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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他们吃东西时，李小龙微笑着问师父：“您还认我这个弟子吗？”[295]
叶问快速回复道：“你还认我这个师父吗？”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吃完后，李小龙说：“师父，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散步了，一起走走怎么样？”他们走在繁华的弥敦道上，所有公众都能亲眼看到他们师徒二人关系非常融洽，打破了不和的谣言。[296]
一场自然灾害让李小龙重新树立了他身为中国人民保卫者的形象。1972年6月18日，因连日暴雨，导致宝珊道（Po Shan Road）附近发生毁灭性的泥石流，造成67人死亡，20人重伤，两栋建筑被毁。香港电视剧借鉴美国的电视节目，首次播出了24小时的名人慈善节目《赈灾义演》。以李小龙为核心，共筹得资金700万港元。节目中，李小龙让小国豪上台，表演击破木板。此外，他还为本次活动捐赠了一万港元。这一切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李小龙是一位自豪的中国父亲，在人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他的慷慨赢得了新闻媒体的赞誉。
如果不是因为另一件不幸的事，李小龙的魅力攻势可能会自此压制住所有的负面报道。1972年12月2日，叶问去世，李小龙未能出席葬礼。3000年来，丧葬仪式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缺席师父的葬礼就等于直接在唾弃他的过去。媒体开始炮轰李小龙。甚至出现了一张广为流传的漫画，上面画着李小龙在叶问的灵位前说：“对不起，师父，我忙着挣钱，没时间出席您的葬礼。”
媒体随意找来一众咏春门人批评李小龙是一位数典忘本的叛徒，比起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李小龙的一位师兄说道：“至于师父谢世，李小龙竟未露面，令人费解。今天李小龙是截拳道宗师及电影红星，要到殡仪馆，也许有点不便吧！”另一位师兄也指称：“人已死了，本着我国固有的礼教道德，无论如何也应该表示一下的。”[297]
就连与他关系要好的授业师兄黄淳樑也在接受采访中说道：“这趟师父过世，他未做任何表示，是非曲直，自有社会人士及武术界中人公论。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重视‘本’，无论你今日有了多大的成就，也不应该忘本！因为你今日开山立派，盛极一时，但你的武功基础仍脱不了原来的范畴。话说回来，李小龙今趟做法，或有他自己的苦衷和尴尬情况，不过若有本心，无论如何也应该到场的，他全然没有表示，自是失礼于人。的确，一个人能做到富贵不矜骄的确是不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有的批评都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为什么李小龙没有出席叶问的葬礼。他根本不知道师父已经去世了。叶问当时只是一位名声不太大的武术老师，他的死讯只会登在中文报纸上，而李小龙很少看中文报纸。他唯一知晓的途径只能是通过他以前的师兄弟，然而，他们故意没告诉他。“你知道吗，那群家伙就住在城里，他们竟然不通知我，”李小龙私下对朋友很气愤地说道，“该死的，他们的忌妒心也太强了吧！三天后，我才知道师父的死讯。我真的很难过，同时又很失望。”[298]叶问的儿子叶准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家父刚谢世，我曾拿出电话簿想打电话给李小龙，但被人劝阻，我也就作罢。”[299]
咏春门人高明的报复手段，让人不得不佩服。李小龙已经开宗立派，且公开批评传统功夫，这让他们颜面尽失。叶问过世后，他们故意不告诉他葬礼的事情，让他在公众面前丢脸。李小龙无法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和昔日咏春师兄弟们的关系有多么糟糕。
李小龙为了缓解危机，更是为了真实地表达自己对师父的尊重之情，在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去送上了自己迟来的敬意。在头七那天，人们会在死者家中守灵，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来探望家人。守灵的时间定在晚上8点，但李小龙7点钟就到了，他是第一个到师父家的人。
他为自己未能出席师父的葬礼，谦卑地向叶准以及叶问的其他家人道歉。[300]
成名后的所有压力——持续不断的媒体骚扰，老朋友的暗箭伤人，对自己和家人安全的担忧——这一切都让李小龙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这时，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他在过去7年间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华纳公司来电，提出要让李小龙主演他自己的好莱坞动作电影。
1973年2月，《龙争虎斗》中李小龙与成龙剧照（图片来源：Photofest）
第二十二章 龙争虎斗
尽管华纳此前拒绝了《凯尔西》那个关于曼丹部落的电影项目，但制片人弗雷德·温特劳布仍然相信李小龙的电影具有商业潜力。李小龙回香港之后，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他的合伙人保罗·海勒在华纳公司的片场成立了一家制作公司，名为红杉影业（Sequoia Pictures）。弗雷德·温特劳布曾向李小龙询问一些电影案例以学习借鉴，准备下一步在好莱坞推广功夫电影。当李小龙给他寄去《唐山大兄》后，他知道自己押中了。除了李小龙的银幕表现，还有那些票房数字。弗雷德·温特劳布确信，他可以拍摄一部高质量的电影来吸引西方观众，其制作成本将通过预售东亚海外市场（新加坡、泰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版权获得。
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保罗·海勒找到华纳兄弟公司远东发行业务部的负责人马迪克（Dick Ma），他是华纳唯一一位亚裔美国高管。[301]到这时为止，好莱坞曾将电影发行至华人内地市场，但从未与香港有过合作。马迪克一直在关注邵氏和嘉禾的发展，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后，他强烈支持好莱坞与香港合拍第一部电影。这一想法，在当时来看十分激进。在马迪克的鼓励下，弗雷德·温特劳布和保罗·海勒写了一个长达17页的故事。讲述了三位主演（一位白人和他的黑人朋友，又找来一位中国人）共同前往韩先生的小岛，参加韩先生举办的武术比赛，捣毁了他的毒品交易，并将大批被关押的奴隶解救了出来。
他们把这个故事取名为《血与钢》（Blood & Steel），并将其推荐给华纳总裁泰德·阿什利。他很感兴趣，但也特别谨慎。电视剧集《功夫》已经播出，尽管在评论界被一致叫好，但并没能拿到收视率冠军。他不太确信美国观众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位中国人在电影中担任主角了。1972年7月，李小龙拍摄《猛龙过江》的间隙，泰德·阿什利给他打去电话，试探他对这个项目的兴趣。电话交谈过后，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继续讨论这个项目，并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你需要我大过我需要你：
亲爱的泰德：
近期，香港将是我的发展重镇，我的电影在这里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以往的票房纪录……如果华纳能为我开发一些特殊的东西，我确信我独特的动作风格会让他们喜欢的……
现在我已经衣食无忧了，有人给我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机会。泰德，我现在已经是华语电影中的头号巨星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体验。无论是在名誉上，还是在财富上，我的意思是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我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我看来，坦率地说，我的感觉是，这个中国人肯定会打入美国市场，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我确信。希望你认真、公正地考虑一下，事情如能促成，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302]
泰德·阿什利并不是靠盲目冲动当上华纳总裁的，一贯行事谨慎的他同意开拍这部电影，但只给弗雷德·温特劳布提供25万美元的制作经费。这是一笔小钱——同样在1973年开拍的《驱魔人》（The Exorcist）预算是1100万美元。身为项目发起人和中间人的弗雷德·温特劳布决定要促成此事，但他知道至少需要50万美元才能开拍，于是他希望说服邹文怀入股，由他出资25万美元，可以获得一半的利润分成。10月中旬，弗雷德·温特劳布飞往香港与邹文怀就此事进行商谈。
当弗雷德·温特劳布不在的时候，保罗·海勒聘请了新手编剧迈克尔·阿林（Michael Allin）来对剧本进行加工润色。[303]据保罗·海勒说，剧本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漫画《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这部漫画与中国、东方、神秘以及龙女有关。”[304]但据对功夫和香港一无所知的迈克尔·阿林介绍，剧本中他贡献的内容更多一些：“我从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中借鉴了一些内容，算是对他的致敬。”[305]最终成文的剧本只有85页，体量不大，仅用了三周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跳过了所有动作戏，他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写着：“此处由李小龙先生负责。”
到了香港，弗雷德·温特劳布就没那么顺利了。每次他准备签合同时，老谋深算的邹文怀都会找到恰当的理由避开他。为了保证自己这笔25万美元的投资不会亏本，邹文怀不断要求越来越多的海外发行权，几乎一周争取一个：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一再做出让步之后，筋疲力尽的弗雷德·温特劳布终于意识到，邹文怀是在恶意讨价还价，他担心如果电影拍成，好莱坞会抢走李小龙，那可是他的摇钱树啊，他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一再推托。弗雷德·温特劳布在香港的最后一晚，约了邹文怀和李小龙在一家日本餐厅共进晚餐。李小龙在餐厅露面的消息迅速传开，引来了成千上万的狂热影迷。“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306]弗雷德·温特劳布说道，“‘小龙，我明天就走了，很遗憾我们不能达成合作。太可惜了，邹文怀并不想让你成为国际巨星。’邹文怀被突如其来的话吓到了，沉着脸、恶狠狠地盯着我。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输了。李小龙说，‘签合同吧，邹文怀。’”
站在邹文怀的立场，他坚称自己一再推托纯粹是谈判的策略：“小龙和我把整件事都分析过了。我们想要的是公平交易。对于一家独立电影制作公司来说，要想和华纳兄弟这样重量级的公司达成真正公平的交易，是非常困难的。”[307]
在好莱坞功夫电影中出演主角一直是李小龙梦寐以求的事，如今终于要实现了，为此，李小龙暂时把手头的《死亡游戏》搁置了。“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安德鲁·摩根此时已被提升为嘉禾公司的副制片人，“因为这会让李小龙有时间来构思故事情节。”[308] 1972年10月29日，李小龙飞往洛杉矶，参与起草合同的细则。华纳兄弟给他安排了一间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Beverly Hills Wilshire Hotel）的豪华套房。
顺利入住酒店后，李小龙立即给他所有的老朋友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入住的酒店套房里见面。成功的乐趣，有一半是炫耀。他期待已久的一个电话是打给史蒂夫·麦奎因的。可惜他打过去时，史蒂夫·麦奎因不在家，他留了口信，让史蒂夫·麦奎因给他回电话，电话可以直接打到威尔希尔酒店。史蒂夫·麦奎因知道李小龙想要借机炫耀，故意没回电话，而是寄来了一张自己10寸的签名照，上面写着：“献给李小龙，我最大的影迷，史蒂夫·麦奎因。”一连几天，史蒂夫·麦奎因都不接李小龙的电话，他知道李小龙收到签名照后，会气得跳起来的。“那个胆小鬼，他知道我要告诉他什么，所以他躲起来了。”[309]李小龙跟朋友抱怨道。当他们终于见面后，李小龙半认真地喊道：“史蒂夫，你这个卑鄙小人，我现在也是明星了，而且是电影明星！以后你少寄这些东西给我。”[310]史蒂夫·麦奎因哈哈大笑起来。
安顿下来之后，李小龙要求与美国制作团队见面。在美国，一部电影预算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人员的从业经验。导演罗伯特·高洛斯此前只拍过两部长片[311]，他被选为导演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低到离谱的价格请到他”，这是弗雷德·温特劳布的说法。李小龙发现高洛斯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善于听取李小龙的建议。所以，他同意启用高洛斯，但对编剧迈克尔·阿林不太满意。
整个香港制作团队对剧本持保留态度，原因有很多，包括某些场景的制作成本以及电影中对中国人陈旧的刻板印象。李小龙最担心的是美国人在拍摄并剪辑这部电影时，会把剧中的白人剪成主角，把自己剪成配角。剧本已经定稿，三位不同种族（他们过去常说“国际化”）的主角共同主演，因为制片人认为美国观众不太能接受一部由相对不太知名的中国演员做唯一主角的电影。按照标准的好莱坞叙事模式，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的黑人威廉士（Williams）成了片中第一个也是唯一被杀死的主角。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李”（Lee），形象过于单一，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身手敏捷的高效杀手。只有白人鲁柏（Roper）在角色塑造上有所变化。一开始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街头混混，当得知他的黑人朋友威廉士被残忍地杀害后，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身上的正义感和英雄本性开始发挥作用。李小龙基于以往的经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华纳会在格兰岱尔市（Glendale）试映过后，根据郊区观众的口味对电影进行重新剪辑，把鲁柏剪成青蜂侠，把李变回加藤。
李小龙第一次见到迈克尔·阿林时，对他说：“我们得谈谈了，兄弟！”“我两人立场随时听您吩咐！我随时听您吩咐！”[312]李小龙想要谈谈的场景是在墓地那场戏。他的角色“李”在墓地对着姐姐的墓碑说话，他的姐姐被韩先生的保镖杀害了。李向姐姐承诺，会为她报仇。迈克尔·阿林在剧本里为这场戏安排了一个正在清扫树叶的聋哑老妇人。“为什么镜头要转到那位老妇人身上呢？我想站在那儿跟我姐姐说话，为什么会有人从我这儿抢戏？”
迈克尔·阿林犯了一个新手编剧常犯的错误，他应该立即同意明星的建议（你不喜欢老妇人的戏？拿掉她！），可是他开始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这是非常巧妙的一个片段，我真的很自豪。”
当迈克尔·阿林试图解释将老妇人设定为聋哑人的寓意时，李小龙突然兴奋起来：“啊，我明白了。她在打扫落叶，就好像我接下来要去清除坏蛋一样。”
“你说对啦！”迈克尔·阿林哭笑不得，“好吧，李小龙，事情就这样——是的，是的！就是这么演的。你的潜台词是，‘我现在得走了，因为我要去清除坏蛋。’”
“对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场戏！”李小龙欢呼起来。
迈克尔·阿林很高兴能从一位多管闲事的演员手中保住这场戏，但李小龙经常生气，因为很多时候，迈克尔·阿林不按他的要求做事。李小龙没再多跟他纠缠，而是直接去找了弗雷德·温特劳布，并声称：“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弗雷德·温特劳布选择站在李小龙这边，但他并不打算真的把迈克尔·阿林解雇掉。为了降低成本，弗雷德·温特劳布承诺安排迈克尔·阿林去香港旅行，以代替剧本薪酬。弗雷德·温特劳布是位成功的制片人，深谙阳奉阴违之道，他告诉李小龙，迈克尔·阿林被解雇了，但他从未跟迈克尔·阿林讲过，李小龙想要解雇他。
有关合同的协商，同样存在争议。李小龙在片酬上做了让步，但对剧本改编和动作编排方面，寸土必争，极为执着。为了让观众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角，不至于混淆，李小龙还要求将电影名称从《血与钢》改为《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弗雷德·温特劳布提到过:“由于李小龙非常固执，主意颇多，他所提出的要求又僭越演员应有的职责，并且干涉到制作的细致分工，侵犯了制片人和导演的权益，所以华纳立场强硬的一些高层曾一度建议我找人替掉李小龙。”[313]
在李小龙离开洛杉矶之前，双方未能达成最终协议，合同没签成。但李小龙显得毫不在意，似乎是因为接连三部电影大卖而自信心爆棚。从那天他对开车送他去机场的朋友秦彼得所说的话中可见一斑：“《无音笛》被拒时，确实有山穷水尽之感；但今日不同往日，只要我讲一句，至少有十家公司抢着跟我拍电影。所以，这趟不是我的损失，是华纳看走眼了。”[314]
事实证明，李小龙是非常有把握的。他人还没到香港，泰德·阿什利就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华纳会考虑李小龙的建议，一周后将带着新的报价过来。1972年11月23日，几经修改之后，李小龙终于跟华纳签订了合同。电影于次年1月开拍，周期80天。李小龙将负责所有动作戏的编排，但华纳拒绝交出剧本改编权，他们回避了这一问题，仅是同意在开拍前会派导演和剧本指导来香港，让李小龙能有时间与他们提前沟通，如何让这部电影同时吸引西方观众和华人观众。华纳坚持将电影命名为《血与钢》。李小龙认为他可以晚些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相信在就剧本进行修改的问题上也不会有太大困难——毕竟，制片人之前已经同意了他的要求，解雇了最初的编剧迈克尔·阿林。
所有演员都是低片酬出演。另一位非裔美国演员罗克尼·塔金顿（Rockne Tarkington）觉得片酬过低，临时退出，新人吉姆·凯利（Jim Kelly，港译为“占基利”）在最后一刻顶上，出演片中以杀戮战警夏福特（Shaft）为灵感而写成的角色威廉士。他也指责制片人给黑人演员的片酬过低。“我们是色盲，”弗雷德·温特劳布开玩笑地说道，“我们给每个人的薪酬都不高。”[315]
李小龙本打算邀请查克·诺里斯出演韩先生的保镖敖家达（O’ hara），但被拒绝了。对于自傲的诺里斯来说，在一部电影中被李小龙痛打已经足够了。
他曾发誓，除非他出演主角，否则他永远不会再参演任何一部电影。
为了激起查克·诺里斯的好胜心，李小龙刻意说道：“如果你不演这个角色，我就把他给鲍勃·沃尔了。”
“鲍勃会演得很好的，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查克·诺里斯回复道。[316]
唯一一位片酬较高的演员是出演鲁柏的白人约翰·萨克松（John Saxon，港译为“尊萨逊”），约为4万美元。其他主要角色由鲍勃·沃尔（敖家达）、吉姆·凯利（威廉士）和李小龙（李）分担了，弗雷德·温特劳布至少还需要一位能够让西方观众叫得出名字的演员来撑场面，而且约翰·萨克松也练过空手道。[317]约翰·萨克松的经纪人认为，这是一部由“不知名的中国演员参与的不入流的电影”。[318]弗雷德·温特劳布向约翰·萨克松承诺，他会是这部电影的绝对主演，于是约翰·萨克松才被说服，启程飞往香港。[319]
华人角色的挑选则明显没那么多顾虑。在好莱坞看似微不足道的角色，在香港却能创造数不清的财富。这是好莱坞与香港最大牌的明星“小龙”联手打造的第一部好莱坞合拍片，想要上戏的演员数不胜数。热门电影《合气道》（Lady Kung Fu）的女主角茅瑛很高兴出演剧中李小龙的姐姐苏琳（Su Lin）。苏琳为了不被熬家达及其手下侵犯，选择了自杀。杨斯是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演员。[320]石坚（Shih Kien）因在一系列香港最受欢迎的黄飞鸿电影中饰演反派而闻名，他被李小龙选定出演剧中单手撸猫的大反派韩先生。这一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李小龙想借此向华人观众表明，自己是黄飞鸿在新时代的继任者。
其中，最有争议的角色是美玲（Mei Ling）。她是李在韩先生岛上的线人。李小龙答应把这一角色让丁珮来演。他俩的关系这次变得更加认真了。丁珮甚至租住在李小龙九龙塘豪宅附近的一套公寓内，从她住的地方到李小龙家，步行只需15分钟。当被问及她是否故意搬去那里时，她笑着说：“这只是个巧合。”[321]
1972年12月，制片人保罗·海勒和导演高洛斯抵达香港，与全体剧组成员一同前往浅水湾（Repulse Bay）看景，李小龙邀请丁珮同行。午餐时，她坐在保罗·海勒旁边。“他叫我龙女，”丁珮说，“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李小龙的女朋友。”[322]《龙争虎斗》的副导演张钦鹏回忆时提道：“丁珮跟保罗讲，李小龙多么有才华，一直说个不停，对李小龙赞不绝口。”[323]
然而，第二个星期，李小龙改变了主意，把这一角色交给香港流行歌手钟玲玲（Betty Chung）来演。由于这只是一个台词并不多的小角色，不清楚为什么李小龙不想让他的女朋友来演。或许是他认为太不值当了。丁珮拒绝为此做出解释：“很难说。这太费精力了。”[324]
先是在《猛龙过江》中输给苗可秀，之后又在《龙争虎斗》中输给钟玲玲，丁珮心有不甘，为此和李小龙大吵一架。最后，李小龙被迫无奈，和她提出分手，禁止她再去嘉禾片场。丁珮伤心欲绝，情绪低落。一天晚上，她吞下一大把安眠药后，打电话给她母亲诉苦。一辆救护车火速将丁珮送往伊利沙伯医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丁珮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去嘉禾质问李小龙。当她大声嚷嚷女儿试图自杀时，嘉禾的管理人员出面制止了她，并把她赶了出去。[325]他们认为她是在为女儿失去好莱坞大片的演出机会而制造宣传噱头。似乎他们是对的，因为丁珮的母亲随后就邀请记者进入女儿的病房采访。丁珮没有回答任何提问，但同意他们拍照。1972年12月23日，《新灯日报》（New Lantern）刊登了题为“丁珮昨天否认企图自杀”的头条文章，文章写道：“丁珮错误用药后，连夜送进医院洗胃。她戴着墨镜，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让记者拍下了她面带苦涩的笑容。”[326]
