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爆发的世界里没有黑天鹅

爆发，生命奇迹的必要因素

生命远不是流畅或随机的，而是在所有时间尺度内都具有爆发性的——从几毫秒到几小时的细胞活动；从几分钟到几周的人类活动；从几周到几年的疾病来袭；从几千年到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爆发，是生命奇迹的必要因素，是生物为了适应和存活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2006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亲眼见证了将魔鬼放出瓶子意味着什么。他会告诉你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四十五六岁的尼古拉斯个子高高的，而且总是很活跃。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脑中不停歇地冒出有趣的想法，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作为一个医学社会学家，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鳏夫效应”，也就是老年伴侣之间的死亡时间间隔明显很短的现象。

一天，他开始觉得也许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在配偶和死亡问题上。比方说，我的健康状况会不会影响到熟人的健康？很明显，传染病——比方说流感、SARS以及艾滋病，都是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但我们得的非传染性疾病跟朋友们有关系吗？如果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最好的朋友会不会也跟着因心力衰竭而进急诊室？朋友的癌症会不会让我的细胞也癌化？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假设太荒谬了，只是说出来就能让你丢掉工作。但尼古拉斯从2001年起就是哈佛大学的终身制教授了，所以他不可能丢掉工作，只会坏了名声。最后，他和痴迷于网络研究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合作，一同前往波士顿近郊的一个小镇做起了研究。

弗明汉心脏病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健康调查研究。这个计划始于1948年，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员从那时起开始对马萨诸塞州弗明汉镇的5209名男女进行身体检查和生活方式调查。1971年，他们让这些参与者的孩子加入了研究。2002年，这些人的孙子也跟着加入了研究。研究小组要求他们每两年就过去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并做一组实验室测试。

这一不朽研究产生的影响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我们现在很多关于心脏病的认识，从胆固醇的作用到高血压的影响，都来自弗明汉研究。

尼古拉斯和詹姆斯对心脏病并无兴趣。但是，他们知道弗明汉很多居民的病史都已被编纂入目，所以，如果他们从这里着手研究他们的课题的话，将会节省很多钱和资源。他们两个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出适合他们课题的研究对象，将他们的病史搜集起来。

虽然他们想节俭从事，但这项研究还是需要花费惊人的2500万美元。他们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寻求支持，但对方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

在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投入到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之前，他们二人需要搜集一些初步的资料，任何能够证明这一理论不仅是假说的资料都行。所以，尼古拉斯回到了弗明汉，抱着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开始了初步研究。

“并不是我自大，”他告诉我，“但我非常注重资料。我需要知道关于它们的一切——它们是怎么搜集来的，谁搜集的，每条数据被选上的依据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需要去拜访所有参与搜集弗明汉心脏病研究相关资料的人。

有一天当他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位女士为他解开了所有难题。

她拿出了一个文件夹，上面记录着当初他们搜集的每一位参与者的资料。然后她指着那一连串标准的人口统计信息说道：“这里是每个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工作地。”然后她又指了指有关“兄弟姐妹、家庭成员以及好朋友”记录的那几栏。

尼古拉斯简直不敢相信他刚刚听到的。“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天啊，他们已经有我们做研究需要的数据了！’”

搜集朋友的信息并不是传统调查程序中的一项。但鉴于这项研究会持续很长时间，弗明汉研究项目的医生担心一些参与者可能会搬走，而且可能不会更新自己的地址。据他们分析，即使某些人搬走了，他们的好朋友也肯定知道怎么找到他们。所以除了调查他们的父母，第一批研究员还仔细记录了每个人的社交圈子。

此外，还有一件幸运事降临在尼古拉斯和詹姆斯身上。由于弗明汉在1984年时是个非常小的小镇，所以大部分参与者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都有资料留在数据库中。所以最后，他们不再需要国立卫生研究院的2500万美元了——尼古拉斯和詹姆斯需要的数据都已经记录在案了。

