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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天才，必将在战斗中，成就自身。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与母亲何爱榆合影（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大约在1940年12月，李海泉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李小龙搞怪合影，李小龙的脸上被画上了粤剧的妆容（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一章 “东亚病夫”
10岁的李海泉光脚站在中国南方城市佛山郊区的一条脏乱的街道上，旁边是一家用瓦楞铁皮做屋顶的餐馆。[1]他穿着从三位哥哥那儿传下来的破旧衣服。每当有城里人从这条街上经过时，李海泉总要用粤语唱起小曲来招揽食客：“朋友们、乡亲们，来，来，来，尝尝我们的清炖牛胸、菠菜豆腐、荷叶蒸田鸡、皮蛋粥、糖醋猪肉。”他那稚嫩的嗓音随着每道菜名而高低起伏，如同用假声在歌唱一般。全市各家餐馆都有雇用农村来的小男孩为自己的餐馆沿街叫卖，招揽食客，李海泉是数百名这样的小男孩中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叫卖幽默、有趣，又略带有嘲讽的意味。有一天，一位粤剧名角儿经过这家餐馆，被这个小男孩叫卖声中的幽默感所打动，问他想不想当自己的徒弟。[2]李海泉高兴极了，连忙跑回自己生活的小村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3]
这年是1914年。[4]革命的力量已于1911年摧毁了清政府的统治，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彻底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代。新政府成立之初，政权尚未牢固，各党派之间互相争斗，都在争夺控制权。很多主要城市叛乱四起，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李海泉一家的痛苦遭遇尤为严重。他家里共有6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他的父亲李震彪厄运不断，以至于邻居们都以为李震彪被诅咒了。[5]李震彪年幼时，因严重高烧，导致喉咙出了问题，几乎不能说话，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聋哑人。成年后，他拼命去谋求多份工作来养家糊口。除兼职做镖师外，他还是一名渔夫。[6]他经常会带孩子们跟他一起去捕鱼。
李海泉的父母听到他们的孩子将要去做粤剧学徒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家里会少一张吃饭的嘴，而且这个孩子还会得到一份前景不错的工作。到了约定的那天，李海泉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训练生活——从早到晚地进行表演、演唱、杂技以及功夫训练，其艰苦程度不可想象。与庄重的欧洲歌剧不同的是，中国戏剧的特色是夸张的戏服、覆盖全脸的妆容、假声的唱法、体操似的动作，以及或手持兵器或赤手空拳的舞台化的格斗。[7]
经过多年的学习与训练，李海泉成为佛山一家剧团的资深演员。他的专长是丑角。1928年[8]，他所在的剧团决定南下，去100公里外的香港发展，那里的观众基数更大，并且富人阶层居多。李海泉很懂得照顾家人，这次南下，他招呼了自己的几个兄弟一同去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发展，并帮他们找到了服务员和餐厅勤杂工的工作。与此同时，李海泉也在一家餐馆做兼职，以支撑他的演戏生涯。
随着李海泉和他所在的剧团在香港的不断演出，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的香港首富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tung Bosman，原名何启东）邀请他们去家中进行私人表演，也就是在这个富丽堂皇的何家大宅红行（Idlewild）内，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和母亲何爱榆初次相识了。二人能够摆脱中国传统家庭背景在经济、文化以及种族方面的巨大差异而相恋，实属不易。李小龙的母亲家境显赫，何家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的父亲却一贫如洗，无权无势。
何爱榆是何东爵士欧亚混血家族中的一员，这个家族在香港的实力相当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何爱榆的祖父是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虽然很多人认为何仕文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但事实上，这位李小龙的外曾祖父是一位荷兰籍的犹太人。[9]他于1839年8月29日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名叫哈托格·莫兹·博斯曼（Hartog MozesBosman）[10]。
青少年期的何仕文进入了荷兰东亚公司，并于1859年来到香港。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劳动力的输出。在非洲奴隶制度被废除以后，他将中国贫苦的劳动力海运到荷兰圭亚那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工作，也有一部分被他送到美国加州去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11]商业上的成功，使他在1866年被任命为驻香港的荷兰领事。考虑到当时反犹太主义盛行，他在给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件中都署名为“M Bosman”。[12]
他抵达香港后不久，便购买了一位名叫施娣（Sze Tai）的中国女子做姨太太。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在上海崇明岛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出生长大，她被裹成的小脚证明了这一点。[13]（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往往不需要她们去工作，并且能够支付裹脚所需的费用。）但是当她的父亲过世后，她的家庭陷入了困境，最终只得将她卖掉用来还债。施娣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荷兰人，所以他们就给自己的中文姓氏定为“何”。[14]
接下来，何仕文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最终于1869年宣告破产。他抛弃了自己的中国家庭，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并将名字换成了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施娣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们，又嫁给了一名从事活牛贸易的中国商人郭兴贤，做他的第四房姨太太。[15]郭兴贤无意供养她的这几个欧亚混血儿，甚至不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吃饱饭，但是施娣却说服了他给孩子们支付学费，让他们去著名的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也就是现在的黄仁书院Queen’s College）就读，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英文。
何东是施娣与何仕文所生的6个孩子中的长子。他长大后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集团渣甸洋行（后改称为怡和洋行）的买办（即外国代理人）。这位后来成为李小龙外伯公的何东，通过船运、保险、房地产和鸦片等行业迅速积累了财富。在他3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全香港最富有的人。[16]
由于生意越做越大，何东需要雇人来帮忙打理生意上的事情，于是，他找了自己的弟弟何甘棠[17]（Ho Kom Tong，本名何启棠）做帮手，何甘棠很快就成为香港排名第二的富豪。这位李小龙的外祖父有两大爱好：一是粤剧表演[18]（他上台表演通常是为了慈善筹款的活动），二是女人。何甘棠19岁时结婚，之后开始纳妾，一直纳满当时香港纳妾人数的最高上限——12个。[19]为照顾生意，他移居上海，在这里，他纳了第13个妾，一位名叫张琼仙（Ms. Cheung）的欧亚混血儿。此外，在上海，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英国情妇。这位英国女士在1911年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也是他的第13个孩子。[20]这个女孩儿名叫格瑞斯·何（Grace Ho），中文名叫何爱榆。关于何爱榆英国母亲的情况以及她为什么没有养育这个小女儿，我们一无所知。[21]但是，何爱榆确实是由张琼仙小姐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养大的。
作为出生于上海租界混血家庭的中国小女孩，何爱榆的身上有着一半英国血统、四分之一荷兰犹太血统以及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她的教育成长环境极为西化，她没有学习阅读中国汉字，而是接受了英语和法语教育。她青少年时期学习了西方医学，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护士，并且改信了天主教，很显然是天主教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坚持和对一夫多妻制度的谴责吸引了她。
何爱榆目睹了她的养母为了获得父亲的关注，而不得不与其他12位姨太太争宠的痛苦经历。为此，她下定决心要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对于祖父的这种做法，妈妈并不开心。”李小龙的大姐李秋源（Phoebe Lee）说道。[22]以何爱榆所处的社会阶层来说，她应该接受一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这种情况在中国以及欧亚混血儿中很常见，但她并没有这么做。18岁的时候，她跑到香港和何东伯父一家住在一起。在香港，何爱榆成为一位社交名媛，每天的生活中排满了各种社交派对。[23] 20岁之前的她，富有、独立、单身，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中极为少见，直到李海泉所在的剧团来何东爵士的宅邸进行表演的那天。
何东爵士本打算专为他的朋友们举办这次活动，借机一起聚聚，但是他的侄女何爱榆跑来央求参加。她以前几乎从未观看过这种中国传统曲艺形式的表演。粤剧一直被认为是市井百姓观看的带有低俗杂耍表演性质的娱乐形式，她想看看她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场粤剧到底是什么样的。
李海泉和他的剧团从九龙乘坐天星小轮到香港岛，再徒步到位于半山西摩道八号的红行。[24]演员们脸上化好戏妆，穿戴好华丽的戏服，在上台前检查功夫兵器是否妥当，等着为这群混血精英们进行私人演出。
何爱榆被这场演出迷住了，她太喜欢这种表演形式了，随着观看时间的延长，她的注意力开始被其中一位英俊的年轻男演员所吸引，这位男演员有着极佳的喜剧表演天赋。“在爸爸登台演出的十分钟里，妈妈被爸爸的表演技巧深深打动了，并对他产生了感情。”[25] 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Robert Lee）说道。从此，何爱榆坠入了爱河，因为李海泉能让她开心地大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人追求男人的事情闻所未闻，何爱榆不仅追求李海泉，还为他着迷。对于一位富家小姐来说，迷恋上一位还在为生计苦苦打拼的演员，简直是双重耻辱。当时的婚姻制度多与金钱挂钩，讲究门当户对，并没有多少浪漫的成分。何爱榆本来被安排要嫁给一位欧亚混血的富二代，而眼前这位尚未有所成就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并不在何家考虑之列。
何爱榆的整个家族都在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人威胁，有人施压。“但妈妈非常独立，意志坚定，有着极强的抗压和适应能力。”李振辉说，“妈妈最终下定决心要和爸爸在一起。”[26]作为一个有着两种文化基因的孩子，何爱榆的选择成为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传统文化、浪漫主义以及家庭责任之间冲突的缩影。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和一夫多妻的文化背景下，何爱榆选择了为爱情而结婚。尽管她的家庭没有与她正式断绝关系，但她要私奔的决定却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破裂，她的家庭不再给予她任何经济方面的支持。[27]她从一位上流社会的富家小姐，变成了一位中国男演员的妻子。
何爱榆从未提及因自己的决定而有过任何遗憾。她在浪漫地反抗了自己的家庭后，舒适地安顿下来，安守本分，过起了一位中国妻子应有的简单生活。她衣着朴素，只有在特殊场合才会穿起旗袍。[28]平时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织毛衣、打麻将。她的个性体现了贤妻良母的形象：温柔，安静、仁慈。“我妈妈非常有耐心，很善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李秋源说道，“她很文雅，话不多，整日微笑，是一位传统的女性。”[29]
孔子以父权制为基础构建了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君王如同仁慈但严厉的父亲，而臣民则如同顺从的孩子们。作为家族中最成功的那一位，李海泉有责任来照顾整个家族，就如同君王一样。李海泉的父亲去世后，他以孝子的身份赡养他的母亲，如同大众所期待的那样。“我父亲将他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他的母亲管理，我母亲也是一样，”李秋源说，“但奶奶又将钱交回给了爸爸，自己只留了一点。”[30]当李海泉的哥哥不幸去世后，他又将哥哥的遗孀以及哥嫂的五个孩子也接了过来，一起挤在何爱榆和李海泉的狭小公寓内。
作为妻子，何爱榆不仅要服侍她的丈夫，还有生儿育女的责任，尤其是生男孩（中国人常讲“多子多福”——意思就是生的男孩越多，就越幸福）。
让李海泉感到高兴的是，何爱榆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儿。但很不幸，这个孩子在三个月的时候夭折了。[31]尽管当时婴儿的死亡率远高于现在，可这个孩子的死仍然被视为凶兆，甚至被说成是诅咒的征兆。
之后，何爱榆又有了身孕，到八个月的时候，家里收养了一个女婴，给她取名为李秋源。[32]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幕——李海泉拼命挣钱养活自己的母亲以及他死去哥哥的一家人，他真的没必要再多养活一个人。一种解释是说，收养李秋源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家孩子的健康。当时有迷信的说法是说第二个孩子一定要是个女孩，如果何爱榆怀的是男孩儿，那么这个男孩就会有危险，除非他上面有个姐姐。可能性更大的说法是李秋源并不是随便抱养的孤儿，[33]而是李海泉和另一个女人所生养的女儿。[34]当那个女人生下来的是女儿而不是更有价值的男孩儿时，她便将女儿交给李海泉抚养。对于李秋源来说，她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坚称自己和其他兄妹一样，有着血缘关系：“即便我们性格不同，但我们非常亲近。血浓于水，我们身上的基因是一样的。”[35]
收养李秋源一个月之后，何爱榆自己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不是儿子。这个女孩叫李秋凤（Agnes Lee）。“秋源是我们收养的女儿，”1941年李海泉接受美国移民局的官员询问时说，“秋源比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秋凤大40天左右。”[36]
生下秋凤后不久，何爱榆再次怀孕，并于1939年10月23日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李忠琛（Peter Lee）[37]。他的耳朵马上被打了耳洞。即便李忠琛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但仍被认为他会受到专偷男孩的食尸鬼的威胁。因为他们的长子死于襁褓之中，之后出生的男孩都不得不穿上女孩的衣服，取女孩的名字，打上耳洞，以防止专偷男孩的鬼怪来侵犯。这是一个传统习俗。李忠琛活得很长久，[38]尽管此时正有另一个恶魔（大日本帝国）横行于中国，肆意残杀着大批的中国孩童和成人。
2000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国家取名为“中国”，意味着“中央王国”。西方殖民帝国的到来以及其先进的军事技术震荡了清政府。当清政府极力阻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能让人上瘾的鸦片时，英国借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为寻求和平，清政府被迫将香港——这个只有7000多名渔民的多岩石岛屿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一些通商口岸。清政府对西方列国所做出的示弱举动，非但没有起到安抚的目的，反而更吊起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相继在中国商业重镇上海的部分地区设立了租界。
这在中国爱国志士眼里是“百年国耻”的开始。1899年，一帮中国武术家（被称为“义和团”）认为中国功夫有着神秘的能量，可以抵挡子弹。他们聚集于北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发起暴力运动。事实证明，他们的功夫并不能抵挡高速运动的金属弹头。这些义和团成员和清政府的军队一起，被由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日本组成的八国联军所屠杀。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失利彻底击垮了中国人民的自信。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数十年的混乱、军阀割据和内战自此开始。
中国人也因此开始被称为“东亚病夫”。
与落后保守、无法快速适应国际形势的中国不同，日本迅速吸收采用了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帝国政策，并参照欧洲曾经在美洲、非洲、亚洲的侵略行为，试图把所有的西方人踢出东亚，由自己来统治。因此，日本人的目光锁定了中国。在对中国的周边进行侵占之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并迅速推进，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
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是当时支持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供给方，同时也成了一个难民营——全岛人口增加了63%（超过60万人）。[39] 1939年，英德战争爆发后，英国人明面上保持了其标志性的沉着冷静，这让香港的中国人相信，他们是在英国无敌海军的保护下，凭借白人种族优越性才安然无恙的。可在私下里，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面对日本的侵犯，“对香港的统治可能不会太久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政策”[40]。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里，由于英国所提供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李海泉夫妇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
1939年秋，李海泉的剧团被邀请去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演出。此行的目的是从海外的华人社区筹集资金，用以支持抗战。[41]但有一个问题，他不能携全家同行，只能带一位。随着日军不断逼近香港，何爱榆不得不赶快做出决定，究竟是随同丈夫一起去美国，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此时的李忠琛不足两个月大）给婆婆照顾，还是让丈夫独自去巡演一年。何爱榆的婆婆劝她陪同丈夫一起去。“我奶奶说，妈妈应该去陪爸爸，不然他会被别人勾搭走的，”李秋源边笑边说，“奶奶让妈妈不要担心，只要奶奶在，就没人敢欺负这三个孩子。所以妈妈就陪着爸爸走了，秋凤、忠琛和我留在了香港。”[42]
1939年11月15日，李海泉向美国申请了为期12个月的非移民签证。他在赴美原因上写的是“从事戏剧工作”，职业一栏填的是“演员”。在何爱榆的申请上，赴美原因是“陪伴丈夫”，职业一栏，她谎称自己是“演员、服装师”。事实上，她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和几个孩子的母亲。
临行那天，全家都来香港港口为他们送行。李海泉夫妇泪流满面，在与他们幼小的孩子们一一吻别后，顺着坡道走向了库利奇总统号轮船（SS President Coolidge）[43]，踏上前往美国的长途航行，这是他们夫妻第一次离开亚洲。
