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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part 2 旧金山
爹爹去金山挣钱喽！
他会挣得真金白银，过万两。
等他回来时，我们要盖房子，买农田。
·广东童谣，约1850年·
大约是1960年，李小龙在西雅图周露比餐厅外留影（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五章 重回出生地
1848年，在加州的萨特磨坊发现黄金后，矿业公司开始在世界各地招募合适的工人来进行挖掘。随着非洲奴隶贸易被逐渐废除，中国南方的劳工商人提供了另一种劳工来源。他们以快速致富为借口，通过花言巧语骗得中国农民与之签订了强制性契约，将他们运往太平洋彼岸的“金山”（100多年前，中国人习惯称加州为“金山”）。从1850年到1852年，加州华人的数量从500人猛增到25000人。[1]
当金矿枯竭时，这些廉价的华工被雇去建造1863年开建的太平洋铁路。美国西部的华人如同南部的黑人以及东部的凯尔特人。[2]从加州商人的角度来看，华人是最理想的雇员：作为签订带有剥削性质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未能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他们会比欧洲移民更加努力地工作，尽管只能获得少量的经济报酬，而且他们组织或参与罢工的可能性也更小。“他们性情温和，寡言少语，服从命令，从不酗酒。”马克·吐温曾写道，“目无法纪的华人是很罕见的，懒人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3]
相比之下，白人工薪阶层移民，尤其是爱尔兰人，他们把寡言少语、性情温和的华工视为不受欢迎的竞争对手，开始想方设法排挤华工。他们恶意地称华工为“中国佬”“小眼睛的麻风病人”。[4]为了谋求共同利益，美国劳工与欧洲移民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华工，并于1870年宣称：“我们坚决反对资本家通过从中国引入廉价劳动力来打压或贬低美国劳工。”[5]
华工曾经受过赞扬，现在却遭到诋毁。《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日报》（Daily Alta California）的社论称：“华人在道德方面要比黑人差得多。他们在宗教方面有偶像崇拜心理，而且性情狡诈，私生活方面更是好色、无礼。他们永远不可能像我们一样。”[6]唐人街开始被描绘成不公正的集中地，到处充斥着鸦片与卖淫行为。随着美国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陷入“大萧条”，西海岸华人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被视为一种威胁。到了19世纪80年代，华人已增至37万，占据全部劳工的四分之一。[7]一时间，关于“黄祸”的阴谋论甚嚣尘上，人们担心亚洲部落会降临新大陆，压倒占人口多数的白人。
1881年，白人劳工阶层愤怒的反华情绪促使国会议员提出《排华法案》。这是美国第一次认真考虑基于种族、民族或原籍国等原因来禁止整个华人移民群体。当时的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说道：“为什么不能区分高下呢？美国是一个到处回荡着金黄发色孩童们甜美声音的国度，我们必须保护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使其免受坏疽似的东方文明所污染或混杂。”[8]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担心它可能会影响对华贸易。公众的愤怒情绪因此爆发。在美国西部，总统的人偶被吊起来，也常有疯狂的暴民焚烧总统肖像。第二年，政府出台了一项折中法案，禁止所有华工输入美国，具有商人、教师、学生这三种身份的华人可以入境。最终该法案由阿瑟总统签署并通过。
1882年的《排华法案》非但没有平息白人劳工阶层的怒火，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做出各种暴力的排华行为——仅仅是禁止华工入境是不够的，必须让他们离开美国。“义务守护美国”的白人所做出的暴力行径，让美国西部好几个华人社群经历了一段被称为“驱逐运动”（the Driving Out）的恐怖时期，其激烈程度直追种族屠杀。1885年，在西雅图，一群暴徒强迫大多数华工离开美国。600名拒绝放弃货物的华商被强行围捕，并被拖驱赶至由华工血汗建造的北太平洋铁路火车站，然后运往波特兰（Portland）。美国战争部部长不得不向西雅图派遣军队，以阻止更多反华大屠杀的发生。[9]
接下来的60年，在美国的华人被边缘化，隔离在属于自己的唐人街内——这是一个被人鄙视、歧视以及不被信任的少数人群聚集地。这一情况的转折点是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紧接着，12万日裔美国人被围捕并被送往集中营，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因为双方共同的敌人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这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宝贵的同盟国，他们称赞中国人民是英勇的自由斗士。为了防止中国向日本投降，能够继续与美国联合作战，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于1943年10月11日致信国会，敦促国会“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案》来“压制日本人的丑化宣传”[10]。
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更多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医生的需求导致移民法进一步放宽，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可破例申请移民。结果引发了第二波中国移民潮——大多数是来自台湾或香港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虽然第一波移民潮导致了美国白人对中国移民的“黄祸”恐惧，但第二波移民则在他们心目中树立了“少数模范”的形象，正如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宣称的那样：“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财富和尊重。”
1959年，在太平洋中部的一艘客轮上，李小龙成为第二波移民潮的一员。他接受过学校教育，生活富裕，已是美国公民，他的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无论李小龙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子多么失望，他们都还是竭尽全力为他这趟出行提供各种方便。1959年5月4日，当李小龙的轮船在日本大阪第一次停靠时，他在码头上第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哥哥李忠琛。那时，李忠琛正在东京读书。“他直接带我坐火车从大阪到东京去观光旅游。”李小龙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为东京比香港先进得多感到震惊，“东京非常漂亮，完全可以和一些西方国家相媲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汽车。这座城市充满了刺激。与之相比，香港太落后了。”[11]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是他终生赞赏日本人的开端。
5月17日，李小龙的轮船在檀香山停靠，迎接他的是两位粤剧演员，他们是他父亲的朋友。他们为李小龙引荐了一位富有的剧团赞助人唐先生。李小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和他一见如故，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他是学洪拳的，钟爱国术。他很羡慕我会咏春拳，包括我对拳术的认识，他希望我能在夏威夷多待一段时间，教他打拳，他可以帮我找一所学校任教。”为了给这位年轻人接风，唐先生邀请他们一起去檀香山最好的中餐馆用餐。李小龙惊讶道：“一碗鱼翅汤25美元！我想这次吃过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品尝下一道25美元的美食了。”[12]
喜欢交际的李小龙在轮船上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两位美国人和我住在一个船舱，两人都是学法律的，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李小龙在信中写道，“我还遇到了我校友的哥哥张先生，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是学蔡李佛拳的，对咏春拳很钦佩，也很感兴趣。”他甚至给船上的乐队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乐队成员邀请他去头等舱教恰恰舞。“我教了15分钟后，船上要进行一场紧急逃生演习。每个人都必须到下面的甲板上穿好救生衣。这太麻烦了——相当麻烦！”
尽管他性格外向，家人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各种关照，但这仍然是一次孤独的旅程，充满了强烈的焦虑和失落感。“挚爱敏儿，分别后，我很想你，”这位伤心的年轻人在给高中时期的心上人的信中写道，“我晚上睡不着，拿出你给我的所有照片，一遍遍地看。我爱你。”
1959年5月17日，在离开美国18年后，“威震三藩市”的李小龙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李小龙身穿深色西装，系着一条浅色领带，戴着墨镜出现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父亲的好友关景雄（Quan Ging Ho）。1940年，李海泉在旧金山演出时，关景雄曾就职于大舞台戏院（后改名为新声戏院）。按照原定计划，李小龙整个夏天都要和关先生待在一起，直到他秋天搬至西雅图去完成高中学业。
他们从码头走出来，直奔旧金山的唐人街。关先生当起了李小龙的当地导游，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向李小龙介绍着唐人街的情况。这个霓虹闪耀、多姿多彩的华人社区南边紧邻金融区，东边是沿海湾的码头工人聚集地，北边是意大利社区，西边是金融精英阶层的诺布山（Nob Hill）。你可以想象李小龙在盯着眼前这个类似于香港缩影的社区时，一定会有些迷茫。这里有华人杂货铺、炒杂碎餐馆、花哨礼品店以及华丽的戏院——几乎与香港一模一样，但这一切又似乎有点儿不对劲。
李小龙随关先生来到了他位于昃臣街 654号的小公寓内，发现他的住处只有一张单人床，放置在主屋的角落里，用其他家具隔了起来。浴室和厨房在一条狭窄的走廊下方，与其他房间的居民共享。虽然他和其他13名家庭成员在香港的居住条件也很拥挤，但这个地方的封闭性让人感到压抑，很容易产生幽闭恐惧症。至少家里还有仆人。李小龙正经历着从第三世界的富人瞬间沦落到第一世界的穷人的冲击。
关先生为李小龙在公寓对面的锦豪酒家（音译，Kum Hom Restaurant）找了一份做服务员的工作。除演戏外，李小龙此前从未做过其他任何工作。事实很快证明，他不适合从事服务业，只坚持了一周，就不去了。以他的个性来说，更适合教学——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才华。但旧金山湾区的华人社群想从这位刚刚下船的18岁帅哥身上学到的不是古老的功夫，而是最新潮的恰恰舞。
他的舞蹈课常在当时的国民党驻美总支部（KMT Building）、克莱蒙特酒店（Claremont Hotel）和利明顿酒店（Leamington Hotel），以及旧金山和奥克兰的许多协会大厅内进行。[13]“我们有30个人，小龙每人收费1美元，”他的舞蹈学生哈里特·李（Harriet Lee）回忆道：“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恰恰舞步。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经常讲一些有趣的笑话。他是一个很纯粹的表演者。”[14]
恰恰舞课间隙，李小龙会给他的学生们表演咏春拳。来自阿拉米达市（Alameda）的40岁男性机械师李鸿新（George Lee）被李小龙所展露的技艺震撼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能有他这么快，见鬼，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能这么快。”[15]
下课后，李鸿新把李小龙拉到旁边，激动地问道：“这是什么功夫？”
“咏春。”李小龙笑着回答。
“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一直在练功夫，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李鸿新说道，“你有什么计划吗？”
“我要搬去西雅图上学。”
“嗯，等你回来时，我会组织一个小组，请你来做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打拳。”
随着秋季开学日期的临近，李忠琛来旧金山帮李小龙搬家，并向家人确保他弟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之后，李忠琛按计划往东，前往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他被录取了。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只有最优秀的香港学生才会被美国的大学录取。李忠琛后来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就职于香港天文台，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
李忠琛发现李小龙和以前一样乐观自信。不管怎么说，李小龙在旧金山湾区的夏天过得还算不错。他考取了驾照，并做了征兵登记，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合法身份。他的恰恰舞教学让他口袋里有了一些零用钱，而且因功夫所得到的褒奖也让他隐约看到了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职业道路。
