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不受欢迎的婴儿

征不记得他的姐姐，珍。她丧生的时候他才几个月大。他从小总会听到她惨亡的故事。他知道她是在他们长大的郊区的街上骑自行车，在去看朋友的路上，被车撞死的。她当场就没命了。珍当时十二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也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

对于五月中旬的那个早晨，征的三个哥哥有各自的回忆。他的二哥记得那天母亲穿的裙子；三哥说他忘不了警笛的声音，但是不确定是救护车的声音还是警车过来告诉他们珍的死亡；他最大的哥哥杰克信誓旦旦地说母亲跑出门时把婴儿掉在地上了，就是征；但是他们的父亲总坚持说没这回事。

但他们都觉得，自从珍去世后，父母就再也不一样了。

家里人似乎都遵从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都避免提及珍。他们知道提她的名字可能会让母亲责备什么。

“你为什么让柜门一直开着？”她会生气地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吃饭时不要张嘴！”

兄弟们都记得那天他们让父亲给他们买自行车，父亲怎样试着说服母亲。

“尤其是因为过去的事情，”父亲说，“男孩子不应该害怕骑自行车。所有的专家都会告诉你这样做是对的。”他和母亲争论着。

那天晚上，母亲收拾好一个背包说要出走。她告诉他们她计划把自己扔到火车下面。征记得兄弟们追着她，叫喊、啜泣。

“妈妈，求你别走！”

他们在街上追她，她走得越远，他们的哭声越大。

后来他们再也不要自行车了。

每年五月，全家都会去祭拜珍。他们会站在那里几分钟，男孩子会看着父母清洗墓碑，所有人都沉默着直至离去。

征记得身体里的不好受，胃痛，以及感觉自己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但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

到了35岁，征开始经历他所谓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a）^[16]。

六个月之后，他决定开始咨询。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他这样描述他的衰弱：“它无缘无故就发作了。前一天我还好好的，第二天我就垮掉了。”

我让他讲一讲他患上神经衰弱之前的生活。我想更多地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征说他和贝拉几年前结婚，他们有一个小女儿。

“她名叫珍妮。”他说，然后停顿了很长一会儿，“我曾经有个姐姐，她去世的时候我才几个月大。她叫珍。”他继续说：“当我女儿出生时，我想珍藏对姐姐的记忆，但是我不想用我姐姐的名字给她取名。我害怕姐姐的名字会给她带来不好的运气，或者上帝保佑，这不会对她的生活有什么坏的影响。你知道，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征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奇怪，”他说：“我和贝拉决定取一个J打头的名字。”

我意识到他自己的名字也是J打头的。我明白她对女儿名字的矛盾：一方面，他害怕伤害到珍妮；另一方面，他潜意识想让他的姐姐珍重生。

我让他跟我谈谈他的姐姐。

征有些犹豫。“我什么都不记得，”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当时还是个婴儿，所以我告诉你的不是我自己的记忆，而是我听别人说的。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们经历了很大的创伤。他们记得她，而我不记得，所以对我没什么影响。”

“那对所有人都很难，但是对你没那么难，你是这个意思吗？”我问。

我看他在思考。

“另外一种难吧，我猜。”他回答说，“我周围的人显然都很伤心。伤心这个词都不准确。他们都颓废了。

“而我，我也不知道我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坦白和你说，我只是觉得被孤立了。所谓的‘自食其力’。”征微笑着，又说，“我甚至都没有什么‘这个或那个发生在我身上’的记忆，除了我已经告诉过你的。仅此而已。说真的，我几乎没有任何儿时的照片。我的哥哥杰克告诉我，母亲听说姐姐的事故之后把我掉在了地上，但那可能也没真的发生过。我不想编造故事。”他看上去很困扰，说：“有人告诉我在咨询中可以勾勒出童年的整个故事。不是说我不想那样，但那应该是关于什么的故事？就好像搞实证研究，但没有任何数据；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征担心编造出一个虚假的人生故事。于是，他构建了一个充满空虚的故事。在他自己的童年里，他似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不得不猜想他参与生活的能力。仿佛征要确保他不完全存在。

