃惊。

爆发改变了一切

只要是能清楚地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这个规律或模型就显得很重要。诚然，如果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准确地预测出行星、火箭以及卫星的运行轨迹，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爆发理论同样有着类似的预测能力。

还记得我们之前曾预测每条新闻的生命周期为36分钟吗？在那之后，我们很快又发现大部分新闻的生命周期要比36分钟长很多——确切地说，应该是36小时。一开始之所以预测出36分钟，是因为我们假设点击行为是随意的——就像钍不可思议地变成镭时，钍原子的运动轨迹一样。然而，爆发改变了一切。事实上，一个典型网民大约20次的日点击量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一天内，而是集中在某几个特殊的爆发点上。

一旦引入爆发理论，我们立刻就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是36小时，而不是36分钟。我们在浏览自己中意的网站时，绝不会每小时点击一次。一旦我们访问了那个网站，就会一个劲儿地猛点击，然后离开过了数小时或数天后，我们又会回来接着浏览这个网站。所以，我们肯定要用超过36分钟的时间，才能发现一些能够吸引我们不断点击的新内容。

钞票追踪者德克·布洛克曼一开始也假设钞票在乔治网被标记的次数遵循随机但均匀的泊松过程。基于乔治网网民的旅行轨迹具有不可预测性，他的这种假设也不是没道理。但通过进一步观察后，德克发现钞票连续现身之间的时间间隔遵循爆发模式。一张钞票在某个时期内频繁现身后会突然消失，而数月后又会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比如，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张保持最长纪录的钞票：它在2002年7月两次被注册，然后消失了半年，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它7次现身，随后又消失了好几个月。没人知道这张长时间销声匿迹的钞票藏在哪里——也许是在某辆车的仪表盘下面的小杂物柜里，也许是在某个年轻人的一条过时牛仔裤口袋里。不管它在哪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它两次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是随机的，而是符合幂律规律的。一旦德克将这种爆发模式和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结合起来，预测出的钞票运动速度就会变慢很多，完全揭开了行动迟缓的钞票的神秘面纱。

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

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贵格教徒，理查森认为应该物尽其用以避免社会的毒瘤，也就是战争和暴力的发生。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总是一丝不苟地检验自己信仰的正确性。当发现大部分国家的多数人都死于自杀和意外，而非战争时，他感到非常吃惊。总的来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6%。对此他的总结是：“战争引起了人们太多的关注，但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他思前想后，最后沮丧地得出结论：“那些好战的人会以战争造成的伤亡比疾病要少为借口继续行恶。”这是一位倾其毕生精力，立志阻止战争冲突的贵格教徒，得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

尽管没能成功找出暴力的根源，但理查森的努力促使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历史上的争端。

首先，奥帕特村浅滩上的大屠杀事件动摇了传统的兵法经验。十字军的前哨部队和传闻中的同盟者——残忍追杀他们的骑兵团，按理说不该兵戈相向：双方有着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土耳其；大家的语言相通——匈牙利语；大家拥戴同一个人——国王。这些都是理论家口中可能减少争端的条件。

不过，理查森指出这些理论家错了，而且他们的推测只不过是个人臆断。奥帕特惨案颠覆了人们对战争和和平的所有认知，是理查森的理论典范。

但如果理查森是对的，战争和冲突的时间真的不可预测，那伊斯特凡·泰勒格迪，这位国王的亲信又怎敢妄加预言呢？这很可能是拜泰勒格迪无知的鲁莽所赐——他不知道自己的预测缺少根据。但是，理查森的结论是否说明我们的预知注定是幼稚而错误的呢？

研究过去的冲突有个好处，那就是它们的结果不再扑朔迷离，我们可以打开历史书，看看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跟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不同，我们只要仔细查阅历史记录就能知道泰勒格迪的预知是否准确。那么就让我们来查阅一下乔治·塞克勒对前哨部队被袭这件事的反应吧。这次袭击事件看似偶然，但肯定有重要诱因。这是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第一次真枪实弹的作战，是对乔治·塞克勒领导才能以及军队实力的首次检验。

内格雷克之战

地点：内格雷克

时间：1514年5月24日，奥帕特惨案发生一天后

血色浸染的河岸上，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这是巴赛瑞的骑兵横扫奥帕特渡口后留下的一幕。不过，打了胜仗的骑兵和雇佣兵并未走远，他们就在附近的内格雷克城堡过夜。据当时一位史官记载，他们“搭起帐篷，弹琴吹笛，唱着歌儿手舞足蹈”。他们知道自己刚刚袭击的是十字军的前哨部队吗？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他们可能不知道。

如果乔治·塞克勒继续按照前两周的行军路线往特兰西瓦尼亚挺进，5月24日那天，他的队伍距离西南边的奥帕特村应该还有3～5周的行程。但别忘了，他在看了主教的信后改变了路线，带着队伍朝贝尔格莱德方向来了。我们也不清楚正在匈牙利东南部聚集兵力的巴赛瑞知不知道塞克勒改变了计划。所以，他究竟以为自己刚刚偷袭的队伍是谁的呢？他不可能把农民错当成奥斯曼土耳其人啊！