经过了三周的航行以及在檀香山（Honolulu）短暂停留过后，库利奇总统号终于在1939年12月8日驶入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 Bay）。李海泉夫妇抬头惊奇地看着刚刚建好两年的金门大桥——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悬索桥。当轮船缓缓驶过海湾时，这对夫妇可以看到位于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的联邦监狱以及1939年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岛上立有一尊24米高的太平洋女神帕西菲卡的雕像。库利奇总统号停靠在天使岛（Angel Island），这里被誉为“西部的埃利斯岛”。赴美寻求永久居住权的中国移民常被囚禁于此，长达数月。1882年施行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低技能的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该法案于1943年才被废除。由于李海泉和何爱榆持有为期一年的文化工作签证，所以当他们抵达后，很快就通过了非移民签证申请。
来迎接他们的是大舞台戏院（Mandarin Theatre）的代表，同时也是他们此行的签证赞助方。他们随同代表穿过唐人街的街道。唐人街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集聚区，也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又称三藩市）唯一一个华人可以拥有自主房产物业的社区。1906年地震后进行了重建。这座由三四层砖砌建筑构成的区域，占地24个街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主要的旅游景点，拥有众多餐厅、赌场和妓院。唐人街内的紫禁城夜总会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表演而闻名。太白亭则是一家为同性恋顾客提供服务的酒吧，它打出的广告宣称自己是一家“欢乐且随意的唐人街鸡尾酒吧”，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爱、激情和夜晚”。在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中国男孩在兜售中英文报纸。
李海泉和何爱榆走到唐人街中心都板街最繁华的地段，去看看他们未来一年即将工作的地点——大舞台戏院。戏院建于1924年，有一个独特的红绿金三色拱形遮阳棚，几十年来一直在唐人街现场戏剧（以及后期电影院）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4]位于昃臣街（Jackson Street）东侧的大中华戏院（Great China Theatre）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与它只有一个街区之隔。这两个戏院一直试图从中国引进优秀的戏剧名角来相互打压对方。在这次的竞争中，大舞台戏院抢先与李海泉的剧团达成了合作，并为每位演员向移民局缴纳了保证金，以及向演员们支付了远高于他们在香港所能挣到的薪水。[45]
李海泉夫妇住在大舞台戏院所提供的位于特伦顿街（Trenton Street）18号的寄宿公寓内[46]，距离东华医院只有一个街区，这也是华人社区的根基所在。
后来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幸运的地方。东华医院（Chinese Hospital）在当时是唯一一家能给中国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疗机构。[47]
何爱榆在4月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当何爱榆的预产期逐渐临近时，李海泉的剧团却需要遵循原计划奔赴纽约进行演出。尽管李海泉百般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将怀有身孕的妻子独自留在异国他乡，自己坐火车横穿美国去进行演出。[48]何爱榆将她的焦虑藏在了微笑背后。几周之后，她临近分娩时，是邻居们扶着她沿街走进了医院。
一个拥有八分之五中国血统、四分之一英国血统和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健康男婴，于1940年11月27日上午7点12分来到这个世界。[49]
邻居们打电话到纽约唐人街的乐千秋戏院（Le Qian Qiu Theatre）[50]，给李海泉留言：是个男孩儿！当晚，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连忙给全体演员分发香烟以庆祝——这对中国人来说，相当于分发雪茄。
剧团的演员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是什么时辰出生的？”中国的十二生肖之说，不仅会将十二种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中的一种指定为一个人的出生年份（称为外兽），同时还有对应的月份（称为内兽）、日期（称为真兽）和时间（称为秘兽）。在十二生肖中，龙被认为是最强大、最吉祥的代表。中国皇帝将龙作为他们的象征，使之与王权联系在一起。许多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龙年、龙月、龙日或龙时出生，所以他们会为此安排受孕分娩的时间。
李海泉自豪地跟每个人讲，他的儿子生于龙年、猪月、狗日、龙时。生辰中占了两个龙，尤其是在龙年出生，这是大吉大利之兆。整个剧团都在恭喜他：“令公子定能成大器。”
说回旧金山，何爱榆需要为自己的儿子取个英文名字，因为他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由于当年李海泉申请非移民签证时，将自己的姓氏“Li”换成了英语常用的写法“Lee”，所以这个刚出生的小男孩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姓氏也被写成了“Lee”。虽然只是拼写上的微妙变化，但却标志着过去的结束以及新时代的开始。至于名字叫什么，平时很少说英语的何爱榆向她的一位美籍华裔朋友寻求帮助。[51]朋友跟负责接生的助产护士商量。这位叫玛丽·E·格洛弗（Mary E. Glover）[52]的护士负责为何爱榆接生，并为她的儿子填写出生证明。最后，她建议取名为布鲁斯（Bruce）。[53]
当邻居及友人散去，只剩下何爱榆母子时，她为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震藩。“李”是家族姓氏，“震”字摘自李海泉父亲的名字（李海泉的父亲名为李震彪），有“震动、觉醒和奋起”之意，“藩”指三藩市（即旧金山）。所以，李小龙的中文名寓意为“威震三藩市”。
李海泉以最快的方式回到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身边。何爱榆后来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自己的丈夫回来时，脸上还带着未来得及卸下的粤剧妆容。[54]李海泉认为他父亲的生活被厄运诅咒，如果沿用父亲名字中的“震”字也会给自己的儿子带来不幸。[55]所以，他用音同字不同的“振”字进行了替换，“振”寓意为“回响、回荡或扬名立万”。李海泉不喜欢“布鲁斯”这个英文名，但既然已经在出生证明上登记过了，再改已经来不及了。他经常抱怨：“我都不会这个词的发音。”[56]
李海泉的赴美演出是为了从海外华人社区筹集资金，以支持国内抗战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其中一位叫伍锦霞（Esther Eng），她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女性电影导演，作品以爱国战争题材为主。伍锦霞拍摄电影《金门女》时，有几场戏需要一位刚出生的小女孩儿出演，她向李海泉询问，是否能借用一下他刚出生的儿子。一开始，李海泉有些犹豫。他深知艺术生活的艰辛与多变，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跟自己走一样的路，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人，他又明白是“关系”（一种包含关系、联系、支持以及互惠互利的人际交往系统）将中国社会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所以，后来他在解释为什么决定“借出”儿子时，说中国人出门在外要互相帮助。“爸爸很看重朋友间的相互帮助。”李振辉说。[57]
在李振藩学会爬行之前，他就要面对摄影机，开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串表演。在一场重头戏里，两个月大的李振藩头戴蕾丝帽、身穿女孩儿的衣服，躺在柳条摇篮里，被摇晃着哄入睡。李振藩的妈妈何爱榆看到自己娇嫩的孩子以这种形象出现在镜头前，感到特别紧张。[58]在另一个特写镜头中，被包裹着的小振藩哭得伤心欲绝，小脸儿和双下巴胖乎乎的，眼睛紧闭，嘴巴张得很大，小胳膊儿胡乱地拍打着，哭声在整个旧金山回荡。[59]
由于李振藩还太小，不适合长途跋涉，李家只得将签证再延期五个月。此时，李海泉夫妇已经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到其他孩子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回家。但他们担心李振藩有可能不会再被允许返回美国。因为对华人有明显歧视的移民官员经常拒绝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儿童重新入境，声称他们已被“遣返”（即放弃美国国籍）或质疑他们各类文件的真实性。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他们找了一家名叫怀特（White & White）的律师事务所，提交了李振藩在旧金山的出生证明，为他填写了一份公民返美申请表，并在美国移民与归化局进行宣誓后，接受了工作人员的询问。李振藩的公民返美申请表上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只有三个月大，胖乎乎的，看上去非常健康，头发有些稀疏，而且左耳打了耳洞，表格上填写的离开美国的理由是“临时出国访问”，这类访问的有效期长达18年。[60]
1941年4月6日，一家人乘坐皮尔斯总统号轮船，从旧金山港出发，启程回港，共用时18天。[61]李海泉坚定地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收获。他的妻子为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可以继承自己演艺事业的儿子。另外，作为巡演中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李海泉成功地激发了很多美国华裔的爱国之心。“每当我父亲唱起《六国大封相》《大明英烈传》《红侠》等经典曲目时，都会吸引很多海外华人前来捧场，感动之余，都会进行捐款。”李振辉回忆说。[62]
然而，好运并没能持续太久。李振藩跟随他的父母回到家后，整个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安全地返回位于茂林街的老宅，没有人比已经70多岁的李家奶奶更加高兴了。在这套两室一卫的小公寓里，她悉心照看着秋源、秋凤、忠琛以及自己另一个守寡的儿媳和她的5个孩子，时间长达18个月。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位家庭的新成员——李振藩。李奶奶为他取了乳名叫作“细凤”——凤是中国神话中与龙对应的女性象征——为了保护他免受牛鬼蛇神的伤害。“这么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爸爸虽然也不怎么喜欢，但爸爸一向侍母至孝，也只得听从奶奶的话。”[63]李振辉回忆说。可是，家庭团聚的欢乐和喜悦很快就被国内外的坏消息打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世界陷入战火和血腥之中。日本正在深入中国的腹地。在欧洲，德国空军正在轰炸英国的城市，德国U型潜艇击沉了来自美国的补给船。香港与内地和英国的联系被切断了，孤立无援。
在中英两国人民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幼小的振藩也在为了活着而苦苦挣扎。这位出生于宁静寒冷的旧金山的胖乎乎的男孩儿，在战时香港潮湿、蟑螂出没的环境中病倒了。霍乱正在这里肆虐[64]，李振藩因此变得极度虚弱和消瘦[65]。他的父母担心他会夭折。由于以前有过失去儿子的惨痛经历，何爱榆这次不敢离开儿子半步。“我想我对他的宠爱可能就是从这场大病开始的。”何爱榆后来回忆道。[66]受这场几乎致命的重病影响，李振藩从小就比其他孩子虚弱，直到四岁时，他走路才不再跌跌撞撞的。[67]
1941年12月8日，令大众恐慌多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偷袭珍珠港八小时后，日本正式入侵香港，同时向英美两国宣战。此时，由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和一小部分中国志愿兵组成的盟军，在人数上只有日军的四分之一（日军共计52000人，盟军总数才14000人）。[68]
战争经过南端的九龙，穿过港口进入香港岛，造成了数千民众死亡。李振藩的父亲李海泉也险些在战争中丧命。和许多粤剧演员一样，李海泉偶尔也会去抽鸦片。当时，李海泉和他的同事正在一间鸦片馆里抽烟，一架日本飞机抛下的炸弹自屋顶上空坠落，把他旁边的同事砸个正着，并带着他同事的尸体坠入地下室。[69]李海泉能够幸免于难，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命不该绝，因为炸弹没有爆炸。
1941年12月25日，日本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就征服了这个暴露在外的英国前哨。日后，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无论中国人对英国及其自由放任的殖民统治有任何不满，都远远比不上对刚刚获得统治权的日本侵略军极权主义暴行的恐惧。日军认为控制香港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任何没有住所或工作的人都会被迫离开，而留下来的人则继续在恐怖统治下遭受磨难，有一万名妇女被轮奸。[70]在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香港人口从150万下降到60万。[71]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逃了出来，大部分去了附近的澳门，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人要么饿死，要么被杀死。日本哨兵经常射杀或斩首路过的中国行人，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向他们鞠躬。普通平民还会被随机拉来做日本人进行柔术练习的陪练，被反复粗暴地扔来扔去，直到无法动弹后，再被日本人用刺刀杀死。[72]在香港被占领期间，平均每天都能从街道上清走300多具尸体——一些没有被日本人杀死的人则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李海泉是这个十三口之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如果被迫逃去澳门，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活下来，尤其是他年幼的儿子振藩刚刚才从那场几乎夺去性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对李海泉和他的家人来说，万幸的是日本人对中国戏曲情有独钟。久居香港的日本文化特务和久田幸助（Wakuda Kosuke）向所有著名戏曲演员发出了邀请，身为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的李海泉也在受邀之列。他们没办法拒绝。至于邀请上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爸爸也从不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73]李振辉回忆说，“不过以日军当时利用粮食来做要挟的手段来看，爸爸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李秋源说：“日本人强迫爸爸去演戏，但从来没有付钱给他，而是以大米替代，所以我们家每周能吃上一顿米饭。其余的时间，我们会把木薯磨碎做成薄饼（广式煎饼）。”[74]
日本人认为，持续的戏剧表演能够在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内营造出歌舞升平的气氛。[75]所以，李海泉作为一名粤剧演员的身份让他的家庭地位略有提升。后来何爱榆跟孩子们谈及这段往事时说，每当有日军截查时，只要说一声她丈夫是“做大戏的”，就不会受到为难。
在战前人口密集的香港，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房地产。由于香港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口，日本人索性将大量可用的房产推入房地产市场。日军占领香港大约一年以后，李海泉将这个十三口之家搬到了一套面积达370平方米的寓所内。[76]以香港的居住标准来看，该寓所非常宽敞。这处寓所最大的卖点是位于九龙弥敦道218号，从那里直接穿过一个小公园，就是日本占领区总部的所在地，[77]治安较好。其他地方常有当地饥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实施入户偷盗和抢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李海泉又明智地以低价买入了四套公寓用来出租。
即使幸运如李家这样，生活也是极为不易的，到处充满了贫困、痛苦和屈辱。日本人在占领期间实施宵禁，要求绝对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噪声。宵禁中的一天晚上，李振藩的一位姑姑与朋友在家中打麻将，声音有些大，惹来日本士兵上楼踢门叫停。向来说话大声的姑姑一点都不退缩，甚至出言顶撞，一名日本士兵扇了她一记耳光，强迫她鞠躬，并命令她说一百句“对不起”道歉。[78]
民众在日军占领期间遭受了集体耻辱，有失国人颜面，许多人在占领结束后，对他们当初的抵抗行为进行了夸张性的描述。在这个家庭里，家人们总是喜欢提起李振藩小时候做过的事。据说这位爱国儿童会站在寓所的阳台上，对着头顶飞过的日本飞机挑衅地挥舞拳头。[79]这是一个骄傲的形象，但有一个小问题。当1940年11月27日出生的李振藩长大到可以独自站立并握拳挥舞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失去了对香港的制空权。[80]如果李振藩曾经对一架外国飞机挥舞过拳头的话，那么应该是一架美国飞机。李振藩的哥哥李忠琛的同学马西安诺·巴普蒂斯塔（Marciano Baptista）说：“我在澳门参战，美国飞机于1943年、1944年袭击了发电站和加油站。我们向他们挥拳，因为他们制造了混乱。”[81]
虽然抗日的盟军已经获得了数年的制空权，但香港的解放却不得不等到日本的广岛、长崎被美军轰炸，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才得以实现。中美两国官员都希望香港能够回归中国，但英国人认为，他们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关乎着荣誉以及他们在亚洲的商业利益。于是，英国皇家海军特遣部队赶赴香港，接受日本的投降，并于8月30日接管香港。
随后的岁月里，香港慢慢繁荣起来，尤其是像李家这样的家庭，在经历了占领期间三年八个月的苦难生活之后，迎来了最繁荣的时期。
1950年，10岁的李小龙在《细路祥》中首次饰演孤儿（图片来源：香港文化博物馆）
1960年，李小龙在《人海孤鸿》中饰演问题少年，对老师拔刀相向（图片来源：香港文化博物馆）
第二章 新兴都市
日军投降以后，所有被放逐的人都如洪水般涌了回来，一并涌入的还有成千上万逃离战火的人。先行抵港的人有机会分到一个拥挤的房间——每个房间都被划分成十个甚至更多个床位，后来者就只能住进山坡上的棚户区。[82]短短五年，香港人口从60万飙升至300万，房屋租金也一路上涨。突然间，李海泉不再只是一名演员，而成了一名成功的包租公。
在当时，拥有四套寓所远算不上是大亨——李海泉的资产甚至还赶不上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爵士的百分之一——但这确实奠定了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基础。“我的父母并不是真正的有钱人，但我们从来没有为衣食问题担心过。”李振藩后来跟朋友们介绍说。[83]事实上，这个家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以战后第三世界的标准来看，李海泉一家是非常富裕的，甚至能够买得起最新款的奢侈品。“到了1950年，我们家陆续购入了电视、冰箱、轿车，并有了自家的司机。”李秋源回忆道，“我们对社会阶层没什么概念，但如果你家里有台电视，那你一定身处上流阶层。”[84]除了司机，他们家还有两位住家用人、一只猫、一缸金鱼以及五条狼狗。[85]李海泉就是这样凭借着才华、精明和运气，从贫困的童年一路发展起来。
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孩子们得以重新在自由环境中健康成长。秋源和小振藩性格外向，喜欢玩闹，秋凤和忠琛性格内向、勤奋好学。李秋源说：“秋凤和忠琛不多说话，对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非常认真，但我和振藩不一样，我们前一分钟还在打架，下一分钟就会和好。我俩都比较懒，但我没他那么懒。有时我们太懒了，爸爸会责骂我们，不给我们吃的。”[86]
香港被占领期间困扰小振藩的疾病，以及因此带来的羸弱体态，也随着生活的改善而得到了控制。他变得极度活跃，家人甚至还为他起了绰号，叫他“无时停”。他总是跳来跳去，不停地玩耍、打闹、嬉笑，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李忠琛记得，如果小振藩长时间不说话，他们的妈妈会认为他一定是病了。[87]李振辉说：“这个哥哥好像患有过度活跃症，像只甩绳的马骝。”[88]有时，他也会质疑父母让他做的事，这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点解B。[89]他对权威的怀疑态度持续了他的一生。他在拍《唐山大兄》时，亦因每事必问的行径，而被导演恼怒地称为“点解龙”。