为了使初步研究具有说服力，他们决定集中研究无法自报症状的疾病。在经过一番调查后，他们发现有一种病符合他们的条件：肥胖症。在诊断这种病的时候，你需要的只是患者的体质指标，或者说体重指数，也就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得出的数字。这项诊断不会有半点误差：体重指数在30公斤∕平方米以上的人即为肥胖，而在25公斤∕平方米以上的为超重。最重要的是，每位参与者都是两年去称重一次，所以研究者就有30年的体重数据。

研究结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尼古拉斯和詹姆斯发现，如果你的朋友发胖，那么你在未来两到四年时间里发胖的概率会上升57%。如果那个人恰好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么风险就会变成3倍——在这种情况下，你发胖的概率就是171%。实际上，肥胖症的传染性跟流感或艾滋病差不多，都是通过社交网络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他们得出的结论简单得惊人：为了避免发胖，请确保你的朋友不是胖子。然而，他们的发现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美国大约65%的成年人超重，合计1.27亿人，其中6000万是肥胖症患者。很多人被“胖子朋友对你的健康不利”这样的新闻标题激怒。那些人深感受到了侮辱——特别是当媒体给他们贴上了“肥胖载体”的标签或者视他们为朋友的危险因素时。很快，尼古拉斯和詹姆斯就被淹没在电话、邮件以及信件的洪流中，而这些并不都是来恭喜他们的。一些人认为“那些所谓的大学知识分子肯定嗑药了”，还有人认为这项研究完全是个失败。“太歇斯底里了——我们真的想把这些人介绍给彼此，然后再躲开。”尼古拉斯快活地回忆道。

这项发现很快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恶魔在那里获得了新生。杰伊·莱诺（Jay Leno）开始在《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里将它当做俏皮话；威廉·夏纳（William Shatner）在《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中饰演的丹尼·克瑞恩（Denny Crane）被迫炒掉了他的胖助理，理由是她危及了他的健康。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笑出来。很多人在读到《纽约时报》上一个读者的评论时都感到很难过。那位读者说：“这篇文章让我觉得很沮丧。我敢保证它发表后我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因为我真的很胖。”

人类的行为不是随机而偶然的

2005年，在我休哈佛媒体学院公假的几个月里，我始终没能解答出最初将我带到波士顿的那个问题：人类患病的时间是随机的，还是遵循着某种既定的模型？爆发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状况吗？我很清楚怎样才能取得进展：我需要一大群人的病史。然而，我发出的邮件没有得到回复，最大的线索没有了。我试图找到合适数据库的努力一再受挫。

但有一天，我的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在我给剑桥的瑞士领事馆（Swiss Consulate）做完演讲后，一个个子高高、笑眯眯的男子过来找我，笑着问我是否可以谈谈，我们谈了谈。几天后他洪亮的声音就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响起来。他的演讲是关于社交网络和肥胖症的。但他顺便提起的一句话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这位新朋友，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那个时候已经搜集了100万对老年伴侣的资料，目的是想解释为何配偶会一起去世。这恰好是我研究爆发对死亡的影响这个问题时需要的资料。

在美国，任何一个65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不管什么时候去诊所或医院就诊，都需要将就诊的详细记录，包括时间、地点以及诊断情况，递交给医疗保险计划处——美国的一个健康保险项目，它可以帮患者付诊费。所以，医疗保险项目有大多数老年人的病历，而尼古拉斯设法拿到了10年的记录。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研究小组里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吴作栋（Kwang-ll Goh）汇总了200万个病人看医生的时间——不管是主治医师、专科医生，还是急诊室的医务人员都算。

“我们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在哪一天的几点几分。”塞克勒人在提到死亡时这么说。其实疾病也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会在何时得什么样的病取决于众多因素，从我们的遗传基因到饮食、运动、抽烟以及喝酒的习惯，再到我们的工作性质以及环境等都会产生影响。所以，疾病降临的那一天应该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

爆发洞察

然而，这也是令我们感到吃惊的原因。我们从数据上发现，所有被调查的人的病历看起来都不是随机的。相反，我们发现有很长时间他们都不会去看医生，这表明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健康。随后他们就跟约好了一样在短期内频繁就诊。健康史跟网页浏览和电子邮件模型类似，都具有爆发性，而不是一系列掷骰子般随机的活动。

