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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有两种悲剧：
一种是求而不得，另一种是得偿所愿。
·奥斯卡·王尔德·
1976年，邵逸夫和他的女明星们在邵氏片场合影。（后左二）精灵发型的是丁珮（图片来源：Dirck Halstead / Getty Images）
1973年2月，李小龙讲武瞬间。左起分别是安德鲁·摩根、约翰·撒克逊、邹文怀（图片来源：Stanley Bielecki Movie Collection / Getty Images）
第十六章 末代大亨
一年前，李小龙正忙着与詹姆斯·柯本和斯特林·西利芬特创作《无音笛》的电影剧本时，曾在某个早晨意外地接到过香港一家电台打来的越洋电话，想要做一次广播连线采访。那是在1970年3月中旬，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想诅咒对方为什么这么早把他吵醒，但身为一位善于塑造公共形象的人，他立刻同意了对方的诉求，尽管当时并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来，他对朋友水户上原说：“你知道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讲电话吗？从香港打到我家，这可是越洋长途，他们一定花了不少钱。但他们活该，那么早把我吵醒。你能想象我和成千上万的听众讲话时的样子吗？我想这是广播电台第一次这么做。”[1]
水户上原问他：“你都聊什么了？”
“没什么可聊的，”李小龙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采访我。首先，他问我是否会回香港，我说，很快就会回去。然后，他又问我现在有没有拍电影，有没有计划来香港拍一部。我告诉他，如果片酬合适，我会考虑的。你知道吗？我现在中文很差。但如果对一位电台主持人来说，已经足够好的话，那么对听众来说，也应该没问题了。”
一周后，李小龙计划启程回香港探亲。他已经有五年多没回去了。此行回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他的母亲办理美国居住签证。[2]随着年龄的增长，何爱榆想和自己的孩子们离得近一些——李振辉、李秋源和李秋凤都居住在旧金山，李小龙住在洛杉矶，只有李忠琛留在香港。
1970年3月27日，李小龙带着5岁的儿子李国豪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3]尽管他此前对广播电台的突然采访感到意外，可当他走出机场时，还是被震撼到了。有一大群记者堵在那儿。李小龙猜想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和他乘坐同一班飞机，直到他听到这群人在喊他的名字：“李先生，李先生！”他才知道他们等的是他。媒体记者把李小龙堵在角落里，问了和此前电台主持人同样的问题。李小龙有些不解，但还是礼貌地进行了回答，并同意摄影师的要求，拥着两位女演员摆出姿势合影。
“见鬼，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事后告诉水户上原，“可我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自从《青蜂侠》过后，我从未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这对我的自信心有好处。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小时的广播采访就让我在香港成了名人。”
他花了几个小时才弄明白引发如此关注的真正原因。《青蜂侠》最近在香港电视台播出，好评如潮，他们甚至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作“加藤秀”（The Kato Show）。“等我弄清楚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广播电台要越洋采访，为什么会有大批记者堵在机场。我妈妈把我计划回港的行程告诉了报纸，他们把这件事登了出来。《青蜂侠》在当地受到大批观众喜欢。”李小龙愉快地回忆道，“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重播。当我第一次在香港电视台看到它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特别是看凡·威廉姆斯开口讲中文，太好笑了！我想我是唯一一个大胆离开香港之后成为演员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男女演员，好莱坞就像是一个神奇的王国，遥不可及。所以当我从好莱坞闯出名堂后，他们认为我完成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昔日顽劣的浪子如今功成名就归来，每个人都想跟他扯上关系。“虽然日程安排得很满，但我过得很开心。我妈妈家不断有电视台和报纸的人来采访，他们不只是为我而来。我妈妈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公众的关注。她真的很喜欢被关注。”
最大牌的节目邀请来自香港晚间脱口秀《欢乐今宵》，节目形式与约翰尼·卡森主持的《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类似。在节目最初的15分钟里，主持人和李小龙互相开着无关痛痒的玩笑。经过多年美国媒体的历练，李小龙可以游刃有余地呈现出他状态最佳的一面——轻松随和、魅力四射、狂放不羁。“上这样的脱口秀节目，很轻松，”李小龙事后说，“你不需要提前准备任何东西，可以整晚去开玩笑。没有严肃的讨论，一切都很轻松。”
采访部分结束后，李小龙进行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功夫表演。他急于展示离开香港后他所学到的一切。他先是做了几个二指俯卧撑，接着，一记垫步侧踢踢断了四块悬空的一英寸厚的木板——这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技艺展示。当观众欢呼雀跃时，李小龙把5岁大的李国豪领了出来，也让他打断了几块木板。场下观众立刻沸腾了起来，要知道中国人自古溺爱孩子，小国豪的表现让观众耳目一新。就像李海泉带着两个月大的李小龙出演电影一样，李小龙也正在把他幼小的儿子带入影视圈。
在最后的压轴表演中，请出了两位助演。“电视台接到我确定参加的电话后，非常激动。他们问我需要准备些什么。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两位空手道黑带。”李小龙回忆说。[4]李小龙先让一位空手道黑带手持踢击专用的盾形靶站好，然后让另一位黑带站在持靶者身后，并向后面这位解释说，如果他前面的同伴被踢飞，要立刻抓住他，别让他摔出去。“舞台很小，但我觉得已经足以让我在踢击中灌入更多的力量了，”李小龙非常得意地讲述道，“我站在距离持靶者一米半的位置上，然后迅猛地踢出一脚，那个家伙双脚离地，向后摔了出去。后面那个家伙没想到他的同伴会突然向他飞过来，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即使他做好准备了，也不可能挡得住。那家伙飞出去的速度太快了。你应该注意看所有观众的表情。这两个家伙直接撞到了道具上，把所有东西都撞翻了，非常有趣。舞台工作人员全部吓坏了，赶紧跑过来，试图把道具恢复原样。摔到地板上的那两个家伙让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他们非常震惊，脸上露出了很茫然的表情。天哪，整个舞台乱成一团。”
香港观众看过无数次功夫表演，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形式的，并且他们也从来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像李小龙这样的人——魅力四射、能量爆棚，甚至有些趾高气扬。这些都是他通过仔细观察研究“酷王”史蒂夫·麦奎因得来的。“他是如此的真实，甚至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李小龙喇沙书院的同学许冠文（Michael Hui）回忆道，“他看上去随时可以从电视里走出来，直接来到你家客厅。”[5]中国观众此前经常看到的是僵硬刻板的签约演员，他们打扮得体，被派去演播室宣传他们出演的影视作品，如果他们不按规定的形式来，就会受到制作公司的惩罚。然而，观众在李小龙身上看到了一个自由的人，不受任何形式制度的制约，甚至看上去也没被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所束缚住。《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说：“他是一个非常直率、非常西化、非常给力、敢想敢干的人，而不是备受压抑的迂腐含蓄的态度。”[6]
在那个时代来看，李小龙完全是新兴事物。没有人会比孩子们更快地接受新兴事物了。当晚最重要的观众竟然是罗维导演的儿子罗大卫。[7]就在李小龙在采访中与主持人开玩笑时，罗大卫跑去另一个房间拉他的父亲一起看节目。在嘉禾电影公司就职的罗维对他所看到的内容印象深刻。事后，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板邹文怀，建议他看一下这期节目。邹文怀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才拿到节目拷贝。“我不仅对他的技术和极佳的状态印象深刻，而且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邹文怀回忆道，“那双眼睛可以传达出非常强烈的情绪。”[8]
邹文怀认为李小龙非常有趣，是位极具潜力的演员，值得去接触一下。于是，他试图联系李小龙，但已经太晚了。李小龙于1970年4月16日飞回了美国。在没有李小龙协助的情况下，邹文怀不得不继续与邵逸夫艰难争斗下去，那可是香港的电影大亨。
在李小龙移居美国之后的十年间，香港的电影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电影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市场很小，仅有几家较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和十几家独立的影视工作室。到了1970年，香港电影市场基本上由邵逸夫一人主导。
邵逸夫出身于浙江宁波镇海一家富裕的纺织商人家庭，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与几位兄长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笑舞台”的剧场。[9]邵逸夫和哥哥邵醉翁、邵仁枚对纺织业不感兴趣，锐意进军娱乐业，并决定通过排演自己撰写的戏剧来扭转剧场日益颓败的局势。邵醉翁写了一部罗宾汉式的话剧《来自山西的男人》（Man from Shanxi），在破旧的剧院内上演。首演之夜，男主角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了下去，引得观众笑声不断，以为是剧情事先安排的。邵醉翁几兄弟注意到了观众的反应，立刻重新改写了剧本，把喜剧元素融入其中，结果大受欢迎。1924年，他们把这部话剧拍成了电影，这是他们第一部电影作品。
20世纪30年代，眼见中国大陆的局势越来越动荡，邵氏兄弟决定将业务转移至新加坡。“相比电影制作而言，我们对发行更感兴趣，”邵逸夫回忆道，“我们买下了一家电影院，然后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扩大发行范围，最后我们仅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就拥有了120家电影院。”他们打造的这一系列院线后来被称为“国语片巡回院线”，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一路经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甚至在大量拥有华人社区的西方城市也拥有自己的影院，比如旧金山。
1942年2月15日，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邵氏兄弟面对随之而来的灾难做出了比英国军队更充分的准备。他们事先清算了大部分资产，兑换成价值400多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货币，埋在自家后院里。新加坡解放后，他们把埋藏的宝藏重新挖出来，并用这些钱重建了自己的影视帝国。邵逸夫回忆道：“珍宝有点儿变色，手表也生锈了，钞票多数都发霉了。不过金子成色很好，黄灿灿的。我们还是很有钱的。”
在影院发行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之后，邵氏兄弟又将目光投向了内容制作。此时，香港已经变成了华语世界的电影之都。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空降”香港，开始拓展家族事业。1961年，李小龙被送到美国两年之后，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邵氏片场一期项目落成并正式启用。该片场坐落在可以俯瞰清水湾的小山上，邵逸夫将其命名为“电影小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电影制片厂，总占地18.6万平方米，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影视制作基地。所有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全部出自这里，包括策划、编剧、表演、导演、剪辑、混录配音以及发行，全部可以在这里完成，也可以在这里搭建影视外景。片场共有十间录音室、十六间户外摄影棚和三个音响室，电影胶片可以在片场的暗房内进行处理。无须额外购置任何东西，与影视相关的一切东西这里一应俱全，并且，每件东西都可以重复使用。
演员也是如此。与米高梅和其他黄金时代的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一样，邵氏影城也有自己的演员培训班，用来教授有抱负的演员如何跳舞、接吻以及演动作戏。有数千人申请，可只会录取几百人。在这几百人中，只会有50名毕业生可以拿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固定合约。一旦签约，邵逸夫对旗下演员的控制能力之强，足以让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嫉妒地掐灭手里的雪茄。合约长达6年，每月基本工资200港元，没有任何额外福利或医疗保障。男女演员对剧本、导演或主演没有发言权。几乎所有演员都要住在邵氏影城的高层混凝土建成的宿舍里。男女之间恋爱、酗酒或吸毒是被严格禁止的，否则就会失业。如果想解除合约，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这个行业或离开这座城市。
凭借他对发行渠道的垄断，以及低价储备的大量演艺人才，邵逸夫开始制作电影，每年超过40部，一举超过了所有独立制作人完成作品的总和。“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制作水平处于最低，”邵逸夫解释道，“每部电影拍摄周期只有7天到10天，质量很差，票房也不高。我坚持认为，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地方，电影质量必须要提高才会有利于市场发展。”虽然邵逸夫制作发行的电影质量较市场而言有所提高，但他成功的关键却是他小时候学到的：当观众看到那位演员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下去后哄堂大笑，他就明白了一点——观众至上。与20世纪50年代李小龙童年时期参演的那些说教性质的影片所不同的是，邵逸夫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教化目的。“如果观众想看暴力，我就给他们拍暴力；如果他们想看色情，我就给他们拍色情。”邵逸夫在公司内部宣称：“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什么。我特别喜欢能赚钱的电影。”