后来，他的父母发现了唯一能让他乖乖地“安静”下来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本漫画。[90]他会静静地坐着读上几个小时。在1957年香港亚洲电视台出现以前，读漫画和杂志就像去儿童乐园一样，是孩子们主要的娱乐形式。[91]小振藩从功夫漫画看起，年纪大一些后，开始看武侠小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去书店了。小振藩在六岁时戴上了近视眼镜，何爱榆认为是他痴迷阅读最终导致了近视：“他经常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在床上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看小字体的漫画，我认为这是导致他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92]
正是这些漫画和充满幻想的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阅读时，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有一次，何爱榆责备他自私：“你这孩子真没用，对我们都没什么感情。”[93]小振藩没有辩护，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进行回应：“如果我们正在森林里走着，遇到一只老虎，我会留下来跟老虎搏斗，让你们快点儿离开。”
除了收租以及因粤剧演出所获得的薪水，李海泉又新增了一项收入来源：拍电影。抗日战争前，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联华影业（Lianhua）的董事长是李振藩的外伯公何东。[94]在上海逐渐发展成中国电影制作圣地之前，它的总部设在香港。后来，随着上海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香港总部就变成了联华影业的一个地区性的分支结构，只负责制作低成本的粤语片。但日本的入侵使得当时所有电影制作被迫中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在香港被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唯一一部在香港摄制的影片是1942年上映的《香港攻略战》（The Battle for Hong Kong），这是一部日本宣传片，演员多数是日本人，但也有很多香港著名演员被强迫要求出演。李海泉也被要求出演，不过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决定挽救了他的事业——那些出演的香港电影人在战后被视为卖国贼而列入了黑名单。
香港摆脱日军占领之后，中国内地的内战还在继续，从而导致了许多上海艺术家移居香港，随后内地其他地区的一些演艺人士也陆续移居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已经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华人电影界的中心。
作为一名著名粤剧演员，李海泉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在日军占领中幸存下来且声誉完好无损的演员之一。他在电影行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很好地抓住了机会，出演了几十部电影，其中以喜剧角色居多。他经常扮演有钱又贪婪的吝啬鬼，这些总被捉弄的角色常会博得观众的笑声。虽然以现代标准来看，当时的电影演员薪酬并不高，但远比舞台演出赚得多。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的导演杨逸德认为：“他（李海泉）拍电影的收入大约是当时租赁寓所收入的一半。”[95]
作为新兴电影业的一分子，李海泉对所有主演都非常友好，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他还会带着孩子们去片场。当置身于如丛林健身房一般的外景地时，没有人比“无时停”更兴奋了。“振藩顺着木梯爬到演播室上方挂灯的地方。我们很担心他摔下来。他想接触从摄像机到音响设备在内的一切东西。他太顽皮了，大家只得教他玩手指游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96]女演员冯素波（Feng So Po）回忆时说。
小振藩6岁时，他父亲最新参演的一部电影的导演在片场发现了他，对他印象深刻，于是给了他一次演出的机会。起初，李海泉父子觉得导演是在开玩笑。何爱榆说：“小龙先是瞠目结舌，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97]这是李小龙正式出演的第一部戏，在这部名为《人之生》（1946年，The Birth of Mankind）的粤语电影中，李小龙扮演了一位离家出走的男孩，后来沦为扒手，最终被一辆卡车碾轧致死。电影催人泪下，非常感人。虽然电影票房惨败，很快被人遗忘，但电影中李小龙所塑造的坚强、聪明而又心地善良的街头顽童形象，让人印象深刻。[98]在他童年所出演的电影中，类似的角色反复出现。
在1948年公映的电影《富贵浮云》中，李振藩再次扮演一位战后孤苦伶仃、露宿街头的失学儿童。他的父亲李海泉是这部电影的联合主演，也是电影的推广人，考虑到家族关系以及他父亲的名声，他们给小振藩取了一个新艺名，叫“小海泉”。各大报纸甚至刊登广告，宣传“神童小李海泉客串”。[99]李振藩的演艺事业，乃至于这个暂时的艺名，都是在其父亲的光环下开始的。身为儿子的他注定要用余生来超越自己的父亲。
1950年上映的《细路祥》是李振藩第一次摆脱父亲的光环以主演身份参演的电影，这也是他参演的第五部电影。该片根据袁步云的一本流行漫画改编而成，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绝对是一部大制作。[100]导演冯峰面试了几位儿童演员，但并没有找到饰演主人公阿祥的合适人选。这是一个坚强、狡猾，但又内心善良的角色，导演所面试的演员全部不适合这个角色，直到导演看到小振藩在之前电影中的表现——所呈现出的邪性顽皮的特质，觉得小振藩是出演阿祥的最佳人选。于是，他亲自到弥敦道218号去征求李海泉的意见。令他意外的是，他被拒绝了。因为在一部大电影中饰演主角，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以前演戏是利用课余时间，现在则需要变成全天候出演。李海泉并不想让儿子像他一样，以后走演艺这条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一份中产阶级的职业，比如医生、律师或银行职员之类的。冯导演对小振藩的表演才能赞不绝口，认为他以后是注定要吃这行饭的。当这些都未能奏效后，他提出可以让李海泉在电影中出演另一个主要角色——一个吝啬、富有，但骨子里又温柔善良的大老板，这样李海泉可以在拍摄期间照看他的儿子。“最后，爸爸答应了，他这个决定改变了小龙以后的人生。”李振辉说。[101]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电影界充满了政治色彩，在意识形态上有左派和右派之分。[102]《细路祥》是明显的左派电影，李振藩在该片中饰演跟何大叔住在一起的孤儿阿祥，何大叔是一名老师，收入很低，没有钱来供阿祥读书。李海泉饰演布厂大老板洪百好，洪老板聘请何大叔为私人秘书，并安排阿祥进了一家私立学院读书。由于是新生，阿祥刚入校就被人欺负，与人打了一架，接着很快被开除。随后，阿祥与一群靠偷盗等犯罪手段为生的混混走到了一起。“我们必须靠偷窃才能生存下去。”领头儿的飞刀李说。
在一次抢劫洪老板工厂的行动失败之后，飞刀李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让他的同伙逃跑，并劝他们改邪归正：“不要再犯罪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努力去干。把属于我的钱拿一些给阿祥，这样他和他的叔叔就可以回乡下务农了。”电影结尾是阿祥和何大叔——昔日的老师，愉快地前往农村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10岁的小振藩在片中的表演形象生动，情感动人。在一个场景中，他幽默地模仿起他的老师；在另一场景中，他还虚张声势地挺起肩膀，用大拇指刮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向对手示威——这是他日后作为成年演员时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在影片最后一场精心设计的打斗中，他无所畏惧地跳到邪恶工头四眼徐的背上，工头把他甩了下来，狠狠地挥拳去打他，小振藩低头躲开后，像冲锋的公羊一样用头狠狠地撞上了这个成年对手的肚子，紧接着，工头一巴掌打中他，把他扇到一旁，年轻的小振藩掀开外衣，拔出了一把别在裤子上的刀，工头惊恐地逃跑了。李振藩后来在现实生活中重现了这一幕，却给自己带来了严重的麻烦。
对于李小龙的影迷来说，这部电影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荧幕上的新名字。之前被称为“小海泉”，现在开场字幕写的是“李龙”。由于他身材瘦小，很快被正式改名为“李小龙”。[103]小振藩非常喜欢他这个新艺名，坚持要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他所有的朋友都开始称呼他为“李小龙”，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本名叫李振藩。如果说名字有什么神奇力量的话，那么这部电影标志着李小龙的个人生活和电影角色开始融合、重叠，乃至相互渗透。
1950年5月下旬，《细路祥》上映，口碑和票房双丰收。很快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但最终未能如愿，因为李海泉不同意李小龙在续集中继续出演。他对孩子们追随他的脚步进入混乱的演艺圈感到担忧，这一点在李小龙身上已经看到苗头了，他开始变得像他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一样叛逆，难以约束。
李海泉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儿子，经常带他去钓鱼，有舞台演出时也会带他到后台。而且，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从李小龙7岁开始，李海泉就有意识地早上带他一起去京士柏公园打太极。[104]这种缓慢的类似运动冥想的拳术，强调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是李小龙接触到的第一种武术形式，这对他的耐心是一种极大的考验。“爸爸也想通过练习太极拳来克制小龙多动的个性。”李振辉说。[105]李小龙很享受父子俩在一起的时光，但对太极并不感兴趣。“我很快就烦了，”他后来解释说，“对小孩子来说，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只有一些老年人在那儿练习。”[106]此外，他发现太极拳的技巧在他最热衷的课外打架中毫无用处。
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很多修女、修士关系非常好。为了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她选择让他们进入香港最好的天主教学校就读。李振辉介绍说：“她想送孩子到哪间学校读书，只要打几个电话就行了。”[107]何爱榆把女儿们送进了由欧洲修女开办的圣玛利书院，把儿子们送进了全是男孩的德信学校，[108]让他们接受小学教育。
李小龙入读德信学校时刚满6岁，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他身材瘦小，明显处于劣势。也许是受儿时疾病的影响，他的平衡能力一直不太好，还不会骑单车。另外，他也很怕水。“小龙很淘气，有一次家姐为了惩治他，把他浸在荔园泳池的水里，不让他上来，自那时起，吓得他不敢再游泳了。”[109]严重近视的李小龙，戴着一副厚厚的角质框眼镜，耳朵上还有一个出生时为保护自己免受鬼怪加害所打的耳洞。“后来他戴着耳环去上学，经常被同学们取笑。”李振辉说。
大多数骨瘦如柴的“四眼仔”都会自卑地躲在角落里，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但李小龙不这样。与《细路祥》中的阿祥一样，他好斗，脾气暴躁。任何取笑他或是让他丢脸的人，他都会当场跟他们打起来，不管对方高矮胖瘦，也不管对方年纪大小，李小龙都敢和他们动手，直到他打出了名头，其他男孩儿不敢再挑衅他。
当李小龙为自己的名誉而战时，他很快对打架产生了兴趣，开始变得好斗起来。他的名声也从一个你不想惹的人，变成了最好躲着的人。其他孩子们的父母开始警告他们的儿子，要离李小龙远一点儿。[110]
李小龙三年级的同学陈毓祥（Anthony Yuk Cheung）回忆过一件事：“当时我们在玩弹珠，他扔了一个铅球过来，打碎了我们的一些弹珠。我们只好转移到操场的另一个角落。可是，他跟着我们，毁了我们剩余的弹珠。我走开了，他追我，于是我和他打了起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跟人打架。中国有句谚语，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111]
信奉天主教的老师们对李小龙非常宽容，他们有一种“boys will be boys”（男孩终归是男孩）的管教方式，并暗中商量以此来管教李小龙。“李小龙让每位老师都感到头疼，简直就是沐浴在圣水中的魔鬼。”[112]他的老师彭亨利修士回忆说：“针对李小龙的多动症，我曾与之展开了一场较量，最终我取得了胜利。策略很简单——如果你能理解他并能正确与之相处的话，会发现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只是有些特立独行。他就像是一根带电的电线，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瓦。所以，每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抢占先机，在他能制造麻烦之前先让他筋疲力尽。我把所有我能想到的零活儿全部分配给他干，比如说打开所有的窗户给教室通风、擦黑板、到办公室取登记簿以及在学校里跑腿儿送东西之类的。如果这样不起作用时，我就会把他送到校长那里，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支撑不住了，换你来看管他吧！’回看他成年后的发展，我很高兴我没有压制或扼杀他的天性。”
李小龙讨厌上学。对他来说，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上课，他就会坐立不安，无法集中精力。虽然他喜欢看漫画书和武侠小说，但他讨厌课本，拒绝打开它们。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学习成绩很差，因为他拒绝做作业。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他的哥哥李忠琛是一位模范学生——学习方面的优等生，所有考试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李振辉说：“爸爸很喜欢大哥忠琛，他读书好，很有出息，人又不怎么多说话。”[113]
为了帮助自己这个任性的儿子，何爱榆雇了一位私人教师对李小龙的功课进行辅导。李小龙表现得非常听话，总是会抱着一大堆书，像模像样地出门去拜访老师。一两个小时过后，老师会打电话给何爱榆：“小龙在哪儿呢？”当小龙回到家的时候，衣服又脏又破，尽管他发誓他一直跟老师在一起，但书本看上去根本没有打开过。“小龙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到街上打架。他不知道老师刚刚有打电话过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告诉我说刚学习完。”何爱榆回忆道。[114]
李小龙加入了一个小帮派，确切地说，是他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帮派。李小龙不会遵守秩序——他更愿意制定秩序。他的同学们说他大约有6个小跟班，他们听从他的命令。其中2个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胡奀（Wu Ngan）是李家用人的儿子，他跟李小龙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弟一样。胡奀长大后成了李小龙的管家，是李小龙最信任的人。另一个是小麒麟（本名陈元宗，Unicorn Chan），与李小龙在电影《人之生》（1946）中相识。后来，在成年后的李小龙决定重回香港发展电影事业时，小麒麟起了重要作用。
与《细路祥》里的阿祥不同，这些孩子不是街头孤儿，他们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著名的教区学校就读。尽管他们算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并非一般的街头混混，虽然他们时常会制造些小麻烦，但绝不会犯下严重的罪行。除了打架，他们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搞恶作剧。[115]“一天晚上，当我们的女仆出去玩时，小龙把她房间内的家具全部挪了地方。由于最近的电灯开关在房间中央，当她回来的时候，几乎撞到了所有的桌椅才把灯打开。后来，她很生气，来向我告状，说这都是小龙干的。我答应她，准备和小龙好好谈谈，但我自己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何爱榆回忆道。[116]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恶作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攻击性，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家人或朋友报仇的时候。10岁时，李小龙和胡奀两人买了一张票，试图溜进弥敦道水渠街口的东乐戏院（Dongle Theatre）去看戏。结果，李小龙顺利进去了，胡奀却被印度籍的验票员揪住，大骂一顿，还被拍打头部。李小龙看不过去，怒气冲冲地上前与对方理论，让其停手，最后两人都受到了惩罚。接下来的两周里，他们开始策划他们的复仇计划。先是从附近的小摊上买了香喷喷的烤鱿鱼，然后偷偷在里面加了泻药，一脸诚意地跑去向验票员道歉并送给他吃。现在，大多数10岁孩子的恶作剧到此就会停止，可换作是李小龙，绝不会就此罢手。这俩孩子买票进入戏院后，躲在厕所的隔间里，拿着一个精心准备好的装满粪便的马桶，等候验票员来上厕所“办大事”。当加料的烤鱿鱼迫使验票员不得不去厕所时，俩孩子趁此良机，将一个四寸长的爆竹点燃，扔到装满粪便的马桶里，然后迅速推入验票员如厕的厕格内。爆竹爆开，粪便四处飞溅，弄得验票员身上到处都是。李小龙因此被戏院经理惩罚半年内不准进入东乐戏院。[117]
后来，何爱榆担心自己会把李小龙宠坏，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她会责骂、哄骗甚至恳求他，但也会对他父亲隐瞒他的很多过错。可是如果李小龙错得太离谱儿时，就像之前戏院验票员那件事，何爱榆就会把他父亲叫来。“小龙知道他爸爸非常讨厌暴力。我总是威胁他说，如果他再不听话，我就会向他爸爸告发他。他总是嘴上承诺，但事后还是会继续打架。”[118]
虽然李海泉在粤剧舞台及电影中经常扮演的是令人开心的丑角，但他在家里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的形象。孩子们眼中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在情感上与父亲有些距离。“每次只要小龙犯了错，爸爸就会让大家一起受罚。”李秋源回忆起来，笑着说道：“爸爸认为我们有责任照看好弟弟，他会揪着我们的耳朵，关上门，让我们跪下。爸爸会责问我们，‘现在还敢胡闹吗？’ 然后他会责罚每一个人——用竹棍打男孩子，用卷起的报纸打我们女孩子。小龙会问为什么只用报纸打姐姐们。爸爸会说，‘因为姐姐们都是女生，报纸不会伤到她们，但你们这些男孩子太调皮了，我只怕打得不够重。’但是，多数情况下，他用不着打小龙——他只要瞪小龙一眼，就能把他吓唬住，小龙很怕爸爸的。”[119]
糟糕的成绩、频繁的打架以及越来越暴力的恶作剧——李小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麻烦，让李海泉夫妇觉得很丢脸。自从那次用粪桶捉弄了东乐戏院的验票员之后，李海泉决定对李小龙严加管教。除了看漫画，李小龙唯一真正喜欢的就是表演了。早上上学时，何爱榆很难将他从床上拎起来，可是如果是凌晨时分让他去电影制片厂，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叫醒他。（为避开香港的城市噪声及附近机场的噪声，电影公司的大部分拍摄工作都是在晚间进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才开始单独录音、配音。）李振辉认为：“在这方面，小龙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制力，哪怕是半夜叫醒他，也能立刻爬起来，迅速进入角色。”[120]
由于其他惩罚方式对李小龙起不到丝毫作用，他的父亲只好把他接下来的演出暂时推掉，直到他开始好好表现为止。他禁止李小龙参与电影《细路祥》续集的拍摄。在1950年拍摄完《细路祥》之后剩余的时间里，李小龙没有在其他电影中出现过。后来，经过李小龙的多番恳求，父母同意他在1951年参加电影《人之初》（The Beginning of Man）的拍摄，但由于他的行为没有进一步改善，他们再次把他“封杀”了。等到李小龙再次出现在银幕上时，已经是1953年，其间中断了两年。
李海泉夫妇远非一般演员家庭的父母可比，他们始终把李小龙参与表演视作一种特殊的机会，而不是一种未来的职业，如果他再不努力学习的话，将禁止他再参与演出。李海泉幼时家境贫寒，无力为学，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错失掉良好的教育机会，或者重蹈自己的覆辙。
在被殖民统治的一个世纪里，香港的鸦片仍然十分泛滥。虽然立法局在1908年正式通过了禁鸦片及关闭烟馆的条例，不过并没有全力落实。直到20世纪60年代，鸦片成瘾者的数量仍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娱乐业中。李小龙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李海泉认为，鸦片对他的粤剧唱腔有帮助，能够让他唱得更好。[121]他认为，鸦片之于中国戏剧演员，就像海洛因之于美国爵士乐的音乐家。吸食鸦片，在粤语中被文雅地称为“咬韵”。[122]
李海泉所塑造的角色中，他最喜欢的是《两个烟精扫长堤》中的赵鼎昌，那是他最著名的表演。[123]这部喜剧讲述的是，两个瘦骨嶙峋的老烟枪在战后政府禁鸦片后被判罚到广州的长堤扫街的故事。李海泉和新马师曾（Sun-Ma Sze-Tsang）这两个主演在舞台上夜复一夜地抽着鸦片。