如果接受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不是随机而是具有爆发性的这一观点，那我们在病史中的发现也许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不过，我们确实吃了一惊。你知道，疾病的紧急程度绝对不是依靠优先级清单做决定的。如果我们真能按照意愿给疾病设置优先级的话，我敢肯定大家都会直接将他们放在“待办事宜清单”的最底部。通过给疾病设置低优先权，我们就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生病，一生都过得健康充实。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疾病会“攻击”我们，会随心所欲、出其不意地将受害者撂倒。

不过，既然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病人的病历中发现了爆发，那么我们就要加把劲儿找出其中的原因。毕竟，这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但要找到原因，我们必须先出其不意地来个逆转，一起进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贝比·鲁斯魔咒中。

偶然的内在秩序

每逢暑假的周末孩子们才能爬爬树，串串门，释放所有上学时被压抑的能量。这时候也是意外发生最多的时候，而且并非巧合。所以，6、7、8这三个月的急诊室总是很快被腿骨折，手臂、手腕、脚踝碎裂以及脑震荡患者挤满了。然而，你会发现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英国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Oxford John Radcliffe Hospital）的创伤外科门诊部里很安静，医生们很轻松。

当然，每次意外都是跟随一系列独特排列的事件而来，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无法预测。但就算是偶然，它也具有内在秩序。正是因为每次意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定的，急诊室的负荷量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预测，恰如正是因为人们在一天之内随机打电话，电话信号塔的承载量才能被预测。对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来说，那一天比起每个周末70个病例来说负荷量要稍少。上一周医院更忙，大约接待了80位病人。

那一年的7月16日有点不一样——由于某种奇迹似的原因，孩子们大都没惹麻烦。

整件事都没道理。那天的天气很好，而且孩子们又不用去学校，应该有很多人骨折才对啊。

“我们闲得都有些无聊了。”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的医生斯蒂芬·格威利姆（Stephen Gwilym）说道。因为病人太少了，格威利姆让他的同事吉斯·威利特（Keith Willetl）医生先回家，因为一个医生就能轻松应付。

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威利特医生通常会很高兴抓住这个机会跟家人多待一会儿。然而，那天他犹豫了。真的没必要回家去，他解释说，因为5个孩子都窝在沙发上看《哈利·波特》，那就是他们一天的冒险活动。那天他们一点儿也不需要他们的父亲。威利特医生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脑袋上似乎浮现出一个虚拟的电灯泡。真的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让孩子们不再惹祸了吗？

每个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都知道，2005年7月16日那天在麻瓜世界（Muggleland）中可不是个寻常的星期六。就是在那天，万众期待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Harry Potter and the Half-Blood Prince）——这个大受欢迎的7卷本儿童读物的第6部发行了。它在第一天就卖出了900万本。威利特医生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为了避免到了阅读年龄的孩子们争抢，他一个人就买了5本。但《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和空荡荡的急诊室之间真的有联系吗？

好奇的医生们拿出了2003年7月21日和22日这两天的病例记录，因为那两天刚好是《哈利·波特》的上一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The Order of Phoenix）发行的日子。果然，那个周末去看急诊的病人也很少，甚至比平时的一半还少。这些数字令人吃惊。在这三年里，看诊人数从来没这么少过，这不禁令医生们猜测分心疗法或许是避免儿童受伤的最好方法。所以，医生们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我们需要的就只是“注意安全，再加上能写出以预防伤害为目标的高质量书籍的天才作家”。

我们可以对《哈利·波特》对骨折病例的影响做个简单有趣的解释：当孩子们看书时，他们就不会惹事。然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哈利·波特》特有的。事实上，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者同样对当地的棒球俱乐部对病人人数的影响感到吃惊。