曾让塞克勒吃了闭门羹的脾气暴躁的萨基主教从一开始就反对组建十字军。他并没有在他的教区宣读教皇诏书，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征兵事宜。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听到风声的农民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加入十字军。也许，这位主教认为在奥帕特扎营的小分队是违背他的意愿要去参军的农民。所以，他可能想跟巴赛瑞联手给这些农民一个教训，杀一儆百。

如果沙场经验丰富的巴赛瑞知道，乔治·塞克勒的大部队正在离浅滩不到1天行程的地方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偷袭那支前哨部队。另外，他更不可能在不设任何军事戒备的情况下允许部下整夜狂欢。事实证明，作为一个勇士和策士他很自信，因为“什么都没做”正是他做的所有事。

包括前哨部队队长在内的几个战士死里逃生，将被袭的消息告诉了乔治·塞克勒。乔治想也没想就整队朝巴赛瑞的军营挺进。当他到那儿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已经为复仇做好了准备。在夜幕的掩饰下，他们在木制城墙外的壕沟里堆满了干树枝以及从附近房子上拆下来的木梁。彻夜狂欢后的贵族军鼾声如雷，直到火烧木柴发出的震耳噼啪声将他们吵醒，这些人才意识到危险的降临。但这时再组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火舌迅速吞噬了整座城堡，所到之处浓烟滚滚，里面的人不得不逃离出来。他们推搡拥挤着从主门逃出，直接进入了愤怒人群的包围中。

困惑不已的巴赛瑞从一扇侧门逃了出来。他光着脚，只披着一件披风，急急忙忙地往内格雷克城外他的军队驻扎的营地跑去。但当他最终部署好军队准备战斗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而迎接他们的是初涉战场准备一试身手的3万多名愤怒的农民十字军。

现在，对阵的双方不再是实力相差悬殊的毫无防备的前哨部队和英勇善战的骑兵团了。这个国家的两大军事力量即将正面对阵。经验不足人数来补，而且抱着必胜信念的可怕农民军，绝对能够和装备精良的贵族军相匹敌。而乔治·塞克勒，这位前雇佣兵，也将对阵被誉为主教心目中统领十字军的第二人选的悍将伊斯特凡·巴赛瑞。如果这其中真有天大的误会，那现在就是弄清真相，避免惨剧再次发生的最好时机。这两支军队本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不该发生冲突。

然而，他们确实要兵戈相向。

两军交战之时，贵族骑兵团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他们跨上高大的战马，挥起长矛，眨眼间就将前排的十字军杀了个片甲不留。但一人倒下万人起，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农民军士兵等着他们。骑士们很快就被浩瀚的十字军淹没，最终不得不一对一地跟他们对阵，将战场变成了一片巴赛瑞极力想避免的沼泽。

虽然塞克勒的军队占了上风，但双方耗了数小时还是胜负难分。眼看十字军胜利在即，巴赛瑞又用上了火枪。震耳枪声吓退了十字大军。那火枪虽然声大，但破坏力却有限，不过没见过这种新鲜玩意儿的十字军还是乱了方寸。

当十字军军心动摇之时，经验和热情的反差就凸显了出来。英勇善战的骑兵充分利用了有利形势，而十字军却方寸大乱，仓皇逃窜到附近的森林。

“农民在前逃命，骑兵在后紧追不舍，砍杀一片。”史官陶利努斯记下了战场上形势逆转的那一瞬。

按照匈牙利的传统，萨基主教的军队不该上阵杀敌，只应在前锋部队招架不住时前去增援。但眼看胜利在即，一心恋战的骑兵没等巴赛瑞下令就纷纷朝敌人追去。

眼看大局已定，乔治·塞克勒却出其不意地从四散的十字军中冲了出来。陶利努斯记录如下：

勇敢的塞克勒突然出现在惊兵乱阵之中，

鼓励众人，激励士气，

只见他左夸右赞，前规后劝，

临危不乱中尽显大将风范。

在他“重新部署了队伍，带领他们再次回到战场”之后，农民军立即转身应战。被农民军再次燃起的斗志吓到的萨基骑兵无心恋战，如来时般匆忙飞奔到了附近的乔纳德庄园，也就是主教的家里。据史官陶利努斯记载，他们的懦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命运：

贵族骑兵最终被农民军攻破，

飞矢吞噬了他们，

掩藏在芦苇荡中的伏兵刺死了他们。

巴赛瑞的太阳穴被击中，他失去知觉坠下马来。那天晚上，从昏迷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倒在血泊之中，鼻孔中鲜血直流。他趁着夜色仓皇逃跑，身后的战场上横尸一片。逃到穆列什河边的沼泽中避难的他在寻找幸存者无果后，跳上一匹脱缰的马逃跑了。

