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暴力循环

下雪的一天，四十五六岁的盖伊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厚重的灰色大衣，点点头，温柔地说：“和你一样，我也不习惯这样的天气。”

我不完全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等着他的解释。

“我出生的城市和你的一样。”他继续说，几乎是悄悄话。

我们换作母语说话，希伯来语，但很快我就明白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一个无邪，另一个危险。

“这样吧，”盖伊慢慢地说，在扶手椅上试着找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什么你选择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而你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精神健康领域？”

“真是奇怪，”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家里没有人是治疗师？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推测？”但我不需要猜测太久，盖伊继续说：“你的一个姊妹是个建筑师，她的孩子看着很可爱。”

他不是推测，我惊恐地意识到，他了解。

“看来你对我略知一二。”我说。我邀请他解释，也许可以坦白我们许多年前确实在特拉维夫见过，或者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推荐他来找我。

盖伊微笑。“我肯定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希望我了解的多。”他说。停顿之后他又说：“希望你在意大利的暑假过得还愉快。”

那个他怎么也知道？我开始焦虑气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来这里？

通常大家开始咨询是因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而不是他们的治疗师——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然而，我的大多数来访者第一次咨询之前已经至少对我有一点了解。他们在谷歌上搜索我，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我的照片、年龄、出生地，还有我的职业从属关系。有的人会挖得更深，了解一些我的私生活，我的音乐背景，以及陆，我生活伴侣的讣告。在我们的数字时代，经典的精神分析的中立状态受到挑战。过去我们作为咨询师的目标是保持客观，保证我们的来访者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了解——甚至包括从办公室的布置方面——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大家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有一些了解，我们探索这些对每一个来访者有怎样独特的意义。

来访者对治疗师掌握的初始信息让他们对治疗师有一些幻想，猜测咨询会是什么样子的。然而，大多数来访者的调查是有限的，这样他们知道的不会比他们想知道或者能应付的更多。我猜测那些对我的网上档案有消极看法的人不会联系我，我肯定一些来访者对我私生活的了解比他们告诉我的更多，甚至比我让自己意识到的更多。但是大部分来访者不会提及他们的网络调查，尤其不会在第一次咨询时提起，他们来时希望也害怕被我了解。

盖伊带来的是不同的关系。我明白他需要我感到他已经入侵了我的私人生活。

“你担心吗？”他问，“我不知道，但看上去你不高兴我这样调查你。”

“你觉得我会开心吗？”我问。

他耸肩。“我不是要跟踪你或怎么样，我希望你明白，”他说，“我只是需要搞清楚。这年头，谁知道呢，怪人到处都是。我想要确认你不是疯子之类的。我有点喜欢你父亲出生在伊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我看着他想：为什么他想让我觉得这么不舒服？专业层面的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但我感到无力，无法清晰思考。我提醒自己盖伊肯定想要并且需要我这样感受：不安全，甚至害怕。他需要让我觉得至少和他走进我办公室时一样的害怕，或者和他每天生活中所感到的一样的警惕。

我不知道盖伊害怕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现在我还没得到他的允许去探索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被邀请进入他的世界，相反地，他邀请自己进入了我的世界。

让治疗师困惑于强烈的感受，激发他们的恐惧，甚至表达强烈的性欲幻想都是防御手段，为了让治疗师无法思考，因此无法了解来访者的任何真相。

如果我可以思考，可以把事情拼凑起来，建立连接，发现他真正是谁，会怎么样。我，或者他，可能会发现什么，让盖伊这么绝望地需要隐藏。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在他的论文《攻击连接》（Attacks on Linking）中写到人们用许多途径试图避免知道任何对他们来说太难以忍受的事情，逃避他们生活中痛苦的真相。在咨询中，他们潜意识地攻击精神分析师工作的能力。相比投入在建立连接和意义上，他们也可能倾向于确保连接无法建立——想法和感受之间的连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接，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连接。断开取代了连接，这样来访者可以逃离发现自我的痛苦。