在1918年之前，波士顿红袜队囊获了5次世界大赛的冠军，可谓棒球史上最成功的队伍之一。然后他们将传奇击球手贝比·鲁斯（Babe Ruth）卖给了纽约洋基队。自此，曾经的烂队洋基成了大联盟中最成功的球队，而红袜队则陷入了“贝比·鲁斯魔咒”中，在未来85年时间里只获得过一次冠军。这不仅是对红袜队的巨大打击，也是对大多数波士顿人健康的巨大威胁——医院记录表明，球队输球时急诊室的看诊量增加了15%左右。

2004年，波士顿红袜队才再次赢得了冠军。在美联冠军赛的冠军晋级赛以及世界大赛的决赛中，红袜队赢得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胜利，而急诊室的看诊量则锐减15%。

一般来讲，病人是因为疼痛和疾病才去医院看病的，所以看诊时间应该是随机而且不可预测的。但《哈利·波特》和红袜队的事例表明，我们的健康跟优先级的联系比想象中要多很多。

体育娱乐的大型事件跟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相互联系。如果症状表明我们需要去及时处理，比如手腕骨折或剧烈腹痛，那么“什么时候”指的就是“马上”。然而对大多数疾病来说，最初的症状都不明显——头疼、疲劳、偏头疼、关节痛等，这使得我们去看医生的时间变得随机起来。如果症状消失了，我们可能会等个一两天才去看医生。这对人们来说是很平常的。如果红袜队打得好，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注意到哪儿不舒服。但如果他们输了，那么看医生比看洋基队的全垒打要舒服多了。

最后，症状越不严重，去看医生的计划就越可能被放在优先清单的最下面。

爆发洞察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一旦优先级起了作用，爆发就随之而来——我们会迅速完成最首要的任务，而剩下的很多事情（如看医生）则会被永久搁置。这也是健康保险有很大意义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安排疾病的发生时间。

如果我们的病史是随机的，那么我们每年的健康花销预算应该都差不多。然而，由于出现了爆发，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健康，那笔保险费就浪费掉了。而一旦得了病，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后续事件，使我们不得不频繁光顾诊所。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线希望——爆发使得我们迟早会享受到一段长时间无病的时光。

爆发可以拯救生命

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会成为全美仅次于心脏病的致命杀手。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健康灾难之一，大约1800万美国人都患上了此病。而且它经常会致命，60%自杀的人都是因为情绪失调。抑郁症也是最易被曲解的疾病之一，因为超过半数的美国人都将它视为小病。它的瑕疵部分来自于诊断——医生主要根据病人的自报症状做诊断，这肯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如果技术发展到对抑郁症的诊断像对癌症或心脏病的诊断那样准确、严谨的话，那上百万人就能获得帮助，而大家对这种症状的困惑和忽视也会消除。

抑郁症的常见症状是行为举止明显变慢。“你就像被嵌在了水泥里一样，根本没办法从床上起来。”一位抑郁症患者回忆道。这不禁令我们思考，是抑郁症改变了人的行为，还是那种感觉只是患病的大脑发出的信号？我们知道正常的行为模型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想问的是抑郁症患者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行为呢？

东京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首先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给25个人装上了手腕加速传感器，以便能捕捉到其手部最细微的动作。传感器根据手腕的细微动作探测出人类行为是具有爆发性的。实际上，研究者发现休止时期，即研究对象的手腕不运动的时候遵循幂律规律。大部分休止时期仅持续几秒钟，最多也就几分钟。但这些简短停顿会与睡觉、休息或沉思时捕捉到的长达几个小时的停顿共存。

25位参与者中有14位比其他人显示出更多的间歇式休止。他们是临床抑郁症患者。他们的动作有显著不同：健康参与者的平均休止时间是7分钟，而抑郁症患者是15分钟。另外，健康人的标度指数，即标志每个幂律函数特征的数字，要比抑郁症患者的大很多。所以“被嵌在水泥里”并不只是一种错觉，而是与抑郁症患者的行为模型相对应的。

一般情况下，基础科学转化成实际应用需要走很长的路。20世纪的科学奇迹量子力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直到晶体管出现后才打破了这种僵局。同样，尽管人类基因组的解码引发了医学革命，但10年后市面上的所有药品还是通过基因组发现之前所使用的试错法研制出来的。

