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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8章 准许哭泣
年轻时候的我很熟悉来访者本之前服役的那支部队，我有些朋友曾在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的同一支精英突击队。本在那个部队作战的时候，我也在以色列从军，是文艺兵团的歌手。现在在我纽约的办公室——三十年后——我收集关于他的资料，问他服兵役的事情。他告诉我他部队的名字，我点头写下来。
我记得我的乐队被安排到那个部队基地表演的那天。当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寻常或戏剧性，只是我爱上了乐队的鼓手，并且很开心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开车回家会太危险，因此只能留宿在那里，在加沙的汗尤尼斯（Kahn Yunis）。那是1989年，我记得他们给了我们枪，说是应急用。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开枪，虽然几个月之前我参加了基础培训。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都认为杀人是恶业（bad karma），因此培训时我们假装自己在听，但实际上我们并未学会怎么用枪。在我们去汗尤尼斯的路上，我们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应急嘛，我们想，我们能应付。
特种部队的军人给我们派了一辆装甲车，并且在我们开进纳布卢斯（Nablus）时，有车队陪着我们。路上很颠簸，到了某一段，乐队的音乐制作人决定坐在装甲车的车板上。他比我们年长一些，三十几岁，曾经也是音乐人和那支部队的预备兵。我们看着他，觉得好笑，便问：“嘿，怎么了？你还好吗？”
出乎我们所料，他开始哭。“我老婆怀孕了。他们没告诉我要来加沙，我没想到会这样。这真是疯狂。”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觉得这很疯狂。我们已经去过各个战区，从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危急的情况。我们没怀疑过我们从小长大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不稳定的国家安全局势和我们必须履行的兵役感觉像是毫不相关的干扰。生活在于未来，而不是现在或者过去。它是由希望和远大的梦想组成的，我们用深厚的友谊，用爱，用音乐推开我们的外部现实。
我转身冲着鼓手微笑，他也冲我微笑。我们有我们的小秘密，我们周围的战争感觉就像是背景噪声。
那天我们在一个小房间表演，周围是一群和我们年纪差不多大的士兵，但是他们看着更成熟，而且我们相信他们也比我们勇敢得多。我们知道演出结束之后，我们不能询问他们的活动细节或者他们的特别行动，但实际上我们对那些本来也没什么兴趣。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高中经历，想知道他们留在家里的女朋友是否在数着天数，直到他们的兵役结束。
现在，在本的第一次咨询中，他告诉我，作为十八岁的军人，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现在才意识到那时的一切有多疯狂。
“我部队里的大多数朋友都疯癫了，”本说，“但我没有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什么的。我还好。”
“我猜我们都还好。”我心想。我一方面完全这样相信着，但另一方面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们还好，但我们也一点都不好。
本成长的文化把以色列年轻男女经历过的事情都正常化，他谈起童年时在以色列的经历，还有现在在纽约的生活。他说他和凯伦结婚了，十八岁时他们就在一起，他们试着怀孕。他直视我的双眼说：“从我还是个孩子开始，我就想成为父亲。我来这里咨询，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好父亲。”
*
星期一的早晨，本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有大大的笑容。
“博士。”他说，然后停顿下来。
他叫我博士，把我的学位当作外号，我知道他心情不错。
“凯伦怀孕了。”他微笑，之后纠正自己说，“我们怀孕了。你知道我憧憬这个孩子有多久了，我们怀孕有多难。”他停下来看着我说：“我就要有一个男孩了，我告诉你，博士，我要有一个儿子了。”他把手放在胸前深吸了一口气。“上帝保佑我有一个儿子。”他严肃地说。
后一次咨询时，本告诉我他的一个梦：他是个婴儿，在父亲的胸口睡着。他的父亲亲吻他的脸颊，在他耳边轻声说：“哭吧，宝贝，现在该哭了。”
“多奇怪。”本说，“家长通常不会提出让他们的婴儿哭，而且父亲尤其不会鼓励他们的男孩像娃娃一样哭。”
“当你想到你的父亲和哭泣，你脑子里出现了什么？”我问。
“他知道我需要哭。他给我准许，我想。”本安静了好一会儿，之后继续说，“我从未见过父亲哭。即使他自己的父亲去世，即使我去参军时所有的家长都站在车边流泪，我父亲也没有。他只是来回走，然后过来给我一个用力的拥抱，说：‘不需要哭，孩子。你只管做你需要做的，愿上帝与你同在。’”
“当你十八岁，成人时，你的父亲告诉你不要哭，现在，你发现你就要成为父亲了。他在你的梦里抱着你，告诉你现在可以哭了。”
本点点头。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些被准许的眼泪，对于父亲、儿子，对于脆弱和男性气质的混合，有许多需要了解。
*
本对我说，他的父亲出生在伊拉克，1950年代和他的家人逃难到以色列。我的父母也和本的父亲一样，从伊朗和叙利亚逃难到以色列。我很熟悉那种移民的复杂性。1950年代早期的以色列还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它建立在纳粹大屠杀的创伤基础上。