善于观察观众反应的邵逸夫从影院经营者的角度总结道：“每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它的寿命，流行过一段时间之后，观众就厌倦了。”1957年邵逸夫抵达香港时，市场上大热的是音乐剧，男主角都是孱弱但浪漫的形象。到了1964年底，善变的观众开始倾向于血腥的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于是，邵逸夫马上开始大量制作自己的武侠片[10]，里面充满了复仇的超级英雄，他们可以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制约，随心所欲地跳上跳下、飞来飞去。“有时候，我们确实过于暴力了，尤其是在刀剑类武侠片中，”邵逸夫也承认这一点，“可实际上，中国观众，尤其是大多数观众，喜欢看武打场面。”
1968年，刀剑类武侠片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突然之间，模仿日本武士电影的题材变得不再流行了。和以前一样，邵逸夫立刻转变思维，开始调整策略。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邵氏电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功夫。香港电影有着深厚的功夫片传统，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长期拍摄且不断上映的黄飞鸿系列。[11]邵氏兄弟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延续功夫片的传统，在1970年拍摄了一部《龙虎斗》（The Chinese Boxer），这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表现功夫艺术的大电影，并且带有明显的反日色彩。
拍摄《龙虎斗》的创意来自香港最大牌的功夫明星王羽[12]。他是邵氏电影演员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导演兼主演。“拍那部片子是我的主意，剧本是我写的。我出演主角，因为我有个非常棒的点子。”王羽说，“每个人都说空手道这么厉害，中国功夫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把它们拍成一部电影呢？”[13]在这部电影中，王羽饰演了一位功夫弟子，他的师父被日本空手道高手打死了。王羽所饰演的角色在经过刻苦训练之后，戴上面罩，开始行侠仗义，并伺机向日本人寻仇。在一系列充满血腥、你死我活的打斗中，他用铁砂掌将对手们一一击败，掌毙仇家，得以报仇雪恨。民族主义情绪和传统功夫的巧妙结合，使得这部电影票房大卖，并一跃成为香港影史上排名第二的最受欢迎的中国影片。[14]它的成功，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从刀剑类武侠片向以身体为中心的拳脚类功夫片的转变，也为李小龙日后成名奠定了基础。
李小龙很了解这部《龙虎斗》。他和史蒂夫·麦奎因、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一起参加了《龙虎斗》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场特别放映活动。陪同他们一起参加观影的中国制片人林念萱（Victor Lam）声称：“从王羽身上，李小龙学会了如何在电影中表现他的技术。”[15]究竟游泳冠军背景的王羽是不是真的在功夫设计方面对李小龙有所启发，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但王羽的成功似乎激发了李小龙好斗的天性。就像李小龙想要取代史蒂夫·麦奎因成为好莱坞最大牌的超级巨星一样，他很快就会在香港赶超王羽。不管王羽先做过什么，李小龙都会比他做得更好。
但在这之前，必须打破邵逸夫对香港电影市场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末，邵逸夫击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泰电影制作公司（Cathay Films），几乎垄断了香港的电影制作市场。[16]在没有外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然而，一位备受信任的助手终结了邵氏的电影帝国。
1949年，邹文怀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hanghai’s St. John’s University）新闻系，之后去香港发展。起初在新成立的《香港虎报》（Hong Kong Tiger Standard）做实习记者，但因工资过低，不得不做兼职来维持生计。“我曾同时做七份工作。”邹文怀说。[17]
1951年，邹文怀在香港《美国之音》办公室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美国之音》是美国在亚洲反共战争中的宣传机构。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曾支持蒋介石对抗毛泽东。后来，蒋介石战败逃往台湾，美国在香港设立了办公室，仅维持正常运营。邹文怀受雇为《美国之音》开办汉语广播电台。
1958年，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媒体方面学到的技能跳槽到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出任宣传经理一职。事实证明，电影营销比政府宣传更不诚实。两个月后，邹文怀向邵逸夫提出辞职，因为他卖不掉邵氏电影正在制作的垃圾电影。他的直言不讳让邵逸夫有所触动，对这位年轻的宣传经理说道：“你认为自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可以升你做制片经理。”[18]
邹文怀和他的搭档何冠昌合作默契，干劲十足。王羽的《龙虎斗》便是由他拍板决定制作的。“我把剧本给邹文怀先生看了，他让我试试看。事实上，邵逸夫先生并没操心这件事。”王羽说。[19]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彩电的普及让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面临生存问题，多家美国电影制作公司差点儿因此破产。电影院上座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电影制作成本却在上升。邵逸夫是那种能够从牙缝里掏出金子并兜售给你的精明商人。他立刻决定涉足电视行业，缩减电影产量，减少制作预算。对此，邹文怀另有看法：“邵先生考虑削减电影规模，抽调一半的人力和资本投入电视业务上，我不太同意他这种做法。”[20]
于是，邹文怀跟邵逸夫谈了一笔交易。[21]他将在邵氏电影公司旗下成立一家名为嘉禾的电影制作公司，接受制作邵氏一半的电影项目，邵氏将作为分销商，与其分享利润。由于嘉禾制作的电影将通过邵氏的连锁院线放映，邵逸夫可以放心地缩减电影产量，而邹文怀也不需要单组部门去从事销售发行的工作。
尽管嘉禾在邵氏旗下，但这家新成立的制作公司仍会不可避免地与邵氏的老电影部门争夺人才。作为前制片主任，邹文怀非常清楚每位演员与邵氏之间那份不容违背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他会暗中寻觅，并在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耳边轻声建议，他们没必要和邵氏续约，完全可以到嘉禾来。由于嘉禾没有大量的钱财储备，所以他许诺投靠过来的演员或导演们，电影上映后，会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
邹文怀秘密接洽的几位导演跑回去跟邵逸夫谈条件：“我的合约快到期了，你最好给我开出一个更好的条件，否则我就会去嘉禾那边。”邵逸夫质问邹文怀为什么要挖他的墙脚，邹文怀予以否认：“根本没有的事，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22]尽管仍心存疑虑，但邵逸夫还是相信了他说的话，要知道邹文怀是出了名的“笑面虎”。如果没有王羽从中参与，这件事可能就被掩盖过去了。
《龙虎斗》的成功使王羽一举成为香港最卖座的电影明星和大众偶像。[23]王羽想要加入嘉禾，因为这可以从他所带动的票房中分得一杯羹，但他与邵氏的合约还有好几年才到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羽决定跟邵逸夫摊牌，强行解约。邹文怀试图劝阻他，但王羽一意孤行。[24]邵逸夫为此大发雷霆，他感觉被自己最信任的门生出卖了，于是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取消了与嘉禾的合作，并直接解雇了邹文怀的两名高级助手，在迫使邹文怀来办公室之前的一周里把他也解雇了，最后还辞退了其他几名无辜的高管，如此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表明他的态度：任何背叛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此期间，王羽逃去了台湾。为了切断他的收入，并迫使他返回香港，邵逸夫向台湾法院申请禁止令，并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启事，向制片人发出警告，让王羽不能正常工作。[25]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邹文怀如丧家之犬，身无分文，但也让他坚定地走到了邵逸夫的对立面，并开始向每一位对邵逸夫心存芥蒂的人寻求帮助——那可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其中，最重要的是邵氏的老对手国泰，他们把自己废弃的一间制片厂交给了邹文怀。该制片厂坐落在斧山道（Hammer Hill Road）的一座小山包上，破旧不堪，呈谷仓状，起初是间纺织厂，后来经过改建用来拍片，自带录音棚。[26]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邹文怀便筹到了足够的资金，正式创办嘉禾电影公司。
即便如此，嘉禾的生意还是不好开展。邵氏仍然控制着华语区最好的电影院线，嘉禾不得不选择二流院线合作。此外，邵逸夫能够留住大部分一线导演继续为其效力。邹文怀所挖去的最好的导演是罗维，他是一个有能力但并不是特别聪明的行活儿导演。李小龙的前两部电影便是由他执导的。而嘉禾最大牌的明星王羽也有邵氏合约在身，尚未解约，不能在香港合法拍片。所以，邹文怀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安排王羽去日本与《盲侠座头市》的主演胜新太郎（Shintaro Katsu）合作。胜新太郎当时是日本最顶级的动作明星，同时也是李小龙最欣赏的演员。王羽和胜新太郎在1971年联合拍摄了一部电影，名为《独臂刀大战盲侠》（Zatoichi Meets the One-Armed Swordsman）。
可问题是《独臂刀》的版权在邵氏，而且，1967年上映的《独臂刀》和1969年上映的《独臂刀王》都是由邵氏出品的，都是王羽主演，并且口碑票房俱佳，此番邹文怀拍摄《独臂刀大战盲侠》明显有跟风之嫌，“这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为嘉禾工作的安德鲁·摩根说道，“这件事向邵逸夫证实了，邹文怀就好像是演艺界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27]邵逸夫起诉嘉禾侵权，是想借此机会将未站稳脚跟的邹文怀彻底打垮。
总而言之，资金短缺，发行受阻，无人可用，旗下最大牌的明星还有官司缠身，再加上面临着占据香港垄断地位的电影制作公司的法律制裁，邹文怀陷入了绝境，急需救世主的出现。
1970年4月下旬，李小龙离港返美后，邹文怀找到了他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李小龙接到电话时，很惊讶。他与邹文怀并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过他。他们聊了一会儿，似乎很聊得来。邹文怀问他是否会考虑回香港拍电影。与之前接受电台采访时的回答一样，李小龙开玩笑地说：“如果价钱合适，可以考虑。”他们继续聊了下去。不过，当时李小龙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正在推进的好莱坞的项目上，很明显他对邹文怀的提议只是应付，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他的全部精力都在《无音笛》上。
一年后，1971年4月10日，李小龙给邹文怀回电。当时，《无音笛》、《功夫》和《凯尔西》连遭失败，李小龙无力偿还抵押贷款，且腰伤仍在困扰着他，他急需用钱。
“你认为哪部电影最令你满意？”李小龙问邹文怀。[28]
“大多数我参与制作的电影，我都很喜欢。我不会说他们是最好的。回过头来看，我总能发现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邹文怀回答道，“不过，我很满意。”
“你觉得王羽的《龙虎斗》怎么样？”李小龙继续问道。
“那是我们制作的最成功的动作片之一。”
“我可以做得更好。”李小龙很自信地说道。
“真的吗？”邹文怀有意引李小龙说出自己的观点。
“真的，如果你想拍出更好的功夫片，你应该……”李小龙接着解释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不同于他人的处理方式。
“对，对，你说得对，”邹文怀立刻顺着他的话说道，“如果你能帮我，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开创新的局面。”邹文怀对这次谈话很有信心，聊到最后，他说：“好吧，我会派人过去跟你签份合约。”
“你不过来吗？”李小龙有些意外。
“我现在手头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你放心，既然我们通了电话，很多事情都达成了一致，就一定没问题的，我马上安排制片人过去见你。”
虽然他们在电话里聊得很愉快，很多事情也达成了一致，但李小龙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要和嘉禾签约。因为嘉禾目前正陷入困境，且财务状况和自己一样，都很不稳定。尽管邹文怀的提议已经摆到了桌面上，但李小龙还是决定去跟邹文怀的死对头邵逸夫接触一下。他联系了儿时的玩伴小麒麟，他现在是邵氏的签约演员，李小龙希望通过他了解一下邵氏的情况。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提到过：“小龙跟小麒麟在60年代末有过通信，提到过他想回来看看。”[29]
李小龙给小麒麟写过一封中英文夹杂的信件，上面向邵逸夫提出了他的想法和所能接受的条件。“小龙提出了三个要求，”小麒麟回忆道，“第一，片酬1万美元；第二，他必须有权修改任何交到他手上的剧本；第三，动作设计必须他说了算。”[30]对于一个未经证实且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演员来说，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邵氏电影的制片人黄家禧（Lawrence Wong）对此解释说：“李小龙要价太高，如果我们同意他开出的条件，我们将不得不相应地提高我们所有其他合约演员的薪酬。”[31]
经过一番内部讨论之后，邵逸夫给予的答复是每部电影片酬5000美元，对于李小龙后两个条件，邵逸夫略过没提。琳达说，李小龙看到回信时冷笑了一下，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绝。他给邵逸夫打了一份电报，询问他之前那两项被忽略的条件。对李小龙来说，对作品质量的把控比钱更重要。然而，邵逸夫却以大家长的姿态回复道：“直接告诉他，只要他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下把李小龙激怒了。尽管他已入不敷出，但仍是个自由人，他不想被邵逸夫束缚住。[32]
如果说邹文怀不是李小龙的第一选择，那么在邹文怀眼里李小龙也不是他的首选对象。当时，李小龙对邹文怀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有潜力的演员，身手不错，魅力十足，四年前在一部反响平平的美国电视剧中扮演过司机的角色，还算不上是一位著名演员。邹文怀真正想签的人是香港最著名的功夫女星、被誉为“武侠影后”的郑佩佩。[33] 1966年，她在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中饰演女剑客金燕子，并因此一举成名。香港电影圈传闻邵逸夫对这位一手捧红的女主角心仪已久，但她拒绝了他的求爱，结果引得邵逸夫更加热情地追求她，无奈之下，郑佩佩只得远走台湾，之后移居洛杉矶，选择了结婚生女，淡出了娱乐圈。在邹文怀看来，与李小龙不同的是，郑佩佩不仅已经是一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成名女星，而且如果能够把她和王羽同时招至麾下，将是他在与邵逸夫争斗过程中的一次胜利。