报纸上没有提及李小龙的名字，但他还是得知了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他远在美国的朋友水户上原听到了这个消息，问李小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愚蠢的女孩儿吃了几片药，说她爱上我了。如果不能得到我，她就会自杀。”李小龙直言不讳地说道，“见鬼，在这种情况下，我什么都不能做。疯狂的人太多了。”[327]
1973年1月，约翰·萨克松抵达香港的第一天，李小龙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并提出想看看他的侧踢。约翰·萨克松站在屋子中间，踢了几脚，觉得自己有点傻。
“还不错，”李小龙说，“现在让你见识一下我的。”
就像他以前多次做的那样，李小龙递给约翰·萨克松一个盾形脚靶，让他抵在胸前，又在他身后一两米远的地方放上一把椅子。然后，李小龙轻松地跳了几下，一个垫步侧踢狠狠地踢在了脚靶上。约翰·萨克松直接向后飞了出去，摔在椅子上，把椅子砸坏了。他愣了好一会儿，李小龙满脸担心地跑过来，把他扶起来。
“别担心，”约翰·萨克松说，“我没事儿。”
“我不担心你，”李小龙说，“你把我最喜欢的椅子砸坏了。”
从那一刻起，约翰·萨克松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是这部电影的主演。[328]
李小龙对于剧本同样步步紧逼。他并不认为《血与钢》会有可能成为一部佳作，这充其量只是一部小成本的二流山寨作品。他想借这部电影踢开好莱坞的大门，表现他的能力——这是一个展示作品以及个人说明。“这本该是他的第一部国际电影，一个预算更大、场景更好、打戏更多的大制作。”安德鲁·摩根说。[329]李小龙担心即使目的相对简单，最终成行的作品还是不够好。所以，他开始要求弗雷德·温特劳布对剧本进行大量修改。然而，李小龙不知道的是，弗雷德·温特劳布偷偷把迈克尔·阿林带了过来，安排他住在凯悦酒店（Hyatt Hotel），并提醒他要低调，注意避开剧组演员。于是，以弗雷德·温特劳布为中间人，李小龙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跟迈克尔·阿林就剧本发生了争执。
无法按他的要求来修改剧本，李小龙在开机第一天就撂挑子不拍了，接连三天都没露面。对于一部预算少得可怜的外景电影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弗雷德·温特劳布一边安排导演高洛斯出去随机拍些香港的空镜头，一边安抚华纳高层，让他们放心，一切进展顺利。然而，当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他们给李小龙寄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剧本。李小龙去见了高洛斯，这是他目前可以信任的人，跟他讨论《血与钢》是否要终止拍摄。弗雷德·温特劳布威胁华纳高层，如果他们继续干预，他就直接走人。
“这部电影是否足够出色？小龙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想让它更中国化，而不是更美国化。”琳达说，“他当然有时会心烦意乱。某个片刻，他会很兴奋，准备出发。十分钟后，他会对这一切感到深深的沮丧。我有时不得不给他打气，让他振作起来。”[330]
双方磨合了12天，最终达成了共识。弗雷德·温特劳布同意用更多的篇幅进行倒叙，交代李的姐姐被韩先生的保镖敖家达杀害的全过程。此外，李小龙还被许诺可以自行导演一幕开场戏，把他塑造成一位少林俗家弟子。除了担心美国人会把电影重新剪辑，让约翰·萨克松成为主角，李小龙还非常担心中国影迷会如何看待这部电影。美国人把李小龙定位成中国的詹姆斯·邦德，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对香港华人来说，詹姆斯·邦德是英国特工，代表的是英国。在李小龙的成长过程中，香港警队执法不公、贪污腐败，导致普通香港民众对警察的憎恨远超过英国人。在最初草拟的剧本中，英国特工裴理伟（Braithwaite）雇用李去逮捕韩先生，尽管韩先生是邪恶的大反派，但他是中国人。李小龙担心他的影迷会认为他是英国的走狗，因为他逮捕了自己的同胞。所以，李小龙极力争取对剧情进行调整，将这一情节改为英国特工找到身为少林俗家弟子的李，恰好李要为自己的姐姐报仇。于是，李小龙再次饰演了一位中国英雄，为家人复仇，保国民平安。
李小龙到达片场后，拍摄的第一场戏，是他与女演员钟玲玲（饰演美玲）之间的简单对话。李小龙长期抵制拍摄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表情僵硬，神情木讷。据说拍了27条才有所好转。终于可以正式开始拍摄了。
1973年1月3日，迈克尔·阿林飞抵香港，入住凯悦酒店，在房间内修改剧本，因为他被告知片场没有他的位置。有一天，他正在酒吧小坐，高洛斯走进来，对他说：“你必须得离开这儿。”
“为什么？”迈克尔·阿林疑惑不解。
“我要和李小龙在这儿开会，不能让他看见你。”
“为什么？我在这儿消费了，我住在这家酒店，凭什么赶我走？这儿要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都不会发生。你只要躲得远远的，就行了。”高洛斯不愿意多做解释。于是，迈克尔·阿林挪到一个角落里，远远地看着李小龙、琳达和高洛斯在那儿开午餐会议。
两周后，迈克尔·阿林在一张中文报纸上看到了自己、高洛斯以及李小龙的图片。他把这篇报道拿给在酒店结识的公关人员，请她代为翻译文章内容。
她看完后，平静地对迈克尔·阿林说：“我不想告诉你。”
“不行，我们是朋友，请你告诉我吧！”迈克尔·阿林恳求道。
“文章说李小龙让这位美国编剧滚回老家了。”
李小龙努力地向华人影迷保证，他并没有出卖自己。这部好莱坞大片是他在负责的，并不是美国人在主导。他向中文媒体讲述了他是如何让制片人把编剧解雇的故事。
迈克尔·阿林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他会被要求待在房间里，不让李小龙看到了。他既苦恼又气愤，决定去澳门走走，给自己放一天假，散散心。周六早上，他前往天星码头（Star Ferry Terminal）。
可惜，造化弄人。就在那天早上，李小龙决定去嘉禾了解一下《猛龙过江》的市场宣传做得怎么样了。他穿着天鹅绒西装和厚底鞋，也去了天星码头，想看一下他的电影海报是不是已经贴墙上了。
迈克尔·阿林先看到周围乌泱泱的人群，接着认出了背对着他的李小龙。既然碰上了，就准备上前打个招呼，刚好李小龙转过身来。
“迈克尔！”李小龙惊叫起来，看到他出现在这里，感到很震惊。
“小龙。”迈克尔·阿林回应道。
李小龙走到他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叫骂道：“你个混蛋！”李小龙马上要发火儿的样子。人群在一旁看热闹，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小龙，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迈克尔·阿林回了一句，让剑拔弩张的局势缓和了下来，然后匆匆离开，赶着去乘坐开往澳门的水翼船。[331]
李小龙气疯了，他已经告诉媒体把编剧解雇了，如果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怎么办？太丢脸了！更让人生气的是，他被骗了。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嘉禾的办公室，指责他们对他撒谎。“我们都跟他讲，‘不可能，真的吗？他在香港？你确定是他吗？’”安德鲁·摩根回忆道。[332]当李小龙去逼问弗雷德·温特劳布时，气得跳到一个苹果箱子上，恶狠狠地盯着弗雷德·温特劳布的眼睛，并用手指着他的脸，以中英文直接开骂，像是在表演，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条龙真的在咆哮。李小龙发怒时的样子很可怕，但他有足够强的克制力，没有对弗雷德·温特劳布动手。他明确表示电影结束了，他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把自己锁在书房，并打电话给华纳，通知他们，他要退出，不拍了。[333]
那天晚上，迈克尔·阿林回到酒店，发现弗雷德·温特劳布在酒吧喝闷酒。“这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看到他喝醉。”迈克尔·阿林回忆道。
“你对李小龙做什么了？”温特劳布问阿林。
“我没对他做什么啊，发生什么事了？”迈克尔·阿林问道。
“这是我的失误。我告诉他，你已经被解雇了。结果，让他看见你了，他要退出，不拍了。 ”
“弗雷德，你打算怎么做？”
“嗯，首先你得离开香港。”
又花了几天时间，他们才把李小龙哄回片场。好莱坞的高管们经常面对这种刺儿头，早已习惯了，知道如何让这帮人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他们先是花言巧语地哄骗，紧接着含蓄地指出违约的后果，逼得李小龙不得不接着拍。李小龙也知道，如果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可能很难再进入好莱坞了。虽然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但他最终还是设法把编剧踢走了。他同意继续与高洛斯合作，可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跟弗雷德·温特劳布讲话。
迈克尔·阿林飞去了毛伊岛（Maui）避暑。“我非常愤怒。”他回忆道。
一周后，弗雷德·温特劳布打电话给迈克尔·阿林：“你一定得救我们。你还记得你写的有关黑天鹅的那场戏吗？韩先生领鲁柏在地下工厂参观时，两人围绕黑天鹅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记得。”迈克尔·阿林说道，努力压住自己的怒火。
“我们考察了整个亚洲，甚至跑去了澳大利亚，都没有找到一只黑天鹅。迈克尔，我们需要你重写这场戏，拜托了，我秘书打电话进来了。我知道你可以的，只要……”
“弗雷德，让我考虑一下。”他挂了电话，走到外面的海滩上，在海里泡了一会儿。20分钟后，他拿起电话：“弗雷德，你还在吗？”
“在，在，你想通了？”弗雷德问道。
“是的，我写。”
“好的，秘书等会儿把它记下来。”
“好的，很简单。你在听吗？”
“在，在，在。每个人都在听。”
“找一只会表演的鸭子。”迈克尔·阿林说完后，直接把电话挂了。[334]
当李小龙和制片人叫板时，中美两方的摄制组也没消停。问题出在美国人并不清楚那些中国临时演员能听懂多少英语。“有一天，我们正在拍李小龙、约翰·萨克松和吉姆·凯利从小船转到大船上的那场戏。我们没有对讲机，只能用大喇叭来提示演员们怎么做。当有人喊‘卡’之后，外面船板上的群众演员没听见，继续往前走。高洛斯随口说道，‘去他妈的吧，中国人！’那名小个子场记听见了，他年纪很大了，立即用粤语回骂道，‘这是我在该死的外国人这儿最后一次受侮辱。’说完，拿起他的场记板，从后面走过来，砸向高洛斯。我们不得不拽住他，把他拉到旁边。”安德鲁·摩根说道。[335]
美国人的挫败感集中在陈旧的设备上，中国人明知道不行，嘴上也会说没问题。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的傲慢，因为他们总是对工作人员大喊大叫。可尽管存在分歧，随着摄制工作的进行，双方越来越懂得相互尊重。“我们佩服美国人在对待工作时有条不紊的做事方式，”副导演张钦鹏说道，“在香港，很多事能凑合就凑合了。”
随着拍摄的进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勤奋及勇敢越来越被美国人赏识。其中有一场戏是韩先生的手下要沿着河边追赶在剧中饰演李姐的茅瑛，她会把其中一个坏蛋踢进水里。弗雷德·温特劳布和高洛斯决定把摄影机架在距离运河约六米远的一座两层楼顶上，来拍摄这一镜头。他们把五位武行叫过去，并指明拍摄地点，以及通过翻译向这五位武行解释了他们想要什么之后，五位武行有些退缩，摇头示意做不到。“我们对他们的恐惧感到震惊，”弗雷德·温特劳布说，“按照我们的计划，要有人完成这个动作，从岸上到落水，只有一米多高，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特技动作。”最后，其中一个人走上前：“好吧，我来做，但从屋顶这儿很难落到水里。”弗雷德·温特劳布吓得目瞪口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疯了，让他们做如此危险的动作，还因为他们中真的有人敢站出来，完成这个危险的动作。”[336]
李小龙深知武行对电影的成功有多重要，所以平时对他们特别关照。他没有和那些美国人去酒店餐厅用餐，而是继续跟这帮武行们一起吃盒饭。这是一种态度，参与电影拍摄的数十名武行都对此记忆犹新。“他对我们这些小人物非常友好，”成龙回忆道，“他不在乎会给大老板们留下什么印象，但他很关心我们。”仔细留意电影中韩先生地下制毒工厂的那场打戏，你会看到李小龙抓住成龙的头发，把他的脖子“扭断”了。拍第一个镜头时，李小龙不小心用双节棍打到了成龙的脸。“你简直不敢相信那会有多痛，”成龙回忆道，“摄影机一停，李小龙立刻扔下他的武器，跑过来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把我搀起来。那天，李小龙的所作所为，我最钦佩的是他表现出来的善意。”[337]
在功夫电影的拍摄现场，意外是不可避免的。当拍到李小龙和鲍勃·沃尔的那场打戏时，李小龙意外受伤，情况很严重。这场戏要求鲍勃·沃尔打碎两个玻璃瓶子，然后拿着其中一个扎向李小龙，李小龙会一脚把瓶子踢掉，紧接着一拳打到鲍勃·沃尔的脸上。反复排练几次之后，李小龙一脚踢偏了，而鲍勃·沃尔没把碎瓶子扔到地上，结果，李小龙一拳打在了碎瓶子的边缘，导致手指被划伤。“李小龙对鲍勃·沃尔很生气，”张钦鹏说是他开车送李小龙去的医院，“他说，‘我想弄死他。’但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意思。”[338]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很生气吗？有可能吧，但他知道那是个意外。他生气是因为我们会有两天没法开工。”[339]
鲍勃·沃尔故意伤害李小龙以及李小龙意图弄死鲍勃·沃尔的谣言被香港媒体知道后，大肆报道。当李小龙回到片场时，与李小龙一条心的武行们期待李小龙会进行报复。尽管李小龙自己为了面子找借口说：“导演不让我打死他，因为我们还需要他在美国拍一些镜头。”但总得象征性地回报一下。有一场戏，李小龙要一脚踢向鲍勃·沃尔的胸部，直接把他踢飞，让他摔倒在人群中。“他们把防护垫放在鲍勃身上，”武行班润生回忆道，“当李小龙踢到他身上时，他直接飞了出去，就好像被枪打中了一样。李小龙坚持要拍12条！”[340]李小龙的侧踢力量之大，以致鲍勃·沃尔向后飞出去后，摔倒在人群中，把其中一名武行的胳膊给压断了。“你要知道这还只是间接造成的骨折，”鲍勃·沃尔说，“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天哪！’我想直到那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李小龙踢我有多用力。”[341]
考虑到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在拍摄与韩先生后宫女子有关的戏份时，制片人在聘请演员方面耍了点小把戏。由于没有华人女演员愿意在美国电影中出演妓女，所以制片人被迫雇用了真正的妓女来拍这场戏。招募妓女的事情交由安德鲁·摩根负责，他对香港的夜总会了如指掌。困难之处不在于找到她们，而在于说服她们在电影中本色出演。“别管她们为了谋生做过什么，那是她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你要把她们拍进电影，你怎么知道不会被她们的父母或朋友看到呢？”安德鲁·摩根说，“为此，她们开出的价钱比我跟她们上床所付的费用还要高。对她们来说，这种侮辱要大得多。”[342]当武行们发现妓女的酬劳比他们高很多时，他们差点罢工。
电影中有一幕戏是让三位主演挑选后宫女孩儿，白人鲁柏选择了安娜·姬贝利（Ahna Capri）饰演的白人女子，黑人威廉士挑选了四名妓女，亚洲人李选择了他的线人美玲，并与之商量行动方案，未发生关系。中国的詹姆斯·邦德是独身主义者。“他是位少林和尚，”迈克尔·阿林交代，“他脑子里始终回想着，‘你杀害了我的家人，你背叛了少林寺。’”[343]
剧中如此，戏外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吉姆·凯利到香港后，把一切都搞砸了，”保罗·海勒说，“最后因为睾丸肿胀住进了医院。我们给他准备了一条吊带，把他挂在硫酸池上面，准备拍他死的那场戏，但他戴不进去，因为太疼了。我们不得不专门给他找个货网来，把他捆上拍。”[344]
那是在1973年，片场的每个人似乎对性都特别开放。“小龙偶尔会建议，‘我们为什么不约她们出去玩呢？’因为我们那儿有很多女孩子。”约翰·萨克松说道。[345]
高洛斯与美国摄制组在香港拍的最后一场李小龙的戏，是他和韩先生在布满镜子的房间内对打，那是整部戏的高潮。在原始剧本中，韩先生在李抓住他之前自杀了，但导演和李小龙都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他们在拍摄过程中，费尽心思想要找到更好的创意来拍这场结尾戏。有一天，在浅水湾饭店用过午餐之后，高洛斯和他的妻子安（Ann）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内有很多窄条镜子，当她走过来时，我看到镜子把她的形象呈现得很诡异，我说，‘哦，哈——就是它了。’”高洛斯回忆道。[346]对高洛斯来说，这是一种最佳的表现方式，既可以让年轻的李与年迈的韩（石坚出演这个角色时已经60岁了）在对抗时不占优势，也能让戏剧冲突加剧，给观众呈现一种悬疑的气氛。对李小龙来说，这更能彰显“适应”在格斗中的重要性——李通过打碎镜子，来区分哪个是真正的韩，哪个是他的镜中影像。
他们花了8000美元购买了两卡车的镜子，并对其进行特殊摆放，使得每个摄影机的角度都能显示出多次反射。他们在闷热的镜子迷宫中拍了两天，李小龙全力以赴，逼得石坚一再大喊：“放松点儿，孩子，这是在拍戏，用不着真打。”[347]高洛斯说：“快要杀青时，李小龙几乎虚脱了。”[348]
1973年3月1日，美国摄制组完成拍摄任务，启程返美。李小龙保留了镜子迷宫的布景，并在酷热中与一小部分剧组成员又连拍了四天，试图让结局更加完美。保罗·海勒说：“李小龙当时压力太大了，他不想停下来。”
然后，李小龙又返回来补拍电影刚开始的戏份。那场在少林寺比武论禅的戏是他自己争取来的，自己编剧，自己导演。为了让视觉更有冲击力，李小龙将自己与重量级的大武行洪金宝（Sammo Hung）之间的比武作开场。两人只穿了一条弹力短裤，戴上拳套，进行对打，看上去更像是终极格斗，而不是功夫比武。“排练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口头商量了一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呀哒，呀哒，好了，准备好了吗？开机！’”洪金宝说，“一条过，一条过。非常快，整场戏拍完只用了一天半。”[349]
比武的戏份拍完后，李小龙又加入了与少林寺方丈交谈的环节。李小龙总是试图寻找一切机会来教育他的观众，借由银幕角色来表达自己现实中的哲学。“我觉得搏斗是一种游戏，但是我很认真地玩这种游戏。作为一个好的武术家，不应该拘于形式，而要把武术融化，收发自如。当对方萎缩的时候，我就立刻伸张，当对方在伸张的时候，我就应该步步小心，处处提防，这就是以退为进，以进为退。当我在绝对有利的时候，用不着我思考，”李小龙举起一只拳头，“它自然就可以把对方击倒。”[350]
凭借影片开场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李小龙巧妙地将角色重点从一名英国人雇用的特工转移到一位传统中国英雄身上，为影片清晰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你看完开场戏之后，你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演了。”安德鲁·摩根说道。[351]
戏拍完了，戏外还剩最后一仗要打。
华纳公司的高管们看过影片的粗剪版本后，感觉事情成了，这绝对是手中握住的一张王牌！[352]“当我们看到粗剪的版本时，立刻对未来的发行有了信心，”华纳的发行主管利奥·格林菲尔德（Leo Greenfield）说道，“上帝保佑。”1973年3月，华纳引进发行了首部香港功夫片——邵氏制作的《天下第一拳》（Five Fingers of Death）。出乎意料的是，邵逸夫这部制作简陋的电影竟然在欧美市场引起了轰动，深得年轻人及城市观众的喜欢，这也为李小龙打开美国市场奠定了基础，并让华纳高层信心大增。如果全由中国演员出演的字幕电影都能在美国带来不错的票房回报，那么，一部纯英语拍摄的多种族的功夫电影，其票房应该会高到什么程度呢？
泰德·阿什利又拨给弗雷德·温特劳布30万美元，用于《血与钢》的后期制作。此外，他还计划开拍续集。李小龙意识到这是谈条件的最佳时机，于是坚持要求华纳将影片片名改为《龙争虎斗》，以表明他——小龙，才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弗雷德·温特劳布很讨厌这个片名：“它听上去像是一部家庭电影。”[353]泰德·阿什利也不高兴：“如果这部电影取名为《龙争虎斗》的话，为了合乎逻辑，续集就应该叫《龙影再现》（Return of the Dragon），这片名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怪兽电影。”[35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系列言辞得体但态度强硬的电报在太平洋上你来我往。泰德·阿什利先做出了让步，他向李小龙提议：“在与我们的广告宣发部门整整沟通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决定改名为《韩先生的岛》（Han’s Island），这会让电影气质维度更广。”[355] 1973年6月8日，李小龙反驳道：“一定要仔细考虑一下，因为《龙争虎斗》的片名暗示着一位优秀的角色就此出现了。时间紧迫，泰德，请把两个剧本寄给我，我会好好读一遍。”[356]
李小龙在信中提及两个剧本的事是一种微妙的暗示。华纳已经找人开始创作续集了。但李小龙通过幕后渠道明确表示过，如果这部电影不使用《龙争虎斗》做片名，他将不会再和华纳展开后续的合作。[357] 6月13日，泰德·阿什利认输了：“根据您的要求，我们对片名做了进一步的考量，并充分尊重您的喜好。我们决定把片名改为《龙争虎斗》。向您和琳达致以诚挚的问候。”就连弗雷德·温特劳布最终也改变了主意：“回想起来，我无法想象它会改成什么名字。身为一名资深的前广告人，我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品牌的价值。”[358]
1973年2月，李小龙在拍摄《龙争虎斗》时，体重锐减18斤(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三章 叩响天堂之门
一位胸无大志的人可能会放慢脚步，让自己歇歇，或至少去度个假，放松一下，但李小龙太过努力了，始终认为还没到放松的时候。[359]他不满足于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主角的中国人，他还想成为全球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超级巨星，超过史蒂夫·麦奎因。“他参与的工作太多了，忙得停不下来，以至于他最初设定的目标很快会被更高的目标所取代。”琳达说，“我试图劝他歇歇，放松一下，但他总是打断我，他说：‘放松最大的坏处就是说——我必须放松。’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成功地催眠了自己，让自己相信工作就是放松。”[360]
持续不断的努力正在付出代价。他所有的朋友都记得那段时间的李小龙看起来很憔悴，给人感觉总是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体重锐减，从127斤降到了109斤。[361]曾出演《龙争虎斗》的洪金宝说：“他常常有黑眼圈。”[362]“当时他的脸色苍白、灰暗，”《龙争虎斗》的副导演陆正说，“他总感觉很累，经常头晕目眩。”[363]