对于李海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角色，演绎这样的角色他轻而易举。在他自家的卧室里，有一张特大号的鸦片床。许多著名的演员、导演都曾去过那里。李秋源说：“爸爸最爱躺在床的右边，把左边留给客人。”当时还是小丫头的她会在一旁帮忙来让父亲高兴。“为什么我和爸爸关系处得最好？爸爸教我怎么点烟斗来帮他抽烟。”[124]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海泉的鸦片瘾越来越大，常常陷入愉悦、慵懒、甜蜜的情绪之中。除了睡觉和吸食鸦片，他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据何爱榆回忆，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和孩子们很亲近，但随着他们长大，他有所转变，几乎很少和家人接触。“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自己的房间内学习或睡觉，除了吃饭，从不和家人坐到一起。”[125]李小龙后来告诉他的妻子琳达，他的父亲是一个“缺席的家长”，也正因为吸食鸦片的习惯，他父亲“经常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126]
除了对子女情感上的缺失，李海泉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那个时候，只有富人阶层才能吸食鸦片，”[127]李秋源说，“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没办法抽烟，那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李海泉要负责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开销。为了满足他的嗜好所付出的金钱，以及烟瘾对他演艺事业的破坏性影响，已经威胁到了这个家庭在上层社会的地位。李小龙经常向他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抱怨他的父亲“小气”，很少给他零花钱。多年来，何爱榆一直在劝李海泉戒烟，但都没有成功。[128]
另一方面，父亲的烟瘾间接地让孩子们的自然天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敏感好学的李忠琛埋头苦读之余，热衷于个人运动，成为一名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他是家中男孩里面第一个被寄予厚望考入大学的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度活跃的李小龙似乎要进监狱了。他表现出很多吸毒父母带大的孩子身上的典型症状：极具攻击性、对权威人士的不信任，以及过度的控制欲。[129]
1951年9月，10岁的李小龙紧随哥哥李忠琛的脚步，以五年级学生的身份进入喇沙书院（La Salle College）就读。当时位于何文田巴富街的喇沙书院由天主教喇沙修士会创办，是香港最负盛名的中学之一。尽管有一些靠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但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中国家庭或欧亚混血家庭。它最大的优势是整个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目的是培养会说两种语言的毕业生，以保证他们在香港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可以加入警队或者去银行部门，也可以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李忠琛的同学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130]如果李小龙没有在喇沙书院接受过精英教育，他是不可能进入好莱坞发展的。要知道在好莱坞，会说英语是一个先决条件，尤其是对亚裔演员来说。
英语是李小龙为数不多的几门优秀科目之一。但总体来说，他是位差生，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李小龙的妻子琳达曾说过，他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加减法阶段[131]——他之所以尽量留在学校，是为了让其他同学帮他做功课。他的母亲开玩笑说：“小龙长到10岁时，才刚把数字弄清楚。”[132]他的同学也曾说起过，在考试期间有让李小龙偷看过他的试卷，收费是50美分。[133]因为多次欺凌和贿赂同学，李小龙在喇沙书院就读的五年中两次被校方停课。李小龙被视为特别糟糕的学生，在班中的成绩倒数第一，而哥哥李忠琛却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与许多香港的坏孩子（粤语俗称“古惑仔”）一样，李小龙最喜欢的时间就是课间休息。在没有老师看管时，他就开始发展新同学加入他的小帮派，通过控制他们来壮大自己。他挨个询问，以开玩笑、哄骗和承诺的方式吸引他们加入。同学鲍绍雄（Pau Siu Hung）回忆往事时说道：“他经常跟同学们勾肩搭背，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告诉我，我去帮你们搞定。’”[134]李小龙试图用自己的幽默感来吸引大家。为了让大家高兴，并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会模仿猿猴金刚，鼓起胸膛，用拳头放松地敲打胸口，并发出猿猴一般的叫声。他经常自称是孙悟空。内向的哥哥李忠琛也回忆道：“小龙总是不停地说话，喜欢开玩笑，所以他有很多朋友。”[135] 他的同龄人至今还记得他在操场上昂首挺胸、装腔作势地大步走的样子，脚后跟几乎不碰到地面。他儿时的玩伴黎小田（Michael Lai）将李小龙的性格描述为“牙擦”，粤语中的意思是厚脸皮，不服气，很嚣张，喜欢炫耀。[136]
在他的同龄人看来，李小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以羞辱弱小为乐趣的、带有虐待狂性质的校园恶霸。相反，他更像是一个帮派头目，为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提供保护。李振辉非常崇拜他的这位哥哥，并热衷于描绘他最积极的一面：“更多时候他反而像武侠片里喜欢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大侠。”[137]这种说法在他那些帮派成员处得到了证实，李小龙很照顾他们，并极力保护他们。作为回报，他们称他为“大哥”，帮他做家庭作业，协助他在考试中作弊。“他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领导力，人们心甘情愿地听他的话。”黎小田说。[138]
李小龙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童年到青春期，我一直是个捣蛋鬼，长辈们都不太喜欢我，我十分调皮，并且好斗。”[139]他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的对手以及其他小帮派的大哥身上。李小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跟随他，尊重他的权威。“李小龙专挑那些喜欢耀武扬威的，看上去很自信的男孩子。”同学何仲权（Dennis Ho）回忆，“他会去修理这些人。”[140]任何一个不愿意服从李小龙意愿的男孩子都会被李小龙挑战。打架地点通常选在可以俯瞰喇沙书院的小山丘后面。“只要你敢开口，没有二话，李小龙必打。”李振辉说。[141]事实上，无须多问，李小龙赢的次数远比输的次数多，好胜的李小龙非常讨厌输，所以他拒绝承认失败。“当他打输时，我们就追问他到底是怎么输的，他总是说这样说那样，为自己开脱。”小跟班黎小田回忆时说，“他总是为自己找借口，因为他像是大家的首领，必须要赢。”[142]
李小龙的主要对手是大卫·李（David Lee），一个大多数人不敢去招惹的硬茬儿。[143]他们打过几次架。在最后一次打斗中，气氛变得非常激烈，李小龙和大卫都动用了弹簧刀。李小龙割伤了大卫的手臂，见血后，打斗停止了。
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这两个男孩子都不想再继续敌对下去。与赤手空拳的打斗不同，武器的使用，震动了喇沙中学那些中产阶级学生极为胆小的神经。只有最为叛逆的古惑仔才会随身携带武器去上学，就像李小龙和大卫一样。李小龙除了弹簧刀，还有铜制的指环和其他即兴开发的武器。“在学校里，我们最喜欢的武器是厕所里用来冲水的链条，”李小龙解释说，“那时候，我们临时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武器——甚至还有带剃刀的鞋子。”[144]
由于着迷于帮派生活，这些喇沙学生正在以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模仿他们的前辈。自鸦片贸易开始以来，三合会（诞生于中国南方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就一直在香港活动，1949年以后，他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起来。李小龙的朋友张卓庆认为：“共产党对三合会进行了清剿，导致不少人逃来了香港。很多青少年跟三合会的人混在了一起，尽管有些人很不情愿。到了1954年，他们的根基已经非常稳固了。”[145] 1949年前后，数十万内地人拥入香港，其中包括不少战败的军人和三合会成员，这样一个动荡的混合体带来的腐败和暴力，在香港九龙一带迅速蔓延开来。[146]
当时，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给李小龙和他的帮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英国人未能抵御住日本人，白人优越的神话被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对战后的香港重新被英国殖民统治而感到不满。“英国人是统治阶级。虽然在人数上他们是少数，但是是他们在管理着这座城市，”李小龙后来告诉美国朋友，“他们住在山上的富人区，开豪车，住洋房，而住在山下的人们，却要为了生计而辛苦打拼。中国民众中穷人占了很大的比例，眼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憎恨那些肮脏富有的英国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赚钱多，工作好，只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147]
放学后，喇沙学生发起了一项他们称为“痛打英国佬”的课外活动。“我们经常在街上闲逛，到处惹是生非，”黎小田描绘当年的事情时说，“当时我们有点民族主义和自尊，这就是中国孩子总喜欢与英童打架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我们是被殖民统治的，我相信凡是中国人都有些民族自尊感。”[148]最近的目标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这是附近一所专为英国儿童及其他欧洲学生开办的私立学校。李小龙和他那帮四处找事儿的小跟班会爬上隔在喇沙学院和英皇佐治五世学校中间的那座小山丘，希望能够遇到一些英国学生。一旦碰面，嘲弄、侮辱和推搡的情况就会发生，直到怒火压倒了理性，双方大打出手。李小龙总是冲在最前面，拳打脚踢，以自己的方式去为同伴们出头。李小龙的欧亚混血同学史蒂夫·加西亚（Steve Garcia）认为：“那时候，外国学生和当地孩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他们瞧不起我们。”[149]
当男孩们进入了青春期，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女生们成了另一个引发冲突的理由。毕业于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聂安达（Anders Nelsson）说：“他们天天跟在我们学校女生后面。”后来，他在李小龙的电影《猛龙过江》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当然，我们也经常去玛利诺中学和其他女校追中国女孩儿。粤语中有句话叫 ‘本地姜不辣’，我想她们对我们来说更有异国情调，因为她们是东方女孩儿。”[150]这是发生在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香港版西区故事。
在息影两年后，李小龙的父母不得不同意儿子的恳求，让他重新开始演电影。李海泉夫妇原本希望禁影的决定能够让李小龙集中精力去学习，可结果却徒劳无功——李小龙的学习成绩和行为却因此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151]他们同意为小龙重新接戏，但有个严格的条件：他必须好好表现自己。由于他所加入的团队素质较高，这个条件实现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1952年，一批顶尖的粤语电影导演、演员和编剧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中联影业公司（Chung-luen）。这个左派电影公司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维护艺术尊严的电影，并以提高粤语片的水准及素质为己任，抵制当时粗制滥造的粤语片。“电影应该寓教于乐，服务社会，宣扬传统道德，让观众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一位创始人解释说。[152]从内地拥入的近百万民众，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苦难。中联影业出品的影片，其意义在于传递中国人要团结、友爱，敢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李振辉提到他的父亲“很认同中联的精神，非常乐意让小龙参演中联的电影，他相信这对小龙的成长会有好的影响”。[153]
也许李海泉最希望儿子能借助电影拍摄来培养谦逊的品格和团队协作的能力。所有中联的电影都是由十几名演员共同出演，其中大部分是成年人，李小龙这样十来岁的小演员并不多见。基于团队协作的精神，大多数电影都是群主演，并不是为了专捧某个明星。李小龙通常扮演配角，在银幕上平均出场约20分钟，有大约30句台词。
他在中联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苦海明灯》，1953年上映，他是主演之一。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寄养的孩子在几个家庭中流转，最终被遗弃，流浪街头，后为医生李先生和他善良的妻子所救。医生的妻子经营着一家盲女孤儿院。医生的座右铭是“孩子是可以被教导的”。他收养了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孩（李小龙饰演），并让他跟自己学医。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长大后，掌握了治疗失明的方法，把盲女的眼睛治好了。电影以直面镜头的请求结尾：每个孩子都可以像他一样。贫穷的残障儿童正在等待着您的关爱、养育和教育。
1953年至1955年期间，李小龙参演了十部由中联制作的电影，分别是：《苦海明灯》《慈母泪》《父之过》《千万人家》《危楼春晓》《爱》《孤星血泪》《守得云开见月明》《孤儿行》《儿女债》。这三年是李小龙整个电影生涯中最多产的时期，这段时期他的电影作品几乎占了他作品总量的一半。在这些电影中饰演配角让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塑造了一个演员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明星。观众可能眼熟，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中联电影教会了李小龙如何在香港的快节奏下拍摄制作有关严肃主题的高品质电影。大部分电影拍摄周期只有12天。该公司的经营理念也对李小龙日后成为一名成熟的电影制作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直想拍一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电影。
以2017年的美元汇率来计算，当时李小龙每部电影的收入相当于2000美元。[154]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笔薪酬相当可观。他开始用这笔钱无节制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延续他的一生。“有一次，拍完一部电影后，他给自己买了一只小猴子。后来，小猴子不知怎么就钻进了堂兄李发枝的鸟笼子里，把那只宠物鸟给弄死了，”李振辉说，“当堂兄发现他的鸟被弄死时，狠狠地把那只猴子打了一顿。小猴子发疯，还咬了我一口。妈妈告诉小龙，必须把猴子送走。起初小龙不想放弃，最后只能勉强同意了。”[155]
可惜，中联影业并没能持续多久。[156]三年后，创始团队之间内斗，最具才华的电影人逐渐分散到了其他制作公司。由于最具创造力的制作团队人员流失，李小龙发现自己更难争取到角色。之后五年里，他只有五部作品上映。没有了这种宣泄精力的出口和形式，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打架和捣乱上。
在喇沙书院就读五年后，李小龙于1956年被开除了。对于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他的父亲是粤剧大老倌，母亲出身于香港最富有的家族。其羞愧的程度从家族试图掩盖李小龙被开除的实际情况可见一斑。李秋源说是因为李小龙的学习成绩：“小龙很懒，学校只允许学生留级一次，在第一次留级过后，学校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157]事实上，李小龙留级了两次。据他的同学介绍，重复留级相当普遍，但并不会导致被开除。
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在撰写家庭回忆录时写道：“小龙实在太顽皮了，自从他14岁开始学咏春之后，就开始经常打架、逃学，而且他上学的时候又喜欢打扮花哨，所以即使学校看在爸妈的分上让他重读一年中四后，最后还是把他开除了。”[158]事实上，喇沙书院关于李小龙的出勤记录显示，他很少逃学。所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是在被喇沙书院开除后才开始学习咏春的。由于书院没有严格的着装规定，所以，过分的着装也不可能成为被开除的理由。而且，打架现象在男生中非常普遍——李小龙从进入喇沙书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和同学发生争执。
据他的同学讲，他在喇沙书院的最后一年里发生过两件事，导致他最终被学校开除。第一件事涉及体育老师，所有男生都称呼体育老师为“苦力佬”（“苦力”是因为他皮肤黝黑，像是农民工或者是做苦力的，“佬”的意思是指“男人”）。正式上体育课前需要热身，体育老师让男生们绕足球场跑三圈。为了激励那些懒虫以及因体能较差而掉队的学生，“苦力佬”会在后面追打他们。“他会和全班一起跑，在队伍最后，一边鼓励这些孩子，一边大喊，‘你们太慢了，赶紧追上去，快点！’”李小龙的同学鲍绍雄说。[159]
有一天，李小龙先是在家里被父亲修理了一顿，导致他对“苦力佬”的追打行为异常地反感。根据李振辉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当时的情形是：“有一次，体育课老师惯常用他的尺子来敲打学生，小龙对无理兼不公的事不肯就范，他一面怒目注视着老师，一面出手挡住敲打过来的尺子……就这样，老师就罚他不准上体育课，留在教室内温习功课。”[160]
李小龙的同学何仲权与李振辉的说法不同。何仲权说：“在我记忆中（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苦力佬’拿的是一根长长的芦苇秆，而不是尺子。冲突发生时，我正在李小龙一旁跑着，也可能是稍稍落后他一点儿。”[161]“苦力佬”用芦苇秆抽打李小龙的腿，真的很疼。李小龙突然停下来，不跑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弹簧刀，指着‘苦力佬’。”何仲权继续说道。李小龙重现了电影《细路祥》的场景，他扮演的角色掏出一把刀，对准了那个打他的成年工头。“‘苦力佬’吓得转身就跑，李小龙拿着刀在后面追他。他们跑来跑去，直到‘苦力佬’逃到了校长办公室。自那以后，李小龙就被开除了。”
值得留意的是，对老师动刀只会让李小龙停上体育课，不至于被开除出校，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尊重。即使李小龙有了悔意，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停课期间，他会站在教室的窗前，扮鬼脸和模仿猩猩的动作来吸引操场上同学的注意，引得他们都无心上课。
李小龙的同学介绍说，最终导致他被开除的是另一件事。“每当我们聊李小龙时，都会谈起那件事。”何仲权说。根据何仲权和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说，午休时间所有男生都会跑到喇沙书院后面的小山丘上去玩闹，1956年的一次午休，李小龙强迫其中一位男孩儿脱掉裤子。[162]没有人清楚为什么李小龙会关注到那个特别的男孩儿。何仲权说：“也许李小龙只是想炫耀一下，或者是他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他当时心情不错。”[163]扒掉那个男孩儿的裤子后，李小龙拿出一罐他从建筑工地弄来的红色油漆，把那个男生的隐私处涂成了红色。
当男孩儿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男孩儿的父亲专门跑到学校，找校长大吵大闹，坚持要校方严惩李小龙。李小龙是个非常糟糕的学生，两次被留级，并且经常打架，制造事端，甚至对体育老师动刀。虽然他很有魅力，天主教修士们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善良，但这次欺负人的恶作剧是让学校最终决定开除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小龙被毫不客气地从喇沙书院赶了出来。
对于他那显赫的家庭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确实很丢脸。当他母亲在为他寻找新学校时，他那愤怒的父亲罚他一年内不准拍戏、不准晚上和朋友外出。[164]只能过两点一线的生活：要么在学校读书，要么回家待着。
1963年夏天，叶问和李小龙演练黐手（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三章 叶 问