被派来美国邀请郑佩佩回港拍戏的是制片人刘亮华，她是导演罗维的妻子，也是位著名演员。她抵达洛杉矶后，住在郑佩佩家里。身为潜在争取对象的李小龙被邀请过去见面。“李小龙会来我们家里接亮华。他留的长发比较长，总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香气。”郑佩佩用委婉的语气来形容大麻烟的气味，“我丈夫觉得小龙有点儿嬉皮士的味道。”[34]
刘亮华最终没能如愿签下郑佩佩。尽管郑佩佩之后会有一个相当漫长且多样的演艺生涯，包括在2000年的《卧虎藏龙》中出演碧眼狐狸一角，但此时的她已决心息影，并无重返影坛的打算。目前还不能确定刘亮华什么时候回香港，以及李小龙究竟是否会同意嘉禾的邀约。邹文怀的出价要比邵逸夫高，他计划支付15000美元的片酬，代价是李小龙要为他拍两部电影。可是与一家濒临破产的初创公司合作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嘉禾在电影还没拍出来之前就破产了，或者最终邹文怀拒绝付钱，抑或是电影质量得不到保证，糟糕到会让李小龙后悔出演这些电影。
李小龙向业内资深人士斯特林·西利芬特请教，征求他的意见。
“不用考虑这个，别去。”斯特林·西利芬特的意见简单明了。[35]
“可是，我现在急需用钱。”李小龙回应道。
考虑到自己师父的生活现状，斯特林·西利芬特建议道：“听着，如果你决定要去，先张口要钱，坚持让他们为你买好头等舱的往返机票。我不需要告诉你有关中国电影制片人的事。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先去了那里，有可能你会拿不到钱，也无法购买返程机票，你回不了家。你会被困在那儿，可是你的家人还在这儿。”
“不，我相信邹文怀，我会回来的。”李小龙说。
1971年6月28日，李小龙与嘉禾签下了两部电影的合约：《唐山大兄》和《中国拳王》（后改名为《精武门》）。[36]合约结束后，他就打算回来。与大众常规看到的故事相反，李小龙始终没有放弃好莱坞。[37]尽管好莱坞曾让他多次失望，但最近参演《盲人追凶》所收获的正面反馈让他又重新点燃了希望，他对于日后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十分看好。他甚至相信他可以重启《无音笛》的拍摄计划。在出发前两天，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周日上午要回香港去拍两部电影——《唐山大兄》和《中国拳王》，预计在那儿停留四个月。等我回来时，我会非常忙的，既要筹拍《无音笛》，又要与弗雷德·温特劳布合作一部电影，而且，我在香港的四个月期间，还要与派拉蒙协商合作开拍一部电视剧。”[38]
李小龙对他即将开拍的这两部嘉禾电影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式签约之前，他看了很多香港功夫片。“他们太差了，”李小龙说，“原本打斗和演戏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动作中要带着戏，可是大多数港片都很肤浅，只有一个维度。”[39]虽然他确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他并没预料到这两部电影会对他今后打入好莱坞产生那样重大的影响。他与邹文怀的合作并不在他的职业规划之内，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主要目的是赚钱，他需要让自己已经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再度充实起来。他是为了钱才签的这份合约，就这么简单。
1971年8月，在《唐山大兄》的拍摄过程中，李小龙把韩英杰所饰演的大老板举了起来，准备扔出去（图片来源：Michael Ochs Archives/Getty Images）
1971年8月，导演罗维和李小龙在泰国外景地合影（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十七章 唐山大兄
李小龙本不该享受电影明星的待遇，但这部电影却把他捧成了明星。1971年6月28日，在他与嘉禾签下两纸合约的同时，《唐山大兄》的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原本确定由田俊出演片中主角，他是嘉禾准备力捧的明星。邹文怀提出要为李小龙专门制作另一部电影，但李小龙等不起，邹文怀只得勉为其难，硬把他塞进了这部电影里。
李小龙在回香港之前，刚刚拍完《盲人追凶》的第一集《截拳载道》，他留下了50美元给琳达贴补家用——这是他还清当期债务后剩下的所有现金。然后，他于7月12日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香港。[40]邹文怀本来想让李小龙直飞泰国，直接进组拍摄，不在香港停留，因为他担心邵逸夫知道消息后会试图从嘉禾挖走李小龙。但是，“小龙拒绝了，他决心在合理范围内，从一开始就要在自己参演的作品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这不是自尊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琳达说，“他在香港机场停留的时间其实只够跟朋友打个招呼，不过这种做事的方式表明了他不甘心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41]
在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独立之后，李小龙转机飞往曼谷，在那里停留了几天，7月18日被工作人员开车送往北冲（Pak Chong）。这是一个极为贫穷的小村庄，紧挨着泰国国家公园。对于像李小龙这样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从贝莱尔到北冲，简直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他给妻子琳达的14封家书中，第一封是这样写的：“这里的蚊子很恐怖，而且到处都是蟑螂……食物也很糟糕，村子里没有牛肉，只有少量的鸡肉和猪肉。我很高兴带了我的维生素过来……我很想你，但北冲不是一个适合你和孩子们来的地方。这是一个极度落后的村子，什么也没有。”[42]他的体重从130斤掉到了115斤。为了保持精力充足，他服用了大量的维生素片，以致谣言四起，大家误以为李小龙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吸毒，甚至还登在了各种不入流的小报上。
李小龙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生活环境，而是来自周围的同事。演员和剧组人员都有着同样的忌妒和怨恨心。其中大多数人是田俊的朋友，乍一看上去，把李小龙从好莱坞请来，其目的就是为了抢走田俊的主角身份。如果有人对“小龙”还有些许印象的话，一定是他小时候拍的那部黑白片《细路祥》，他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勇敢的孤儿，可是《唐山大兄》定位是一部暴力动作片。这就好像麦考利·卡尔金（Macaulay Culkin）在演完《小鬼当家》（Home Alone）之后，直接消失了，多年后，突然以成年人的面目出现，成了《谍影重重》中的杰森·伯恩（Jason Bourne）。让大家不满的，还有李小龙的薪酬问题。整部电影的预算不到10万美元，其他演员的工资最多只有400美元，可李小龙的片酬却高达7500美元。预算中最大的一项支出是假血浆。[43]“听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李小龙身上，我们就在想，‘这家伙到底是谁？’”
嘉禾公司的武行班润生（Zebra Pan）回忆道。[44]
在正式搞定同事们之前，李小龙不得不先和导演吴家骧过过招。李小龙正式进组时，吴家骧已经花了一周的时间去拍田俊的戏了。他想看看为什么李小龙值那么多钱，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于是，他想通过拍摄李小龙和大老板的手下对打的戏份来掂掂他的斤两。吴家骧导演想让李小龙比画一套耗时较长的动作招式，比如出拳、格挡、踢腿、扫、锁、摔投，再加上杂技式的翻跟头。香港功夫片的打戏取自粤剧，其打斗场面通常由50个不同的动作构成，甚至更多。
与片场那些特技演员不同的是，李小龙从未学习过粤剧。他的主要格斗环境是在街头。他认为传统的打斗设计既古板又不切实际。这是老派的方式，他父亲那一辈人会这么做。李小龙是新派的，接触的是新鲜事物。在戏中，面对三个对手时，他的处理方式是先一记外摆踢，踢向其中一人的头部，然后转身扫踢踢倒另一个，最后钩踢干掉第三个——一脚解决一个——致命的旋转，旋转一次，干掉一个人。“在华语片中，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打，真正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们的打斗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李小龙抗议道，“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这么打吗？”[45]
吴家骧愣住了。中国观众希望在动作片中看到冗长复杂、精心编排的打斗场面，他们不想看现实中的打斗。吴家骧认为李小龙是个骗子——他只会踢三脚！吴家骧是在中国电影体系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观念里，导演最大，演员要听导演的。他告诉李小龙，必须做出更多的打斗动作来：“我想让你打得再多一点。你要动起来，这些远远不够。”李小龙是在史蒂夫·麦奎因的好莱坞明星系统中历练过的，他告诉吴家骧，他要执导自己的打戏。
双方陷入僵局，最后都给香港的邹文怀打去了电话。
“这个导演简直是垃圾，”李小龙在电话里说，“我跟这些手下打的时候，三脚把他们搞定。如果跟这些人打，要花很长时间，那么我跟大反派打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要整整打上一个小时吗？”[46]
“你被他骗了，”吴家骧向邹文怀抱怨道，“你跟我讲这家伙有多么厉害，可他根本不会打。他只会踢三脚。我叫他 ‘李三脚’。”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在东西方环境中长大的李小龙，想要弥补两种打斗方式之间的差距。拍摄《青蜂侠》时，他认为过度使用约翰·韦恩那种打拳方式很枯燥，于是他增加了各种踢腿来刺激观众，他让西方电影中的打斗动作变得更丰富了。可是当他看到华语片对打斗动作的处理时，他意识到他们需要贴近生活。这些打斗动作烦琐至极，完全脱离现实。对观众来说，没有任何的危机感，也就很难有感情投入。吴家骧说得对，李小龙不是受过传统训练的粤剧小生，但他所掌握的远不止三脚，他没有虚度光阴，却也不像那个时代的特技演员或其他动作明星那样从早到晚练习几十种传统的功夫套路。
邹文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这部电影需要导演在场，可他已经在李小龙身上花掉了7500美元。在决定到底解雇谁之前，邹文怀观看了已拍摄的素材。他从李小龙的动作中捕捉到了吴家骧导演没发现的信息。“事实上，李小龙的三脚令人吃惊，非常棒！”邹文怀看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定把侮辱变成一种赞美。[47]日后，嘉禾在为《唐山大兄》宣传时大肆使用了“神奇的李三脚”这一口号。（后来李小龙成了女性的梦中情人时，小报记者更乐于使用这个绰号。）
邹文怀打电话给片场制片人刘亮华，征求她的意见，是她去洛杉矶把李小龙请来的，她也是导演罗维的妻子。刘亮华告诉邹文怀，吴家骧脾气暴躁，与剧组人员的关系弄得很僵。关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她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自私的建议。她的丈夫最近在台湾刚刚拍完一部电影，为什么不把他调来泰国代替吴家骧呢？邹文怀同意了。李小龙获知消息后，长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和吴家骧打交道了。但52岁的罗维将会是一个更难缠的角色。
年轻时期的罗维，是上海的舞台剧小生。1949年以后，他来到香港，转行做了导演，最终受雇于邵氏。尽管与香港最佳导演胡金铨相比，在视觉风格方面他不如对方，但仍不失为一位非常有商业价值的工匠型导演。[48]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为邵氏拍摄制作了17部票房不错的电影。对于邹文怀来说，能够从邵氏把他挖过来，绝对是一记妙招。如果说有谁能够将一部陷入困境的电影救活的话，那一定非罗维莫属。
作为一名导演，罗维身上还保留着之前做演员时的傲慢和自恋。因为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壮硕的体形，加上他的自大和坏脾气，以及他总是乐于在自己导演的电影中客串（他在李小龙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中，客串了华人探长的角色），所以在片场，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毕生都在片场摸爬滚打的李小龙立刻意识到这一点，他写信给妻子说：“又来了一位新导演（是个爱出风头的人），据说要接替现任导演的工作。这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他有能力并且愿意合作就行。”[49]
罗维不希望跟他的演员是合作关系，他需要对方的尊重和无条件服从。毕竟，是他的儿子在电视上发现了李小龙，是他罗维提议邹文怀与李小龙取得联系，更是他的妻子亲自跑去洛杉矶签下了他。
向权威人物卑躬屈膝本就不是李小龙会做的事。就像他对邹文怀一样，李小龙在跟罗维讲话时，拒绝使用尊称，从来都是直呼其名，这在香港电影片场中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令人震惊。由于李小龙公开不给面子，所以罗维非常恼火。罗维的妻子刘亮华试图从中调解。“我们的冲突是从小事开始的，”罗维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在片场时，他喜欢叫我的全名，他会当众大喊，‘罗维！罗维！’所以我妻子跟他讲，‘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他岁数比你大得多，如果你想听上去显得更亲密或更熟悉，你应该叫他‘罗叔叔’。如果你想听上去显得更有礼貌，你可以叫他‘罗导演’。”[50]
当李小龙试图介入导演和制作时，罗维更感到震惊了。李小龙觉得香港电影在质量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和美国制作的电影，他想要有所改进。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罗维更喜欢一成不变，继续按以前的方式来拍。据片场大多数人的说法，罗维是个甩手掌柜，从不过分干预表演的细节。演员们拍戏时，他经常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听赛马的广播。如果有人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打扰到他，或者他的马跑输了，他就会怒气冲冲地大吼大叫。对于李小龙这样的完美主义者来说，这种玩忽职守的导演方式是非常不敬业的行为。在给妻子琳达的信中，李小龙写道：“我们正在开拍的这部电影看上去相当业余。新来的导演把之前那个不靠谱的替换掉了。不过，新导演的水平也很一般，总是摆出一副让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51]
“李三脚”在片场还跟资深的动作指导韩英杰发生了冲突。韩英杰在这部电影中饰演反派大老板的角色。李小龙和韩英杰在镜头前对打，他们也在幕后对动作设计风格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番争夺。韩英杰想要戏剧化的打斗，模仿粤剧舞台动作；而李小龙则坚持要尽可能地贴近现实，甚至到了拳拳到肉的地步。韩英杰还记得当时被李小龙踢了一脚：“他对时机和空间的控制非常好，但他出拳踢腿太用力了。有一次，我的脸被他一脚踢中擦伤，虽然很痛苦，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足够幸运。”[52]
