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爆发的轨迹1：信天翁模型

从人类记忆的搜寻到网络信息的查找，一切已经证明，查找某个特定目标的最佳策略不是用最明显、最系统、最规律的搜寻模式，而是用具有爆发性、间歇性，甚至是偶然性的搜寻模式。

2004年，当德克·布洛克曼从德国飞到蒙特利尔参加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时，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将发生根本转变。就算他隐约觉得这趟旅行很重要，但也肯定猜不到为他那个改变职业生涯的发现提供灵感的，不是会议上的某篇报告，而是在距蒙特利尔南部几百公里外的佛蒙特森林中那次喝着冰冷的啤酒的卧谈。无论如何，德克最后都觉得应该感谢他的朋友丹尼斯·戴瑞巴里，那个把乔治网介绍给他的人。所以，他在即将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鸣谢”中，特别提到了他的朋友在这项发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当得知丹尼斯的称谓“细木工匠”被这个著名杂志的文字编辑删去后，德克有多么吃惊。

“我觉得很生气，因为那是我的想法。”德克回忆道。他指出那样注明丹尼斯的职业是中肯的，因为他不是个科学家。他接着说道：“所以我跟《自然》杂志说明了情况，但他们说那不符合排版规范。”

德克论文中的“鸣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相反，他遵循了中世纪的传统。当时的插画修士总是将他们恩人的肖像描摹在宗教手抄本中。陶利努斯（我之前引用过他所写的有关1514年事件的咏史诗）在开卷时也恭敬地感谢了乔治·布兰登伯格伯爵（Margrave György Brandenburg），并慎重地加上了他所有的称谓：

尊敬的

乔治·布兰登伯格伯爵

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尊贵的君王

拉约什殿下

最值得尊敬的监护人

《自然》杂志的文字编辑并不是坚持让德克在鸣谢中将伊丽莎白二世写成伊丽莎白·A·M·温莎，或是将约旦国王写成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哈西姆阁下，他们只是认为“细木工匠”确实没必要写上。

不过德克并不打算就此放弃，所以他联系了主编，向他说明了丹尼斯在这项发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终，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所以，你会看到论文结尾处写着：“感谢‘红木工匠’D.戴瑞巴里，是他帮助我们注意到了乔治网。”

在正文中，德克详细地说明了钞票的运动轨迹和爱因斯坦发现的原子的随机运动轨迹的显著不同。

任意两个原子相撞后所分开的距离都差不多，这意味着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失控的原子——在与另外一个原子相撞之前，与别的原子之间的距离是与其他原子之间距离的一千倍的原子。但是，当大多数钞票都在离始发地不远的地方再次出现时，总有那么一两张钞票会失控地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

当德克汇总钞票的运动轨迹时，他发现钞票旅行的距离不符合爱因斯坦的钟形曲线图，也就是说每张钞票旅行的距离各不相同。相反，德克发现它们遵守幂律规律。

也就是说，钞票的运动轨迹遵循科学家们所谓的列维飞行理论（Lévy flight）。这个轨迹很像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闲逛所走的路线。每个遵循列维分布的微粒的运动方向都是随机的，而它们的运动距离可以用幂律来描绘，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列维微粒都在某个特定的小范围内运动，小心翼翼地待在同一片区域内，但偶尔会有微粒漫无目的地跳到很远的地方。

爆发洞察

你可能会问：列维飞行和幂律有什么差别呢？实际上，幂律与列维飞行的关系就像是苹果的味道和苹果本身的关系一样。事实上，随机运动又可分为好几种。如果随机运动的物体每次运动的距离都相等（或者如果运动距离遵循高斯分布），我们就把它称为规则的随机运动。爱因斯坦研究的原子运动轨迹就属于这一种。然而，有些随机运动会比较飘忽不定，这种运动就遵循幂律分布，如布洛克曼所观察到的钞票的运动轨迹。由于这种运动模式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它们有个特定的名字——列维飞行。飞形理论之父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ît Mandelbrot）用自己的一位导师——法国数学家鲍尔·列维（Paul Lévy）的名字为它命名。所以，列维飞行是一种特殊的随机运动，而幂律分布是区别列维飞行与其他随机运动的特征。