基于此，当看到爆发那么快就从基础科学转为实际应用的时候，我颇为吃惊。实际上，即使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你也能理解这一发现的潜在影响。不说别的，它至少促进了一种简单而不受干扰的抑郁症诊断方法的产生。你觉得情绪低落，而且所有症状都显示出一种潜在的情绪紊乱吗？那么就戴上能追踪你一举一动的腕表吧，医生马上会给出诊断结果，帮你赶走即将来临的抑郁感。

爆发，生命奇迹的必要因素

我们越是发现自己的身体细胞容易出现问题，就越觉得我们能经常保持健康是个奇迹。如果P53号基因发生突变，妨碍蛋白质杀死受损的细胞，那人们很快就会患上癌症。如果一个误摺叠蛋白质促使其他蛋白质也摺叠，那么疯牛病就会随之而来。如果神经细胞中的血清素减少，人们就有得抑郁症的危险。但一想到两个蛋白质找到彼此的可能性要比你和最好的朋友在纽约市闲逛时奇妙的相遇的可能性小得多，你可能不禁会问，我们的基因为何能做得如此成功呢？

你并不是唯一一个想不通的人。生物学家一直对细胞协调众多基因、蛋白质、代谢物以及构成组织的RNA分子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之所以对这个过程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要想一窥细胞的内部世界真的很难。

物理学博士伊多·戈尔丁（Ido Golding）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 Cox）实验室之后就开始捕捉一个基因产生单个RNA分子的那一瞬间。要产生一个RNA分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首先，细胞需要从很多成分中搜集聚合酶。大约在同一时刻，其他蛋白质和代谢物必须在DNA链上找到聚合酶会附着的那个点。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鉴于RNA的产生集合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标准理论预测它的出现是一种符合泊松过程的随机而不可预测的过程。

然而，伊多·戈尔丁的实验表明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泊松过程。相反，他清楚地发现那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间歇模型。也就是说，在任意一个1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里，一个基因开始活动，并一连产生2～7个RNA分子。这些爆发点会伴随很长时间的静止期，时间间隔为10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细胞活动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像瑞士表的秒针一样精确运行。相反，细胞运动模型是二者的结合。我们的基因进行着一种杂乱而具有爆发性的运动。

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里，查尔斯·达尔文猜测每个新物种的出现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物种孕育出多少有些差异的后代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种连续变化的证据不仅过去少有，就算是现在也很少见，因此达尔文称它是“对我的理论最有利的反驳”。实际上，几百万年前的化石几乎没有显示出进化改变。大致上每隔几万年就会出现一种新物种，这跟进化的时间相比简直犹如一瞬。进化具有爆发性，这在一代又一代的化石中都有记录。

爆发洞察

我们在前几章提到的一些现象，如电子邮件的使用以及旅行模型，都表明爆发与人类的意志和智力之间存在很深的联系。优先级设定只是加强了这种联系，因为正是我们的偏好决定了某项任务是立即完成还是永远搁置。这表明爆发的出现需要你具备设定优先级的能力。

但从这个角度看，上面讨论的结果并不理想。它们说明，爆发不是人类发明的，而是在地球上出现智能生物之前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生命远不是流畅或随机的，而是在所有时间尺度内都具有爆发性的——从几毫秒到几小时的细胞活动；从几分钟到几周的人类活动；从几周到几年的疾病来袭；还有从几千年到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爆发是生命奇迹的必要因素，表明生物为了适应和存活会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颇感奇妙的同时，这些发现也引出了一系列难解的谜题。首先，如果不是决定和优先级设定产生了爆发，那么为什么爆发会出现在这么多系统中？我们能够解释这种普遍性吗？