最终的结果是两人达成妥协，各退一步。李小龙被允许引入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来作为他的标志性动作，比如转身高踢，快速击倒，甚至舔一下自己的血（他的学生拉瑞·哈克赛尔曾跟李小龙分享过一个故事，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他舔了一下自己的血，把对手吓坏了。李小龙很喜欢这个故事，并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表演中）。韩英杰则在这部戏中继续保留了香港动作片的一些常规元素，比如跳弹床和用传统功夫套招对打的一系列重复镜头。
面对这位目中无人的演员，导演罗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能解雇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李小龙和田俊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做些文章。当初，李小龙坚持出演这部已经确定了主角的电影时，邹文怀的盘算是如果李小龙缺乏足够的魅力来撑起这部电影，他还有田俊这个后备力量。“这就是它的微妙之处，”安德鲁·摩根说，“如果你仔细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电影一开头有两位主演。因为他们想试试看李小龙究竟行不行。拍到一半时，他们再决定，‘让谁死掉，让谁活着。’”[53]
在正式做出决定之前，罗维可以从中挑拨离间。起初，罗维与李小龙常常会为了夸张的粤剧打斗方式而发生争执，李小龙极为厌恶这种表现形式。“拍到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就拍到要打了。要打的时候，就打了三四个镜头，叫他这样那样，跟他讲怎么怎么打，他不肯打。”罗维回忆道，“第二天，要打，这场戏，像我们普遍拍起这种动作片，这场打的戏，要拍好多天呀！
你这样几下子怎么行？！我就想了个办法，一早去开工以后，我就叫李小龙坐在旁边休息，我就拍田俊，拍田俊在打，一会儿叫他跳弹床啦，一会儿叫他翻啦，一会儿就摔啦，就这样子打；那李小龙一上午都没拍到戏，他坐在旁边，越看越没有意思，他想想不对啊，他打得这么多，放出来后，他就成了主角，我变为配角，所以呢，就……就比较听话，比较肯打了。”[54]
大约在这个时候，李小龙似乎对罗维的态度有所转变。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很不情愿地写道：“拍摄已经在加快进度了，进展比以前顺利得多，虽然新来的导演不是罗曼·波兰斯基那个级别的，但总体来说，比之前那个导演要好一些。”[55]罗维一定是发现了李小龙具备成为明星的潜质，因此决定在影片第一部分快要结束时，让田俊的角色死掉，把剩余的戏份全部交给李小龙。
罗维声称，他刚到泰国时，《唐山大兄》的剧本只有三张纸，这多少有些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香港电影在拍摄初期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剧情大纲——导演和主创人员可以在拍摄过程中即兴发挥，使之充实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唐山大兄》中，李小龙所饰演的郑潮安似乎取材自他本人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改过自新的角色，年轻时喜欢打架，经常与人发生冲突。他被派到泰国一家制冰工厂打工。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佩，那是母亲对他的约束，提醒他不要打架。出来迎接他的是田俊所饰演的工人领袖。在接下来的一场戏中，田俊出手教训了几个欺凌弱小的当地恶霸，而李小龙则在一旁沮丧地看着，用手拉了拉戴在脖子上的玉佩。这家工厂以制冰为幌子，真正的业务是走私毒品。当两名工人无意间发现了藏在冰块中的海洛因时，立刻被灭口了，尸体藏在了冰块里。身为工人领袖的田俊就工人失踪一事质问大老板，并扬言要报警。于是，大老板的手下在一场激烈的打斗中杀死了他。
从这一刻起，李小龙在影片中从帮手变成了主角。与现实生活不同，他所饰演的角色是个乡巴佬，很容易上当。大老板任命他当工头，并举行宴会为他庆祝，席间灌了他很多酒，又招来泰国妓女服侍他。这是他在电影中第一次涉及情色场面。进入卧室后，他立即天真地倒在床上，熟睡过去。泰国妓女褪去衣服，依偎在他身旁。直到他发现工人的尸体被冻在冰块里，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李小龙后来告诉记者：“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率的人。比如，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信。后来，当他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变得像野兽一样。”[56]
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郑潮安知道实情后，把自己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扔进了河里，抱着必死的决心，决定去找大老板为工人报仇。在导演最初的剪辑版中，郑潮安随后返回妓院，享受人生中最后一丝乐趣。他挑选了一名妓女，把她推倒在床上，自己脱光了衣服（床头板挡住了他的隐私部位）。[57]这是李小龙从影生涯中唯一一次裸体镜头。妓女睡着后，郑潮安从她的床头柜中拿了一包爆米花，向大老板的庄园走去。
这一幕以及其他大约五分钟的限制级内容，在香港和西方发行的粤语及国际版本中被删掉了，主要是为了通过审查。[58]但这么做也是出于商业考量，因为电影观众对于片中的男主人公延迟复仇转而去解决生理需求的行为会反感的。在剪辑后的版本中，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突然出现在大老板的庄园门口，而且莫名其妙地吃着爆米花。
最后的高潮打斗场面是摄制组在北冲的最后三天里拍摄完成的。对李小龙来说，拍摄相当困难。首先，他必须面对大老板的德国牧羊犬。他喜欢狗，但害怕那些带有攻击性的狗。罗维似乎很乐意看到李小龙手足无措的样子。“就是在军营里头，去借了条狗，军犬！大得不得了，个个看见都怕，那个狗凶得不得了，”罗维回忆道，“李小龙就不肯拍，‘不要开玩笑，不能拍！’结果弄得没有办法，那条狗一直盯着他看，李小龙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们都笑他，你那么大的英雄，怎么会害怕一条狗呢？我们之后又去买了一条狼狗，拍摄时给它打了麻醉针……那条狗晕过去了，然后再用七八个人把狼狗对着镜头扔过来，扔过去的。”[59]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李小龙受了一些轻伤——手指被一块廉价玻璃划破了——但耗时最长的伤势是他意外扭伤了脚踝。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我经历了两天地狱般的生活。我从高处跳下来时，扭伤了脚踝——驱车两个小时去曼谷看医生——结果路上又感冒了（曼谷又闷又热，24小时都在堵车）。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还是拖着一条伤腿，在发烧、感冒、疼痛中，完成了片尾那场打戏，我们用了特写镜头。”[60]在影片中，他们临时增加了一个场景，由动作指导韩英杰饰演的大老板划伤了李小龙的腿，以此来让他的行动不便显得更加合理。
当李小龙在偏远的北冲小村庄忙着拍戏时，派拉蒙公司的电视部门已经多次给嘉禾公司发去了电报，试图找到他。他离开洛杉矶之前，《盲人追凶》已经拍了四集。最初的计划将李小龙那集《截拳载道》排在第三集播出，可派拉蒙公司电视部的负责人汤姆·特南鲍姆特别喜欢这一集，于是临时决定把它作为第一季的第一集，在1971年9月16日的秋季首映周播出。[61]然而，这一决定却让汤姆·特南鲍姆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李小龙饰演的李宗在第一集中戏份重要，且表现出彩，观众自然会期待他能成为该剧中的循环角色，可李小龙在离美之前，汤姆·特南鲍姆还没来得及跟他签下多集的合约，所以派拉蒙迫切地想找到他，把合约签了，让他回美国多拍几集。
经过多次电话沟通之后，汤姆·特南鲍姆终于和身在曼谷的李小龙取得了联系。为了吸引李小龙回美拍戏，汤姆·特南鲍姆出价每集1000美元，连拍三集，并承诺日后将专门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一部电视剧，暂定名为《虎之力量》（Tiger Force）。对此，李小龙在给妻子琳达的信中，很兴奋地分享了这一好消息：“《盲人追凶》大获成功，每当我的角色出现时，都会瞬间引发观众叫好。所以，派拉蒙想让我再次出演，并作为一个循环角色出现。与此同时，特南鲍姆正在撰写《虎之力量》的剧本。”
李小龙同意《唐山大兄》杀青后返回好莱坞，继续《盲人追凶》的拍摄，但他认为每集1000美元的酬劳不够，于是他给汤姆·特南鲍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每集片酬提高至2000美元。“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李小龙在给琳达的信中对此解释道，“目前，我们占据着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局面——最不济也可退回香港去发展我在那边的事业。”[62]
在等待回信的那段时间里，李小龙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不管结果如何，我会坚定我的立场，‘是时候提升我的价值了。’”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告诉小国豪，等我到曼谷的时候，我会买些玩具寄给他——前提是派拉蒙的交易谈成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太在意。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才刚刚开始。’”[63]
当他终于收到派拉蒙的回信时，一直提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汤姆·特南鲍姆同意了他的要求，将片酬涨至每集2000美元，共拍三集，并且他最多只需要在片场拍上9天。现在李小龙有能力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买些礼物了，“你会收到我买的结婚七周年纪念礼物——一份属于你和我的礼物。”他在给琳达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不管怎样，我回来时能拿到15000美元的酬劳。”他为两人准备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是一对戒指。“小龙有时会忘记我的生日，”琳达说，“可是他对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一般都记得很清楚。”[64]
派拉蒙所有发往嘉禾办公室的电报和越洋电话都流露出一个信息，在邹文怀眼中，李小龙已经变成了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明星。李小龙后来告诉记者：“这很有意思，当派拉蒙发电报、打电话到香港找我时，我香港的制片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明星。我的声望肯定因此提高了三倍。”[65]
不仅仅是好莱坞提高了他的声望，《唐山大兄》片场人员向邵逸夫透露，李小龙才是这部片子真正的主角。这让邵逸夫立刻意识到让李小龙从自己手中溜走是个错误，于是他试图从邹文怀那儿把他再挖过来。李小龙在写给琳达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嘉禾现在很犹豫，因为邵氏给我打过电话，邀请我跟他们合作。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香港已经是超级巨星了。”[66]
北冲拍摄临近尾声时，邹文怀首次到片场探班，与他的“超级巨星”见面。他急于重申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李小龙一如既往地自信，对邹文怀说道：“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牌的中国影星。”[67]
李小龙的自信是有感染力的。嘉禾决定力推《唐山大兄》，借助该片来让公司扭亏为盈。邹文怀将剩余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这部电影的宣传营销上：1971年9月3日，李小龙和剧组人员返回香港启德机场时，邹文怀为此投放了大量的广告，并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众多香港记者齐聚一堂，抢先一睹邹文怀力捧的新星。李小龙凭借多年来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积累出的经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香港媒体的好感。当媒体向他提问，自己和王羽相比较孰优孰劣时，他明白这是媒体试图在舆论上挑起事端，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大家一定看过王羽在影片中的武打身手，将来《唐山大兄》上映，各位不妨看看我李小龙在片里的表现，交给各位做出判断，不是比我自夸自赞更好吗？”
然后，他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巧妙地赢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个故事讲述了他身为一名中国人在美国所遭受的偏见：“有一天，当我正在自己家门前修剪草坪时，一个美国人走过来问我修剪草坪需收多少工钱。我便随口对他说，‘我在这里修剪草坪是免费的，不过完活儿后，我可以和房间里的太太睡觉。’”[68]
接着，他又唤醒了记者的爱国主义情怀：“在美国不是做配角，就是扮演恶霸歹徒，使用东方武术时更被当作旁门左道；而港台武打片又太重东洋味，处处 ‘以日为师’，所以，我憋了一肚子气，一直想弄点成绩给他们瞧瞧。”
即使是关于他和导演罗维之间的冲突问题，也没能影响李小龙的独特魅力。“不错，在拍片时的确常与罗维吵架，但起因完全是为了拍片问题，而最终目的也是将《唐山大兄》拍得更好。”李小龙告诉记者，“由于大家都是火暴脾气，硬碰硬之下，冲撞在所难免，不过只是对事不对人，自然不会有‘隔夜仇’，吵过一轮，我们很快又重新合作。”
相比李小龙，罗维在面对媒体时，就没那么老练圆滑了。他告诉媒体，李小龙被宠坏了，并且态度十分傲慢，表现得好像每个人都不如他。他甚至开始对记者低声耳语道，真的是他教“李三脚”在电影中如何去打的。
幸运的是，李小龙并没有看到报纸上罗维对他的评价。在派拉蒙和邵氏开始竞相拉拢他时，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他要求邹文怀推迟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这样他就有时间可以返回美国先把三集《盲人追凶》拍完。此外，邹文怀还同意让李小龙的家人随同飞来香港，并专门提供一套公寓给他们住，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起初邹文怀曾计划让李小龙拍摄一部关于截拳道的短片，以换取琳达的机票。[69]在李小龙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沿用了这一简单的策略，让他的各种甲方互相竞争，比如邹文怀对邵逸夫、香港对好莱坞。1971年9月6日，当李小龙登上飞机返回洛杉矶时，他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抵达洛杉矶后的第二天，李小龙就回到了《盲人追凶》的片场，连着拍完三集的戏份：第六集《死亡遗产》（Spell Legacy Like Death）、第九集《周三之子》（Wednesday’s Child）和第十集《盲探识人》（‘ I See,’ Said the Blind Man）。这三集的剧本并非出自斯特林·西利芬特之手，他当时正忙着为1972年上映的《波塞冬历险》（The Poseidon Adventure）撰写剧本，没时间再分心顾及这部剧。于是，这几集的剧本便由其他几位才疏学浅的编剧来负责，且需要临时加入李小龙的戏份。编剧们只得赶工，在开拍前的最后一刻草草地对剧本进行修改，让他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如同背景一样的存在，随意扔给他几句很普通的对白。
