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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你想打球吗？”成龙问道。
“成龙，我得走了，我还要去见个人。”李小龙不愿被一位特技演员抢了风头。
“啊，好吧！”成龙有些失望。
成龙并不是唯一以非正式的身份担任李小龙保镖的龙虎武师。李小龙的师父叶问的儿子叶准回忆道：“李小龙总会在一早一晚出去跑步，常和几个龙虎武师一起，从不会独自一人，因为他经常遇到无聊的人，想要挑战他。他会让那些龙虎武师代为出战，然后自己回家。”
与任何一个优秀的帮派大佬一样，李小龙会为这些龙虎武师谋求福利，并提供保护和支持。他曾给他们垫付过医药费。“如果某个武行因公受伤，但公司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偿，那么李小龙就会给他几块钱，这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叶准回忆道。[145]很多人也因为他拿到了较高的薪水，曾有份出演《龙争虎斗》的演员茅瑛说：“日子不好过时，他会跟老板讲——这样我们就能多拿点儿薪水。”[146]他甚至承诺会带其中一些人回美国，其中包括他的特技替身元华，“他说过要带我们十个人去好莱坞发展。”[147]大佬优秀，手底下的帮派成员自然也会对其忠心耿耿，李小龙儿时好友陈炳炽（Robert Chan）说：“所有香港的龙虎武师都很崇拜他。”[148]
如果说那些龙虎武师就跟他的学生信徒们一样，那么，他的老板就像是他十几岁时反抗的老师。“他和片场一起工作的小工很合得来，他们可以一起坐在地上勾肩搭背地聊天；对老板呢，他就会毫不客气。”曾参与主演《龙争虎斗》的演员杨斯（Bolo Yeung）在采访时说道，“在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人往往对老板大拍马屁，对下属却作威作福。小龙则刚好相反，对上严，对下宽。”[149]邹文怀就好像是学校的校长，“李小龙过去经常对他的老板发飙。他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喊，‘邹文怀，你过来！’当他们说话时，李小龙甚至不会拿正眼瞧他。”罗维就像昔日那个用芦苇秆教训李小龙的体育老师，只不过他是用嘴，在口头上鞭打李小龙，在背后嘲笑他是“焦虑大师”。[150]李小龙经常与罗维对峙，挑战他在片场的权威。龙虎武师林正英（Lam Ching Ying）曾说过：“拍戏时，罗维导演会告诉大家要演什么，然后自己坐在导演椅子上，抱着收音机听赛马的广播，为他的马跑赢跑输而激动不已。最后，李小龙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质问他，‘你在做什么？好啦，不拍了，所有人都回去休息。’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真的不拍，不过李小龙表达了他的观点。”
李小龙对罗维在片场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开始计划如何摆脱罗维，不再跟他合作。当他在表演或编排打斗动作时，他会设法挤出时间去研究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并问了无数个问题。他想自己能够完全掌控演艺事业道路上的所有环节。“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就像邹文怀一样。”曾参与《猛龙过江》（Way of the Dragon）和《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的张钦鹏（Chaplin Chang）如此说道。[151]
《精武门》是李小龙和嘉禾签下的最后一部电影。他的计划是下一部香港电影全部由自己来独立完成，自编、自导、自演。因此，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他需要《精武门》能够打破之前《唐山大兄》创下的票房纪录。
1972年3月22日，《精武门》的首映礼在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举行，现场观众爆满。如果说《唐山大兄》利用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何等地位的焦虑，那么《精武门》则直接了点燃了中国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当李小龙说出“中国人不是病夫”这句话时，全场观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我的天哪，在一次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把座位套摘下来，扔来扔去，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之情。”关南施回忆道。[152]
《精武门》中首次出现了几个基本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李小龙的标志性形象。比如他第一次展示双节棍，这种武器被媒体称为“李小龙的死亡之棍”；他第一次在进攻时发出像猫一样的尖叫声；他采用了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中夸张的情感表演风格；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电影动作风格：一连串的高踢，[153]中间穿插戏剧性的停顿，以营造紧张的气氛。
有趣的是，这些要素并非都是中国独有的：双节棍是冲绳的一种武器，以前在中国不为人知；剑戟片是日本的；连续高踢常见于韩国跆拳道，并非中国传统功夫；他那摄人心魄的尖叫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喊时，他说，‘我在真实格斗中就是这么做的。’”[154]他的一位龙虎武师回忆道。但这对中国观众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在银幕上捍卫了中国人的荣誉，因此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也代表一种新的东西——那是中国人想要成为的样子——强壮，有力，自傲，无所畏惧，尽管那并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这部电影成了香港的票房奇迹。在上映13天内，一举打破了《唐山大兄》创下的35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首月票房高达430万港元，数字高得惊人。[155]该片从香港开始，席卷了整个亚洲。在菲律宾，连续放映六个多月，最终迫使当地政府下令限制外国影片进口的数量，以保护当地的电影产业。在新加坡首映当晚，电影院内外人满为患，甚至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后来官方决定将电影上映推迟一周，直到可以安排出足够的人手去疏导观影的人群。当电影最终上映时，新加坡的票贩子将1美元的票价炒到了15美元。[156]
两年后，1974年7月20日，《精武门》在日本上映。该片是反日题材，竟然能在日本上映，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在该片中出演反派的桥本力和胜村淳。“《精武门》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愚弄日本人，所以我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在日本上映。但《龙争虎斗》和《猛龙过江》在日本大受欢迎，所以他们发行了《精武门》。”胜村淳说道，“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疯狂地痴迷李小龙。如果我事先知道他会成为超级巨星，我肯定会跟他走得更近一些，多跟他有所来往。我很后悔当初没那么做。”[157]
1972年6月，李小龙和丁珮在《猛龙过江》片场合影。背景是在香港搭建的古罗马斗兽场内景（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十九章 协 和
如果你想知道穷人心里在想什么，看看他暴富之后会买些什么就知道了。这时的李小龙并不富有。他是一名签约演员，接连主演《唐山大兄》和《精武门》，只让他获得了15000美元的片酬。其中，大部分收入用来偿还了旧债。而邹文怀和嘉禾是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仅就《唐山大兄》来说，以2017年的美元标准核算，总收入超过1600万美元，回报相当丰厚。[158]日后有记者询问邵逸夫，为何当初没签李小龙。他很郁闷地耸了耸肩：“他当初只是位不知名的小演员，我怎么会预料到他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159]尽管李小龙并不富有，但声誉信用极好。“我真的很享受现在的状态，”李小龙向朋友们高兴地说道，“我可以去任意一家银行，只要我签个名，他们就敢放贷给我，想要多少都可以，最高能到600万美元。”[160]
他凭借自己的信用额度买的第一样东西是控制权。1971年12月1日，李小龙和邹文怀签订了一份合同，在嘉禾旗下共同成立一家子公司，取名为“协和电影有限公司（Concord）”。李小龙这家公司的名字来源于罗马协和女神孔科尔迪亚（Concordia），并不是一些人所传的1969年首次亮相的超音速协和式飞机（Concorde）。[161]该公司的标识沿用了李小龙在洛杉矶振藩国术馆内的截拳道图案，那是一个红色和金色构成的阴阳图。邹文怀和李小龙就如同这个道家标识的两个组成部分：李小龙负责创意，邹文怀负责商业运作。双方平分利润。
然而，这并不是首次在香港出现类似的协议。当年，为了能够吸引王羽和罗维离开邵氏加盟嘉禾，邹文怀也与二人成立了类似的子公司，但他们一直没对外公开消息，担心进一步激怒邵逸夫。所以，李小龙和嘉禾的这份协议是第一个向公众公开的。当其他明星听到消息后，也嚷嚷着要类似的待遇，这标志着邵逸夫的合约制度自此开始受到挑战。与功夫片一样，在李小龙回归香港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功夫片了，只不过李小龙把它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新成立了公司，自然要有一间新的办公室。于是，李小龙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了白领的待遇。这间位于香港斧山道嘉禾制片厂内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服装布景间，大约120平方米。他摆放了一张超大的办公桌，几把椅子以及一套奥运杠铃，方便他在工作间隙继续进行举重训练。为了提醒自己清贫的过往，他在书桌的架子上放上了一副破旧的眼镜。这副眼镜是他年轻时在美国用胶布粘起来的，因为他没钱去修。此外，他还在一面墙上挂了一张两只秃鹫的海报，上面写着：“耐心点儿，否则我会干掉你！”在另一面墙上，他贴了一些壁纸，像是置身于花花公子的豪宅，壁纸上有数百种不同种族的半身裸女图像。[162]
从史蒂夫·麦奎因那里，李小龙认识到成为名人，不仅仅意味着要能带来高票房，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看上去也要有明星的样子。“形象很重要，”史蒂夫·麦奎因告诉他，“要想成功，你必须看上去很成功。”[163]李小龙从十几岁起就建立了时尚意识，喜欢疯狂购物。琳达也说他“喜欢衣服，并享受购买的乐趣”。[164]在好莱坞，他总是习惯穿卡夫坦长袍、花衬衫以及尼赫鲁坎肩，以显示自己的东方气质；[165]可到了香港，他会佩戴猫王同款的运动太阳镜，穿着色彩鲜艳的花衬衫、大翻领皮夹克，以及喇叭裤，可以遮盖住他脚上那双将近10厘米高的古巴高跟鞋，那会让他看上去显得更高一些。为了应对特殊场合的需要，他买了一件长款的貂皮大衣。那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
注重社会地位的香港人多数都栖身在狭窄的公寓内，但他们可以用豪车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李小龙把保时捷卖掉后，特别心痛。于是，在《精武门》上映之后，他又买了一辆红色的奔驰350SL软顶敞篷跑车。由于李小龙自己囊中羞涩，邹文怀预支了协和一部分未来的收入给他。安德鲁·摩根认为：“邹文怀就是李小龙的自动提款机。”[166]李小龙在下一次票房奇迹到来之前已经负债累累了。
当李小龙、琳达和孩子们刚刚移居香港时，嘉禾把他们安置在九龙文运路2号明德园[167]的一套公寓内，这里距离李家弥敦道的老宅只有15分钟的车程。1971年，对于一个普通香港家庭来说，这套公寓已经足够宽敞了，有两间卧室，一个洗手间，一个餐厅，还有一个中式厨房。但与李小龙贝莱尔的豪宅相比，要狭小得多。“很多我曾经习惯使用的现代便利设施都不见了，比如洗衣机和烘干机之类的。我们的衣服要用手洗，然后用竹竿挂在窗户上晾干。”琳达刚开始很不适应。[168]公寓位于13楼，电梯常出故障。于是，李小龙和琳达就把这当作锻炼的机会，在楼梯间跑上跑下。“我们的邻居觉得我们很奇怪。”琳达说。
让琳达感到局促的是，李小龙的儿时玩伴胡奀也搬了进来，李小龙让他来做自己的管家。胡奀结婚后，他的妻子也搬过来了。作为住家用人，他们负责洗衣做饭以及打扫房屋。虽然这一安排可能会让琳达感到不适应，但李小龙对此却非常自豪。“我和琳达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她总是忙于家务，现在我们雇得起用人了，我终于可以让她歇歇了。我们有两位用人来干家务了。”[169]