盖伊来咨询时感觉过于暴露，他一定要投射出去——把那个感受灌输给我。现在我是那个害怕被危险的陌生人入侵的人。

“你真的非常努力地调查了所有关于我的事情。”我终于说出来。

盖伊又微笑。“这对我并不难。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付钱给几个人，他们给我我需要的所有信息。”

“你不会和一个你不完全了解的人开始咨询，”我留意到，“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果这次咨询之后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对我的了解更多，会怎么样？”

盖伊看上去很失望。“你什么意思？”他说，“你对我的了解已经比我预想的多了。”他深吸一口气。“也许这很奇怪，但我觉得你了解我。”

我们安静地看着对方，然后他看了一眼他的手表。“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了。”他说着起身，抓起他的大衣。“真是不可思议，”他咕哝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握着门把手，离开之前又转身看着我，温柔地说：“现在你了解我了，你觉得我适合咨询吗？”

我还没来得及说任何话，盖伊就离开了，我意识到我们还没有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没有盖伊的消息。坦率来讲，我心里一部分是解脱的。我意识到，自从我们上一次咨询后，我有些焦躁，我试着了解为什么。我发现自己走路的时候会想起盖伊，会四周环顾，保证没有可疑的人在跟踪我。打电话时，我迅速闪现的想法是他可能在监听。我有在谷歌上搜索他名字的冲动，以对他有更多了解。“也许他是罪犯或者什么秘密侦探。”我想。“再说，”我又听到自己重复他的话，“这年头，谁知道呢，怪人到处都是。”

我能明白我的想法，提醒自己多疑的思考本身是会传染的。人们可以用强大的、不可预见的方式没有意识地唤起对方的恐惧。这种潜意识的能量是阴谋论和恐惧能那么容易传播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领导人可以容易地指向敌人让人民恐惧，承诺可以保护和拯救他们。

“盖伊是对的，”我想，“在那一次咨询中，我真的对他的内在世界有一些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他感到有多受威胁。”

随着一天天过去，我对自己的这些感受越发感兴趣。当盖伊又联系我的时候，我建议只再见一次，然后我们决定是否开始做咨询。

三月很冷的一天，盖伊第二次来到我的办公室。他问候我，并坚持穿着大衣。

“外面很疯狂，”他说，指着窗户，“什么鬼！我告诉你，气候变化很快会杀死我们。”

“是的，很可怕。”我说。

“不只可怕，”他回答说，“这是个灾难。已经失去控制了，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要死了。”

我的许多来访者都会谈及气候变化，但是盖伊听着有些不同。他的恐惧感觉很迫切，好像他正在挣扎着存活。

他坐下。

“我们自作自受。我们自掘坟墓。”他归纳说。“实际上，”他听起来很气愤，“是他们。他们他妈的搞成这样。”

“他们？”我问。

盖伊直视我的双眼。“是他们的错。”他说，“几代人都不顾及这个星球。我们的父母，祖父母，祖祖父母。他们用双手创造了这个灾难，现在只能我们来解决。一团糟。问题是我们根本解决不了。”

和盖伊一样，我也觉得这个情况让人不安和担忧。但我知道，即便我们都同意这点，一个人的措辞总和他的个人历史相关，政治性的和个人的交叉在一起。我听着盖伊的话，试着明白他在告诉我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的恐惧和痛苦的什么东西。

“前几代人造成的破坏，给我们带来的艰难——你对这些有了解。”我说。

“当然。”他回答，但是没有展开。

盖伊传达给我的是他无法依靠或依赖任何人，养育他的人不可能，任何之后的人也不可能。他在我的办公室寻求帮助，但是担心我不可信。我看着他穿着厚重的灰色大衣坐在那里。他往后靠着沙发，他的眼睛环视四周，搜索这个房间。

“你真的读了所有这些书吗？”他问，但是没有等待答案。他又指着我椅子后面墙上的那幅画，一幅大的抽象油画。

“有意思，”他说，“画家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盖伊指的那幅画，是办公室里唯一一幅我自己画的画，过去这15年一直挂在那里。

“那些狗，”他说，指着白色和黄色的模糊的轮廓，“它们在逃跑，你不觉得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