当压力过大时，李小龙会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出去吃晚餐，边吃边聊，通常会花很长时间。他和陆正经常光顾一家名为“大阪”（Osaka）的日本料理店，因为那里有包间。“他说喜欢那里的清净。”陆正回忆道。尽管李小龙不喜欢大多数类型的酒，但他还是接受了清酒，并且酒量与日俱增。“他真的很能喝清酒，日本料理的酒瓶十分细小……他能喝10到20瓶。”[364]
李小龙一直在透支健康去拼命工作，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他不能好好把握，一切又要重新来过。他重新进入影视圈时，凭借《青蜂侠》积攒了一定的名气和口碑，也随着《青蜂侠》的下档逐渐消失了，导致他无法偿还房贷。他不允许这种事再度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次，必须做到尽善尽美。
《龙争虎斗》的预热让李小龙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米高梅希望李小龙能与他儿时的偶像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合作，后者现在是空手道黑带；意大利制片人卡罗·庞帝（Carlo Ponti）邀请李小龙和自己的妻子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联合主演一部电影；就连邵逸夫也出价50万美元想拿下他下一部电影的制作发行权，但李小龙认为这还不够。“如果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一部电影能拿到200万美元的片酬，我也可以。”约翰·萨克松听到李小龙这么说，惊呆了。[365]华纳总裁泰德·阿什利迫切希望与李小龙签订一份多部电影的合同，把《龙争虎斗》打造成系列电影，并拿下独家制作发行权。1973年4月22日，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写了一封信，提醒对方，自己现在的身价已今非昔比：“现如今，我拍一部电影的身价已经达到了让你意外和震惊的地步……因为我们的友谊，我把赚钱的时间推迟了——那些制片人迫不及待地要跟我签订10份合约——期待我们的见面。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泰德，我最感兴趣的是制作，请原谅我的措辞，我想拍出有史以来最他妈好的动作电影。”[366]
另一份片约来自过去被拒的项目。斯特林·西利芬特已经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签署了多部电影的合约。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无音笛》也被提上日程，准备全力推进。4月18日，詹姆斯·柯本专程飞往香港，游说李小龙重新入伙，共同参与这个项目，但李小龙持保留意见。
主演过《龙争虎斗》之后，李小龙对退回去当詹姆斯·柯本的跟班儿没什么兴趣。他仍在计划开拍《南拳北腿》，这是在《无音笛》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国版本。尽管另有想法，但李小龙并没有表现出来，仍然热情款待了詹姆斯·柯本，并承诺他会认真考虑这个项目。“李小龙在社交方面相当精明，”安德鲁·摩根说，“柯本在好莱坞是大明星。”[367]
其他制片人给他开出的条件越丰厚，李小龙对邹文怀就越不满意。嘉禾官方出版的影迷杂志曾刊登过一篇与李小龙有关的文章，结果让李小龙大发雷霆。文章中说邹文怀不仅一手挖掘了李小龙，而且就像是“他的保姆”[368]。他们争论主要是因为钱。《猛龙过江》大卖后，李小龙期望能一次性拿到一大笔钱，可事实完全相反，钱财涓滴而至。邹文怀辩称，影院老板将票房汇总至嘉禾需要时间，而且大部分钱都用来偿还李小龙为豪宅、奔驰以及貂皮大衣所借的贷款。李小龙认为邹文怀在欺骗他，拖延了他应得的那部分利润。[369]
李小龙急需这笔钱进账，因为他最近从英国订购了一辆劳斯莱斯敞篷跑车，而且还是定制款。[370]他还想在经济上能让家人有更多的保障，以防他发生什么不测。1973年2月1日，他在拍摄《龙争虎斗》期间，在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投保了一份20万美元的五年期人寿保险。[371] 1973年4月30日，电影杀青后，所有的巨额合约蜂拥而至，他又从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of London）拿到了一份金额更大的保单，投保金额高达135万美元。[372]这笔巨款（以2017年美元标准核算约为750万美元），并非以他目前的净资产为衡量标准，而是根据他未来的收入水平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人会想到李小龙的一生如此短暂，这笔钱马上会返给他的家人。
1973年5月10日，典型的香港夏日，闷热潮湿到令人窒息。[373]当日最高温度25.3℃，湿度93%。[374]午餐过后，李小龙驱车前往斧山道的嘉禾片场，为《龙争虎斗》配音。录音室内有一台空调，但为了避免噪声影响收音，工作人员把空调关掉了。李小龙在烤箱一样的房间内工作了大约半小时，然后起身离开，去了洗手间。他感到有些头疼，赶紧到洗手间的隔间内，拿出一小袋尼泊尔哈希，吃了一些。
紧接着，李小龙晕头转向，脸朝下瘫倒在地板上。之后，临近的脚步声将他惊醒。即便状态如此之差，他也不愿在外人面前示弱，他假装掉了隐形眼镜，四处摸索。一名录音室的工作人员扶他站起来。这位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大明星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录音室。一踏进那间“烤箱”，李小龙立即晕了过去，失去了知觉，中午吃的意大利面也吐了出来，紧接着，身体开始抽搐。
工作人员吓坏了，慌忙穿过停车场，跑去邹文怀的办公室通知他，李小龙晕倒了。邹文怀立刻让他的秘书赶紧打电话给浸信会医院（Baptist Hospital）的美国医生凌格福（Dr. Donald Langford），自己向配音室跑去。等他到那里时，发现李小龙已经呼吸困难，全身颤抖，并且开始抽筋。“赶快送他到医院！”凌格福医生催促道。[375]
于是，四名工作人员把李小龙抬到邹文怀的车里，直接送他去了医院。在开往医院的途中，李小龙的状态依然很糟糕，呼吸困难，不断流汗，并始终有抽筋、颤抖的现象。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把金属茶匙放在他牙齿之间，防止他咬到舌头。[376]
他们开到医院时，凌格福医生已经在门口等候了。他拉开车门，发现这位电影明星在后排座椅上神志不清、毫无反应。他立即又叫来三位医生，其中包括神经外科医生邬显庭（Dr. Peter Wu）。李小龙似乎正在发高烧，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送往医院的途中，邹文怀的秘书给琳达去了一个电话：“小龙生病了，我们正送他去医院。”
“他怎么了？”琳达忧心忡忡地问道。
“哦，我想可能是胃不舒服。”秘书以生硬的英语回复她。[377]
琳达认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便动身前往距离他们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浸信会医院。当她到医院时，发现李小龙已经呼吸困难，似乎随时要咽气了。“他会没事吧？”琳达惊恐地问道。
“他病得非常严重。”凌格福医生回复道。
如果李小龙再喘不上气来，凌格福医生准备先把他的气管切开。此时，他的身体还在剧烈抽搐。由于他非常强壮，很难控制，好几个医生和护士一起努力才把他按住。
神经外科的邬显庭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推断他可能是脑水肿。邬显庭医生先给他用了甘露醇（Mannitol）来消肿，并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以防药物不起作用。两个半小时过后，李小龙开始恢复知觉。起初只是动了一下，接着眼睛睁开，做了个手势，但说不出话来。不过，他认出了自己的妻子，对她打手势，表示知道她是谁，但说话仍含糊不清。后来，他渐渐能说话了，可语速缓慢，不同往常。到了第二天，他已恢复如常，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小龙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邬显庭医生说，“如果没能及时送往医院，很可能他会死于严重的脑水肿，而恰好赶上有经验的医生在场帮他，完全是运气。”
当李小龙意识恢复正常，能够清楚地说话时，他告诉琳达：“我感觉快要死了。我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跟自己说，‘我要与之抗争到底——我要战胜它——我不会放弃的。’我知道如果我投降了，我会死掉的。”
5月13日，邬显庭医生与李小龙见面，询问他的个人病史，以确定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脑水肿。两人在谈话中，李小龙承认他在晕倒前服食过少量哈希。“我劝你不要再吃了，”邬显庭医生说，“因为服食大麻是很危险的，会造成严重的脑水肿。”
“这是无害的，”李小龙嘲弄道，“史蒂夫·麦奎因把它介绍给我。如果它有什么危险，史蒂夫·麦奎因是不会自己用的。”[378]
“史蒂夫·麦奎因是医学权威吗？”邬显庭医生反问道。
李小龙对香港医生将其晕倒的原因归咎于大麻感到心烦意乱。所以，当邬医生安排第二天为其进行血管造影以便更全面地检查他的大脑时，李小龙拒绝了，他要求立即出院。
“请尽快进行脑部检查。”邬医生催促道。
“我不同意，我要出院，”李小龙很固执地说道，“我会去美国做检查。”[379]
获准出院后，李小龙飞往洛杉矶去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他不相信香港医生的诊断，特别是当涉及大麻的时候。1973年，香港对大麻并无任何经验，更没有与大麻有关的诊断病例可供参考。它被认为是西方嬉皮士经常使用的一种邪恶药物。此后的研究也证明，大麻并不会导致脑水肿或死亡。[380]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的神经学家丹尼尔·弗瑞德曼医生（Dr. Daniel Friedman）认为：“脑干中没有四氢大麻酚（THC）的受体，而脑干在大脑中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呼吸及心跳，这就是为什么四氢大麻酚不会像海洛因或镇静剂药物一样，因使用过量而导致死亡。”[381]
当李小龙抵达洛杉矶后，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神经学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Dr. David Reisbord）见面。5月29日和30日，李小龙接受了那个时代病人所能用到的整套医学检查，包括全面体检、脑血流研究以及脑电图（EEG）。[382]在等待检查结果时，李小龙打电话给《龙争虎斗》中的搭档约翰·萨克松，告诉他，自己回来做体检了。
“你怎么了？”约翰·萨克松问道。[383]
“我晕倒过一次。”
“为什么？你还好吗？”
“如果体检结果很糟糕的话，世上就再也没有李小龙这个人了。”
紧张地熬过三天之后，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大卫·瑞斯伯德给李小龙开具了一份健康证明。他没有发现李小龙的大脑功能有任何异常，甚至整个身体也没问题。事实上，大卫·瑞斯伯德告诉李小龙，他的身体机能像“18岁的年轻人”一样。不过，大卫·瑞斯伯德根据检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李小龙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癫痫，这意味着导致癫痫发作的原因不是很明显。[384]为此，大卫·瑞斯伯德开了一些苯妥英钠（Dilantin）给他，这是常用的抗癫痫类药物。可琳达坚称：“李小龙的家人从未有过癫痫病史，即使是轻微的癫痫，而且李小龙也从未得过这种病。大卫·瑞斯伯德博士告诉我说，李小龙从未发作过。”[385]癫痫的诊断确诊需要至少发病两次。这是李小龙第一次发作。
香港神经外科医生将李小龙晕倒的原因归咎于大麻，而洛杉矶的医生则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李小龙发病。他们都忽略了中暑才是导致年轻健康男性突发性昏厥、癫痫发作甚至死亡的常见原因。[386]在年轻运动员及士兵当中，[387]因中暑而死亡的概率是3%到5%，它在运动员最常见的致死疾病中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内会上升至第一位。[388]在中暑死亡病人的尸检中，一个常见的发现就是脑水肿。[389]
中暑常见的症状有两种：1.核心体温在40℃以上；2.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包括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晕眩、失去平衡、步履蹒跚、非理性或异常行为、好斗、精神失常、乏力、失去意识以及昏迷。癫痫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体温骤降时。[390]
5月10日当天，与中暑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所有症状都在李小龙身上出现了。李小龙在录音室的高温环境中工作时，感到头晕、恶心，随之而来的是走路摇摇晃晃、昏倒、意识丧失、呕吐以及癫痫发作。由于当时的医疗记录已不复存在，医生是否测量了他的核心体温目前还不清楚，但他们关于李小龙“正在发高烧，呼吸困难，浑身颤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的描述，明显表明他的体温过高，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尽管李小龙的朋友们早就注意到他很容易被高温影响（他的美国首徒杰西·格洛弗曾提到过，“每当特别热的时候，他的控制能力就会减弱”），但在这段时间里，引发他中暑反应的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中暑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几个引发中暑的危险因素：睡眠不足，身心疲惫，体重骤减、先前的24小时内饮酒，前两周生病以及脱水。[391]
据他的妻子琳达回忆，李小龙严重睡眠不足。所有人都目睹了在拍摄《龙争虎斗》时，他压力过大，身心俱疲。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的体重下降了18斤，体脂降至最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晕倒的前一晚是否喝过酒，但据他的朋友说，他喝酒的频率比以前高了。此外，他晕倒的前一个月，刚刚做了腋下汗腺的摘除手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大汗淋漓的样子在大银幕上看起来很不雅。[392]如果没有这些汗腺，他的身体散热能力就会减弱。[393]
如果李小龙的晕倒是中暑后的反应，那么他的医生们就误诊了。他们发现李小龙出现脑水肿的并发症后，并没能从正确的病理入手去进行针对性治疗。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科里斯特林格研究所（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s Korey Stringer Institut）的运动安全政策主管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女士认为：“在1973年，人们对中暑的认知比现在要肤浅得多。即使是现在，也并非每位医生都知道如何对中暑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他的医生可能给他测量了体温，误以为是高烧，并没有意识到那可能是中暑。”[394]该研究所以2001年死于中暑的27岁明尼苏达维京队（Minnesota Vikings）橄榄球运动员科里斯特林格的名字命名，是一间专门致力于研究预防体育运动过程中劳累中暑猝死的机构。
李小龙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之后，那份积极的体检报告就像是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立即恢复了原来积极乐观、精力充沛、自信满满的样子。他跑去向他的母亲和弟弟李振辉炫耀，他们当时住在洛杉矶。“他看起来瘦了不少，很疲惫的样子。”李振辉回忆道，“他说，‘你知道吗？医生跟我说，我有一个18岁的身体。’然后他又展示了他最新研究的腿法——三连踢，速度很快，并且力道十足！”[395]
他约了查克·诺里斯在唐人街他最喜欢的那家餐厅一起吃午饭。“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李小龙骄傲地对查克·诺里斯说道，“医生说我有一个18岁年轻人的身体。”[396]
“他怎么看待你昏倒这件事？”查克·诺里斯问道。
“他不知道。可能是过度劳累，压力过大。”
李小龙接着跟查克·诺里斯炫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所收到的电影片约。“他们为了签下我的下一部电影，给我一张空白支票。想象一下，只要我和他们签约，我想填多少就填多少。”他得意地笑了，用筷子夹起一块北京烤鸭，抛向空中，再迅速夹住，放进嘴里。“你等着瞧吧，我会成为第一个享誉国际的中国电影演员。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超过史蒂夫·麦奎因。”
《黑带》杂志的出版人水户上原也专程前往比弗利山庄酒店，去拜访李小龙和琳达。他们此行入住在该酒店的独院别墅内。提及这次见面，水户上原说道：“他非常高兴，因为经过四天的严格体检后，他刚被告知身体处于最佳状态。但在我看来，他似乎极度疲惫。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未见他如此消瘦过。”[397]
“是吗，我最近不分昼夜地工作，确实瘦了不少，”李小龙解释道，“白天，我在片场忙；晚上，又要构思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同时还要翻看与整个电影制作业务相关的书籍。是的，这真的很有意思，每当我全情投入之后，常常忘了吃饭、睡觉。”
虽然李小龙一直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琳达仍然感到不安，总是忧心忡忡。李小龙自豪地向水户上原展示了一份剪报，那是8岁的李国豪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琳达厉声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希望我们尽快搬回洛杉矶。孩子们在这里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398]琳达这种公开指责很不寻常，似乎酝酿已久。她从来就不喜欢住在香港。她对自己的丈夫感到不满，觉得聚光灯改变了她的丈夫，她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孩子们。李小龙刚刚差点死掉，这更让她忍无可忍。[399]
导演高洛斯带李小龙去看了《龙争虎斗》粗剪出来的版本。没有音乐，没有调色，没有做镜头叠化处理，更没有任何音效。但这一切都不重要。每个人在看到胜利者时都知道胜利者是谁。放映结束后，李小龙盯着高洛斯看了几秒钟，然后咧嘴笑了起来：“我们做到了！”李小龙知道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400]
之后，李小龙顺道去拜访了制片人保罗·海勒。两人相谈正欢时，被李小龙赶出香港的编剧迈克尔·阿林敲门到访。保罗·海勒喊道：“小龙，你的朋友来了！”这两位之前互相争执的对手握手聊天，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迈克尔·阿林说：“这部电影太成功了，我俩言归于好，一切都过去了。”[401]
李小龙确信《龙争虎斗》将会是一部轰动全球的电影，为此，他将再次做出一些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默许了妻子想把全家搬回美国的愿望。[402]今后，他会在美国和香港两地奔走，每年制作一部好莱坞电影、一部华语电影。这样既能讨好亚洲影迷，又能扩大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且，当他在香港开工时，把家人安置在美国，也能给他更大的自由，让他更专心去创作。
李小龙还决定和邵氏合拍一部电影。他在给邵逸夫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我会考虑把9月、10月和11月，这三个月的档期留给邵氏。具体条款等我到后再谈。”[403]
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斯特林·西利芬特，告诉他，《无音笛》的项目他不感兴趣了。李小龙仍然为斯特林·西利芬特和詹姆斯·柯本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放弃了这个项目而感到愤愤不平。“那时，我们都快没饭吃了，”琳达说，“如今小龙一飞冲天，功成名就了，他们又说，‘我们准备好要拍了。’”[404]
“你请不起我的，”李小龙跟斯特林·西利芬特说，“有人出价一百万美元找我拍一部电影。”[405]
斯特林·西利芬特对李小龙的拒绝感到意外，同时也很生气。“我以为我和小龙走得很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同意。结果，他的反应让我很吃惊。”
“我不会让吉姆（詹姆斯·柯本的昵称）踩着我往上爬的。”李小龙重复了当初史蒂夫·麦奎因对他说过的话。当他们继续争论时，李小龙问道：“如果没有我，你们会拍这部电影吗？”
“我们会的。”西利芬特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到哪儿去找人来代替我呢？可以一人演五个角色。”李小龙问道。
“我们会找五个不同的演员来代替你，”西利芬特说，“如果你重新参与进来，我会建议你只扮演一个角色。因为一人分饰五角的话，必须得是好莱坞老派演员朗·钱尼（Lon Chaney）的路数才行。”[406]
“如果付不起我的片酬，说什么都是白说。”李小龙重复道。
言辞激烈的交谈过后，他们约定改天一起吃晚餐，但李小龙第二天打电话取消了。[407]他给詹姆斯·柯本去了一封信：“跟斯特林谈过了，我告诉他，在你和他之间，我更倾向于把《无音笛》交到你手里。”[408]
6月初飞回香港后，李小龙与丁珮又和好了。丁珮对李小龙晕倒的消息毫不知情，他也没告诉她自己当时差点儿死掉了。“我不知道，”丁珮说，“他不想让我担心。他跟我说，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送给丁珮一份礼物。“他带给我一个钥匙链。”[409]她很害羞地说。据当时八卦小报报道，钥匙链上系着一辆全新奔驰的车钥匙。[410]