第六集《死亡遗产》一开始，便是李宗（李小龙饰演）和迈克·朗斯特里特（詹姆斯·弗朗西斯饰演）的训练场景，但并没有交代在过去的五集中李宗到底去哪儿了。他们穿着类似飞行员一样的运动服。在编剧团队内部，流传着一个李小龙是否会重回固定演员阵容的笑话。朗斯特里特接到一个勒索电话，对方威胁要炸掉市内的一座主要桥梁，李宗主动提出可以帮忙。“李，你确定要加入我们吗？”朗斯特里特问道。李宗回答：“做一名参与者总好过做一名旁观者。”当炸弹袭击者要求朗斯特里特一人带着勒索的钱前往指定地点时，这位主角的功夫师父又被留在了幕后。后来，李小龙离开剧组时，《盲人追凶》的剧组内部一直重复着一句笑话：“李，你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
他参演的第九集《周三之子》更像是对《青蜂侠》的一次回顾。李宗担任了盲探迈克·朗斯特里特的司机。在本集片尾，李宗以一系列的旋踢及飞踢狠狠地教训了坏人。相比四年前，李小龙武术技能的表现力有了很大提高，并且英语对话的能力也有显著改善，比之前更清晰流畅了，但他仍是在扮演一位白人富翁的用人。
在《死亡遗产》一集中，李小龙有19句台词，在《周三之子》中，有12句，到了他出演的最后一集《盲探识人》中，只剩下5句。他手持一个踢打用的靶子，让朗斯特里特一通捶打，像是在发泄。他在这集的剧情中没发挥任何作用。除了首播集中那个漂亮的开场，李宗这一角色在戏份上远不如加藤，他甚至没有朗斯特里特的导盲犬戏份多。在大多数场景中，李小龙是作为其他角色谈话时的背景出现的，通常是双臂环抱在胸前，眼睛向下看，偶尔会点头做个反应。琳达说，李小龙发现他在这三集中的角色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他可能用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形容词）。[70]
李小龙会尽力争取每一句台词，有时他会以恶作剧的形式，躲在该剧首席编剧霍埃尔·罗戈辛（Joel Rogosin）的办公室门后。等霍埃尔·罗戈辛走进来时，李小龙会从后面用胳膊勒住他的脖子，对他说：“我需要你在剧本中给我多加几句台词！”[71]霍埃尔·罗戈辛还记得：“他个子比我小，但非常强壮，如果他抓住你了，除非他决定松开，否则你根本逃不掉。我会说，‘你想怎么样都行。’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尽管李小龙对他得到的台词数量感到失望，但他仍是众多演员中最具活力且风趣的那一位，常常在拍摄期间扮丑搞怪。“他会把体内所有的气都吐完，然后开始给自己充气。他慢慢吸入空气，让自己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妮基·贝尔的扮演者玛琳·麦森回忆道，“我们看他这样，会很开心地逗他，‘把自己炸掉，把自己炸掉。’”[72]
《盲人追凶》的第一集在1971年9月16日正式播出。三天后，《纽约时报》对该剧发表了评论。尽管对该剧评价一般，但对李小龙的表演却不吝赞誉之词。
在该剧第一集《截拳载道》中，朗斯特里特意外遭遇了几位码头工人的袭击。[73]
危难之时，被一位名叫李宗的中国年轻人给救了，李宗使用了一种类似超级空手道的华丽技击动作，将施暴的歹徒一一击退。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自卫术，很自然地，朗斯特里特想要跟他上几堂课，试图掌握这项技能。
李宗的饰演者李小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超级小子（superboy），如果把朗斯特里特比作蝙蝠侠的话，那他就像是罗宾的角色，习惯说一些很正式的问候语，比如“祝你好运”之类的。内心平静是李宗的秘密武器：“你是个好斗的人，朗斯特里特先生。除非你学会平静下来，否则你永远无法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些难言之隐。这位盲人主人公立刻引起了李宗的同情……李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且足以证明他自己一系列的行为是合理的。这位中国佬在如何去“学习死亡的艺术”这一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从而让这场戏充满了奇妙的异域色彩。
李小龙看到评论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跟朋友分享，“天哪，我竟然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太让人高兴啦！”[74]在一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李小龙很自豪地复述了这些赞誉之词，“《纽约时报》说，‘这位中国佬的表现相当有说服力，完全可以专门拍摄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视剧。’大意如此，等等。”[75]
观众也很喜欢李小龙的表演。斯特林·西利芬特曾提到过：“我们在这一集收到的观众来信比这部剧的任何一集都要多，这蜂拥而至的观众来信都是给李小龙的。”[76]
将另外三集《盲人追凶》拍完之后，李小龙在这部剧中的全部戏份算是结束了。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试播集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同时也为他今后筹拍自己的电视剧集赢得了《纽约时报》的背书。李小龙已经有两个确定的电视项目正在推进：一个是派拉蒙的《虎之力量》，一个是令包括李小龙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功夫》，这是华纳公司的项目。
当李小龙在泰国赶拍《唐山大兄》时，弗雷德·温特劳布想出了一个重启《功夫》的点子——不拍成故事长片，而是先以电视电影的形式在美国广播公司每周电影栏目进行试播。如果华纳的电影部门仍然觉得《功夫》没有任何发展的潜力，就会把它像二手衣服一样直接丢给电视观众。于是，弗雷德·温特劳布把《功夫》的剧本交到了华纳公司电视部的负责人汤姆·库恩（Tom Kuhn）的手里。
当汤姆·库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时，听见他的秘书对某个人喊：“你不能就这么走进去。”[77]
他抬头时，只见一位大块头正朝着他的办公桌走过来。“你是谁？”汤姆·库恩问道。
“我是弗雷德·温特劳布。”弗雷德·温特劳布一边说着，一边把《功夫》的剧本扔到了库恩的办公桌上。
看到剧本上的名称时，汤姆·库恩开玩笑道：“我从来没听说过‘功夫’，听上去像是我午餐时吃的东西。我想我的领带上可能会沾到一些。”
“好好看看，你会喜欢的。”弗雷德·温特劳布直接回应道。
看后，汤姆·库恩很喜欢，但它是一个电影剧本——太长了，而且制作成本太高，不适合拍成电视剧。汤姆·库恩打电话给弗雷德·温特劳布：“弗雷德，这个剧本太棒了，我很想做，但对电视剧来说，成本太高，我负担不起。”
“每隔一页就扯掉一页。”弗雷德·温特劳布建议道。
汤姆·库恩听后，开始大笑起来：“弗雷德，你真是我的知己，我也是这么想的。”
美国广播公司也喜欢这个剧本。1971年7月22日，华纳兄弟和美国广播公司共同宣布达成《功夫》协议。
现在说回纽约，与埃德·斯皮尔曼合作撰写《功夫》电影初始剧本的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在街上偶遇了一位朋友，听他说起《功夫》准备开拍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刚刚发生在10分钟前。我当时孤身一人正走在曼哈顿中城东54街上，口袋里大约只剩下2美元，我破产了。这时我遇见一位朋友，他跟我说，‘嘿，伙计，恭喜你啊，电影开拍了！’我看着他，就好像他是个疯子。我说，‘什么电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功夫》啊！已经开发布会了。’听他这么说，我赶紧跑去报摊，买了一本《综艺》。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是华纳正在筹拍《功夫》。于是我找了一部电话——付费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我给埃德和我们的经纪人彼得·兰姆派克分别打了个电话，临时商议了一下。彼得·兰姆派克给西海岸打了电话，发现他们正计划把这个电影剧本改拍成电视电影。”[78]
李小龙9月回到美国后，听说了《功夫》准备拍成电视剧的消息。美国广播公司将播出日期定在了1972年2月22日，汤姆·库恩计划在1971年12月15日开始拍摄，已经开始选角试镜了，但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来出演身为欧亚混血儿的功夫大师金贵祥。[79]
李小龙在《盲人追凶》的精彩表演所引发的热议已经被华纳兄弟总裁泰德·阿什利看在了眼里，当他得知派拉蒙公司的汤姆·特南鲍姆正在计划专门为李小龙量身打造一部电视剧时，他决定把李小龙撬走。“正是因为《盲人追凶》才导致泰德·阿什利和华纳兄弟对小龙产生了兴趣。”斯特林·西利芬特说。[80]
当《纽约时报》上刊登出《盲人追凶》的评论后的第三天，李小龙被叫去与泰德·阿什利的一名下属杰瑞·莱德（Jerry Leider）见面。之后，泰德·阿什利亲自打电话给汤姆·库恩，向他推荐李小龙。汤姆·库恩回忆道：“阿什利打电话给我，先是恭喜我成功卖出了《功夫》的转播权，其次建议我考虑一下，让李小龙来出演主角。他希望能让李小龙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于是，汤姆·库恩在他的办公室安排了一场私下见面，时间是1971年9月24日下午3点半。这并不是正式试镜，只是私底下见个面，先聊聊看。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意图，这个角色都是李小龙极力要去争取的，他所要做的就是说服汤姆·库恩。
初次见面，换作一个行事谨慎的人可能会选择低调的方式，但意气风发的李小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径直走进汤姆·库恩的办公室，用脚把门关上，把健身包扔到地上，拿出一根双节棍，开始对着库恩挥舞起来。
“你在干什么？”库恩看着棍子在眼前闪来闪去，惊恐地问道。[81]
“别动！”李小龙说道。
“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快把那该死的东西放下。”
李小龙停止挥舞双节棍，然后伸出前臂。“来，摸摸我的胳膊。”李小龙强烈要求道。
汤姆·库恩照做了，好像摸到的是一块岩石。“好了，请坐，放松点儿。”库恩说道。
一旦汤姆·库恩让李小龙把双节棍收起来后，两人立即开始了时长30分钟的闲谈，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尽管刚刚有个极为可怕的开场，但汤姆·库恩还是被李小龙的魅力、风趣和机智给征服了。“我只是想接触一下这个人，看看他是如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谈到了他在香港拍摄的电影《唐山大兄》，”库恩回忆道，“他的风度很让人着迷，我真的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精力充沛，风趣幽默，并且非常有个性。”
乍一看，李小龙似乎非常适合这一角色，毕竟他是好莱坞唯一一位既精通功夫同时也是欧亚混血的演员。可是，剧中金贵祥的角色是一位有着一半美国、一半中国血统的佛教徒，他在人物性格方面与李小龙有着极大的不同。该剧制片人约翰·菲里亚（John Furia）曾表示：“这部电视剧的主角设定是一位和平主义者，避免使用一切暴力，非常安静，甚至看上去有些漠然。”[82]金贵祥并不是那种在初次见面就开始挥舞双节棍的人。汤姆·库恩说：“我在读到剧本时，确实觉得这个角色相当的理智、克制，只有在绝对无路可走时才会被迫动手。”就连为李小龙去争取这个角色的弗雷德·温特劳布也提到过，华纳需要一位演员“能够呈现出金贵祥所拥有的那种沉稳镇静、从容不迫的感觉，而这种气质恰恰是以勇猛激情而著称的李小龙所不具备的”。[83]
但对于汤姆·库恩来说，让李小龙出演金贵祥最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他的口音。“半小时过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但坦率地说，我很难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汤姆·库恩说，“虽然他很有趣，但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得给这个家伙重新配音，才能让美国的电视观众听懂他的台词。你在电影中可以这么做，但很难在每周播出的电视剧中实现这一点。你得让自己回到1971年，那时电视节目还处于发展初期，只有三个电视网可供选择。无论是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只要有一些不太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内容，他们都会立刻换个频道看。”[84]
见面结束后，汤姆·库恩给弗雷德·温特劳布去了一个电话。“他到底是什么人？”库恩笑骂道，“他用那两根棍子差点儿给我开瓢儿了！”
“那就是李小龙，”弗雷德·温特劳布回应道，“你觉得他的功夫怎么样？”
“他太不可思议了，”汤姆·库恩对李小龙赞不绝口，“我从来没见过谁会有这样的表现。但让他做这部剧的主演似乎不太可能。他可能太过于真实了。”[85]
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汤姆·库恩认为李小龙不适合这个角色。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个电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明白，这是你的工作，我尊重你的选择。”泰德·阿什利说道。[86]
1971年，李小龙从主角的候选名单上被划掉了，然而此时的好莱坞很难再找出其他合适的欧亚混血演员。于是，制片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究竟是给亚裔演员脸上涂粉，还是找位白人演员化特效妆——这是好莱坞之前惯用的手法，以此来呈现黄脸效果。但在那个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白人制片和高管这么做是有一定风险的。汤姆·库恩说：“我们找遍了好莱坞所有的亚裔演员，这是大家当时所能想到的唯一途径。”其中包括曾跟李小龙在《青蜂侠》中有过对手戏的客串演员岩松信，以及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饰演苏鲁（Sulu）的乔治·竹井（George Takei）等人。“我们接触了所有亚裔演员，但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符合角色需要的。我们想让这个演员撑起这部戏，可没人有这样的表现，”汤姆·库恩说，“岩松信有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乔治·竹井也不是那种体形。”
最终，他们放弃了金贵祥身上那一半的亚洲血统，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试镜白人演员。“大卫·卡拉丁（David Carradine）进来试镜时，跌跌撞撞的，好像喝多了。我不记得那天是什么日子了，但他那段时间经常在电视里出现。事后，我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对他说，‘你知道的，即使他表现不错，并且对剧中的角色也有着相当独特的认识，但我总不能和一个经常酗酒的家伙一起拍电视剧吧！’”汤姆·库恩回忆道，“还有两周就要开拍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完全没有头绪，其他部门和演员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当他的经纪人再次打电话给我时，我说，‘你真会挑时候，让他来吧。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大卫·卡拉丁又来了，非常直接，给出了一份更为精彩的角色解读，最终，我们决定签他。那是我最后一次亲眼见到大卫·卡拉丁本人。”