最近，系统生物学家研制出了基因活动模型，用以捕捉人类细胞内部的爆发点。20世纪70年代，进化生物学家奈尔斯·埃尔德雷德（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共同推出了一个新理论，他们称之为“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指出了古生物学中的快速进化变化。然而，他们并没有解答出所有问题。相反，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足却引发了一个更深奥的哲学难题：爆发是否证明了大自然母亲的朴实，以至于她在各种不同环境下都使用同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它是不是体现了某种更深层次的现实的不同面？^[1]

知识似乎也具有爆发性，一个灵感的火花可能照亮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明了的混沌。一旦我们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是会引发更多问题？这两个问题不矛盾，因为很多思想或科学上的大变革带给人的启迪总是多于禁锢。

不管怎样，一旦涉及历史，总是有很多事情人们不会知道。比方说，我们所讲的历史故事中很多人物的动机我们都不得而知。就算是这样，这些事情的结果还是很明了。

当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渡过卢比孔河 （River Rubicon），打响了大罗马帝国的内战之时，他说过一句话：“无可反悔！”当萨普雅回到特兰西瓦尼亚，试图夺回那里的统治权并登上匈牙利的王位时，他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去镇压十字军农民起义，这时他也渡过了另外一条卢比孔河。乔治·塞克勒在泰密斯瓦对阵萨普雅，而洛林茨在科罗日瓦对阵巴拉巴西。当这些角色开始拼杀的时候，让我们躲在一旁仔细观看他们的表演。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预言家泰勒格迪那里，看看他的预测成绩如何。最后我们要问自己：他预测得有多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决战

时间：1514年7月15日，举行大弥撒仪式发动十字军过后不到3个月

有一个细节得到了大多数编年史家的认同：两支军队确实在泰密斯瓦相遇了。他们指出乔治·多热·塞克勒带领着十字军的主力，另外两支分队交给了他的弟弟格瑞格里以及洛林茨神父（Father Lörincz）^[2]。约翰·萨普雅带领着步兵总督，另外两支分队分别交给了他的两个副官。之后发生了……嗯，那还是个谜。

鉴于泰密斯瓦之战的重要性，我们对史官们的不同记载感到很吃惊。布鲁特斯（Brutus）、约维斯（Jovius）、伊斯特凡、陶利努斯以及巴塞林那斯等史官描绘了一场血腥之战。但奇怪的是，其他史官却平静地否认那场战役有过流血冲突。

按照大部分史书的叙述，萨普雅提醒骑士们无数贵族都被农民军残忍地用斧子剁成了肉酱。他向大家承诺这一仗很容易取胜，因为敌军的内疚感会让他们在与高贵的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中就仓皇撤退。

然后，萨普雅派了一位使者去敌方军营传信：投降的都可以安全回家，只要你们头戴绿枝以示和平，骑士们就会饶你们一命。抵抗的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坚持反抗贵族的绝不会得到宽恕。

这条信息对大多数农民来讲都不陌生，因为在前面一些战役中贵族们做过类似的承诺。但他们不确定他们的仁慈是否真诚，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贵族地主能活到展示他们的仁慈。

然而，这次他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月无果的围攻，期间关于十字军战败的流言早已传遍了整个匈牙利。所以一些疲劳消沉的士兵非常在意萨普雅的游说。

兰多斯利姆（Randoszlav）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塞尔维亚的将领之前受命带领军队占领了大半个匈牙利南部地区，直至贵族一路将他赶回泰密斯瓦。现在他已经准备接受贵族的宽恕，放下武器不作抵抗了。据当时两部史书记载，当乔治·多热·塞克勒发现了兰多斯利姆的变节之心后，立即去与他当面对质。剑术高明的乔治·塞克勒将兰多斯利姆击下了马，在他的部下面前将他的头砍了下来。当他正忙于处置变节者的时候，科罗日瓦那边的战事出现了富有决定意义的转折。