虽然李小龙在给邵逸夫的信中表明，他打算与邵氏合作，至少拍一部电影，但他的商业利益仍然与邹文怀和嘉禾绑定在一起，因为《死亡游戏》版权在他们手里。如果李小龙想要完成这部武道片，他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部电影当时还没有完整的剧本。当澳大利亚演员乔治·拉扎贝（George Lazenby）给嘉禾打来电话，想要与李小龙合作后，人们对这部电影更加期待了。乔治·拉扎贝当时主演了《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他饰演詹姆斯·邦德。他声称在美国看过《精武门》，有意与李小龙合作。事实上，乔治·拉扎贝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来香港只是因为他听说香港电影正在蓬勃发展，想过来找机会挣钱。[411]然而，对李小龙和邹文怀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死亡游戏》与“詹姆斯·邦德”联系起来。李小龙开始研究如何加入乔治·拉扎贝的戏份，并决定要在这个夏天将整部电影拍完。他要留出秋季档期，准备与邵氏合作。
当李小龙开始考虑欧洲制片人百万美元的片约时，听闻李小龙晕倒的泰德·阿什利提出了一个在情感上更容易被接受的提议：如果李小龙与华纳签约，连拍五部电影，那么只要他或琳达还活着，每年可以拿到十万美元的分红。“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提议更感兴趣，它让我未来几年更有安全感，而且税务处理也更容易一些。况且，这并不妨碍我与其他制作公司合作。”[412]李小龙在6月28日接受《中国邮报》采访时提到，该报道的标题是“李小龙拿到了超级巨星的薪水”。之后，李小龙又笑着补充道：“我对华纳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它会比我活得久。”
对于李小龙来说，阿什利这个提议非常有诱惑力，这将是他家人的另一份保单。而对华纳来说，这可以让他们把李小龙牢牢抓在手里。他们已经把他往巨星的方向培养了。为了宣传《龙争虎斗》，华纳安排李小龙8月份参加约翰尼·卡森的节目《今夜秀》。[413]
然而，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好消息丝毫没有减弱李小龙与人争斗的欲望。对他刺激最大的是导演罗维。罗维继续在媒体上诋毁他。1973年7月10日[414]，李小龙正在嘉禾的办公室内食用哈希，刚达到兴奋点，突然听说罗维和刘亮华去放映室了。[415]李小龙立刻赶过去，在昏暗的房间内当面以极为难听的言语辱骂罗维，称罗维是“衣冠禽兽”。[416]“李小龙当时有点激动，罗维用粤语回骂他，”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威胁他，要打他，后来我们把两人拉开了。李小龙差一点儿就要动手了。”当李小龙被拉出房间后，每个人都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如果罗维的妻子刘亮华没有当面质问李小龙，并训斥他，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
因为刘亮华的质问，李小龙再一次被激怒了。他推开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冲回放映室，掏出藏在皮带扣里的小刀，指着罗维——跟他在十几岁时与体育老师拔刀相向的场景一样。“你信不信，我这一刀下去，能把你杀死？！”[417]李小龙恶狠狠地说道。眼见冲突加剧，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再次把李小龙拖出房间。这时，罗维跑到电话旁，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后，所有人都慌了。李小龙把刀和皮带递给了安德鲁·摩根。安德鲁·摩根急忙从后门跑出去，把它藏在一条秘密通道里。
警察先问罗维：“什么情况？”
“李小龙威胁我，拿刀对着我。”
“那好，你跟我们回警局。”警察说道。
罗维嘲笑警察道：“你有没有弄清楚？我是被害者，我是原告。你叫我去警局，为什么不叫他去？”
“他有律师。”
“我难道没有律师？”
另一名警察走过来，试图扮演好好先生：“唉，罗先生呀，你不要误会。你说的那把刀，他也扔掉了。我们也找不到了。拜托，大家同事嘛，小事情就算了。”
“我没有惹过他嘛！哼！”罗维表示抗议，“我没有不算呀！”
“那你要怎么样？”和事佬警察问道。
“我没有要怎么样，我只要我以后没有生命危险。我也不会跟人家去打架的。”[418]
那些警察走过去告诉李小龙，如果他想平息这件事，他需要写一个认错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发誓永远不会再威胁或伤害罗维。就在此时，一群得到风声的媒体记者已经聚集在片场外面。为了避免进一步尴尬，让彼此面子上都过得去，李小龙最终同意在认错书上签字。当警察把认错书拿给罗维看，问他是否满意时，曾在电影中饰演探长的罗维坚持要在上面再加上一句：“小龙必须补充一句，‘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或者我受伤了，他要承担责任。’”李小龙现在要打退堂鼓已经太晚了。他很不情愿地在修改后的认错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平息事态，邹文怀邀请罗维夫妇外出用餐，他们直接从后门离开了。李小龙则走到前门招呼记者。他否认向罗维动刀，并对这一说法表示不屑：“如果我真的想杀罗维，我犯不着动刀，两根手指就够了。”[419]如果是一年前，李小龙还是影视圈新贵时，这种说法可能行得通，但如今他已功成名就，媒体对他的态度也不像当初那么友好了。于是，报纸和漫画家们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在媒体上被塑造成了一个傲慢无礼的后生，对年迈的长辈大不敬。
第二天晚上，李小龙按原计划接受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何守信的电视采访。李小龙对媒体的负面报道很生气，在采访前的沟通会上，李小龙告诉何守信，他打算澄清自己对罗维动刀的传闻，并向何守信展示为什么他不需要用刀来伤害他人。“我只会打你胳膊，”李小龙向何守信介绍他稍后会怎么做，“当我打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力量。别担心，我不会弄伤你的，但不要试图抵抗。放轻松，顺势做反应就行，你会没事的。当你摔倒在沙发上时，观众的感觉就会很强烈，他们会喜欢这种效果的。”[420]
现场采访过程中，李小龙否认自己对罗维动刀，他说以自己的功夫，如果要对付罗维这样的老人，根本无须用刀，说自己用刀这种说法是极为荒谬的。接着，他要求何守信站起来，配合演示为什么他这么说。就跟他们事先彩排的一样，李小龙一拳飞快地打在何守信的肩膀上，让他摔倒在沙发上。画面效果达到预期，但观众并不买账。李小龙这一拳如此之快，看起来就像是李小龙真的给这位备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脸上来了一拳。“结果令人震惊，”何守信说，“观众以为是真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环节，看上去很严重，但我一点事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是一个不会胡来的人。”
结果，李小龙因为在电视上公开“欺负”一位受大家欢迎的电视名人而在早报上又被一通批评。此时的李小龙显然已经不是那个在媒体面前长袖善舞的社交达人了，媒体开始接连对他进行炮轰。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突然成名、精神压力、身心疲惫，还是由于他之前晕倒所造成的后遗症，不过，李小龙确实出了问题。
7月19日，李小龙、邹文怀和关南施一起午餐。关南施曾主演过《苏丝黄的世界》，她在拍《风流特务勇破迷魂阵》时与李小龙相识，是李小龙的学生和朋友。李小龙和邹文怀计划邀请她在《死亡游戏》中出演女主角。可在用餐过程中，李小龙根本无法顾及此事。他气急败坏地大声指责邹文怀没有支付他应得的酬劳。“他说邹文怀对他不公平，”关南施回忆道，“我根本不想听，他一直在没完没了地说邹文怀的事。他说。‘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421]
“小龙，你在干什么？”关南施实在受不了了，插话道，“你得放规矩点儿！你在批评邹文怀，但每个人都在讲你和丁珮的事。你不应该这么做。”
“哦，南施，那并不代表什么，”李小龙试图把这件事圆过去，“一时冲动而已。”
“每个人都在讲。”
“一时冲动。我会和她分手的。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有很多女性朋友。”
“为你的妻子想想，”关南施像姐姐一样责备他，“她是一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美国人。”
“我爱我的妻子。”李小龙被关南施的话打中了。
“但这对她来说不太好，一位美国人在异国他乡，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关南施继续说道。
邹文怀插话说：“她说得对，小龙。”
“闭嘴，邹文怀，你知道什么？这只是一时冲动而已。”李小龙厉声说道。[422]
1973年7月25日，设置在九龙殡仪馆的李小龙灵堂（图片来源：David Tadman）
第二十四章 最后时光
1973年7月20日上午，李小龙给他的美国律师阿德里安·马歇尔（Adrian Marshal）写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已经提上日程的几笔交易。[423]其中包括华纳提出的多部电影合约，以及翰纳-芭芭拉工作室（Hanna-Barbera）根据他的生活经历计划创作动画片的提议。此外，还有书籍和服装的销售，以及各种代言。李小龙正在构建一个商业帝国。
信件写完并寄出后，李小龙离开自己九龙塘的豪宅，驱车前往嘉禾办公室。他约了澳大利亚的“詹姆斯·邦德”乔治·拉扎贝见面，讨论乔治·拉扎贝在《死亡游戏》中的角色设置问题。安德鲁·摩根也加入了讨论行列，他是片场唯一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由于李小龙已经拍完了大部分的结局戏份，所以讨论的核心是想办法怎样让乔治·拉扎贝加入进来。“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结果来。”安德鲁·摩根回忆道。
讨论结束后，李小龙去了邹文怀的办公室，把他想让乔治·拉扎贝出演《死亡游戏》的事情跟邹文怀交代了一下。邹文怀建议晚上一起吃饭，正式敲定这件事。李小龙回到安德鲁·摩根的办公室，拿出一小袋哈希，分给安德鲁·摩根一些，两人都食用了一小口。[424]之后，李小龙和安德鲁·摩根本来想尽地主之谊，带乔治·拉扎贝出去吃午饭，但李小龙临时有其他安排，所以取消了。他想去丁珮那儿休息一下。[425]于是，嘉禾的司机把乔治·拉扎贝送回了酒店。李小龙答应下午返回办公室，跟邹文怀商量准备给乔治·拉扎贝多少片酬。
下午1点左右，李小龙自驾奔驰车抵达丁珮的寓所。[426]这是位于笔架山道（Beacon Hill Road）67号二楼的一间公寓，其中一间卧室内铺有拼花地板、木制墙壁以及厚厚的蓝色窗帘。[427]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在一起。“我是他的女朋友。”丁珮说。[428]他们有发生关系，并食用一些大麻，但没有饮酒，更没有烈性毒品。[429]大部分时间，李小龙都在侃侃而谈他与乔治·拉扎贝的会面过程，以及这会对他的电影意味着什么。他想让丁珮饰演他电影中的情人，但丁珮拒绝了。[430]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了，如果在银幕上还塑造这样的角色，会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想过要拍这部电影，”丁珮说，“跟我爱的人演对手戏，我会觉得有点尴尬。”[431]
邹文怀在下午6点钟左右到丁珮家。[432]具体情形不太清楚。邹文怀和安德鲁·摩根整个下午都在片场等李小龙，原本说好他会回嘉禾，商量敲定乔治·拉扎贝的片酬合约。也许邹文怀曾电话给李小龙，问他什么时间回办公室，李小龙告诉邹文怀，他会在丁珮家等他。如果丁珮拒绝参演，也许李小龙想让邹文怀过去，帮助他说服丁珮。[433]或者，也许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开车带他去吃饭，以避免引起公众的怀疑。
7月20日是当月最热的一天，最高温度达32.2℃，湿度为84%。[434]“小龙感觉不太舒服，”邹文怀回忆道，“我也觉得有些热。我们当时好像喝了点水，然后他开始说戏了。”[435]李小龙沉醉在《死亡游戏》的情节中，连蹦带跳，一场又一场地表演、解释。“他非常活跃，”邹文怀说，“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他把整个过程都演了一遍。所以，体力消耗过大，有点儿疲惫、口渴。喝了几口水，他似乎有点儿头晕。”
头晕过后，李小龙又开始抱怨头疼，当时已经快7点半了，他们应该出发去接乔治·拉扎贝一起吃晚饭。丁珮也换了衣服，准备好了。但李小龙的头疼更厉害了。李小龙说他想休息一下，邹文怀尴尬地站起来，试图离开。“邹文怀以为这是个借口。”丁珮笑着回忆道。[436]丁珮拿了一粒止痛药（Equagesic）给李小龙服用——一种很普通的处方止痛药。她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小龙以前吃过。”[437]
于是，邹文怀说自己先行一步，稍后再回来接他们。李小龙走进丁珮的卧室，脱掉外衣，平躺在床垫上。床垫是直接放在地板上的，如同日式的榻榻米。丁珮悄悄地关上卧室的门，自己走回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邹文怀在7点45分左右出发，去凯悦酒店接乔治·拉扎贝，然后开车送他去美丽华酒店（Miramar Hotel）的一间日本餐厅。
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在餐厅等了半小时以后，给丁珮家里打电话。丁珮告诉他，李小龙还在睡觉。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应该是在李小龙和丁珮没到场的情况下先行用餐。大约9点半，邹文怀和乔治·拉扎贝吃过饭之后，又给丁珮去了电话。丁珮说，李小龙还没醒，她试图去叫醒他，可又怕打扰他休息。最后，她还是慢慢打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在他旁边跪下来，低身叫他：“小龙，小龙。”李小龙没有反应。她推了推李小龙的肩膀，声音大了一些：“小龙，小龙。”但李小龙还是没醒过来。她吓坏了，慌忙摇着李小龙的身体喊道：“小龙，小龙！”
丁珮赶紧给餐厅里的邹文怀回了电话——她叫不醒李小龙。邹文怀让她冷静下来，他会马上开车过去。邹文怀回想起5月10日，李小龙差点死于脑水肿。于是，他打电话给救过李小龙一命的凌格福医生，但凌格福医生的电话占线。邹文怀穿过市区，赶往丁珮的公寓。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等红灯的时候，邹文怀从车里下来，用付费固定电话再次联系凌格福医生，可凌格福医生的电话一直占线（他后来才得知凌格福医生的女儿正在和男朋友煲电话粥）。[438]
邹文怀抵达丁珮寓所后，发现李小龙没有穿外衣，只是平躺在床垫上。[439]丁珮处于惊愕状态中，瘫坐在他身旁。
“小龙，小龙，小龙。”丁珮一直喊着，嗓子已经沙哑了。
李小龙始终没有回应。邹文怀意识到自己来迟了，他一手捧红的明星已经走了。
当他站在那里，俯视着李小龙的尸体以及丁珮抽泣的样子时，邹文怀一定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妙了。香港最有名的男人死在情人床上，他们两个是仅有的目击者。丑闻会吞噬他们，媒体会责怪他们，可能会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甚至会让他们陷入法律危机。如果说，邹文怀起初急欲挽救李小龙的生命，那么现在他脑中第一个升起的念头是：这里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唯独不能让人发现李小龙死在这儿了。
邹文怀给李小龙重新穿好衣服。[440]先是扣好衬衫的纽扣，然后又套上西裤，穿好厚底鞋。邹文怀可能考虑过把李小龙搬回他自己家，毕竟距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车程。他也可能考虑过自己开车把李小龙送去医院——5月10日，他送李小龙去的浸信会医院与李小龙家反方向只有三分钟的车程。这位超级巨星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去世都会让公众感到震惊，但起码不会引起反感。[441]
最终，邹文怀决定还是叫医生来。他让丁珮给她自己的私人医生打电话。丁珮恳求正在浸信会医院值班的朱博怀医生（Dr. Eugene Chu Poh-hwye）到她的公寓来治疗一位急需帮助的朋友，但她并没将病人的名字及病情告知对方。
朱博怀医生到达后，发现李小龙躺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唤醒，并且感觉不到脉搏，听不见心跳声，连呼吸也停止了。尽管已没有生命迹象，但基于瞳孔尚未完全扩散，所以他又花了十分钟试图使他苏醒，但没有成功。[442]
在这一点上，朱博怀医生一定非常清楚，李小龙在他到来之前已经去世了。[443]似乎很可能是邹文怀向朱博怀医生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恳求他将李小龙的遗体送到一公里外的浸信会医院，以减少目击者的数量。但是相反，朱博怀医生叫来一辆救护车，坚持要将“病人”送到25分钟车程以外的伊利沙伯医院（Queen Elizabeth Hospital），而不是距离此地近得多的浸信会医院。[444]大概是因为他不想将这起爆炸性新闻引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吧。此外，救护人员并不知道这位“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龙，更不知道他很可能已经去世了。朱博怀明白邹文怀的心思，并同意这么做，但也仅此而已。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老谋深算的邹文怀开始安排一些事情。首先，他告诉丁珮，任何话都不要对媒体讲；[445]然后，他打电话给李小龙的妻子：“琳达，你能马上赶到伊利沙伯医院吗？小龙正在去那儿的路上——他现在在救护车里。”
“他怎么了？”琳达质问道。[446]
“我不清楚，可能跟上次差不多。”
晚上10点半左右，两名急救人员和救护车司机赶到现场，路上花去七分钟的时间。资深急救人员彭德生（Pang Tak Sun）发现这名病人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他没有马上认出病人是谁，赶紧上前进行急救处理，发现病人已没有脉搏，呼吸也停止之后，又立即为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然而，各种急救措施一一用过，病人还是没有反应。彭德生决定尽快送医院。把病人抬上救护车后，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也跟着上了车。去往伊利沙伯医院途中，急救人员继续对李小龙进行各种治疗。后来，彭德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继续替病人做人工呼吸：“身为一名急救人员，即使一个人看上去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我也必须要把他或她当作一个活人来对待，为其进行急救。”[447]
琳达比救护车早15分钟到达伊利沙伯医院。当她去咨询台询问自己的丈夫在哪个病房时，工作人员答复说：“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否则我们怎么毫不知情呢！”[448]她正要打电话回家，突然看到李小龙躺在担架上，被人推着从她身边经过，直接进了急诊室。她发现李小龙已经毫无知觉。一组医护人员正在为他按压心脏。“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会死，更不用说他已经死了。”琳达回忆道。大约一分钟后，医生们突然推着李小龙上楼，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她也跟着跑过去。医生们将一剂强心针直接注入李小龙的心脏部位，并实施电击。一旁的医护人员试图把琳达拉出去：“你不能看。”但琳达挣扎着摆脱对方的拉拽，坚持说：“别管我——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她注意到显示李小龙心脏跳动频率的心电图（EKG）已经呈直线了。医生们最终放弃了抢救，因为他早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尽管琳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走了，但她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她向其中一名医生询问：“他还活着吗？”医生摇了摇头。
琳达一个人在医院走廊上徘徊，医疗组的负责人问她是否需要尸检。“是的，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琳达说。[449]
晚上11点半刚过，香港各地电话铃声四起，都在传一个消息：李小龙去世，享年32岁，死因不明。
有人把电话打到香港新任警务处处长薛畿辅（Charles Sutcliffe）的家中。他当时正在位于太平山的家中举办派对，到场的都是著名的媒体人士。[450]消息一传开，所有来宾全部向门口走去。“结束后再回来。”薛畿辅大声对记者们喊道。他们直接奔向了伊利沙伯医院。
英国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泰德·托马斯也是薛畿辅的派对嘉宾之一，他曾在1971年采访过李小龙。当泰德·托马斯和他的同事赶到伊利沙伯医院时，警察已经对医院进行了封锁管制。一大群电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在入口处乱成一团。“没人能混进去。”泰德·托马斯说。[451]
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有关李小龙死因的各种谣言开始在医院外的记者圈中流传开来。记者们挤在医院附近的付费电话亭，疯狂地打电话给各种与李小龙有关的人士，以期获得第一手的消息。其中一名记者联系上了《龙争虎斗》的副导演陆正，他常陪李小龙去喝清酒。
“有人告诉我说李小龙是被打死的，”记者说，“这种说法属实吗？”
“谣言！”陆正很无奈地回复道，“这是个谣言。”
“他在尖沙咀被一二十个人群殴，”记者继续说道，“这事你不知道吗？”
“你疯了吧！”陆正大声痛斥道，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很担心，打电话到李小龙家。8岁的李国豪接起电话。“你爸爸在家吗？”陆正问道。
“不在家。”李国豪用粤语说道。
“他在哪儿？”
“电影！电影！电影！”[452]
当邹文怀和琳达走出医院门口，准备离开时，等候在门口的摄影师见他们出来，频频按下快门，闪光灯亮成一片。由于根本无法走出人群，他们撤了回去。邹文怀打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去接他们。意识到媒体会堵在李小龙家门口，邹文怀随后又给附近的凌格福医生打电话，询问能否去他家暂避风头。
琳达突然坚持要回去看丈夫一眼，以确定他是真的走了。站在李小龙遗体旁边，琳达说：“我感到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注入我的身体，让我的精神稍微振作起来。小龙把他的决心和勇气传给了我。刹那间，我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知道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小龙、国豪和香凝把所有的事处理好。”[453]
