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愁苦的滋味

我对来访者的秘密感到猝不及防是很少见的，但我没有预料到伊莎贝拉死后所发现的事情。

我从没见过伊莎贝拉。她是我的来访者娜奥米最好的朋友。

作为治疗师，我们觉得认识来访者的朋友、爱人和家人并不稀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远处陪伴这些人，好像他们是我们喜爱的书里的人物。我们永远不会见到他们，但是对他们有亲密的了解，并且对他们有感情。我们对来访者生活里的人物有依恋，我们追着他们的故事，我们看他们随我们的来访者改变，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或者有的时候看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

娜奥米和我一起做咨询已经三年了，因此我也开始认识伊莎贝拉，娜奥米从儿时开始最好的朋友。她们两个都是独生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来她们像是姐妹。

娜奥米从旁边桌子的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她在颤抖。她告诉我伊莎贝拉被诊断出卵巢癌，医生还不知道有多严重，或者是否可以治愈。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

伊莎贝拉几个月前才刚生产过。她一直想要一个大家庭，当她知道自己携带乳腺癌1号基因（BRCA1）时，她和丈夫决定赶快再要一个孩子。之后她再做她认为可以拯救她生命的手术——双乳房切除手术。

“现在太晚了。”娜奥米安静地说，马上又说，“但是伊莎贝拉很勇敢。如果有人能行，她也能行。”

我意识到娜奥米的自我安慰，她在把伊莎贝拉理想化。

娜奥米和伊莎贝拉九岁就认识了，在她们一起长大的小镇上的一个课外音乐剧组里。

“伊莎贝拉是那种你不可能看不到的女孩。”娜奥米在最初咨询时就告诉我，“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很漂亮，并且表现得似乎知道自己有天赋、有魅力，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我们所有人都想亲近她，做她的朋友，希望成为她。”

四年级时，音乐剧组表演《阿拉丁》（Aladdin），伊莎贝拉被安排演主角茉莉公主。

“没有人感到意外，”娜奥米说，感觉好笑但也有点生气，“伊莎贝拉不仅有天赋；即使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像茉莉公主一样，是一个相信爱，与非正义做斗争的公主。我们所有人都嫉妒她可以自由表达她的见解；她不害怕大人，也不屈从权威。”

伊莎贝拉拒绝接受那个主角。她勇敢地对导演说让她演茉莉公主不公平，因为她是新同学，主角应该由在那里参与时间更长的孩子出演。

“她不害怕。”娜奥米又说。我知道她看不出来伊莎贝拉藏在拒绝主角行为背后的恐惧。和伊莎贝拉相比，想到她自己的生活，娜奥米只能看到她朋友的果敢。她感到无力，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

在娜奥米的生活里，谁是主角并不总是清晰。有时感觉她好像把这个角色给她的母亲，有时给伊莎贝拉，她默然地接受做配角。当谈到童年时，娜奥米描述她的父母是一对绝配，她的母亲善良、迷人、漂亮、体贴。往往会感到她似乎被丢在外面观察父母之间的爱。她崇拜她的母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关系。娜奥米也试着和她理想化的伊莎贝拉一起演绎那种关系的童年版。

娜奥米决定开始咨询是因为她觉得不幸福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第一次做咨询时她描述自己长在一个充满爱的、稳定的家庭，她跟我讲伊莎贝拉——和娜奥米不同——是在一个动荡的家庭由单身母亲带大的。她告诉我伊莎贝拉是总会寻找答案的那个人，而她娜奥米，甚至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她在寻找什么，而她也不知道是什么。

即使在娜奥米的治疗中，有时伊莎贝拉也变得比娜奥米还重要。在我写娜奥米的故事时，伊莎贝拉的故事经常又一次占据主导。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把我们带到娜奥米秘密挣扎的核心，她挣扎于了解与被了解，自卑和竞争性。娜奥米和我想知道我们究竟认识谁，知道什么，隐藏的途径有哪些。