列维飞行对德克·布洛克曼和他的导师西奥多·盖泽尔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物理学家发现，自然界中很多看似随机的运动（从漂浮在湍流液体中的小物体到宇宙中的漂浮物的运动）都不符合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每个微粒的运动距离相似，导致一种相对平均扩散的现象。相反，它们遵循列维轨迹——由幽闭抖动造成的长距离跳跃。早在几年前，德克和西奥多就发现人类的眼睛在捕捉新画面时也遵循列维飞行规律：我们的注意力先是在某一小范围内漫游，然后就突然跳跃到另一个远点。在审视这个新区域的时候，眼睛会进行一系列微小的运动。

但并不是钞票与眼部运动之间的联系引起了德克的注意。更确切地说，是十年之前一个将列维飞行与鸟类和猴子联系起来的研究吸引了他。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种联系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暗示了我们之前所观测到的爆发可能不仅比网络先出现，还可能是人类意志和意识的根源。

信天翁的列维飞行

1995年，在横跨大西洋的飞机上，谢尔盖·布尔德列夫（Sergey Buldyrev）决定在伦敦转机，去拜访他的表侄弗谢沃洛德·阿法纳西耶夫（Vsevolod Afanasyev）。谢尔盖将阿法纳西耶夫视为19世纪俄国民间英雄莱夫提（Lefty），一位令全俄国人为之骄傲的、技艺高超的铁匠在现代的化身。

当时，英国送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只上发条的跳舞跳蚤。虽说是礼物，但也蕴涵着他们对西方发达技术的吹嘘。但莱夫提巧妙地在跳蚤的两只脚上钉上了小马掌，而且还在每个马掌上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代表了俄国手工艺的巨大胜利。

跟莱夫提一样，弗谢沃洛德对微型器件也有着惊人的天赋。又跟莱夫提一样（莱夫提被沙皇送去了英国），弗谢沃洛德也去了英国。他到了剑桥大学，成了英国南极勘查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没有忙着为跳舞的跳蚤钉马掌，而是为小鸟装上了探测器，追踪它们的行动和飞行状况。他的其中一项设计是追踪漂泊信天翁。这种美丽的鸟儿长着3米长的翼展，是地球上最大的鸟类生物。他的探测器首次证明漂泊信天翁在环绕地球飞行一周的过程中从不触地，而是一连几个月飞翔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之上。

在去伦敦拜访期间，“我们喝了一瓶伏特加，还畅聊了一番。”谢尔盖回忆道。在喝酒期间，这两位表亲免不了会聊到各自的研究。谢尔盖过去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随机运动问题，但他总是跳不出爱因斯坦的思维模式——总是将这个问题作为抽象的数学问题来研究。所以，他的表侄追踪信天翁所得出的看似随机运动的数据引起了他兴趣，使他有机会将这个百年不变的随机运动理论跟鸟类的飞行模型做个比较。

拥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谢尔盖6年前（也就是1989年）带着夫人和两个幼子移民到了美国。对美国科研机构还不熟悉的谢尔盖刚来两天就动身去波士顿大学拜访了一位他在苏联时就很钦佩的专家。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他的偶像既不是一位教授，也不是一位博士。坐在办公室里的是一个穿着T恤和短裤的24岁研究生。当他定下神来，弄清彼得·波尔（Peter Pool）的真正身份后，他就穿过霓虹灯照亮的走廊去找波尔的导师基恩·斯坦利（Gene Stanley）。谢尔盖对斯坦利的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发现，比如他参与创立的过冷水以及相变研究领域已经耳熟能详。其实，他从来没想过叨扰这位著名的教授。不过，他没想到斯坦利对他的情况也很了解。

斯坦利曾在1973年作为莫斯科一次会议的组织者初次去了苏联。到那儿后，他吃惊地发现他非常敬重的三位物理学家被禁止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他们申请移民以色列吗？斯坦利不顾同事的反对，跟三位科学家一起吃了顿早饭。随后，他向大家宣布三位科学家同意做演讲，但地点必须设在一个私人公寓中。他邀请所有人参加。

他还没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达完毕，麦克风就断线了，接着他就被两个克格勃的便衣拖出了会场。被带到一个只有一扇大窗的塔楼顶层后，斯坦利突然想到了那些可疑的叛乱者“自杀”事件。不过，他还是活了下来。被释放后，他甚至被允许跟30多名科学家和一群克格勃在一个小公寓中参加他组织的秘密会议。