这套狭小的公寓对签约演员来说是合乎规格的，但对于能够创造香港最高票房的巨星来说就有些不相称了。于是，《精武门》大卖之后，邹文怀为李小龙申请了一笔贷款，让他在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的香港购入了一套别墅。总占地530平方米，上下两层，共11个房间，位于九龙塘金巴伦道（Cumberland Road）41号。[170]九龙塘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独立院落的社区之一，其他地方多是公寓式的高层住宅。与该社区的其他房屋一样，这栋两层灰色混凝土豪宅同样被2.5米高的石墙和一扇铁门围了起来，就好像这个社区正在为敌人的入侵做准备一样。李小龙和琳达的新家装修风格走的是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路线，色彩鲜艳，且精心收集了一批中国艺术品来做装饰。李小龙收藏了大量的兵器，他喜欢将其展示陈列出来。新家的前院非常宽敞，做了一个日式花园，并留出了一条宽敞的车道，足以停放他的奔驰以及未来可能购置的其他车辆。[171]虽然这不是该社区内最大的寓所，但以香港的标准来看，已经相当豪华了（2011年，这套别墅以2300万美元的价格上市出售[172]）。
李小龙和琳达自此步入上流社会，他们努力让孩子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地位。2岁大的小香凝被送入一家贵族托儿所，开始为私立幼儿园的入学考试做准备。3岁的时候，她穿着学校制服，背着小书包，开始学习汉字。[173]
李小龙想把6岁大的李国豪送去他的母校喇沙书院，但他担心他们不会接收他的儿子，毕竟他当年被学校开除了。因此，他准备叫上邹文怀陪他一起去喇沙书院说情。
“为什么你自己不直接去呢？”邹文怀问李小龙，“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174]
“是的，我非常有名，”李小龙说，“声名狼藉。”
“发生什么事了？”邹文怀又问道。
“我是因打架而出名的，”李小龙坦白了，但对打架的原因有所隐瞒，“其实也不全是我的错。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捉弄我，你知道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会动手的。”
“这么说，跟你儿子的学业没什么关系喽？”
“不，不，不，不，喇沙书院的校规很严的，修士们不太讲情面，”李小龙恳求道，“所以，如果你能跟我一起去的话，我儿子通过的概率会大一些。”
邹文怀心软了，和李小龙一起去了趟喇沙书院。天主教修士们看到他回来，非常高兴，他们听说了他的成就，对他能浪子回头表示欢迎。李国豪入校时，没人提起他父亲当年的顽劣行径。“看到了吗，现在所有人都把我当回事了。”李小龙得意扬扬地对邹文怀说。
然而，没过多久，李国豪开始紧跟父亲的脚步，以拳脚来说话了。几星期后，他开始在学校里动手打架。“国豪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白人孩子。我们经常收到投诉，说他殴打其他同学。”[175]李小龙很自豪地跟朋友水户上原讲，但水户上原注意到，琳达“对当时李小龙的态度有些不安”。
李小龙成功之后，邀请琳达的母亲来香港看望他们。“她为我感到骄傲，”李小龙微笑着说，“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贵宾级待遇。我猜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关心、重视。”[176]
李小龙审视着自己目前的生活，感觉非常惬意。有一个正在上学前班的女儿，一个就读于喇沙书院的儿子，一个忠诚的妻子，以及一份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正在重现自己童年时的家庭状况，只不过身份变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比自己的父亲做得还要好。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粤剧演员，他是香港最大牌的电影明星；他父亲和家人连同用人挤在一间公寓内，而他则带着全家和用人住在别墅里。“他经常在凌晨两三点打电话给我，”关南施说道，“跟他讲他现在感觉有多好，他终于赚到钱了，他可以买任何他想买的东西。”[177]
1971年3月21日，琳达生日，李小龙、琳达和邹文怀在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的雨果餐厅（Hugo’s restaurant）内共用晚餐表示庆祝。由于第二天《精武门》首映，因此他们都有些焦虑，但又满怀期待，对该片寄予厚望。当他们离开酒店时，意外遇到了25岁的台湾女演员丁珮（Betty Ting Pei）。
丁珮在瑞士待了六个月，刚回来不久，原本打算在那边与一位瑞士帅哥结婚，但临近举办婚礼时决定放弃，毅然回了香港。“我不是很开心，但也并不伤心，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爱。”丁珮说。[178]
邹文怀之前在邵氏工作时，曾与丁珮签过一份长达五年的合约。他认出了丁珮，并为他们相互介绍。“小龙见到我很高兴，一直盯着我看，”丁珮笑着说，“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触电一样。”
尽管是初次见面，却擦出了火花。或许也正因如此，这位已婚的电影明星才会在两周后再次跟她联系，但并不是他亲自联系的。“邹文怀在总统酒店（President Hotel）给我打电话，‘丁小姐，小龙和我在楼下的亲亲吧等你，你能下来吗？我们聊些电影合作方面的事情。’”丁珮回忆道，“我非常激动。他肯定喜欢我，对吧？这很有趣，可我并不想出去，因为我还没化妆，也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小龙第一次和我正式见面时，邀请我出演他的下一部电影《黄面虎》（Yellow Faced Tiger）。”丁珮说。这次邀约肯定很诱人，因为丁珮和邵氏的合约已经到期。自从她去瑞士后的半年里没有工作，但她日常开销很大。“那时候，我们赚的钱并不多，但我让自己过得像个电影明星，”丁珮说，“我开的是一辆野马（Mustang）。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丁珮已经在演艺圈闯荡很长时间了，她说自己并不幼稚：“我不认为他是想和我一起拍戏，我觉得他是想和我拍拖，做男女朋友。”李小龙的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正聊着天，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跟我说我有多漂亮。”丁珮透露，这位魅力非凡的巨星其实并不需要这么用心地表现。“他太有名了，他比我做得好太多了，我觉得我配不上他。没有人能像李小龙那样。他一把抓住我，就好像立刻把我控制了一样，很难解释这种感觉，我知道他抓住我了。我想说，我决定和他在一起。”
丁珮跑回房间后，给她妈妈打电话：“猜猜我遇到谁了？李小龙！”但她妈妈毫无反应。“她根本没搭理我。她不在乎。她不知道李小龙是谁。”
作为圈中新贵，媒体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与李小龙有关的内容。在这段与媒体的蜜月期里，媒体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甚至一度出现了重复报道的情形。在《明灯日报》（The Daily News）的一篇特写文章中，作者懊恼地写道：“在十二月份的短短两个星期内，市面上已出版了四本李小龙特刊，用他当封面的期刊更多达七本。虽然李小龙不少逸事早已街知巷闻，但影迷还是不满足，仍热衷查探他的底细。所以，任何与他拉上关系的事物，便总有一定的价值。”[179]
其中，媒体最热衷报道的一则故事是李小龙和王羽之间的地位之争，两人都是香港最大牌的动作明星，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安德鲁·摩根认为:“王羽早已功成名就，而李小龙则是后起之秀。”[180]媒体小报会在一旁煽风点火，说两人即将进行一场比武，以决出谁是最能打的那一位。新加坡的一家报纸大张旗鼓地写道:“每个人都是自己丛林中的王者，一山难容二虎。”[181]深谙市场运作之道的邹文怀并没有阻止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安德鲁·摩根说:“所有这些嚷嚷着要打起来的报道，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其实都无关紧要。因为这确实容易成为饭后的谈资，不是吗？它能让影迷们兴奋起来。”
在私底下，他们确实曾互相诋毁对方。“李小龙过去常说王羽的坏话，总是这么说：‘他不是真正的习武之人，我才是货真价实的武术家。’”安德鲁·摩根回忆道：“王羽对李小龙也是各种瞧不上，‘我是头号明星，我是全能运动员。我曾是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我会练剑，我会武术，我能骑马。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什么都能做。’”
虽然邹文怀意识到新闻炒作的价值，但他并不希望麾下两位最有价值的明星真的发生冲突。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安排两人尽量不在同一个场合出现。“邹文怀不想让他们俩见面，否则李小龙一定会跟王羽较个高下，看到底谁才是最能打的那个。想想那个场面，一定会很刺激。”安德鲁·摩根说。
王羽有另一种方式来对付李小龙。虽然《唐山大兄》和《精武门》的票房比《龙虎斗》的要高，但《龙虎斗》是王羽一人操刀完成的，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相比之下，李小龙只是主演了两部电影，而且这两部电影都借鉴了王羽的作品。就王羽而言，李小龙有跟风之嫌。“《龙虎斗》是我的创意，剧本是我写的。而且，这是第一部功夫片。”王羽说，“正因为如此，很多导演抄袭了我的想法，写出了很多相似的剧本。所以，李小龙才有机会回到香港，拍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182]
以李小龙的骄傲个性和与生俱来的好斗意识，他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
在罗维与李小龙合作的前两部电影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邹文怀自然想推进他们再次合拍第三部电影。这个接下来的项目名叫《黄面虎》。[183]李小龙在《精武门》中饰演的是大侠霍元甲的徒弟陈真，邹文怀想让李小龙在这部后续电影中饰演霍元甲。霍元甲因患有咯血病，而导致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李小龙起初同意了，但很快就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再次与罗维合作。罗维一直在跟外界讲，李小龙能够如此成功有他的功劳。而王羽又一再说，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制作人，李小龙只能算是一个跟风的演员。如果李小龙与罗维再合作一部电影的话，只会印证他们对他的评说是正确的。
解决办法很简单，但又显得过于野心勃勃。李小龙将自编、自导、自演，创作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另外，相比王羽而言，他还能参与音乐创作。仅仅这样还不够，他又将电影背景设定在罗马，这会是第一部在西方拍摄的香港电影。而且，出于自身品牌的考虑，“小龙”（The Little Dragon）决定把他的导演处女作取名为《龙争虎斗》，后来改为《猛龙过江》。[184]原定名《龙争虎斗》被李小龙用作他与华纳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的片名。
要实现这一点，李小龙首先得把自己从《黄面虎》的项目以及与罗维的纠葛中解脱出来。根据罗维对此事的回忆，他最初正准备与李小龙的好友许冠杰合作一部电影，但邹文怀责令他暂停那个项目，转而与李小龙一起合拍《黄面虎》。[185]罗维说：“我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赶紧去为李小龙写剧本。”然而，剧本完成，在日本的拍摄工作也已安排妥当之后，邹文怀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李小龙不想拍这部电影了，并约了罗维跟李小龙在贵夫人餐厅（Her Ladyship restaurant）见面。
“你怎么样？我们要出发了，签证都办好了。”罗维跟李小龙讲。[186]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剧本，不太好。”李小龙回应说。
“你有什么问题？”罗维追问道。
“我觉得剧本有问题。”
“觉得哪里不好呢？”罗维又问道。
“你要想清楚，”罗维有些不耐烦了，“你一部戏拍得不好，失败了，你可以回到美国去教拳。我年纪这么大，我现在跟你合作，如果我拍得不好的话，我就没得捞了，知道吗？我要比你还慎重。《唐山大兄》我草草从事，就在曼谷那个小地方，把它简陋地搞完了，我们卖了钱。《精武门》又没用心弄，我们更卖了钱。《精武门》，我连剧本都没有，我只拿着三张纸在拍戏。现在这个戏，居然是破了我的例，整个剧本也搞得好好的。我认为一定没问题了，我不担心这一点。”
“我还是觉得……”李小龙说。
“那你这样子，你告诉我，嗯，哪几点？我们改嘛！你是明星，你说了算，改到你满意为止。我也要满意，大家沟通一下嘛！”
“我……我说不出。”
“你不能说不出来呀！”罗维很激动，下一句声音提得很高，“第三场？
还是第五场？还是第七场？第八场？哪一场对白不对？还是情节不对？气氛不对？戏的发展不对？你得有个理由嘛！你不能只是嘴巴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
李小龙被罗维逼得没办法：“我回家再好好看看，明天答复你。”
“你用书面写给我，”罗维态度很强硬，试图一举搞定李小龙，“遵照你的意见，我们把它改好。”
“我明天写给你。”李小龙说，“不，不要明天，三天。给我三天时间。”[187]
李小龙很不愉快地走开了，罗维回了公司。三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李小龙毫无消息，既没去公司，也没给罗维打电话。罗维意识到情形不对了，开始到处打听，到底什么情况。后来，他听到消息，李小龙要自己做导演。罗维恼怒之下，也不想拍了，但嘉禾不肯，因为已经投钱进来了，日本东京方面也已经安排好了，所以邹文怀让罗维再找一个人来代替李小龙。