表面看上去一切安好的背后，是李小龙的潜意识表现让人担忧。李忠琛说：“我们俩睡在一张旧的双人床上，每隔一段时间，小龙就会从梦中惊醒，拳打脚踢、大喊大叫的。有一次，他在梦中拳打脚踢时，把睡衣扯坏了。然后，开始踢我，把我们身上的被子踢掉之后，终于安静下来，此时已经到了后半夜。即使是在睡梦中，小龙也会紧张不安。”[16]
李小龙有担心的理由。在西雅图，他将要面临两件以前让他发怵的事：入学读书，以及面对一位严厉的权威人士。
当年，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到美国巡演时，他的一位粤剧同行，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周少平（Ping Chow）在纽约得了重病。一位名叫马双金的年轻美籍华裔女子在旁边照顾他，他最终恢复了健康。马双金出生于西雅图的一个渔场，她是家中长女，兄弟姊妹共十人。由于家庭贫困，她的兄弟们经常会去敲开唐人街餐馆的后门，讨要剩饭吃。马双金自小意志坚强，不屈不挠。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搬到了曼哈顿，在那里，她与周少平相识、相爱。
他们结婚后，搬回了西雅图，在唐人街外面开了当地第一家中餐厅。他们选择了位于百老汇大街（Broadway）和杰斐逊街（Jefferson）交会处的一幢三层楼的大房子。许多华人嘲笑周马双金（Ruby Chow），说她在那里永远成功不了。但恰恰相反，她的餐厅很快就成了白人CEO、政客和记者的聚集地。不会说英语的周少平是厨师，健谈的周马双金经营有方，是公认的管理和公关能手，经常挺身而出向主流社会为华人社区争取权益。[17]当华人对这座城市、警察或移民官员有意见时，他们就会去找周马双金帮忙。当地警察也会找她来调解唐人街的邻里冲突。多年来，她收容了数百名中国移民在餐厅三楼的房间里临时居住，为他们开始新生活提供了方便。
作为周少平老友的儿子，李小龙觉得自己会被当作贵宾对待，除了偶尔照看周马双金最小的儿子英熊（Mark），几乎不会被安排什么更重要的事了。然而，周马双金把他安置在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这原是楼梯下的一个步入式壁橱，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一个木制水果盒子当作桌子，周边是剥落掉皮的灰泥墙面，除此之外，周马双金还时常分配最卑微的工作给他——比如餐厅的服务员、洗碗工、门卫以及后厨帮工。
这正是李小龙的父亲想要看到的。[18]李海泉把儿子送去美国是让他去“吃苦”的。李海泉出身贫寒，相信苦难能够塑造性格。他的妻子在香港最富有的家庭里长大，把儿子给宠坏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需要被敲一下警钟，放到现实社会中好好磨炼一下。李小龙在写给张学健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真的要全靠自己了。从我踏上这个国家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花过爸爸一分钱。课余时间，我跑去做兼职，当服务员。我告诉你，小子，这真的很难！”[19]
当李小龙的父亲切断了李小龙的经济来源时，他的母亲何爱榆却偷偷寄钱给周马双金，帮助李小龙维持生计，并垫付他的薪酬，防止周马双金把李小龙赶走。[20]何爱榆很了解自己的儿子，虽然他被迫住进楼梯下方的壁橱间里，被迫接受洗碗的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种安排。李小龙通过在面子上故意与周马双金过不去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轻人称呼长辈时，不能直呼其名，要使用家族辈分的称谓以示尊重，譬如“叔叔”或“阿姨”之类的叫法。李小龙为了表示抗议，直接称呼她“露比（周马双金的英文名，Ruby）”，这是非常无礼的做法。
“你应该称呼我为 ‘周女士’，或者叫我一声 ‘周阿姨’。”周马双金训斥李小龙。
“你根本不是我阿姨，”李小龙反驳道，“我为什么要叫你 ‘阿姨’？”[21]
他面对长辈时傲慢无礼的态度——粤语中叫作“冇大冇细”[22]——激怒了一位厨师，他用菜刀恐吓李小龙。结果，李小龙强势怼了回去：“就凭它？来啊，你敢吗？”后来，其他员工介入，厨师做出了让步。[23]
李小龙常向愿意听他诉苦的人抱怨，包括周马双金，抱怨他是签订了契约的仆役，是被剥削的受害者。他宣称自己的处境相当于现代的苦力。[24]周马双金不喜欢李小龙，更厌恶他的抱怨。“他不是你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所成为的那种人，”周马双金后来说道，“他太野了，没有纪律观念，也不懂得尊重别人。”[25]
在寄人篱下的三年里，李小龙与周马双金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偶尔会称呼她为“龙女”[26]。尽管李小龙不服管教，常常反抗，但周马双金还是为他的生活提供了保障。[27]当他离开餐厅时，已经从一个被宠坏的街头混混变成了一个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
每天早上，李小龙要沿着百老汇大街走到位于东橄榄树街（ East Olive Street）811号的爱迪生技术学校（Edison Technical High School）。这是一所为年龄较大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和成人教育的学校，其中多数是25岁左右的退伍军人，他们希望完成高中教育或通过学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28]李小龙在香港时，缺乏学习动力，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在这里，他强迫自己去苦修数学及物理课程，可最后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更喜欢历史和哲学。[29]他从未想过要像他哥哥那样成为一名学术达人，但他保持了2.6的平均成绩，并且最终在18个月的时间里获得了高中文凭，这在几年前，他的家人会认为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30]
初到西雅图的几个月里，李小龙的主要课外活动场所是在中国青年俱乐部。他之所以加入，是因为那里的首席教师杨九福（Fook Young）先生是他父亲的至交好友，李小龙对他以“叔叔”相称。[31]杨九福精通多种不同风格的功夫，他把螳螂拳、鹰爪拳和太极的基础内容教给了李小龙。李小龙离开香港时，只接受了三年的咏春拳训练，并自认在叶问的几十名弟子中以格斗能力来衡量只排在第六位。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拳术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希望自己回香港时，能成为最能打的那一位。[32]他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没人练习咏春拳，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门功夫。当他不在香港的时候，他香港的师兄弟们可以继续学习、训练，会变得越来越好。为了缩短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决定去探索其他功夫门派的奥秘，并将它们整合成一个超级系统。[33]他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武术家。[34]
中国青年俱乐部也是李小龙练习舞蹈的地方，他对舞蹈同样充满了激情。尽管他热衷于功夫，但他常常觉得跳恰恰会更有趣。他在给张学健的信中写道：“课余时，除了温习功课以及练习咏春，我基本上没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偶尔有一个南美人来教我一些他自己绝妙的花式舞步，我也分享我的舞步作为回报。他的舞步很奇妙，很有异国情调。”[35]然而，只要看看李小龙的手，就能明显看出他对打斗的痴迷：他的右手指关节由于长期击打木人桩，而长满了老茧，看上去粗壮很多，但他的左手很纤细，几乎没有任何损伤。“我留着它来跳舞。”李小龙跟朋友们开玩笑说。[36]
李小龙在美国的首次公开表演，是在1959年西雅图的夏季海洋节（Seafair）上[37]。当时的播音员通知观众，既定的功夫表演要稍做推迟，先上台表演的是恰恰舞。李小龙和一位年轻的女搭档落落大方地走上舞台，优雅地进行了20来种不同风格的舞步秀，直到人群开始躁动。紧接着是中国青年俱乐部带来的功夫套路表演。第一位表演者是一位重约90公斤的壮汉，他打了一套看上去劲力十足的拳术，播音员在一旁讲解每种技术及其用途。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李小龙，播音员介绍他是刚从加州过来的。他表演的是南螳螂拳，其手法迅速多变，清晰有力，从他手指关节的快速且极具力度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这门拳术的特点。
观众中有一位名叫杰西·格洛弗（Jesse Glover）的年轻美国黑人，李小龙的功夫表演让他看得眼花缭乱，极其兴奋。杰西在西雅图长大，小时候曾被一名喝醉酒的警 察用警棍打碎了下巴，这名警察对黑人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自此以后，杰西开始痴迷武术。他想要复仇，但他找不到任何一个亚裔教练愿意教他。直到他加入空军，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Ramstein Air Base）驻扎时，才开始正式学习柔道。他在25岁退役后，加入了西雅图柔道俱乐部，成为一名黑带助教。他最近对功夫很着迷，但还是找不到可以接受他的人。[38]幸运的是，杰西住的地方距离周露比餐厅只有四个街区的距离，而且他也被爱迪生技术学校录取了。
当杰西发现他和李小龙之间的联系时，他开始每天早晨赶在他前面去上学。每次他经过一根电线杆，就会对着踢打一番，假装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李小龙。可是，他这样坚持了好几天，没有引起李小龙的任何反应。最后，他鼓起勇气开口问道：“你的名字是叫李小龙吗？”
“是的，你想干什么？”
“你有在练功夫吗？”
“一直在练。”
“你可以教我吗？”杰西问道，心都到嗓子眼了。正当李小龙犹豫不决时，杰西继续说道：“我很想学。我去过加州寻求指导，但没人愿意教我。”[39]
李小龙盯了杰西很长时间，心里在权衡到底要不要答应教他。自从他的师弟张学健对他在美国教咏春拳的计划表示怀疑之后，他一直梦想听到有人跟他说这些话，但他没想到第一个开口向他求教的竟然是一位美国黑人。几个世纪以来，国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教外国人功夫。为什么要和潜在的敌人分享你的拳术奥秘呢？李小龙在叶问的拳馆差点被排挤走，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他并不是纯正的中国人。虽然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旧金山的几家拳馆开始允许象征性地招收白人学生，但没人愿意教黑人。如果李小龙收杰西为开门弟子，他知道自己会受到保守的中国传统人士的声讨，比如周马双金。（果然，当她发现李小龙有一个美国黑人学生后，她斥责李小龙说：“你把这些教给黑人。他们会用它来痛打中国人的！”）[40]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秘密练习的场地。”李小龙最后说。[41]
“我们可以用我的公寓。”杰西建议。
“你一个人住吗？”
“和两个室友合住。”
“我教你的时候，他们不能在场。”
“我会让他们出去。”
放学后，他们走回周露比餐厅。路上，李小龙给他简要介绍了一下功夫的历史背景。当他们到达餐厅时，李小龙并没有邀请杰西进去。“有些人不喜欢黑人，”李小龙实话实说，“如果你待在外面，对大家都好。我得进去工作了。6点钟，在你的公寓见。”
李小龙准时到达杰西位于第七大道和詹姆斯街东南角的公寓。[42]当他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场时，直接对杰西说：“我们开始吧。你之前练过武术吗？”[43]
“我在空军服役时练过一点拳击，现在正练习柔道。”
“我对拳击和柔道了解得不多，”李小龙说，“你能给我展示一下你的柔道吗？”
杰西开始演示柔道中的大外刈。他原以为李小龙会稍微反抗一下，但李小龙并没有这么做，完全不与之较力，结果摔投出去的速度和力度比杰西预期的要迅猛得多，以致李小龙的头部险些撞上杰西的金属床角，不过李小龙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还不错，”李小龙很冷静地说，“但我不喜欢你这种必须要抓住对手才能摔投出去的方式。现在我给你看一下咏春。我要你想尽办法来打我。”
杰西以最快的速度打出刺拳、勾拳等一连串的重击，但根本没有打中李小龙。李小龙完成格挡后，迅速反击，对准杰西的脸打了过去。一旦李小龙展示了他可以阻止杰西所有远距离的出拳时，他立刻借机给杰西上了一课，介绍近距离的黐手训练。只要他与杰西的手保持接触，杰西就无能为力。如果杰西试图向前推进，他的动势就会被转移掉。当他试图往回拉时，李小龙就会把拳头扔到杰西的脸上。“他可以随意地控制我，”杰西回忆道，“他能做到在我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
李小龙成功地让他的第一位徒弟接受了功夫，变成了他的信徒。
自那晚开始，杰西和李小龙形影不离。午餐时间，他们在金属楼梯下练习，放学后，去杰西的公寓练习。杰西成了李小龙的朋友兼陪练，而李小龙则成了杰西的老师。一个月后，杰西说服李小龙接受他的室友艾德·哈特（Ed Hart）成为他的学生。艾德是一位体重达90公斤的前职业拳击手，同时也是位酒吧打斗的老手[44]，他可以仅凭一只手放倒一个人，但他在李小龙第一节课上的表现并不比杰西出色。李小龙轻而易举地把他给控制住了，如同椒盐卷饼一样。[45]
杰西成了李小龙最好的宣传人，他不停地向周边朋友介绍他的新老师有多么出色。很快，西雅图柔道俱乐部的几个学生开始询问他们能否跟李小龙学拳，那时杰西在俱乐部里担任助教。其中一位叫斯基普·埃尔斯沃斯（Skip Ellsworth），他是在印第安保留地长大的唯一一位白人，每天都被迫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中与身为美国原住民的年轻人打架。[46]斯基普回忆当初与李小龙初见的情形：“我第一次见他时，他非常简短地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他的双手重重地按打在我的身上，把我打离地面，撞到了后面三米远的墙上。这种事以前在我身上从没发生过。李小龙只用了大约两秒钟就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信徒。”[47]
就像他在喇沙书院和圣芳济书院所做的那样，李小龙很快就在爱迪生技术学校组建了由自己朋友和追随者所构成的小帮派。李小龙发现，在西雅图的街头斗殴场合里存在着大量潜在学员。[48]一些来自湖城（Lake City）和兰顿（Renton）等地区不同种族的贫困儿童，常常凭着拳头、匕首、剃刀以及偶然得到的枪支为争夺地盘和地位而开打。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自己的组织，李小龙开始进行公开表演。