*

“我昨晚没睡。”后一次咨询一开始时娜奥米就说。她看上去很忧虑。“伊莎贝拉昨晚很晚打电话给我，很冷静客观地说要我尽快去找她。她说她需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娜奥米停顿一下然后对我说：“我们的关系一直那么近，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秘密。这让我担心。她想告诉我什么？”

我们沉默地坐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在飞速运转。

“我明天见她。”娜奥米说，试着减轻自己的恐惧，“应该还好。我感到荣幸，伊莎贝拉想和我分享她的秘密。”她微笑着，又说：“你知道我一直是帮她保守秘密的人吗？”

高中时伊莎贝拉大部分的日夜都是在娜奥米家度过的。有时她会告诉她的母亲她在娜奥米家，但实际上她在男朋友山姆家。娜奥米很开心做伊莎贝拉不在场的证人。毕竟，伊莎贝拉不仅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他们年级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她是学生会代表，她是排球队成员，她在学校的乐团唱歌、弹吉他，她在任何人都不懂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化妆，她是所有男孩最爱的那个。

山姆是伊莎贝拉的第一个男朋友。她们高中一年级时，伊莎贝拉告诉娜奥米说她爱上山姆了，他是一个受欢迎的男生，是校篮球队的队长。他们第一次接吻之后，伊莎贝拉跑到娜奥米家告诉她；一天之后她又给娜奥米看山姆给她写的纸条。“我无法停止想念你。”他用一颗心代表他的名字，她们两人都很兴奋。

伊莎贝拉和山姆交往了几年。他是第一次和她发生性关系的男生，她把那个秘密也告诉了娜奥米，她最好的朋友。他们高中毕业后，伊莎贝拉和山姆分手，进了不同的大学。

她们二十几岁的时候，伊莎贝拉一个接着一个地交男朋友，她总有激情的恋爱，娜奥米也关注着，总会有点嫉妒。当伊莎贝拉把她的男朋友看得比娜奥米重要，娜奥米也会稍稍感到被背叛。娜奥米希望像伊莎贝拉那样被爱，但是相反——与她和她的母亲之间的关系一样——她成了别人恋爱的见证人。

一天，在她们都二十几岁的时候，娜奥米在街上碰到了山姆。她马上给伊莎贝拉打电话，问她是否可以准许她和山姆约会。伊莎贝拉表示不介意，她当时爱着另外一个男孩；她向娜奥米表达了祝福。几年之后，伊莎贝拉是娜奥米和山姆婚礼上的伴娘。

现在，三十八九岁的时候，娜奥米回过头看，试图了解自己为什么不开心。我听她展开她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她和伊莎贝拉的友谊，她和山姆的婚姻。

“我缺什么呢？”娜奥米又问，听上去很绝望。我们俩都很清楚，她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不知道她的生活以及她身边的人的真相。

“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她抱歉地说，“但生命短暂。”我知道娜奥米在指伊莎贝拉的病情，让她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她感到害怕和失望。

“表面上看，我拥有所有我想要的，我爱我的家人，但我感到特别失败，好像生活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现在伊莎贝拉病了，让我气愤。”娜奥米提高了音量。

“有时我觉得我不了解任何人，即使是伊莎贝拉。我感到自己被背叛，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白娜奥米的意思。娜奥米对伊莎贝拉、她自己的童年以及她完美母亲的一些看法，有时让我也觉得不真实。她把自己身边的世界理想化以保护自己，这样，她就看不到事情真正的样子。她不仅仅是不了解其他人，她也害怕了解她自己。

理想化是一种防御机制，让人们对事情或人物抱有幻想，觉得他们是完美的，甚至比现实更好。它基于对好与坏的分割，是孩子用来组织一个安全可测的世界的方式。当我们长大，变得不那么脆弱，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把世界看得更复杂，我们不需要去把人和事理想化或贬低它。作为成年人，有时我们会用理想化来假装事情是完美的，人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消极的感受或矛盾。

“我总想像母亲那样。我想成为的样子就是她的样子。”娜奥米看着我，有点尴尬地说，“但是我做不到。”