“换王羽来演。”罗维提议道，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么做会激怒李小龙。
“王羽很忙啊！”邹文怀回复道，试图让罗维打消这个主意。
“你去试试看。我估计他肯来，我来拍，他可能肯。”罗维坚持道。
邹文怀直接飞去台湾，王羽正在那里赶拍另一部电影。他答应了。当媒体听说罗维和王羽一起去日本拍戏，并不是计划中的李小龙时，一位记者跑去罗维的办公室，试图从这个有趣的角度进行挖掘报道。
“李小龙不去了吗？”记者问道，有些嘲弄的意味，“没有李小龙你怎么拍啊？！”
“我不认识李小龙以前，就已经在拍戏啦！”罗维勃然大怒。媒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很得意地报道了这位百万导演和超级巨星反目成仇的消息。
李小龙退出，王羽上位。
李小龙看到这则报道后，怒不可遏。虽然他一直拖延，迟迟没给答复，但他并没有真的拒绝这个项目。他们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换掉，并将此事公之于众，让他颜面尽失。他不想再与罗维合作，但也不愿王羽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这部电影会跟他自己的电影形成竞争关系。如果《黄面虎》的票房比《猛龙过江》高，那么人们就会说，李小龙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罗维。
李小龙决定两部电影一起拍，彻底击败王羽。他打电话给罗维，质问他为什么换掉自己。
“我得不到你的消息嘛，你记不记得你跟我约了三天，到今天为止，将近一个月了，你才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罗维很尖锐地说道。
“我并没有讲不拍呀。”
“但是你，将近一个月你也没有跟我讲你拍呀。”罗维嚷道。
“你为什么要换上王羽？是不是邹文怀的意思？”李小龙问道，他已经开始怀疑邹文怀的用意了。
“不是！因为你是大明星，而我呢？也是个大导演，我也有我的自尊，我跟你约了三天，你将近一个月都不理我，我觉得很没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怎么样，所以只好换人了。”
“你这样子不是使我很难看？”李小龙问道。
“我没有使你很难看，我也知道你正准备拍戏，你自己的戏马上就要拍了，我也知道。所以，我只能换人了。大家不提嘛，就过去了。”
“你不是跟王羽合不来吗？”
“我跟他没什么合不来的。”罗维说。
“我觉得你换王羽，你很‘低庄’[188]。”李小龙说道，他用了一句广东俗语来辱骂罗维。他继续说道：“这样子，我现在跟你出发，你不要换人，我来拍。”
“这个不太好。因为你可以一个月不理我，但是我答应了别人，再把别人换掉，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据罗维讲，李小龙很生气，在电话里向他爆粗口。
“李小龙，今天以你的地位，也是一个电影明星，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你怎么说这么粗的话呢？”罗维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回应道。
李小龙又骂了一句，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这场争论让当时香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导演和明星彻底翻脸，不再合作。之后，他们尽可能地回避对方，不再正面接触。有时难免在公司或片场遇到，他们也会立即转身离开。
罗维带着王羽去了日本，李小龙去了罗马，各自开拍自己的电影。这是一场对决，看看到底谁才是嘉禾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1972年5月，李小龙和苗可秀在罗马拍摄《猛龙过江》（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1972年6月，丁珮、查克·诺里斯、鲍勃·沃尔和李小龙在嘉禾片场拍摄《猛龙过江》（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章 猛龙过江
《猛龙过江》是李小龙第一部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语言是他面临的最大障碍。该片的助理导演植耀昌（Chi Yao Chang）说：“他发现自己离开香港太久了，脱离了中文环境，再以中文来写剧本有些不适应。”[189]李小龙自嘲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这真的很有趣。我18岁时，第一次去美国，买了这本英汉词典，原本是为了帮我找到合适的英文单词，现在我发现我却要用它来查找我心目中的中文意思。”[190]为了方便创作，李小龙会先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英语口述录下来，然后随着剧本的发展，他和植耀昌再将这些口头笔记整理成中文剧本。
《猛龙过江》最初的故事理念，来源于李小龙向泰德·阿什利推荐的那部电视剧《武士》。该剧讲述了一位19世纪的中国功夫高手从没落的清朝逃往旧金山，在那里保护当地中国移民不受欺凌剥削的故事。[19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小龙与华纳一样，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由于担心去美国拍摄古装片的成本过高，他将故事背景挪到了今天，并试图寻找一个更为便宜的拍摄地点。
截至这时，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导演在西方拍过戏。李小龙坚称自己是第一位，他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城市，最终选定了罗马。1960年，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在《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中有一幕戏是以罗马斗兽场为背景的，这让李小龙冒出一个念头，他也可以在那里和西方坏蛋打一场。更重要的是，李小龙一直想拍西部片，选在意大利拍，符合他打入好莱坞的伊斯特伍德策略。
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没办法直接从电视行业进入电影行业时，他先去意大利拍摄了几部低成本的意大利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s）[192]。李小龙相信，香港之于他就如同意大利之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个可以让他进入好莱坞的跳板。“我会先回香港，在那里成名之后，再打回好莱坞，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的超级巨星。”李小龙自信满满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讲道。[193]李小龙打算把《猛龙过江》拍成意大利东方片（spaghetti eastern），这部电影会让他在西方备受关注。
李小龙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的初稿。[194]他在原来《武士》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在这个修改后的欧洲版本中，一家开在罗马的中餐馆受到当地意大利黑手党的威胁，餐馆老板请她在香港的叔叔派人过去帮忙。于是，她的叔叔安排了后辈唐龙过去。唐龙的意思是“中国龙”（与中文片名《猛龙过江》相呼应）。李小龙根据自己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将唐龙设定成一个来自香港新界的乡巴佬，单纯且淳朴。“唐龙是个很简单的人，但他想干大事。”李小龙在拍摄期间告诉记者，“他对罗马这样的大都市一无所知，但他假装自己没问题。”[195]唐龙像一条离开水的鱼，李小龙因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香港电影类型——功夫喜剧——成龙后来将其发扬光大。不仅西方人瞧不起唐龙，就连餐馆里那些老练圆滑的华人兄弟们最初也没拿正眼看过他。他所仰仗的是自己的功夫。“故事非常简单，一个乡巴佬去了外国的大都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最终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李小龙接受《君子》杂志采访时说，“说到底，他只是简单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并将挡在前进道路上的敌人逐一打倒。”
就在李小龙忙着修改剧本时，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编剧指导老师斯特林·西利芬特于1972年4月10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当时，斯特林·西利芬特正忙另一个项目，但他想重启《无音笛》。李小龙希望能让斯特林·西利芬特感受到自己如今的巨星风采，于是在邹文怀、苗可秀以及衣依（Maria Yi）的陪同下，一起在机场恭候他的到来。另有一群媒体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跟在后面，准备记录下好莱坞大佬与香港影视新贵接触的历史时刻。安德鲁·摩根说：“每次有媒体报道说从美国远道而来的黑人或白人要与李小龙一起合拍电影时，大家都会觉得，哇，太给中国人长脸了！”[196]
李小龙带着斯特林·西利芬特上街闲逛，想让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结果成了影迷队伍大游行。“他有数百位影迷闻讯而来，只是为看他一眼，”西利芬特回忆道，“他们如潮水一般，大喊大叫，试图靠近他。小龙穿着三件套的白色布里奥尼（Brioni）西装，走在路上，像个国王，微笑着向人群示意。那个情景太奇妙了，天哪，太不可思议了！”[197]李小龙邀请斯特林·西利芬特进到戏院和中国观众一起观看《精武门》。“简直不敢相信人们看完那部电影后的反应，”西利芬特说道，“他们先是沉默，继而开始大喊大叫，兴奋至极。尤其是当他把日本人一脚踢飞后，他们太喜欢那个时刻了！”
回到美国后，斯特林·西利芬特在1972年4月20日给李小龙写了一封信，讨论《无音笛》项目的重启。在这一点上，他们俩达成了共识。“看到你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功，我为你感到高兴，太令人欣慰了，这种感受难以形容。我真心希望我能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回访香港，届时我们可以把《无音笛》推到镜头前。相信我，我会为之努力的。”[198]
虽然李小龙和邹文怀在名义上同是协和电影公司的股东，但该公司实际上是嘉禾的子公司，所以说到底，邹文怀仍然是李小龙的老板。身为一名员工，李小龙唯一的手段就是时不时地准备跳槽，以威胁邹文怀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比如当李小龙试图说服邹文怀同意让他执导自己的电影，而不是与罗维合拍《黄面虎》时，他假意去与邵逸夫接触。后来，他与邵逸夫的见面被媒体曝光，报道上说邵氏试图高薪挖走李小龙。结果，这一厢情愿的说法让邵逸夫大怒，连忙让秘书登报否认，但语义含糊：“我们不排除与李小龙签约的可能，他极具商业价值，可即便真的要签下他，也不会是今年。”[199]邹文怀担心自己失去这棵摇钱树，最终答应了李小龙的要求，让他这个新手来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从那时开始，每当与邹文怀发生重大冲突，李小龙都会跑去见邵逸夫。
李小龙开始寻找合适的演员来饰演片中的女主角，他面试了数十名女演员以及红极一时的女星。有趣的是，丁珮从未参加过面试，因为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李小龙将这一决定归咎于他的老板邹文怀。
“嗯，一切都准备好了，”李小龙试图解释道，“不过邹文怀认为你并不适合出演这个角色。”
“没关系啊，”丁珮说道，“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啊！”
“我喜欢你的新发型。看上去非常利落、洒脱。”李小龙换了个话题，“你去哪里理的发？我想在《猛龙过江》里换个新造型。”
“安东尼·沃克（Anthony Walker）帮我剪的，”丁珮说，“你动身去罗马之前，我会帮你约一下他。”
李小龙最终敲定的女演员是苗可秀，她曾在《精武门》中与李小龙有过合作。当然，他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针对罗维，他想拆罗维的台。邹文怀原本计划让苗可秀和王羽共同出演《黄面虎》，但李小龙不同意。因为这样看上去，《黄面虎》基本上和《精武门》是同一个制作班底了，除了把李小龙换成了王羽。所以，李小龙坚持让邹文怀把苗可秀从罗维那边抽离出来转交给他。在明星演员和明星导演之间，邹文怀再一次站在了明星演员这边。
罗维发现后，气得不得了。“罗叔叔非常生气，甚至对我也是一样，”苗可秀说，“他以为我去罗马是因为李小龙很有名。我跟他说那不是真的，我只是服从公司安排而已。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派我过去。”[200]有来就有往，罗维要求邹文怀把李小龙已经指定的演员李昆（Lee Kwan）给换过来。考虑到罗维的心理感受，邹文怀答应了他的要求。结果，李小龙发现后，轮到他大发雷霆了。“小龙直接开始爆粗口，用广东话和英语穿插着骂，那是一种很市井街头的粗鄙用语。”曾担任《猛龙过江》制片的张钦鹏说道，“他发誓有一天他要开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制作公司。”[201]