李小龙童年时期，功夫在香港并不是特别流行。在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里，稳定的社会结构没有给武术太大的发展空间。老于世故的人会把功夫与农村、中国的封建传统以及三合会的犯罪联系起来。[165]直到1954年的一场比武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功夫的兴趣，这场比武也成为当时的热门事件。比武双方代表了传统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撕裂了社会的既定结构。
吴公仪是位传统人士，53岁，时任香港鉴泉太极拳社社长；陈克夫更偏向现代，34岁，习练白鹤拳、日本柔道及西洋拳。[166]太极名师吴公仪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宣称他愿意随时随地与各个拳术的习练者比武切磋。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这封公开信也成了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陈克夫公开回应，愿与之一战。香港小报借机进行炒作。它被塑造成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纯粹与融合、保守与开放以及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较量。
当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报纸上被大肆宣扬之时，1953年的圣诞夜，一场灾难震动了整个香港。新九龙石硖尾的一个寮屋棚户区突发大火，造成五万三千人无家可归。政府称其为“毫无疑问，这是该地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作为回应，两位备战者同意把他们的比武变成慈善救济活动的中心内容——“武术联合展览”，包括整晚的功夫展示和戏剧表演。该展览最终在澳门举行，因为香港的英籍官员对于义和团起义运动记忆犹新，所以严禁在香港进行公开比武。
一众名人、记者和赌徒乘坐渡轮从香港前往澳门，现场观看这场被媒体所宣传的“世纪大战”。老师傅吴公仪与年轻应战者陈克夫之间的比赛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两名经验不足的拳手在参加业余比赛时的所有特征——过度紧张、频繁打空。最后，在第一回合进行到一半时，陈克夫击中了吴公仪的下巴，把他撞到了围绳上，这位老师傅立刻对着年轻应战者的鼻子狠狠地反击一拳，陈克夫马上鼻血四溅。周边的裁判们甚至比对打的这两位更不专业，他们提前敲响了这一回合结束的钟声。紧接着在第二回合，陈克夫击中吴公仪，使其嘴角出血，作为反击，吴公仪在他已经流血的鼻子上又来了一拳。看到现场流血不断，惊慌失措的裁判们再次提前敲响了结束的钟声，中断了比赛。经过短暂协商，他们宣布比赛结束，双方打平。这种判决彻底激怒了现场观众，尤其是那些已经下了巨额赌注的赌徒们。
令人欣慰的是，这场混乱的、没有胜者的比武在后续几周内一直是大众谈论的焦点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人们各有立场，激烈争论。一家华人报纸报道说：“这次比武过后，香港和澳门的每个人都热衷谈论它，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关于武术的讨论。”
几乎一夜之间，功夫在香港流行起来。受太极老师傅和年轻应战者比武事件的影响，很多年轻人拥入小型武馆，在天台上自行组织徒手比赛，在粤语中，这叫作“比武”。年轻的李小龙此前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街头斗士了，见到这些天台比武，立刻被吸引了。这使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准备开始正式学习功夫。
在一些友人的帮助之下，李小龙的母亲于1956年9月10日顺利将李小龙送进了圣芳济书院（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与喇沙书院相比，圣芳济书院更像是一所现代学校——纪律严格，校风淳朴、谦逊。[167]圣芳济书院的天主教修士们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并且擅长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圣芳济书院的校友会成员洪中治（Johnny Hung）表示：“如果不是书院的这些修士们，可能很多孩子最终都会流浪街头。”[168]
可是，修士们在李小龙这儿遇到了挑战。尽管他向父母承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他和他的小帮派成员们仍然会在九龙的后巷里闲逛，寻找各种打架的机会。虽然他赢的时候比较多，可还是有不少时候输掉了，他讨厌这种感受，于是决心提高自己的打架技术。李小龙在1967年10月为《黑带》杂志撰文时回忆道：“小时候在香港，我是个小混混，经常出去打架，并且随身带着铁链和笔，笔里面藏着小刀。然而，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没人在背后帮我，我独自去与人打架，情形会怎么样呢？”[169]与很多年轻的习武者一样，李小龙学习功夫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更厉害的街头斗士——不是为了自卫，更主要是为了主动进攻。李小龙坦承道：“我是在觉得安全感降低时才开始学习功夫的。”[170]
他在圣芳济书院认识的第一位朋友是张学健（Hawkins Cheung）。和李小龙一样，张学健也是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样身材矮小、好斗。张学健说：“我们出身于富人家庭，如果周末想出去玩，有时会让家里的司机互相接送。”他们的友谊发展很快，没多久就变成了亲密的朋友。“小龙在学校的绰号叫‘大猩猩’（Gorilla，常用来形容体格强壮且外表凶悍的男子），因为他肌肉发达，走路时两臂在身体两侧晃悠。每个人都很怕他，但我是唯一一个叫他 ‘鸡腿’的人。他很生气，总是在学校操场上到处追我，他上半身很壮，但下半身比较像鸡腿。”[171]
在他们放学后的历险过程中，张学健和李小龙遇到了另外一个邻居：张卓庆（William Cheung）。他是一名探长的儿子，比李小龙年长一些，体形比李小龙大，街头打架的本事也比李小龙出色。他们日益增长的友谊迫使李小龙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要么避开他，保持自己在一群圣芳济古惑仔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收起自尊，管张卓庆叫“大哥”，成为他的跟班之一。大多数自视甚高的男孩子都无法低头，因此难以接受。相比之下，李小龙聪明地选择了暂时跟随张卓庆，这样他会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张卓庆的打架技术，使自己成长为更强的街头斗士。短期内，他必须顺从，从长远来看，他计划尽快扭转这个局面，重新坐回“老大”的位置。李小龙一生都在运用这个策略，这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后来，为了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电影明星，他在好莱坞的史蒂夫·麦奎因身上重复使用了这一方法。
李小龙发现，张卓庆的街头格斗能力是他通过研习咏春拳得来的，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功夫。在中国，有数百种武术形式。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你有可能会遇到六位不同拳种的师傅，他们传授的体系截然不同，每个人所代表的拳种都有着神秘的起源故事。咏春拳的起源非常独特，因为这一拳种的祖师是位女性，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17世纪时，满族人入关，推翻汉人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少林寺就成了汉人反清复明的基地。然而，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摧毁的命运，武僧和尼姑被迫开始逃亡。其中一位叫五枚的尼姑，根据女性的身高、体重和力量开发出一种适合她们的简化格斗系统。她的开门弟子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名叫严咏春。当地有一土匪曾试图逼迫严咏春与之成婚，严咏春告诉对方，她只会嫁给可以徒手打败她的男人。后来，严咏春使用五枚师太传授给她的拳术，轻松击败了土匪，后人以她的名字命名了这门全新的拳术——咏春拳。
咏春拳在香港流行起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人——叶问！[172] 1893年，叶问出生于佛山的一个富裕家庭。李小龙的父亲也是在佛山被师父发现并带走的。1949年，叶问背井离乡，只带着衣物来到香港。穷困潦倒的叶问开始以教拳谋生，传闻他还有吸食鸦片的习惯。[173]很快，他收到了第一批弟子，这是一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被叶问的技能甚至是脾气和风趣所吸引。
为了让弟子们更能打，叶问开始教授他们咏春拳的基本技术。咏春拳是一种强调近距离作战的拳术体系——低踢、闪电般的短拳快打、连消带打以及封手技术——在狭窄的街巷中，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格斗方式。咏春拳的训练以“黐手”（Chi Sao）为主，即两个人前臂互相接触，在保持贴合的状态下，试图去格挡、封阻和攻击对方，与太极拳的推手类似，是一种手臂敏感性的训练。
除了技术方面的指导，叶问还会不断告诫弟子们要控制情绪，不要轻易动怒，尽力改善身心状态。此外，叶问也教授弟子们心静如水的道家思想，并充分发挥他的幽默感。“他总是提醒我，‘放松，放松点儿，别激动！’”[174]张学健说，“每当我在黐手练习中被对方打中时，我就会变得很生气，恨不得立刻弄死对方。可是我看到师父和别人黐手时，就显得非常轻松，还能跟对方聊天。他从没有真的打过他的学生，但是他会把对方逼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旁边观看的师兄弟们总会忍不住笑起来。他是个非常有趣的老人，从未表现过他的杀心，当学生们晃动手臂试图攻击时，他总是微笑面对，从容控制着整个局面。”
在没有知会父母的情况下，李小龙请求张卓庆把他引荐给叶问。叶问收下了这位15岁的年轻电影演员，然后让黄淳樑（Wong Shun Leung）教授他基本技术（在大多数的拳馆里，师父只教授入门时间长的弟子，入门时间长的弟子再指导新入门的弟子）。21岁的黄淳樑参加过数十次赤手空拳的比武切磋，被公认是拳馆里最能打的一位，也是整个香港最好胜的一位，被人尊称为“讲手王”。
黄淳樑对李小龙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李小龙戴一副墨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张卓庆带来了一个类似猫王一样的年轻人，”黄淳樑回忆说，“态度有些不羁，好像自认很聪明的样子。他走后，我告诉张卓庆，我不喜欢这个家伙。”后来，张卓庆一定是狠狠地训斥了李小龙一顿，因为他们第二次见面时，李小龙表现得很好。“他穿着得体，变得有礼貌了。”一直以来，李小龙总是习惯反抗权威，但这一次他决定再次低头，直到他变得比张卓庆和黄淳樑更强。李小龙以他那典型的鲁莽、直率的表达方式，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和张卓庆，”黄淳樑回忆道，当时的情形让他很意外，“他问得太多了。”
李小龙想要变得更强的决心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会跟师兄弟们使用个小伎俩，来保证自己可以被单独教授。他先确保自己是第一个到达黄淳樑家的人，在打过招呼后，声称他马上有事要做，但会很快回来。“请等我一下，别出去，拜托了，非常感谢。”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楼下跑。当其他师兄弟到达黄淳樑家的楼下时，李小龙对他们说：“师兄刚刚出去了，他家人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处理，没有时间，我们改天再来。”之后，他会陪他们走到路边，看他们坐上巴士离开。然后，他再返回去，接受一对一的训练。当黄淳樑知道他这个诡计后，忍不住会嘲笑他的小聪明：“我没有想过收拾他。这就是李小龙，好胜心强，咄咄逼人。如果他想要什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175]
他的咏春师兄弟们可就觉得不那么好笑了。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此前已经对这位相貌英俊、享有特权的电影演员心怀不满了。李小龙的鲁莽和自以为是让他们更加愤怒。他们中的一些人去找叶问告状，要求开除李小龙。根据张卓庆的说法，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功夫应该只教授给中国人，李小龙是欧亚混血，他必须离开。“他们说，‘我们不能把中国功夫教给一个血统不纯正的中国人’，”张卓庆回忆道，“李小龙既不是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介于两者之间，是混血儿。当时很多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人。”[176]叶问拒绝开除李小龙，但他鼓励李小龙专门和黄淳樑一起学习，避免大班人群，直到事情平息下来。
眼见无法开除他，他的那些咏春拳师兄们开始在课堂上拿李小龙当陪练，借机把他打得团团转。李小龙后来回忆说：“我刚开始学咏春时，跟我对练的那些家伙已经是助教了，他们总是借机收拾我，我当时还只是个15岁的孩子，非常瘦小。”[177]被欺负的李小龙更加坚定决心要把拳练好，这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他想证明自己比他们更强。他的哥哥李忠琛说：“他开始变得狂热起来，不分昼夜地勤奋练习。”[178]如果李小龙对待学业也有这种热情的话，那么他的学习成绩肯定会飞快地提升。他喜欢咏春拳，就好像他生来就应该掌握一样。张卓庆说道：“小龙在拳馆训练不到一年，进步特别大，很多师兄在和他黐手对练时都占不到便宜了。”[179]
虽然李小龙学拳很下功夫，但并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叶问让徒弟们互相较劲。张学健说：“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强的那一个。我们会故意隐瞒我们的真实水平，不让别人知道我们究竟学了些什么。”叶问还鼓励他的弟子们到街头去实践他们所学的技术。张学健补充道：“师父说，别总是信我说的，我可能在骗你，出去打一架，到底管不管用，试试看嘛！”[180]
下课后，这帮孩子会去石硖尾地区打架生事。张学健介绍当时的情形时说道：“我们真的是一群坏孩子。我们选定目标后，会上前挑衅，故意与对方发生碰撞。如果那个家伙脾气暴躁，准备推开或揍我们时，我们就会抓住时机，反揍回去。如果他受伤了，我们会故意说，‘你怎么了？陈先生，我刚要和你说话，你就想先打我。’对方会说，‘我不是陈先生。’我们紧接着会说，‘哦，对不起，我们认错人了，我们以为你是陈先生呢。’”
对于叶问的拳馆来说，这是一种口碑相传的营销方式。但也因此，他的弟子们被认为是街头最坏的孩子而名声大噪。不幸的是，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李小龙和张学健被列入了警方的青少年罪犯名单。李振辉说：“对于小龙拜师学咏春一事，开始时家里并无人知，爸爸妈妈也是差不多一年后因为小龙惹出很多麻烦，才知道原来小龙拜了叶问先生为师。”[181]
为了躲避警察的干预，这帮孩子跑到楼宇天台上与其他拳馆的对手秘密进行讲手切磋。[182]此类事件虽然火药味十足，但水平却相当一般——极少出现重伤，因为参与者的技艺水平实在有限，切磋常因一方流血而随时终止。他们的目的是吹嘘自己有多厉害，结果导致了各拳派之间长期冲突不断。洪拳、蔡李佛拳、白鹤拳、螳螂拳等其他拳术习练者也因此与渐成圈中新贵的咏春拳手积怨日深。[183]
随着李小龙的咏春拳技艺不断进步，很快就轮到他代表咏春出战，参加各种比武。在众师兄弟的怂恿下，李小龙向蔡李佛拳馆的钟姓助教发起挑战。他请黄淳樑做他的场边教练。1958年5月2日，李小龙和黄淳樑穿过九龙城街道，来到位于联合道的一间公寓楼前，楼顶天台是本次比武的地点。黄淳樑惊讶地发现大楼附近挤满了前来观看比武的人，都站在那儿谈论这件事。“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沉重，好像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黄淳樑说，“在我们来的路上，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会用手时不时指向我们。小龙很高兴，我感觉他非常自豪。”[184]
眼看人越来越多，黄淳樑问李小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是你叫他们来的吗？”
李小龙否认了：“也许他们是从对手那儿听来的消息。”
他们走到楼下正门处，李小龙准备进去时，黄淳樑把他拉住说：“往前走。”他们走进一条小巷，从后门进去，尽管他们很小心地躲开了围观的人群，但当他们到达天台时，已经有二三十个看热闹的坐到屋顶的墙边了。
当李小龙的对手钟和他的人出现时，大家彼此打了声招呼。钟这方面建议黄淳樑担任裁判。黄淳樑试图拒绝他们，“我代表的是咏春拳馆。”但他们坚持，认为他很公正。“他们非常真诚，我没办法拒绝他们。”
他把李小龙和钟叫到18英尺（约5.5米）见方的一块屋顶中央，宣布规则和注意事项：“比武必须遵守规则，不要伤了感情。你们都还很年轻，没资格代表你们的拳派。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生死决斗，只是切磋交流。我们共进行两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无论哪一方获胜，两个回合过后，比武结束。友谊第一，胜负第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李小龙和钟点头示意。
李小龙站在中间，摆出咏春拳的桩架，左问手向前，右护手置后。钟围绕着李小龙开始走步，寻找机会，当他看到李小龙的一个空当，大喊一声，向前打了过去，击中了李小龙的下巴，迫使他痛苦地向后退开。李小龙嘴里流血了。钟转了一圈后，又打了一拳，这次击中了李小龙的左眼。李小龙愤怒至极，以咏春典型的连环冲捶打了回去，但由于不够冷静，没有击中对方，反而让自己暴露了空当，被对方的反击打中了鼻子和脸。就在他们疯狂地挥拳时，时间到，第一回合结束。从李小龙脸上的伤痕来看，这个回合他输了。
“樑哥！”李小龙冲着他的场边教练喊道，“我的眼睛肿了吗？”
“对，”黄淳樑说，“瘀肿。你鼻子也出血了，不过没事。”
“我今天的表现很糟糕，”李小龙沮丧地低着头说，“如果我伤得太厉害，爸爸会看出来的。我觉得可以判成平局，现在就结束吧。”
黄淳樑哄骗这位萌生退意的小师弟：“小龙，如果你放弃第二回合，那就意味着你投降了。怎么能算是平局呢？你有能力继续打下去。你的对手现在气喘吁吁的。如果你退出，你会后悔的。你赢不赢不重要，但你必须尽力而为。如果你接着打，一定能赢！”
“我真的会赢？”李小龙问他的师兄，他那好胜的天性正在与自己内心对羞辱的恐惧做斗争，“樑哥，你确定吗？”
“确定！”黄淳樑以肯定的语气回复他，“我为什么要骗你呢？别总去想你的技巧。这是一场打斗，不是表演。当你贴近他时，猛地向前，冲捶对准他的脸打。不要担心你是否会被击中。试着靠近他，然后发起攻击。保持冷静。”
李小龙在师兄的鼓励之下，点了点头，示意他明白了，可以继续打下去。这时，计时员也宣布第二回合马上要开始了。
李小龙站回场地中央时，整个人多了一种他在第一回合中所缺乏的镇定。他先是佯攻对方，对方迅速向后躲开。李小龙笑了一下，并不上前，等钟回来后，李小龙再次佯攻，钟继续向后躲开，李小龙再次一笑，等他第三次佯攻时，钟只是略微后退了半步，李小龙迅速打出一拳，对手有些失去平衡，李小龙抓住机会，上前打过去，先是左拳打到对方脸上，紧接着上步，一记右拳又打到了对方的下巴上。钟的一颗牙被打了出来，掉到了屋顶上。钟的嘴里出血了，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开，双腿有些站立不稳。李小龙大叫一声，继续以雨点般重拳冲着钟的脸打了过去。最终，钟摔倒在屋顶的水箱旁边。钟的朋友们跑上前阻止了这场比武，其中一些人责怪黄淳樑没有及早叫停。李小龙喜出望外，举起双手表示胜利。
李小龙一回到家就立即躲了起来，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瘀血肿起，嘴唇也破了，他怕被父亲发现。家中一位仆人给他拿了一个煮熟的鸡蛋让他敷眼，帮助消肿。当弟弟李振辉问他是否受伤时，李小龙得意扬扬地说道：“我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你应该看看那个家伙，我把他的几颗牙齿打飞了。”[185]在他的日记中，李小龙这样写道：“对战中国拳术习练者（训练四年）。结果：赢（那个家伙被打晕了，掉了一颗牙齿，但我的眼睛被打青了）。”[186]
由于无法长时间向父母隐瞒自己的伤势，他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他怒斥儿子让家人难堪，并将时间浪费到了打架上。李秋源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小龙对爸爸说，‘我学习不行，但我打架行，我会因此而出人头地的。’”[187]
后来，叶问知道这次比武的具体情形后，他的反应和李小龙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他把黄淳樑拉到一边称赞他说：“如果有一天小龙在武术方面有所成就，那么起因在于你没有让他在比武的第一个回合失败后退出。”
李小龙受到比武胜利的激励，信心倍增，斗志昂扬。他对咏春拳更加痴迷了。“比武让他明白，成功不是白给的，必须要付出训练，去真正对打，”黄淳樑说，“他每天练习出拳、侧撑腿、木人桩等内容。当他把这一切都练完后，他会停下来反思他所练习的内容。他以这种方式自我训练了很长时间。”[188]
随着李小龙咏春拳技艺的提高，他开始在圣芳济书院教授他那些小跟班。他时常在操场上训练，并在休息之余指导同学。由于此前李小龙在喇沙书院两次留级，导致他比班上大多数同学要大两岁，他们把他视作“大哥”。罗尔夫·克劳斯尼泽（Rolf Clausnitzer），他的弟弟是李小龙的校友，他说：“李小龙最乐意展示的一项技术是单腿站立，以另一条腿去抵挡来人的进攻，并能随意转动。他的速度、移动转换能力以及控制能力都非常出色，只要贴近他，就必定会被他踢到。”[189]
李小龙在课间操场上的行为引起了学校体育老师穆德华修士的注意，他是一名德国传教士和前职业拳击手。“他一来到我们书院，我就立刻知道他是打拳的了。”爱德华修士说，“他妈妈经常来这里，想让我们多多照顾她这个儿子。”[190]穆德华修士极为呵护李小龙，并鼓励他加入圣芳济书院新成立的西洋拳击队，而且建议他戴上拳击手套，参加一场校际西洋拳击比赛。凭借此前所学的咏春拳打法，李小龙能够很好地护住自己。张学健说：“有一天，学校发布了一则公告，宣称有一场校际西洋拳击比赛。李小龙和我是学校里公认最调皮的，所以穆德华修士建议我们去报名参加。”[191]