“他们和我一样，”他笑着说，“逃跑。”

“你在逃离什么？”我问。

“我只是开玩笑，”他回答，“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在逃跑。你住在纽约。我住在纽约。这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在这里。这个城市里充满了逃离各种事情的雄心勃勃的幸存者。每个在这里的人都有什么想逃避的。”

盖伊脱掉大衣。

“这里还算舒服，”他说，“不太冷也不太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冬天人们把他们的公寓里搞得很热，让人觉得可能要死。但是你做得很好。这里刚刚好。”

盖伊觉得不那么受威胁，表达他对我的希望，觉得我会做得好，适合他。他再次使用“投射”，这是把威胁性的想法和感受放在自己之外的一种防御机制。通过投射，我们否认激起焦虑的感受，反而把他们转给他人。为了消除气愤和悲伤这样让人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往往会投射给其他人。当一个人气愤时，她会把这样的感受归于他人，并且确信是别人在生她的气，实际上她感到的是自己的气愤。我记得盖伊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时，他让我充满了恐惧感和被侵入感，那是他灌输给我的感受，因此他很有效地传达了自己感受到的危险。

类似的，偏执的思维方式通常被理解为将攻击性投射到他人身上。我们的攻击性冲动让我们焦虑，为了感觉好一点，我们通常试着用善意过度补偿，或者把这些感受投射给他人。偏执的想法是我们对攻击性感受的结果，我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感受，需要通过转给另外一个人来驱除它们。我们甩手和投射给他人的攻击性越多，就会越发对那些人感到害怕。

盖伊感到过于焦虑，无法讨论他自己的感受，因此他转而谈及他周边的世界，把他的感受放在他自己之外。他踌躇于脱掉大衣，因为那会让他感到太暴露，太脆弱。他要确保创造一个不连贯的故事，我感觉他的微笑背后有秘密。

“你为什么来这里，盖伊？”我终于有勇气问道。

盖伊沉默了好一会儿。

“因为我来自精神疾病，”他说，“我可能也有精神病。”

我还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看出他已经在向我迈进一步，向一个新的未来迈进。

盖伊看了看表，然后穿上大衣。

“今天这样差不多了。”他说，我注意到他又是结束咨询的一方。“我下周再来见你。”他离开时说。

*

到了夏初，盖伊和我咨询已经有几个月了。现在我们互相都感觉更自在，我学会欣赏盖伊愤世嫉俗的幽默感，并尊重他的方式和他的节奏。盖伊通常需要避免直接的对话；他把他的感受合理化、理性化，并且总是泛泛而谈。虽然我知道他对许多话题的看法，但他很少告诉我他的过去或他的家庭。

每周一晚上，我等待盖伊的到来。他从不迟到。现在，在他咨询开始前五分钟，我听到门铃响了。我还没来得及接听，它再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我开门，盖伊冲进来，即刻在身后把门关上。

“你怎么知道谁在门口？”他问，还站在门边，“你怎么知道是我在按门铃，而不是什么随便的人想闯进来？”他听上去很焦虑。

“你担心？”我说，盖伊没有回答。

我们两个都坐下。我注意到他没有带平时带的背包。他还没去上班，我推测。

“你的门房看着不怎么靠谱，他有点犯困。”盖伊说，我听到他叹了口气，“今天我有陪审义务，真是很长的一天。”

“是什么让你今天想到我的安全？”我问。

“我不知道。我从地铁站走到这里，在楼下看到一个人。他看着很奇怪。他看上去很暴力，是他眼神里的什么东西。”盖伊指着窗户。“他就在这里，在街上，你的楼门口，”他说，“我突然想到这个男人可能会进到楼里，摁你的门铃，你会按蜂鸣器让他进来，以为他是我。你怎么能知道呢？”