在爱迪生技术学校的“亚洲文化日”上，李小龙表演了“功夫”，表演礼堂外的海报很好地解释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中国武术。大约有40名学生在现场看到李小龙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系着领带，潇洒地走上了舞台。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典型的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李小龙以他略带香港口音的英语（“r”的发音听上去像是“w”）先是介绍了一段关于功夫的民间历史背景：它一直对外国人保密，以防止他们用它来对付中国人，他们拥有火药，所以佛教僧侣们根据动物和昆虫搏斗时的体态动作研究出了致命的技术。接下来，李小龙开步伸手，摆出了鹰爪拳的姿势，然后前臂翻滚猛砸变成了螳螂拳的拳架，紧接着张开手臂、单腿提膝，效仿白鹤亮翅的样子，最后以一招猴子偷桃(这是抓捏对方裆部的一种委婉说法)结束。
“这只是表演起来好看而已，有点像芭蕾和哑剧的结合，”詹姆斯·迪麦尔（James DeMile）回忆道，“不像是能实战的样子，李小龙看起来和唐·诺茨（Don Knotts）一样危险。”[49]在场的观众开始起哄。
李小龙一动不动，脸色越来越沉。观众很快安静下来。李小龙盯着一直在嘲笑自己的迪麦尔说：“你看上去很能打，上来试试吧？”
就像一个刚进监狱的人一样，李小龙挑选了现场最不好打的家伙来打。迪麦尔，20岁，体重100公斤。他很能打，是位拳击冠军，也很有街斗经验，几乎去任何地方口袋里都装着枪，当时正处于缓刑阶段。
当迪麦尔蹿上舞台时，李小龙说接下来要展示他自己习练多年的武术，名为咏春，是由一位尼姑在400多年前创建的，以近距离作战为主。说完后，李小龙转过来对迪麦尔说：“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可以用任意一只手使劲打我。”
迪麦尔担心他一拳会把这个中国小孩儿给打死。其实，他没必要担心，因为李小龙接下来对他做了此前他对杰西·格洛弗和艾德·哈特做过的事。他像陪婴儿玩耍似的，轻而易举地躲过迪麦尔的来拳，然后用自己的拳头发起了反击，他在距离迪麦尔鼻子几毫米远的地方，把拳头停了下来。最后一幕是他用一只手封锁住迪麦尔的手臂，雪上加霜的是，他用另一只手敲了一下迪麦尔的额头，然后扭头笑着问观众：“有人在家吗？”
“我就像被粘在捕蝇纸上的虫子一样无助，这一切如同一场被慢放了的噩梦。”迪麦尔回忆道，“表演结束后，我吞下仅剩的一点自尊心，上前问他愿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给我。”
除了杰西·格洛弗、艾德·哈特以及斯基普·埃尔斯沃斯，李小龙的队伍中又加入了詹姆斯·迪麦尔和勒罗伊·加西亚（Leroy Garcia）。加西亚是一个看上去像灰熊一样的家伙，李小龙表演时，他也在场下观看，他很庆幸自己没有上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来自爱迪生技术学校和西雅图柔道俱乐部的蓝领阶层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宫部孝光（Tak Miyabe，音译）、查理·吴（Charlie Woo）、霍华德·霍尔、帕特·胡克斯（Pat Hooks）和杰西的弟弟迈克（Mike）。这是中国武术历史上种族最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白人、黑人、棕色人种以及黄色人种。[50]
最后一个加入的是木村武之（Taky Kimura），他那时30多岁，在麦迪逊街与第八大道交会处经营着一家亚洲超市。和这个小团队中的许多人一样，木村武之自童年起，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他在二战期间被关入了日本集中营，“在他们把我送到集中营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白人。”木村武之回忆道，“他们剥夺了我的身份，因为如果我不是白人，就没有自由，我也不是美国人，那么我是谁呢？当我从集中营离开时，我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除不喝醉酒以外，我整天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甚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羞愧。后来，我听说有位中国年轻人在我超市附近的停车场教功夫。他在那儿得意扬扬地把那些高大的白人很随意地打来打去。15年来，我头一次对一些事情感到兴奋。所以，我开始训练，一点点地逐渐找回那些我认为永远失去的东西。”[51]
小团队的成员们在任何他们所能找到的开放空间内练习，譬如公园、停车场等公共场所，下雨时他们会跑到地下停车场继续练习。有时他们也会到周露比餐厅后面练习，把木人桩固定在防火梯上。每次他们击打木人桩时，都会发出可怕的噪声，导致周马双金和餐厅大厨们常常大声抱怨——这让李小龙非常高兴。[52]
这个培训班是如此的不正式，以致几乎不能被认定是培训班。成员们从来没有管李小龙叫过“老师”或“师父”，只是称呼他“布鲁斯（Bruce）”。李小龙不收取他们任何费用，也没有正式教过他们什么，只是通过他们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功夫。“我们都是李小龙的陪练，”杰西说，“他只顾着提升自己，没耐心去教那些领悟力差的人。”[53]李小龙就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拒绝去教授新生入门课程，只留下一批研究生来帮助他进行自己的研究和发现。[54]
李小龙研究的一项技术内容就是现在非常著名的寸拳（one-inch punch）。
李小龙总是想在越来越短的距离内增加他的出拳力量。通过对自身的协调性以及时机的磨炼，李小龙学会了如何扭转他的身体来创造最大的加速度。[55]“针对性训练过后，他的出拳更有力了。”杰西说。[56]
有一天，一个体重达105公斤的男人听说了李小龙的寸拳，走过来，跟他说：“我不觉得你能从这么近的距离打出力量来。”
“我很乐意给你演示一下。”李小龙笑着说。
下一刻，就看到这个人直接飞出去两米多，脸上带着一种惊恐的表情。在撞到墙上瘫倒在地板上后，这个男人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信了，我信了。”[57]
李小龙这群非常强悍的年轻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他们从一个崭露头角的天才那里免费接受了世界级的指导——他也同样喜欢这帮朋友。“我认为李小龙以后再也没有如此坦率地跟朋友来往了，”斯基普·埃尔斯沃斯说，“也没有朋友那么关心他了。”[58]他们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小团队，常在训练前后一起出去玩。他们经常去看电影。李小龙向他们介绍中国功夫和日本武士类的电影，但没能说服他们接受杰瑞·刘易斯的喜剧形式。“我讨厌喜剧，”杰西·格洛弗回忆，“我们最后会分开去看不同的演出。”[59]
训练结束后，他们会一起去位于唐人街南金街（South King Street）655号的大同饭店（Tai Tung Restaurant）。“对我们来说，来这里的好处是我们总能在菜单上找到我们负担得起的食物。”斯基普说。[60]李小龙喜欢美食，他可以吃很多东西但不会胖。他还是一位健谈者，所谈论的话题常常与功夫、哲学、恰恰和香港有关。他会通过描述香港的风景以及带他们去他想去的地方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他还喜欢和杰西讨论人生目标。
“我想要有钱、有名，”李小龙会这么说，然后再补充一句，“以及成为世界上功夫最好的人！”
“我只想要开心的生活，”杰西会回应他，“金钱买不来好的生活。”
“可以的。”李小龙捍卫自己的观点。
“请说出一个开心的有钱人的名字。”杰西会故意逗李小龙。
“你疯了，”李小龙会愤怒地大声嚷道，“你疯了！”[61]
杰西很喜欢逗李小龙，问他每天嚼多少口香糖，他说差不多一天四包。
“我的嚼牙上有一个洞，”李小龙解释说，“嚼口香糖可以缓解疼痛。”
“你才是疯了的那个，”杰西说，“口香糖只会让情况更糟。你应该去看牙医。”
“我讨厌牙医。”李小龙说。可是经过几周的劝说，杰西终于说服李小龙去补牙了。[62]
李小龙喜欢赶时髦。他会穿古巴厚跟的鞋子，因为这会让他看上去高两三厘米。他来美国时，他父亲送给他一件浣熊皮外套，他去哪儿都穿着它，当他的朋友告诉他不再流行这种款式，他立刻把它收了起来。[63]
有时为了恶作剧，李小龙会穿上他最时髦的西装，大摇大摆地走进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他的学生充当他的保镖，假装他是中国大使的儿子。杰西说：“小龙假装不会说英语，霍华德、艾德和我要帮忙假装把他的意愿翻译给女服务员听。”[64]
英语是李小龙初到美国遇到的最大障碍。他能说，但不流利。他经常要在脑子里事先把粤语切换成英语。每当他兴奋地急于表达时，常常会因为某些单词和发音而有些磕磕巴巴的。杰西说：“我从来没听过他有哪次顺利地喊出我的名字，他总要在‘J’那儿卡上几遍才能完整地说出来。”[65]他对自己的口吃非常敏感——没人敢拿这个跟他开玩笑。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昼夜不停地讨论各种问题，这是一种通过全身心投入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他从未完全掌握英语，但他的英语确实因此获得了明显的进步。
这些混迹街头、作风彪悍的学生向李小龙介绍了美国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枪支。勒罗伊·加西亚和斯基普·埃尔斯沃思教李小龙如何使用自动手枪、左轮手枪、步枪和猎枪。他们拿给他的第一把枪是口径为0.25英寸（6.35毫米）的左轮手枪，手柄是黑色的。斯基普说：“小龙非常喜欢。”[66]他热衷于打扮成西部快枪手的样子，头戴一顶牛仔帽，腰间别上勒罗伊那把枪管长22厘米、口径为0.357英寸（9毫米）的左轮手枪，手里再拎一把30-06制式的步枪。[67]与其说他对打猎感兴趣，不如说他更喜欢这种带有艺术家气质的装扮。他和勒罗伊会使用空包弹进行练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勒罗伊拒绝再陪他玩，因为即便是空包弹，被打中时也会疼得要命，李小龙总是赢。[68]
不过，他的朋友们教他开车就没那么顺利了。勒罗伊·加西亚让李小龙开着他的小菲亚特练手。“李小龙擅长的是功夫，不擅长开车。”杰西说，“每次我坐他开的车，都感觉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旅行了。”李小龙开车生猛，经常着急，有时会快速跟车，一旦前面的车出了问题，他就会没有足够的距离和时间来减速。他的好运气以及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反应让他避免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几年来，他一直渴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跑车，让自己更拉风。杰西说：“他一直想着这件事，几乎每天都会提一次。”[69]最后，他终于凑够钱买了一辆1957年产的福特。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天都洗车，几乎把油漆都磨掉了。
也许他的学生给他的最大礼物，就是迫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武术家。当他抵达美国时，他对中国功夫非常痴迷，对它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可美国人高大的身材让他被迫做出了改变。[70]在叶问拳馆所学到的技术在比他高20厘米、重45公斤的对手身上很难奏效。他的学生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街头打架老手，并且也练习过其他格斗术。他们向他介绍了美国的格斗情况。从他们那里，李小龙了解了柔道摔投技术和固技的实用价值，包括西洋拳击的出拳力量以及流畅的步法。李小龙成了拳击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开始从这些拳王身上学习借鉴：譬如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步法和时机、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的摇闪技巧。[71]此时，李小龙仍自认是位功夫习练者，但已经开始融合东西方拳术的精华。这种学习方法贯穿了他的一生，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并最终在武术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72]
当李小龙和他那帮容易引起骚乱的伙伴继续欢快地在公园和停车场里练习时，这个中国小子以及他所做的事情逐渐被传播开来。人群开始在他们训练场地的周围聚集，有人询问能否加入他们。自李小龙到美国以后，一直在靠教恰恰舞来赚取零用钱。现在他意识到，他也完全可以通过教功夫来实现同样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要解决场地问题，他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他的追随者们把钱集中起来，租下了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地方——位于唐人街破旧地段南韦勒街（South Weller）651号的一个两层楼的店面。吉卜赛人住在街对面的店铺里，附近的空地上常有背包客来露营，据此三门之隔的一家废弃旅馆里也挤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他们仍为这个新场地而高兴不已。斯基普说：“我们就像是站在了世界之巅。”[73]
李小龙觉得这个狭小的空间与其说是一间传统的武馆，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私人会所。最初的10名成员每月拿出10美元用来支付100美元的场地租金，作为回报，他们可以继续接受免费指导。[74]任何后来被招收的学生都需要直接向李小龙交学费。常规训练是在一楼11平方米的地方进行，观众可以在走廊上观摩，二楼的大房间被留出来作为创始成员的活动场所。[75]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小龙开办了自己的拳馆，这对于一个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的19岁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增加报名人数，李小龙像他父亲一样，开始了功夫巡演。他和他的学生们先后在国际贸易博览会（International Trade Fair）、海洋节（Seafair）、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西雅图和温哥华的中国新年庆典以及弗里蒙特街博览会（Fremont Street Fair）和大学街博览会（University Street Fair）上进行演出。作为表演内容和推销技巧的一部分，李小龙会让他的学生们穿上整齐的练功服，在舞台上向他行礼，并称呼他“师父（Sifu）”。此外，李小龙还会即兴在现场任意挑选观众上台与他互动。由此，他逐渐塑造了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谈吐有趣、富有哲理，并且令人生畏——在他余生中，他继续保持着这种形象，只是稍有一些变化。