我意识到这些感觉和娜奥米对伊莎贝拉的感觉有多么相似。在她理想化这两个女人的过程当中，她分割出好坏，把她们看成所有都好，把自己看成失败。这样她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远离对她们和自己的真正感受。娜奥米不能让自己知道她对她们感到多么矛盾，她有多么嫉妒、多么生气。相反，她把这些消极的情绪转给自己。

“她一直都比我更好。她漂亮、聪明、有天赋，我就是我自己。我知道这很幼稚，但我想指着妈妈说：‘这不公平，这不是你承诺给我的。’”娜奥米深吸一口气之后很厌烦地说，“我的父母相爱，他们是完美的一对。那不就意味着我在自己的婚姻里也要开心吗？不就该是这样吗？”

我停下来想我是否应该明说。“听上去你感到自卑，也许甚至感到自己不值得，跟你的母亲相比。”

娜奥米看起来很好奇，似乎我的话迫使她重新盘算所有事情。我继续说：“虽然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浪漫生活的模板，但通常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才是会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重复的。”

娜奥米愣住了，我担心也许我说出了禁忌——显而易见的但不允许被讲出的。

“不值得，”她重复我的话，“我记得大概十岁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我不相信他们会像爱对方那样爱我。”娜奥米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我母亲特别失望。她说我不应该那样讲，说他们当然爱我，说有一天等我长大了，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爱情。”娜奥米停下来看着我。“但我一直都没有，”她说，“山姆爱我，但是他从未像爱伊莎贝拉那样爱我。她是他的初恋。”

娜奥米试着收住她的眼泪。她不想哭，但是控制不住。“我希望你明白我有多爱伊莎贝拉，”她说，“我觉得被摧毁了。现在我这样比较我们两个让我觉得很糟糕，她病得那么严重。”

伊莎贝拉在和她的生命作战，而娜奥米在试着明白她的生活。伊莎贝拉的病情迫使娜奥米面对我们的客观存在中不堪忍受的局限：没有什么总是好的或永远持续的，我们都有瑕疵、脆弱，不好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即使是那些我们理想化的人。

娜奥米离开之前希望次日再见面，我们安排在她和伊莎贝拉早餐之后做咨询。

娜奥米走后，我心情沉重。

*

第二天，娜奥米一进来就把自己扔在沙发上。她的眼睛红了，不说话，只是叹气。

消息很不好。

“太残酷了，”娜奥米终于说，“伊莎贝拉要死了。”她泪流满面。

我的脑子里跑出许多问题，但是我保持冷静。

“伊莎贝拉给我几个包裹，里面都是她死后要分别给她四个孩子的东西，”娜奥米悄声说，“那是她的秘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些包裹。”

“太痛心了。”我说。娜奥米跟我讲起那些包裹。

“这一切的开始是因为伊莎贝拉曾读到一个女人，当知道自己要去世之后，她给家里人准备好了几年的晚餐。那个女人连续几个星期天天做饭，”她说，“她把那些饭装在盒子里，并且标好日期，放在一个大冰柜里。”

娜奥米深吸了一口气。“伊莎贝拉说她后悔自己从来都不是个好厨师。‘你能相信我可能会逼他们好几年都吃我做的饭吗？’她玩笑着说。我假装那很好笑。”

她们一起笑，伊莎贝拉告诉娜奥米，她想给孩子们留下一些东西，信和礼物，给那些她会错过的重要事件。她们都知道和她读到的那个母亲一样，伊莎贝拉无法想象和她的孩子们分开。

娜奥米没有看我。“许多人都从癌症中恢复过来，也许她也会是其中的一个。”她说。我意识到她是在试着自我安慰，把事情想明白，以感到不那么无助。

她继续说：“‘别去想那些了’，我对伊莎贝拉说，‘你会开始一个新的实验疗法。还有希望，’我尽可能地紧握她的手，‘伊兹，你是个战士。还没结束呢。’