盖伊过度警觉，总是侦查身边的行动，预估威胁和危险。这样的感官敏感度往往是早期创伤的结果。高度警觉的目的是预测和防止危险，我对盖伊了解越多，就越发现他私底下隐藏着一个害怕的小男孩。那个男孩很恐惧：如果我打开门，以为是他，但另外一个男人出现然后伤害我，那怎么办？这个威胁来自外在和内在——外面的男人是危险的，盖伊也担心他会把危险带到我的办公室。他感到凶残的他人的威胁，我知道这里也有他自己潜意识的攻击性，他害怕它可能会溜进这个房间。外部的攻击性和他自己内在的攻击性搅和着、混淆着。如果孩子很小就遭遇暴力，就总是会这个样子。

盖伊看上去不堪承受。我好奇他的童年，为什么他今天看上去特别像是被早期的创伤激活了。

“陪审义务中发生的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安全吗？”我问。

“完全没有，”他回答说，“今天的案子是一个父亲把他女儿的胳膊打断了。警察介入了，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那个男人的前妻，得到了针对他的保护令。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法庭上。她们还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那个男人已经无法再伤害她了。”盖伊看着我然后继续说：“那个女儿十六岁，她把自己的故事都发在社交媒体上，说她的父亲有多糟糕。这感觉不对。太乱了。”他最后说：“我真是不走运。你能相信我今天要处理的是这个案子吗？”

“很创伤。”我说。

盖伊看着很困惑。“有点，”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那个男人是个混蛋，这是肯定的，但他是个坏人吗？他是他女儿描述的魔鬼吗？我不觉得。”他停下来看着窗外。

“你刚才在想什么？”当他又转过来看我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确定该怎么想这件事。我脑子里有噪声。我希望我能停止思考——我的意思是，显然她那么恨她的父亲，我对他感到遗憾。”他继续说：“她在Instagram上写着：希望他死。我猜我能明白这个。我曾经也希望我父亲死。”

“是这样。”我说，小心地踏进他的童年。

虽然大部分孩子都害怕失去父母，但我往往听到来访者描述小的时候他们希望父母死。家长是孩子赖以生存的依靠；那样的愿望会出现，通常是因为家长已经威胁到孩子的身体或情感。这个愿望可以让孩子感到不那么无助，他想象他可以让家长消失。它表达孩子的悲伤和愤怒——两种互相融合和混淆的感情。孩子感到既无助又气愤难忍，他无法处理。被虐待的儿童通常很难调节他们的攻击性，因为在他们的家庭里，愤怒以失控的形式表现出来。爱和恨交织，你爱的人也是你恨的人。

我注意到盖伊的情感开始翻涌。他需要休息一下。

“太恶心了，”盖伊说，“我气炸了。”他突然站起来：“抱歉，我需要用卫生间。我马上回来。”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微笑着。“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说要炸了然后得去小便？”他开玩笑道，“你看我知道怎么给自己做咨询。”

他传达的意思是我教会了他什么，但他也不依赖我，他自己能行。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他唯一感到安全的方式，他需要确保他在我们的咨询中也可以掌控。我又意识到是盖伊，而不是我，结束每次的咨询。当他感到不堪承受时，相比转向我寻求安慰，他选择撤退。

“我需要自己待一会儿，平静下来。”他说。我知道陪审义务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唤醒了他的儿童创伤。“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在洗手间待好几个小时。每次父亲一生气，就把我和哥哥锁在里面，他总会那样。他把我们锁好几个小时，我学会了坐在地上等。我默默想，我恨这个人。我希望他死。”

盖伊不看我。“你知道吗？”他说，“有时，当我的朋友来我家，我们发出点声音，我会听到他突然喊我的名字。我知道他又生气了，会再把我锁在卫生间里。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做他叫我做的，否则他就会在我朋友面前吼我打我。他把我锁起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我的房间里等我，不知道我消失去哪里了。太丢人了。”

盖伊第一次对我讲他的童年。他的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我默默地听着。

他讲话时，我慢慢注意到我的身体开始感到疼痛，我有一种想在椅子上换个姿势的冲动。我看着盖伊也在他的椅子上不舒服地扭动，不明白我们双方在各自的身体里感受到的是什么。

“所以你才想逃跑。”我说，想起他对我画中模糊轮廓的解读，“你想逃跑的愿望其实是一种希望。”