他的学生们偶尔也会闹作一团。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李小龙很容易因高温而失控。杰西说：“我唯一担心的是舞台灯光会让他浑身是汗。每当他特别热的时候，他的控制能力就会减弱，我真的会被打晕过去。”[76]在温哥华进行示范表演时，李小龙不小心打到杰西四五次，导致他太阳穴疼痛、嘴唇肿胀、鼻子出血。
李小龙在西雅图并没有主动挑事打架，相反，他总是努力地控制自己避免与别人发生打斗。李小龙去那些通常不太欢迎华人的地方，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天晚上，李小龙和他的白人约会对象正在一起闲谈时，四个白人男子走过来，对这个中国佬和他的金发女伴说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李小龙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刻暴揍他们一顿，但最终在约会对象的劝说阻止下，他转身离开。[77]当李小龙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不太愿意转过脸去，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在第23街和麦迪逊大道附近的台球厅内，李小龙、斯基普和几名熟客之间发生过一起打斗，那个台球厅里全部是黑人。斯基普和李小龙还在蒙大拿州的一家牛仔酒吧里和别人发生过短暂的冲突。斯基普说：“李小龙可以在三四秒内结束任何身体方面的对抗，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街头斗士之一。”[78]
李小龙的公开表演是造成冲突的另一个根源。他习惯以直率的分析以及对竞争对手的武术风格不屑一顾的评价来衬托自己的表演。每招募到两位新生，就至少会得罪一个人。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他鼓舞人心，又极具感染力；但对诋毁他的人来说，他却显得过于傲慢、自以为是。
被激怒的人群中有一位叫仲地世一（Yoichi Nakachi，音译），他是李小龙的校友，同在爱迪生技术学校就读，29岁，日本人。[79]李小龙在爱迪生技术学校第一次示范表演时，曾宣称中国功夫中柔的特性要优胜于日本空手道的刚硬。仲地世一是位空手道黑带，街斗经验丰富。当李小龙下一次在耶斯勒露台（Yesler Terrace）表演时，仲地世一和他的朋友专门赶到现场。表演结束后，仲地世一让他的朋友去后台代他向李小龙宣战。李小龙一反常态地犹豫了一下，然后跟他的学生们确认，如果他不接受挑战，会不会在他们面前很没面子。当他们告诉李小龙不会有任何影响时，李小龙拒绝了这个挑战。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仲地世一在学校里多次试图激怒李小龙，在自助餐厅嘲笑他，在通廊里故意撞到他。其他华人找到李小龙，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愿意跟仲地世一打，他们可以代为出手。李小龙告诉他们：“我不会让任何人刺激我去打架的。”[80]
最后，仲地世一把李小龙逼急了。在学校的地下休息室，仲地世一让朋友去找李小龙，转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李小龙想去医院，可以来找我。李小龙离开休息室，等着杰西·格洛弗下课，同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杰西问道。
“我要去揍那个混蛋，”李小龙口沫横飞地说道，“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走着！”杰西一边说着，一边朝地下休息室走去。
“我想在三楼和他打。”
“我不确定，”杰西犹豫了一下，“如果在三楼打，我们有可能会被开除。”
“我没考虑到这点，”李小龙回应道，并回忆起了他被喇沙书院开除的情形，“你建议去哪儿？”
“去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可能会好一些。如果有人中途进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友谊赛。”
“同意，”李小龙说，“你可以安排吗？我现在太生气了。我怕我一会儿见到他，会忍不住直接揍他。”
李小龙、杰西·格洛弗、艾德·哈特以及霍华德·霍尔在学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着仲地世一和他的两个日本朋友。
“你侮辱了我和我的国家。”仲地世一大声嚷嚷。
李小龙勃然大怒，杰西担心两人会立即开打。李小龙扭过头去，竭力控制自己的怒火。仲地世一不断进入李小龙的视线，一再挑衅，试图让他失控。当公共汽车终于到达时，仲地世一坐在李小龙前排座位上，开始粗鲁地讨论打斗的规则。
“忘了规则吧，”李小龙大声喊道，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我会尽全力揍你的。”
“你赶紧闭嘴吧，”杰西对仲地世一说，“我们换个位置。”杰西在接下来的途中，一直试图让李小龙冷静下来，告诉他不要用尽全力。他担心李小龙会打死仲地世一。
当他们到达基督教青年会后，李小龙、艾德·哈特、霍华德·霍尔以及杰西·格洛弗直接去了手球场。仲地世一和他的两个朋友去了卫生间，换上了白色的空手道服。李小龙穿着鞋试了试木地板，最后决定把鞋脱掉。他脱下正装衬衫，穿着背心，做了几个膝关节屈伸动作。
当这两个年轻人开始对峙时，李小龙想要澄清一件事：“你挑战我，对吗？”
“对，对，对。”仲地世一答道。
“你提议要打这一架？”
“对，对，对。”
“好嘞，来吧！”李小龙说道。
杰西担任裁判，站出来解释规则：共打三场，每场两分钟，其中两场胜出者将是最终的获胜方。艾德·哈特拿出秒表，准备计时。
李小龙放松地摆出了咏春拳的桩架：右脚置前，右手伸出，指向仲地世一的鼻子，左手掌靠近右手肘关节处。仲地世一则摆出了经典的空手道姿势，两脚前后开立，半蹲，一只手伸出，掌心朝前，对准李小龙，另一只手握拳置于腰间。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杰西喊道。
仲地世一立即缩短步幅，切换成如猫一样的姿势，朝着李小龙的裆部快速踢出一脚。李小龙以右手前臂格挡开来腿的同时，左拳打到了他的脸上，然后一连串的连环冲捶追了上去。每一拳都砸到了仲地世一的脸上，就如同湖面上泛起了一层层的涟漪。李小龙在整个手球场上追着他暴揍，对方根本没办法反击。仲地世一发动的每一次攻击都被李小龙用前臂挡住了。李小龙牢牢占据了中线，对方没办法打破他的防守。当仲地世一的后背撞到墙上时，他顺势抓住了李小龙的手臂，试图把他拽到墙上，李小龙迅速坐腰转马，肘部一沉，双拳同时打出——右拳打到了仲地世一的脸上，左拳打在了他的胸口上。双拳配合坐腰转马所产生的冲撞力量把仲地世一打得双脚离地，摔出去两米远。李小龙迅速跟上，一膝盖砸到仲地世一的脸上。仲地世一立刻挂彩，血从鼻子里喷了出来，瘫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
“停手！”杰西大声尖叫道。
杰西和艾德·哈特快速跑到仲地世一身边，检查他的呼吸和脉搏。过了一会儿，仲地世一恢复了知觉。他醒过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花了多长时间把我打倒的？”
艾德·哈特看了眼秒表，上面显示的数字是11秒。为了不让那家伙感到难过，提高了一倍说：“22秒。”
仲地世一从地板上爬起来，说了一句：“我想择日再打一场。我没有准备好，事先缺乏足够的训练。我想再打一次。”
“我起初并不想跟你打，”李小龙回答道，“没必要再打了。对我而言，一切都结束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的。”
当所有人准备离开时，李小龙让他的学生们保证他们不会和外人谈起这件事。不过，仲地世一的朋友把打斗细节泄露给了学校其他同学。为保全面子，仲地世一问李小龙他能否成为李小龙的徒弟，上李小龙的私教课。李小龙告诉他，他必须参加拳馆的正式课程，和其他初学者一起学习。仲地世一忍气吞声地练了一个月，后来不去了。[81]
木村武之后来回忆道：“很多人起初不认同李小龙说的话，不过，当他们见识了他的能力后，他们都想跟他学习。”[82]
1963年6月，何爱榆和她的儿子在香港家中合影，李小龙自豪地穿上了华盛顿大学的运动衫（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1963年6月，李小龙和家人朋友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合影。左起分别是何爱榆、李海泉、李小龙、女演员黄曼梨、堂姐夫俞明和他的女儿、朱绮华（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六章 蜕 变
令李小龙在香港的朋友及家人感到吃惊的是，1961年3月27日，李小龙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录取了。[83]对于一个曾经历过留级、开除，被认为注定要失败的男孩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转折点。当他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说了一句：“好过中马票！”[8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李小龙第一次让父亲觉得有面子，为他感到骄傲。以往只有最优秀（或最富有）的香港学生才能到英国或美国读大学。[85]
除了数学、科学方面的几门必修核心课程，李小龙还特意选修了一些他感兴趣的课程。他报名参加的课程有体操、舞蹈、柔道、绘画以及公开演讲。尽管他的专业是戏剧，但只要有机会，他仍会沉浸在探索功夫内在精神的过程中。在大一时期以英语写就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功夫是一种特殊的技能，是一门精深的艺术，绝不仅仅只是身体的锻炼或自卫的手段……功夫的核心原理是道（Tao）——道法自然。”在一次诗歌作业中，他对自己沿着华盛顿湖散步时的神秘经历进行过一番描述：“在月光里，我慢慢演练起功夫，身体和灵魂仿佛已融为一体。”[86]
直到大三时，李小龙的求知欲迫使他将目光投向新的研究领域。他新选修了两门心理学课程（普通心理学和心理调适）和两门哲学课程（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这两个主题成了他毕生的爱好。大学过后，他将数百本与哲学和心理学有关的书籍填充到自己总数达2500多册的私人藏书室中，并在仔细阅读后，把自己最喜欢的段落摘抄到了笔记本上。[87]他最喜欢的作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大卫·休谟（David Hume）、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卡尔·荣格（Carl Jung）和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他后来告诉记者，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哲学，可是他从未正式换过专业，一直是戏剧，他只是选修过两门哲学课而已。
然而，他的兴趣并没给他带来好成绩。他读完大一后，平均学分绩点只有1.84。[88]即使是在体操课上，他也只拿到了C（他后来在香港拍摄的功夫电影中，所有侧手翻和后空翻都是由一位自幼受过粤剧训练的特技替身演员完成的）。自从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真正进入大学读书的目标之后，李小龙似乎又失去了方向，再次恢复了旧日的习惯，勉强为学，得过且过。在那些勤奋好学的同学眼中，他更像是一个体育生，他们戏称他是“猛男”（Beefcake）。[89]“他谈武术、谈哲学、谈女孩子，就是没听过他谈功课，”当时正在和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约会的林燕妮日后回忆道，“你想他不作声，最好谈上学，包管他马上收声。”[90]
尽管李小龙在校期间从未加入过兄弟会（fraternity），[91]但他的同学兼弟子斯基普·埃尔斯沃斯是德尔塔·卡珀·爱普西伦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的成员，李小龙常会跟他出席一些兄弟会的派对。对李小龙来说，这又是一次可以在派对上成为焦点的机会。他会展示他的寸拳、二指俯卧撑、黐手以及各种功夫套路，特别是螳螂拳，这会给兄弟会的男孩们带来惊喜。他也会教姐妹会（sorority）的女生们跳恰恰舞。这是李小龙第一次被介绍给美国上流社会的富二代们，他们对李小龙的才华给予了非常高的认可。这让李小龙意识到，在美国，功夫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他们知道我住在壁橱里，在一家中国餐厅里做洗碗工，他们会怎么对待我？”李小龙跟斯基普半开玩笑说道。[92]正是认识到他们的舒适生活与自己的贫瘠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才使得李小龙下定决心，要在美国获得成功。
20世纪60年代初，学生运动开始在校园中风行，李小龙同样不感兴趣。尽管他对这种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有所了解，但他并没有刻意去关注电视上的新闻，也从未订阅过报纸。他的焦点是个人而不是政治，是自我的完善而不是社会的变革，是让自己在武术方面变得更强而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93]这确实是个奇怪的盲点，从他差点被征召去越南打仗的事就可见一斑。
在华盛顿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是强制要求每个男生必须要参加的。[94]与校园内所有人一样，李小龙对出早操非常反感。他逃过了很多行军演练，但最终还是被命令凌晨4点起床，行军数小时来弥补逃掉的训练时间。当教官注意到李小龙在嚼口香糖时，大声命令他：“吞下去，士兵！”李小龙听到后，直接把它吐到了地上。
当教官怒视他时，李小龙咧嘴笑了：“这对我的健康不好！”
训练结束后，愤怒的教官冲着李小龙的脸大声警告道：“下次我说 ‘吞下去，士兵’，你最好给我吞下去！”
李小龙怒了：“狗娘养的，如果你再这么对我说话，我会暴揍你一顿!”