每年，两所全英制私立学院——以英国商人家庭子女为主的英皇佐治五世学校（King George V School）和以英国军官家庭子女为主的圣乔治学校（St. George’s School）——都会举办校际西洋拳击比赛。该比赛为就读于圣芳济书院的中国孩子和欧亚混血儿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从街头走上擂台，名正言顺地“痛打英国佬”。前一年，也就是1957年，圣芳济书院只有一名叫史蒂夫·加西亚的学生报名参加了比赛，并夺得了他所在量级的冠军。穆德华修士说服李小龙和另一名叫罗尼（Ronnie）的同学与史蒂夫·加西亚一起去参加1958年在圣乔治学校举办的校际西洋拳击比赛。
李小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用来备战。穆德华修士给他上了几堂西洋拳击的基础训练课，李小龙还专门向师兄黄淳樑请教如何修改他的咏春拳技术才能适应戴拳击手套的打法，以及如何应对禁止踢腿的规则限制。黄淳樑说：
“我伺机攻击小龙的弱点，并引导他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192]
1958年3月29日，约有30名青少年参赛者及其家人、朋友和同学聚集在圣乔治学校的体育馆内。除圣芳济书院的三位参赛者——史蒂夫·加西亚、李小龙和罗尼外，其余都是来自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和圣乔治学校的英国孩子。参赛者被不平均分布在六个级别。李小龙所在的级别中，他需要面对两个对手，一位来自圣乔治学校，一位来自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其中，来自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盖瑞·埃尔姆斯（Gary Elms）是他所在量级连续三年的卫冕冠军。每组对打的选手由圣乔治学校和英皇佐治五世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安排决定。在第一轮比赛中，他们让盖瑞·埃尔姆斯和来自圣乔治学校的选手先行对决，李小龙直接进入决赛，与胜出者争夺冠军头衔。史蒂夫·加西亚说：“小龙没有任何名气，体育老师们认为盖瑞·埃尔姆斯是这个级别中最为厉害的选手。”[193]
罗尔夫·克劳斯尼泽曾就读于英皇佐治五世学校，据他回忆，盖瑞不是一个技艺特别好的拳手，但他是一个特别好斗的家伙，他曾向所有认识的人吹嘘自己的叔叔是位职业拳手。[194]罗尔夫说：“虽然他比我小很多，跟我不是一个量级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来骚扰我和其他人。我曾把他摔倒在地，捏住他的鼻子，把草塞到他嘴里，并让他管我叫 ‘叔叔 ’，但他从不屈服。当我沮丧地站起来时，他立刻就跑掉了。他是个非常强硬的疯子。”[195]
盖瑞在下午第一轮比赛中轻松获胜。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和李小龙专心为晚上的决赛做着准备。和战争一样，两场拳击比赛之间也有相当长的等待时间，极为无聊，其间还会穿插各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在无聊的等待中，张学健为他的好朋友李小龙打了一场小小的心理战：“我告诉那位冠军，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大猩猩，那可是功夫高手，所以他最好当心点。”[196]
长时间的等待过后，裁判把李小龙和盖瑞叫到拳台中央，讲明规则。铃声敲响，比赛开始。盖瑞以典型的西方拳击的姿势，踮着脚尖，轻轻跳动着。李小龙则摆出咏春拳的桩架。从直观来看，这是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西洋拳击与中国功夫。黄淳樑说道：“在场的许多外国（英国）学生，无论男女，一开始都嘲笑小龙。”李小龙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抢入对方的中线，以一连串短而直的连环冲捶猛地打向盖瑞面部，并把他逼到拳台围绳上。不过，盖瑞立刻跳开了。他们这第一个照面儿为接下来三场三分钟的比赛定下了基调。李小龙惯用一连串快速但力度稍弱的连环冲捶发起攻击，盖瑞偶尔以一两记刺拳进行反击。当他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时，盖瑞倒下了，然后又站了起来。黄淳樑说：“当李小龙逐渐控制局面时，观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7]
风格造就战斗，但规则造就风格。虽然李小龙在比赛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他特别不适应西洋拳击比赛规则对咏春拳的限制。咏春拳短平快式的连环冲捶是专为赤手空拳的巷战而设计的。在厚厚的拳击手套的包裹下，这种技术在拳台上杀伤力非常低。史蒂夫·加西亚认为：“虽然李小龙几次击倒对方，但由于佩戴了八盎司的拳套，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大的伤害。其中一些击倒被裁定为推倒和摔倒，小龙因此被多次予以警告。虽然小龙可以击倒他那位斗志旺盛、意志坚强的对手，但无法让其倒地不起。”罗尔夫说：“盖瑞完全被李小龙的速度和技术打蒙了，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他没有一拳命中李小龙。不过，盖瑞的身体恢复能力很强，虽然几次被击倒，但总能快速地站起来，而且伤势似乎并不怎么严重。”[198]
在李小龙被一致裁定获胜后，朋友们围上前去，对他表示祝贺。他们原以为李小龙会很高兴，但正相反，这位年轻的完美主义者在摇头，看上去对自己刚刚的表现很不满意。“见鬼，我竟然没有完全击倒那个家伙。”李小龙抱怨道，“他不停地后退，我的力量没能全部发挥出来，都是因为这拳套太碍事了。”[199]李小龙发誓接下来要加倍训练，直到力量够强为止。
这是李小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正式组织的体育性质的格斗比赛，之后他还是继续在香港街头和楼宇天台上与人打架比武。他不喜欢规则对他的束缚，觉得这限制了他技艺的有效发挥。随着年龄的增长，乃至最终成为一名武术家，他刻意避免了拳击和寸止式的空手道比赛。只有在受到挑战时，他才会同意与人徒手切磋。
大约在1957年，李小龙和文兰一起跳恰恰舞（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1957年，李小龙出演《雷雨》。这是李小龙唯一一次扮演“优雅的富家公子”（ 图片来源：香港文化博物馆）
第四章 驱离香港
就在李小龙的咏春拳渐入佳境的时候，他也开始对女孩产生了兴趣。李忠琛通过观察李小龙在镜子前整理发型的时间，注意到了他青春期的变化：“他会花费15分钟的时间把发型弄得一丝不苟，并确保领带调节得舒服得体。”[200]
当李小龙把注意力转移到他周边的年轻姑娘身上时，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对他做出了回应。他是一位英俊的电影演员，出身于富裕家庭，并且还以惹是生非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这种被体面的上流社会所包裹着的略带有危险性质的人物，是特别令那些循规蹈矩的中国女学生兴奋着迷的。那是一个传统、保守的时代。“没有人涉及性或其他什么。”[201]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的主演关南施说道。李小龙的姐姐李秋源认为：“只是接吻、约会和送送情书之类的。现如今，人们没那么紧张了。那时候，如果你牵一个男孩子的手，就必须把他带到你父亲面前，去见家长。因为当我们开始牵手时，就意味着离结婚不远了。”[202]
李小龙生命中第一个女朋友是梁葆文（Margaret Leung），她也是出身于著名的影业家庭，与李小龙一样，也是位童星，艺名“文兰（Man Lan）”。她母亲是制片人，父亲是演员兼导演。他们的母亲在她11岁、李小龙13岁时介绍他们认识。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俩的关系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与其说她是李小龙的女朋友，不如说她是李小龙的女发小。“青春期的小龙是个容易在女孩子面前感到害羞的人，”李振辉说，“小龙最喜欢的就是炫耀他一身的肌肉，他总是叫女孩们试试用手指捏起他的肌肉，只要她们捏不起，他就非常自豪地笑。”文兰和李小龙一样，个性有点反叛，也很执着，跟个假小子一样。李小龙经常取笑她：“如果不是她穿裙子和有身材，我一定会把她当成我的结拜兄弟。”[203]
稍微长大一些后，他们开始去夜总会吃饭、跳舞。“我们以前常去青山道的华尔登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沙田酒店，在市区嘛，当时还有一间叫香槟夜总会的，就在美丽华酒店斜对面。还有一间叫巴黎的，就在旺角警署隔壁，总是这几个地方。”文兰回忆道。至于谁来付钱的问题，“谁有钱谁就多付一点，但一定是凑钱的。”[204]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的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下跳起吉特帕舞（jitterbugging）来，尤以比尔·海利（Bill Haley）的《围着时钟摇摆》（Rock Around the Clock）为代表。曾出演过《猛龙过江》的音乐家聂安达说：“相比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来说，这一幕与帕特·布恩（Pat Boone）更像。”直到1957年，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名字和形象在香港出现，像李小龙这样的青少年们才开始学着给头发抹油，并穿上蓝色绒面的皮鞋扭动起来。
对文兰来说，晚上和李小龙跑出去玩非常有趣，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舞者和极具魅力的玩伴。有时候也会有点危险，因为晚上的出行常会以打架收场。当被问到和李小龙这样好斗的家伙出行是否会觉得安全时，文兰耸了耸肩，微笑着说：“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因为他确实能打，另一半是因为他总是打架。”每逢晚上要打架时，文兰不仅是他的舞伴，也是开车接应他的司机。“我是他的帮手，”文兰说，“每次他跟别人打架，我都会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把车发动起来，在车里等他。一旦他蹿进车里，我就会迅速把油门踩到底。”[205]
就在李小龙和文兰如同好朋友一样亲密时，李小龙对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动心了，她叫陈惠贤（Amy Chan），艺名白茵（Pak Yan），后来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白茵回忆当时两人相处的情况时说：“我们总是一伙人出去玩耍，当时大家都没有钱，去哪儿玩呢？我们就去了九龙塘，就是现在九龙塘地铁站那个地方，那里的花园有树，我们就摇树使花掉下来，有白色和黄色的花，看起来像鸡蛋花和白兰花。”[206]周末，他们经常和一大群朋友在下午4点到6点期间去重庆大厦跳茶舞，那是夜总会里消费不高的“欢快时光”，而且有不太出名的歌手和乐队演出。
白茵记得李小龙的状态会随着集体玩耍时人数的多少而有所变化：“如果有很多人，大家玩得都很开心，那么他就会很开心。可是如果周边只有几个人时，他就会很安静。他会理性地分析事物，教给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如何做一个好人。他很阳刚，非常有男子气概。不管他说什么，他都非常肯定。”[207]
虽然李小龙和白茵之间有互相爱慕的成分，但俩人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李小龙似乎对浪漫的恋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谨慎。在他15岁时，写过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爱情和家庭关系的诗句：
她飞任她飞；随她
同飞。
……
自树而落，落至
地面，上帝之意，勿
坠入爱河。
如欲知
金钱之价值，可欲
去一借。
……
爱之得与
失，比婚姻和长久更苦。
爱之越深，失之越痛。
如果有哪个年轻女孩儿能够被认为是李小龙中学时代的心上人的话，那一定是曹敏儿了。李振辉说：“她是小龙年轻时真正心仪的人。”[208]他们两家是世交。“她爸爸是我爸爸舞台上的好朋友，”李秋源说，“敏儿的妈妈朱绮华和我妈妈也很亲近，如同姐妹一样。她每天都来我们家玩。”[209]李小龙称朱绮华为“绮华阿姨”，并把她当成契母（义母）对待，经常向她吐露一些他不想跟父母分享的秘密。这两位母亲很乐意看到这对小儿女相互间渐渐产生情愫，甚至希望他们以后能结婚成家。曹敏儿也是一位电影童星，并且学习过芭蕾。可能是为了吸引她，李小龙才开始学习跳舞。他放学后经常去她家里“练习”。
青少年时期的李小龙，对功夫的痴迷只有他对舞蹈的热爱能与之媲美。他在佐敦道上的凉茶铺度过了很多个下午。顾客们会去那里边喝花草茶，边听自动点唱机里放出的音乐，如果他们年轻且精力充沛，还可以跳跳舞。在这些茶铺里，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可以自由地搭讪交谈。李小龙认为，跳舞可以有效地锻炼自己在面对女生时不再害羞。[210]
从林迪舞（Lindy Hop）到布基乌基（boogie-woogie），从吉特帕舞到牛仔舞，李小龙几乎练过所有最潮的舞种，力求掌握每一种风格。他的同学何仲权认为：“他更擅长跳牛仔舞，律动舞跳得也不错。”[211]这些舞种大多通过驻扎在香港的英美军人（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香港是中途停靠港）以及好莱坞电影和广播电台传入的。但是在1957年，起源于古巴的一股舞蹈热潮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先传到菲律宾，后传至香港。这种舞蹈名为恰恰，其扭动臀部、三步式的舞步风格——1、2、恰恰恰——像暴风一样迅速风靡了整个香港。
没有人能比李小龙对恰恰更有激情、更加认真了。李振辉说：“他不是在凉茶铺随便看人跳跳自学便算了，而是特地去找了一位菲律宾人来教他，那个菲律宾人在尖沙咀一带专门教有钱的女人跳恰恰舞，身手很好，小龙跟着他学了好一段日子。”[212]李小龙常在课下练习，他保留着一个写满恰恰舞步的私人笔记本，上面记载着百余个舞步，包括“香蕉船”和“摩擦和双重”等动作。他甚至还把功夫和恰恰混搭到一起，发明了几个属于自己的舞步，创造出一种他独有的清新、松快的风格。
李小龙骨子里有争强好胜的因子，他把自己的痴迷变成了和朋友们之间的比赛，看谁知道的舞步最多。张学健在接受《功夫精深》（Inside Kung Fu）采访时说：“我在学校里认识一些菲律宾的朋友，他们跳得很好。我会故意秀上几步让小龙感到难堪。可是当我下次再见到他时，他又掌握了一些新的舞步。后来我发现他去找我那些菲律宾朋友的舞蹈老师学习了更多的舞步。我找到教他的那位舞蹈老师，试图说服他不要教小龙。”[213]
在打败了周边所有朋友之后，李小龙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竞争空间。一家雄心勃勃的夜总会正在赞助“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报名参加恰恰舞的公开比赛。当时他考虑得最久的是该找谁担任他的舞伴。”可问题在于李小龙有太多女舞伴了，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小他八岁的弟弟李振辉做他的舞伴。李振辉说：“选了我，就不会惹起其他女孩子的妒忌和争议了。”[214]
以李小龙的聪明及好胜的个性，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可能还有一个考虑。中国人重视家庭，宠爱孩子，尤其是儿子。挑选他可爱的弟弟会让评委们多些好感，让舞伴在比赛中占据可爱讨喜的优势。两个月来，这对兄弟每天在家练习。“小龙真的教得很好，天天反反复复地跳着，一支三分钟的舞，很快就已经练得很纯熟了，加上我才10岁，记性好，筋骨软，一下就达到他的要求了，所以比赛的时候并没有很紧张，跳得很自然、流畅。”[215]
李振辉不紧张是对的。这对可爱的兄弟甚至在踏入舞池，准备表演他们动人的舞蹈之前，就已经是全场人物的焦点了。李振辉说：“拿下了这个‘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冠军后，小龙真的很开心，他拿着那面冠军旗帜照了张照片，然后到处拿给朋友看。”在他年轻时获得的所有成就中——校际拳击比赛冠军、私下比武挑战、出演电影主角——他最自豪的是，他可以在余生中向所有的朋友吹嘘自己是“全港恰恰舞公开大赛冠军 ”。[216]
对于李小龙日后成长为一名动作电影演员来说，他的舞蹈背景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李小龙的妻子琳达·李说：“因为它们都涉及身体的运动，而且你必须在舞蹈或打斗中保持流畅，所以对他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217]许多非常伟大的格斗家都曾尝试在电影中表现他们的拳脚功夫，但都以惨败告终，因为在私下所运用的功夫一旦放在大银幕上，往往显得极其僵硬、笨拙。香港电影导演米高基认为：“在李小龙所有电影的打斗中，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衡和节奏，他在不断地寻找更复杂的节奏。”[218]
1955年，中联影业创始团队之间内斗，部分电影人离开之后，李小龙发现很难有戏可演。和许多童星一样，他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渡期。由于年纪渐长，不再适合扮演调皮捣蛋、活泼可爱的孤儿角色，他试图尝试其他角色，以拓宽自己的戏路，结果喜忧参半。
李小龙习惯在课堂上插科打诨，演喜剧成了很自然的事。他初次显露喜剧才华是在1956年上映的《诈癫纳福》中，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喜剧表演。该片由新马师曾主演，他曾在电影《两个烟精扫长堤》中饰演李海泉的烟友。李小龙和新马师曾的合作，再一次走进了父亲的阴影下。
在一场年龄逆转的闹剧中，被一位女士欺骗的新马师曾，为了躲避这位女士的情夫因嫉妒而发起的一连串追打，与16岁的李小龙所饰演的傻乎乎的少年交换衣服，最终得以逃脱。新马师曾假装扮演孩子，而李小龙则变成了一位成年人，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尴尬的境地。
这部电影唯一有趣的地方在于，让观众欣赏到未来的功夫之王少年时期的演技，李小龙饰演的角色说话结巴、走路不稳，如同傻瓜一样。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是李小龙儿时的偶像之一，在这部影片中，李小龙参考他的表演，从龅牙到白色水手服，再到黑色的角质框眼镜，模仿得惟妙惟肖。
然而，在1957年上映的电影《雷雨》中，李小龙收敛了自己的喜剧天分，在这部经典的悲剧中饰演了一位“优雅的富家公子”。他的角色叫周冲，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与他之前所饰演的好斗孤儿完全不同的角色：举止得体、待人真诚、天真无邪、有责任感，家境富裕。他爱上了家中的女佣，当他最后一次试图把她从危险中解救出来时，双双触电而亡。
优雅的富家公子角色与他自身气质之间的冲突肯定影响了他的表演，就像是他在电影中穿的那件中山装一样，僵硬、死板。影评人对这部电影进行了严厉批评，特别指出李小龙的表演“僵化”“刻意”“过于急切”。[219]这让李小龙感到非常失望，他曾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当他本色演出时，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1957年，李小龙在《甜姐儿》一片中客串出演。该片由他的发小兼舞伴文兰主演，导演是她的父亲梁醒波，目的是捧红自己的女儿。在这部轻松浪漫的喜剧中，文兰饰演了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女，要和情敌争夺男友，对她来说，这并不是难事。在夜总会那场戏中，李小龙饰演了一位身着正装衬衫、打着领带，外面还套了一件毛衣背心的时尚公子哥儿。为了让她的情人嫉妒，文兰请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和她一起跳恰恰舞。他们的舞蹈轻松自然，就好像两人之前排练了很长时间。李小龙唯一要表演的就是在文兰的情人愤怒地准备揍他时，不能凭借本能去反击，而是要故作惊恐地跑掉。这是李小龙生活及电影中唯一一次“临阵脱逃”。
李小龙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一部电影。自他6岁开始演戏，这是他演艺生涯中最长的一次中断。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他在诠释反面角色时表现不够出色，无戏可接，还是因为他被喇沙书院开除，转入圣芳济书院就读期间再次惹上麻烦，被父亲禁影所致。但显而易见的是，李小龙和许多十来岁的男孩一样，开始对父亲的权威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当他看到父亲沉溺于鸦片时。
他十几岁时发生的一则特别生动的逸事能够表明他这个阶段的思想状态。李小龙后来对朋友们说：“看到那些太极老师傅摆出一副架子，让观众上台打他的肚子以显示自己的功夫有多高，我就觉得反感。有一天，我正好在现场，我不喜欢那位老师傅在没人能打伤他时得意扬扬的样子。当老师傅再度邀请人上台时，我蹿了上去。老师傅微笑着，露出肚子让我打。我故意松开右手，然后尽全力给他的肋骨来了一拳。 ‘砰’的一声，老师傅跌坐在地板上，开始呻吟。你知道我是多聪明的一个混蛋啊，马上低头对他笑着说，‘对不起，我打错位置了。下次别炫耀了。’”[220]
这位在街头表演的太极老师傅很容易被视作李小龙父亲的化身。
英国人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之一，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一个世纪后，他们改变了这一立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考虑到吸食鸦片成瘾者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于1959年成立禁毒咨询委员会，计划采取相应措施来消除鸦片对市民的毒害。
当时，香港警队腐败严重，从底层华人警员一直到高层英国警官，全部沾染其中。政府新出台的《香港毒品问题白皮书》重重地打击了鸦片烟馆老板和如李海泉一样富有的鸦片吸食者之间的鸦片贸易。