这次经历让斯坦利印象深刻。不久后，他就成了科学界少数派和持异议者的捍卫者。^[1]当斯坦利的莫斯科冒险游过去15年后，谢尔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位颇富盛名的人道主义教授马上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俄国人跟他在1973年遇到的三名同仁犯了一样的罪：他带着自己的犹太妻子离开了苏联。10分钟后，谢尔盖就被雇用了。到美国的第3天，他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6年后，谢尔盖认为信天翁问题是斯坦利跨学科研究小组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所以，在斯坦利的支持下，他的一位名叫甘地·维斯沃纳森（Gandhi Viswanathan）的研究生开始根据谢尔盖在剑桥大学的表侄弗谢沃洛德提供的数据，分析信天翁的“干湿”时间序列。这些数据是利用系在南大西洋信天翁腿上的小型探测器搜集到的。湿信号表示信天翁的腿落入了水中，而干信号则表示它们捕食休息之外的飞行时间。

甘地很快发现这些信号根本没有规律可言。相反，信号显示信天翁在飞行途中会时不时地停下来下水捕食。长时间发出干信号后，会出现湿的爆发点，这证明它们飞行很长一段距离后才会停下来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进行捕食。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当然熟悉，因为甘地的分析显示，连续的湿信号之间的时间遵循幂律分布，进一步说明了信天翁的捕食模型具有爆发性，准确地讲是遵循列维飞行模型。

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发现动物会在一个区域内长时间搜寻食物，然后再转战另外一个遥远的区域捕食。不过，没有人想到这种偶然模型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1996年，在波士顿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论文之后，一系列动物学研究著述争相出现。新颖的数学形式体系激活了长久被人遗忘的数据集，证明了动物王国中处处存在列维模型——如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的蜘蛛猴^[2]、驯鹿、熊蜂、果蝇以及灰海豹等。那篇论文指出列维飞行反映了大部分动物在捕食上的普遍运动模型。这引出了一个简单而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动物会有这样的行为？

遵循爆发搜寻模式

那篇有关信天翁的论文发表的时候，谢尔盖已经在波士顿大学工作7个年头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一群年轻的研究生中是个十足的异类。精于数学物理学知识，勇于赶超实验室中最有抱负的成员的谢尔盖已经是斯坦利精英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当周围的同事都安于终身制教授的生活时，谢尔盖没有懈怠，而是继续研究动物运动中的列维模型，以期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随后，他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怎样在丛林中找到一棵香蕉树呢？

如果你不知道树在哪儿，那就只能漫无目的地去寻找：先任意选择一个方向寻找，如果没发现目标就再换个方向，你总是觉得下一次一定会找到。这种随机策略的问题在于，你会在同一个区域里打转，因为随机运动会让你偶尔回到原来的区域。要避免做无用功，你可以尝试进行有条不紊的搜查，就像FBI查案那样先用警戒线圈定区域，然后再开始系统地搜查线索。但从动物身上得到的那些数据表明：鸟兽的行为既不遵循爱因斯坦的扩散理论，也不像FBI办案那样有条不紊，它们的行为遵循神秘的列维捕食模型。

然后，谢尔盖突然回想起了很久之前在湿地上采摘野生小红莓的经历。

“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行为也遵循列维飞行模型，”他回忆道，“我从一片长满小红莓的草丛走到另外一片草丛，然后走到更远的地方找寻一块更好的根据地。”

甘地·维斯沃纳森又一次参与了研究，并在世界随机运动理论的权威之一什洛莫·哈夫林（Shlomo Havlin）的帮助下将谢尔盖的童年经历转化成了一个理论。

爆发洞察

搜寻稀缺食物的最好办法就是小范围内随机走动，偶尔来个大范围的区域调整。当搜寻散落在大片区域里的少量食物时，规律的或随机的搜寻都不是最佳策略。最好的方法是遵循一种爆发搜寻模式，因为在长距离运动帮你拉长战线的同时，短距离操作会让你搜寻到邻近区域的食物。