虽然大多数人都有儿时的故事和回忆，但是不记得早期的事情也很正常，尤其是刚出生及婴儿期的时候。我们不总能知道我们的父母是否计划怀孕，或者那是个“事故”。实际上，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的亲生父母是谁。产后抑郁症以及从我们被孕育或早期生活而来的其他危机经常被浪漫的说法所遮掩。当事情出错时，秘密就产生了。

婴儿刚出生的第一年对他们的将来有巨大的影响，探索来访者的婴儿期尤其棘手，因为我们依赖于别人讲的故事，他们决定我们讲述什么，知道什么，甚至记得什么。

婴儿期的秘密是不成形的事件，在我们心里留下印迹，但是缺乏相关的具体的故事。它们是我们存在的框架。它们塑造出我们的形状，甚至它们持续隐藏于我们的内在。

征和我从当下的、我们知道的细微之处开始：他有一个小女婴，他的家里遭受创伤时他也是一个婴儿。他的姐姐珍和他的孩子珍妮，以我们还没完全明白的方式连接着。他的童年被笼罩在姐姐去世的乌云下。他从没停下来想过过去，而是大步向前，离他的过去尽可能远，直到他垮掉。

征带我一路来到他生命的起初，我知道那个阶段通常是最令人费解的。

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后，我发现他把安慰奶嘴落在椅子上了。

*

一个星期后，我又和征见面。

“上次咨询之后，我感觉很好。”他说，“我告诉贝拉，你没问我关于我的神经衰弱，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对我垮掉的样子感到很羞耻，尤其那段时间，就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后，我需要坚强起来。我想要和父亲一样坚强，即使姐姐去世了，他还是坚定的。而我现在，非但没有表现出男人的坚强，反而行为像是我的母亲——或者，甚至更糟——我不是成人，而是一个垮掉的婴儿。我为此感到极度羞耻和自我怨恨。所以，我很高兴你让我谈生命的开始，而不是……”

征停下来。他看起来很困扰。

“而不是你生命的终结？你刚才要说的是这个吗？”我问。

“感觉是这样的。”他轻轻地说，没有看我。

“感觉像是你生命的终结。”我重复他的话。

“是的，自从珍妮出生后，我开始想我的死亡。”他说。我意识到珍妮生命的开始可能让征感到这是他生命的终结，就好像他生命的开始是他姐姐珍生命的终结。

“当一个人出生了，另外一个人去世了。”我说，几乎是悄声地。征抬头看着我。

“感觉就是这样的，”他点头说，“但这不对，我知道。应该有足够的空间给所有人。”

我感到一阵悲伤。有没有可能在征的心里他们之中只有一个才能活下来？这是否是他家人隐藏的想法？

“我来这里咨询是因为想到我的女儿现在和我儿时有同样的经历我就很痛心。”他说，“我担心她会和我一样，有一个伤心的、不能正常生活的家长。我不想像我母亲那样。”

我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母亲。征告诉我他的母亲大概五年前去世了，他的父亲在一年之后也去世了。

“我的父母双方都去世了，现在关于我的童年，我没有人可以问。”

“你有任何记忆吗？”我问。

征犹豫。他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我记得我们家的阳台，我记得门口。我放学回家，很黑，我看不出来家里是否有人。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个房子。”

“这个记忆里没有人，你注意到了吗？”我问。

“我们有四个兄弟，但是我几乎是自己长大的。”他回答说，“我的哥哥都比我大很多，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家。我离家比较晚，二十五岁左右。我感觉要对父母负责任，要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母亲病时我照顾她。我记得她在医院里生命的最后几天，感觉她好像在等待死亡。我会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那是我第一次听她提起珍。听上去仿佛她等不及要和珍团聚。”

“她对你说什么了？”我问。

“她不是在和我说话。”征澄清说，“我坐在那里，但是她忽视我，只是不停地说话，好像对她自己说，或者对珍说。我不确定，但没关系。”他毫不在意地说：“我不介意妈妈忽视我。”

他描述自己坐在母亲旁边听她说话时的样子，某些地方很感人。我感到他的爱，他的渴望，他的孤独，以及他对自己隐身身份的接受。在那里的人是他，但好像他并不存在，好像他是那个死去的孩子，他去世的姐姐才是那个仍然活在他母亲心里的人。