二战末期，许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以色列找到了家，他们加入战前搬到那里的远离欧洲亲人的东欧移民。战前搬过去的移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17]（Zionists），即所谓的“真正的萨布拉（Sabras）”[18]（或希伯来语中的Tzabar），以仙人掌命名，因为其外表皮糙带刺但内在柔软甜美。这个词语在1930年代开始使用，用来区分旧的欧洲犹太人和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萨布拉被认为是强悍的、身体好动的和厚脸皮的，与原来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相反——他们被认为是温柔和消极的。新犹太人不信教，也不学习《托拉》（Torah）[19]；相反，他们潜心耕种，学习怎样打仗——一开始在抵抗运动中，后来在以色列军队。
纳粹大屠杀后——并且绝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这个国家创立了，成为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家。第一批移民是在欧洲失去了所有、受创伤的幸存者。接下来的移民，在50年代，从中东国家——摩洛哥、也门、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突尼斯以及其他地方来。
多年来，这个新兴的以色列国家一直优待土生土长的成员，而不是更晚加入的新移民。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鼓励移民丢掉他们原来的身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萨布拉犹太人身份。从心理学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是为了应对巨大的创伤。新犹太人，战士，代表从消极的受害者到积极的胜利者的转变，从被迫害的少数民族到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转变。
我的父母和本的父母一样，属于1950年代塞法迪（Sephardic）犹太人[20]的那一拨移民。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他们讲阿拉伯语，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甚至原始的。受创伤的欧洲白人霸权歧视那些移民，把他们看成低等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生活窘迫，备受羞辱，不仅由于缺少资源和难以适应新社会，还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懂礼貌且文化低劣。他们讲“错误”的语言，听“错误”的音乐，带来非欧洲的文化习俗，这些都不被接受，甚至威胁犹太复国主义的白人特权。
为了融入以色列文化，所有移民都必须讲希伯来语；依地语和阿拉伯语都不被接受。塞法迪移民被要求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名字，通常由边境的职员来取。我的母亲苏珊现在是淑茜，我的阿姨莫妮哈现在是哈娜，图内变成了马扎尔。这个传统延续了许多年。直到1990年代，移民到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也被要求改掉他们的名字。这是为了告诉移民他们之前的身份是不受欢迎的，应该用一个新的取代。这是为了承诺归属感，丢掉过去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更好的未来。实际上，移民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他们陷在文化的边缘。
我的移民家庭，和本的一样，总是环绕着我的童年。我知道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很小的时候和他们的家人一起逃到以色列的。母亲曾告诉我们几个孩子1951年他们逃离大马士革的那个晚上。那时母亲才四岁。她的父母付钱给一个有马车的叙利亚人，让他半夜来接他们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把他们藏在车的后面，穿越边境。
那个男人是凌晨两点到的。他们安静地冲到车后面，开始驶向边境。大概30分钟之后，他们绝望地发现我四岁的母亲不见了。他们把她忘在家里了。他们赶回去时发现她还在床上睡着，于是抱起她，又一次驶向边境。
他们安全到达以色列，把家安在海法（Haifa）——地中海边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一座北部城市。他们租了一个一居室的公寓，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在那里长大。
本的父亲十岁时和他的家人从伊拉克的巴格达搬到以色列。最初的那几年，他们住在一个叫作“麻阿巴拉”（Ma’abara）的难民营，是政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新移民建造的。在1950年代，那样的难民营里有13万多名伊拉克难民。麻阿巴拉是歧视塞法迪犹太人的标志，因为其住房政策更偏袒阿什肯纳兹（Ashkenazi）犹太人[21]的后代。难民营里有时一千人用两个水龙头，厕所没有顶棚，跳蚤大批出没，下雨时房顶经常漏水。
“有人觉得我的家庭是幸运的，”本对我说，“因为我祖父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学校打扫卫生的工作，他们可以搬到拉马干（Ramat Gan），特拉维夫周边的一个区。他们生活贫困。你可以想象男人会觉得有多糟糕，尤其是那代人，当他养不起家时。”