凌晨零点30分，警方来到丁珮的公寓。他们没有告诉她，李小龙已经死了。她极度地心烦意乱，忍不住想要打听他现在的情况。救护车离开她的公寓后，她给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打了电话。警察在公寓内搜查时，他们在一旁安慰她。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打斗或肢体冲突的迹象。地板上的床垫收拾得整整齐齐。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三个玻璃杯，两瓶没喝完的七喜汽水和和怡泉干姜水，以及一袋打开锡纸包装的止痛药。丁珮对警方做了详细的陈述。鉴于邹文怀和丁珮在后来的证词中说法一致，他应该指导过丁珮如何应对警方的询问。她是一名专业演员，记住台词是她的基本功。
邹文怀成功地瞒天过海，让李小龙刚好在丁珮公寓之外的地方去世。为掩盖真相，他需要在这部荒谬的戏剧中再安排另外一名演员。
邹文怀和琳达在凌晨1点钟左右抵达凌格福医生家。琳达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知道在接下来面对记者时该说些什么。她深爱她的丈夫，并为他感到无比自豪。
“你对小龙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了解多少？”琳达问凌格福医生，“他是个花花公子吗？”[454]
“据我所知，他没有其他的男女关系。”凌格福医生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香港媒体会把他毁了的，”琳达说，“我怎么做才能不让他们以恶俗的言辞来攻击小龙呢？”
琳达和邹文怀在凌格福医生的客厅内开始商量，他们一起决定了如何对记者开口，以及说些什么内容。
安德鲁·摩根半夜接到邹文怀的电话，立刻赶往嘉禾。邹文怀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安德鲁·摩根负责撰写发布英文新闻稿，而邹文怀则联系中文媒体授权发布李小龙去世的消息。经过一番内部讨论，嘉禾公司最终确定了官方声明的措辞：李小龙与妻子琳达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延至晚上经医生到场诊断后，发觉情况严重，遂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进行急救，后于午夜十一时三十分证实身亡。嘉禾为巨星的离去表示哀悼。[455]
大约在同一时间，伊利沙伯医院发布官方说明：演员李小龙死于急性脑水肿，引发脑水肿的原因尚不清楚。
基于这两个说法，香港媒体向公众报道，他们的偶像与心爱的妻子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死于不明原因引发的脑水肿。“我们想要保护李小龙的形象和声誉，保护琳达和孩子们的感情。”安德鲁·摩根说，“但我们还没有愚蠢到相信我们不会被发现的地步，只是我们能推迟多长时间的问题。”[456]
这个李小龙之死的编造版本，仅维持了三天。
曾在《中国邮报》上多次对李小龙进行报道的周姓记者（H. S. Chow）对嘉禾风轻云淡的声明表示怀疑，他锐意探求真相，开始打电话多方求证。每家香港医院在派出救护车之后，都会有一份详细的日志，上面列出了接送的地址。周记者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找到了当天的救护车日志以及司机。他说服司机说出当晚的真实情况。
从司机口中得知，40号救护车是从笔架山道67号二楼的一间公寓内把李小龙接走的。可李小龙家在金巴伦道41号。周记者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发现笔架山道67号公寓的住户正是丁珮本人。“上帝保佑周先生，”安德鲁·摩根说，“后来我们聘请他担任了嘉禾的公关顾问。”[457]
1973年，香港市面上共发行有4份英文报纸、101份中文报纸，都在抢夺125万的读者市场。在这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滋生了臭名昭著的“风月小报”——以报道明星丑闻为主，用词大胆、尖酸刻薄。[458]这位香港知名度最高的明星实际上是死在一位漂亮女星的家中，真相被爆出来之后，引得各路风月小报开始竞相编造故事以博人眼球。《中国邮报》刊登专文，标题为“李小龙的死因是谁在撒谎？”（Who’s Lying on Li’s Death），文章中写道：“电影明星李小龙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漂亮女星丁珮的公寓内度过的——并非像之前报道的那样死于自己家中。”[459]《星报》对此事也立即跟进，在头版醒目地写道：“李小龙震惊！”（Bruce Lee Shock）[460]。
邹文怀知道自己编造的故事被揭穿之后，立即停止接听媒体来电，并试图重新统一口径。丁珮独自在公寓内面对媒体的追问，她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起初编造的情节上继续圆谎，“周五晚上，李小龙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和妈妈一早便外出了，”她对记者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我们在街上遇到的。”[461]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也支持丁珮的说法，他驳斥《中国邮报》的报道，称其是“胡编乱造”。
为了反驳丁珮的说法，媒体采访了丁珮的邻居。邻居们证实，李小龙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丁珮家。《星报》再发头条文章，标题是“丁珮香闺杀龙”（Betty Ting Pei’ s Fragrant Chamber Killed the Dragon）[462]。
经过几天的媒体炮轰之后，邹文怀和琳达与丁珮协商，又构想出一个新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其惯用的手法是，承认无法否认的事实，否认新闻媒体无法证实的事实。为了保护李小龙的声誉以及照顾琳达跟孩子们的感情，继续把李小龙塑造成居家好男人的形象，他们驳斥了李小龙和丁珮之间的绯闻。当然，此举也是为了《龙争虎斗》的票房着想，该片上映在即，此前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必须尽量降低影响。于是，为了规避丁珮和邹文怀的法律风险，他们坚称李小龙是在伊利沙伯医院去世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编造一个新的时间表，不能向公众承认李小龙和丁珮单独在一起。他需要一个时间证人。
根据琳达最新的描述：“1973年7月20日中午，我约了女友一起吃饭逛街，准备出门时，小龙还在书房工作。他告诉我，邹文怀下午会来家里，谈《死亡游戏》剧本的事，稍后可能会与乔治·拉扎贝一起外出吃晚饭。当我离开他时，他还跟往常一样忙着工作。那是我和我丈夫最后一次交谈。”[463]
邹文怀是李小龙的老板兼商业伙伴，并不是他的写作伙伴。他说自己是下午3点钟到李小龙家，两人讨论剧本到下午5点，然后一起开车去丁珮家，邀请她出演片中的女主角。这是一次工作会面，不牵扯其他内容，丁珮和李小龙只是普通朋友。
晚上7点，李小龙抱怨说头疼。到了7点半，头疼加剧，丁珮拿了一粒自己平时用的止痛药给他——其中包括325毫克的阿司匹林和200毫克的甲丙氨酯——这是一种温和的肌肉松弛剂。李小龙走进丁珮的卧室躺下，邹文怀出门去接乔治·拉扎贝。
后来，邹文怀几次打来电话询问李小龙的情况，丁珮发现根本叫不醒他。于是，邹文怀立即开车赶回公寓。当邹文怀到达公寓时，李小龙似乎在沉睡。[464]他试图唤醒李小龙，但没能成功。丁珮打电话给她的私人医生朱博怀，请他来公寓为一位朋友治病。朱博怀医生对李小龙进行检查后，叫来一辆救护车，并吩咐急救人员把李小龙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晚上11点半，医院正式宣告李小龙死亡。
这个李小龙之死的更新版本，持续了30年。
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下午2点半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太平间确认了尸体的身份。7月23日，根据琳达的意愿，以及为了配合警方调查，利塞特医生（Dr. R. R. Lycette）在确认过身份之后，开始进行全面尸检。利塞特医生完成的尸检报告中写道：“尸体是一名体格健壮的中国男性，大约30岁，身高1米72。”他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证据，“头皮没有瘀青，头骨也没有骨折或受伤的迹象。除左胸处有一针孔外，双臂或身体其他部分没有发现针孔，也没有呈现任何骨折及瘀伤。”李小龙的心脏和大脑中的血管都是正常的，可见不是死于心脏病或脑动脉瘤。利塞特医生发现，唯一异常的是肝脾肾等器官有不同程度的充血，并且大脑血管、微血管和静脉均出现严重水肿现象。“硬脑膜覆盖下的大脑非常紧张。大脑重达1575克。一个正常的大脑重约1400克。”[465]
他的结论是：“脑水肿是由脑充血所引起的，并因此导致了猝死。肺部和其他器官的充血意味着脑水肿首先妨碍了呼吸功能，而心脏继续将血液输送回由于缺氧而扩张的身体动脉。脑水肿最终导致心肺功能衰竭，心脏停止跳动。”
虽然利塞特医生确信李小龙是死于急性脑水肿，但造成脑水肿的原因却是个谜。“关于脑水肿的原因，这些发现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尸检报告的最后一行提出了新的调查方向，“脑水肿有可能是身体对某种药物产生过敏反应而诱发的。”
利塞特医生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两样东西：止痛药的残留物以及少量大麻。为此，利塞特医生去见了在5月10日救治李小龙的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两人确信大麻是李小龙第一次晕倒的罪魁祸首。他们试图说服利塞特医生是大麻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死因是大麻中毒，”利塞特医生在一封信中写道，“可能是长期食用或是一次食用过量。”[466]
几乎就在利塞特医生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大麻的同时，他办公室的同事将这件事泄露给了媒体。1973年，香港共查获1748公斤鸦片、399公斤吗啡以及50公斤海洛因，皆有案可查。[467]大麻仍然被香港警方、媒体以及公众视为万恶之源——是它让西方嬉皮士运动风行一时，并让年轻人和自己的父母反目成仇。风月小报报道李小龙死前一直在服食大麻。自此，这个故事具备了爆炸性丑闻的所有元素：性、毒品、欺骗和死亡。“香港媒体简直疯了。”琳达回忆道。[468]
于是，在媒体口中，李小龙下午与丁珮的约会变成了毒品狂欢。从大麻信息泄露开始，媒体接连不断地报道非法药物，将李小龙从一个健身狂人变成了瘾君子。风月小报甚至向自己的读者披露，李小龙死于过量服用“707”——相当于香港的“西班牙苍蝇（Spanish Fly）”——在伟哥（Viagra）尚未研制成功之前，“707”据说是一种强效的性兴奋剂。媒体以讹传讹，越写越离谱，甚至还将李小龙与其他毒品联系起来，从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致幻剂）到海洛因再到可卡因，极尽诋毁之能事。[469] 7月25日，《东方日报》（The Oriental Daily）写道：“我们注意到，李小龙临终前，在他的床边发现了一根吸管以及几个装满粉末的纸袋。”[470]
从花枝招展的丁珮开始，风月小报对与李小龙有关的所有女明星逐一进行了报道，把李小龙从超级英雄变成了风流浪子。“媒体决定，他们可以通过包括丁珮在内的各路女星来为这个故事增添趣味性。”安德鲁·摩根说，“他们翻阅了过往所有的文件，试图寻找李小龙与漂亮女星的合影。他们用了五页的篇幅来刊登李小龙与不同女孩的照片，你知道的，有挽手的、微笑的，所有与他有关的，全放上去了。与他有关的谣言争相见报，说他服药过量、马上风、阳痿，甚至被年轻混混砍死，以及被他的用人下毒，等等。还有人编造说他并没死。”[471]
许多崇拜者根本无法接受李小龙的离去，他如此年轻，并且精力充沛。《中国邮报》报道称，槟城（Penang）的马来西亚人认为，有关他死亡的新闻只是电影公司为《死亡游戏》所做的残忍的宣传噱头。“影迷们一直在为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还有人为此下注。”[472]
由于李小龙剧中角色与现实生活形象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所以他的很多影迷会将他电影中的情节与他的死因联系到一起。“有些人认为日本人与李小龙的死有关。除了传统的中日战争，李小龙先前多次对日本空手道和柔道公开羞辱。”在李小龙的第一部传记（1974年）中，亚历克斯·本·布洛克（Alex Ben Block）写道，“在日本有一种被称为忍者的刺客组织。每位忍者都是资深的药剂师，擅长配制不同的毒药。”[473]
对李小龙下黑手的，如果不是忍者，就有可能是一位心怀忌妒的功夫大师。他用手指在别人身上的某个部位点一下，就能让对方死亡，粤语中称这种能力为“点穴”（dim mak）。布洛克在书中写道：“一位名叫李开华（Kay Wah Lee）的马来西亚人常年苦练点穴。他声称可以走在街上，随便将手在受害人身上点一下，受害人就会在两年后的某一天（或任何指定的时间）死亡。”[474]
在这种娱乐式的功夫电影幻想之外，大多数的丑闻报道仍是男女床笫之间的那些事。李小龙第二本传记的作者多恩·阿提欧（Don Atyeo）在书中写道：“最近一次在台湾旅行，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闲聊起李小龙的死因。‘嗯，是啊，性生活太多了。’出租车司机会意地点点头说。这句无心之语概括了当前多数东方人的心声。”[475]
一时间，李小龙下体充血的谣言甚嚣尘上，有小报记者通过贿赂医护人员进入太平间拍照。“我偷偷付给太平间美容师1500港元，让我可以进去拍一张李小龙尸体的照片。”[476]《今夜报》的创办人王世瑜（Patrick Wang）说道，“拍完他的遗容之后，我试图再拍一张他下体的照片。结果那个女人把我推到一边，拖出了太平间，说我那么做会害她被解雇的。”
虽然王世瑜无法证实李小龙下体充血的传闻，但他拍到了李小龙的面部照片，仅从照片上看，确实有些浮肿。李小龙香港葬礼的纪录片也捕捉到李小龙棺材玻璃下那张浮肿变形的面容，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阴谋论：那张浮肿的脸证明李小龙是被毒死的！安德鲁·摩根给出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解释，李小龙的脸有所变形是因为防腐工作不到位而造成的。“香港大多数尸体都会选择火化，因为墓地太贵了。”安德鲁·摩根说，“事实上，香港那些遗体防腐师工作真的很差劲。”[477]
李小龙的香港葬礼结束后，琳达·李准备将李小龙带回西雅图安葬。临行前，她在香港启德机场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她恳求媒体和大众停止对李小龙死因的臆测。她说：“虽然还没有收到最后的尸检报告，但我个人深信小龙是自然死亡。我不会追究任何人，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对他的死负责。命运安排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最重要的是小龙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嘉禾公司的一位代表也呼吁道：“现在，这位巨星已经走了，大多数电影人都希望让他走得体面些。这些报道，如果属实，无疑会毁了他的形象，会让无数李小龙影迷为之心碎的。”[478]
伤心欲绝的香港影迷对琳达将李小龙的遗体运回西雅图安葬一事感到愤怒。“有很多敌意、愤怒和猜测，”安德鲁·摩根说，“有人怀疑这是谋杀，这一切都是圈套，认为李小龙被绑架了。”为了打消大众的疑虑，嘉禾安排一名摄影师跟去西雅图拍摄李小龙的葬礼，并将拍摄内容发回香港公开报道，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为了合法地将李小龙的遗体从香港运往美国，李小龙的棺材先是被密封在一个衬铅集装箱里，然后再放到一个木制的船运箱里。棺材内部是白色的丝绸内衬，李小龙的遗体被一个玻璃外罩保护起来。抵达西雅图后，当箱子打开时，人们发现棺材在运输过程中与集装箱的衬铅发生了摩擦，被严重损坏了。在更换棺材时，安德鲁·摩根发现内部的白色丝绸内衬已经被李小龙的西装染成了蓝色。“波音747的货运区没有加压，”安德鲁·摩根解释说，“我们从香港起飞时，香港当天的温度是32°，湿度是98%。棺材内的空气被玻璃罩密封起来。当波音747从11582.4米的高度稳定下降时，空气在玻璃罩上凝结成水气，开始滴落下来，棺材内部像是下了一场小雨。”安德鲁·摩根赶紧去购买了一副同等大小的棺材替换过来：“新买的这幅棺材略微有些深棕色，天鹅绒内衬。”[479]
目光敏锐的香港观众注意到棺材与运走时的不一样，于是开始指责嘉禾调换了遗体。“一切都失控了，”安德鲁·摩根说，“这件事本来很容易解释。”然而，试图澄清只会导致更多的猜测。那个有划痕和污渍的棺材会被认为是李小龙灵魂没有得到安息的象征。[480]突然间，每个人都变成了占卜师，牵强附会地寻找先兆。有人将其归结于破坏了风水：7月18日，一场台风袭击了香港，卷走了李小龙安置在屋檐墙壁上的风水反射器——一个小型的木制八卦镜，他还没来得及更换，人就去世了。另有一些人认为他是被诅咒的：李小龙当时住在九龙塘附近，小龙闯入九龙的地盘，自然会引起争斗，九龙把小龙击败了。[481]
所有那些狂热的臆测，矛头都指向了丁珮。媒体对丁珮紧盯不放，持续报道。“好像每个人都想让我死，”丁珮对《星报》抱怨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真的不想活了。小龙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不就此打住呢？”尽管她请求原谅，但负面报道仍是接踵而至。为此，她威胁说如果继续诽谤，她将起诉媒体。其中一家小报在头版头条回应道：“丁珮，请来告我们吧！”这一系列所谓的新鲜爆料，最终迫使这位26岁的女孩将自己反锁家中，不再出门。她的一位密友透露：“除了看电视，她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报纸恶意的言论和不断发酵的猜疑很快引发了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事情。
吉隆坡的学生团队举着写有“丁珮害死了李小龙”的牌子示威。谣言开始在香港蔓延，说她的生命受到威胁。8月初，警方接到炸弹威胁电话。他们在一个广场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棕色纸袋，上面用中文写着：丁珮知道李小龙的死因。后来这起事件被证实是一场恶作剧，纸袋里全是垃圾。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又有三枚假炸弹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上面写有“为李小龙报仇”的字样。[482]
香港的英国统治阶层可以完全忽视明星丑闻，但炸弹威胁是另一回事。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让英国人对香港的控制受到冲击，人们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一场小小的劳资纠纷引发了一场暴力反抗。一些激进分子想要把英国人从香港赶出去，他们在整个城市安置了许多炸弹，有真有假，总数超过8000枚。亲英的政客、记者和警察被杀，许多无辜的受害者也受到牵连。[483]
人们越来越担心目前的局势持续发酵下去的话，有可能会演变成更普遍的冲突事件。于是，政府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官方下令对李小龙的死因进行全面调查。
1973年9月18日，琳达在李小龙死因研讯中出席做证。之后，《南华早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图片来源：Courtesy of Steven H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第二十五章 死因研讯
对李小龙的死因进行调查的法律机制是死因研讯——由一名法官和三名陪审员共同主持的法庭审问调查。除了像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伦敦死亡那样备受瞩目的案件，这种研讯机制很少启用。它的目的是将死因类型进行分类——自杀、他杀、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为今后走法律诉讼程序时提供依据。例如，对杀人罪的裁定是刑事审判的先决条件，而如果裁定为自杀可能会让人寿保险公司免于支付赔偿金。
之所以召开死因研讯，政府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李小龙的死因，而是想提供一种解释——一种能让人接受、最好不是丑闻的解释，以安抚大众情绪。香港当时仍被英国殖民统治，并非民主国家。英国官员对一名中国功夫演员的死因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平息动乱以及维护稳定。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政府会在公正、公开的表象下，悄悄地在幕后操纵审讯结果。各部门都有收到命令，禁止公务员接受媒体采访。[484]
1973年9月3日，这起有暗箱操作嫌疑的法庭审判随着所有参与者的到场而正式开始。随他们一同前来的除了自己的律师，还有各自内心深处的秘密。死因研讯的主审法官董梓光（Elbert Tung）和检察官约瑟夫·杜菲（Joseph Duffy）代表了政府的利益，他们希望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庭审过程；邹文怀和丁珮以及两人的律师想要证明李小龙和丁珮纯粹是工作关系，以推脱责任；琳达和她的律师需要澄清李小龙长期服食大麻的谣言，因为还有另外一方也在关注着死因研讯的结果：保险公司。
李小龙去世前，曾购买过两份高额的人寿保险：一份是在1973年2月1日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投保，金额是20万美元；另一份是在1973年4月30日从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社投保，金额是135万美元。保险公司对30年的保单都不愿意支付，更别说是3个月的保单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派出了自己的律师叶天养（David Yapp）参与调查，试图通过证明李小龙在投保申请时撒谎来让保单失效。因为投保申请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2月1日当天有问过李小龙：“你使用过违禁药物吗？”李小龙回答说：“没有。”要想让保单失效，友邦保险的法律顾问须要证明李小龙在1973年2月1日之前开始服食大麻。为了能拿到保险金，琳达必须否认这一点。
当丁珮、邹文怀和琳达于当日上午9点抵达荃湾裁判法院时，已有百余名记者和数千名市民在门前等候，现场一片混乱，与多年后辛普森（O. J. Simpson）被审判时的情形一样。[485]停车场出入口及周围的四条辅助道路都被封锁了，禁止车辆通行及限制听审人数，法院入口也有警察严密把控。在警方安排下，出席人员被护送穿过人群经由停车场入口进入法院。