我们一起沉默着坐了很久，我意识到我可能成为征的母亲，她疏忽他，而他从未对她有过任何要求。

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咨询师会参与来访者的童年场景，扮演他们的看护人的角色。儿童时期的依恋关系决定咨询关系，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咨询之外的其他关系。期待被爱的人会确保别人爱他们，而期待被忽视的人通常也会招致忽视。作为咨询师，我们的目标是检测这些模式；问自己我们的来访者如何带我们重温他们早期的关系模式，追问对他们来说我们成为了谁，在处理旧的依恋关系的同时创造新的、不同的模式。

就像对他的母亲一样，征对我没有什么要求。他耸肩解释道：“这都能说通。我现在有一个婴儿，我知道这有多难。自从珍妮出生后，我一直想起我的父母。他们有五个孩子。一个去世了，你能想象吗？他们在她死后要照顾三个小孩子和一个婴儿。没人能办到。”他总结道：“妈妈颓废了，所以才这样。她忽视我。”

征不生母亲的气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即使她去世了，他仍然渴望她。她越疏忽，他对她的需要和渴望越强烈。作为孩子，他没有其他获得安全感的途径。他试着把她看作是“好的”，因为相对于没有母亲，他倾向于有一个疏忽的母亲。我意识到，对于征，认同他的母亲和她的痛失，比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和承认他的痛苦更容易。然而潜意识中，他在继续重复忽视的模式：挣扎于他未被满足的需要，忧虑于世界可能会拒绝他的所有其他方式。

征查看房间。突然他指着我的桌子说：“我想上周我把珍妮的安慰奶嘴忘在这里了。”

“是。”我说。我看着我的桌子，想起我把它放在那里以记得还给他。

征看上去对我一个字的回答不太满意，仿佛他在期待另外一个答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有一点失望。

“继续说。”我回应他脸上的表情。

“你不觉得我把它落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吗？一定有什么原因，对吧？”我明白他邀请我往深处看，寻找更多。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我问。

征微笑。“我是个婴儿？”我微笑。他继续说：“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孩子。也许我想把安慰奶嘴忘在这里，像个男人一样回家。”

“这说得通，”我说，“但有没有可能你既想忘掉又想记住？”

他表示好奇，我继续说：“也许你想把你婴儿的部分落在这里，但还想回来挖掘它、发现它。也许你想找到过去丢掉的部分，揭开你自己生命的真相。”

征点点头。“如果它没那么有意思呢？”

我停顿。我听到他有多害怕记起儿时感到多么无趣和被拒绝的经历。他不想感受儿时的伤害，意识到他多么需要他的母亲。我暗示也许他想记起，想发现，而不只是遗忘，这引起他的焦虑。

我想到安慰奶嘴这个词，意识到小时候的征试着安慰自己，而不是哭着找妈妈。作为成人的他展现他随和的一面，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他甚至理解他。他不生气，不表达沮丧，而是试着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压住任何情感。征觉得他不应该依赖任何人。在咨询中，他也确保自己不会太依赖我。

英国儿童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写道：母性最有意义的功能之一是“情感依托”。他把父母任何一方躯体怀抱婴儿的意义与这个功能相联系。情感依托是指父母稳定的情感怀抱和可靠的相伴，让婴儿感到安全、被保护。家长在心里惦记着婴儿，能够容忍婴儿的情绪，明白她的信号。当婴儿在躯体和情感上感到安全，她感到世界也是安全的，她可以依靠家长，并且相信她的需要会被满足。当情感依托崩塌了，婴儿通常会停止向他人求助，而是转向内在。当婴儿感到被丢下时，她可能感觉会经历威尼科特所说的“永远坠落”（falling forever）。这是情感崩塌的感受，无尽头的坠落。

征学会不向父母寻求安慰和情感依托。我感觉他是通过放弃得到父母的安慰和回应来保护自己。他成了一个没有太多要求的男孩，以及后来的男人。他可以管理自己的情感，直到某天它破裂了，他也垮掉了。

征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知道我们还没谈到他的神经衰弱。我注意到，他又把安慰奶嘴落在扶手椅上了，我在想他这样一直落下它是否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那个被遗忘和被丢掉的？他是否在担心他不在的时候我会不记得他？