“伊莎贝拉没有回答。我能看出她有点烦，但是她一直保持沉默，只是给我四个大大的蓝色的盒子。她让我读她所有的指示，保证我明白怎样处理。

“‘在你8岁生日时打开。’她在一个大方形信封里给女儿写道。另外一个写道：‘第一天上学时打开。’

“这些都是为生日和毕业准备的祝福的卡片、礼物和信件。她给每个女孩一本关于青春期的书，我们十二岁时曾经一起读同样的书。太痛苦了，到了一个阶段我停下来无法继续。‘伊兹，为什么？’我想问。但是她很坚定。我知道我应该做她要我做的；如果她能撑住，我也应该能撑住。”

娜奥米和我沉默地坐着。没有什么真正的途径能逃避痛苦，语言无法描述。

“我离开她家前，伊莎贝拉看起来焦躁不安。我感觉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但是说不出来，我也得承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想知道。那已经够多的了。”娜奥米摇了摇头。“我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朋友，”她说，“伊莎贝拉需要我跟她一起想象和她的孩子们告别时的情景，知道她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她们了。她需要我知道她们以后会需要她而她将无法陪伴她们。我就是做不到。我希望我能把我自私的痛苦放在一边帮助她。我希望我有勇气问她还想告诉我什么。”

*

娜奥米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庆幸她是我今晚最后一个来访者。回家的路上，我听着城市里熟悉的嗡鸣声，像是我办公室里的白噪声机，在我自己一个人时帮我做白日梦。

曼哈顿的包厘街从来都不祥和，它繁忙的节奏让我的思绪可以自在游走。我感到强烈的愿望，想冲回家抱我自己的孩子，紧抱他们不放手。我记得他们还是婴儿时的感受，我曾经怎样赶回家，想象我们的团聚——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味道。

相反，我选择漫步。我漫无目的地游走于包厘街区，在我每天通往家和办公室同样的路上来回走，我哭着。我为伊莎贝拉哭，我为她幼小的孩子哭。我为娜奥米哭，我为娜奥米不知道的我的生活哭：我的生活伴侣，陆，患有膀胱癌，正在和他的生命抗争。

我走在街上，想着来访者的痛苦，我自己的痛苦，还不知道伊莎贝拉会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快地死去，并且不久之后，在一个寒冷的二月早晨，我也会失去陆。

我发现自己正盯着一群年轻人在一间新潮餐厅外面等座位。我曾是他们那样的日子似乎十分久远。我看着他们期待的样子，看到的只有纯洁、无邪和稚嫩。他们看着都那么开心，那么魅力四射，好像他们从未失去过任何人，从未体验过重挫，或意识到癌症可能就在拐角处等着，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拥有的一切。

分割，这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原始防御机制又一次出现，在感到毁灭的时刻，把世界分割成好的和坏的，那些承受痛苦的和我们觉得不知道痛苦的。我们惊讶嫉妒地看着他们——那些健康人，我们想象中不知愁苦滋味的人。

对于娜奥米来说，我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她需要把我看作免疫的、无法摧毁的、活在现实规律之外的人，因为现实中的人只有灾难幸存者或者未来的灾难幸存者。认为我足够坚强、能够和她在一起对她是有帮助的，但是这样以为我没有痛苦也让她再次感到孤独；与理想化的他人建立连接，让她感觉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

“我觉得特别孤独。”她说。我知道她的感受，在生活的情感之旅中，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另外一个人见证和陪伴我们，另外一个可以接受我们的想法并和我们共同处理的人。我们需要被理解。

娜奥米儿时的痛苦没有得到认可，因此她不明白，只能否认它。父母为孩子提供的情感依托包括在他们生活中陪伴，定义他们的感受，帮他们忍受生活中随之而来的强烈的情感。现在，娜奥米接触到她的孤独，纠结于是否能够相信我可以理解她，明白她担心知道太多关于自己和伊莎贝拉的痛苦。

只有当我们处理自己的痛苦时，我们才能提供一个可以互相表达脆弱和诚挚情感的真实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肯定他人，而不是试着更通透，去修复或者提供乐观的建议。我们可以陪伴，聆听，承受他人痛苦的同时也承受我们自己的痛苦。