仅可容纳200人的法庭旁听席上挤满了媒体和市民。上午10点20分，庭审以三人陪审团的宣誓开始，陪审团将对本案有裁决之责，此三人分别是冯奇伟（Fun Kee Wai，音译）、罗伯特·弗雷德里克·琼斯（Robert Frederick Jones）和简悦宏（Kan Yuet wan Ramon，音译）。主审法官董梓光向陪审员陈述案情时说道：“本次用时约4天的研讯，旨在传召有关证人出庭做证，以确定美国籍男子李振藩的突然死亡原因，并作为采取相应法律程序的依据。”[486]由于李小龙在5月10日的晕倒似乎与他7月20日的死亡有关，法官表示，法院将传唤在5月份对李小龙进行救治的医生出庭。然后，他将李小龙的死因归纳为七类，并告知陪审员从中进行选择：谋杀、误杀、合法被杀、自杀、自然死亡、意外死亡以及死因不明。
第一位出庭做证的是李小龙的哥哥李忠琛。“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73年4月，当时他来我家里探望，”李忠琛说，之后又补充道，似乎是为了排除李小龙吸毒或自杀的可能性，“他当时的神态并无任何异常。”
唯一对其进行询问的是友邦保险公司的代表叶天养律师：“你知道你的弟弟有服用大麻的习惯吗？”
“据我所知，没有。”李忠琛回答道。
第二位应讯的证人是邹文怀。他坚持自己之前的说法。他下午3点到李小龙家商议新片剧本内容，在为时约2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李小龙神态正常。然后，他们一起驾车前往丁珮的寓所，大约5点钟抵达。三人又展开近2个半小时的洽谈，他们想邀请丁珮出演《死亡游戏》。晚上7点半，李小龙感到头疼，丁珮拿给他一粒止痛药。李小龙当时意识清醒，提出想要躺下休息一会儿。于是，邹文怀独自离开去接乔治·拉扎贝一起晚餐。用餐期间，邹文怀和丁珮通过几次电话，叫他们赶来吃饭。但丁珮未能叫醒李小龙。邹文怀返回丁珮寓所，发现李小龙看起来像在沉睡中。“我和丁小姐摇晃他的身体，试图把他叫醒，但没能成功。”他在法庭上说。后来，他们叫来了丁珮的私人医生朱博怀。当朱博怀医生也无法让李小龙苏醒时，只得叫来救护车，将李小龙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晚上11点半，李小龙在医院内被宣布死亡。邹文怀最后说：“在7月20日之前，我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并没察觉他的神态有任何异常，没有忧虑表现，也从未提及家庭或生活方面的困扰。”[487]
午休过后，轮到万众瞩目的女星丁珮出庭做证。顿时引得旁听席上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对其指指点点，从而让法庭上本已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让人不安。[488]丁珮的证词时有停顿，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但基本上与邹文怀的证词一致。她坚称这是纯粹的工作会晤，由于同为演员，所以她和李小龙此前就认识。尽管她的邻居在媒体上说李小龙是她公寓的常客，但她仍声称：“1973年7月20日的事情发生时，我和李小龙已经有一个月没见了。”
下一位证人是在丁珮公寓内为李小龙诊治的医生朱博怀。友邦保险公司的代表叶天养律师对其进行了盘问：“当你看到李小龙时，有人向你解释过死者到底出了什么事吗？”
“有人告诉我李小龙头疼，服药后躺在床上休息。后来他们想把他叫醒，但根本叫不醒。”
“你知道李小龙服用的是什么药物吗？”
“我找到一个锡纸包，上面写有 ‘EQUAGESIC’字样。这是一种温和的镇静剂，有止痛的作用，药效比阿司匹林要强，一般人可少量服用，对人体无害，除非病人对它过敏。”
尽管数周以来，对李小龙的死因有各种大胆的猜测，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有可能是因为对止痛药过敏而导致了他的死亡。这一说法将在稍后的研讯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
第二天，聚集在法院周围的记者和群众更多了。调查结果成了香港所有报刊及电视节目的重点报道的内容。媒体显然是想在话题冷却之前，尽可能多地集中报道。[489]
当天第一位出席的证人是资深急救人员彭德生。他所负责的救护车在晚上10点半左右接到电话，被告知有人晕倒。在另一名急救人员和司机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二楼公寓。他说：“公寓内有三男一女及一名男性病人。其中一名男性相当年轻。”
他的证词在媒体上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到目前为止，当晚出现在公寓内的人只有病人（李小龙）、女子（丁珮）以及两名年长的男性（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第三个人是谁？在接下来的整个审讯过程中，急救人员所提到的那名年轻男性被忽略了。邹文怀和朱博怀医生后来都发誓当晚房间内并没有其他人在场。是急救人员搞错了？还是邹朱二人在撒谎？对于阴谋论者来说，这是一个能够引发联想的点——丁珮公寓内的那个年轻人相当于藏身于草丛中的第二个枪手。[490]
在抛出这个重磅炸弹之后，急救人员对李小龙的描述再次让人们感到意外：“我刚看到病人时，他身上穿着衬衫，但我记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他下身穿着一条西裤。衬衫的扣子是扣好的，但我不记得脖领处是否扣好了。他衣着整齐。”
琳达·李的律师罗德承（T.S.Lo）抓住了这一细节：“你到达时，病人的衣着是否很整齐？”[491]
“是。”
“现场有没有挣扎的迹象？”
“没有。”
“病人有没有穿着鞋子？”
“有，是厚跟鞋。”
报纸上说，李小龙的尸体被发现时，穿戴整齐。这在香港又引发了另一波阴谋论。有人认为这是精心策划的——李小龙死在别的地方，后来被转移到丁珮床上。很可能是那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帮忙搬动的尸体。[492]
当日第二位证人是在伊利沙伯医院为李小龙做急救检查的急诊室医生曾广照（Dr. Chan Kwong Chau）。“我发现病人时，他已陷入昏迷，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瞳孔放大，对光没有反应，”他在法庭上说道，“从临床角度来看，我觉得病人已经死了。”[493]尽管如此，曾广照医生还是为李小龙做了5～10分钟的急救，然后把他送到了楼上的急诊室。
紧随其后出庭做证的是急诊室医生郑宝志（Dr. Cheng Po Chi）。他做证说：“经由检查，我发现他已经没了脉搏，呼吸也停了。按照抢救程序，即便我们认定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我们也会尽最后的努力让病人苏醒过来。”[494]郑宝志医生给李小龙打了一剂强心针，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晚上11点半，医院宣布李小龙死亡。
这就像是一场烫手山芋的传递游戏。李小龙的尸体从丁珮公寓的朱博怀医生手上传到救护车急救人员，再传到救护室，最后传到急诊室，最后每个人都不得不正视现实，这位全香港最有名的男人实际上已经死了。
下午出席做证的是当晚曾去过丁珮公寓勘探现场的法医和警探，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李小龙死于谋杀。法医做证说：“屋内没有打斗或纠缠的迹象，也没有存放任何明显有毒物质。在对死者初步查验时，也找不到暴力对待的痕迹。”[495]
法官宣布，9月17日再次开庭。时间整整推迟了两周。他没有透露具体原因，但这个原因最终会对诉讼程序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延期开庭，但公众对案情的进展依旧保持高度关注。9月17日上午6时起，记者和好奇的民众开始在荃湾法院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且人数不断增加，一直到10点开庭。因为这一天，据说李小龙的情人丁珮和妻子琳达·李都要出庭做证。[496]
对于这位年轻的遗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时刻，处处充满陷阱。为了拿到人寿保险的赔偿金，琳达必须发誓她对李小龙服食大麻毫不知情，尤其是在1973年2月1日申请友邦保险之前。她还想澄清，大麻并不是李小龙死亡的直接原因。然而，保险公司的律师会极力证明李小龙在申请保险时撒了谎。这一点失败的话，他们也想将李小龙死亡的罪魁祸首引向大麻。因为，如果李小龙死于非法药物的使用，他们可以依法在未来的诉讼程序中冻结所有赔偿。
在为期两周的休整期间，琳达向法院提出申请，由布莱恩·蒂斯德尔（Brian Tisdall）替代罗德承出任自己的代表律师，法庭予以批准。这是位富于攻击性的年轻律师，恰巧也是嘉禾的代理律师。李小龙之前曾聘请他起诉《星报》诽谤。
当检察官约瑟夫·杜菲就李小龙5月10日的晕倒以及大麻服食的情况向琳达发问时，琳达回答道：“那天为他治疗的是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我丈夫告诉邬医生，他当日有服食大麻，当时我也在场。但后来我陪同他赴美国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时，神经学专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说，服食轻微剂量的大麻是无害的，他认为小龙的晕倒只是工作过多、疲劳过度导致，与大麻无关。”
琳达在接下来的证词中提到，李小龙生前只服用过两种处方药，分别是由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所开出的抗癫痫类药物苯妥英钠，以及由阿片类药物和阿司匹林组合而成的止痛药右丙氧芬（Doloxene）。“小龙只有在腰背感觉不舒服时才会服用右丙氧芬，并且服用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琳达说，“他从5月晕倒到去世之前，健康状况还不错，只不过更累了。他认为5月那次晕倒主要是工作过多、疲劳过度导致。”[497]
证词结束时，琳达提交了一封大卫·瑞斯伯德博士的信件作为证据。大卫·瑞斯伯德博士应琳达的要求仔细审阅了李小龙的尸检报告。他认为：“死因无法确定。在病人胃中发现的大麻成分似乎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因为目前尚无任何可靠报告能够证明大麻会导致人的死亡。”
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叶天养试图让琳达承认，李小龙在1973年2月1日申请保险之前服食过大麻：“你们是在1972年2月来香港定居？”
“是的。”
“在你们1972年2月来香港定居之前，你有发觉你的丈夫偶尔服食大麻吗？”
琳达的代表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立即站起来：“反对！误导性发问！”
叶天养律师转身指向布莱恩·蒂斯德尔：“请不要打断我对证人的盘问。”
于是，两位律师开始就法律观点开始争论，直到董梓光法官介入：“我会准许这么提问，但证人有权拒绝回答任何潜在误导性问题。李太太，你愿意回答吗？”[498]
琳达点了点头，果断答复道：“我没发觉。”
叶天养律师继续问道：“你是在来香港以后才知道他偶尔服食大麻的吗？”
“是的。”
“什么时候知道的？”
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再次起立表示反对，两位律师又是一番唇枪舌剑。法官最终做出指示：“证人虽然有权拒绝回答一些会令自己负上刑事罪责的问题，但叶律师的提问不属于此类，证人需要如实回答。”[499]
“1973年3月或4月，”琳达答复道，选在了保险生效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发觉他在服食大麻。事实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开始服食大麻的。”
琳达问讯结束后，法庭内的记者们立刻冲出法院，回去赶着交稿，下午见报。《中国邮报》的头版头条是：“琳达证实，李小龙服用大麻。”[500]
琳达之后，邹文怀再次被传唤出庭。第一个对他进行询问的律师是布莱恩·蒂斯德尔，他表面身份是琳达的代表律师，实际上他是嘉禾的发言人。向琳达建议聘用布莱恩·蒂斯德尔做她的代理律师绝对是邹文怀的一记妙招，因为这让两个人可以在没有显示串供的情况下，得以向法庭和公众提出关于此案的另一种言论。
“你同意在所有李小龙的电影中加入大量的肢体活动和许多场打戏吗？”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问道，开始为下面做铺垫。
“是的。”
“电影拍摄过程中，你有没有意识到李先生可能会发生意外及受伤，而且某些情况可能会相当严重？”
“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刚完成的《龙争虎斗》为例，他有意外受伤吗？”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在询问的同时，也对嘉禾即将上映的李小龙电影进行了宣传。
“有过几次。”邹文怀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73年2月或3月，至少有三四次。”邹文怀回答道，“有一次，他不小心被另一位演员一拳打到脸上，当时比较严重。他不得不去我的办公室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回去接着拍。”[501]
“在你多年的制片生涯中，你有听说过空手道或其他形式的格斗术吗？““是的。”
“你有听说过，当有人受到打击后，伤势会在身体内潜伏很长时间之后才发作的传闻吗？”
“是的，我听过这种说法。”[502]
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预先排练好的问答。自从李小龙过世后，媒体对李小龙身为武术家的形象大肆诋毁，斥责他是吸毒成瘾的色情狂——有点像中国版的查理·辛（Charlie Sheen）。死因研讯如果只揪着大麻不放，只会进一步巩固公众对此事的看法。而通过描述电影中打戏拍摄时的危险性以及因此带来的意外伤痛，邹文怀会让李小龙的死亡显得悲壮些。琳达有一份保险需要理赔，而邹文怀有一部电影要卖。
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叶天养敏锐地意识到邹文怀正在试图转移公众对毒品的注意力。于是，等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落座后，他立即将问题再度转回到大麻上。
“李小龙是不是贵公司最重要的成员？”
“是。”
“你是否对李小龙的生活及动态极为关心？”
“是。”
“1973年5月，他晕倒那次，你大概很在意，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晕倒吧？”
“是的。”
“你是否知道李小龙在5月晕倒前曾服食过大麻？”
“不知道。”
“你第一次听说李小龙服食大麻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在1973年9月3日，于研讯法庭听审时才知道的。”邹文怀面无表情地说。由于邹文怀拒绝老实作答（所有对李小龙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大麻和哈希），导致叶天养律师对其很不满。“你对报界所发表的声明中，对李小龙出事的时间、地点及内容的描述是否与法庭供词有所不同？”叶天养律师继续追问道。他指的是嘉禾最初发表的新闻稿，因为新闻稿中声称李小龙和妻子在自家花园散步时晕倒。
“我没有就此事向报章 发表过任何声明。”
听到邹文怀公然说谎后，挤满法院的记者们发出了阵阵嘘声。[503]邹文怀已经愚弄过他们一次了，当他再次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显然不再买账了，纷纷出言指责他。法官不得不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转向邹文怀，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声明吗？”
邹文怀很小心地回避了法官的询问：“我没有发表过公开声明，只是在李小龙去世一两个小时后，向警方陈述过所有事实，其内容与我在法庭上所说的完全相同。”
朱博怀医生是当事人，他不得不效仿邹文怀的强硬态度。对于为什么他没有把李小龙送到距离事发地更近的浸信会医院，那里也是他工作的地方，而是送去了伊利沙伯医院，他的解释是：“我把他送去伊利沙伯医院，不是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了，而是我相信伊利沙伯医院的救治设施更好。当我看到李小龙躺在床上时，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心跳和没有呼吸了。”
琳达的代理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立即反驳道：“如果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伊利沙伯医院的救治设施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最好还是把他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试着让他醒过来，尽管他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了。”朱医生说。
“你认为有希望让他醒过来吗？”
“希望不大。”[504]
对朱博怀医生的羞辱性盘问终于结束了。42年后，当他去世时，《南华早报》上刊登了他的讣告：“朱博怀医生此生再也没有对1973年7月20日晚李小龙的死亡发表过任何言论。”[505]
朱博怀医生出庭结束后，法庭旁听席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下一位计划出庭做证的证人是丁珮。她已经在法庭上候了一整天了。然而，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检察官约瑟夫·杜菲站起来说：“检察官不需要丁珮小姐在场出示更多的证据，她的证供对案情没有帮助。”法官董梓光同意了约瑟夫·杜菲的提议，宣布立即休庭。于是，丁珮起身离开了。[506]
旁观者立即大声责问，记者们也开始抱怨。丁珮是主要证人和新闻头条。对于那些怀疑死因研讯造假的人来说，她的证言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政府真的想弄清楚李小龙的死因，为什么不重新传唤最后一位见到他活着的人呢？有很多疑问需要回答，有很多矛盾的证词需要厘清。李小龙真的是和邹文怀一起到她公寓的吗？李小龙在公寓内有服食大麻吗？为什么没能早点叫救护车？为什么急救人员抵达时李小龙穿得整整齐齐？公寓里有没有一个神秘的年轻人？急救人员抵达之前有没有人移动过尸体？为什么朱博怀医生坚持把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而不是浸信会医院？
公诉人和法官没有问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直接让丁珮离开了。
第二天，仅有一名证人出席，全天都在围绕他的证言展开讯问。他是政府化验师林景良博士（Dr. Lam King Leung）。在长达6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他详细阐述了每一项尸检的细节。根据林博士的报告，血液测试结果证明李小龙服用过一粒止痛药和少量大麻。两者的剂量都未达到过量服用的标准。此外，林博士尝试在李小龙内脏中寻找是否存在酒精、吗啡、咖啡因、斑蝥素（强力兴奋剂，是“西班牙苍蝇”等春药的主要成分）以及汞、砷、铋、锑、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机物，但所有进一步的测试都是阴性。李小龙没有服药过量，更没有中毒。
如果说死因研讯的一个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感到乏味而降低关注度的话，那么这一计划奏效了。当天讯问结束后，一度人山人海的荃湾法院已明显平静下来，等候在法院外面的记者人数也急剧减少。[507]
为了平息李小龙之死引发的骚乱，政府需要一个可以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解释。问题是医学专家有不同意见。香港的医生凌格福（曾在5月10日为李小龙治疗的美籍医生）、邬显庭（曾在5月10日把李小龙救活）和利塞特（来自新西兰的验尸官）都认为大麻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然而，美国方面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学家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指出，从未有过大麻致死的临床病例，他在李小龙5月10日晕倒之后为其进行过全面检查，基于现有证据来看，大卫·瑞斯伯德博士认为死因不明。
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从英国伦敦请世界著名的病理学家罗伯特·唐纳德·蒂尔（Robert Donald Teare）教授来协助调查。由于教授日常工作繁忙，因此审讯推迟了两周。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是伦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也是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培训学院的客座讲师。李小龙的案例对这位爱慕虚荣的教授来说再完美不过了，他惯被名人之死所吸引。他曾在1967年披头士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和1970年吉他大神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死亡案件中，对医生解剖尸体及化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指导，并出庭做证。他被香港媒体和公众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蒂尔教授仔细查看过化验医生所出具的尸检报告，并对证据进行研究之后，私下集合其他专家证人召开了一次令人头痛的摊牌会（come-to-Jesus meeting）。“蒂尔教授将邬医生、利塞特医生和我聚在伊利沙伯医院的一个楼层上开会，”凌格福医生回忆道，“这并非是在为审讯进行带妆彩排，对他来说，这是在事先警告我们，我们此前所得出的推论并不被世界法医病理中心所承认。仅就目前来看，没有研究证实大麻有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让当地医学界感到难堪的事情。如果有人断定大麻中的化学物质具有危险性，甚至是致命的，那么这个结论不应该是在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得出，比如生活及医疗如此落后的香港。我们没有被要求做伪证，但我们被警告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当时我认为这就是在威胁证人。”[508]
在看过证词和证据之后，蒂尔教授对李小龙的死因提出了另一种假设——朱博怀医生在审讯期间曾无意间提到过一次，但后来再也没人问起过——即药物过敏。蒂尔教授试图说服三位医生接受他的观点，然而美籍医生和中国医生并不认同，不过新西兰的验尸官表示支持。
在经过前一天冗长的化学证词之后，围观人群多数已经散去。到了第五天上午，法庭内空荡荡的，显得很冷清。[509]当天第一位出席的证人是琳达·李。她回到证人席，提交了一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艾拉·法兰克博士（Dr.