不过，萨基主教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据陶利努斯记载，他：

纵深跳进一条深沟中，

可怜的人儿浑身发抖，躲在那里整整一夜，

最终，十字军士兵发现了他，并将他交给冷酷的塞克勒监禁起来。

内格雷克之战是对乔治·塞克勒以及他手下那群经验不足的十字军的残酷考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们绝对能与贵族的无敌战车相匹敌。十字军的胜利显示了乔治·塞克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的能力。就连贵族的抒情诗人、史官陶利努斯都不得不佩服这位首领的领袖气质，称他为“勇敢的塞克勒”。

然而，这场战争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它不是一场打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而是一场农民击败贵族主人的战争。

理查森在《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一书中提到：“对崇拜和平之主耶稣的所有基督徒来说（包括我自己），看到教徒参加的战争，尤其是教徒之间的战争竟然占多数时，肯定会大吃一惊。”事实上，他发现有128场战争是发生在信仰相同的人之间，其中119场是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战争。另外，在134场敌对双方信仰不同的战争中，有105场都有基督徒参与。所以，根据历史规律，那些一心想打倒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先与自己的基督徒同伴短兵相接也并不奇怪。

不过，十字军的这场胜利真是惊人：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公开击败本国的贵族军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4月就开始招募十字军（这对一项军事行动来说显得太早了）并不是主教走错的唯一一步棋。他的另外一个失误决策是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授权让圣方济会修士招募军队。出身贫苦的圣方济会修士们自然会同情农民。实际上，为了控制这种惺惺相惜的情绪，之前那些曾公开撰文或声明反对贵族不公待遇的修士们都被开除了教籍。但由于主教下令招募十字军，圣方济会的修士们终于在1514年找到机会公开说出那些之前只能在修道院中互相耳语的想法：地主剥削农民是违背上帝意志的行为。受到牧师的鼓励，军营中的日常弥撒变成了传播大逆不道思想的温床。农民总是在这期间控诉地主们的不公。

修士们也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教皇的诏书：那些阻碍十字军的人——父子中阻止另一方参加圣战的一方，都是上帝的敌人。所以，在十字军的眼中，萨基、巴赛瑞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成了异教徒。他们的偷袭违背了红衣主教、教皇以及上帝的意志。

国王给地主分发土地是为了让他们响应号召全副武装替他打仗。但如果这些人获得财富并且免交赋税的基础是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的话，那为何现在农民要应召去攻打君士坦丁堡呢？为何贵族不履行他们的历史责任，单独去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人呢？至少在农民的心中，战线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

但乔治·塞克勒并不是农民。作为一个塞克勒人，他生来就是贵族，不用交税，有自己的盾形徽章，而且还在特兰西瓦尼亚拥有土地。作为一名战士，他已经为国王服役多年。他的贵族身份最近被国王再次肯定，而且现在还是令附近农庄为之骄傲的地主。他忠于皇室，是主教和国王的亲信。

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的任务就是训练那些农民。正如你看到的，他已经将他的队伍变成了一支威武之师。他受命带领队伍去征伐君士坦丁堡，而且现在已经在出关途中。他并没有攻击贵族——是巴赛瑞的部下先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士兵。乔治·塞克勒组织反击是尽职尽责，是在扫清前往贝尔格莱德路上的障碍。巴赛瑞和萨基才是公然藐视主教和国王的人，而乔治·塞克勒只不过是发现了他们的不忠，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反对十字军和上级指示的政治行动。

虽然乔治·塞克勒的行为无可指摘，但他却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部下擒获的主教和贵族确实犯了叛国罪。如果他将这些人交给那些农民，结果显而易见——愤怒的农民肯定会立即将他们处死。但是，在战场上出于自卫杀死他们是一回事，而在战后让农民去审判贵族的罪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国王和主教宽恕了他的自卫式进攻行动，萨基、拉瓦斯基、多齐、托贝，以及托纳雷这些大家族的后人也不会忘记这场战争。这些地位显赫的贵族也怕会落得被囚禁的下场。另一方面，他们要为上千名十字军人的死负责，所以放了他们也不行。如果真将他们放走，就意味着他背叛了自己的部下。

到目前为止，塞克勒的任务很明确也很简单：招兵买马，训练军队，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仗。在边疆磨炼多年、身经百战的塞克勒自信自己一定能完成任务。然而，他一点都没想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

虽然做决定是他一个人的事，但他并非是一个人。聚集到他营帐里的那些人一定要砍了俘虏的脑袋才会善罢甘休，而他那位一贯谨慎的弟弟格瑞格里，现在正伴他左右请求他静观其变。乔治·塞克勒则站在中间，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决定将影响重大。然而，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他必须先分清优先顺序。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旦涉及优先权，随机性就会被爆发所取代。

[1] 用数学术语来说也就是，理查森发现了规模为S的战争数量符合P（s）～s^-γ的幂律关系，其中的γ是标度指数。——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