*

后一次咨询，征早到了三十分钟。他按门铃时，我还在和另外一位来访者做咨询。

我按蜂鸣器让他进来，猜他是否把咨询的时间记错了。

我意识到自己开始担心他。我设想他坐在那里，在我的等候室，猜测我为什么还不让他进来。我害怕他会下结论，以为我把他给忘了，我想象他努力试着不感到受伤或者不生我的气。

当我终于打开门时，我看到征坐在椅子的边沿玩手机。

“嘿，”他看着我说，“你期待我的到来吗？我没想让你出乎意料。”

“你担心我可能会忘了我们的咨询吗？”我问。

“没有。”他很快回答说，“我只是想，也许我来错时间了，也许你还没准备好见我。我们说的是11：15还是11：45？我猜11：45，对吧？希望我没打扰到你。我的意思是，你刚才和别人在一起。”

征很不舒服地在椅子上挪动，又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我只是想，也许我应该离开，下次再来。”他眼含热泪。“真丢人。”他小声说。

“你以为我没有期待你的到来，你赶忙过来，但是我完全把你给忘了。”我说。想着他用“期待到来”这个词，以及它与怀孕的关系（英文中“期待到来”一词也指期待婴儿的到来）。

“别担心，没关系。”他说，对我也对他自己。“你没有必要期待见我。你是我的咨询师，不是我的母亲。”他肯定地说，保证我们两个都明白他记得这一点。

“但是也许你感到受伤，因为那个时刻我真的像是你的母亲，一个没有期待你的到来的女人。你觉得她可能会拒绝你或者更想和其他人在一起，和她另外的孩子在一起。”

征看上去很严肃。“这有可能。”他说，“你知道，在我衰弱之前，我曾时常这么想，很疯狂。

“晚上我睡觉之前，我曾经反复想，想着我的老板想解雇我，然后聘请其他人。我告诉贝拉我有一个不好的感受，感觉我的老板不想要我。现在回想起来那都不是真的，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当时肯定他曾计划丢下我。”

“丢下你。”我重复他的话，指点他让他想起他听到的关于自己童年的唯一故事。

“你曾以为你的老板想让你离开，或者也许计划丢下你，像你母亲原来那样。”我提示道。

他看着我，有些出神。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就好像我在重复没人想要我的感受，即使到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点头，征继续说：“我跟你保证，我原来多么努力地工作。早晨我第一个到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好员工，但后来我开始觉得他们不喜欢我而且计划丢下我。这些都是从珍妮出生之后开始的。”他停顿下来，我看到他在思考，试图建立连接。

“你在想什么？”我问。

征看着很伤心。他向我解释对他来说被老板赏识有多么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感到被拒绝和情绪化。

“每天早晨我醒来都感到害怕，觉得自己要死了。那很糟糕。但是那天早晨尤其糟糕，真正创伤性的事情发生了。”

征深呼吸。他看起来很犹豫，好像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继续讲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吗？”他问。我知道他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我，而是再一次地问他自己。他没有等我回答。

“我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贝拉。我听到她在哭。

“‘我需要你现在回家，’她哭着说，‘是珍妮。她摔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放下所有事情赶紧跑回家，像疯子一样。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我的脑子里旋转着千百万个念头。我想：‘这一天终于来了。她要死了。’我想：‘我怎么能让它发生呢？我真是个蠢货’。”他看着我说，“别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觉得那都是我的错。但是我一直跑。我听到身后救护车的警笛声，我惊慌了，试着跑得更快，想在救护车到达之前赶到。当我终于到家时，我看到妈妈在地上，珍妮活着，在她怀里。”

我听到他称呼贝拉为妈妈，但没有打断他。

“她哽咽着说：‘我刚才特别特别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珍妮从高脚椅上掉下来，不动了。她甚至都没哭。我以为她死了。’

“我看着珍妮。她看上去还好，但是我无法让自己平静。我坐在地上，在贝拉旁边，感到我的身体在颤抖，好像我对它失去了控制。我哭啊哭，停不下来。从那之后，我停止了正常运转。我下不了床。我整日地哭。我想过自杀。”

征停顿。他看着我重复说：“我觉得那都是我的错。我脑子里的声音说该死的人应该是我，不是她。”