“莱纳德来了。”陶利努斯关于科罗日瓦战事的记载的第一句话如是说。

巴拉巴西家族的骄傲，

好心的贵族，我们的副总督，

带领勇敢的赛克勒人开始作战，

后面跟着的是全副武装的撒克逊人。

这个时候，陶利努斯放弃了华丽的散文体，也没有引用任何希腊神话。他坚持详细说明这场战斗，书中的细节都来自于确凿的独家消息。他的描述之精确表明即使他没有亲眼目睹战斗的过程，至少也从很多亲历战斗的人那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陶利努斯同样描写了另外一位特兰西瓦尼亚副总督约翰·索纳莱（János Thornallai）。他最近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而他的儿子正是两个月前被乔治·塞克勒吊死的内格雷克的米克洛什。我们的诗人还提到了约翰·班菲（János Bánffy），他早前被洛林茨的军队赶出了自己的领地，现在也已加入贵族的队伍。还有约翰·德拉格斐（János Drágffy），他参加战斗的事情后来被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教保存下来的信件证实了。据信中描述，这位圣人命令他的管家将教区内所有农民都聚集起来跟他一起参加战斗。另外，还有塞克勒人安德拉什·拉沙尔、撒克逊人克伦斯塔，以及当地的罗马尼亚人。这些人联合起来一心想将洛林茨教友带领的十字军打败。

与此同时，在泰密斯瓦，萨普雅总督利用乔治·塞克勒和部下发生的内讧组织了第一次进攻。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虽然农民军内部出现了骚动和叛乱，但这场仗可没他承诺的那么好赢。敌军的猛烈抵抗让他着实吃了一惊，而几个小时后看着尸骸遍野、血流成河的战场，他意识到能不能胜利还是未知。

当那群轻装上阵的亡命之徒争先恐后地攻击他的士兵时，萨普雅变得越来越沮丧。在敌军的猛攻下，他的步兵很快失守。骑兵们的战马深陷在血海泥泊中，高度和速度都受到限制的他们根本无法扭转局势。很明显，战势渐渐转向了人数众多的十字军一方。

在一片厮杀呐喊、兵戈碰撞声中，这位年轻的总督开始对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的决定感到后悔了。如果被派到科罗日瓦的塞克勒人和撒克逊人前来参战，他们就会势如破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让他们缺席是一种错误。

回到科罗日瓦，在被士师出卖，扣押了他众多将领之后，洛林茨教友的实力一下子削弱了很多。可是，我们该怎么解释陶利努斯的诗句呢？诗中暗示了那是一场伏击，而不是正面的冲突。

农民们在营地之间穿梭，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他们齐声喊道。

正如人们所料，陶利努斯是从贵族的视角描写这场战争。我们从诗中看到，德拉格斐的战马被农民军用镰刀砍断腿之后就跌倒了，但这时候班菲和索纳莱迅速冲到了他的旁边，经过一番激烈的营救，终于将他带回了安全的地方。基于此，他们双双成为了科罗日瓦之战的英雄。

这种描写在当时很普遍——农民们丢尽颜面，而贵族们总是英雄，就连他们的死也被描写得异常壮烈。由于贵族最终赢得了胜利，所以陶利努斯诗中的所有主教都活了下来。只有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人没有在科罗日瓦之战中生还，他就是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我们之后再对此加以说明。

在洛林茨教友的英明指挥下，很多被击败的十字军都安全撤了出来，而且是有序地撤退。贵族们毫无疑问是胜利了，因为十字军之后再也没能重振旗鼓，但他们的胜利也并非压倒性的。那些被抓的则遭到了敌人残忍的虐杀。陶利努斯的描述如下：

那些活下来的农民都被关进了黑暗的牢房，

一直监禁在那里，

直到被用不同的方式杀死：

有些人死在战斧下，有些人被钉在了尖桩上；

很多人被绑在木桩上烧成了灰烬，

他们的鲜血滴了下来，在火堆里作响。

只留下一堆堆灰尘和白骨，

有些未烧化的残骸被挂在了木桩上，

在热浪中慢慢风干，形容可怖。

再来看泰密斯瓦那边的情形。未发生的跟已发生的一样重要。按照中世纪的战术习惯，如果有部队来救援被围的城堡，守城将领应该坚持守城，跟救援部队一起夹击敌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伊斯特凡在史记中确认巴赛瑞没有遵循常理，而是在十字军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交锋时躲在城墙内毫无作为。在战场的另一头，总督无助地看着自己的轻骑兵在农民军面前跌下马来。最后，他不得不派出自己的后备军，将他的皇军卫队、雇佣军以及焦躁不安的塞克勒人送上了战场。