1971年11月下旬，大卫·卡拉丁正式签约出演金贵祥。消息传出后，乔治·竹井和亚太裔美国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rtists）就此不公平的招募行为提出了正式抗议。汤姆·库恩说：“他试图组织亚裔演员来抵制《功夫》。”他们希望由一名亚裔演员和一名中国历史顾问来替换掉大卫·卡拉丁。汤姆·库恩勉强接受了他们的第二个要求，但对第一个表示拒绝。“我们在这部剧中多了一位有功夫背景的亚洲顾问，名叫周大卫（David Chow），并尽可能多安排一些亚裔演员参演，但大卫·卡拉丁不可能被换掉，他是这部剧的明星。”亚裔演员群体对这一妥协并不满意，但最终实际所得的利益盖过了起初的意识形态。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演出机会太少了，能够争取到一部有众多亚裔演员参演的电视剧，尽管是白人做主角，但总好过没有戏拍。时任亚裔美国艺术家协会会长的吴汉章 （James Hong）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我们意识到这对亚裔演艺界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演出机会。”[87]
事实证明，汤姆·库恩对大卫·卡拉丁的预判是正确的：他是诠释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尽管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功夫》的故事核心与反主流文化有关，讲述的是一位来自东方的和平主义者到西方后，处处被野蛮好斗的白人所威胁的故事。该剧在文化意识层面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尤其是在抗议越南战争的大学生人群中。大卫·卡拉丁凭借本剧分别获得了1973年艾美奖和1974年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尽管该剧获得了评论界和大众的好评，但由于大卫·卡拉丁在1974年因企图入室盗窃和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罪而被捕入狱，导致该剧最终停播。大卫·卡拉丁由于服用传统致幻剂（peyote）产生了幻觉，全身赤裸，闯入邻居家中，与两名年轻女子搭讪——据称是在问她们，是不是有女巫袭击了她们。后来，这两名年轻女子起诉他，要求赔偿110万美元，但最终仅获得了2万美元的赔偿。大卫·卡拉丁在生活中的表现，显然让华纳大失所望，这也不是广播电视网想要的那种演员形象，尤其是曾在剧中饰演过以睿智温和形象示人的佛教徒。
尽管汤姆·库恩担心李小龙的口音问题，但泰德·阿什利还是看到了他身上的明星潜质，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将李小龙拱手让给派拉蒙。他担心一旦李小龙发现自己拿不到金贵祥这个角色，他就会出演《虎之力量》。于是，在1971年10月初，也就是大卫·卡拉丁正式签约《功夫》的前一个月，泰德·阿什利向李小龙提供了一份独家协议，允许他创作并筹拍属于他自己的电视剧。预付款是25000美元，数字相当惊人（按照2017年的美元标准计算约为15.2万美元），足以偿还他大部分的抵押贷款。[88]
李小龙早就开始着手准备了。自《青蜂侠》开始，他就一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随手记录着各种与影视剧有关的创意。在其中一页上，他按照时间线和角色类型构思了一位中国英雄——西部：（1）旧金山警长（盲探的搭档？）。现代：（1）赏金猎人；（2）特工；（3）侦探；（4）大使馆阴谋？在下一页上，他把西部片的创意又稍微做了一些补充——旧金山：（1）X警长，主持会议；（2）阿萨姆（Ah Sahm），一名浪人（X警长的非官方助手，负责办公室的食宿问题）。
后来，他把这个创意进一步扩展成了一份电视剧的剧情大纲，打印出来，长达七页。[89]电视剧暂定名为《阿萨姆》，这也是剧中主角的名字。故事发生在美国旧西部，阿萨姆是一位中国功夫高手，他要前往美国解救被统治阶级剥削压榨的华工。在每一集里，都会发生一件阿萨姆在穿越旧西部的过程中行侠仗义的故事，帮助那些弱小及受压迫的人。
《阿萨姆》和《功夫》在题材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均是东方面孔去美国西部闯荡，以至于有一些李小龙传记作者误认为这是同一个项目，或者把李小龙当作《功夫》的剧本作者。[90]事实上，它们是截然不同的。阿萨姆是位纯正的中国人，而金贵祥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此外，阿萨姆也不是少林和尚，他是一位有侠义精神的武士。不幸的是，《阿萨姆》并没有写明创作日期，所以无法考证究竟李小龙是在看过埃德·斯皮尔曼和霍华德·弗里德兰德写成的《功夫》剧本之前，还是之后写出来的。[91]
在泰德·阿什利与李小龙签署了独家协议后不久，李小龙就向华纳提交了他的方案，但有一处做了改动。他把剧作名称由《阿萨姆》改成了《武士》 （The Warrior）。[92]根据琳达的说法，李小龙在回香港之前，并没有与华纳签署独家协议。他想等等看《唐山大兄》在票房上的表现如何，如果票房大卖，他就可以借此提高谈判的筹码。[93]事实证明，《唐山大兄》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1972年3月，李小龙在《精武门》中暴打日本人（图片来源：National General Pictures/Getty Images）
1972年3月，在《精武门》片尾，李小龙纵身一跃，枪声响起（图片来源：Bettmann/Getty Images）
第十八章 精武门
1971年10月11日，李小龙、琳达带着6岁的李国豪和2岁的李香凝飞往香港。他们在飞机着陆前，专门把搭乘长途航机的舒适便服替换下来，因为李小龙预计会有记者来迎接他们。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邹文怀竟会安排《唐山大兄》全体演员前来恭候。数十盏闪光灯此起彼落，加上一大群孩童手捧鲜花列队迎接，令繁忙的启德机场倍显热闹，且洋溢着一片迎接要人荣归的隆重气氛。[94]
相比李小龙，邹文怀更是破釜沉舟，抱定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心。他的前五部电影票房不佳，新成立的嘉禾一直被邵氏打压，他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山大兄》是否能一炮打响。从首映活动到广告投放再到媒体曝光，邹文怀不遗余力地对这部电影进行宣传。10月29日首映前，李小龙不断接受平面媒体、广播电台以及电视节目的各种专访。邹文怀想把“小龙”重新推介给年纪较大的观众，他们可能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黑白说教电影中那个勇敢的童星。为宣传这部电影，邹文怀和李小龙倾尽了全力，因为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首映当晚的结果。
邹文怀、李小龙和琳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电影院。众所周知，香港观众是出了名的难伺候。如果一部电影很糟糕的话，他们会直接大声开骂，甚至有人会带刀进电影院，如果电影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就会破坏座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随着电影开始放映，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观众的反应。”李小龙回忆道，“刚开始时，鸦雀无声。但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躁动起来，一遍遍地拍手叫好。观众其实是很情绪化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会直接开骂，起身走掉。”[95]当李小龙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多次听到观众为他的角色和表演欢呼叫好时，他变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信。眼见他生平第一幕情爱戏在大银幕上出现时，他侧身靠向琳达，以开玩笑地方式说道：“这是附加福利。”[96]
首映礼的观众席上坐着香港著名影评人兼电影历史研究学者梅尔·托拜厄斯（Mel Tobias）。“我不知道李小龙是谁，我只是碰巧看了首映场。我有一位来自马尼拉的朋友，他想看午夜场，恰好当天的午夜场是《唐山大兄》。”梅尔·托拜厄斯回忆道，“电影结束后，大约有十秒钟的沉默，突然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他们开始疯狂叫好。当他们看到李小龙从观众席中起身示意时，他们都惊呆了，继而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就感觉到，这家伙一定会成功的。他身上那种东方人和亚洲人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有一种认同感。”[97]
李小龙的明星梦从那晚开始实现了。“我没想过《唐山大兄》能打破任何票房纪录，”他坦承，“但我确实希望它能够多卖钱。”[98]观众的反应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琳达说：“首映当晚，现场观众欢呼雀跃，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小龙的梦想实现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放映过后，小龙成了耀眼的明星。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电影院时，马上被热情的观众给团团围住了。”[99]
票房数字令人震惊，完全扭转了嘉禾的命运。《唐山大兄》仅在香港16家院线上映，首日票房高达37.2万港元，三天之内突破百万大关。作为仅在香港当地上映的影片，三周之后，累积票房收入320万港元。[100]据《中国邮报》估算，在香港40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买票观看了这部影片，并且打破了此前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保持的票房纪录，从而让这部港产动作片又多了几分爱国主义的色彩。当地一家中文报纸为此叫好：“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的这部电影自1966年上映以来，一直是当地电影发行商在票房方面试图超越的对象。然而，只有《唐山大兄》做到了。”[101]值得一提的是，朱莉·安德鲁斯的丈夫布莱克·爱德华兹也是李小龙的名人弟子。李小龙从明星师父变成了明星。
从三个月大首次出镜算起，李小龙已出演了23部电影，大多数票房都不太好，没有一部能像《唐山大兄》这样成功。究竟这部电影有何独特之处？显然不是电影质量问题。导演罗维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唐山大兄》拍得非常简陋。我没有太多时间，只能草草拍完了事。”[102]
李小龙全新的打斗场面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与大多数为一部电影接受短期训练的动作明星不同的是，李小龙是一位真正的武术家兼艺术大师。《唐山大兄》中其他人的打斗像是在孩童打闹，而李小龙则如同一阵超级旋风。香港观众从小看功夫片长大，当他们看到这部电影时，一眼就分辨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为了证明他动作的真实性，李小龙和罗维使用了长镜头拍摄——有些镜头持续了20秒，甚至更长。另一位嘉禾导演米高基说：“李小龙会设计一场打斗，然后让摄影机自由跟拍，这样你就知道那不是假的了。别忘了，李小龙当时面对的可是一群懂功夫的本地观众，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骗不了他们。”[103]
但仅仅有真本事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杰出的武术家在闯荡演艺圈时都铩羽而归。[104]在擂台上有效的东西在电影中未必行得通，能让观众兴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李小龙之前在好莱坞当过动作指导，他知道如何在电影中去表现自己的技能，使之看上去与众不同。这就是夸张的艺术。在电影中，他可以旋转起来连踢三脚放倒三个坏蛋——然而换作在现实中，他可能未必做得到，不过在电影中，观众相信他没问题。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影评人所说的那样：“李小龙的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充满了爆发力，并且优雅、风趣。自从史蒂夫·麦奎因在《大逃亡》中骑摩托车之后，李小龙的动作戏让我再次听到了观众热烈的反响。他的表演有点儿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式的傲慢和史蒂夫·麦奎因早期的疏离感。”[105]
在当了25年演员之后[106]，李小龙终于学会了如何将动作和情感结合起来。从《青蜂侠》中友善的男佣加藤到《唐山大兄》中狂暴的郑潮安，这一转变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李小龙18岁出演《人海孤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演主角。在这段奋斗、被拒、努力工作的日子里，他成功地获得了X要素——这是一种能够让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超越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从“明星”蜕变成“伟大演员”的难以形容的特质。《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Paul Heller）认为：“在摄影机面前，李小龙是绝对的焦点。有些演员可以成为出色的演员，但在镜头面前，表现平平。镜头喜欢捕捉李小龙。他的能量、天赋及情感都可以透过摄影机和银幕表现出来。”[107]李小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方法，可以将他拥有的能量很好地释放出来。“我能感觉到它在我体内奔走、咆哮，”[108]李小龙跟朋友们分享此刻的感受，“我比以往更自信了，因为我刚刚演了一回主角。”[109]
李小龙激动人心的表演唤醒了公众的意识。1842年的香港人口只有7000人，到了1971年，人数飙升至400万。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由英国殖民统治的难民营。如果说需要振兴民族意识的话，那肯定是身居香港的华人。他们不仅饱受自卑的折磨，还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究竟是中国公民，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龙争虎斗》的导演罗伯特·高洛斯（Robert Clouse）认为：“李小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贡献，要比许多政客或烈士大得多。这对数百万劳工阶层及贫困民众来说，如同一剂良药。他重新点燃了人们的自豪感，让他的同胞们在数百家电影院里欢呼雀跃。他们突然自我感觉好多了，在新的一天中，痛苦和偏见也随之减少了一些。”[110]
《唐山大兄》能大获成功也要归功于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外交事件，这一事件在该片首映前夕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彻底爆发了。最重要的是，它牵扯到了中国南海一些岛屿和钓鱼岛的领土归属问题。[111]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台湾和钓鱼岛，并将钓鱼岛等多个小岛改名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被置于美国的行政管控之下。1969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钓鱼岛附近海域蕴藏有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及日本立即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因此唤醒了中国人痛苦的回忆。1971年6月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将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唐山大兄》于10月30日上映，同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声明美国将在“尖阁诸岛”遇袭时支援日本。