Ira Frank）的报告作为证据，报告的题目是《大麻临床研究》（Clinical Studies in Cannabis）。艾拉·法兰克博士的结论与大卫·瑞斯伯德博士此前的说法一致——没有确凿的案例可以证明大麻能致人死亡。在李小龙的胃里发现的微量大麻与他的死无关。
针对琳达讯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来自其中一名陪审员：“你从洛杉矶的医生那里找来这份研究报告，是不是为了保险赔偿问题？”
“不是，”她肯定地回答，“我只是想澄清我丈夫的真正死因。”[510]
接下来出席的是凌格福医生。他之前推测李小龙在5月10日第一次晕倒，大麻是主要原因。现在他对这一推测有些犹豫，“当时我脑中闪现的是，我觉得他的情况有可能是由于服食大麻造成的，”他说完这句话后，又立即进行了修正，“可能是药物中毒，也可能不是。”
凌格福医生决定不再死揪着大麻不放，部分原因是被蒂尔教授的警告所影响，但也有个人情感因素的考量。他与李小龙和琳达是好朋友，两家是邻居，琳达和凌格福医生是粤语班的同学。他知道保险公司正试图因为大麻来让李小龙的保单作废。凌格福医生后来解释道：“我很同情琳达的遭遇，她想要拿到她应得的钱，用来抚养两个孩子。”[511]
相比之下，神经外科的邬显庭医生与李家并没有任何交往，他当然不会因为英国教授的警告而有所让步。邬医生的临床诊断是“脑水肿和疑似大麻中毒”。
琳达和嘉禾的代理律师布莱恩·蒂斯德尔，就邬医生关于大麻是死因的推测进行了激烈抨击。“你有没有吸食过大麻？”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向邬医生发问。
“没有，完全没有。”
“有没有接触过与大麻有关的病例？”
“没有。”
“根据你的理论知识，你能说大麻是致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吗？”
“可能是它造成的。”
“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大麻被过度使用，或者使用者对大麻有过敏反应。”
“你这么说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你有看过这方面的材料吗？”
“在药理学教科书中。我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学生时代的课本。”邬医生犹豫了一下，最后坦承，“我并不是一个对大麻有发言权的专家。”[512]
布莱恩·蒂斯德尔律师没有向邬显庭医生进一步询问，也没有其他律师愿意问他，甚至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没有开口。邬显庭医生颜面扫地，信誉全无，他起身离开了。
午休过后，轮到新西兰的验尸官利塞特医生出席做证。他对尸检报告进行了总结。没有任何外部损伤和针孔迹象。唯一不正常的是李小龙的大脑水肿。他的结论是：“脑水肿（脑内水分增加、导致脑容积增大）是致人死亡的直接原因。”由于找不到是何原因导致了脑水肿，所以，他曾一度怀疑是大麻引起的。“但当我得知没有确凿的大麻致死案例时，”他说，“我得出的结论是（李小龙的）死亡不是因为大麻中毒。”[513]
在排除了大麻和其他类型的毒药之后，利塞特医生只能推断：“李小龙死于某类药物过敏。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化学物质是止痛药的其中一个成分。”利塞特医生没有提及蒂尔教授，更没有讲明他是在复述蒂尔教授的说法。“由于只服用一粒止痛药，便引发阿司匹林药物过敏致死，这种情况非常罕见。”[514]
最后，他抛出自己的观点，他觉得李小龙在5月10日和7月20日两次昏迷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在参考过李小龙于5月10日晕倒的病例后，就更有理由相信其暴毙是由过敏症所导致的。”利塞特医生推测，李小龙可能在5月10日晕倒之前服用过止痛药右丙氧芬（Doloxene），其中也含有阿司匹林。
前一天，验尸官利塞特医生的证词确立了止痛药过敏反应致死的说法。到了第六天，它被这一说法的倡导者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进一步夯实。与其他专家一样，蒂尔教授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资历：“在过去的35年里，我一直专注于法医学。在此期间，我对9万具尸体进行过解剖，并出席过18000次死因研讯。”蒂尔教授所列举的数字实在惊人，香港媒体在没有计算的情况下如实引用。如其所言非虚，蒂尔教授必须在35年间，每天解剖7具尸体，每周7天，全年无休，而且每天还要参加1.5次出庭做证。
香港官员希望向公众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一向不谨慎、不谦虚、不自我怀疑的蒂尔教授也确实没让人失望。蒂尔教授同意利塞特医生的判断，即李小龙在7月20日因脑水肿猝死与他在5月10日的晕倒有关。他完全认同“李小龙并非死于常见的自然疾病”。然后，他又果断地排除了大麻的嫌疑：“我从未遇到过对大麻过敏的案例。在我看来，李小龙在5月10日服食大麻后突然晕倒，以及在7月20日死亡后，在他的胃里发现大麻成分，纯属巧合。就急性脑水肿而言，服食大麻与饮茶或咖啡一样，与他的死并没有直接关系。”
撇清大麻之后，蒂尔教授开始转向止痛药中另外两种成分：阿司匹林和甲丙氨酯。他认为：“李小龙可能对阿司匹林及甲丙氨酯，或两者的混合物先后产生过敏反应，继而引发致命的脑水肿。”最后，他承认“这是十分罕见的过敏反应”[515]。
至此，死因研讯的最后一名证人离席，庭审结束。蒂尔教授的任务大功告成。[516]董梓光法官亲自向这位远道而来的法医专家表示感谢。法庭休庭，下周一再度开庭，届时陪审团将做出最后裁决。
在第七天的死因研讯中，董梓光法官在三人陪审团做案情总结并分析重点，他特意说道：“本案的关键证人是医学家和法医专家，比如负责解剖化验的利塞特医生和化验师林景良博士，当然还有专程来港提供专家意见的英国法医专家罗伯特·唐纳德·蒂尔教授。”他没有提到凌格福医生和邬显庭医生，这两位医学专家支持大麻致死的说法。
不出所料，法官接下来向陪审团逐一解释了七种死因裁决的法律定义，并对各项可能性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听起来像是在引导陪审团决议：
1.谋杀：即怀着恶意非法杀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死者被非法杀害，故可以排除这个死因。
2.误杀：即非蓄意犯错导致他人死亡。本案死者显然没有遭受到这种对待，此项死因自然并不成立。
3.合法被杀：死者猝逝根本与此无关，无须对此考虑。
4.自杀：所有证供均显示李小龙并无任何自杀动机或倾向，也找不到诸如遗书等厌世证据，所以本项死因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5.自然死亡：利塞特医生及林景良博士虽竭力寻觅这方面有关线索，但在验尸及病理化验中，皆找不到足以令李小龙致死的自然疾病。董法官遂认同利塞特医生、林景良博士及蒂尔教授等专家意见，排除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6.意外死亡：根据法典定义，死于意外，死于不幸及死于横祸，三者在逻辑上是不易清楚区分，也很难定出具体界限。唯董法官个人认为，“死于不幸”是比“死于意外”更加不幸。[517]
也许是担心陪审团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意思，法官继续说道：
由于李小龙尸体内外均无遭受暴力伤害的痕迹，警方在事发现场也找不到任何毒药或可疑之处；再加上三位主要专家证人都倾向支持“药物过敏引发脑水肿致命”的结论，所以“意外死亡”是值得审慎考虑的死因。
事实上，包括法医界权威蒂尔教授都认同李小龙不可能因急性、慢性中毒，以至服食大麻致死。利塞特医生更指出“某种药物可能会令某类人产生过敏反应”，而以往亦有服食一片阿司匹林即导致药物过敏死亡的案例。所以，尽管死者服食“EQUAGESIC”止痛药，阿司匹林只占三分之一成分，但当阿司匹林与甲丙氨酯混合后的并发作用，是极有可能引发过敏反应的。
当然，这种病例是十分罕见的；故陪审团若采纳蒂尔教授的推断，李小龙的死因便极有可能属于“死于意外”或“死于不幸”。假如陪审团对庭上所提供的证供，以及专家分析和意见仍抱有质疑，则应考虑选择第七种裁决，即“死因不明”。
在被隐晦地告知对此案应该如何裁决之后，三人陪审团自然没有任何疑问，仅思考了不到五分钟就一致裁决“死于不幸”。香港历史上用时最长的死因研讯以最短的陪审决议而结束。[518]其速度之快，让人惊讶，更让许多记者措手不及，只是出去抽支烟的工夫，结果就出来了。1973年9月24日上午11点15分，董梓光法官接过首席陪审员呈交的议决后，当庭宣布李小龙死因研讯正式结束。
对于公众来说，李小龙之死仍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许多影迷联想到电影《精武门》的开场，李小龙得知师父去世后，悲痛欲绝，扑倒在师父的棺材上。“你能告诉我，师父是怎么死的吗？”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在电影中苦苦追问。[519]
“师父是胃病转感冒去世的。”一位师兄弟回答说。
“我不信！”
极度悲伤的中国大众不能接受他们心目中的无敌英雄，这位32岁的健壮男子会死于阿司匹林。虽然死因研讯的结果实现了政府平息事态的目的（没有再度引发更多的抗议行为或炸弹威胁），但李小龙的死仍然是热门的谈论话题。陪审团对死亡方式做出了裁决——死于不幸，但并没有给出死亡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李小龙的影迷们每天仔细翻看报纸上公布的审讯笔录，他们发现专家们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法官、验尸官和全球著名的病理学家都认为是阿司匹林药物过敏，而救治过李小龙的两位香港医生认为是大麻。为他进行全面检查的美国神经科医生确信病因仍然未知。鉴于专家们相互矛盾的观点，新的说法和推测继续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当琳达·李和丁珮共同出席《龙争虎斗》的试映会后，翌日见报的那个备受争议的裁决更是惹来无数臆测，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被阴谋暗杀的。[520]
时至今日，李小龙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毫无疑问，这些年来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李小龙是怎么死的？’”琳达·李说。[521]
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死于中暑。这是对他的死亡最合理的科学解释。请参考事件依次发生的时间以及李小龙的身体状态。
10周前，1973年5月10日，李小龙在闷热的房间内工作时晕倒。他表现出了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的多种症状（恶心、呕吐、步履蹒跚、晕倒），他的体温升高到了很危险的程度——这是高热症状的两个诊断标准。李小龙怕热的表现由来已久，而且严重睡眠不足、体重下降，并且最近刚刚做了腋下汗腺切除手术，这一切都增加了他患病的风险。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1973年7月20日是当月最热的一天。李小龙在丁珮的小公寓内一遍遍地讲解表演《死亡游戏》中的场景。“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他把整个过程都演了一遍，”邹文怀说，“所以，体力消耗过大，让他有点儿疲惫、口渴。喝了几口水，他似乎有点儿头晕。”[522]与5月10日一样，李小龙在密闭空间内工作，最终感到头晕、头疼——这是中暑的两个早期迹象。他走进丁珮的卧室，平躺在她的床上，再也没能站起来。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的高温症专家莉莎·里昂博士（Dr. Lisa Leon）认为：“一个人中暑一次，下次中暑的风险就会更高。患者在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的恢复期内，会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这会增加长期残疾和死亡的风险。”[523]
7月20日，李小龙去世后，在对他的尸体解剖检查时，在他的胃中找到的小剂量药物成分中，无论是大麻还是甲丙氨酯都不会导致脑水肿。[524]唯一有嫌疑的是阿司匹林。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所列出的阿司匹林的潜在反应为：“荨麻疹，皮肤瘙痒，流鼻涕，眼睛发红，嘴唇、舌头及脸部肿胀，咳嗽，气喘，呼吸急促以及过敏反应——这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525]过敏最常见的是由蜜蜂叮咬和花生引起的，过敏反应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脑水肿。当蒂尔教授和利塞特医生对阿司匹林过敏进行推论时，他们所谈论的是过敏性休克。
但过敏反应，尤其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几乎总会有其他症状出现——气管发炎，喉头水肿，舌头和嘴唇麻木，口腔内及其周围出现荨麻疹，和皮肤瘙痒的情况。在致死的病例中，喉咙水肿阻塞呼吸道，导致窒息和脑水肿。7月20日晚上，为李小龙治疗的急救人员和医生没有发现李小龙的舌头和喉咙有任何炎症。利塞特医生在解剖验尸时也没有发现异常。李小龙是位硬核武术家，热衷于锻炼，所以成年后经常服用阿司匹林来缓解痛症。虽然他有可能在32岁时突然对阿司匹林有致命的过敏反应，但他死于过敏性休克却没有任何相关症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526]
与阿司匹林过敏相比，中暑更能危害年轻运动员的生命。在体育活动猝死的常见原因中，中暑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热的几个月份排名会上升至第一。[527]仅在美国，每年平均有三名高中及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因中暑而死。[528]年仅27岁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科里·斯特林格（Korey Stringer）在2001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晕倒在明尼苏达维京队的练习场上。他的去世立即促使整个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在预防中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改变。1973年，人们对中暑所导致的危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与2001年的医疗知识和治疗手段相比，要差得更远。即使是现在，也并非每位医生都知道如何对中暑患者进行治疗和护理。[529]
虽然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小龙的死亡，但体温过高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如果是中暑，那么李小龙是在做他最喜欢的事情时去世的——在欣赏他的观众面前表演功夫。
从李小龙两个月大参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开始算起，他在这个世界上，将毕生的时间都用在了娱乐他人和教育他人上。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毫不停歇地将毕生的成就压缩在短短的32年里。他的死不是悲剧，因为他的生活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1972年，他对一名香港记者说道：“即使我，李小龙，有一天会死去，尚有夙愿未能实现。但，我不会感到悲伤。”他似乎在为自己致悼词：“我做了我想做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已尽我所能。你不能对生活要求太多。”[530]
大约在1978年，加州伯班克摄影基地举行了李小龙才艺海选大赛，一名参赛者在大赛上表演（图片来源：Frank Edwards/Getty Images）
2013年7月20日，李小龙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影迷向香港李小龙铜像敬献鲜花（图片来源：Kyodo News/Getty Images）
尾声传 奇
1973年8月，《龙争虎斗》在美国洛杉矶首映，两支中国舞龙舞狮队沿着好莱坞星光大道向格劳曼中国戏院（Grauman’ s Chinese Theatre）走去，为活动宣传造势。前一天晚上，闻讯而来的影迷开始聚集，包围了整个街区。在片中饰演鲁柏的约翰·萨克松回忆道：“我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看到戏院外轮候入场以及排队买票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我问司机，‘怎么回事？’他说，‘都是赶来看你电影的。’”[531]
约翰·萨克松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龙争虎斗》的成功震撼到的人。即使是历来不喜欢暴力场面的纽约影评人也感受到了它的力量。《纽约时报》称：“这部影片制作精良，剧情设置引人入胜，动作场面更是快如闪电，并且光影流动、色彩照人。你在任何影片中都未曾见过如此凶狠、凌厉、冷酷的东方英雄，而且在不借助枪械的情况下，单凭拳脚就能打出一片天地。”[532]威廉·保罗（William Paul）在《村声》（The Village Voice）杂志中坦言：“仅从自身所受教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部电影令人厌恶，充满了怪诞的男性幻想。但我必须承认，在我潜意识最阴暗的角落深处，这一幻想引发了我的共鸣。”[533]
《龙争虎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电影的制作成本仅用了85万美元，1973年全球票房收入却高达9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45年里，预计将达到3.5亿美元。弗雷德·温特劳布曾开玩笑说，这部电影的利润如此之高，以至于制片公司要额外分钱给他。编剧迈克尔·阿林回忆说：“华纳的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部电影将会大赚一笔’——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部电影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藏都藏不住。”[534]
李小龙的两次葬礼过后，不到一个月，《龙争虎斗》正式上映，票房口碑双丰收。它让已经去世的李小龙成功地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明确目标”——成为全美片酬最高的东方超级巨星。这也让他一举超过史蒂夫·麦奎因。《龙争虎斗》拍摄过程中，李小龙曾告诉弗雷德·温特劳布，他的目标是让这部电影比同时期史蒂夫·麦奎因制作的《亡命大煞星》（The Getaway）更成功。“如果我能给天堂的李小龙发一封电报的话，”弗雷德·温特劳布说，“上面会写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龙争虎斗》都远超《亡命大煞星》。’”[535]
1973年3月21日上映的电视剧《功夫》和邵氏制作的《天下第一拳》仅为西方观众打开了一扇门，但李小龙凭借他在《龙争虎斗》中的精湛表演一脚将门踢飞——为西方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自此，这种曾被认为粗制滥造的香港功夫电影——《综艺》称为“劣质功夫片”（chopsocky）——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磨坊戏院[536]进入了郊区的多银幕影院。“每个人都在打功夫，”一炮而红的神奇小子卡尔·道格拉斯（Carl Douglas）在歌中唱道，“他们灵动如猫，快如闪电。”这首发表于1974年的《功夫高手》（Kung Fu Fighting）销量高达1100万张。[537]在纽约，同一时期上映的香港电影有30部之多。[538]
李小龙之前为嘉禾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全部得以在美国发行上映，累积票房约5000万美元。[539]此外，制作公司还将《青蜂侠》的三集内容剪辑到一起，以李小龙试镜片段为开场，在1974年11月以大电影的形式正式在院线上映。[540]“李小龙先生所饰演的加藤，是青蜂侠里的忠实用人，同时也是位功夫高手。由于他去世前在香港拍摄的功夫电影大受欢迎，所以在一年之后，他享受了明星待遇，变成了《青蜂侠》的主演。”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在《纽约时报》上写道。[541]
李小龙去世后，瞬间成为国际巨星，影迷们极其渴望了解他的生活细节。“我之前对他不太了解，现在想多知道一些与他有关的信息。”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年轻女性在给《黑带》杂志的信中写道：“突然间，他去世了，我简直无法接受。就像是我刚刚认识他，却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542]数以百计的杂志争相发表与他有关的文章 ，多本纪念册和传记也相继出版上市。甚至还有一部劣质传记片《一代猛龙》（ The Dragon Dies Hard）在1975年上映。[543]在这部电影中，李小龙习武的起因竟被说成是为了应付几位在他工作时恶意挑衅的混混，他们试图抢占他的《华盛顿邮报》派送路线。
1973年，李小龙去世后，与其有关的产品也开始面世，甚至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销售的商品主要有吊坠、人偶、T恤、运动服以及各种李小龙海报——与切·格瓦拉一起被挂在宿舍墙上。武术杂志也从中分得一杯羹。像《黑带》和《格斗明星》这样的武术杂志，曾经只是小众报刊，也凭借着李小龙的东风成了光鲜亮丽的刊物，上面印有各种邮购广告，内容从132美元的不锈钢三叉刺到5.95美元的李小龙出拳木偶，应有尽有。[544]就连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也专门制作了一张专辑，直接取名为《李小龙民谣》（The Ballad Of Bruce Lee），以此获利。[545]“自从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车祸去世之后，还没有哪个好莱坞明星能具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影评人肯尼斯·杜兰（Kenneth Turan）在《洛杉矶时报》上写道。[546]
李小龙成了功夫的守护神，被众人膜拜。日本青少年留跟他一样的发型，英国人称他为“功夫之王”，澳大利亚人认为他是“东方拳速最快的武术家”。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看过几十遍《龙争虎斗》后，开始自筹资金制作自己的武打电影，但未能完成。印度有一首顶级的迪斯科歌曲，名为《为那位了不起的家伙，李小龙，干杯！》。在接下来的10年里，《龙争虎斗》不断重映，每次都能跻身于周五票房前五之列。伊朗有一家剧院每天播放这部电影，直到1979年政府被推翻。[547]《龙争虎斗》的录像带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被走私到东欧，他们视李小龙为反抗主义的象征。[548]
李小龙以传教士般的热情，通过电影这一媒介来推广自己的武术理念，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在李小龙去世之前，世界上只有不到500家武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他的影响，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万名武术习练者。[549]在英国，习武需求大，但武馆少，所以会有成群的学生在少数几家武馆门口排队，上赶着向老师交学费，以确保下堂课能有一席之位。[550]一位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男孩给《黑带》杂志写信：“李小龙一直是我习武之路上的榜样，并且永远都是，他将激励我达到自己的巅峰。”[551]
李小龙去世后，引得全世界为之疯狂，唯有香港陷入迷思。凭借剧中角色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以及自身的独特魅力，李小龙在香港成为超级巨星。可他的突然离世深陷于丑闻之中，让香港人怅然若失，并深感不安。“很多人仍然喜欢他，”李小龙会会长黄耀强（W. Wong Yiu Keung）说，“但由于他的死并不光彩，导致许多人觉得被欺骗了。突然失去了一个偶像，他们感到空虚。”[552]
《龙争虎斗》在香港票房惨淡，仅收入300万港元，与《唐山大兄》持平，比《猛龙过江》少200万，这是幻想破灭的体现。尽管，李小龙仍然是香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但名气在生前已达至顶峰，如今开始回落。“他已经死了，”一位中国影迷说，“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553]
对香港电影人来说，重点是李小龙的拳脚打破了国际市场的壁垒。在李小龙之前，香港电影业相当于今天的尼日利亚，虽有利可图，但狭隘封闭，属于关起门来做生意。“在李小龙之后，我们有机会被外人关注到，尤其是好莱坞。”导演吴宇森说，他曾执导过《变脸》和《碟中谍2》。“李小龙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门，让世界各地的人真正开始关注中国的功夫片以及中国电影人。”[554]
李小龙拯救了嘉禾，打破了邵氏的垄断。“邵逸夫财力雄厚，掌控着大量院线。他的策略是用诉讼把嘉禾扼杀在起步阶段，把我们完全榨干。”安德鲁·摩根说，“李小龙用功夫把我们带进了国际市场。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最终可以把电影发行到欧洲、南美、北美，甚至是中东。邹文怀由此开辟了一条新的资金管道。因为我们拍过《龙争虎斗》，所以其他制作公司也有兴趣以合作拍片的方式跟我们合作。”
很快，人们开始寻找下一个李小龙。凡是跟他沾边的人都拿到了电影合约，并被推到镜头前。查克·诺里斯饰演白人李小龙，洪金宝饰演胖乎乎的李小龙，成龙饰演滑稽的李小龙。然而，没人能真正成为李小龙，更无法超越他成为新的国际偶像和票房冠军。成龙曾试图打入好莱坞，在1980年拍了一部《杀手壕》（The Big Brawl），该片同样由高洛斯执导，邹文怀和弗雷德·温特劳布联合制作。可惜票房惨淡，铩羽而归。直到《龙争虎斗》上映25年之后，1998年，成龙才凭借《尖峰时刻》（Rush Hour）奠定了自己在好莱坞的地位，成为香港第二位成功打入好莱坞的典范。
香港某些善于投机的独立制片人由于无力负担查克·诺里斯、成龙和洪金宝等人的片酬，专门聘用了一批样貌外形与李小龙相似的特型演员，并为他们修改了艺名来蒙骗观众，伺机捞钱。比如黎小龙、吕小龙、赖小龙、巨龙和唐龙。这些仿龙电影甚至在片名上也尽量向李小龙原作靠拢，以混淆视听——《猛龙过海》《唐山二兄》《龙虎争斗》《死亡魔塔》《忠烈精武门》。[55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在电影中将李小龙变成了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比如《李三脚威震地狱门》（电影中，李小龙下到地狱，和詹姆斯·邦德以及吸血鬼开打）和《神威三猛龙》（在这部电影中，巨龙、黎小龙、吕小龙和赖小龙扮演了四个李小龙的克隆人，携手作战，惩奸除恶，拯救世界）。
仿龙电影中最好的一部是1978年上映的《死亡游戏》。邹文怀声称，他从未想过要把李小龙在1972年拍摄的宝塔打戏拓展成一部完整的电影，但世界各地的发行商纷纷恳求他一定要将电影拍完。邹文怀只好找人补拍。他找来的导演是高洛斯，高也是《龙争虎斗》的导演。本片共用了两位李小龙特型演员——一个专注表演，一个侧重打斗。由于李小龙生前未能完成剧本，所以整个故事只能像拼图游戏一样，从拍完的场景去发展故事情节，然后再拼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最终的故事围绕一名叫卢比利的功夫影星展开，他拒绝与神秘的帮派首领合作。帮派首领派人在他拍戏时给他脸上开了一枪，众人以为他死了。他将计就计，假装死亡，并接受整容手术，最后终于成功复仇。邹文怀将1973年李小龙香港葬礼的真实镜头剪入正片中。影片自一开始，便显得支离破碎，毫无逻辑，令观者如坐针毡，直到最后一幕，李小龙与丹·伊鲁山度和贾巴尔的两场打戏出现，才让观众欣喜若狂、高声叫好。突然之间，这部乏味的电影变得魅力四射，同时这也是在提醒人们，为什么没有人能取代李小龙。
《死亡游戏》实属拼凑，全球影迷却对其津津乐道。“里约首映规模盛大，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映礼之一。”安德鲁·摩根说，“它在圣保罗破了纪录。德国也卖得非常好，去年在日本的票房进了前五，赚了800万美元。”[556]琳达·李最初反对在片名中使用“死亡”一词，但最终只得被迫同意。1979年6月7日，在洛杉矶的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的首映礼上，琳达和14岁的李国豪、10岁的李香凝一同出席。1000多名身穿传统练功服的影迷高举着各自的武馆横幅。市长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宣布这一天为李小龙日。李国豪上前为十米长的展览揭幕，里面陈列着他父亲生前演戏穿过的服装以及使用过的武器。李小龙的最后一部电影，不管有多烂，都总算是完成了。[557]