罗维还在为李小龙挖走苗可秀而生气，他通过媒体对李小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02]他在接受新加坡报纸《新国家》（The New Nation）采访时表示，香港电影界的头号明星是王羽，不是李小龙。对此，李小龙回应道，他的成功与罗维的指导无关，他会用《猛龙过江》来证明这一点。
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行长达19个小时之后，李小龙、邹文怀、制片张钦鹏和摄影师西本正（Tadashi Nishimoto，又名“贺兰山”）于1972年5月5日抵达达芬奇机场，入住威尼托大街（Via Veneto）的弗罗拉大酒店（Hotel Flora），直到5月17日才退房离开。[203]
趁着苗可秀和其他香港摄制组成员未到，一行四人有几天的闲暇时间。他们决定先去观光购物。这群人计划去著名的旅游景点比萨斜塔看看。“去的路上，途经一家‘古驰’（Gucci）的时装店，我们停了下来。”张钦鹏回忆道，“李小龙和邹文怀被里面陈列的高级时装迷住了，两人一口气买了很多衣服。我记得小龙买了一件质地非常好的意大利皮夹克，现在还能回想起来皮革有多柔软。”[204]
这群人很快对意大利饮食感到了厌倦，罗马当地破旧的中餐馆里的粤菜更不地道。后来，西本正偶然发现了一家东京人开的日料店，菜品还不错。他们经常在那里用餐，偶尔也会喝些清酒。“有一天，在店里喝了三小杯清酒之后，服务员递上一条毛巾，让李小龙擦脸，”西本正回忆道，“结果李小龙不小心把隐形眼镜擦掉了，他紧接着拿出一副墨镜戴上，继续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聊天。”[205]日本清酒是李小龙唯一可以大量饮用的酒水，而且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压力也随之渐增，清酒成了他最喜欢的饮品。[206]
当邹文怀和张钦鹏与此次为华人摄制组提供支持的意大利电影公司见面时，邹文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应该向参与摄制工作的罗马人每日支付多少薪水或补贴。“跟我们对接的那位女士说，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七万或八万里拉，”张钦鹏说道，“但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由于参与工作的都是男士，所以会不可避免地想要去找乐子，十万里拉会更好一些。因此，邹文怀同意支付十万里拉。”[207]
或许是出于充实剧本的需要，这一幕似乎激发了李小龙的创作灵感，他在《猛龙过江》的实际拍摄中增添了与妓女有关的一场戏。李小龙饰演的乡巴佬唐龙因个性淳朴天真而被指责在与外国人交流时表现得不够友好，试图改变的他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无意间被意大利妓女搭讪带走。直到那位妓女赤身裸体地从房间内的浴室走出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误解了，于是仓皇逃走——对李小龙平日作风有所了解的香港观众在看到这一幕时，忍不住大笑起来。
至于妓女角色的人选，李小龙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玛丽莎·隆戈（Malisa Longo）的照片后，确定非她莫属。对此，玛丽莎·隆戈回忆道：“老实说，我对拍的那部电影不太看好，因为我拿到的这个角色戏份太少了。而且在意大利，李小龙还不够出名，没人知道他是谁。”起初，她认为李小龙很自负，直到“他给了我一个微笑，让略显尴尬的局面有所缓解”。当他们在酒店拍摄裸体的戏份时，“李小龙非常紧张，坐立不安，正如你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李小龙对我很温柔，也很体贴。甚至当他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也总是盯着我的眼睛看。我非常喜欢他。”[208]
苗可秀可能没留意到他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她非常内向，”玛丽莎·隆戈说，“只要当天拍完她的戏份，她就立刻不见了。”苗可秀和第二组摄制组成员在几天前一起抵达了罗马。作为片中唯一的女生，她和那些男孩子们处得像哥们儿一样。“晚饭后，我们没事干，我们就想，不如找点儿乐子吧！”苗可秀回忆道，“他们让我站在街上，看有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的年轻人喜欢艳遇。他们说，‘就站在那儿。’我也想看看自己魅力如何。没一会儿，一辆跑车开了过去，然后又倒车回来，靠边停下，车窗摇下来时，我立刻跑去了他们等我的地方。我们总是开这样的玩笑，和小龙一起拍戏真的很好玩。”[209]
据苗可秀说，这种恶搞游戏一度延伸到她和李小龙的关系上。一位意大利制片人在拍摄期间经常色眯眯地看着她。她把这件事跟李小龙说了：“他为什么总那么做？真的很恶心。”李小龙说：“没问题，我来搞定。”自那时起，每次吃饭时李小龙都会坐在苗可秀旁边。他会牵着她的手，帮她拎东西，对她非常好。他们一起走路时，李小龙会搂着她的肩膀。那位制作人见状不敢再盯着她看了，也不再发出坏笑的声音了。“他以为我是小龙的女朋友，”苗可秀说，“他不敢再对我眨眼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李小龙和苗可秀会在罗马有几十张举止亲密的合影。但是，当两位年轻漂亮的演员在异国他乡以男女主角的身份共同出演一部电影时，并且戏中两人还有爱慕之情，戏里戏外的界限很容易模糊不清。结果导致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误解。“一天早上，我们都下楼吃早餐，”张钦鹏回忆道，“我们先到那里，接着李小龙下来了，紧随身后的是苗可秀。服务员盯着李小龙看，好像他们真的做了什么很亲密的事。”[210]安德鲁·摩根认为：“一时冲动而已。拍外景时，发生这样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211]
为了向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的意大利西部片的视觉风格致敬，李小龙计划在片中反派科尔特（Colt）从罗马机场走下飞机时，给他来一个大大的特写。[212]他邀请查克·诺里斯来扮演这个角色。“我知道在电影中露个脸——即便是香港电影——也会让我的知名度有所提高，这可能会为我们的（空手道）道场吸引到更多的学生。”查克·诺里斯回忆道，“我没想到这会是我新职业生涯的开始。”[213]
查克·诺里斯不仅带来了他身为美国顶尖空手道冠军的头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人物——他的助教兼商业合伙人鲍勃·沃尔。“查克和小龙通完电话，说他要去罗马拍电影，”鲍勃·沃尔回忆道，“你不能一个人去，咱俩是搭档，我也得去。所以我自己买了机票跟着过去了。”[214]鲍勃·沃尔声称李小龙见到他很“兴奋”，因为“他喜欢我”。然而，根据张钦鹏的说法，李小龙并不是特别高兴，他对这位不速之客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鲍勃的到来引起了一点不愉快。我们回到酒店时，李小龙说，‘为什么诺里斯要带这个家伙来？’从他提起鲍勃的语气来看，很明显李小龙不喜欢他。”[215]最后，查克·诺里斯说服李小龙，给鲍勃·沃尔在戏中安排个角色。
由于斗兽场内严禁拍摄，摄制组不得不贿赂主管人员，假装成游客，将摄像机装在背包里混进场内。警卫只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拍摄一些外景和空镜，比如查克·诺里斯站在高处，低头看向李小龙，李小龙四处奔跑，以及两人面对面对峙。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摄影师西本正都在用哈苏相机（Hasselblad）来拍摄环境照片，这是为了回到香港后，方便香港摄制组根据这些照片来作图制景，以求在嘉禾片场内能根据需要重建斗兽场。电影中这场戏的大部分打斗都是在香港片场通过三天紧锣密鼓的拍摄而完成的。
在12天内尽可能多地完成了罗马大部分戏份后，李小龙和香港摄制组以及查克·诺里斯、鲍勃·沃尔于1972年5月18日下午3点抵达香港启德机场。琳达和女儿香凝以及一大群记者簇拥在那里迎接李小龙。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小龙一如既往地风趣幽默，魅力十足。有传言说因为这位新手制作人经验不足，导致预算超支。当被问及他在这部电影上已经投入了多少钱时，李小龙闪烁其词：“我没有估算过费用支出的情况，也从来没担心过。我相信，如果这笔钱值得花，我可能不会省着。当然，我也不会乱花钱。首先要考虑的是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合理的，把这些做好，利润自然会随之而来。”
“你预计这部电影的票房能有多少？”另一名记者问道。[216]正如穆罕默德·阿里喜欢通过预测在第几个回合击倒对手来炒作他的比赛一样，李小龙也喜欢吹嘘他的电影能卖多少钱。听完问题后，李小龙立即举起了五根手指，意思是500万港币。
另一名记者接着问道：“在《唐山大兄》中，你使用了著名的‘李三脚’，票房高达300万；然后在《精武门》中，你使用了双节棍，票房冲破400万的大关，所以我想知道，你会在这部电影中使用什么武器，来确保票房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呢？”
“记下我说的话，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李小龙打趣道（他计划同时使用两根双节棍）。
看到这位身材瘦小的当红明星旁边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西方人，一位记者问道：“你和查克·诺里斯先生在电影中有交手的戏吗？”
“我和查克·诺里斯在电影中会交手吗？”李小龙开玩笑道，“不然呢？你以为我们要做爱吗？”
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但也有一些记者感觉被冒犯了。《今夜报》（Kam Yeh Pao）、《星夜报》（Starry Night News）因此而批评李小龙“意气风发、目中无人”和“一朝得志、语无伦次”。[217]这几篇评论标志着李小龙和香港媒体的蜜月期即将结束，阿谀奉承的媒体开始改变风向，准备炮轰李小龙。
自从《唐山大兄》上映以来，有数十位业余功夫爱好者为求出名登报号称要挑战李小龙。此番查克·诺里斯抵港，更引发了这些业余人士的爱国热潮，他们想向这位美国人发起挑战。然而，诺里斯不愿被此事牵连，他很生气。李小龙告诫他没必要在意这种事：“只要你作声，你就输了，这些人只是想出名而已。”[218]但脾气暴躁的爱尔兰人鲍勃·沃尔却对此不以为然，他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要代表查克·诺里斯接受挑战，并建议挑战者跟他在深夜脱口秀节目《欢乐今宵》中公开较量：“我的教练查克·诺里斯受到了挑战。他比我要厉害得多，所以我想让你，无论是谁，先跟我打，看看你是否有资格向他挑战。我们的较量将在电视台播出，这样能让每位香港朋友见证，你是怎么被我打死的。”
不出所料，1972年5月19日，当李小龙、查克·诺里斯和鲍勃·沃尔出现在《欢乐今宵》的演播室时，并没有挑战者在那儿等他们。因此，观众没能看成这场所谓的生死对决，反而看到了查克·诺里斯在鲍勃·沃尔的配合下演示他的空手道技术。然后，李小龙起身，由查克·诺里斯为他持靶，随机展示他闪电般的快踢。
展示过后，他们坐在沙发上开始接受采访。主持人刘家杰（Josiah Lau）用粤语问李小龙：“报纸上说这几位西方人都是你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你在指导他们，所以他们才赢得了很多届的空手道冠军。这是真的吗？我觉得你的功夫一定很厉害。”
李小龙咧嘴一笑，摆了摆手，避开了这个陷阱：“别给我挖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他们是我的学生。我们是好朋友，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聚到一起讨论武术。”
刘家杰以英语向查克·诺里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很多人说你们两个是李小龙的学生，但刚刚李小龙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你们只是朋友关系，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是真的呢？”
查克·诺里斯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复，他一定事先知道主持人会这么问，所以他极为小心地回答道：“事实上，我们水平太差了，不够格做他的学生；而他太优秀了，不适合做我们的老师。”查克·诺里斯说完后笑了，现场观众也哄堂大笑，为他这番场面话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人一样的谦逊，报以了赞赏的掌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欣赏他的功夫，即使他不把我们当学生，我们仍然把他当作我们的老师。”[219]
“你觉得李小龙怎么样？”刘家杰进一步问道。
“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外，在我所见过的武术家中，他是最好的。”查克·诺里斯回答道。