李振辉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个官职颇大的洋警司带着一班杂差来到我们家，然后把爸爸烟格中所有鸦片工具都抖到厅中桌上，振振有词地说什么英国人法律不允许吸食鸦片之类的话。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不过他可不会直接开口提钱的事，他只会故意做很多为难你的事，直到你给他的金额让他满意为止。那一次，妈妈给了他500元。在50年代的香港，500元足够我们一家十几口开支几个月了。”[221]
对于李海泉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遭遇如此羞辱、难堪、丢脸的事，实在是太难受了。这已经是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了。李振辉说：“自那时起，爸爸决定戒烟了。此前妈妈曾极力劝说了很多年都没有奏效。”[222]
很少有其他种类的药物能够比鸦片类药剂更容易让服用者上瘾，以及承受更痛苦的戒断反应了。第一天，毒瘾会使人感到肌肉酸疼、流鼻涕、出汗、发烧、心跳加速、焦虑、失眠。到了第三天，这种反应变成了胃痉挛、腹泻、呕吐、抑郁以及严重的毒品需求。李海泉在家中使用了古老的中国方法进行戒毒[223]——饮用添加了一小块儿鸦片膏的米酒，并逐渐减少鸦片的吸食量，大约一周后，他终于成功戒毒。李秋源回忆道：“他经常拉肚子。”[224]经过这场残酷的折磨之后，李海泉再也没有碰过鸦片。
在协助李海泉成功戒除毒瘾后，全家人开始集中精力来处理李小龙的问题。这时的李小龙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检验他的咏春拳水平。作为一名演员，他会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中式衣领的飘逸长衫——和其他身穿西式服装的人一起在街上闲逛。他的装束显得十分惹人注目，就等着有人开他玩笑，或以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不放。然后，“你在看什么，我看起来很奇怪吗？”[225]大多数人都会被吓到，立即走开或者向他道歉。如果有人不这么做，就会被李小龙拳脚伺候。
在警队腐败、三合会猖獗的香港，警察的首要任务远比处理一个调皮孩子的打架事件要更为重要。但在1959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李小龙欺负了一个出身于权势家庭的孩子。孩子的父母给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警察来到圣芳济书院，找校长谈话。校长只得请来李小龙的母亲。警察说：“嘿，要么让你儿子马上停止他在做的事，要么我们立刻逮捕他，因为我们不能任由他整天在外面打架闹事。”[226]
被吓得够呛的何爱榆回到家，向她的丈夫述说了当时的情况。李海泉勃然大怒：“不行，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227]何爱榆把她18岁的儿子拉到一旁，严肃地跟他分析他接下来该怎么办。无论父母好说歹说，都无法说服李小龙停止打斗。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有可能会坐牢，而且也没有合适的电影角色给他演，他不能每年只靠一两部低成本电影的小角色生存。关于香港的顶尖学府，他更是没有机会进去，他甚至连高中都可能没办法毕业。在圣芳济书院的成绩单上，他在全班42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二，而且专门写有备注：该学生“非常糟糕”。
不过，李小龙拥有一个独特优势。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如果他回到出生地，就可以通过补习获得高中文凭，甚至有可能进入当地的大学就读，只需要支付本州生的学费[228]。就像在他之前的数百万移民一样，美国相当于一个全新的起点，可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与其在香港逐渐走向黑道，变化一下环境，可能对他有好处。
这一举措之所以可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每一位年满18岁的男性都必须登记参军。李小龙要么登记参军，要么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个中道理都懂，但李小龙并不想离开他的朋友和家人。这感觉像是一种惩罚，好像他是被送走、被抛弃乃至被驱逐了。张学健说：“小龙不想去，但他爸爸让他必须去。”[229]李小龙怕他父亲，只好去了。“爸爸的本意是想让他在美国吃点儿苦。”李秋源说。[230]
当最初的愤慨和怨恨逐渐消退后，李小龙开始从父母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变换一下生活环境。关南施说道：“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很可能会加入帮派，被人用刀捅死。”[231]
李小龙天性乐观、独立。对他而言，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更像是一次冒险。他开始详细规划未来的生活。首先，他需要洗掉自己的罪名。“任何一位香港居民在前往新国家之前，必须要与警署核实，确保无犯罪记录才行。”张学健回忆道，“小龙提交了证书申请，结果发现我们的名字已经列在了不良少年的黑名单上。 ‘学健，这次麻烦大了。’小龙大声嚷嚷，‘我们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帮人员名单。我要去警局洗清自己的罪名，等我到了那儿，我也会把你的名字抹掉。’我向他说了声谢谢。然而，几天后有警察上门，调查询问我加入帮派的事。小龙努力帮我把名字从黑名单上抹掉，实际上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最终，我父亲塞钱给这位调查员，才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抹去，否则我就不能去澳大利亚读大学了。我讨厌他为我做的这件事。”[232]
接下来，李小龙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未来事业上。1958年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试图为未来事业打算，想当医生，抑或有其他念头呢？如果要行医，读书便必须加把劲了。”[233]他那时一心想从事医疗行业。除医生外，他还考虑过当一名药剂师。在他最早的一封英文信件（写于1958年11月）
中表明，他联系了一位正在医学院就读的世交友人，并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在将来学习医学或药剂学。由于我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所以能否烦请您给我逐步讲讲，成为一名医生或药剂师要具备哪些条件？您觉得我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能够学成吗？”
由于回信丢失，我们无从得知李小龙收到了怎样的建议。不管是什么，他似乎改变了他最初的想法。他开始考虑开办牙科诊所。他的朋友们觉得非常好笑，原来那个擅长打掉别人牙齿的家伙竟然想帮人修复牙齿。“我当着他的面，忍不住大笑起来。”张学健说，“你？牙医？你病人的牙齿会全部掉光的。”[234]
当李小龙计划在美国学习医学、药剂学或牙科学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先找到一条能够养活自己的生存之道。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准备支付他在美国学习的费用，但他的自尊心仍因被放逐美国而受到了伤害，他不想靠父亲的帮助。他想要独立。为了赚点外快，他打算教咏春。“我跟他说了，他当时没多少东西可教。”张学健说，“我们刚刚学到咏春拳的第二个套路。”
李小龙认为多学习一些华丽风格的功夫，对未来吸引潜在的美国学生跟他学拳是很有必要的。他父亲多年的好友邵汉生师傅精通北方拳术，以高难度的跳跃动作和高位踢法而闻名。张学健认为：“小龙学习北方拳术，目的是表演。”邵汉生师傅以“指点”为名，教授李小龙一些拳术套路，李小龙则以教邵师傅跳恰恰舞作为回报。李小龙连续两个月，每天早上7点去邵师傅的拳馆上交换课。邵师傅后来开玩笑抱怨这件事对他来说很不合算，李小龙学得太快了，等他已经学会了好几种复杂的拳术套路后，自己连基本的恰恰舞步还没有弄明白。[235]
李小龙的父母希望美国能够改变李小龙，也正是这个把他送出去的临时决定，让他从一个十几岁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成熟、清醒的年轻人。“自从家里有了这个决定后，小龙顿时变得很不一样，这个 ‘无时停 ’终于静下来了，而且也开始认真发奋读起书来，很多时候都自动自觉乖乖地留在家里做功课、温习。”[236]在195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李小龙写道：“练多点数学，温习多点英文（特别是会话）。”[237]李小龙的行为转变如此之大，以致他的父母以为他又闯下了什么“弥天大祸”。看到儿子在家认真学习，何爱榆感到事态不妙，赶紧打电话给学校，询问他是否又犯错了。直至他的父亲抽空与李小龙长时间详谈后，二老才意识到他们任性的儿子真的长大了。
在不同的文化中，习练武术有三种基本用途：战争（搏斗、街头实战）、体育竞技（拳击、混合格斗）和娱乐（舞台对打、职业摔跤、功夫电影）。东方武术增加了第四种用途：精神修炼。功夫被认为是一种动态冥想的方式，它最深层的目的是引领习练者通过训练得到启示。
在那段时间里，李小龙早上去学习北派拳术，以弥补自己拳术方面的不足，下午继续进修咏春拳的实用之路。黄淳樑在外在技术方面训练他，叶问在心理思想方面开导他。也正是在叶问的高明教导下，李小龙才有了突破性的精神顿悟。两年后，1961年，李小龙在一篇见解深刻的学校论文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经历。
经过四年严格的功夫训练，我开始理解并感受到柔的原理——这是将对方的攻势转化掉，并把能量消耗降至最低的一种艺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心境平和以及不刻意的状态下完成。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应用却很难。当我与对手开打的那一刻起，我的思绪完全被打乱了，极度不稳定。特别是在一系列的拳来腿往之后，我所有关于柔的理论全部忘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无论如何我必须打败他，赢得胜利！
我的师父叶问先生走过来对我说：“放松点儿，让头脑冷静一下。忘掉你自己，跟着对方的动作而做动作。让你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要受到任何干扰。最重要的是，学会超然的艺术。”
就这样！我必须放松自己。可是，我已经在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了，这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当我说自己必须放松时，“必须”意味着要去努力实现，这已经与“放松”所要求达到的不需要刻意努力相矛盾了。
当我敏锐的自我意识已经进入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双重束缚”状态时，我的师父再次走过来对我说：“要遵从事物的自然规律来保护自己，不要强加干涉。记住，永远不要正面反抗任何问题，要能因势利导，顺势去控制它。这周不要再练了，回家吧，好好想想。”
接下来的一周，我待在家里。花费很多时间去思考和练习之后，我决定放弃，独自乘船出海，去散散心。在海上，我回想起刚刚所做的训练，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狠狠地用拳头捶击水面，发泄一下。就在这时，突然有了灵感：功夫的精髓不就是水吗？我刚刚打它一下，但它并没有受伤。虽然它看起来很柔弱，但它能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就是它了！我要具备水的特性。
我躺在船上，感受着道法自然的奥义，感觉自己已经与道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一。[238]
这次神秘的顿悟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功夫成为他的信仰和觉悟的途径。他开始对道家思想有了浓厚的兴趣。这种中国古代哲学，强调道法自然，顺势而为，如同风中的芦苇。李小龙后来那句名言，“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 也是来自道家思想（“上善若水”）。他有着足够清晰的自我认知，意识到自己的许多问题都是自身行为和意识失控的结果。他像是一条龙，自带火的属性——他的怒火烧毁了他周围的事物。水可以浇灭火焰，道家思想和功夫充当了一种内心的自我矫正。
让人觉得好笑的是，13岁的李小龙以小混混的身份开启了他的武术之路，而功夫变成了引导这个孩子进入沉思的一种途径。自那个顿悟时刻起，他说话和思考的方式越来越像一位道家修行者。这种内在的对立，以及冲动个性与超脱见解之间的冲突，将定义他的成年生活。
讽刺的是，就在李小龙离开香港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他得到了人生中最好的一个电影角色。自从1950年出演《细路祥》以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个角色的出现。演了九年的配角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在《人海孤鸿》（The Orphan）中出演主角了。故事情节对李小龙来说很熟悉：他饰演的角色阿三是一位战乱期间的孤儿，后来加入街头帮派，成为一名小偷。他被抓住后，有两条路给他选：继续坐牢还是去上学。他选择了上学，在一位好心的孤儿院主任的劝导下，他逐渐改过自新。当昔日的帮派老大试图逼迫他进行最后一次打劫时，他拒绝了，他们割掉了他一只耳朵。
故事情节虽然老套，但李小龙的表演让人耳目一新。由于年纪已大，不能再扮演好斗可爱的街头顽童，于是他让所饰演的阿三因心理受伤而情绪失控。前一刻还在歇斯底里地喊叫，下一刻立即痴狂大笑，同时嘴里还经常冒出一些广东人的街头俚语。很显然李小龙是参照他另一位银幕偶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来塑造的这个角色〔《人海孤鸿》是香港版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但他为自己的表演加入了一些顽皮的设计。每当孤儿院主任试图帮助他时，李小龙所扮演的角色就会通过跳精心设计的恰恰舞步来逃避。在一位女老师无意中侮辱他之后，他立刻拔刀相向。这场冲突可能是他在银幕上最真实的打斗场景：他的几位同学笨拙地试图夺过他手里的刀，结果他们全部摔倒了。
《人海孤鸿》在口碑和票房上双丰收。当时著名影评人丁育德（音译，Ting Yut）对李小龙惟妙惟肖的演技大加赞赏。这部电影于1960年3月3日上映，共有11家影院排片，打破了此前的电影票房纪录，首周票房超过40万港元。[239]它也是第一部打入国际市场的香港电影，曾在米兰国际电影节上放映。
影片中的阿三是个敢于反抗权威、对抗老师，甚至把学校搞得一团糟的小混混，李小龙对阿三的生动演绎吸引了一大批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开始模仿电影中阿三的行为：抽烟、跳恰恰舞。一位关心此事的高中校长觉得，有必要在学校入口处挂一条横幅，上面写：“任何人不许模仿《人海孤鸿》中李小龙所饰演的阿三。”[240]
在李小龙离港的前一周，他和姐姐李秋凤去找人算命，想借此知道他在美国的命运。这位算命的老人跟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变得非常富有、远近闻名。这句话，她对其他成千上万名焦虑的顾客重复过无数次。“我们都笑了，”
李秋凤说，“但我总觉得它会发生。”[241]尽管有这句吉祥的预言做安慰，但随着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李小龙愈发忐忑起来。李振辉回忆道：“记得他走之前的一晚，我差不多要睡觉了，他走到我床边，坐在我旁边说，‘狗仔（我的乳名），我要离开，去美国读书了，都不知道那边是怎样的环境。’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感叹，他很害怕，不知道将来的环境会是怎样。”[242]
1959年4月29日下午，李小龙前往维多利亚港。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张威尔逊总统号客轮的单程票，这艘高级远洋轮船开往旧金山，航程为18天。他的大部分家人和几个朋友来送他，唯一没到场的家人是他的父亲李海泉。“我们顺德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父亲不能送儿子出航。”李振辉说。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家中走来走去——愤怒、内疚、失望、自责和希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还能不能再见到他这第二个儿子。在码头上，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给了他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并警告他：除非他有所成就，否则就别回来了。李小龙承诺一定会努力的，只有“我赚了钱”才会回来。[243]
当轮船鸣笛准备起航时，李小龙逐个与家人、朋友以及女友曹敏儿拥抱告别。“这是我们成为亲密好友多年后，第一次分开。”张学健说。另外一位不能赶来送他的好朋友是他的舞伴文兰。她做了一个小手术，正在住院。“他让人给我带了一张纸条。李小龙在上面写着，‘我希望医生把你切成两半’。”文兰说，“真是个混蛋。”[244]李小龙答应曹敏儿会经常给她写信。他11岁的弟弟递给他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哥哥小龙，请不要在船上悲伤。爱你的弟弟狗仔。”[245]李小龙一生都保留着这张卡片。
按照惯例，长途旅行的乘客要买几卷丝带。一旦到了甲板上，他们会抓住丝带的一端，把另一端扔给留在码头上的家人和朋友。出行与送行的人会牢牢抓住丝带的两端，直到轮船驶离港湾，把丝带拉伸到极限，最终断掉。李振辉说：“小龙在船上给我们扔了五六条丝带，我和姐姐们抓住了它们，眼见着船离开。”[246]看着李小龙挥手告别，张学健说：“我看到他哭了。”[247]当丝带扯断时，他的母亲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248]李小龙消失在视线外，前往世界的另一端，迎接他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注释】
[1] “我爸爸是在祖父到佛山工作的时候，跟五伯父李满甜一起到当地打工，他们在酒楼当学徒时还不足10岁。”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3页。
[2] 大卫·泰德曼（David Tadman）专访，2013年。
[3] 他的家人住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江尾镇，是佛山市郊众多小村庄之一。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4页。
[4]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李振辉提到他的父亲出生于1902年，但在1940年李小龙的出生证明上，李海泉的登记年龄是36岁。
[5]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8—150页。
[6] 李小龙的姐姐李秋源提道：“我爸爸小时候，经常和我的祖父一起出海捕鱼。”（李秋源专访，2013年）李震彪是明末清初的一名镖师，能够在武林高手云集的广东立足，其武功定有过人之处。这种说法显然不是真的。（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8—150页）
[7] Bey Logan,Hong Kong Action Cinema,Woodstock,NY: Overlook Press,1995,p. 9.
[8] 李海泉的非移民签证申请，香港文化博物馆。
[9] 几十年来，李小龙的传记作家一直宣传，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有一半的德国血统。高洛斯（Robert Clouse）在书中写道：“何爱榆在19岁时，随她的中国母亲和德国父亲一起来到香港。”（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9）布鲁斯·托马斯（Bruce Thomas）对此表示认同：“何爱榆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Bruce Thomas,Bruce Lee: Fighting Spirit,Berkeley: Blue Snake Books,1994,p. 3）琳达也在书中提道：“何爱榆有一半德国血统，同时也是位天主教徒。”（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20）就连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也说起过：“我妈妈何爱榆，1907年出生……有着一半德国人、四分之一中国人及四分之一英国人的血统。”（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0—41页）根据这些错误的说法，人们推测李小龙的曾祖父何仕文一定是德国天主教徒。事实上，李小龙的母亲何爱榆的血统有一半是英国人，四分之一是荷兰裔犹太人，四分之一是中国人，汉族。她的父亲何甘棠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荷兰裔犹太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何爱榆十几岁时信了天主教。她父母的宗教信仰尚不清楚，但两人都不太可能是天主的教徒。
[10] 何鸿銮,Eric Peter Ho,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0,p. 26. 何仕文的父亲是一位18岁的年轻屠夫，名叫哈托格·莫兹·博斯曼。他的母亲是17岁的安娜·德·弗里斯（Anna de Vries）。荷兰犹太人的家谱将博斯曼家族追溯到列维·雅各布·博斯曼（Levie Jacob Bosman），他在1700年左右出生于德国。
[11] 同上书，p. 33.
[12] 同上书，p. 26.