在伊莎贝拉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娜奥米和伊莎贝拉的家人坐在她临终医院病床的旁边，握着她的手。

伊莎贝拉最大的孩子照常上学，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观察孩子应对伤痛的方式总是让人费解，我们要明白他们担心的事情可能听上去很琐碎（“晚上谁哄我睡觉啊？”），并且不应把他们分离的状态与缺乏关心混淆，或者责备他们自私。哀痛是个很狡猾的不可预期的物种。它分分钟都会变脸，并且往往乔装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些难以承受的时刻，我们都是孩子，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死亡之后还有生命。

卧病在床，伊莎贝拉说话开始越发地不连贯。

“我感觉很远，”她告诉娜奥米说，“我今天照镜子时觉得我已经离开了。”

娜奥米对我讲自己的负罪感和离别的痛苦。“她焦躁气愤，”娜奥米说，“我总觉得我做错了什么，觉得我应该帮得更多，应该做得更好。”

我知道娜奥米的负罪感是因为自己还健在。因为她无法挽救伊莎贝拉，因为要抛下她，让她独自进入未知的世界。但这也因为她感到自己被抛弃，备受打击。

伊莎贝拉在一个周一的早晨去世了，当时身边没有人。

“她等着我们都离开。”娜奥米说。

娜奥米只能消化她的痛失，数着她的遗憾，惋惜她们的友谊，琢磨她应该怎样继续。

“你能相信那真的发生了吗？我失去了伊莎贝拉。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她啜泣着，我和她一起哭。我觉得我也失去了什么，但我的痛失不同寻常，很难识别。我哀悼一个我从未真正认识的女人，哀悼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个痛失，也为我未来的所有痛失流泪。

*

第二天下雨。在步行去办公室路上的大多数早晨，我会听工作电话里的语音信息。这个早晨，我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试着把手机贴近我的耳朵。

这段时间我很少接受新的来访者，但是这个信息里的一些事情听起来很不寻常。我又听了一次。

“我需要哀悼，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做。”打电话的人说。我很不解，回拨过去，我们约了一个时间见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个四十五六岁的男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嗨。”我直呼他的本名。他微笑。我看着他的脸，试图找到他痛失的迹象。

“我爱的那个女人刚去世。”在沙发上坐稳之后，他解释道，“我觉得我应该跟什么人谈一谈，一个朋友把你的电话告诉我了。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她的死很突然。是癌症。第一天她还在这里，第二天她就没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给我写了许多话，”他继续说，“盒子里装满了情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以为那样能帮到我。这只会让一切更糟糕。”

“她给你留了一盒子信？”我的音量有些高。

“一个大蓝盒子，”他说，“伊莎贝拉就是那样。”

“伊莎贝拉？”我听到自己说。

“我是指我交往的那个女人，”他澄清道，“我们是情人。我们有一段秘密关系，我们两个都曾努力结束它，回到各自的生活，忘掉对方。她甚至和她丈夫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维持她的婚姻。但是我们的爱比生命更强烈。就在她被诊断之前，我们决定了要一起生活。两三个月之后她就去世了。”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跳，他继续说：“她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但奇怪的是，自从她死后，我发现我怀疑她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好像她实际上从没存在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看着我，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泪水——感到我自己也热泪盈眶。

“爱需要被见证，”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到娜奥米对伊莎贝拉生活忠诚的见证。我想到这个男人意识不到的我知道的所有事情。我想到这个男人在伊莎贝拉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痛失。那么多隐形的人物，那么多秘密。

我决定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咨询师。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治疗，而且娜奥米应该得到我的“忠心”。我希望珍惜她的伊莎贝拉，而不是让她对属于我刚见过的那个男人的伊莎贝拉混淆。

我只能目瞪口呆，处理我自己的情绪，承担前所未有的秘密。伊莎贝拉想告诉娜奥米的秘密是这个吗，还是娜奥米知道这个秘密但是没有告诉我？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它提醒我人类的心智让人费解，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