难怪在李小龙所接触过的武术家中，他最喜欢查克·诺里斯。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李小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然也是他从影以来最满足的时刻。他对自己的电影享有完全的掌控权——不再只是单纯的演员——而且，所有人都说他非常适合这种类型的电影：坚定、公正、有趣。《猛龙过江》的助理导演植耀昌提到过：“有人说李小龙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我说他像一台不会停止的机器。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工作现场，他既导，还演，又是武术指导，每一个镜头都跑不了，简直忙得团团转，满头大汗。但是，当转换灯光、有片刻休息的时候，他却从不会坐在椅子上，不是指点别人几下拳脚招数，便是讲滑稽的‘成人笑话’，逗得满场都是欢笑声，给紧张的工作增添了不少生气。”[220]前一刻，李小龙还在将可口可乐罐放在灯具上练习如何踢到它，为电影中他跳起踢灯的那场戏做准备；下一刻，他就会让那位名叫聂安达的演员拿出吉他来为他伴奏，他要演唱他最喜欢的那首经典古巴民歌《关塔纳梅拉》（Guantanamera），而且边唱边跳。“一天之内，我把那首歌弹了17遍，我现在真的很烦那首歌。”聂安达回忆道。
与任何出色的帮派大哥一样，李小龙奖励忠诚，并懂得与他的伙伴分享他的成功。在这部戏里，他给三位儿时的玩伴安排了角色——陈炳炽、小麒麟和他的管家胡奀，让他们仨在餐厅扮演服务员。胡奀说：“他要确保我能和所有和他一起共事的人得到同样的尊重。”[221]由于小麒麟还在电影行业里苦苦打拼，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所以李小龙将他提升为副武术指导，以提高他在演艺圈的地位。李小龙通过这部戏，把两个世界（美国和中国）的伙伴们聚集到了一起。有所付出就会有所得。“李小龙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总是毫不设防地大笑，玩得很开心，而且他喜欢在片场炫耀，”在片中饰演黑手党头目的乔恩·T.本（Jon T. Benn）说道，“片场总会有一些漂亮女孩儿，他喜欢逗她们。当我们准备拍摄时，他又认真得要命，十足的完美主义者。”[222]
丁珮是常去片场探班的漂亮女星之一。无论李小龙和苗可秀在意大利的关系是真是假，当他们回到香港后，这段关系就结束了。李小龙继续和丁珮交往。丁珮说：“我一直在片场陪他，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223]他们越来越看重这段感情，以至于李小龙远不像以前那么偷偷摸摸了，他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跟她约会。“我在亲亲吧见过他们好几次，”聂安达说，“李小龙全神贯注地看着丁珮，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两人在眉目传情。他们就像是一对无法忍受分离的情侣，卿卿我我，深情对视。”[224]安德鲁·摩根对此表示赞同：“李小龙很喜欢丁珮。她本身就很有魅力。”[225]
当李小龙第一次打电话给查克·诺里斯，邀请他出演自己的电影时，查克·诺里斯开玩笑地问道：“谁会赢？”[226]
“我是主演，当然是我赢啦！”李小龙笑着说，“但我向你保证，这场打戏将是整部电影的亮点。”
“好的，但只能有这么一次。”诺里斯继续笑着说道，“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准备？”
“你体重多少？”李小龙问道。
“73或74公斤吧。”
“我差不多64公斤”，李小龙说，“我想让你增重10公斤。”
“距离开拍只有三个星期了！”诺里斯表示抗议，“为什么？”
“作为对手的话，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令人畏惧。”
虽然他给出的理由看似很有道理，但对于一生从事电影工作的李小龙来说，他可能早就意识到10公斤的新增脂肪会让查克·诺里斯的肌肉线条变得不再清晰，这可以与他自己雕刻般的体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份参演的鲍勃·沃尔说：“查克不喜欢《猛龙过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头肥胖的驼鹿。”[227]与拳腿快如闪电的李小龙相比，额外的重量势必会减缓查克·诺里斯的移动速度。身为主演、导演兼制片人，李小龙显然没有把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摆到桌面上。
李小龙为斗兽场一战做了长达13页的详细笔记和人物分镜，其部分灵感来自穆罕默德·阿里和克里夫兰·威廉姆斯（Cveland Williams）的二番战及三番战（1966年）。李小龙的空手道冠军弟子乔·刘易斯曾提到过：“李小龙会在他那台8毫米电影放映机上反复播放克里夫兰·威廉姆斯的拳击比赛，他会研究阿里是如何出拳的，包括他移动的方式，李小龙特别强调机动性，而空手道习练者更注重静止的站姿。”[228]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嘉禾搭建的斗兽场内紧锣密鼓地拍了三天，他们增加了踢腿、摔投以及其他武术技巧。与此同时，李小龙也开始教查克·诺里斯如何搞清楚竞技格斗（体育运动）和电影打斗（娱乐表演）之间的区别。“我们从李小龙身上学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鲍勃·沃尔回忆道，“当你真正与人格斗时，你不会让别人知道你受伤了；但在一场精心编排的打戏中，即便对方没真的伤到你，你也要让观众相信对方把你打伤了。所以这完全是两种相反的表现形式。”[229]
李小龙曾向查克·诺里斯承诺，他们这场戏将是整部电影的亮点。他说对了。尽管人们对《猛龙过江》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压倒性的共识是，他们的这场打戏绝对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动作场面之一。[230]事后来看，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位武术家之间的竞争，这并不是两位单纯的演员，他们是所处时代中最著名的两位武术家。但让其魅力经久不息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成龙和李连杰成为功夫明星之路不同，李小龙多年来一直是武术的教学者和革新者。他像是一位带着明确教学目的的老师，对这场打戏进行了精心的编排。一开始，他很被动，被诺里斯饰演的美国空手道冠军柯尔特压着打，因为他被传统形式束缚住了。临近落败的边缘时，他迅速进行调整，重新适应当下的情形，开始自由地表达自己——轻跳着步子，控制距离，并运用各种躲闪，最终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整场打斗简直就是一部截拳道教程。他不仅仅是在拍动作戏，还是在就武术应该如何教授和练习进行一次哲学层面的论证。
除了将身体动作和格斗理念通过这场打戏表现出来，李小龙还将与众不同的情感揉入这部功夫电影当中。比如他们互相摇晃手指，暗示对方能力不行时，抑或李小龙饰演的唐龙从柯尔特结实的胸膛上扯下一把毛发，很嫌弃地擦掉时，都有一种戏谑式的幽默。虽然大多数功夫片中的决斗戏都是由复仇及相互仇恨所驱动的，但这两位在现实生活中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却始终以互相尊重的武者姿态来面对对方。最后，当柯尔特的手臂和膝关节被打伤无法继续战斗时，唐龙以眼神示意他放弃，但骄傲的柯尔特拒绝了，唐龙的脸上流露出对其不得不杀的惋惜和懊悔的表情。之后，唐龙把柯尔特的战袍盖在了他的身体上，单膝跪地，表达自己的尊重和悲伤。
当查克·诺里斯于6月13日离开香港时，电影仍有三分之一的戏份未能拍完。李小龙已明显落后于原拍摄计划，并且预算超支，他将错过原定的夏季上映日期。直到7月23日，后期制作终于要开始时，他才将主要的拍摄内容完成。
大多数香港电影都会使用事先录制好的音乐以降低制作成本，但李小龙坚持聘请音乐人来为本片原创音乐，并亲自参与其中，演奏了一种打击乐器。[231]这部电影是用35毫米电影摄像机拍摄的，无声胶片。[232]电影人物的对白后期采用了不同的语种配音——粤语、普通话及英语。李小龙要求亲自为自己的英文版配音。英国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兼配音演员泰德·托马斯（Ted Thomas）认为：“电影明星想要亲自配音，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他做不好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配音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巧。其他配音演员很生气，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耽搁了，李小龙并不是太重视他们。李小龙问，‘你不想让我这么做吗？’我说，‘不是的，不过我们有更专业的人。’他为此事感到很生气。”[233]为了安抚这位大明星兼导演，泰德·托马斯勉为其难地让李小龙为戏中那位威胁中餐馆服务员的非裔美国人配音。
由于电影错过了暑期档，而且超出40%的预算，于是，邹文怀说服李小龙拍摄云丝顿（Winston）香烟广告，通过赞助的形式来弥补部分超支的费用，并借此为电影将调至寒假档期上映做宣传。[234]原本计划让李小龙拍摄一段三分钟的武术示范短片，再搭配上杨斯的三分钟举重示范短片，剪成三辑《猛龙过江》的影视广告，分发给戏院及电视台播放。那是在1972年，香烟仍被认为是健康的，即使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
李小龙给杨斯打去了电话。“他说打算拍一个云丝顿香烟的广告。”杨斯说，“第二天，我到了嘉禾片场。”[235]李小龙从不吸烟——偶尔会使用大麻，但绝对不吸烟——正确地说，他认为吸烟会损害肺部，尤其是对打拳的人来说。经过慎重考虑过后，李小龙决定不为这则广告单独拍摄武术示范短片。作为妥协，他同意把《猛龙过江》中的武打镜头剪进云丝顿香烟的广告中，其广告语是：“讲到打，一定是李小龙，讲到好烟味，一定是云丝顿啦！”
李小龙为了这部电影，把一切都搭进去了——他的资金、名声，以及他新成立的公司。他的导演处女作必须要成功。他与罗维闹掰，自邹文怀处欠下巨额债务，还曾向媒体夸下海口票房能达到500万港元。琳达说：“我们的日常开销都是从影片尚未实现的利润里预支出来的。”[236]这使得《猛龙过江》的成功变得格外重要，成败在此一举。尽管如此，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很多媒体宣传的机会，相较以前对《唐山大兄》和《精武门》的一致追捧，如今的媒体已经开始刊登他的负面报道了。《猛龙过江》上映在即——1972年12月30日——李小龙又对媒体百般冷落，最终导致媒体对他的批评之声愈演愈烈。[237]
李小龙缩减宣传活动，甚至没能如期在暑假档上映，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李小龙主演的，他的狂热影迷成群结队地进入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仅周末首映的票房就超过了100万港元，到了1973年1月13日，打破了《精武门》创下的票房纪录，并继续飙升，成功实现了他之前的预测，票房收入高达530.7万港元。
这并不是李小龙最在意的。他迫切地想要看看自己这部电影与他此前拒绝的项目相比，究竟孰优孰劣。《猛龙过江》上映一个月后，罗维和王羽合作的电影《冷面虎》[238]上映，可最终仅获得200万的票房。这场胜利清楚地表明，李小龙已经超过王羽，成为无可争议的东亚票房冠军。
“尽管《猛龙过江》的反响好过预期，但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嘉禾的制片经理薛志雄（Louis Sit）回忆道，“人们喜欢它，是因为在片中李小龙是一个与所有外国人打的中国英雄。然而，当时的香港正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都市，各行各业都憋着劲儿要跟外国人较量较量，比如制造业、金融业。为什么我们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一些呢？李小龙可能只是在身体层面上跟外国人打，但那个时候，整个香港乃至全亚洲都在各种业务上试图与外国人比个高下。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239]
尽管《猛龙过江》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李小龙对其整体的制作质量并不太满意。虽然他确信这部电影要比罗维和王羽那部好得多，可他担心观影经验丰富的西方电影观众会觉得它太过业余。李小龙邀请了哥哥李忠琛和嫂子林燕妮参加首映，并在放映结束后，低声向哥哥询问：“这部片子怎么样？”[240]
李忠琛事先已经知道这是李小龙的心血之作，对艺术上的成就极为看重，但又不能过于应付他，于是委婉地说道：“嗯，音乐很好听。”
李小龙听后很紧张，不由得后退了一下，如同被击中了一样。林燕妮去拉他的手，试图说一两句话来缓解一下，但发觉李小龙的手心里全都是汗。她没再说话。
李小龙认为《猛龙过江》制作欠佳，不足以成为他的意大利东方片，更不能为其敲开好莱坞的大门。因此，他不想让西方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当他发现邹文怀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将该片的发行权卖到了北美时，他勃然大怒。据安德鲁·摩根回忆：“当李小龙发现的时候，公司内传出一声尖叫，他觉得邹文怀出卖了他。”[241]
李小龙敢于自我批评，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打算在下一次尝试中制作一部顶级的武打电影。