中国人深感遭到背叛，于是，抗议和愤怒的社论开始出现。李忠琛在喇沙书院的同学、欧亚混血儿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我对那件事记忆犹新，美国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把钓鱼岛给了日本。你可以问任何地方、任何教派、任何信仰或是任何政治背景的中国人——他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在1971年我们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身份意识。当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人。”[112]
在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环境下，由于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勇敢地为华工出头，与恶势力抗争，所以中国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下一部电影《精武门》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大众更加喜欢他。但首先，他不得不继续忍受在美国人那里所遭受到的或私人或公开的羞辱。
眼见《唐山大兄》如此成功，李小龙准备借此机会重返好莱坞。首映后第二天，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就此前签署的《武士》协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除了我们之前协议的内容，我每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回港拍戏，我还要参与这部电视剧本身及周边产品的销售。”[113]
1971年11月21日，李小龙在接受英文报纸《星期日先驱报》（Sunday Post-Herald）采访时，提到了《武士》的拍摄计划：“我应该在一周内弄清楚这件事是不是还在进行中，如果是在按原计划推进的话，我马上得赶回好莱坞。这是一部非常怪异的冒险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1860年到美国西部行侠仗义的故事。你能理解吗？那些骑马的牛仔拿着枪，我拿着一根绿色的竹竿，有意思吧？扯远了，现在的问题是，好莱坞有很多人坐在那儿试图决定美国电视观众的喜好。他们认为大众不会接受一位东方英雄。我们可能会从类似美国南部地区那里得到一些奇怪的反馈。”[114]
1971年11月25日，李小龙接到了华纳兄弟打来的越洋电话，传来的是坏消息，这给李小龙造成了双重打击。[115]由于华纳预算有限，只能投资制作一部与东方有关的电视剧，几经权衡之后，他们选择了《功夫》，放弃了《武士》，并确定让大卫·卡拉丁出演《功夫》的主角。[116]一通电话，既让李小龙失去了饰演主角的机会，同时也让他之前的《武士》计划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他非常失望，”琳达说，“当时我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原本希望借此能有所改善，看来又要落空了。”[117]
香港媒体称李小龙是“终极太平洋中间人”（the ultimate Mid-Pacific Man）——这是当时对西化中国人的戏称。以此来形容李小龙确实非常恰当，他想要跨越全球——将西方的专业精神引入香港影坛，将中国文化带进美国电视。对他而言，最危险的境地是被困在太平洋中间，无处栖身。他因为有浓重的中国口音而被《功夫》拒之门外，他担心对香港观众而言，他的举止行为又过于西化。“在《唐山大兄》中，确实有一些场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太像个中国人，我真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118]
1971年12月9日，加拿大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记者皮埃尔·伯顿来香港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在东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事物。皮埃尔·伯顿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此前默默无闻的演员，他主演的电影刚刚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而他又吹嘘自己即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剧中饰演主角的东方人。
皮埃尔·伯顿在开场白中将李小龙描绘成了一个在东西方之间不断徘徊的人：“李小龙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有机会凭借一部已提上日程的电视剧在美国成为明星，但他刚刚在香港参演的电影已经让他成了超级巨星。那么，他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是留在东方发展还是继续去西方闯荡？这是大多数崭露头角的演员都会面临的问题。”
此时的李小龙一定已经意识到，他又将面临另一个难题。皮埃尔·伯顿并不知道《武士》已经被驳回了，他打算将它作为这次长达25分钟的访谈的核心内容。李小龙究竟是要坦承自己并没有美剧要开拍，还是试图回避这个话题？
访谈前半部分，皮埃尔·伯顿就其他话题简单聊过几句之后，抛出了这次采访的核心话题：“你很有可能要在美国主演一部名为《武士》的电视剧。
你要在西方背景的影视剧中使用功夫吗？”
李小龙起初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另一部电视剧：“嗯，那是最初的想法。现在，派拉蒙公司，你知道我为派拉蒙拍过《盲人追凶》，他们想让我参演另一部电视剧。另外，华纳兄弟公司计划为我开拍一部新的电视剧。不过我觉得，两个公司都希望我能搞出点新的东西，他们觉得西方那一套过时了！但我想……”
“你想要拍西部片？”皮埃尔·伯顿打断了李小龙的话，然后又继续追问，“你是打算继续留在香港，保留这种功成名就的状态，还是打算返回美国去扬名立万呢？抑或是你两方面都有所考虑？”
“我打算两边跑。因为，你知道的，我已经下定决心，在美国那里，我认为一些东方的东西，我是说真正东方的东西应该被展示出来。”
“好莱坞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皮埃尔·伯顿表示同意，“不过，我想问问你，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电视剧中出演主角，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业内人士会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让美国观众去接受一个外来人当主角’？”
“嗯，这个问题早就有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不休，这也是为什么《武士》有可能会流产的原因。”李小龙终于坦白了，“很遗憾，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你看到了吧，他们是在做生意，这样做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我不会怪他们。我的意思是，在香港也一样。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成了明星，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观众是否会接受。”
作为他的最后一个问题，皮埃尔·伯顿向李小龙问道：“你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你曾一度觉得自己是北美人？”
“你知道我怎么看待自己吗？”李小龙回应道，“我是人类的一员，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听起来像是孔老夫子说的那样，不过，在同一片天空下，兄弟，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家庭里的人和人有些不一样而已。”
在接受皮埃尔·伯顿采访一周之后，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语意谦和的让步信：“听到《武士》的结果，我很遗憾。当然，人不可能总是赢的，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接下来，李小龙提出了两人仍有可能展开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华纳绝对可以为我量身定制一部武打电影的剧本，最好是故事长片。或许华纳可以帮我在美国发行我的（香港）电影。我的表演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为人处世方面也圆融很多，我的付出一定会引领我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您能提供任何公正合理的帮助，我将不胜感激。”[119]
由于李小龙此前曾向香港媒体大肆吹嘘过自己即将与华纳开拍《武士》剧集，所以他需要以一种保全颜面的方式来避免直接承认自己被拒绝了。经过一番努力，他得到了中文媒体的大力协助，此时的他与媒体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1971年12月18日，创办于1949年、立意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音”的《香港虎报》刊登了李小龙的头条新闻，标题为“李小龙可以留在香港”，并在他面带微笑的照片下面写有“李小龙……东方首位”的字样。[120]文章称：“华纳在李小龙的一再坚持下终于让步，允许他在香港再停留六个月。华纳正在筹拍一部新的电视剧，名为《武士》，由李小龙主演，这是东方演员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华纳将决定推迟《武士》的开机时间。”顺利拖延六个月之后，香港媒体再也没提起过与《武士》有关的话题。
《唐山大兄》首映之前，李小龙计划与嘉禾再拍一部电影，然后返回美国，出演《武士》或《功夫》。“在小龙和邹文怀签订的合约中，需要拍完第二部电影《精武门》。”琳达说，“他的大概意思是，先为邹文怀拍完这部电影，然后回好莱坞，去权衡到底接哪部电视剧。”[121]但华纳的拒绝以及《唐山大兄》出乎意料的成功让他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他决定在香港多住上一段时间。1971年12月，李小龙卖掉了他在贝莱尔的寓所以及他那辆保时捷，举家迁往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山的寓所。[122]
李小龙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由于与导演罗维之间发生冲突，差点儿没拍成。起因是罗维的剧本初稿，那是罗维以香港电影典型的创作方式草草写成的，只有剧情梗概，并无细节描写。李小龙之前曾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与詹姆斯·柯本和斯特林·西利芬特一起打磨过《无音笛》的剧本，因此他认为罗维缺乏应有的专业精神，对这种态度感到厌恶。李小龙拒绝在剧本完善之前开始拍摄，于是导致项目停工。此时的李小龙仅是一位合约演员，但已表现出了史蒂夫·麦奎因的派头。“邹文怀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去修改剧本，”安德鲁·摩根说道，“当李小龙看到修改好的剧本后，觉得可以拍了。更关键的是他在动作设计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才同意开拍。”[123]
邹文怀、罗维和李小龙商定的故事是根据大侠霍元甲的生平和传奇故事改编的。霍元甲是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124] 1902年，霍元甲在与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俄国大力士的比武中获胜，使得这位俄国大力士为其不当言论而道歉。在这个呼唤英雄的国家，霍元甲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被誉为民族英雄。当代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在其原创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对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与充实。[125]在小说中，霍元甲击败了俄国、日本和英国的格斗冠军——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最后，他被日本人用诡计杀死了。
《精武门》巧妙地避免了复述这个故事——中国人称为“炒冷饭”——而是将重点放在他死后的事情上。李小龙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去扮演霍元甲，而是扮演了他的得意弟子陈真。李小龙向记者解释道：“这会更有趣，因为霍元甲作为电影中的角色，发挥的空间极为有限，你必须按照他的历史演下去。”[126]
在电影中，李小龙所扮演的陈真在师父的葬礼上迟到了。葬礼结束后，一位日本翻译带着两位日本柔道高手送来了一幅牌匾，上面写着“东亚病夫”。以此来讥讽挑衅精武馆的众多弟子，但考虑到冲动的后果（武馆位于日本人控制的上海租界内），在场的众多国术弟子强忍怒气，没有在现场动手开打。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是个急性子，容易冲动，与他自身性格相符。事后，他独自前往日本武馆虹口道场，送还了日本人送来的牌匾，并以饱含愤怒的拳头狠狠地教训了道场内的每一个人，用中文说道：“告诉你们，中国人不是病夫。”最后临走时，把牌匾中的字幅撕成两半，塞到两个日本人嘴里。[127]
虽然一部好莱坞电影很可能会选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就此结束，但李小龙的这部电影却不止于因果宿命的以暴制暴的警世故事。陈真在羞辱了日本人之后，日本人袭击了他们的武馆，将他的师兄弟打成重伤。当陈真又跑去杀死虹口道场的馆长铃木宽，为他的师父报仇时；铃木宽的弟子们也正在屠杀他的同门。陈真回到精武馆后，现场一片恐怖。由于他的复仇行动，导致整个师门几乎被屠杀殆尽。最后，他被警察包围了。他没有逃跑，也没有选择被拘留，而是面向持枪的警察，凌空跳起，在枪声中，画面冻结，电影结束。
李小龙对最后一幕感到无比自豪：“最后，我死在了枪林弹雨之中，但死得很值得。我走出去跟日本领事说，‘我告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精武馆无关。’说完，我走了出去，小跑几步，跳到空中，画面定格，枪声响起，只听，砰——砰——砰——砰——，一通枪响，就好像《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的结局一样。”[128]
尽管李小龙可能会拒绝在剧本完成前开始拍摄，但他从来不是一位坐得住的人。制作被推迟后，他大胆孤身前往日本，邀请他的日本偶像来出演他的电影。抵达东京六本木（Roppongi）之后，李小龙直接去拜访了座头市系列电影的主演、时年40岁的胜新太郎（Shintar Katsu）。
“胜新太郎先生，无论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都很尊重您。我想和您一起演戏，有很多东西要向您学习。”[129]接着，他向胜新太郎提出了一系列与电影制作有关的问题。