这项理论不仅影响了动物研究领域。实际上，科学家已经将它用于一项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找出转录因子（掌管人类基因运动的蛋白质）精确地到达某个DNA链上的方法。DNA的双螺旋链是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所以，要到达某个特定的碱基上就好比将一枚硬币准确地掷到从洛杉矶到纽约的3962公里的高速公路的某个点上一样。然而，我们身体中的亿万个细胞都能奇迹般地轻易找对位置。大家一致认为它们的成功是源于爆发策略——转录因子先与DNA随机结合，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在结合点附近一步一步地搜索。如果搜寻无果，它们就会先分离出来，然后在远处寻找一片新的区域。

爆发洞察

如今，爆发搜寻模式解释了各种各样的行为现象，如人类的记忆搜寻，以及万维网的信息查找等。在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发表后，科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了查找某个特定目标的最佳策略不是最明显、最系统、最规律的搜寻模式，而是具有爆发性、间歇性，甚至是偶然性的搜寻模型。

人类会不会渐行渐远

鉴于这些发现，德克·布洛克曼那篇关于美元运动的论文绝非只是对乔治网民的有趣爱好的详细说明。它与行为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将列维飞行模型从信天翁和猴子的行为扩展到了人的行为领域。钞票随人而动，我们去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就像弗谢沃洛德追踪信天翁的探测器。它们显示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运动遵循从老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爆发列维模型。所以，德克的发现有重要的意义，他再一次证明了自然的朴素本色，说明了各个领域都趋向于用同一种方法解决问题。

然而，多数媒体虽然很关注德克的论文，但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结论是多么出人意料。

爆发洞察

人类的行为轨迹与猴子和信天翁有相似之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但除了在专门的科学领域，很少有人看出德克的发现质疑了一个定律，那是一个藏在连篇累牍并甚少有人读到的大部头中的关于随机运动的数学分析。这个定律指出，如果微粒遵循列维轨迹，那么时间越久，微粒离释放点的位置就越远。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循列维模型的运动者回到原点的机会在变小。

这对水中和气体里的原子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原子会随机扩散。不过，上升到人类的问题上，这个定律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的运动真的遵循列维飞行模型，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

听起来虽令人费解，但这恰好解释了乔治·塞克勒的经历。据我们所知，他的起点是他的家乡达尔诺克，也就是那个至今还在为他骄傲的特兰西瓦尼亚小村庄。我们还知道，他在某个时候去到了483公里外的贝尔格莱德。就算是现在，人们都会觉得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远。他为什么放弃土地和贵族头衔，放弃那种相对奢侈和稳定的生活，而开始危险艰苦的雇佣兵生涯呢？他走了320公里从贝尔格莱德辗转到布达的举动也令人颇为困惑：在击败了艾利之后，他有钱又有荣誉，为什么不衣锦还乡呢？

到目前为止，他的行动轨迹一直遵循列维模型：小范围内活动后紧接着长途跋涉，然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当然，根据德克·布洛克曼的发现，他的旅行就有了新意义。不过，虽然通过数据我们很容易看出他过着漂泊无根的生活，但从人为因素上考虑，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为什么乔治·塞克勒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呢？2007年我在锡比乌档案馆找到的那封信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些线索。

“恶棍！”

时间：1507年7月19日

貌似每个家族都至少有一位出色的祖先——散发着人格魅力的睿智婶祖母，或是名留历史的高祖父等。我们家族的名人生活在16世纪。莱纳德·巴拉巴西（Lénárd Barlabási）在事业达到顶峰时当上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副总督。他的上司是约翰·匈雅提总督。

不过，莱纳德的后人也不是不值得一提。相反，当米克洛什·萨基在内格雷克被乔治·塞克勒处死后，莱纳德的表亲约翰就正式补上了他的空缺，被封为了乔纳德主教。有一些人惨死了，如彼得·巴拉巴西（Péter Barlabási）就在他的靠山乔治·拉科齐二世（György RákócziⅡ）被废黜后被吊死了。还有彼得的儿子伊斯特凡，他跟随自不量力的拉科齐争夺波兰王位，在战斗中被杀死。在密密麻麻的家谱中，其他的男男女女可能也很优秀，但我们这些后人只知道他们发生过的争端。留存的皇室文件详细记载了他们为了争夺莱纳德留下的家产和名誉而长期不和。