《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都是商业电影，以复仇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于他的下一部电影，他想把重点放在他的哲学上——一部武道电影，而不是一部武打电影。他闯荡好莱坞时，曾在《无音笛》的项目上尝试过一次。他仍然对那次失败耿耿于怀，于是在那次的剧作基础上专门为中国观众重新进行了修改。他去掉了斯特林·西利芬特的弗洛伊德式隐喻，把重点放在亚洲观众能够理解的文化背景上。他把这个全新的中国版本定名为《南拳北腿》（Northern Leg Southern Fist）。在中国，北派功夫以腿法见长，南派功夫则以拳法闻名。唯有两者兼备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武术家。
在那本80页的活页笔记本上，李小龙亲笔写下了《南拳北腿》的剧情大纲，包括一些对话、场景以及简单的分镜头。与《无音笛》的情节大致相似，故事以男主人公和师兄弟们与来自不同拳种的门人弟子进行的一场比武开始。主人公和师兄弟们在比武中被打败，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所学的是“混乱的传统”。这位被失利所困扰的主人公痛苦地意识到——就像李小龙和他的咏春拳一样——他所学的拳种“华而不实，抑制了自己的天赋”。于是，他动身去寻找武林秘籍，以求能真的成为一名武林高手。在寻找武林秘籍的过程中，会随之响起主题曲《什么是武术的真相？》（What Is the Truth of Martial Arts？）。一同上路的还有他的恋人，如同好莱坞影视剧中的“周五女郎”。但他刻意疏远了这位姑娘，天真地认为成为高手是最重要的，不能分心去考虑男女感情的事。后来，他分别遇到了一位南拳大师、一位北腿名家。于是，他白天练习南拳，晚上学习北腿。一日，在餐馆里，有人诋毁这位主人公的师父。他忍耐不住，被迫出手，先是南拳，后用北腿，勉强不败而已，并不能战胜对方。直到一位坐在旁边的神秘老者建议他“拳腿齐用”，他才将所学的内容结合起来，击败对方。后来，他追上那名老者，开心地喊道：“我开创了属于我自己的武术。”
如果这是一部常规的中国功夫电影，可能就此结束了，这位主人公象征性地统一了南北两派——中国自古有南北之分。但李小龙想要借机布道，传达一个全新的真理。这位神秘老者就是李小龙截拳道哲学的代言人。当背景响起箫声时，老者嘲弄道：“拳派只会造成人的分离，并不能促成团结。”当主人公再次恳请老者教他时，老者挥了挥手，说道：“我不是谁的师父，我只是求学者在寻找真理的路上迷路时的指向标，去往何方，由你自己来决定。”[242]
时光飞逝，主人公来到一个小岛上，这里有高僧留下的武林秘籍。与《无音笛》的情节一样，主人公必须与其他高手比武，并通过几轮测试才能获准翻阅武林秘籍，并成为秘籍的守护者。对他来说，很幸运的是他得到了那位神秘老者的指点，掌握了他的截拳道哲学。在比武中，他轻松击败了南拳师父和北腿师父，得到了武林秘籍以及守护者的荣耀。在《无音笛》中，主人公直接拒绝了秘籍，从未打开看过。然而，在李小龙修改后的版本中，他翻看了秘籍。“慢慢地，主人公拿起秘籍，一页页翻看，上面一片空白。这时，他翻到最后一页，里面嵌有一面镜子，他在镜中看到了自己。”得知这一秘密后，主人公拒绝担任守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这本秘籍更吸引人。”他回去找到了那位心爱的姑娘，与她拥吻。那些未能一窥秘籍真容的拳师们问他：“秘籍上到底写了什么？”主人公拒绝正面回答，而是以一句俏皮话结束了整部电影：“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多关心你身边的人。”
在李小龙的全部作品中，《南拳北腿》是最个人化、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他所经历的、学习的以及奉行的一切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并得以升华，且一直延伸。“他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要再开办一间武馆的话，当你走进正门时，会看到一幅红色的大帘幕，上面写着‘帘幕背后藏着秘密’。”李小龙的学生、有份参演《精武门》的罗伯特·贝克说道，“你拉开帘幕，会看到一面完整的镜子。这将是你入门的方式。”
对于一部功夫电影来说，这个剧本的情节设置确实令人兴奋，而且也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内容，但它并不是一部商业片。据安德鲁·摩根讲，李小龙经常和邹文怀讨论《南拳北腿》的项目。好莱坞电影大亨塞缪尔·戈尔德温（Samuel Goldwyn）在面对这类说教式的电影创意时，总会直接说：“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发封电报给我。”邹文怀的应对则显得更为圆滑一些，“邹文怀的观点是，对于中国电影观众的观赏习惯来说，这部电影过于烧脑了，”安德鲁·摩根说，“需要等李小龙的明星地位更稳固一些再考虑。”[243]
邹文怀说服了李小龙，在他事业刚刚起步时，确实不适合马上推进这个项目，《南拳北腿》对中国观众来说太超前了。李小龙同意往后搁置一段时间。“我对香港电影艺术的表现不太满意。我身为其中一员，有义务为此做些事情。观众需要事先接受教育，教育他们的人必须是有责任感的人，”李小龙接受《香港虎报》采访时提道，“我们正在跟观众打交道，我们必须创作一些能够让他们接受的作品，然后一步一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品位。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尽管我无须承诺什么，但我决心去这么做。”[244]
在《南拳北腿》被暂时搁置的情况下，李小龙不得不寻找另一种办法来教育中国观众，以期他们能接受他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他对下一部电影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猛龙过江》最成功的部分是他和诺里斯的那场打戏，他把自己的截拳道理念揉进了打斗场景当中。“我希望在香港可以拍摄多层次的电影，”李小龙告诉媒体，“你既可以只看个热闹，也可以仔细品味其中的道理，看你的心情而定，主动权在你。”[245]如果与查克·诺里斯的那场打戏是他迄今为止在表演上取得的最高成就，那么为什么不继续放大这一优势呢？
李小龙的下一个电影项目是《死亡的游戏》（Game Of Death）[246]。他最初的想法是雇用五名顶尖高手组队奔赴韩国，从一座五层木塔的顶层取回一件被盗的中国国宝，在木塔的每一层都有一位不同武术背景的高手把关。[247]他们必须击败关主才能往上走（如今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些老套，那是因为已经有无数的动作片和电子游戏剽窃了这一创意）。在每一层，李小龙的同伴都会试图抢先打败守关者，可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无法从混乱的传统形式中解脱出来。最后，李小龙出手，适应守关者的风格，并将其击败。
为了强调影片的主题思想，李小龙在脑海中已构想出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戏。“我想要表达的是，必须让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无法适应，只能走向毁灭。”他向新加坡报纸《新国家》的记者解释道，“电影一开场，观众会看到一大片白雪。然后，镜头推向一片树林。此时强烈的风声在四周回荡。银幕中央有棵大树，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突然，一声巨响，一根巨大的树枝被积雪压断，掉到地上，它不能转化积雪的重量，所以被压断了。接着，镜头转向一棵随风摇曳的柳树，它能适应环境，所以得以存活下来。这是一种喻义的表达。我觉得中国动作电影应该追求这种表达方式。在这方面，我希望能扩宽动作片的境界。”[248]
李小龙有了开场画面、故事主题以及三场动作戏的表现方式，他唯一缺的是没有完整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很多香港功夫电影都是在没有完整剧本的情况下拍成的。《唐山大兄》的剧本起初只有三页，但与《死亡游戏》不同的是，它是复仇驱动型电影，这类电影主题明确，能够让广大观众从内心有所共鸣。但《死亡游戏》是一部寓言式电影，主题不明——除了表现功夫修行者的不断进步，没有故事主线。
他的老板并不打算投资一位“传教士”。商人的目的是赚钱，不会借助电影来布道。邹文怀对李小龙的这个项目没有任何要投资的打算，客气地说，他的反应是“小心谨慎，前景看好”[249]。相比前景看好，李小龙肯定更多地感受到了老板的小心谨慎。因此，他又像以前一样，当邹文怀反对他的项目时，他再次去与邵逸夫接触。这次不仅是私下会面。相反，他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出邵氏，带妆试镜：身穿全套戏服，化着浓妆，梳着中国古代武士的发髻。
当李小龙身穿戏服试镜的照片被故意泄露给媒体时，看上去他似乎不但要离开嘉禾转投邵氏，而且还计划为他们拍摄他的第一部古装片。媒体添油加醋地报道说，邵逸夫给李小龙提供了一笔数目惊人的片酬，但李小龙对此不屑一顾。于是，邵逸夫又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随意填上自己满意的数字。当《中国邮报》询问李小龙是否愿意和邵氏合作开拍他的下一部电影时，他的回答听上去并不像是一位传教士，倒像是待价而沽的商人：“它可以由邵氏、嘉禾或者任何一家电影公司来制作。我从来没想过要和某一家制作公司绑定在一起。”[250]
尽管邹文怀明知道李小龙只是利用邵逸夫来做筹码，以改善他和嘉禾的谈判地位，但由于赌注过大，他不想揭穿李小龙的把戏。“当一个演员变得非常受欢迎时，”邹文怀说，“你将不能再让他按照你所期望的方式来做事。”[251]李小龙的这记佯攻迫使邹文怀对《死亡游戏》的拍摄大开绿灯。[252]
李小龙还没等剧本写完，就要立即开拍宝塔内的打戏。因为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在1972年8月下旬会有一个短暂的档期。贾巴尔在为密尔沃基雄鹿队（Milwaukee Bucks）效力的头三年里拿下了NBA的总冠军以及最有价值球员奖（MVP），在下个赛季开始前他会有几周的空闲时间。李小龙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自从他们在洛杉矶一起训练后，就一直想和贾巴尔拍一部电影。他曾预言过：“当我和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家伙对打时，中国影迷一定会大吃一惊。”[253]
如果两个身高相差将近半米的人打架会发生什么事呢？即使那个矮个子是李小龙。“我试着给贾巴尔的下巴来上漂亮的一脚，那天我至少踢了300次。”李小龙说，“你知道他的下巴有多高吧，啊？我真的应该好好拉伸一下我的腿，最终我拉伤了大腿韧带。”[254]李小龙在片场做腾空侧踢时摔了下来，差点儿再次受伤。“我不得不抓住他，”贾巴尔回忆道，“我们为此笑得很开心，因为最后他像个婴儿一样躺在我怀里。”贾巴尔还目睹了李小龙与挑战者的交手：“一位武行想趁李小龙和别人谈话时偷袭他，结果很快被他打翻在地。人们再也不敢这么做了。”[255]
根据李小龙对电影的构想，贾巴尔是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的守关者——终极高手。至于其他四层的守关者都有谁，丹·伊鲁山度说李小龙“经常更换”，取决于谁的时间合适。[256]李小龙给丹·伊鲁山度寄了一张中华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的机票，他辞去了教书的工作，来饰演第三层的守关者。“他制作电影的方式跟他的拳术风格很像，”丹·伊鲁山度说，“他就那么做了。直到前一天晚上他才能确定自己要怎么做。然后，他会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他会在独自走路时构想故事的细节，《死亡游戏》就是这么来的。”[257]
关于第四层的守关者，李小龙聘请了韩国合气道高手池汉载（Ji Han Jae）。李小龙在1969年美国的一次武术表演中见过他。池汉载刚刚以武打演员的身份与嘉禾签约，所以很容易找到他。根据传闻，李小龙对与毫无拍戏经验的池汉载一起合作感到沮丧，后者很恭敬地说：“李小龙是一位很好的电影演员。我们两人的水平不同，所以合作起来会有一些差距。”[258]
前两层的守关者有几个人选，包括木村武之（他在西雅图时期的助教）和黄淳樑（他的授业师兄）。詹姆斯·柯本来香港时，李小龙还曾试图邀请他参加，但詹姆斯·柯本礼貌地拒绝了。[259]
李小龙在将该项目搁置之前，只拍摄了上三层的打戏以及几个户外场景。总共约有90分钟的粗略素材[260]，他用这些素材精剪出了30分钟的成品内容。
在剪成的原始版本中，李小龙和两位武术高手一起来到了木塔的第三层。这两位高手由田俊（曾有份出演《精武门》及《唐山大兄》）和解元（Chieh Yuan，香港武行）出演。第三层守关者是丹·伊鲁山度。他穿着菲律宾传统服饰，扮演一位精通艾斯克瑞玛（Escrima）的菲律宾高手。李小龙穿着那身如今已经成为他最具标志性的服装：紧身的黄色连体服，体侧有黑色的赛车条纹。其灵感来自罗曼·波兰斯基在瑞士格施塔德度假时，借给李小龙的滑雪连体衣。[261]连服装都是为了呼应电影的主题，即现代武术肯定要好过传统武术。“我穿着典型的穆斯林服装。每个人都穿着传统服装，”丹·伊鲁山度说，“但李小龙的扮相看上去像是现代的喷气式飞机。”[262]
当三人面对丹·伊鲁山度时，解元抢先出手，用一根大木棍做兵器，但很快被打败了，换上田俊，仍是不敌。[263]最后，李小龙手持一根竹鞭，迅速打掉了丹·伊鲁山度的兵器。他解释道：“竹鞭更有弹性，更灵活。”然后，李小龙和丹·伊鲁山度又展开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双节棍对打。在现实生活中，是丹·伊鲁山度向李小龙介绍了这种兵器。李小龙获胜后，三人冲上第四层，遇到了合气道高手池汉载。池汉载以摔投技术狠狠地教训了田俊和解元。当李小龙上前解围时，他这两位同伴弃他于不顾，率先冲上了第五层，也就是最后一层。在那里，他们被巨人贾巴尔勒死了，然后贾巴尔像扔布娃娃一样，把他们扔回了第四层。李小龙击败池汉载后，跨过死去的同伴，上到第五层，看到了贾巴尔，确切地说是先看到了他的双腿。