[13] 同上书，p. 42.
[14] 同上书，p. 45.
[15] 同上书，p. 46.
[16] 1911年，何东资助孙中山先生发起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1915年，他又因在战争中给英国提供经济支持而被封为爵士。何东有两位妻子。1908年，他陪同两位妻子一起去美国旅行时，因一夫多妻而被驱逐出境。《纽约时报》曾对此事进行了专文报道，标题是“两位妻子，被驱逐出境：这位荷兰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儿子认为，一夫多妻没有坏处。”
[17] 有传闻说，何甘棠不是何仕文的亲生儿子。据传，施娣在何仕文出国期间与一名中国商人有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何甘棠的容貌与他的兄弟们相比，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从照片上看，何东像是上议院的议员，而何甘棠看起来像是一位胖乎乎的佛陀。然而，这种说法存在一个问题，混血兄弟姐妹长相不同是很常见的。李小龙明显比哥哥李忠琛和弟弟李振辉更像中国人，他的兄弟都有鲜明的混血特征。
[18] 对于像何甘棠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说，登台演出是极为不寻常的，即使是在慈善活动中也是如此。当时，表演被认为是下九流的行当——仅比卖淫高个一两级。
[19] 何鸿銮,Eric Peter Ho,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0,p. 139.
[20]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李振辉说他的母亲生于1907年，但在1940年李小龙的出生证明上，何爱榆的登记年龄是36岁。
[21] 其他家庭成员都不知道何爱榆的生母到底是谁。在何鸿銮的家族传记中，他假定何爱榆是张琼仙的女儿。（Eric Peter Ho,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0,p. 140.）但是在1941年接受美国移民局的面试时，何爱榆发誓说自己的母亲是百分之百的英国人，没有任何中国血统。（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Charles Russo,“Was Bruce Lee of English Descent？”,Fightland Blog,May 18,2016.）
[22] 李秋源专访，2013年。
[23] 杨逸德（Takkie Yeung）专访，2013年。
[24] 何鸿銮，Eric Peter Ho,Tracing My Children’s Lineage,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0,p. 111.
[25]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1页。
[26] 同上书。
[27] 似乎没人知道他们结婚的确切日期，但李海泉和何爱榆确实举行了婚礼。李秋源提道：“他们有媒人在场，而且有一份结婚见证人的文件。他们还发表了婚礼誓言。”李秋源专访，2013年。
[2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2页。
[29] 李秋源专访，2013年。
[30] 出处同上。
[31]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32] 1941年，李海泉在接受美国移民局面试时，透露李秋源是收养的：“我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大女儿是收养的”。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在我采访琳达时，她也证实了李秋源是收养的。琳达·李专访，2013年。
[33]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p. 3—4.
[34] 大卫·泰德曼（David Tadman）专访，2013年。
[35] 李秋源专访，2013年。
[36]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37] 出处同上。
[38] 李忠琛于2008年8月15日去世，享年68岁。
[39] Steve Tsang,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 I. B. Tauris,2010,p. 114.
[40] 同上书，p. 115.
[4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页。
[42] 李秋源专访，2013年。
[43]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44] 大舞台戏院历史与现在的照片，详见 http://reelsf.com/reelsf/the-lady-from-shanghaimandarin-theatre-1.
[45] Charles Russo,Striking Distance: Bruce Lee and the Dawn of Martial Arts in America,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6,p. 127.
[46]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47] Charles Russo,Striking Distance: Bruce Lee and the Dawn of Martial Arts in America,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6,p. 33.
[48]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在李振辉的回忆录中，他说自己的父亲当时在旧金山，并不是在纽约。他正在舞台上演出，听到消息后，立刻跑过几个街区，赶到妻子床边。然而，李海泉自己对美国移民局官员说：“他出生时，我正好在纽约有演出，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出生的医院采集过指纹。”
[49]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50]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纽约的唐人街有三家中国戏院，分别是乐千秋、祝民安和咏霓裳。Mary Ingraham,Opera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2015,p. 52.（1929 年6月，咏霓裳所在戏院遭大火烧毁，戏班负责人另觅新址后改名为“新世界”，重新开业演出。——译者注）
[5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6页。
[52] 在一些李小龙的传记中，玛丽·格洛弗被认为是一名医生，但在李小龙的出生证明上，只有她的名字“Mary E. Glove”，并没有写明“医生”的头衔。1940年，绝大多数医生是男性。东华医院似乎不太可能会聘用美国为数不多的女性妇产科医生。
[53]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页。不知道为什么玛丽·格洛弗会建议给孩子起名“布鲁斯”。可能她只是喜欢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54]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26页。
[55] 同上书，第26页。
[56]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57]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9页。
[58] Tan Hoo Chwoon,The Orphan: Bruce Lee in His Greatest Movie,Singapore: Noel BCaros Productions,1998,p. vii.
[59] 《金门银光梦》纪录片。
[60] 李氏家族移民档案，旧金山国家档案馆。
[61] 出处同上。
[62]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页。
[63] 同上书，第27页。
[64]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页。
[65]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144.
[66]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
[6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页。
[68] Steve Tsang,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 I. B. Tauris,2010,p. 121.
[69]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34.
[70] The Economist,June 9,2012,p. 88.
[7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 年版，第59页。
[72] Steve Tsang,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London: I. B. Tauris,2010,pp. 127—128.
[73]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7页。
[74] 李秋源专访，2013年。
[75] “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在1940年至1945年间对被占领的亚洲地区使用的一个宣传口号。它妄图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由日本领导的，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76]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7页；Phoebe Lee Robert Lee Agnes Lee and Peter Lee,Lee Siu Loong: Memories of the Dragon,Hong Kong: Bruce Lee Club,2004,p. 17.
[77]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7.
[7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8页。
[79]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22.
[80] 李志远专访，2013年。
[81] 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专访，2013年。
[82] Richard Mason,The World of Suzie Wong,London: Collins,1957.
[83]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8.
[84] 李秋源专访，2013年。
[85]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60—61页。“其中一条叫波比的狼狗跟小龙的感情特别要好，它总是喜欢依在小龙的身边，陪着他去公园练功，陪在他的床下睡觉，可以说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小主人与狗。”李振辉说。
[86] 李秋源专访，2013年。
[87]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17.
[8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2页。
[8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2页。“点解”在粤语中是“为什么”的意思，点解B，通常是指好奇宝宝。——译者注。
[90]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26.
[91] Wendy Siuyi Wong,Hong Kong Comics,Princet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2002,p. 35.
[92]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29.
[93] 李小龙非常喜欢漫画，读大学期间曾学过绘画，也许他设想过自己成为一名漫画小说家。不过，他并没有浪费这方面的天分，他把它用到了电影上，用笔把精心设计的电影打斗场景画了出来，并从童年的阅读素材中汲取养分，融入自己的剧本中。在好莱坞，他会经常随身携带一摞老版的香港漫画，在向美国制片人解释和推销他的剧本概念时，作为辅助说明。
[94]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p. 4—5.
[95] 杨逸德专访，2013年。
[96]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中国有很多手指游戏，类似石头、剪刀、布之类的。孩子这么做的目的是玩；成年人这么做的目的是增加饮酒的乐趣，比如划拳。
[97]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2.
[98]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11.
[99]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1页。
[100]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4页。
[10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2页。
[102]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 13.
[103]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4页。李小龙的艺名最终世人皆知，电影导演冯峰和漫画原著画家袁步云都声称该艺名是自己所起。冯峰的女儿保留了她爸爸的一封旧信，信中确认了此事。袁步云则告诉记者，他听到江湖卖艺人喊“大龙生小龙，行运一条龙”时，灵机一动，用了这个名字。但电影的片头字幕和原版电影海报中所列出的名字是“李龙”，并非“李小龙”。两人相互矛盾的说法各有虚构的成分。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可能都想出了“李龙”的名字，然后又加上了一个“小”字。在李小龙下一部以及接下来的几部电影中，李振藩的艺名变成了“李小龙”（Little Dragon Li）。
[104]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29页。
[105] 同上书，第108—109页。在中国，每年有数万名调皮好斗的孩子会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周边武校学习武术，因为家长已经无法管教他们了。功夫是中国版的利他林（利他林，Ritalin，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被广泛应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嗜睡症的治疗——译者注）。
[106]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8.
[107]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2页。
[108] 1945年日军撤离香港后，九龙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重新恢复正常上课的天主教学校是圣玛利书院。头一年，男女生都在这所学院就读，所以何爱榆把李秋源、李秋凤、李忠琛和李小龙全部送了进去。一年后，位于顺宁道和长发街拐角处的德信学校恢复正常上课，圣玛利书院的所有男生，包括李忠琛和李小龙，全部被转入德信。所以，严格来说，李小龙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圣玛利书院，一年后，男女分校，他才转入德信学校就读。
[109]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29页。
[110] 何仲权专访，2013年。
[111] 陈毓祥专访，2013年。
[112] 由喇沙书院的校史研究者黄嘉为提供。
[113]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4—45页。
[114] Black Belt magazine,August 1974,p. 19.
[115] 李秋源还记得：“有一次，小龙递给我一本书，告诉我应该好好读读，因为这本书非常特别。结果，我一翻开书，就被电到了。小龙大笑着跑开了。”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11.
[116]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11.
[117]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5页。
[118]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7.
[119] 李秋源专访，2013年。李小龙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起过自己童年时被严格管教的经历：“中国孩子不敢和父母顶嘴。每一位在香港长大的中国孩子都知道，如果他犯了错，会让全家人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的。我认为严加管教是对的。”
[120]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21]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8.
[122]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2页。
[123] 同上书，第158—159页。
[124] 李秋源专访，2013年。
[125]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143.
[126]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22.
[127] 李秋源专访，2013年。
[12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6页。
[129] https://www.phoenixhouse.org/family/how-your-substance-abuse-may-have-affectedyour-child/.
[130] 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专访，2013年。
[131]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44.
[132]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22.
[133] 出自黄嘉为对李小龙同学的专访，2015年。
[134] 同上注。
[135]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11.
[136]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6—69页。
[137]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李振辉，第107页。
[138]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39] John Little,Bruce Lee: The Celebrated Life of the Golden Dragon,Boston: Tuttle,2000,p. 9.
[140] 出自黄嘉为对李小龙同学的专访，2015年。
[141]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31.
[142]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6—69页。
[143] 黄嘉为对鲍绍雄的专访，2015年。
[144]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
[145] Robert Young,“William Cheung: Hong Kong Bullies,Wing Chun Kung Fu,and Bruce Lee,” Blackbelt.com,May 2,2013.
[146] “在九龙，据说什么东西都能买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包括女士。”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尖沙咀炎热的街道上，赌徒们抽着细细的黑烟卷，把成沓的钞票扔到毛毡上；舞厅里的小姐们一边挽着阔老板的胳膊，一边四处打量，寻找更有钱的金主；到处都是金钱交易，生活被不断地打破，又不断地重塑。”Jackie Chan,I Am Jackie Chan,New York: Ballantine,1998,p. 21.
[147]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9.
[148] Robert Clouse,Bruce Lee: The Biography,Burbank,CA: Unique Publications,1988,p. 14.
[149] 史蒂夫·加西亚专访，2014年。
[150] 聂安达专访，2013年。
[151]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7页。
[152]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 46.
[153]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75—76页。
[154]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4—65页。
[155]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13.
[156] Stephen Teo,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7,p. 47.
[157] 李秋源专访，2013年。
[15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2页。
[159] 出自黄嘉为对李小龙同学的专访，2013年。
[160]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161] 何仲权专访，2013年。
[162] 那名男孩儿长大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医生，出于对他的尊重，他的同学们拒绝告诉我他的名字。
[163] 何仲权专访，2013年。
[164]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页。
[165] 就像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曾经介入拳击一样，香港的华人三合会也跟武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吸收年轻的打仔，三合会赞助开办了几家武馆。
[166] Hamm John Christopher,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p. 2—7. 本章节其他引语全部来自Paper Swordsmen一书。
[16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页。
[168] 洪中治专访，2013年。
[169] Alex Ben Block,The Legend of Bruce Lee,New York: Dell,1974,p. 21.
[170]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
[171]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172] 叶问生前默默无闻，近些年却凭借一系列香港功夫电影扬名国际。这些电影是《叶问》（2008）、《叶问2：宗师传奇》（2010）、《叶问前传》（2010）、《叶问：终极一战》（2013）、《一代宗师》（2013）、《叶问3》（2015）、《叶问4》（2019）。
[173] 叶问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程度仍存在争议。他的儿子叶准告诉我，叶问为了缓解胃痛，服用过一段时间水和鸦片的混合物，之后再也没碰过它。“他根本没有吸鸦片。”然而，叶问早期的一些弟子声称，他吸食鸦片多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改用海洛因。当时，他和一位名声不太好的女子有交往。Benjamin Judkins and Jon Nielson,The Creation of Wing Chu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Martial Arts,Albany: SUNY Press,2015,p. 245.
[174] Benjamin Judkins and Jon Nielson,The Creation of Wing Chu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Chinese Martial Arts,Albany: SUNY Press,2015,pp. 240—241。
[175]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76] Robert Young,“William Cheung: Hong Kong Bullies,Wing Chun Kung Fu and Bruce Lee,” Blackbelt.com,May 2,2013;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89.
[177]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78.
[178]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14.
[179]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90.
[180]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18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9页。
[182]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页。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民间团体活动由于纠众聚集，均被政府视为敏感事件。易起争执、事端的拳脚比武，自然更遭当局严加压制。故报章描述武术比试消息时，遂采取鸵鸟政策，美其名为“讲手”。
[18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小龙的授业师兄黄淳樑与白鹤派青年教练倪沃棠在“麦花臣球场”一战得胜之后，声名鹊起，树敌众多。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8页。
[184]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85]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3页。
[186]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 44.
[187]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188]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89] 罗尔夫·克劳斯尼泽专访，2013年。
[190]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16.
[191]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192]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93] 史蒂夫·加西亚专访，2014年。
[194] 多年来，李小龙被神化了，盖瑞·埃尔姆斯也一样。在香港电影《李小龙：我的兄弟》（2010）中，盖瑞·埃尔姆斯被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拳手。
[195] Inside Kung-Fu magazine,1994.
[196]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197] 黄淳樑，“Wong Shun Leung and His Friendship with Bruce Lee,” Real Kung Fu Magazine,1980.
[198] 罗尔夫·克劳斯尼泽专访，2013年。
[199] 罗尔夫·克劳斯尼泽专访，2013年。
[200]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 30.
[201] 关南施专访，2013年。
[202] 李秋源专访，2013年。
[203]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3—95页。
[204] 纪录片《千禧巨龙》。
[205]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206] 张钦鹏、罗振光，《他们认识的李小龙》，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84—186页。
[207] 同上书。
[20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5页。
[209] 李秋源专访，2013年。
[210]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9 —100页。
[211] 何仲权专访，2013年。
[212]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9 —100页。
[213]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214]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1—103页。
[215] 同上书。
[216] 1958年的香港恰恰舞冠军，就相当于1983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霹雳舞冠军。
[217] Don Atyeo Felix Dennis,Bruce Lee: King of Kung-Fu,London: Bunch Books,1974,p. 24.
[218] 同上书， p. 24。
[219]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0页。
[220] Mito Uyehara,Bruce Lee: The Incomparable Fighter,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8,p. 8.
[221]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 年版，第47页。
[222] 当晚，洋警司带杂差去李家时，李海泉正在片场拍戏。第二天早上，拍完电影回家后，何爱榆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被羞辱的。于是，李海泉答应了她的要求，开始戒烟。（Phoebe Lee Robert Lee Agnes Lee and Peter Lee,Lee Siu Loong: Memories of the Dragon,Hong Kong: Bruce Lee Club,2004,p. 48.）
[223] Phoebe Lee Robert Lee Agnes Lee and Peter Lee,Lee Siu Loong: Memories of the Dragon,Hong Kong: Bruce Lee Club,2004,p. 48.
[224] 李秋源专访，2013年。
[225] “A Dragon Remembered: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Le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
[226] “A Dragon Remembered: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Lee,” Way of the Dragon DVD extras.多年来，李小龙的一位香港朋友很夸张地说，在街头打架中，被李小龙揍的那个十几岁的孩子是香港著名黑社会大佬的儿子，李小龙的父母担心他遭到报复，所以把他送去了美国。这个故事桥段像是来自于香港的劣质功夫片，现在却渐有越传越真的趋势，甚至还被收录在正式的李小龙词条中。Mar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eds.,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p. 252。然而，据李小龙的姐弟讲，事实并非如此。打人的事是真的，受伤孩子的父亲报了警（这可不像黑社会老大们会做的事），警方威胁要逮捕他，把李小龙的父母吓坏了，所以才把他送走。
[227]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0 —123页。
[228] 编者注：美国的公立大学对本州生采取相对较便宜的本州生学费标准。
[229]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230]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231] 关南施专访，2013年。
[232] 张学健， “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233] John Little,ed.,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Dragon,Boston: Tuttle,2016,p. 20.
[234] 张学健，“Bruce Lee’s Hong Kong Years,” Inside Kung-Fu,November 1991.
[235]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2页。
[236]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3页。
[237] 李志远，《李小龙——神话再现》，香港：东方汇泽公司，1998年版，第12页。
[238] Linda Lee,The Bruce Lee Story,Santa Clarita,CA: Ohara Publications,1989,pp. 37—39.
[239] Tan Hoo Chwoon,The Orphan: Bruce Lee in His Greatest Movie,Singapore: Noel BCaros Productions,1998,p. xvii. 以2017年的美元标准核算，约为67万美元。
[240] 出处同上，pp. xiii—xiv。
[241] Agnes Lee,Bruce Lee: The Untold Story,Action Pursuit Group,1980,p. 28.
[242]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4页。
[243] Linda Lee,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New York: Warner,1975,pp. 46 —47.
[244] 纪录片《千禧巨龙》。
[245] Phoebe Lee Robert Lee Agnes Lee and Peter Lee,Lee Siu Loong: Memories of the Dragon,Hong Kong: Bruce Lee Club,2004,p. 2.
[246] 纪录片《李小龙风采一生》。
[247] Fiaz Rafiq,Bruce Lee Conversations,London: HNL Publishing,2009,p. 97.
[248] 李振辉，《李小龙：Bruce Lee My Brother——李振辉回忆录》，香港：正戏制作有限公司，2010年版，李振辉，第123—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