盖伊点头。“作为孩子，我当时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人可以投奔。”他安静地说。他解释说他的母亲害怕父亲，无法保护他和他的哥哥。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象有一天我可以逃离所有，在另外一个国家找到一个新家。我可以逃到一个没人能找到我的地方。”他继续说，“和我那个看上去总是特别害怕的母亲一样，我学会了隐藏，安静，确保我是隐形的。”盖伊直视我的双眼。“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解释，”他说，“我父亲是一个很病态的人。你不得不理解，那不是他的错。他就是那样成长的，他的父母、祖父母就是那样成长的。他不懂其他的任何方式，他相信那是正确的养育孩子的方式。我不生他的气。”

我听得出来盖伊的矛盾。他陷于认同他的父亲与想和他不同的两难中。他不想生气，因为愤怒让他太像他的父亲。但是区别于法庭上的那个女儿，他对那位父亲更感到同情。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对攻击者的认同”是儿童面对虐待时使用的防御机制。受害者不只是觉得受威胁和无助，还试着通过接受施虐者的思想和行为来解读和控制现实。通过模仿施虐者，孩子把被动转化为行动，与其只是做个受害者，不如也成为伤害他人和/或他自己的人。这些孩子在认同他们父母的同时，内心深信父母的愤怒和惩罚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毫无意外地，像盖伊的父亲一样，许多暴力的父母曾经也是被虐的孩子。盖伊不只感到气愤；他还在试图明白周边的世界，判断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未被处理的伤害让这个代际循环继续。每一代都认同上一代，盖伊到了一个这些代际矛盾不得不浮现的阶段。在对过去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之间，在与他祖辈的连接和发展新的别样关系的机会之间，他感到被撕裂。像他儿时一样，他又被囚禁了，但这次是他自己把自己锁起来。

疗愈——打破伤害的循环——通常也充满了对可能的变化的抗拒。这个可能性强调努力争取未来自由的部分和与过去前几代连接的部分之间的冲突。疗愈是一个充满矛盾、负罪感和羞耻感的过程。在这个让我们通往自由的痛苦的过程中，它让过去的鬼魂重现，挑战我们内在的自我认同。

盖伊停下来看了一眼他的表。“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个了，”他说，“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他开始收起旁边桌上他的东西。他拿着钥匙看着我说：“加利，最后我还是拯救了自己。我在纽约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了。我能逃出来。”

我知道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处理所有这些浮现出来的感受。为了试图生存，盖伊搬到纽约，但是他的过去追着他——一如既往。

他把钥匙放回桌上。“我们还有五分钟，”他说，“明天我还要再去履行陪审义务。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开始大笑。“我只是开玩笑。我不想让你被迫听那个女孩描述她的童年。真是残酷。”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咨询很残酷，”我说，“我推测你一直都想有一个可以和你一起保护你的母亲，让你觉得安全，帮你勇敢。”

他再一次看表。“我们时间到了。也许这周我应该再来一次。”他说。向他的痛苦又迈进一步，而不是远离。他是勇敢的，我想。

我们计划周四再见。

*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盖伊和我在一个大城堡里。我们两个都戴着矿工帽，两人都拿着手电沿着楼梯走向地下室。显然我们在寻找什么。

“我带你来这里救我的哥哥，”盖伊说，“他被囚禁了。”

城堡很暗，我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盖伊说他很害怕。“咱们逃跑吧，这里全是鬼。”他说。

“我们要勇敢。”我听到自己说，对他或是对我自己。

过去的鬼魂控制盖伊的生活。我知道他和我处在一个过程中，重温他的创伤，聆听他曾经的那个小男孩，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生活而逃跑，丢下的那个小男孩。现在我们需要用手电照亮所有丢在他生命的地下室里的东西，所有让他停滞不前、阻碍他生活和真正去爱的东西。