我们很容易追踪莱纳德·巴拉巴西的生活，因为很多档案馆都保留着他的信件。作为16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社会和政治面貌的目击者，他的资料经常被大家引用。遗憾的是，他的信不是用匈牙利文而是用当时的官方文字拉丁文写的。不光是我看不懂，就连很多中世纪历史专家都被难住了。事实上，圣母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丹尼尔·格里高利·派瑞特（Daniel Gregory Perett）在翻译我在锡比乌档案馆找到的那封1507年的信时，觉得有必要在译文后附上三页的评论和免责声明。

莱纳德1507年的那封信的前三段说的是一个农奴偷盗的事。这个奴隶来自锡比乌附近一个叫做文贾德（Vingard）的小村庄。按照丹尼尔·派瑞特的译文，文贾德的城主称这个奴隶是“善良正义的人”，坚决反对对他施刑。由于众说纷纭，莱纳德要求他们在某一天都聚集到他那里以做最后判决。

信的第二部分非常有趣，上面写道：

我们还得到消息，在最近一次集市日上，麦格斯（Meggyes）附近的小镇塞本（Szeben）的部分居民遭到了抢劫和杀害。

经过仔细查证，我们发现这个强盗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马洛斯县（Maros County）马克法瓦村（Makfalva）的塞克勒人乔治·多热骑士。

因此，我们建议你赶快写信给安德拉什·拉沙尔骑士（András Lázár）和其他塞克勒贵族，告诉他们不该藏匿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中部地区的公敌，而应该马上对他的偷盗行为施以重罚，以泄众怒。让其他塞克勒人和国家良民都清楚地看到，塞克勒人是要捍卫国家的团结和谐，而不是削弱和破坏国家安定。

第七年圣母玛利亚庆典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于赫德法雅（Héderfája）搁笔。

赫德法雅的莱纳德·巴拉巴西

特兰西瓦尼亚副总督

塞克勒子爵

巴拉巴西在信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距锡比乌约50公里的撒克逊小镇麦克斯的犯罪事件。鉴于“我们发现这个强盗不是别人，正是来自马洛斯县马克法瓦村的塞克勒人乔治·多热骑士”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他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首次提到了乔治·多热·塞克勒这个人。

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副总督为什么不直接在1507年夏天将塞克勒捉拿归案，而只是建议锡比乌的领主写信给安德拉什·拉沙尔以及其他塞克勒贵族，让他们“马上对他的偷盗行为施以重罚”？也许是由于塞克勒的独立传统，迫使他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不管他的谨慎源于什么，这封信在揭示乔治·塞克勒的前十字军生涯上起了重要作用。

并不是说1876年之前的历史学家都对乔治·多热·塞克勒特别仁慈。贵族和神职人员（那个年代的史官）就对这个胆敢藐视他们，藐视社会秩序的人表示出既厌恶又愤怒的情绪。比如说，约瑟夫·厄沃特什（József Eötvös）在1847年写的历史小说中就将乔治·塞克勒描绘成了一个冲动的醉鬼。书中的塞克勒脾气暴躁、任人唯亲，卷入了一场他根本驾驭不了的历史洪流中。

根据巴拉巴西的信，乔治·塞克勒犯下了两项罪名：抢劫和谋杀。这封信揭示了塞克勒离开特兰西瓦尼亚的原因：根据副总督的命令，塞克勒人“不该藏匿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中部地区的公敌”。所以他就去贝尔格莱德这片不毛之地当了一名雇佣兵。在那里，只要愿意镇守边疆，所有罪犯都能找到庇护所。基于此，仅在7年后，也就是在他打败了艾利之后，他觉得在布达城现身已经很安全了。然而，他并未期望能领到什么奖赏。所以当王室因为缺少征讨奥斯曼土耳其的英雄将领而慷慨地赠与这位声名狼藉的亡命之徒荣誉和金钱时，他自己以及后来的史学家们都小吃了一惊。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盲目地看待他的荣誉。据大部分史书记载，乔治·塞克勒被我们的预言家、国王的亲信以及十字军的反对者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拒之门外。你应该还记得萨基主教拒绝将国王许诺的300块金币给他的情景——很明显，他知道塞克勒的过去。塞雷米在1514年那部富于影响力的史书中写道：“主教训斥了他一顿。”