他们互相怒视了一会儿，似乎马上就要打起来，但警官看到李小龙眼中的怒火，明智地做出了让步。他摇摇头，嘴里咕哝着走开了：“误入歧途的可怜孩子。”[95]
遵照美国人对18岁至25岁年轻男子的要求，李小龙签署了征兵协议，准备应征入伍，但最后遭到了征兵委员会的拒绝。原因是体检显示他有一个睾丸未下降至阴囊，因此被归类为4-F，从医学角度来说，不适合服兵役。[96]李小龙生来就有这种缺陷，叫作隐睾症（cryptorchidism）。多年来，李小龙一直认为他不可能成为父亲。[97]七年后，1969年，他在圣莫妮卡（Santa Monica）的圣约翰医院（St. John’s Hospital）接受了切除隐睾的手术。[98]
李小龙抵达美国的头一年里，和高中时期的恋人曹敏儿逐渐疏远了。他们的往来信件越来越少。为了挽救他们这段异地恋，曹敏儿专程飞往西雅图去看望李小龙，但他忘了去机场接她，导致她苦等几小时后，非常生气地坐上了飞往旧金山的航班。当李小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打了无数个电话祈求她的原谅，但她拒绝接受他的道歉。[99]
与曹敏儿的感情结束之后，李小龙开始频繁和年轻女孩子约会，但都没能持续太长时间。[100]他是个有魅力的人，这有点儿像演员。“如果附近有漂亮女孩儿，小龙就会振作起来，开始一个即兴的功夫演示，”詹姆斯·迪麦尔说，“他会指着我，先是介绍我有多快、多强，然后迅速把我放倒。”[101]李小龙喜欢带他的约会对象去看电影。“R，我们怎能让宝贵且短暂的秋日时光白白溜走，而不好好珍惜呢？”他写给他的一位女朋友，“请来信告诉我，你还有哪部电影没看？这个周日我请你去看。这应该很适合你，对不对？我亲爱的小姐。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好运！我是小龙。”[102]
直到大学一年级，李小龙才坠入爱河。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活动中心闲逛时，突然注意到一位名叫艾美三宝（Amy Sanbo）的美籍日裔大二学生坐在一个较远的角落里。[103]他被迷住了，离开他的朋友们，径直走到她附近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近距离观看。当她从李小龙身边经过准备去上课时，李小龙突然说了声“你好”，并伸手以拇指和食指抓住了她的小臂。他突如其来的抓握力度让艾美膝盖发软，差点儿把书掉到地上。
“在我真的生气之前，放开我！”艾美喊道。当李小龙把手松开后，艾美追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只是想向我的朋友们演示两根手指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力量。”
“真是个混蛋！”她一边说着一边走开了。
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别能让人接受的开场，但他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美小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持续了好些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无论艾美去哪儿，李小龙都会突然冒出来。李小龙试图接近她，他会问她：“你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我叫李小龙。”他会随机提出任何可以聊的话题，只是为了和她搭讪。
李小龙一心一意地追求艾美，就好像是打磨自己的功夫。与格斗一样，他在爱情中所使用的策略也是要完全战胜目标。有一天，艾美在练习芭蕾舞时踩到一颗钉子，受了伤，需要拄着拐杖才能去上课。当李小龙看到她在足球场北面一段长长的水泥楼梯上艰难地行走时，他快速跑过去，主动要帮她。
“不用，我可以自己来，”艾美说，“把拐杖还我，我自己来。”
李小龙不顾她的抗议，直接把她抱起来，连同她的课本、拐杖和厚厚的外套一并送了上去。他每天这么做，直到她的脚伤痊愈。除了那些楼梯，李小龙还会在放学后把她抱回公寓三楼，只要她行动不便时，李小龙总会出现在她身边。他的绅士态度赢得了她的好感。“这不仅仅是一种力量的体现，更是一种重要的姿态。”艾美回忆说，“这足以弥补他过往的鲁莽。”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吸引力是相互的，也是基于形体美而产生的。他们都很漂亮，也都是舞者。[104]“当我表演时，几乎能达到兴奋的顶点。这是非常性感的，李小龙也是如此。”艾美说，“我被天赋所吸引，而李小龙绝对是个运动方面的天才。一个动作，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吸收它，掌握它，成为它。他的舞动方式是其他亚洲人不曾有过的。”
当她要求李小龙做个单脚尖旋转动作时，他试一次就成功了。她曾取笑过李小龙的恰恰舞有些僵硬，为此，她建议李小龙：“你为什么不加点放克（Funk）进去呢？”当把一些R&B唱片放到唱机转盘上以后，李小龙很快就能随着音乐节奏舞动起来。“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难，但李小龙做到了。”艾美说，“他可能因此变得很时髦。”[105]
“李小龙身上最让我欣赏的是，他从不为自己身为东方人而自卑，”艾美说，“在那么多的亚洲人试图让自己相信自己是白人的时候，李小龙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并为此付诸了行动。”
有一天在学校，李小龙以不受打扰为名，把她拉进了帕灵顿大厅的一间开放式办公室一起学习。这间办公室属于迪奥多·罗赛克（Theodore Roethke），他是这所大学里享誉国际的诗人，曾获得过普利策诗歌奖。当罗赛克走进办公室抓住他们时，大声质问道：“我是罗赛克，诗人！你们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呢？”
艾美愣住了，李小龙站了起来，径直走向他，伸出手来：“我是李小龙师傅，功夫大师。很高兴见到你。”
“什么是功夫？”罗赛克问道。
李小龙被这个问题逗乐了，他走到黑板前，开始了一场15分钟的功夫讲座，在黑板上画下图标示意图，辅助讲解阴阳原理。艾美很想从门后溜走，但罗赛克被迷住了。李小龙结束讲解后，罗赛克说：“我想我听明白了。谢谢你。如果你想多谈谈功夫，请随时回来。”第二天，罗赛克在他的课堂上讲述了这个故事：“我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应该是位武术大师。他看上去相当危险。”
李小龙和艾美的感情关系中矛盾的爆发点源于他们不同的成长背景。李小龙对女性角色仍保持着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观点，而艾美则是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她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二战期间，曾与其他日裔美国人一起被关押在图利湖（Tule Lake）迁移中心，有武装士兵肆意翻找她母亲的内衣。让她感到受了侮辱。自此之后，艾美下定决心，再也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关进笼子里。除了学习芭蕾舞，艾美还在大学期间担任了一个爵士乐队的主唱，这在刻板的日裔美国人社区中是一种不雅的行为。艾美梦想从事的艺术事业是唱歌、跳舞以及表演。
李小龙有自己的艺术梦想，这些梦想大到难以实现，他觉得艾美应该优先考虑他的。“你全部的事情都是李小龙，”艾美抱怨道，“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目标都是李小龙。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艾美的消息了。”
“但我的目标是如此令人兴奋，我想要和你分享这些。”李小龙回应道，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会让她生气。
艾美很爱李小龙，但李小龙把她逼急了。她觉得李小龙让她透不过气来——他总是想知道她要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当她想独自去唐人街走走时，李小龙坚持让他的一个徒弟做她的保镖，与她同行。“见鬼去吧，你的那些暴力分子到底是要保护我不受谁的伤害？”她对李小龙大声抗议道，“我是在唐人街长大的！”
李小龙一再向艾美求婚。他把祖母那枚白十字架上镶着蓝宝石的戒指送给了艾美。艾美感动得流泪了。和李小龙在一起非常有趣，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她希望他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但她也担心他们可能会互相伤害。她担心李小龙只是想把她据为己有，把她一直锁在自己身边。她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承诺的准备，她也认为李小龙内心深处同样也没准备好承担起责任。“我在照顾生病的母亲，”艾美说，“你有能力养活我们吗？”
当艾美终于在1963年春季学期和他分手后，李小龙崩溃了。接连几个星期不出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小龙很伤心，”杰西·格洛弗回忆道，“在那段时间里，除了画艾美的图像以及和几位亲近的朋友谈起他情感上的波动，什么都没做。”[106]
李小龙在大学期间最主要的关注点是自己的功夫俱乐部。1961年，在他入读华盛顿大学之前，他计划把自己的俱乐部向公众开放，并将其变成一所正规的商业性质的武馆，这样他就可以辞去周露比餐厅那份讨厌的工作。[107]然而，事与愿违。随着他第二个徒弟艾德·哈特搬去布鲁克林（Brooklyn）谋职，其他学员也开始退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起初的团队成员已经少之又少，导致李小龙无力承担房租。[108] 1961年5月，李小龙写信给艾德·哈特：“我已经没有俱乐部了；事实上，我们还欠人家80美元的房租，因为每个人都失业了，无法再维持下去。此外，我已经停止教学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份兼职来帮我渡过经济困难期……我非常想念你，我希望你能回西雅图。”[109]
他们的俱乐部场地被收回之后，李小龙和成员们又回到了起点，继续在公园和学生公寓里练习。每逢周末，李小龙会和剩下的核心成员杰西·格洛弗、木村武之、詹姆斯·迪麦尔、霍华德·霍尔一起去勒罗伊·加西亚家里上课。每周的其他时间，他和斯基普·埃尔斯沃斯会在户外音乐会专用的草坪上指导一群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训练。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一年，直到李小龙凑齐了足够的钱，租下了位于西雅图唐人街金街（King Street，又译为国王街）的一间地下室，正式开办了他的第一间公开武馆。
这间武馆被李小龙取名为“振藩国术馆”（Jun Fan Gung Fu Institute），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做事方式，也是他为实现美国梦所跨出的第一步。他想要在美国各地创办一系列的武馆。1962年9月，他写信给自己的前女友曹敏儿，信中写明了他毕生的志向：
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职业中，创意都是美国所极力追求的。创意造就了今日的美国，一个好的创意可以让一个人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中国功夫是所有武术中最优秀的；然而，由其衍生出来的柔道和空手道，这些功夫中最基础的形式，却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没人听说过这种高超的艺术，也没有称职的教师……
我相信，我多年的训练能够证明我有资格成为推动这件事情的第一人。我还有几年的时间来磨炼我的技术和性格。因此，我现阶段的目标是先创办第一间国术馆，然后在全美各地开设分馆。（整个项目完成，我预计用时10到15年。）我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把赚钱当成是唯一目的。个中缘由还有很多，比如：我想让全世界了解到这门中国艺术的伟大；我享受教学和帮助他人的乐趣；我想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喜欢去引领潮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功夫是我的一部分。
我感觉我的体内正充斥着一股非常强大的创造力和精神动力，它比信仰、志向、自信、决心以及愿景所产生的能量还要强大。它是所有这些的总和……
目前，我可能除了地下室这一小块地方，一无所有，可一旦我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看到我脑海中所浮现出的那幅精美的画面成为现实：一座五六层楼高的国术馆拔地而起，其分支机构遍布美国各地[110]。
时年21岁的李小龙最后提到，他的事业目标仅是其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他不仅想要获得世俗的成功，更渴求内心的平静。
总而言之，我的计划以及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在探寻生活的真正意义——实现内心的平静。我知道我刚刚提到的所能拥有的一切并不一定会让内心平静下来，不过，如果我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真正的自我实现上，而不是仅在精神层面空想，我就一定可以做到。为了实现内心的平静，道家思想和禅宗所教导的超然心境是很有价值的。