周四那天很温暖，盖伊微笑着走进来。

“你看到今天和周一的天气有多不一样吗？我告诉你，生活有多么无法预期。我的心情也变了。很抱歉周一的时候我那么情绪化。”他看着我，然后突然大笑。“你脸上的表情真是好玩，”他说，“我打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继续说，他的语气调侃又温柔，“你在想：‘你道什么歉，傻小子？’”

我微笑，知道我对他怀有的母性情愫，也意识到他从我的脸上看出来了。他是对的，我在想他在道什么歉。

“星期一的时候，你让你曾经的那个男孩发声了，”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男孩。他敏感，脆弱，备受创伤。”

“他被囚禁了。”盖伊的话让我意外，他变出了我梦里的画面。“我今天等不及来这里。我想告诉你我做了一件大事。”他停顿，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星期二在法庭上我投了那个父亲有罪。”他听上去很骄傲。“我直视他的眼睛，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没有感到恐惧。我想起了你，然后对自己说：‘你知道吗？感到糟糕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他。’”

我们沉默坐着。我知道对他来说反对他的父亲有多难，让他记起自己的童年，保护他曾经的那个受伤的孩子有多痛苦。盖伊想“带”我去法庭，因为他从未有过一个能够为他辩护的家长，因此，他担心他无法为自己辩护。

盖伊打破沉默说：“我想到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怎样藏在房间里，试着不出任何声音，甚至都不呼吸，这样我的父亲就不会注意到我。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尴尬。我曾经恨自己像母亲那样懦弱，不能保护自己，像父亲那样感到气愤。当我藏起来而哥哥拉姆成为父亲的主要目标时，我感到羞耻。”盖伊停下来看了一眼表。“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他说。

“你知道吗？昨晚，从法院回来之后，我有一个想法。我意识到拉姆——我的哥哥——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儿。”

“何以见得？”我问。

“和她一样，他还击，他不害怕。我从边上看着他，嫉妒他那么勇敢；但我也觉得有负罪感，因为我父亲打的是他，因为我可以藏起来。后来有一天，当拉姆大概十四岁的时候，和我父亲差不多高，他放学后带了一个女孩回家，我父亲很生气，当着她的面打他。我通常会道歉，拉姆非但没有道歉，而且慢慢走向他。他把手指放在父亲的额头上气愤地低声说：‘你，如果你再碰我一次，我就杀了你。你听见了吗？’父亲退后一步，拉姆也走开了。我想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打他。我记得母亲和我也走开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如何交换了角色，我哥哥成了攻击者。我记得我突然为我父亲感到生气。我几乎想帮他。这他妈多荒谬！”盖伊的音量提高了。“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抱歉，我必须得离开。我只能那样。”他生气地说。

“你抱歉什么？”我问。

“你什么意思？”

“你刚才又说了一遍‘抱歉’。”

“是吗？”盖伊怔怔地看着我，“我猜我说了吧。我猜我觉得有什么需要道歉，是吧？也许我觉得那样离开把他们所有人都丢下不好。一家子病态的人。我救了自己，但他们怎么办？”

我们对我们所依恋之人的忠诚，让我们的一部分与他们同在，即使在我们离别之后。我们的父母往往会住在我们心里，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准许。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第一段关系，我们之后的关系，也只存在于和他们的对比之中。

盖伊不得不搬走，但是他还纠结于离开与存在的负罪感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从他身上更多了解到，他还无法在纽约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家，或者有亲密关系。他不确定他是否能够爱或者相信别人，并且他笃定不能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所爱的人远离他继承的残暴和伤害。独处似乎是最好的藏身办法；毕竟，隐藏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在我们第一次咨询中，盖伊藏在他的灰色冬大衣里，他告诉我他调查过我，好奇我曾经是谁以及我离开的那些人。他质疑咨询是否适合他：他是否能有一段诚恳的关系，让他在感到被理解的同时不感到过于脆弱或者受威胁？他是否能够治愈自己那个曾经被伤害的男孩，同时不感到耻辱和羞愧？他还能恋爱和被爱吗？

盖伊开始咨询一年之后，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走进我的办公室，点头，轻轻地说：“我想我正在适应这样的天气。”

他脱掉大衣微笑。我们都意识到有些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