与前两位传统的守关者（丹·伊鲁山度代表菲律宾的艾斯克瑞玛，池汉载代表韩式合气道）不同的是，贾巴尔和李小龙一样，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高手，他无形无式，也可以说是截拳道的高手。因此，这一幕看上去，李小龙像是在跟自己的荣格（Jungian）影子格斗。在发现自己影子的弱点之前，他始终无法占据上风。后来，无意间他发现贾巴尔眼睛有伤，对光线高度敏感。于是，李小龙将塔楼的窗户打破，让阳光照进来，使贾巴尔无法正视他的攻击，最终，李小龙把贾巴尔勒死了。在扭断贾巴尔的脖子后，李小龙疲惫不堪地爬到最高处，在那里，他大概是发现了塔上的神秘物品。摄影机没有跟随李小龙上去，因为没有拍到麦高芬（MacGuffin）[264]。观众只看到李小龙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似乎被他惊人的发现吓到了。关于最后这件神秘物品，李小龙有很多个想法——武林秘籍或是一面镜子——但最终无法决定它应该是什么。他计划确定之后再拍摄揭秘的戏份。[265]
从动作设计来看，每个层级的打斗都是错综复杂的，独特且引人入胜的。它们充分体现了李小龙在动作设计方面已经是大师级的水准。相比《猛龙过江》而言，他在这部戏中的处理要出色一些，他在轻喜剧和冷暴力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点。他那两位愚蠢的盟友充当了笑点，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李小龙有了明显的进步。
1972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李小龙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继续拍摄《死亡游戏》，主要是宝塔的戏份。他曾努力想要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并试图邀请几位作家来帮忙，包括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兼编剧倪匡（Ni Kuang），但没有一个人能抽身过来帮他。[266]此时的李小龙正饱受写作障碍的折磨，毫无疑问，一夜成名的压力、纷乱事务的干扰以及外界的诱惑，加剧了他的写作障碍。
大约在1972年，李小龙等待采访中（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一章 盛名所累
1971年10月3日，《唐山大兄》上映后，李小龙一夜之间成了东南亚最出名的明星。起初，他还为这一成功激动万分。毕竟，在当了二十多年的电影演员之后，终于实现了成为超级巨星的梦想。李小龙回洛杉矶后跟朋友们吹嘘道：“在香港，我比披头士还要出名。”[267]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名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开始让他疲惫不堪。他走到每一条街上都会被人群围观。如果他想去店里买些衣服，商店不得不关门，以免因他引发拥挤。他去餐厅时，人们会把脸贴在窗户上盯着他看。
李小龙在接受《黑带》杂志采访时承认：“最大的损失是你从此没了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名利，可一旦你得到了，事情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美好。在香港，我去任何地方，都被人盯着看，被索要签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很多时间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原因。现在，家和办公室是最安静的地方。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像史蒂夫·麦奎因这样的明星会刻意避免去公共场所了。一开始，我并不在意自己被曝光，但很快，这变得令人头疼了。”[268]
当《君子》杂志的记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Alex Ben Block）问李小龙，名声是否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时，李小龙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像是被关进了监狱，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猴子。我很喜欢开玩笑，但我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了。但从根本上来看，它并没有让我有什么改变。它不会让我感到骄傲，也不会让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好了，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老样子。”[269]
比起没有隐私，更糟糕的是日渐增加的危机感。似乎每个人都想跟他比试一下。有一次，他乘坐一辆出租车，司机转过身来问他：“你想跟我打一场吗？我觉得你功夫不行。”[270]因此，他不再单独在公开场合露面，并雇用了几位信得过的武行来给他当保镖。
一天下午，有位精神不正常的跟踪者翻过李小龙九龙塘的豪宅围墙，跳进那个日式小花园里，李国豪和李香凝正在那儿玩耍。他嚷嚷着要和李小龙比试一下：“你很能打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鉴于李小龙的两位好友杰伊·赛布林和莎朗·塔特被曼森邪教成员残忍地杀死，他对此既害怕又愤怒。“这家伙闯进我家，那是我私人的地方，”李小龙怒气冲冲地回忆道，“我踢他比踢任何人都要狠，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271]
自那以后，李小龙要确保他的孩子们随时都有人照看，以保证他们不会被绑架。“小龙非常担心他的孩子们没人陪伴，”琳达说，“在美国，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出家门，但这是在香港。他非常谨慎。”[272]
20世纪70年代初，三合会对香港电影业的参与，并不像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那么嚣张，因为邵逸夫垄断了这个行业。可仍有一些黑帮人士躲在聚光灯外的阴影里，虎视眈眈地窥视着。《精武门》大获成功之后，有几位黑帮人士登门拜访了李小龙。“有人站在我家门口，递给我一张20万港元的支票。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说，‘别担心，一点儿薄礼，请笑纳。’问题是我根本不认识这帮人，从来没见过面。”李小龙告诉美国杂志《格斗明星》（Fighting Stars），“当有人给你一大笔钱时——就像这样，你不知道该做何感想，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我撕毁了那些支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273]
李小龙开始佩戴一条藏有小刀的皮带，这表明他越来越警惕。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徒手格斗传道者开始持械自卫。[274]“他变得非常多疑，”去香港拜访李小龙的詹姆斯·柯本说道，“他让人有一种无法接近的感觉，仿佛有面盾牌在三四米以外将他包围了起来，任何进入该区域的人都会被怀疑，他们必须小心。”[275]
随着李小龙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他接触只能通过他那些儿时的玩伴。因为他们在他成名之前就认识他了，他仍然完全信任他们。除了他的管家胡奀，还有他最亲密也是认识时间最长的朋友小麒麟，他们一起在片场长大。当李小龙听说小麒麟家境困难，入不敷出时，立刻从美国寄钱给他。当李小龙在好莱坞苦苦挣扎时，小麒麟把他介绍给邵逸夫。李小龙在《猛龙过江》中为胡奀安排了一个角色，并提名他为副武术指导，以提高他在演艺圈的地位。他们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老关系”，是永远互相关照的老朋友。
一家名为“星海”的独立电影公司意识到李小龙和小麒麟之间的关系，找到小麒麟，邀请他主演一部电影，前提是得说服李小龙和他一起出演。李小龙拒绝了，他没兴趣在一部质量欠佳的电影中饰演一个小角色，但他不想让自己的老朋友失去这次机会。所以，作为妥协，他同意帮他们设计一些打戏，并亲自帮忙宣传这部电影。
李小龙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片场指导其中的一场打戏，又去出席了《麒麟掌》（Fist of Unicorn）首映前的新闻发布会。[276]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星海公司的制片人用隐藏的摄像机把他参与的过程偷拍下来，并将偷拍内容很拙劣地剪辑到电影正片中，使其看上去像是李小龙也有份出演一个角色。然后，在电影宣传中，大量使用他的形象，甚至声称《麒麟掌》是“李小龙导演”的。当李小龙得知自己被骗后，大发雷霆，直接起诉了该片的制片人。小麒麟声称自己毫不知情。安德鲁·摩根说：“相比小麒麟个人而言，李小龙对自己被算计进去更为愤怒。”[277]
不管小麒麟是否知情，这件事都让李小龙意识到，总会有人不择手段地想要利用他的朋友跟他扯上关系，因此，他对身边的朋友也起了戒心。1972年8月12日，李小龙在给水户上原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最近‘朋友’都已变成了一个稀缺的词，一个打着友谊的名号可又充满警惕的恶心游戏——我很想念你，想念我们曾经一起简单午餐的日子，想念我们许多欢乐的通信时光。”[278]
无论李小龙走到哪里，都会被狗仔队骚扰。起初，他还能保持耐心，后来，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有一次，他刚离开电视演播室不久，发现自己被一群狗仔队团团围住了。他摆了几分钟的姿势配合他们拍照，之后，他们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你已经拍了几千张了。”李小龙生气地说道。[279]当他试图逃离人群时，他们把他堵了回去。在推推搡搡的混乱中，他碰掉了一名摄影师手中的相机。第二天，新闻头条大肆报道李小龙殴打摄影师。[280]
习惯了被媒体盛赞的李小龙见到媒体开始炮轰他时，十分震惊，手足无措。“小龙经常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而发火，”他的儿时玩伴、《猛龙过江》的演员陈炳炽回忆道，“他跟我说过很多次，‘我今天不能工作，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报道？’他会大叫一声，然后直接走开。”[281]
除了要面对媒体惯用的攻击名人的手段，李小龙还不得不处理跨国界演员经常会面临的问题：种族的纯洁性。李小龙在电影中所塑造的角色是战无不胜的华人英雄，是自己国民的保卫者。在《唐山大兄》中，他为华工出头，与恶毒的泰国老板作对；在《精武门》中，他捍卫国人荣誉，对日本人的侮辱进行反抗；在《猛龙过江》中，他保护中餐馆不受西方黑恶势力的骚扰。
但李小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在他生前的报道中反复出现——甚至还延伸到他的遗产问题上。他虽然是在香港长大，但他出生在美国，在美国读大学，在美国生活了12年，然后带着一位蓝眼睛的美国妻子和两名混血子女回到香港，粤语已经有些生疏，可说起外国思想来，却又滔滔不绝。
有一名中国记者问他：“你认为跨种族婚姻会面临无法解决的障碍吗？”李小龙回答道：“很多人可能认为它会，但对我来说，这种种族障碍并不存在。如果我说，我相信‘天下所有人’都是宇宙大家庭的一员，你可能会认为我在说大话、做白日梦。但如果有人仍然相信种族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会认为他太落后、太狭隘了。不管你的肤色是黑色还是白色，是红色还是蓝色，我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你交朋友。”[282]
可惜，这种后种族主义的观点并不能得到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他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仍在努力寻求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如果李小龙拒绝做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那么一些媒体就会把他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中文报纸坚持用中文的正式拼法来写他的姓氏“Li”，尽管他已经跟他们讲过多次，应该使用美国的拼法“Lee”。[283]甚至有一家台湾报纸竟然刊登了一篇据说是李小龙本人所写的文章，“李小龙”在文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我是中国人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我成为美国的华侨，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事实上，因为我是黄脸孔的中国人，我不可以在白人影视剧中出演主角……现在是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284]