李小龙的宏伟计划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他最资深的弟子杰西·格洛弗。他和其他几位俱乐部的初始成员习惯了免费和李小龙一起训练。当看到李小龙正极力把他的艺术正规化、商业化时，他们退却了。起初，杰西和其他人避免去李小龙新开的国术馆。“我发现要称呼一个和我交往了两年的朋友为‘师父’时，有些困难。”杰西说。[111]“师父”是中国人对老师的尊称。[112]李小龙很生气，他明确表示不会把他的诀窍或他最好的技术分享给任何一个不是“坚定地站在他这边”的人。这激怒了和李小龙一样自傲的杰西，他带着勒罗伊·加西亚和詹姆斯·迪麦尔离开了。对李小龙来说，这次与杰西等人的分道扬镳比昔日与艾美三宝的分手更加痛苦。
李小龙的反对者们在新里士满酒店（New Richmond Hotel）的地下室开办了他们自己的拳馆，这并不是振藩国术馆的加盟馆，而是作为它的竞争对手出现的。1962年，西雅图的功夫市场还不够大，不足以支撑两家武馆同时存在。所以，杰西他们的拳馆在五个月后被迫倒闭了。他们决定再试一次，于是1963年在派克街（Pike Street）上又重新开了一家。杰西·格洛弗负责教学，詹姆斯·迪麦尔负责招生。当拳馆只凭借少数几个学生在勉励维持时，迪麦尔去了李小龙在大学路（University Way）上新开的国术馆，那时馆内已可容纳50余名学生。
自从分道扬镳后，杰西·格洛弗、詹姆斯·迪麦尔和李小龙之间还保持着场面上的友好及礼貌，但彼此的感情上却充满着伤害和背叛。那天，李小龙的几个学生把迪麦尔围到角落里，质问道：“你和杰西为什么不再和小龙一起训练了？”
“我们不喜欢他做出的一些改变，”迪麦尔直截了当地回复他们，“我们觉得他在教学方面有所隐瞒，省去了他的体系在应用时最关键的部分。”[113]
后来，学生们把迪麦尔说的话反馈给李小龙，李小龙勃然大怒。他立刻意识到这种评价背后暗藏着不良的企图，迪麦尔是想把学生从他身边撬走，进而威胁他的生计。
下次迪麦尔再来时，李小龙的心情还未平复下来。他直面迪麦尔，用一种愤怒的声音质问道:“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告诉了他们真相。”迪麦尔辩解道。
李小龙用手指着迪麦尔的胸膛，很强势地说：“你没有资格对我的课程说三道四！”
“你说得对，”迪麦尔让步了，“对不起！”
李小龙依然怒不可遏，他把手里的一副手套重重地砸在了张开的手掌上。
他似乎随时准备要揍人。
迪麦尔心想：“李小龙平静时跟他对打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在他发怒时跟他打，一定会把命丢掉的。”于是，他悄悄地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食指扣在了手枪的扳机上。如果李小龙扑向他，他打算先在他身上开个洞。
“我再次向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迪麦尔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后退，转过身，走出门去。这是两位年轻人最后一次交谈。
1963年夏天，被放逐四年后，李小龙重新回到香港，开始了时长三个月的假期生活。四年前，他乘船尴尬地离开，如今乘飞机成功归来。李小龙穿着他最时髦的西装，打着领带出现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他的父亲、母亲、弟弟李振辉、契母朱绮华、堂姐夫俞明（原名阮耀麟）以及女演员黄曼梨（1957年，曾与李小龙共同出演《雷雨》）专程赶来接机。刚刚走上音乐道路的李振辉专门邀请了《华侨日报》（Overseas Chinese Daily News）的一位摄影记者来记录这一时刻。[114]
这是父子和解的关键时刻。按照中国传统习俗，李小龙要带礼物给家人——这表示他在异国他乡过得还不错。他交给父亲100美元，这是他1959年离开时父母给他的钱，同时还有一件崭新的大衣。[115]
“爸爸，这是给你的，”李小龙说，“这是我自己给你买的礼物。”
李海泉一把抓住他的儿子，很用力地把这个他曾视为“没用的人”揽进了怀里，紧紧地抱住。李小龙的眼眶湿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不该那样对你。”李海泉说，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哽咽。
“不，爸爸，你是对的。”李小龙回应说，“否则我就不会改变我的人生观。”[116]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李海泉穿着他的新大衣，笑得合不拢嘴。“我从未见爸爸脸上出现过这么愉快的笑容。”李振辉回忆道。[117]
浪子终于回头了。
在弥敦道的家里，还有更多的朋友在等着他们，同时还备下了丰盛的宴席为这位归来的浪子接风。每个人都对李小龙的成熟稳重感到惊讶。他变得更自信、更结实了。他的幽默感把所有人都逗乐了。他为自己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宴会结束后，他换上了一件华盛顿大学的运动衫，展示了自己辛苦练就的功夫，令家人感到眼花缭乱。李振辉说：“当他离开香港时，他在武术方面的能力只是中等以上的水平，但当他回来时，很明显他具备了非常特殊的才能。”此外，李小龙富于哲思的一面也让他们感到意外，这是他们此前在他身上从未见过的。而且，在与身边每个人相处时，他不再过多地以自我为中心了，表现得更有参与感、更加合拍。他的生活似乎有了目标。
在美国经过四年的教学与训练之后，李小龙想和香港的大师们切磋检验一下自己的武术水平。他拜访了许多不同门派的拳馆，学习他们最好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试图更改或完善所学的技术。但这些老派的师傅们非但没有称赞他的革新，反而斥责他破坏了传统。[118]他们的负面反馈让李小龙对传统功夫中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失望。
他最看重的检验是在叶问的拳馆，他要在那儿与师兄弟和师父进行黐手训练。李小龙1959年离开拳馆时，自认格斗能力在拳馆内排名第六。四年之后，虽然他上升到第四名，但仍然无法超越他的授业师兄黄淳樑，以及师父叶问，还包括一名叶问的助教。[119]虽然其他人都认为他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排在他前面的三位都比他年长，练拳时间更长——但李小龙从来都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非常沮丧，曾一度考虑彻底地放弃武术。[120]但当他冷静下来以后，他下定决心要超过他们。他开始比以往更狂热地去训练，在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修改，以避开他们的传统技术。
在他对武术产生怀疑期间，曾有过重新开始演艺事业的念头。他希望在暑期至少出演一部香港电影。毕竟，他离开香港前所主演的那部《人海孤鸿》在票房和口碑上都获得过成功。当年影片上映时，香港最伟大的动作导演之一的张彻（《独臂刀》和《五毒》的导演）特别欣赏李小龙的表演，他专门跟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讲，让他们把李小龙签下来，但那时李小龙已经离开香港去了美国。[121]
在听闻大众对他上一个角色的正面评价之后，李小龙开始联系昔日的一些熟人，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然而，他很快发现，无论怎样，这四年间，电影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他的父亲已经退休了，帮不上忙，他那些演员朋友也无暇顾及他这位“过气”的演员。一天晚上，他正沿着海滩散步，看到了与他合作过《诈癫纳福》（1956年）的女演员白露明（Pai Lu-Ming）。[122]他过去打招呼，白露明却径直地从他身边走过去，甚至不愿朝他的方向多看一眼。那一刻，李小龙非常失落。无论他多么努力地想再次敲开电影业的大门，它们都被锁上了，连密码也换了。
虽然他无法再度参与电影的演出，但他有机会担任了一次别人的表演教练，这是非常愉快的体验。在他离港赴美期间，他昔日的女友白茵开始了她漫长而辉煌的影视表演道路。[123]她听说李小龙回来后，致电给他：“他们这次想让我扮演一个狡猾的女孩儿，你能教我怎么演吗？”[124]在与艾美三宝伤心分手后，他无法拒绝这个提议。他们很多个晚上都会去大埔的华尔登酒店（Carlton Hotel）吃饭跳舞。
为了确保他在所有的约会中呈现最佳状态，李小龙让家里的私人裁缝为他量身定制了非常酷的衣服，他亲自参与设计。他太挑剔了，甚至自己动手熨衣服，因为他担心家中用人做不好。正如李小龙日后向美国朋友解释的那样：“这是在香港——他们在尊重你之前会先尊重你的衣服。”[125]
不过，他对时尚的品位偶尔也会给他带来麻烦。一天晚上，他和林燕妮[126]一起去了希尔顿酒店（Hilton Hotel）的鹰巢（Eagle Nest），那是香港岛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穿着一身全新的黑色西装，里面是一件很扎眼的紫色衬衫，再配上他那令人惊艳的恰恰龙步（cha-cha dragon steps），顿时成为舞池里的焦点。在返回九龙的渡轮上，李小龙有感香港夜晚的潮湿，把西装外套脱了。他里面那件扎眼的紫色衬衫引起了两个小流氓的注意，他们开始嘲笑咒骂他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李小龙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最好把嘴闭上，否则一会儿会有麻烦的。”
当他们到达天星码头（Star Ferry Pier）时，小流氓们先他们下船，在码头拐角的旗杆处等候他们。李小龙陪同林燕妮经过旗杆处，往她家的方向走去。小流氓们紧随其后，继续嘲笑李小龙：“你急着去哪儿？是急着回家找妈妈吗？”
林燕妮有些害怕，不过李小龙很镇定。当小流氓们赶上来时，李小龙转身面对他们。突然，林燕妮听到尖叫声，赶紧回头一看。一个小流氓倒在地上，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腿；另一个惊恐地跑掉了。李小龙笑着跟她说：“给了他们一腿而已。”
比李小龙稍大几岁的堂兄李发枝听到这个故事后，摇了摇头，拿李小龙的日益成熟开玩笑说：“这事如果发生在几年前，他们一下船，小龙就会先把他们痛打一顿。”[127]
李小龙邀请他最聪明的美国学生白马德（Doug Palmer）来香港旅游。白马德在高中四年级时曾跟李小龙学习过一年，之后他考进了耶鲁大学，主修中文和东亚研究。在白马德来港之前，李小龙给他写过一封信，提醒他高温干旱让香港居民陷入了灾难之中：“兄弟，相信我，这儿非常热，正面临着严重的供水危机——每隔四天只供几个小时。气温高达35摄氏度，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地狱里。”[128]
白马德一下飞机，就如同进了桑拿房一样。接着，他闻到了香港独有的气息：湿热中带有浓厚的海腥味，其中还夹杂着食物烹饪、腐烂垃圾以及人身上的汗水所发出的各种味道。“从机场离开的那段旅程让人兴奋，”白马德回忆道，“各类手推车、卡车以及随处可见的出租车一同在狭窄的街道间穿行，街道两侧是巍峨的住宅楼及办公楼，这些建筑的一层全部开有商铺，各自挂有五颜六色的中文招牌。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店铺前，有的站在小吃摊前，穿着汗衫的苦力、穿着黑色睡衣似的长裤套装的老妇人与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擦肩而行。尽管干旱、酷热，乞丐、难民，污秽不堪，但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接触到的。”[129]
当身高一米九三、体重约100公斤的白马德走进李小龙的家门时，李小龙全家站在后面，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以前见过高个子的英国佬，但像他这么高的，还是头一回来家做客。我们不得不让他赶紧落座。”李振辉回忆道。大家在公寓客厅里共用晚饭时，李小龙开始教白马德中国餐桌上的礼仪。第一道菜是汤，白马德坐直了身子，把汤匙举到嘴边，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声响。他没意识到安静地用餐被认为是你不喜欢食物的一种表现。李小龙探过身来，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可以发出点儿声音来。”
李小龙带着白马德去拜访师父叶问，他住在一栋高层公寓的顶层。白马德回忆道：“他总是面带微笑，眼睛炯炯有神，身材瘦小，年事已高，但仍然很健康。”[130]在他们到达之前，李小龙专门交代白马德不要在言行上透露他是李小龙的学生。叶问是个很老派的人，不提倡把功夫教给外国人。当白马德坐在角落里假装一无所知时，他有机会看到两位20世纪最著名的武术家身穿背心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黐手对练。这是白马德第一次看到李小龙无法控制一个人。[131]
在李小龙和白马德动身返回美国的前一周，李小龙弓着腿，试探性地迈着步子，走进家门，然后迅速把他的紧身裤换成了他从父亲那儿借来的宽松的黑色睡裤。
“你怎么了？”李振辉见状问道。
“我割了包皮，”李小龙答复他。
“什么是割包皮？”李振辉继续追问。
李小龙褪下裤子，家里所有的男性聚在一起检查那位外科医生的杰作。李小龙把整个手术过程描述得非常血腥，李振辉惊讶道：“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在美国就是这么做的，”李小龙说，“我也想效仿一下。”
“疼得厉害吗？”李振辉指着缝合线和绷带问道，“你打算休息几天？”
“不，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李小龙以男子汉的气概自信地回答，“我明天走路锻炼身体。”[132]
第二天，他离开家，15分钟之后回来了，流着血，疼得厉害。这由不得他，他必须好好休息几天，直至痊愈。每天早晨，他的父亲、弟弟和堂兄都会进行检查，以记录他的恢复情况。