萨普雅同时代的人坚持认为塞克勒人的军备品“丝毫不占什么优势”，因为“他们完全缺少专用装备、武器，也没有勋章”。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犹如毒箭般射向了战场的正中心。据中世纪的史官记载，不是强大的装备，而是“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支持他们战斗到了最后”。果然，那些后备军刚加入战斗，战势就毫无悬念地转向了贵族这方。正如陶利努斯记载的，“农民军稍稍动摇了，然后就放弃了阵地，最终仓皇而逃”。

只有紧跟着乔治·多热·塞克勒的一群亡命之徒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发动了疯狂的猛攻，保护着他们的首领。但当两翼的十字军先后撤退后，乔治·塞克勒和他的卫队就腹背受敌了。彼得·皮特洛维奇（Peter Petrovics）利用对方防线的崩溃，瞄准了乔治·塞克勒就是一击——这位年轻的骑士是总督的远房表亲。双方酣战之时，彼得将乔治·塞克勒击下马去，然后活捉了他。差不多就在同时，乔治·塞克勒的弟弟格瑞格里也被俘虏了。

领袖被俘给了农民军最后一击，群龙无首的他们在战场上乱成一团。因战友的被杀而怒不可遏，又因近在咫尺的胜利兴奋不已的骑兵们，毫不留情地骑马追上了那群逃跑的农民军。至此，泰密斯瓦之战跟科罗日瓦之战一样都以屠杀农民军告终。

当我们为十字军的突然瓦解而悲叹，为反腐败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悲惨下场而叹息时，我们注意到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讽刺：乔治·塞克勒，一个塞克勒人，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特兰西瓦尼亚贵族迅速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在没有任何预谋的情况下，他几乎要成功地还匈牙利以塞克勒式的自由。但正当他和他的农民军要击退萨普雅及其特兰西瓦尼亚军队时，一股力量的到来让他的梦想落空。就在最后一刻，他被一小组塞克勒勇士，他的同族，他的兄弟击溃了。

然而，按照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那天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确切地说，当总督要求他们和平投降时，很多农民在第一时间就放弃了抵抗。在这一版本中，兰多斯利姆仍然没有幸免。在内讧的骚乱中，彼得·皮特洛维奇捕获了乔治·塞克勒，战争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

其他一些资料则坚持认为，是乔治·塞克勒因想弄清特兰西瓦尼亚军队的人数和位置而去侦查时被皮特洛维奇擒获。在这个版本中，农民军在他们的首领被俘后就直接逃散了。

乌拉兹洛王在他1514年7月24日写的一封信中证实了后一种说法。在这封写给德国国王的信中，他指出乔治·多热·塞克勒被俘了，之后“泰密斯瓦的农民平静地逃散了，两军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很多历史学家怀疑他可能没有把真相全都说出来。因为这位国王热切希望贬低萨普雅在平息内战（他和主教是导火索）中的功劳，所以他可能会故意回避泰密斯瓦之战的重要性。

不管你相信哪个版本的历史，所有史诗对其中关键的一点都没有异议：乔治·多热·塞克勒和他那顽强的弟弟格瑞格里都被活捉了。在科罗日瓦，洛林茨教友没有被俘，他之后继续在匈牙利的其他地方为自由而战。最后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的主角们还活着，我们的故事就没有完结。

[1]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佩尔·贝克（Per Bak）和他的合作者唐超（Chao Tang）及科特·威森费尔德（Kurt Wiesenfeld）提出了一种更流行、更具影响力的理论，即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旨在利用一系列简单的模型和普遍的原理解释这一问题。——作者注

[2] 这是Cegléd的洛林茨神父，跟带军攻打科罗日瓦的Bihar的洛林茨教友没有关系。——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