第一次发现这封信的匈牙利历史学会成员卡洛伊·绍博为这种流行的史家观点开了先河。在1876年所写的总结报告中，他失去了应有的公正，在文中表达出了反感：“皇室不仅没有惩罚这个强盗和杀人犯，反而奖励他，夸赞他的英勇行为。匈牙利的红衣主教竟然赐他权利，放纵他和那群暴民的不法行为，陷国家于危难之中，使国家几个世纪都无法恢复元气。”

乔治·多热·塞克勒的传记作家桑多·马尔基（Sándor Márki）1913年的作品反映了相似的情绪：“对于这个昨日的恶棍、农民和下级官员，今日的著名贵族以及千军统领，国王和主教能如此恩泽真是闻所未闻。”

巴拉巴西的信件浮出水面后，史学家推断萨基主教和乔治·多热·塞克勒之间的矛盾可能是源于后者以前的行径。要是这样解读的话，萨基在内格雷克被杀就绝不是一次偶然，而是一次残酷的复仇行动。

在1507年的这封信中，莱纳德·巴拉巴西和乔治·多热·塞克勒并不是唯一让我感到熟悉的名字。莱纳德的孙子巴林特（Bálint）是伊赫德（Ehed）的地主，而伊赫德是塞克勒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祖父艾伯特于1909年出生在那里。自此，家族姓氏中那个拗口的“l”就被去掉，直接改为“Barabási”。我的曾祖父在一次去毛罗什瓦萨尔海伊（Marosvásárhely）的路上在马背上遭到了枪袭，所以艾伯特很早就成了孤儿，不得已才搬去了伊赫德。他最后在塞克勒七大行政中心之一 ——吉奥斯蒂莫克罗斯（Gyergyòszentmiklós）定居。

从祖父的房子骑自行车就能到萨赫基（Szárhegy）。在说这个村子的名字时，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匈牙利语发音。若将它写做或念做Szarhegy，那村子的名字就变成了“粪山”的意思。但其实，村庄里伫立着美丽的文艺复兴城堡，城堡周围高墙林立，五座塔楼配以精美的手绘装饰，分外美丽。由于已经荒废了近一个世纪，塔楼遭受风吹日晒已经破败不堪，曾经厚实坚固的城墙大都被附近的居民拆去做了地基。只有坐落在城堡上部萨尔迈尼（Szármány）山坡上的圣方济会修道院基本没受到什么破坏。即便如此，在1951年圣方济会被视为非法教会，教士遭到驱逐后，这座修道院还是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害。然而，多亏了一位当地的学者在1974年将修道院改成了一个艺术中心，它才得以免遭彻底的破坏。每年夏天，这里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艺术家。

由于我之前的理想是做一个雕塑家，所以高一结束后我就被父母送到了萨赫基，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艺术夏令营。当时我只有15岁，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知疲倦地做了所有我认为该做的事：带着一张著名前辈画家的油画上山；为其他人当模特；用大理石雕了一扇窗户；参与保护城堡墙壁上的手绘装饰。一个月后，我对城堡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了，包括声名狼藉的卡萨姆劳克（kaszatömlöc）。那是一个很深的洞，以前的死刑犯都被扔下去，洞里锋利的刀片能将人撕成碎片。

虽然这座城堡在1632年才竣工，但它最古老的塔楼早在1490年就已经建好了。塔楼是为萨赫基的安德拉什·拉沙尔家族建造的。70年后，莱纳德把乔治·多热·塞克勒的命运交到了安德拉什手上。

乔治·多热·塞克勒、安德拉什·拉沙尔，以及莱纳德·巴拉巴西共同出现在1507年的信中也许只是巧合。即便如此，当特兰西瓦尼亚的命运被交到这些人的手上时，这些人的联系再次浮出了水面。

[1] 2003年，作为被剥夺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学者代表，斯坦利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迈克尔逊人道主义奖章（Michelson Medal for Humanitarian Outreach）。——作者注

[2] 其中一位尝试测试列维模型的物理学家是若泽·路易斯·马特奥斯（José Luís Mateos）。他的研究对象是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的蜘蛛猴。一天，他问自己的同事们知不知道猴子的运动轨迹。他们确实知道，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猴子身上安装了探测器，而是因为每个学生都被分派到一只猴子。猴子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并且从猴子们的吃食习惯到与其他猴子的交流都记录了下来。同时，每个学生都拿着一个GPS设备，因此就算猴子们躲进森林也没关系。他们最终探测出猴子们的运动轨迹遵循列维模型。——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