除了能够近距离与他的偶像接触，李小龙还想与胜新太郎合作。因为胜新太郎曾和王羽拍过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李小龙认为王羽不是一位合格的竞争对手——他是一位假装成硬汉的演员，并非真正的武术家。因此，李小龙在这点上特别瞧不上王羽。[130]如果李小龙能邀请胜新太郎出演他的电影，并且表现得比王羽那部更加出色，那么他就会在两人的竞争中胜出一筹。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精武门》戏剧冲突的核心便是从王羽的《龙虎斗》（1970年）中借鉴过来的。那部电影由邵氏发行，与《精武门》一样，武德高尚的国术弟子在面对卑鄙邪恶的日本空手道和柔道高手时，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如果《精武门》能够大卖，李小龙就能给邵逸夫和王羽一人一记“耳光”。
不幸的是，胜新太郎拒绝了：“非常抱歉，我不能和你合作，我还有合约在身。”不过，作为补偿，胜新太郎给李小龙推荐了两位他自己剧团的演员：桥本力（Riki Hashimoto）和胜村淳（Jun Katsumura）。桥本力是一名前职业棒球运动员，之后转行从艺，在《精武门》中饰演大反派铃木宽；胜村淳之前是职业摔跤运动员，在《精武门》中饰演铃木宽的保镖。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的。《精武门》是香港的电影公司首次聘请日本演员，在一部公开反日题材的影片中出演反面角色。为了避免两位日本演员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犹豫不决，导演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不给他们看完整的剧本内容。“我们演戏时，从未拿到过完整的剧本。”胜村淳回忆道，“尽管没有可能，但我还是听说了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内容。我知道该怎么做。”
导演罗维临时告诉桥本力和胜村淳要表演的内容。“他让我们要尽量表现得邪恶一些，要让人讨厌，这是他授意我们去做的。”桥本力说，“由于我之前在日本电影中多数也是饰演反派，所以我可以借用那些经验。我试着让我的角色尽可能地凶狠邪恶。”[131]他们决定只谈工作不谈情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单纯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并试着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在日本，没有人会想要看一部将自己的国民塑造成负面形象的电影。
就像李小龙被泰国偏远村庄的贫困条件吓坏了一样，日本演员觉得在嘉禾拍片就好像置身于第三世界的贫民窟里。“外景拍摄地的环境太差了，我甚至会想，你真的确定能在这儿拍片吗？”胜村淳回忆道，“真的太糟糕了。”
此外，日本演员对混乱的动作设计也感到震惊。“当你在日本拍打戏时，就像是在按照一定的节奏跳舞，它有一个明确的动作流程，很容易理解，照着做就行了，”桥本力说，“然而，在这边，他们都是直接开打的。他们不关心会不会疼，也不在意会不会有人受伤。我很钦佩这一点，这让电影上去非常热血、非常真实。”胜村淳在排练跟李小龙的那场打戏时，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他先给我们讲解他的武术理念，然后脱下衬衫，炫耀他的肌肉，并向我展示他的技巧。”胜村淳说，“然后，我也演示了我的摔跤技巧，比如如何阻止对方的攻击之类的。这时，他跳至一旁，又踢又打，来真的！他们在香港电影中对打时都是来真的。我觉得以后得小心点儿。”
唯一没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李小龙和罗维之间的冲突。“在日本，这很正常，导演和主演之间经常争吵，并不奇怪。”胜村淳回忆道。
在《唐山大兄》获得了惊人的反响之后，李小龙和罗维争先在媒体上声称自己是该片成功的关键因素。罗维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导演”。他跟记者讲，是他教李小龙如何在镜头面前打斗的[132]。看完报纸上罗维的采访之后，李小龙冲进片场，在全体演员及工作人员面前质问导演。在场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武行，名叫成龙。[133]
“你自称是‘龙的导师’？”李小龙怒气冲冲地摇头喊道。
“是媒体在断章取义。”罗维说。
“可是已经见报了，不是吗？”李小龙以一种危险的语气说道。
“我从来没说过我教你如何去打斗，”罗维一边说着，一边挥舞双手，试图让李小龙冷静下来，“我只是说我告诉你如何在镜头前去打。技术、才华，都是你的。小龙，我最多只能算是让你呈现得更好而已。”
成龙和其他武行在一旁不安地看着，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就在两人对峙时，导演罗维的妻子刘亮华走到两人中间，她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掌轻轻地放在了李小龙的肩膀上。
“拜托，小龙，别把我丈夫的话太当真了，他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你才是师父，我们都只是学生。”
听到刘亮华这么说，李小龙恶狠狠的目光有些收敛了，肩膀也放松了下来。罗维慢慢地挪动身子，向后退了一步，躲到了妻子娇小的身体后面。
“好吧，罗太太。”李小龙最后表态道，“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会把这件事忘掉。可如果你丈夫再对媒体记者这样说，我会给他好好上一课，告诉他怎么去跟人打。”
李小龙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片场。估摸着他听不见这边的声音后，罗维开始情绪激动地向其他在场人员挥手喊道：“那是威胁吗？”他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愤怒的表情：“他在威胁我吗？你们可都是证人。”
看着躲在妻子背后的罗维，剧组人员厌恶地转过身去，继续之前的工作。
争执过后，李小龙严禁罗维执导他在《精武门》中所有的打戏。他决定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以确保不会再有人把他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曾在《唐山大兄》中担任武术指导兼出演大反派的韩英杰也是这部电影的武术指导。“严格来说，韩英杰还是总的武术指导。”[134]在本片中担任武行的班润生回忆道，“我们到片场，准备开拍，其中有一场戏是李小龙要在道场内打败所有日本人。韩英杰说，‘好的，小龙，我们试试这个……’李小龙会说，‘不行，这个怎么样？……’这是他第一次开始做自己，所有一切动作都是他亲自来，频繁的高踢，再加上酷炫的双节棍，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此之后，韩英杰就闭嘴不说话了。”
桥本力和胜村淳很快发现，李小龙试图去掉所有的伪装，尽可能地让电影中的动作场面贴近于真实格斗。他不想用切换镜头以及景深效果去营造一种打击的错觉，他其实想拍一部真正的动作片。因此，他更喜欢邀请武术家来出演他的电影，而不是那些毫无武术功底的演员。他选择了他在奥克兰教过的学生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来出演片中的反面角色——俄国摔跤手。罗伯特·贝克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他能承受住李小龙的拳脚。“在大多数镜头中，我们真的打中对方了，”罗伯特·贝克回忆道，“我们真的在对打。”[135]
这种对真实的苛求甚至延伸到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李小龙在与罗伯特·贝克的那场打戏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场景：他被罗伯特·贝克的双腿锁住，动弹不得，只能用咬的方式，才能脱身。这又是李小龙在电影中表现截拳道哲学的一个教学时刻：为求胜利，无所不用其极。[136]拍摄这场戏时，罗伯特·贝克在李小龙咬他后所做出的反应不够真实，导致频繁重拍。“我不是专业演员，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结果，他真的张嘴咬了我一口。”罗伯特·贝克吃痛，拼命把腿拽开，“我差点把小龙的牙齿给拔下来。他用手捂住了嘴巴。”
或许是作为回报，李小龙安排他的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进行了一次格斗技能测试。某个深夜，拍摄结束后，李小龙和罗伯特·贝克准备离开片场。结果，有一名武行走到李小龙面前，想要挑战他，说他认为李小龙的功夫并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好。于是，李小龙遵循国术界的惯例，跟他说：“我是他的师父，如果你想跟我打，得先证明你能打得过他。”[137]对罗伯特·贝克来说，不幸的是对话是用粤语进行的，他一个字也没听懂。突然，这名武行扑向罗伯特·贝克，尽管他很意外，但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一击结束战斗，把那名武行打倒在地。
《精武门》是李小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银幕上与时年20岁的女演员苗可秀接吻。一年前，苗可秀在报纸上看到嘉禾招募演员的广告后，前来应聘，并成功签约。彼时，嘉禾初创，人才稀少，仅有两位女演员签约。公司高管想将苗可秀培养成侠女（对于年轻女演员来说，只有两个刻板的形象可供选择，要么是清纯可爱的乖乖女，主要在片中谈谈恋爱，要么就是侠女）。罗维想在演艺圈中为苗可秀保驾护航，于是收其为义女。
她第一次与李小龙搭戏是在《唐山大兄》中。当时她在拍摄另一部电影，中场休息时，她跑去片场探班。罗维让她在片中临时客串一个角色，饰演卖冷饮的小贩，李小龙保护她免受当地恶霸的骚扰。这是她第一次与李小龙见面，但两人此前互有耳闻。李小龙在美国时，苗可秀是他弟弟李振辉的少年玩伴。“我跟他的家人很熟悉，”苗可秀说，“李振辉经常和我出去跳舞、聚会，偶尔也会和他的妈妈、姐姐一起出去逛街。我经常去他家串门，他们常常会提到李小龙。”当他们终于见面时，苗可秀说：“我们感觉已经认识很久了，一见如故。当然，他也听说过我，好像说过，‘哦，我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大明星了’。”[138]
当李振辉成为青少年流行音乐的偶像人物时，媒体试图把他和苗可秀撮合在一起。但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普通朋友。不过《精武门》上映后，媒体小报开始对这段三角恋产生了兴趣，肆意编造起来——哥哥回家后，抢走了弟弟的女朋友。香港电影历史研究学者龙比意（Bey Logan）戏称：“也许会是肯尼迪式的关系——玛丽莲·梦露、罗伯特和杰克。”[139]
如果说李小龙和苗可秀之间能擦出什么火花的话，那么至少在电影中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的银幕之吻可能是电影史上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亲密动作了。
当李小龙在美国反复打磨他的舞台形象时，未来年轻一代的功夫明星们正在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完善着他们的娱乐技能。香港那些家庭贫困的父母们由于无力养育孩子，只得把他们送进“中国戏剧学院”[140]，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粤剧。[141]每天有长达18个小时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兵器、杂技、拳脚、唱戏以及舞台表演。
中国戏剧学院会把最具才华的年轻学生们组成一个名为“七小福”的表演团体。随着这些男孩日渐长大，变得不再可爱，其他人就会把他们顶替掉。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在这些人里，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进入了电影行业，从事武行的工作。
这些“七小福”的成员们看到周边充斥着各种与李小龙的新闻时，对他充满了愤恨和忌妒。“我们已经准备好拒绝这部电影了，我们真的是这么想的。毕竟，这个海外华人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挣的工资却是我们的几百倍，而且整个香港对他视若珍宝。我们也想有这种待遇，但我们还不够资格。”成龙说。[142]可是，当他们看完《唐山大兄》之后，这一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这部电影和我们之前拍的那些电影完全不同。也许《唐山大兄》今天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启示。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转移到同样的话题上来，究竟李小龙有何独到之处呢？他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
当嘉禾开始为李小龙的第二部电影招募武行的消息传出来时，“七小福”的成员们嚷嚷着都要去报名，希望能够近距离了解李小龙成功的奥秘。成龙拿到了一个龙套角色，另一位“七小福”前任成员元华则要担任李小龙的特技替身，负责完成所有需要李小龙翻跟头的镜头，因为这是李小龙此前没有学过的内容。从地位还是吨位来看被尊为“七小福”大哥大的洪金宝，则被嘉禾聘为了武行领班。傲慢好斗的洪金宝不满足于从远处观看李小龙。在一个已经成为传奇的故事中，洪金宝在嘉禾公司的走廊里与李小龙偶遇，两人谈起了功夫，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比画一下，习武之人经常会这么做。这并非一场规则之下的比赛，仅仅是两人点到为止的切磋。事后洪金宝承认李小龙确实有真功夫，名不虚传，但可能是自尊心作祟，他不会说自己比李小龙差。“据洪金宝说，两人打成了平手。不过，由于没有目击者在场，因此，谁又能证明事情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呢？”成龙委婉地说道。[143]
尽管香港在编剧、导演以及制作方面落后于好莱坞很多年，但它有一个竞争优势是好莱坞所不具备的：香港有一群极具才能和勇气的龙虎武师（俗称“武行”）。李小龙开始把这批有才能的龙虎武师组织到一起，用他的魅力、真诚和慷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就如同他少年时期在香港以及后来去西雅图所做的一样，先把人聚起来。
为此，李小龙没有和大佬们站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和龙虎武师们共同进退。他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并用黄色笑话来拉近关系，包括拒绝享受特殊待遇。“李小龙总能分配到大量美食。他问制作部经理，‘为什么那个人吃叉烧饭，为什么我的是烧鸡肝？’那制作部的人回答，‘哦，因为你是老板。’李小龙对他发了小小的脾气，‘不要说我老板不老板，我吃的大家也可以吃，不要分彼此，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要再特别优待我。’”摄影师黄堃（Henry Wong）回忆道。[144]
即使是在拍摄结束之后，他仍然会跟龙虎武师交往。有一天，他在尖沙咀街头遇到成龙。“你要去哪儿？”李小龙问道。
“噢，小龙，我要去打保龄球。”成龙回复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什么？！当然可以啦！”
成龙原本打算搭乘公交车，但考虑到李小龙将一同前往，于是立即为这位在香港风头正劲的巨星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从出租车上下来时，成龙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人群开始尖叫：“李小龙！李小龙！”成龙立即充当起李小龙的保镖，“走开，走开，走开，”成龙冲着热情的人群喊道，“不能签名，不准拍照！”
进入保龄球馆后，李小龙坐在一旁。他穿着一条时髦的喇叭裤，脚上是一双古巴高跟鞋，看着成龙一次又一次地抛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