存活下来的人心里会有许多负罪感。我想着征的姐姐珍，以及他希望他的女儿能给她新生，还有这次，想杀掉他自己作为替换。珍妮的摔落是创伤性的，因为它象征他姐姐的事故，还有他自己儿时的创伤——在情感上和躯体上被丢下。虽然他存活下来，但他潜意识里认为事故都是他的错，包括那时的和现在的。

征在经历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处理甚至记得的感受：存活下来的、垮掉的婴儿的悲剧。他的衰弱不仅和姐姐的去世相关；实际上，相关的还有婴儿时期的他与母亲之间持续的被孤立的感受。征成长过程中的感受——但他从不让自己知道——是母体排斥所造成的深度创伤。他潜意识中的焦虑是母亲因为不想要他而丢下了他。这个事实对征来说太具毁灭性，因此他不让自己知道。他的办法是取悦母亲，并且保证他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他很难参与生活，他总会面临自杀的念头并纠结于自己拥有任何事情的权利。女儿的事故让他心里那个备受创伤的孩子被唤醒。他必须接触自己死去的部分，才能开始生活的流程。

征和我明白，他早期童年的经历在他的衰弱中重现了，我们决定回到从前，去发现早期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感受，去体验它，这样征才可以重新融入世界。

*

几个星期过去了，征感觉强健了一些。我们每周二11：45见面，现在他非常准时地到达，有时会迟到一两分钟，但从不早到。他确保是我等他，而不是反过来。

当我开门时，征走进来总会开同样的玩笑：“嘿，你期待我的到来吗？”我俩都知道他指的是敲门可能会引发他的焦虑，担心我会不记得咨询，我会把他忘了，甚至希望他不会出现。

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期待见到征。我知道自己有多想保护他，把他想象成一个婴儿，因为我了解他的过去，以及家长和婴儿早期的交往对孩子之后生活的影响。

二战期间，在汉普斯泰德幼儿园，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是第一个知名的研究员，她发起对婴儿和儿童细致系统的观察。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了解婴儿心智的改革才开始。在1980年代，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N.Stern）把当代婴儿研究带到精神分析领域，改变了许多对儿童发展的旧的假设。他做的最重要的纠正之一是针对1960年代创立的一个主流理论，即婴儿起初有“自闭式的心灵”因此无法与他们周围的世界互动。现行的婴儿研究推翻了这个假设；实际上，婴儿从出生开始就在和他人交流。他们了知所在的环境，对身边人的眼神、声音和停顿，以及面部表情都有反应；他们与他人展开持续的对话。

婴儿和家长之间的互动是当前婴儿研究的重点。视频微观分析是用来研究和记录他们每时每刻交流的一种方式。哥伦比亚大学的比阿特丽斯·贝比研究员邀请家长和婴儿在她的实验室里玩，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们使用两台摄像机——一台拍摄坐在母亲对面婴儿椅上的婴儿，另外一台聚焦在母亲的脸和上半身——它们生成一个家长和婴儿双方的分屏画面。

这个研究关注语言和非语言互动的几个方面，包括他们的眼神如何朝向和远离对方（家长通常会看着他们的婴儿，而婴儿会在看他们和看别处之间交替，这样他们可以调节眼神接触所导致的刺激的强度）。研究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声音，分析他们怎样协调表情和动作。研究员聆听和记录家长和婴儿之间的轮流对话。

观察分屏画面时，贝比指出看护者通常能接收到婴儿的动作、姿势、眼神和表情，并且婴儿对母亲行为的所有细节都有反应。婴儿和他们的看护者共同创造一个节奏。家长看到婴儿微笑时，通常看上去很开心，婴儿哭时家长会担心。当婴儿把头转向旁边时，家长的动作强度会减弱；当婴儿看起来很忧虑时，家长会降低声音；当婴儿继续转向家长时，家长会试着让婴儿兴奋。家长对婴儿说话，之后让婴儿说；婴儿以他们的语言方式回应。他们轮流配合着对方的节奏。