7月底，李小龙和白马德收拾行李准备返回美国时，李小龙和李海泉拥抱在一起，他们和解了。这是李小龙与父亲所见的最后一面。
大约在1965年，琳达、李小龙和李国豪的合影（图片来源：12 / Alamy Stock Photo）
第七章 阳光海湾
1945年3月21日，琳达·艾莫瑞（Linda Emery）出生于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的一个有着瑞典、爱尔兰和英国血统的浸礼会家庭。父亲艾佛雷特（Everett）在她5岁时去世了，母亲薇薇安（Vivian）艰苦地独自抚养琳达和她的姐姐。后来，薇薇安在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找了份工作，并择人再婚，用琳达的话说，这个男人“一点儿也不像个父亲，简直不是一个好人”[133]。琳达是个外表安静内心坚定的女生——害羞、体贴，内向、谦逊，容易自我怀疑，但非常忠诚，临危不乱，坚韧，勇敢。她一头棕色的头发，配上蓝色的眼眸，是个非常漂亮的邻家女孩，虽然她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魅力可言。
琳达在西雅图的贫困家庭中长大，之后就读于加菲尔德高中（Garfield High）[134]。这是一所位于市中心、条件艰苦的学校，由40%的黑人、40%的白人、20%的亚洲人构成。她是位好学生，学习非常认真。在亲眼看到母亲在低薪阶层中所遭受的苦难之后，她立志要成为家里第一位考入大学的女性，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以摆脱贫困，赢得尊重。在校期间，她很自豪地被选入了校啦啦队。她最好的朋友是苏安琪（音译：Sue Ann Kay），一位性格外向的美籍华人。此外，她和一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男孩儿有过短暂交往，她母亲发现后，禁止她继续下去。琳达可以有亚洲女性朋友，但男朋友不能是亚洲人。
琳达读到大四时，有一天，她与苏安琪正和几位啦啦队的队友在储物柜旁收拾衣物，看到已从这里毕业又回来的艾美三宝容光焕发地走进学校。她的胳膊挽着一位非常英俊的年轻人，身穿一套定制的黑色西装、细长的黑色领带，闪亮的紫色衬衫，头戴一顶窄檐礼帽，外面还有一件米黄色的长款外套。艾美三宝和她这位风度翩翩的新男友在旁人羡慕的目光中，径直向走廊尽头的啦啦队员小圈子中走去。
“那个男的是谁？”琳达问道。
“噢，那就是李小龙，”苏安琪回答说，“他很帅吧？”
“嗯，是啊！”啦啦队员集体做出痴迷状。
“就好像他是直接从《西区故事》中走出来似的。”其中一人咯咯地笑着说。
“是的，他看起来很像乔治·查金思（George Chakiris），”琳达说，“精明练达，温文尔雅，来自大城市。”[135]
“他是来威尔逊先生的课堂上中国哲学的。”苏安琪说。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琳达问道。
“我在上他的功夫课。”
女孩们大笑起来：“我看不一定。”“你怎么称呼他？”
李小龙走过大厅时，琳达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看着他跟几个孩子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挥拳打闹。她对那一幕印象深刻。
那年夏天，琳达也跟她妈妈一样，在西尔斯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她正准备秋季进入华盛顿大学读书。她常常想起李小龙。她会拿李小龙来跟苏安琪开玩笑：“你去学习那些奇怪的自卫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他吗？”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上一堂课，亲自体验一下呢？”苏安琪大胆地说道。
1963年8月的一个周日上午，琳达和苏安琪一起去了唐人街。这两名年轻女子穿过临街的半扇门，进入了金街上一幢破旧的建筑物中，经过一段昏暗的楼梯间，她们来到了一间地下室，四周是混凝土墙壁，光秃秃的灯泡悬挂在中间，没有其他装饰。琳达心想：“噢，天哪，我这是到哪儿了？”这不是她最后一次萌生这样的想法。
尽管在这样的环境中，房间内的气氛却是欢快而热情的。上课前，十几个学生一边闲聊，一边简单地进行拉伸运动。刚从香港回来的李小龙走过来跟她们打招呼，苏安琪向他行礼。起初，琳达觉得他有点儿狂妄自大，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正是他这一点吸引了这位经常在自我怀疑中挣扎的年轻女子。[136]她报名参加了他的课程，李小龙的培训班上多了一张漂亮面孔。“我不知道我是对功夫更感兴趣，还是对老师更感兴趣。”琳达说。[137]
周日上午，训练结束后，李小龙会带着一帮学生出去吃上一顿漫长而愉快的中式午餐。琳达回忆说：“小龙总是逗我开心，笑得我肚子直疼。”午餐过后是集体观影，通常是武士电影。“观影过程中，小龙会不停地就打斗场面发表自己的看法。”琳达在书中写道。有一个周末，李小龙带他们去看了他在离港赴美前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人海孤鸿》（1960年），这让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不知道李小龙曾经是香港的童星。当他们走进影院时，李小龙漫不经心地说：“哦，是的，我有出演这部电影。”[138]李小龙可能是故作如此姿态，但这段经历让琳达大吃一惊：“在西雅图唐人街的一家影院里，看到他出现在银幕上，这让我意识到这个男人要比我想象中更有深度。”[139]
1963年秋季学期来临时，琳达如愿成为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医学预科生，并报名参加了一些高难度的科学课程。[140]然而，她并没有用功读书，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李小龙身上，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不久，琳达开始旷课，她的大一生活几乎一塌糊涂。“专心学业和被小龙迷住是不相容的。”琳达回忆，尽管她很天真地迷恋李小龙，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魅力能够吸引李小龙回应她的感情。她说：“小龙是如此的风度翩翩，魅力十足，他完全可以选择他的约会对象。”[141]
当时李小龙还未能从上一段破裂的感情中走出来，他被那个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女子伤透了心，琳达对此毫不知情。对于这个有着远大抱负的骄傲年轻人来说，被人崇拜是疗愈情伤的好办法。秋季学期一开始，李小龙把振藩国术馆从唐人街昏暗的地下室搬到了距离金街不远的大学路4750号（4750 University Way）。这是他租过的空间最大、费用最高的场馆，将近330平方米，占据了整个公寓楼的底层。训练场地后面带有一间小卧室。在周露比餐厅做了三年的服务员之后，李小龙正式向周马双金请辞，搬出了那间壁橱小屋。他现在一心想要成为功夫界的雷·克拉克（Ray Kroc，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他需要一个帮手。有谁会比一个迷恋他的追随者更好呢？
一天下午，李小龙和他的弟子们在华盛顿大学户外音乐会的专用草坪上进行往返跑练习，草坪的一侧被树木和几根古希腊式的柱子遮挡住了。当琳达落后于其他学生时，李小龙把她摔倒在地。琳达以为他要演示一个新的功夫动作。然而，李小龙并没有那么做，他只是控制住她。当她终于停止大笑时，李小龙问她，想不想去太空针塔顶的餐厅用晚餐。
她停顿了一下，心想那个地方对全班成员来说太贵了，便询问道：“你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去吗？”
“不，只有你和我。”他回答道。
她惊呆了，不由自主地点头同意了。
1963年10月15日下午，琳达知道她妈妈不会同意她去和一个中国男子约会。于是，她谎称自己要去闺蜜家中过夜。琳达到闺蜜家后，向她借了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和一件外套，因为她自己没有合适的衣服可以穿去城里最高档的餐厅用餐。太空针塔是为了1962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博会而建造的，它的餐厅位于塔的顶端，可旋转俯瞰整个城市。
那天晚上，李小龙开着他那辆马力强劲的黑色福特来到她闺蜜家接她。[142]他还是那身琳达在加菲尔德高中初见他时的装扮——定制的黑色西装和闪亮的紫色衬衫，这让她再次联想起了她的银幕偶像乔治·查金思，他在《西区故事》一片中饰演鲨鱼帮的头目伯纳多（Bernardo）。
“我立刻被迷住了。”琳达回忆道。
约会之前，琳达很紧张，这意味着她要单独和他在一起，没有了集体带给她的安全感，她要如何才能跟心仪的对象进行正常对话呢？幸运的是，李小龙解决了这个问题。琳达回忆道：“我们两人之间总是他在不停地说。”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琳达听得津津有味，但最让他兴奋的是谈论未来开办连锁武馆的计划。琳达很想问他为什么会和她出来约会，但她太害羞了，张不开口。她当时没有意识到李小龙正在向她灌输自己的梦想。
“我完全被他的魅力以及他所流露出来的能量深深吸引住了。”琳达说。
晚餐后，李小龙送给她一个纪念品：一个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小丘比娃娃玩偶。李小龙把小玩偶的头发编成了马尾辫，因为琳达经常在游泳课结束后梳着湿漉漉的马尾辫走进学生活动中心。李小龙把她送到离家不远的街区时，轻吻了她的嘴唇。“美好的夜晚结束了。”琳达说。[143]
五天后，李小龙给琳达写了一封情书：“献给最甜美的女孩儿，来自仰慕她的男人：生以薄财而知足；慕优雅而不贪奢华，求精致而不逐时尚，得尊敬而不失体面，谋富庶而不图横财；以勤学，辅静思，言温煦，行坦荡；致悦纳一切，敢为一切，静待其时，决不匆遽。易言之，让精神在日常有意无意间得以升华。[144]小龙。”
琳达被彻底拿下了。
她瞒着母亲，很快就开始在李小龙的功夫课堂和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卧室之间打发时间。琳达说：“你可以在卧室一直睡下去，因为阳光不会照进来，你不知道一天中的具体时间。”[145]她经常在早上去接李小龙时，发现他还在睡觉，因为他不知道几点了。他们俩都迷上了肥皂剧，每天下课后，他们就会跑回卧室追看美剧《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之后，李小龙会带她到街对面的中餐厅吃饭，那里的厨师安山姆（Ah Sam）会做李小龙最爱吃的粤菜——蚝油牛肉和豉油皇焗虾。饭后，琳达不得不回到家，与家人再吃一顿晚餐。“刚开始时，我妈妈觉得我得厌食症了，因为我吃得太少了。”
她读大一期间，多数时间用来在她多疑的母亲和暂时还不能公开的男朋友之间周旋。琳达回忆说：“这会消耗相当多的时间，并且必须要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学业一落千丈。“我的学习成绩下降都是你造成的。”她会跟李小龙抱怨。李小龙会微笑着表示同意，并帮她做英语课的试卷，但他对化学和微积分却无能为力。他是一位多产的作者，在忙于拓展自己的事业之余，还能写出不少文章。
现在，李小龙有了一个真心对他的女朋友，也支持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可以把精力完全转移到武馆的专业化经营上。他为自己的振藩国术馆发布了一则招生简章。上面写明训练的收费标准是成年人每个月22美元，青少年每个月17美元。这则图文并茂的招生简章上还专门提示说：功夫不可能在三堂简单的课程之后便被掌握，它需要智力的思考以及勤奋的训练，并进一步强调简单是咏春拳最重要的特征，他承诺：“技巧必须流畅、简短、速度飞快。”强调：“动作要直接，直指要害，剔除任何多余动作。”[146]在一次针对高档社区的宣传中，他说：“功夫有助于培养练习者的自信、谦逊、协调、适应等特质与能力，包括对他人的尊重。”这次宣传，他没有提及街头打斗。
李小龙既是课程推销员，同时也是表演者。童星出身的他自小就知道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他初来美国时，第一份临时工作便是为《西雅图日报》（Seattle Times）做报纸“填充员”（即在印刷版面内插入零散的广告）。在进行课程推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在《西雅图日报》上插入了有关他的简要介绍——考虑到当时报刊对东方人的偏执心态，这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他第一次接受采访时，使用了非常扎眼的中式英文（Chinglish）来做标题：李希望带来许多的好运。[147]记者威尔登·约翰逊（Weldon Johnson）的开场白是：“刚开始，功夫听上去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炒面（Chow Mein）。仔细想想之后，你更加确定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148]在这篇文章中，李小龙公开说明了为什么华盛顿大学应该把功夫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威尔登显然觉得中式英文非常滑稽搞笑，他最后总结道，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会让李、功夫以及炒面师傅们都非常开心的”。
李小龙很快意识到，让美国记者放下戒备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适当地讲一些老掉牙的东方笑话。“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嚼口香糖。”他的策略奏效了。因为频繁在电视上露面以及公开表演，他得到了正面的报道。记者们觉得他很有魅力，没有威胁性。