对李小龙中国人身份的焦虑，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胡须的全面争论。很少有汉族男性能够长出极为浓密的胡须——即使是稀松的胡须也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长成。对于中国人来说，常会由体毛联想到其他事情（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外国人为什么体毛旺盛？因为当我们已经进化成人的时候，它们还是猴子）。由于李小龙身上有欧洲血统，所以他可以长出浓密的胡须。他在美国时没有定期剃须的习惯，因为在那里，没人会在乎这种事。但到了香港，一脸的络腮胡让李小龙看起来像是成吉思汗的堂兄——古装片中蒙古大反派。这提醒了他的中国影迷，他是位“混血儿”。
1972年1月12日，当一家香港杂志刊登了李小龙在机场为家人送行的照片后，他一脸络腮胡的形象让观众大吃一惊。《香港电视日报》（Hong Kong’s Radio and Television Daily）批评他这种形象会对年轻人产生不好的影响，也会对健康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
他的花恤衫、五颜六色T恤长裤、波鞋、凉鞋及大皮带，早已令一向讲求身光颈靓的大小明星侧目，但怎么也猜不到这位刚30岁出头的三百万小生竟会留起胡须来。[285]
老实说，满脸胡须的李小龙，确与当年把美国闹得翻天覆地的“嬉皮士”无异，远不及往日俊俏。但信心爆棚的李小龙显然毫不在意，而且还开玩笑预言：香港将从此多了一倍“胡须佬”。此说其实未尝不可，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周围，不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后生仔正模仿他的发型、装束甚至小动作吗？一如李小龙所说，外国演员是不会像香港明星般，平日亦以盛装示人，看来香港这个本来已洋气甚重的社会，又会因大名鼎鼎的李小龙而进一步加剧“花旗风”。
另一群受到李小龙西派做法威胁的是他的咏春同门。当他创建截拳道时，李小龙和他的“母拳”彻底分道扬镳了。多年来，他一直对他们隐瞒这件事。直到他准备搬回香港时，他才写信给自己的授业师兄黄淳樑，承认自己的观点过于离经叛道：“自从（19）66年开始认真去练习后（护具、手套etc.），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改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矣，至紧要的还是不要去局部偏见而练，当然我是日日练走，修习工具（拳、腿、摔etc.），日要提高基本条件。拳理虽是要紧，现实的还是重要。”最后，他又很恭敬地将自己在拳术上的成就归功于叶问和黄淳樑：“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港时多多指导我咏春门径，其实是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286]
叶问称回港的李小龙是“暴发户”，他一回来就立刻跑去师父的武馆，忙着展示截拳道的优势。在那个狭小的房间内，叶问和十几位徒弟正在练拳。其中有些是初次见面，有些则是他十几岁时认识的。李小龙要求找人上来跟他过过招。众人支支吾吾，不敢上前。最后一位师弟在他人怂恿下站了出来。“那个家伙完全搞不清我的路数，”李小龙得意扬扬地跟水户上原讲道，“我不停地打进打出，拳打脚踢，根本不给他恢复平衡的机会。我猜他当时肯定很沮丧。因为如果我不加以控制的话，每一次都能打到他。截拳道对咏春来说，太快了。”下一位师弟表现更差，“我一直在用假动作，他每次都会上当。有一次他没站稳，差点脸部着地。我根本都没碰到他。”
那些师兄们看到两位师弟接连落败后，拒绝再和李小龙交手。“那些懦夫，他们临阵退缩了。我真的很想和他们打一场。”李小龙抱怨道，“我刚开始接触咏春时，正是这帮人给了我一段糟糕的时光。我当时只有15岁，骨瘦如柴，而那些人当时已经是叶问师父的助教了。好吧，我猜他们见识到了，不敢站出来，怕出洋相。”[287]
那天，黄淳樑没有在场，但他听到了人们的抱怨：李小龙让他的师兄弟们很没面子；他声称自己的拳术比咏春好；应该有人好好给他上一课。
《唐山大兄》上映之后，李小龙很激动地给黄淳樑打电话：“我的电影，你看了吗？”[288]
“还没看。”黄淳樑回答。
“我会把电影票寄给你，”李小龙紧跟着说道，“你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功夫比以前更好了，而且打斗方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动作很快，很少有人能碰到我。”
“我对你在功夫方面的进展一无所知。”他的师兄冷淡地回应道。
收到李小龙寄来的两张电影票后，黄淳樑带着自己最资深的弟子温鉴良（Wan Kam Leung）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第二天，李小龙打来电话，像是一位激动且自豪的学生急于得到老师的夸奖：“樑哥，电影看过了吗？”
“看了。”
“现在，我的功夫真的不错了，对吧？我的腿很快，是吗？”
“你的拳打出去很慢，但收回来很快。”黄淳樑毫不客气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评价。一位咏春拳好手应该出拳快，回收慢。他是在说李小龙出拳无力。
李小龙听后很意外，有点儿受打击，他辩解道：“嗯，你在电影中看到的和现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找个时间试试吧！”黄淳樑向李小龙提出了挑战。
可惜，这次约战由于李小龙当时正忙着新电影的拍摄而被推迟了。直到将近一年后，李小龙拍完《猛龙过江》，他才有时间邀请黄淳樑去他位于九龙塘的别墅见面。表面上是为了讨论《死亡游戏》的拍摄——李小龙想让黄淳樑饰演其中一位守关者——但真正的原因是，想看看师弟是否已经超过师兄了。
37岁的黄淳樑带着弟子温鉴良一同前往。李小龙带他们参观完自己的豪宅后，直接去了“练功房”，里面堆满了沙袋、速度球以及各种用于特殊训练的器械，比如他的电刺激肌肉训练仪。李小龙把各个器械的训练方法逐一演示了一遍。比如，他把一个网球用鱼丝线吊起来，大约在与眼齐平的高度上，侧身起腿，连踢三次，球是不规则晃动的，而且他的腿始终没放下来。踢完最后一次，他又顺势用脚钩起挂在椅子上的一条毛巾，拿过来擦去脸上的汗。
李小龙很得意地转向黄淳樑，准备接受他一年前的挑战：“好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你想试试刚才那些动作吗？”
“如果只是切磋，没问题。如果是比武，那就算了吧。”黄淳樑说道。为了保护对方，先制定规则，再进行切磋，他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不会参与没有任何规则的打斗，就像李小龙和黄泽民那样。
“没问题。”李小龙接受他的建议。
两人开桩对峙。黄淳樑当时穿了一件长袖梦特娇衬衫，李小龙穿着一件T恤。李小龙以右侧置前的姿势站立，重心偏向左腿，右脚放松踮起，伺机准备起腿，右拳置于腰间。两人对峙很长时间，都特别谨慎，谁也不想因着急而犯错。突然，黄淳樑主动发起进攻，以右脚踩向李小龙的膝盖，这是咏春拳典型的开场动作。李小龙显然预料到了这一点，立即后退一步，紧接着以右拳自外门向黄淳樑打去。黄淳樑右脚踩空之际，顺势上步，以左手变为摊手，挡开来拳的同时，以右手标指插向李小龙的喉咙。虽是如此，由于李小龙的出拳力量大、速度快，在被黄淳樑以摊手消去大部分力量之后，仍然打中了他左肩和锁骨的中间部位。
“樑哥，虽然你很聪明，先制住我前脚，但是我直拳先打中你的，你说是不是？”李小龙调侃道，“我们再试过。”
这一次，李小龙改变策略，轻松地跳动起来——如同跳舞一样，就像他在电影中做的那样。他快速打出几记右刺拳，逼得黄淳樑一再后退格挡。几次躲闪过后，黄淳樑开始反击，左拳打向李小龙的胸口。李小龙拍开来拳。黄淳樑料想他会这么做，直接把左拳回收，右手标指再次打向李小龙的咽喉。与此同时，李小龙以右掌轻轻拍到了黄淳樑的脸上。紧接着，黄淳樑的标指轻轻点到了李小龙的喉咙。
李小龙跳回来，说道：“樑哥，其实是我先打到你的，你觉得呢？”
“别太当真了，”黄淳樑笑了笑，“谁先打到谁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击中的力度。你是对的，你先打到我了。可是，我的摊手已经把你的力量消掉一大部分了。讲真的，如果你以全力打到我身上，我肯定承受不住，但如果你的力量大打折扣，对我来说就不妨事。问题是我的手打中了你的喉咙。你肯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动起手来，谁会伤得更重。”
短暂交流过后，李小龙停止用手，开始使出他那高超的腿法。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两人继续点到即止地切磋以及肆无忌惮地打趣。他们结束后，李小龙邀请黄淳樑和他的弟子温鉴良去了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附近的咖啡厅。
“樑哥，你的手上功夫真好。如果我退得不够快，我就输给你了。”李小龙笑着说，“幸运的是，你太慢了。”
“你的腿法非常出色，”黄淳樑反唇相讥道，“如果你的脚能碰到我就好了。”
两人继续互开玩笑，他们转向温鉴良，询问他的看法。“你们不相上下。”他很委婉地回答。[289]
40年过后，温鉴良不需要像当初那么圆滑了。“如果让我选到底谁赢了，我会说李小龙赢了。”他笑着说道，“老实讲，如果李小龙用尽全力跟我师父打，我师父肯定会倒下的。李小龙的腿真的很有力。我想没有人能扛得住他一脚。喝完咖啡后，李小龙和我师父握手告别。李小龙跟我师父讲，让他有空时再去找他。回到武馆后，我师父脱下衬衫让我给他擦药。他的手臂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幸亏我师父穿着长袖衬衫，所以李小龙没看到他身上的瘀伤。”[290]
李小龙和黄淳樑闭门切磋过后，关系仍然很好，李小龙看似为他的失礼行为得到了“报复”，但并不是每位咏春门人都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当李小龙在香港电视台宣传《猛龙过江》时，有人问他，对传统功夫怎么看？李小龙回答道：“如果一位武术家想要在格斗中寻求真理，僵死的传统形式并不能把他束缚住。如今，中国武术家的训练方法就像是在陆地上教人游泳。”[291]很多咏春拳的拥趸认为这是在公开打脸，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威胁。武术教学本就是一门利润率很低的苦差事。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离开他们的传统师父，转投截拳道门下，都会让很多武馆被迫关门。
香港《星报》（The Star）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据说是叶问的儿子叶准写的，讲述的是李小龙十几岁时学功夫的事情。在文章第四部分，叶准写到他看到年轻的李小龙在训练时因技术不过关而被对方击倒。可是，该故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错误，叶准在青少年时期从未和李小龙一起训练过。他直到1965年才来到香港，当时，李小龙已经移居美国多年了。
李小龙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种公开的侮辱，于是怒气冲冲地找到叶准当面对峙，询问他见报的那些文字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叶准予以否认，并指责代笔的记者。李小龙又找到那位记者讨要说法。
作为香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巨星，李小龙自然是《星报》重点报道的对象。该报的创办人兼总编辑曾竞时（Graham Jenkins）是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与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一样顽固。他紧接着发表了一篇后续报道，假意以愤怒的口吻讨伐李小龙，称李小龙威胁该报的线人，逼迫他更改报道的内容。[292]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抹黑李小龙，让李小龙看起来像是个流氓恶霸。这更加激怒了李小龙，他以诽谤罪起诉《星报》。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的逻辑是，如果你不登报道歉，事情就会一直继续下去。”[293]它确实一直继续下去了。公牛被激怒后，它的犄角会不停地挑动。《星报》很得意地报道这起诉讼。[294]
随着争论的加剧，其他报纸也开始加入，竞相报道李小龙不尊重自己的师父叶问，导致叶问对李小龙的表现很生气，并引用咏春门人的话来回应李小龙的无礼行为。在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孩子、学生和弟子应该孝敬父母、尊敬老师，忠于师门。由于李小龙公开提倡个人自由、反对传统，因此在思想上被认定为与叛逆青年是同一阵营。与叶问不和的传言成了整个社会动荡的一种缩影。保守派媒体在《精武门》之后，将李小龙奉为中国英雄，现在则报道他太过西方、太过现代，不够中国化。
李小龙正在经历一场相当老派的公共危机：一连串的负面报道正在损害他的个人形象。愤怒和报复并未能阻止这种事情持续发酵——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李小龙的强势回应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所以，多次强调格斗中的适应性的李小龙转而使用另一种方式，也是他身为演员最大的优势：个人魅力。事实上，李小龙非常尊重叶问，而且叶问也特别喜欢这位“暴发户”。不管他在公开场合对传统武术有多么尖锐的抨击，李小龙对叶问本人都很有礼貌，也特别关心。无论叶问对李小龙所发表的有关传统武术的评价是否完全赞同，他都足够聪明，意识到有这位亚洲最著名的功夫巨星作为自己的弟子，为他撑门面，对他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为了平息不和的谣言，李小龙邀请叶问在九龙公园附近的一间茶餐厅饮茶（下午茶和一些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