家长和婴儿之间的理想互动并不是指完全同步，或者“完美”匹配和超高反应度。相反地，动态的交流演化包含不协调的时刻和潜在的误解，以及随后的重新协调和修复。

这些研究强调的事实是：分裂是每段关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实际上，1989年杰弗里·科恩（Jeffrey F.Cohn）和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Z.Tronick）指出不完美的互动和不匹配的交流是常态而不是特例。他们表明一个“足够好”的家长70%的时间都和婴儿有轻微的不匹配和不同步，只有30%的时间和婴儿协调一致。他们提出好的关系不是源于完美的契合度，而是成功的修复。家长重新与婴儿合上拍的时刻才是重要的。这是日后信任的基础，家长和婴儿明白他们可以回到能被互相看到和理解的节奏。

五十余年的研究强调婴儿和家长早期的互动关系对将来发展、依恋和心智健康的影响。这些研究推测婴儿在日后的童年期及成人期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都基于早期婴儿对看护人的依恋。比如，许多研究的重点是家长的回应能力，它是安全依恋的关键要素。研究表明，婴儿3个月和9个月大时，较弱的母性回应能力会让婴儿在12个月大时有不安全的依恋，在3岁时会有消极的情绪和攻击性行为，10岁之后会有其他行为问题。

我试着想象征是个婴儿，认识到他成年时的退缩。我试着想象他在他母亲眼里看到的是什么：她的痛苦，她的愤怒，她的负罪感，还有她对他缺失的回应能力。我不知道他对那些即使有时没有直接传达给他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明白自己不知道的有很多，并且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早期的一些经历已经永远尘封了。

*

征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

“昨晚我和杰克聊了一些，我的大哥。”他说，“我告诉他我在做咨询。我对他说小时候的许多事情现在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很奇怪，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从没想过我能跟他说这些事情，并且当他告诉我他已经做咨询几年时我震惊了。‘我们小时候经历了很多，’杰克说，‘尤其是你。’

“‘为什么是我？’我有点困惑。‘你们认识珍，而我不认识。’”

征停顿了一下看着我。

“我的哥哥杰克告诉我在他的咨询中他意识到有两类人：一些人失去了什么，另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我纠结于这个想法，’他说，‘我总会跟我的治疗师说起你，征，和我们其他这些失去了的人不一样，你从未有过。我告诉她：因此征是我们当中最受伤的。’”

“你可以想象这让我有多迷糊，”征说，“我对他说：‘杰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之后他告诉我大概他八岁的时候妈妈发现怀上我了，她很失望、很生气。她不想再要一个孩子，她责备父亲让她怀孕。他们吵了很多，并且有一段时间不说话。”

“‘后来你出生了，然后几个月后珍死了。’杰克说。我觉得背后像被扎了一刀。你和我说的所有事情突然明了了。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要我。”他直视我的双眼说，“我的父母从来都不想要第五个孩子。四个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最后他们也只剩下四个。”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

我被震撼了，但并不意外。通常那些没有被完全邀请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看上去像是游客，可能是随时会走的外人。像征一样，许多这样的来访者都没有连贯的存在感，因此在咨询中让他们创造清晰的早期生活的故事更难。

1929年，在一篇标题为“不受欢迎的婴儿和他的死亡本能”（The Unwelcome Child and His Death-Instinct）的开拓性的论文中，匈牙利精神分析师桑多尔·费伦齐描述了一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他所谓的“家里的不速之客”。费伦齐证明婴儿的不受欢迎和其潜意识中想死的愿望有直接联系。他描写他的有些来访者悲观、多疑、对他人充满不信任，并且有自杀倾向。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们的孕育和出生都不是父母想要的，不管他们后来是否得知。费伦齐描述这些人容易并且愿意死去。

征深吸一口气。“我没事，”他说，“这是不是很好笑？确认给我的是最糟糕的真相，但是我并不觉得糟糕，相反，我觉得更好了。你知道你原来总说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婴儿，现在我有了。也许它不是一个开心的故事，但是它是真的，是我的。”

我知道征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有很多问题要问，有很多需要哀悼，让他气愤，并且需要原谅。

如今，当征走进我的办公室时，他不再问我是否期待他的到来。母亲，他的母亲，不想要他的母亲，已不再被藏掖，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谈论她，而不是重温他和她的关系。征爱他的母亲，但是现在他可以自由地感受那些被她拒绝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而造成的侮辱和羞耻。

能够自由地思考和感受——纵然是最令人困扰的想法和痛苦的情感——可以让人体验到生命力。这个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之前被否认——让征终于可以选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