通过一系列的正面宣传以及他的认真教学，振藩国术馆很快开始盈利。在他大三快结束时，已经收了50多名学生，在支付日常开销外，还能有些盈余。他的女朋友对他的事业非常支持。她回忆道：“以阴阳观点来看，他是阳，我是阴，通常会比较安静、平和。偶尔我会帮他做点事，让他专心去工作。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149]李小龙非常信任和尊重他的助教木村武之，他不在的时候，会安排木村武之来负责代课。
是时候扩展他的帝国了。西雅图太偏僻了，潜在生源太少，不足以支撑李小龙在这里再开办一间武馆。如果想在武术方面有所成就，并继续以此谋生，他必须去美国旧金山海湾地区开办他的第二间武馆，因为那里是功夫发展的中心。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个合伙人。
40多岁的严镜海（James Yimm Lee）是位职业焊工，也是位典型的硬汉——酗酒且热衷于打斗。[150]十几岁时，他曾是体操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和业余的拳击手。二三十岁时，学习过柔术和少林功夫，特长是铁砂掌，他可以叠起五块砖，问你想让他打碎哪一块，然后在打碎你选中的那块砖的同时，保证其余的砖块完好无损。不过，在他坚硬强悍的外表下，却有着温和、理智的一面。由于当时市面上很少看到可供爱好者参考学习的英文武术类书籍，于是他开始自行出版自己的著作，并通过邮购方式进行销售。他的第一本书是《唐手功夫：铁砂掌训练》（Modern Kung Fu Karate: Iron，Poison Hand Training），这是李小龙买来并通读的书籍之一。
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大卖之后，他同意和他的老师黄添源（T. Y. Wong）以合著的形式出版一本关于少林功夫的书籍，黄添源是当时旧金山最受尊敬的武术大师之一。然而，两人最终却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起了争执。黄添源师傅指责严镜海少分给他10美元。严镜海予以否认，并怒不可遏，从此离开了黄师傅的武馆，永不进入。后来，严镜海决定和他的商业伙伴阿尔·诺瓦克（Al Novak）一起创办属于自己的武馆。[151]阿尔·诺瓦克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接受过诸多功夫训练的白人。他们都厌倦了传统功夫中华而不实的套路训练形式，认为这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决定开设一门更为现代的训练课程，将拳击馆中的器械设施应用到功夫教学中。在奥克兰（Oakland，亦称屋仑）的百老汇与石榴石街（Garnet Street）的街口，他们开设了一间东风国术馆（East Wing Modern Kung Fu Club）[152]。与身在西雅图的李小龙一样，他们的第一批学生大多不是华人，而是更需要务实训练的警察、保镖以及街头斗士。
当他们的武馆没能吸引到足够多的会员来支付场地租金时，他们只好把训练地点搬到了位于蒙蒂塞洛大道3039号（3039 Monticello Avenue）严镜海寓所的双车位车库内。这是一个更加狭小且不方便移动的空间，严镜海的妻子凯瑟琳（Katherine）经常抱怨说，严镜海和他的学生们在车库进行对抗训练时会不小心把墙壁打穿。严镜海需要另寻其他办法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以便能把武馆从自己的家中搬出去。他考虑聘请一位新的教师。
在过去的几年里，严镜海周围的人一直在向他鼓吹李小龙。他的兄长罗伯特（Robert）和朋友李鸿新曾在1959年李小龙初到美国时，上过他的恰恰舞课，并对他在课间所展现出的咏春拳术感到惊讶。1962年，他的另一位好友谢华亮（Wally Jay）带领柔道队在西雅图旅行时，也有去李小龙在西雅图的武馆参观，回来后，对李小龙大加赞赏。[153]谢华亮的评价对严镜海来说非常有分量。因为谢华亮不仅是旧金山海湾地区最受尊敬的格斗教师之一，而且还善于发现人才。他每年两次的夏威夷宴会，是旧金山海湾地区最杰出的武术家展示才华的重要场合。
严镜海致电他高中时的挚友周裕明（Allen Joe）。两人都对健身和武术感兴趣，经常一起训练。周裕明正计划和家人去西雅图参加1962年的世界博览会。
“你到那儿后，能帮我去会会这个叫李小龙的小子吗？”严镜海说道，“仔细观察一下他，看看他是否像大家说的那么好。”[154]
周裕明和他的家人抵达西雅图时，正是世博会最热闹的时候，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游客，以致交通堵塞，人群拥挤，酒店爆满。幸运的是，周裕明预订的酒店距离周露比餐厅只有半个街区。他带着孩子在“21世纪”和“科学”的世界展会的拥挤人群中逛了一天后，直接到周露比餐厅的酒吧区坐了下来，点了一杯苏格兰麦芽威士忌。
“李小龙在这儿吗？”周裕明向给他送威士忌的服务员问道。
“他今晚出去了，”她回答说，“可能晚上11点以后才会回来。”
当周裕明喝完第二杯时，抬头看见女服务员领来了一位衣着得体、相貌英俊、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周裕明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小个子，觉得难以置信。“这就是李小龙？”他内心自问道，“这个孩子看起来像个时装模特啊！”
“你就是李小龙吗？”当李小龙走近酒吧区时，周裕明开口问道。
“是你要找我？”李小龙一脸困惑地回应了一句，因为他并不认识周裕明。
“我听罗伯特和哈里特·李说起过你，他们在奥克兰上过你的舞蹈课。”周裕明试图通过解释来意让李小龙放松戒备心，“他们说你的功夫很好。”
听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夸奖之后，李小龙满脸兴奋地问道：“你也练功夫吗？”
“是的，在跟罗伯特的弟弟严镜海一起训练。”
李小龙换上了满脸的笑容：“来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李小龙领着周裕明走出周露比餐厅，向一家汉堡店走去。一路上，李小龙快速讲述了他过往的经历，尤其是过往三年里，他是如何在西雅图教授功夫的，包括他与谢华亮的会面，以及他对这位柔术大师的钦佩之情。
在李小龙讲述的间隙，周裕明插话解释说他是应严镜海的要求才来到这里的。严镜海是一位非常严苛的功夫习练者，经营着一间属于自己的武馆，并且自己制造训练器械，甚至出版了自己的武术书籍。
“你是说严镜海吗？”李小龙忍不住打断了周裕明的话，“我有买他所有的书!”
“你想见见他吗？”周裕明问道。
“当然了！”李小龙马上回应。
当他们到达汉堡店门口时，李小龙在人行道上把周裕明拦住。
“在我们进去之前，我想要你试着来打我，用任何方法都可以。”
第二天，周裕明打电话给严镜海汇报了这一遭遇。他的评价简短明了：“镜海，这个孩子太不可思议了。”[155]
得到周裕明的明确反馈后，严镜海和李小龙通了一个电话，邀请他下次来奥克兰时去他家里见个面。李小龙立即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课程表，安排妥当后，直接跳上他的黑色福特车，一路向南直奔奥克兰，开了12小时。
在严镜海家门前，两个人互相问候。[156]这是一对不太可能的组合。严镜海的年龄足以做李小龙的父亲了，但两人十几岁时都是街头的好斗分子，痴迷于武术，都对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屑一顾。他们想开创一些新的东西。
严镜海非常热情地欢迎李小龙的到来，并邀请他进屋与家人在客厅喝茶。俗套的礼节过后，严镜海立刻把李小龙领进了他的车库，那里是他的训练天地，里面堆满了他的发明——各种自制的武术训练器械。李小龙指着一个带有弹簧的拳靶装置好奇地问道：“这是怎么用的？”接下来，两个人开始对着车库里的各种新奇装置一通踢打，以致整个房子都摇晃起来。
出了一身汗后，李小龙转身对严镜海说：“试着来打我，用任何方法都可以。”
李小龙很轻松地搞定了严镜海，就如同他在西雅图搞定其他人一样。[157]第二天，严镜海打电话给周裕明讲述了他的遭遇，他的评价也极其简短：“裕明，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李小龙和严镜海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友谊，并逐渐认识到彼此合作的好处。对于李小龙来说，严镜海在旧金山海湾地区有着广泛的人脉，享有一定的江湖地位。对严镜海来说，李小龙是位年轻的天才，他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武术风格，并根据街头格斗的实际情况对传统武术进行了改进。他还在李小龙身上看到了希望，觉得他可以吸引足够多的学生来开设一间像样的武馆。
1963年春天，严镜海同意把他那间狭小的双车位车库变成振藩国术馆在奥克兰的分馆。李小龙的计划是，当他1964年6月完成大三的学业后，来奥克兰过暑假，并陪同严镜海一起另谋新址开设全新的分馆，车库仅为过渡之用。届时，李小龙将出任首席教师，严镜海担任助教。李小龙的天赋及个人魅力，让这位业已功成名就且年龄远大于他的武术家拜入他的门下，成为他的弟子之一。“他的功夫远比我这些年所学到的更为精炼、有效，”严镜海宣称，“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功夫技术全部换成了他所教的内容。”[158]
为了巩固两人的关系，并宣传他们即将到来的事业，同时获得一笔应急用的现金，严镜海建议李小龙和他共同出版一本书。这是李小龙有生之年撰写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著作。在1963年，关于中国武术的英文书籍屈指可数。严镜海和李小龙计划把他们合作出版的这本《基本中国拳法》（Chinese Gung Fu: The Philosophical Art of SelfDefense，）作为系列丛书的首发之作。这本针对初学者的启蒙读物和训练手册，以严镜海、谢华亮和埃德·帕克（Ed Parker，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武术家之一）的推荐序为开篇，并收录了一篇李小龙关于道家阴阳哲理的文章 ，用来强调他对功夫的哲学观点。书中大量内容是关于功夫基本技术的手绘插图及照片，其中绝大部分并非来自咏春拳。
为了完成书中技术演示的部分，李小龙邀请西雅图的弟子杰西·格洛弗、查理·吴以及木村武之协助拍摄。[159]拍摄场地定在了周露比餐厅旁边的停车场内。李小龙安排设计了所有的动作，由摄影师来进行抓拍。一切都很顺利，但在拍摄封面照时，出了点小麻烦。李小龙摆出了既定动作，以单腿站立，一条腿伸直定在空中，就在这时，相机出了故障。摄影师焦急地试图把相机修好，李小龙则在一旁大声喊叫：“快点儿把这该死的东西修好，不然我的腿就掉下来了。”他的学生们都被逗笑了。[160]
印刷1000册的成本是600美元，严镜海通过邮购方式以每本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本书的利润所得帮助李小龙支付了各种费用。杰西·格洛弗认为：“他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急需用钱。”
建议出版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要向传统功夫宣战。严镜海仍然对前任师父黄添源对他的污蔑耿耿于怀，但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他从黄添源那里学到的一切，在李小龙更为现代的技术面前毫无用处。严镜海的资深弟子盖瑞·卡加南（Gary Cagaanan）说：“严镜海在传统功夫方面沉浸数年之久，然而在与李小龙接触、见面并接受训练过后，他觉得自己浪费了多年的宝贵时间去学习套路和固定的形式，而没能学到如何与人进行搏斗。”[161]
李小龙和严镜海在书中加入了一个特设章节，题目为“功夫风格的差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接抨击了旧金山的传统功夫教学内容。李小龙在章节开篇写道：“上乘功夫所构建的技术是以动作精简为基础的。只有那些不成熟的体系才会充满着多余且无用的动作。”[162]接下来是以一系列照片来进行的案例分析，李小龙对黄添源在与严镜海合著的那本书中所倡导的技巧逐一进行了拆解。黄添源和旧金山的功夫团体留意到了这种羞辱。书籍出版后，黄添源告诉他的学生，说李小龙是“一个无礼的异见者”[163]。
起初，李小龙对于自己成为一名作家感到非常自豪。他寄了一本带有签名的书给香港的咏春拳师兄张卓庆。在张卓庆的记忆中，李小龙还是个顽皮冲动的少年。当张卓庆看到自己昔日的“小跟班儿”在美国以大师的身份出现时，大吃一惊。为了让李小龙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有点忌妒地贬低了这本书的质量。“你的回信像是在质疑我们的友谊，”李小龙回复道，他被这些批评伤到了，“你看到的这本书是我在1963年写的一本入门读物，现在我正构思一本更全面的关于功夫之道的书。”[164]
然而，李小龙并没能抽出时间来完成并出版这一后续作品，尽管他余生持续为这本书撰写整理了大量的笔记。其中一些笔记在他死后得以出版，比如《截拳道之道》（Tao of Jeet Kune Do）。多年来，李小龙一直为他第一本书的内容感到尴尬，因为他的处女作给人的印象是他仍然是一位传统的功夫练习者。琳达说：“在之后的几年里，他急需把自己从传统武术中解放出来。为此，他要求出版商停止出版这本书。”[165]
由于李小龙在大三期间多次往返奥克兰，越来越无法专心于学业，以致学习成绩一路下滑。尽管他每学期只上两门课，并设法努力提高了自己糟糕的成绩，可仍然无法按时毕业。他急于建立起自己的功夫帝国，决定在读完大三后从华盛顿大学退学，搬去奥克兰和严镜海及其家人一起生活。他曾跟朋友们说，他打算在加州完成大学学业。[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