1973年，李小龙在西雅图的葬礼结束之后，琳达把孩子交给卡尔加里（Calgary）的姐姐照顾，自己独自回香港参加死因研讯。她立刻发现李小龙生前没有立过遗嘱。这一疏忽给他的家人在情感和财务方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位美国公民死在英国的殖民地，在道德层面和法律程序上会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李小龙去世时，不仅没有多少存款，还欠下不少债务。琳达花了七年的时间对李小龙的遗产进行遗嘱认证。[558]在那段时间里，琳达和她的律师不得不跟邹文怀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谈判，以最大化争取自己的利益。[559]“我妈妈在爸爸过世后的头一年经常往返于香港，去处理很多生意上的事。”李香凝说道。[560]
待事情稍微稳定后，琳达带着孩子们在西雅图和自己的母亲短暂住过一段时间。居家的几个月里，她非常想念在南加州与李小龙共度的美好时光。于是，拿到遗产收益后，她带着孩子们搬去了派洛斯福德牧场（Rancho Palos Verdes），那是洛杉矶郊区的高档住宅区。查克·诺里斯也住在那里，仅隔了两个街区。[561]不过，他在那儿的时间并不长。李国豪经常和查克·诺里斯的两个儿子一起玩。琳达把李国豪和李香凝送进滚石乡村日学校（Rolling Hills Country Day School）读书，这是一间私立学校。照看孩子之余，琳达又在长堤的加州州立大学上夜校，攻读政治学，以完成她的大学学位。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
李小龙去世一年后，广大影迷对《龙争虎斗》的反应给了琳达很大的惊喜。“小龙刚去世时，”琳达告诉《洛杉矶时报》，“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传奇人物。”李小龙去世后，与他有关的产业自1973年开始迅猛发展起来，琳达也随之收入颇丰，她试图对李小龙的遗产进行保护，并为自己的孩子们争取最大的利益。[562]她和华纳签了一份合约，要完成一本书以及一部电影。1975年，她的传记《我夫李小龙》（Bruce Lee: The Man Only I Knew）大卖，但那部传记电影的计划在制作之前被取消了。之后，她与ZIV国际公司（Ziv International）签署代理合约，将李小龙的形象和肖像授权给海报、T恤、沙滩巾、文具、奖杯、灯具、男士化妆品、空手道服装、餐具、玻璃器皿、珠宝、游戏以及玩具制造商。[563]斑马图书拿到了李小龙书籍的独家出版权，包括李小龙为截拳道整理的基本功训练手册和武术训练指南。[564]李小龙死后，他的家庭经济收入得到了保障。
孩子们过着平静的中上阶层生活，基本上没被父亲的名声所影响。他们没有去接触武术。琳达对他们说：“不要到处去说你是李小龙的孩子，得让人们先知道你自己是谁。”[565]
李香凝更像自己的母亲：勤奋、敏感、害羞。她在读高中时接触了音乐剧，并视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之后就读于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主修音乐，四年后毕业。
李国豪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他8岁大的时候，告诉他的母亲，自己长大后要当一名演员。[566]“他爱开玩笑，喜欢搞恶作剧，胆子很大，喜欢表演，”李香凝说，“他的身体协调性非常好。有一天，他想完成一个后空翻，此前没做过，结果他只试了两次，第三次就成功了。”[567]李国豪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叛逆者，而且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过被学校开除的经历。高中时，他就读于加州顶尖私立高中查德威尔学校（Chadwick），后来因为带头组织反政府的抗议游行活动而被学校开除。“他动员学生们罢课。”李香凝回忆道。[568]尽管他在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拿到了一般教育发展考试（GED）的文凭，相当于高中学历，但他把所有的学习时间都用于去纽约寻找表演机会。一年后，李国豪辞职，搬回了洛杉矶。
琳达曾一再试图劝阻李国豪从事演艺事业，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国豪跑去文青聚集地银湖（Silver Lake）租了一间小平房，买了一辆哈雷和一辆1959年的凯迪拉克灵车（Cadillac hearse），开始在小镇上举行一些小型演出。
他的一个女朋友取笑他：“你不会是在做跟詹姆斯·迪恩一样的事吧？”[569]
“宝贝，我可比詹姆斯·迪恩更有创意。”他回应道。
20岁的李国豪不想跟父亲一样，去拍动作片。他想成为一名戏剧演员，可没人会雇李小龙的儿子来演严肃的文戏。为了能正式进入演艺圈，他同意接拍几部低成本的武打片。他找到父亲的助教丹·伊鲁山度，跟他学习截拳道。[57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接到的第一个角色竟然是在1986年上映的《功夫：电影》（Kung Fu：the Movie）中饰演主角金贵祥的儿子，与大卫·卡拉丁演对手戏。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连着拍了几部劣质的功夫片，其中最精彩的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在1992年推出的《龙霸天下》（Rapid Fire）。拍摄期间，李国豪邀请妹妹李香凝来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她毕业后做了乐队的主唱，一直在新奥尔良到处演出，生活很不稳定。她也想进入演艺圈，为此向哥哥征求意见。“这是个不讲情面的行业，很现实，”李国豪告诉她，“人们不会把你当女性看待，你只是件商品。不过，如果你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我会尽全力帮你。”[571]
同年，好莱坞环球影业开始拍摄《龙：李小龙的故事》（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该片根据琳达在1989年再版的李小龙传记改编而成。[572]环球影业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与琳达签约，独家买断了这本书的影视改编权，包括视频游戏以及周边商品的开发和销售。该片的导演是罗伯·科恩（Rob Cohen），由李截（Jason Scott Lee）饰演李小龙，同姓李，但并无亲属关系。罗伯·科恩以事实为依据，按照琳达对已故丈夫的回忆，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李小龙在生活中的形象。这部电影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片，讲述了一位积极乐观的美国年轻移民和崇拜他的妻子努力克服种族歧视，并最终如愿走到一起的故事。黄泽民在本片中被塑造成了一位内心险恶的国术人士，他被派去李小龙的武馆挑衅，因为李小龙教授白人中国功夫，这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忍受的。而且在电影中，《功夫》电视剧的创意来自李小龙，后来创意被窃取，交给了白人演员大卫·卡拉丁。
由于公众对李小龙的死因仍存在争议，所以罗伯·科恩想出一个主意，在剧作中加入一个穿着黑色武士盔甲的幽灵，不断在李小龙的梦境中出现。在第三次梦境中，幽灵开始追赶小国豪，迫使李小龙决定勇于面对它，拿起双节棍，将其击败。这个幽灵如同困扰内心的魔鬼，罗伯·科恩认为，这是李小龙为追求内心平静而奋斗的一种隐喻，但它却迎合了李小龙死因的另一个传说——龙之诅咒。[573]
电影开拍前，环球影业找到李国豪，希望他能扮演自己的父亲，但他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不想一直活在父亲的光环下，这对他而言是个极大的心理负担。多年来，每次跟演艺圈的同行接触，人们都觉得他是李小龙的儿子，其次才是李国豪。这不是他想要的。[574]而且，恰好在这个时候，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角色，以主角身份出演《乌鸦》（The Crow）。这是一个根据漫画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摇滚音乐人去世后，灵魂转世，回来为自己报仇的故事。李国豪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自己走出劣质功夫片的窠臼，正式进入主流电影圈。
然而，《乌鸦》的拍摄波折不断。先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反常的暴风雨摧毁了一些布景，之后是一名木匠因起重机与头顶的电线相连而触电，被严重烧伤；接着一位建筑工人不小心用螺丝刀把自己的手刺穿；还有一位心怀不满的工作人员一气之下开着卡车撞进了用石膏板搭建成的临时摄影棚，情况非常糟糕。《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甚至发文询问，这部电影是不是中邪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反常，”制片协调人詹妮弗·罗斯（Jennifer Roth）回答道，“我们有很多特技和特效，况且，我以前也拍过和死人有关的电影。”[575]
一个月后，电影临近杀青时，李国豪在拍摄现场被枪杀。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包括警方的调查在内，这是一起反常的事故，它是由于失误造成的——是缺乏经验、工作疏忽以及偷工减料的结果。“电影预算是3000万美元，但他们只想花1200万美元。”一位退出剧组的工作人员说道，他对这部电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576]
在拍摄电影的上一个场景中，第二摄制组要求道具部门提供一把0.44口径的左轮手枪以及六发道具子弹拍特写镜头。这位经验不足的道具工作人员发现现场没有道具子弹。为了节省宝贵的拍摄时间，他决定把实弹改装成道具子弹。先把六个实弹的弹头去掉，倒掉火药后，再把弹壳装进气缸，反复扣动扳机，以释放底火，并清除火药残留。之后，重新把弹头连接到弹壳上，就变成了没有火药的道具子弹。
但是，道具部门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个底火未能引爆。当工作人员在现场试枪时，带有弹头的道具子弹触发了火药残留物，其力量刚好足以把子弹推入枪膛，而不会射出去。之后，这把枪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直接被送回道具部门存放。
两周后，也就是1993年3月30日，拍摄李国豪所饰演的艾瑞克·德雷文（Eric Draven）被杀害的闪回戏时，工作人员取回了那把枪膛中藏有子弹的左轮手枪。0.44口径的左轮手枪内装满了空包弹——弹壳内有火药和底火，但没有弹头。没人对手枪进行检查。子弹卡在枪膛里，空包弹在枪筒里，所以实际上这时候它已经是一把上了膛的杀人武器了。工作人员把手枪交到迈克尔·马西（Michael Massee）手里。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杀害艾瑞克·德雷文的凶手。导演喊：“开拍！”迈克尔·马西拿起手枪，对准李国豪的身体，扣动了扳机。
李国豪应声倒地。头几分钟，没有人意识到已经铸成了大错。
救护车火速将李国豪送往新汉诺威地区医疗中心（New Hanover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急救，输了30多升血，外科医生们还是未能将他救活。伤口太大了，0.44口径的子弹正好卡在他的脊椎旁。李国豪于1993年3月31日下午1点04分死于内出血，年仅28岁。
李国豪原计划在拍完《乌鸦》之后，迎娶自己的未婚妻伊丽莎·赫顿（Eliza Hutton），婚礼定于4月17日在墨西哥举行。结果，李国豪意外去世，4月3日被安葬在西雅图，紧挨着父亲。[577]这是安德鲁·摩根20年前为琳达购买的墓地。“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吧。上天先是带走了小龙，如今又从我身边抢走了国豪。”琳达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还没准备好。我只是觉得我们很幸运，他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有人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可事实并非如此。你只能学着去接受它，然后坚强地生活下去。”[578]
1993年4月28日，《龙：李小龙的故事》首映之前，李小龙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被授予一颗星，这也是电影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揭幕仪式上，刚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琳达，坚定地站上台发言，敦促电影界采取安全措施，以确保发生在李国豪身上的事不会再度发生。“国豪非常想来这儿，”琳达接着说，“他特别想回来参加这个仪式。因为，他说过，这是他父亲应得的。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为李小龙的一生进行庆祝。尽管我们为国豪的缺席而感到遗憾，但这部电影能于今晚与大家见面，让我们在悲痛之余，稍感欣慰。”[579]
李国豪的去世成了李小龙遗产的一部分。他在《乌鸦》中贡献了突破性的表演——敏感、扭曲、凶猛。著名影评人彼得·崔维斯（Peter Travers）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中写道：“李国豪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非常好，很让人感动。他的表演充满了激情，他很有运动天赋。”[580]这部电影成了经典的哥特式电影，票房收入高达5000万美元。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摆脱父亲的阴影。第一本李小龙传记的作者亚历克斯·本·布洛克认为：“如果李国豪还活着，并且连着拍了50部伟大的电影，那么除了一些小小的注脚，没人会在意他与李小龙的关系，但正由于他猝然离世，导致他永远跟父亲绑定在一起。”[581]由此开始，儿子的故事成了父亲传奇的注脚。[582]
李国豪去世后，李香凝也跟随哥哥的脚步，准备进入演艺圈，先去上了表演课，之后又跟李小龙的门徒黄锦铭学习截拳道。“这真的很难，”李香凝回忆道，“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583]大多数女明星出道都是从恐怖片开始，可作为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和她的哥哥一样，直接从劣质功夫片开始。
“我很幸运，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李香凝说。[584]
1994年，她正式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死亡擂台》（Cage II: The Arena of Death）直接被转为录影带，没上院线。1997年，她联合主演了《高压重犯》（High Voltage），算是有所进步。“我很难把心思完全放在表演上，”李香凝说，“也正因如此，我在这些电影中表现并不好。我还没从哥哥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
1998年，她出演了嘉禾的动作片《浑身是胆》（Enter the Eagles），英文片名借鉴了《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585]他们在布拉格拍摄，没有成型的剧本，拍摄时一片混乱。导演跟她讲：“只要像你爸爸那样做就行了。”“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是李小龙的女儿，必须要像他一样。”李香凝回忆道，“我回到酒店房间，大哭了一场。”[586]那部电影之后，李香凝的演艺事业陷入了低谷。
1968年，李小龙对于把自己的武术心得取名为“截拳道”的举动有些后悔。[587]他无法回避的一个悖论是，他不断演变发展的“无形之形”，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条理清晰的格斗系统，有自己特定的技术和技击原则。李小龙逐渐担心截拳道会被教条化和程式化，导致学生被奴役，而远离解放的初衷。
于是，他在1970年1月29日关闭了洛杉矶唐人街的武馆，[588]并且让他的三位助教——丹·伊鲁山度（洛杉矶）、严镜海（奥克兰）、木村武之（西雅图）——向自己承诺永远不得以截拳道的名义开办商业武馆。[589]他们只能在自家后院非正式地教导少数资深弟子。
结果，李小龙去世后成了国际偶像，成千上万的影迷想要像他一样，迫切地想学习他的截拳道，可求学无门。于是，他们只得拥进其他道场，去学习空手道、柔道、跆拳道或者其他功夫。在武术发展最鼎盛的时期，丹·伊鲁山度和木村武之遵守着他们的诺言，只在私下授课（严镜海于1972年12月死于肺癌）。李小龙的另外一些学生，比如杰西·格洛弗和乔·刘易斯，利用他们与李小龙的师生关系在全国各地举办讲习会。后来，丹·伊鲁山度开办了自己的商业武馆，教授他的个人武术课程——一种混合了李小龙截拳道、菲律宾卡利（Kali）和泰拳的体系。由于丹·伊鲁山度曾出演过《死亡游戏》，因而很快便凭借自己提出的“截拳道概念”（Jeet Kune Do Concepts）成为美国最受认可的截拳道导师。
琳达在李小龙的墓碑上刻下了“截拳道创始人”的字样，她对丈夫所创建的武术并没有感到矛盾，她只是急于想保护它。多年来，一些与李小龙毫无关系的人试图从中牟利，自称是截拳道正宗，并开设武馆，广收门徒。琳达觉得他们在破坏李小龙的遗产。1996年1月10日，她邀请李小龙第一代弟子齐聚西雅图开会，讨论成立相应的组织来保护李小龙的艺术。初始参会成员有琳达、李香凝、木村武之、周裕明、李恺、黄锦铭，杰瑞·泡提特、赫伯·杰克逊等人，后来被称为“振藩截拳道核心”[590]。丹·伊鲁山度也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但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这就造成了原传截拳道和截拳道概念之间的分歧。[591]前者支持核心组织，严格遵守李小龙生前所教的东西，被认为是保守派；后者偏向伊鲁山度的组织，试图不断发展这门艺术，自称是改革派。
武术教练多数都自视甚高，性格冲动，脾气暴躁，不会轻易服人。琳达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大批李小龙不同时期的学生，主要源于大家对她的尊重，以及她身为幼儿园教师的经历，让她懂得平衡，能够协调所有意见不同的人。核心成立后，定期出版了《李小龙杂志》（Bruce Lee Magazine），并且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截拳道讲习会。截拳道爱好者可以在讲习会上接受李小龙众弟子手把手的指导。尽管讲习会很受大众欢迎，但核心成员内部之间的争吵让人精疲力尽。
经过四年的内讧，琳达不堪其扰，决定退休，把李小龙的遗产交到李香凝手上。“她非常小心地跟我谈起这件事，因为她不想将这件事强加给我，说‘这是你的责任。’”李香凝答应了，并且很热情。她的演艺事业迟迟没有起色，她觉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推广李小龙的精神和艺术，让它能步入正轨，并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遗产管理公司的年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而李小龙遗产管理公司的年收入还不到100万美元。
李香凝高薪挖来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遗产管理公司的律师，并采用了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已故名人的相关业务。她成功地解散了振藩截拳道核心，[592]并通过一场历时十年的斗争，从环球影城手中夺回了李小龙形象和肖像的商品开发销售权，包括影视剧改编权。此外，她还成立了一家名为LeeWay Media Group的制作公司，开发与李小龙有关的项目：纪录片、传记电影、电视剧和百老汇音乐剧。除了将李小龙带回公众视野，让其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最大化传播他的艺术，李香凝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进入福布斯的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
福布斯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是衡量一位偶像明星是否还具有持续影响力的风向标。多年来，前五名及其收入一直很稳定：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1.5亿美元）、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5500万美元）、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4000万美元）、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2000万美元）和鲍勃·马利（Bob Marley，1800万美元）。2013年，李小龙以700万美元的收入上榜，排名第十二，是首位跻身该榜单的亚洲名人。他仅落后史蒂夫·麦奎因（900万美元）一位——他们去世后，竞争还在继续。[593]第二年，与马自达的代言协议使李小龙以900万美元与史蒂夫·麦奎因并列第九。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天堂里互相打趣：究竟谁才是最大牌的明星。
几十年来，香港政府对李小龙一直不够重视。[594]这位功夫巨星不太得体的行为让一贯重视个人形象的香港市民感到不安。影迷们曾向政府提议，将李小龙在九龙塘的故居改建为博物馆，但多次提议无果。九龙塘故居变成了一家时钟酒店。[595]无奈之下，李小龙影迷会筹得10万美元，以李小龙《精武门》中的形象制作了一尊雕像。政府官员迫于压力，同意将其放置在香港星光大道上，此处成了香港港口的著名旅游景点。2005年11月27日，李振辉亲自为哥哥2.4米高的雕像揭幕，以庆祝李小龙诞辰65周年。[596]这是对李小龙短暂一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去世后持久的文化影响力迟来的认可。
在美国，华裔演员大多都拿不到重要角色，只能自降身份出演温顺的助手，就好像《大淘金》（Bonanza）中的胡普辛（Hop Sing）。李小龙冲破重重阻碍，锐意打破好莱坞对华裔面孔的歧视。最终，他成为第一位在好莱坞电影中出演主角的中国人，也是自有声电影出现以来第一位亚洲电影明星。另一位华裔演员成龙用了25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非凡的成绩。
李小龙的电影在西方流行文化中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功夫大师。在李小龙之前，西方流行文化中的华人形象只有两位：傅满洲，虚构人物，“黄祸”的代表，大反派；陈查理（Charlie Chan），虚构人物，华人探长，少见的正面人物。然而，这两种银幕形象都显得过于迂腐刻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男性的固有印象：顺从、没有攻击性、身体孱弱、缺乏男子气概——性格软弱、哭哭啼啼；狡猾、阴险；性冷淡或同性恋。[597]李小龙的出现，以一种不畏强权、自强不息的精神，凭借着过硬的拳脚功夫和极佳的身体表现，树立了新的华人形象。他是第一位能够体现好莱坞对经典明星定义的华裔演员——男人想成为他，女人想和他在一起。棱角分明的李小龙以自信的微笑、挑衅的手势、优雅但致命的动作，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勇气。
《龙争虎斗》上映后，李小龙凌厉的拳脚立刻改变了西方人对亚洲人的看法。“我们住在阿拉米达（Alameda），紧挨着奥克兰，黑豹党（Black Panthers）就是从那儿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格斗教练谢里昂回忆道，“《龙争虎斗》上映前，大家见到华人时，打招呼通常是，‘嗨，中国佬！’李小龙的电影上映后，立刻变成了‘嘿，兄弟！’”[598]就连不喜欢李小龙的人都认为，他的电影有很大的影响。“他很自以为是，不过，因为他的电影，没人敢去抢中国孩子们的午餐钱了，因为他们觉得打不过这些孩子们。”周马双金的儿子周英熊（Mark Chow）说道。[599]
因此，李小龙的电影帮助亚洲人改变了自我认知。如果李小龙能在电影中击败查克·诺里斯，也许他们在现实中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李小龙受欢迎的程度激发了20世纪70年代亚裔美国人的政治运动，这项运动呼吁种族平等、社会正义和政治赋权。[600]在亚洲，他的电影预示着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香港、台湾乃至整个中国的崛起。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中国是强大的国家。
不但如此，李小龙也改变了西方电影的制作，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功夫片，让这种电影类型得以在西方继续蓬勃发展。《黑客帝国》《杀死比尔》《疾速追杀》都证明了这一点。[601]他对动作设计的影响更大。[602]《龙争虎斗》不仅改变了谁可以出演动作片，也改变了主角们的格斗表现方式。约翰·韦恩那种打拳方式不见了，《龙争虎斗》过后，我们要求每位动作演员——从蝙蝠侠到福尔摩斯，从《致命武器》中的梅尔·吉布森到《谍影重重》中的马特·达蒙——都要成为功夫高手，能够像使用拳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双脚。
观众对主角的身材要求也变了。李小龙普及了健身运动。他的电影出现之前，厚实的胸肌是男性追求的理想型。之后，好莱坞的动作明星们先是风靡了一阵阿诺德·施瓦辛格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那种表现方式——肌肉发达、作风硬朗、表情严肃，如今，又回到李小龙所代表的身材匀称、六块腹肌的标准上。
李小龙不仅仅是一位艺人，更是一位布道者。通过电影这一流行媒介，他独自将中华文化推广向全世界。因为李小龙，数以百万的西方人开始学习武术。“在美国，每个城镇上都会有教堂和美容院，”弗雷德·温特劳布说，“《龙争虎斗》之后，又多出一间挂有李小龙画像的功夫道场。”[603]许多热爱武术的学生在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功夫流派中继续探索，道家的阴阳理论成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字眼。
终极格斗冠军赛（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的创办人白大拿（Dana White）称李小龙是“混合格斗之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李小龙的带动和启发，这项运动永远不会成功。截拳道便是早期格斗交叉训练的产物。李小龙务实的哲学理念为这项运动奠定了基础：“吸收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加上自己特有的。”李小龙将“混合”的理念融入混合格斗（MMA）中。
但在那个两极分化严重、种族冲突不断的时代，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起到了一个榜样示范作用。身为一名欧亚混血，他面临着东西两方的歧视，但他从未让这件事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宣扬的是种族团结。“我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因为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李小龙说，“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家庭里的人和人有些不一样而已。”[604]他毕生都在奉行这一理念。他接受任何想要跟他学习的人，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他在美国的第一位弟子杰西·格洛弗说：“如果他觉得你是真诚的，他就会教你。”[605]木村武之也提到过：“他不在乎你是什么种族。”
香港的李小龙雕像是世界上第二座竖起的雕像。第一座雕像早一天在波黑南部的莫斯塔尔城（Mostar）揭幕。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莫斯塔尔城西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城东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敌对状态正式解除后，该市决定竖立一座新的和平纪念碑。对居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李小龙是唯一被双方共同尊重的人，双方视其为团结、正义以及种族和谐的象征，同时提名的还有教皇和甘地等人，李小龙从中脱颖而出。“我们将永远是穆斯林、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青年组织“莫斯塔尔城市运动”（Urban Movement Mostar）的成员维塞林·加塔洛（Veselin Gatalo）说道，“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李小龙！”[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