本看着我，寻求我的理解。毕竟我不是男人，我能明白他说的意思吗？我能理解失去能力的脆弱的男人有多痛苦吗？我懂得本也在和我讲他自己，他自己的脆弱和眼泪，以及为何需要遮掩这些——不仅为了保留他的男性身份，还有他父亲和祖父的骄傲。
“对于我的祖父来说，作为一家之主，却成为一个语言不通、没有工作、没有地位的移民是个耻辱。想到我骄傲的祖父变得那么脆弱无力，我就很痛心。实际上，他一直都无法恢复过来。他在羞愧中死去，愧于低人一等，不受尊敬，只会讲阿拉伯语——‘错误’的语言。”
每次咨询结束时，本都会发给我一个阿拉伯语歌的YouTube视频。他喜爱法黑德·阿尔·阿特哈诗（Farid El Atrash）、乌姆·库勒苏姆（Umm Kulthum）、菲鲁兹（Fairuz）和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菲茨（Abdel Halim Hafez）。
“我父母讲阿拉伯语时一直都觉得不自在，”他说，“他们不想感觉自己像个移民。但是我记得祖父母家里的音乐，还有祖父边唱歌边流泪的样子。我曾经看着他哭，知道音乐里充满了情感，我明白那让他想起了他远离的家乡。”
“今天谢谢你，博士。”本在一次咨询结束后在电邮里写道。这次他分享的链接是摩西·艾利亚胡（Moshe Eliyahu）和他的叙利亚乐队。
我很感激本和我分享这些歌。他不知道，我和他一样，也对这些音乐很熟悉；摩西·艾利亚胡是我母亲的伯父，叙利亚著名的歌手。
我的祖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和书写，曾经也在家里听阿拉伯语的音乐。当我们去海法看望他们时，显然我的母亲不喜欢阿拉伯语的音乐，她会轻声用阿拉伯语说：“可以请你把声音调小一点吗？”
多年之后，我听说在我父母的婚礼上，母亲的伯父，那位歌手被邀请上台。他同意为祝贺新郎新娘演唱他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欢庆今宵》（Simcha Gedola Halaila）。我的母亲崩溃了。她在她的婚礼上最不想要的就是阿拉伯音乐，她开始啜泣。他们要求她的伯父停止唱歌离开舞台。后来他再没和她说过话。
阿拉伯音乐成了本和我咨询的背景乐。咨询时我们一起听，咨询结束后我听本电邮给我的歌，知道他需要给我的不只是他的家庭生活故事，还有语言无法传达的味道、气味和情感。
本带着他的家庭历史，移民的鬼魂，从东方到西方。阿拉伯音乐是为了重新处理那段历史，直面它，把作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被动经历变成庆祝、自豪和拥有的主动实践。
本这个男孩，曾担负着家庭的耻辱，讲着“错误”的语言，他告诉我后来他成了以色列精英突击部队的一名骄傲的军人，在那里，流利的阿拉伯语是个优势。他在反恐部队；他们在阿拉伯城区进行卧底行动，经常讲阿拉伯语以伪装自己，收集情报。
我们开始了解他服兵役的意义及其在他受害者和胜利者身份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自卑的人需要变得优越以疗愈创伤。
这样的机理在国家层面也是一样的；建立在遭受迫害的创伤基础上的国家养育了几代军人和战士。每一场战争都是一次机遇，去重复和修复犹太人曾经的失败和耻辱。1982年黎巴嫩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解释为什么战争是必要的。“相信我，”他对他的内阁说，“不这样的结果是特雷布林卡（Treblinka）[22]，我们已经决定不会再有一个特雷布林卡。”
他们有一个幻想，认为打胜仗就能修复心灵，如果打赢了，他们就是胜利者。但实际上，军人的胜利从来都不单单是一场胜利，它还包括丧生和伤害，以及重复之前想要疗愈的创伤。
处理旧伤的心理需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场景，我们希望在那里把消极的转换成积极的，希望在那里重新来过，这一次以不同的方式。我们希望重温并且这次做得更好、做得正确，通过修复的行为疗愈自己。遗憾的是，往往尝试修复的最后结果只是重复而已。我们在疗愈旧创伤的努力中实际上再一次给了自己一记创伤。
为了疗愈移民带来的代际创伤，本成为突击队的战士，这让他感觉自己是个胜利者，但是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创伤，我们刚开始翻开，探索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纽带。
*
作为孩子，我们身边的世界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世界，军事冲突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高中一毕业他们就得从军，为了准备好，他们试图牢记：如果他们保持强大，纳粹大屠杀就永远不会再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讲，高中后的下一步让我们迈出自己所了解的生活，来到另外一种现实，它有自己的规定、等级和挣扎，但也是我们毕生期待的。我们都是军人，而且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嘛，我们想，18岁时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
每年，一小部分人会被选到特种部队服役。他们需要在一年之前就开始很长的征召流程，要面试几个月，还有体质检查和情绪测试。
本被征召到突击队。
“我真是自豪，”本说，“我真没想过兵役本身。被征收是我的目标。我想被接受，知道在所有人当中，你是那个被选中的。”他看上去好像被逗笑了，仿佛那听上去很可笑。之后他又微笑说：“博士，你不觉得在美国，和它最接近的事情，就是被常春藤盟校录取吗？”
我记得我们有多为那些被征召入特种部队的朋友感到骄傲。有时我们很意外，为什么我们以为特别雄性或勇敢的人没有被征收；我们会用不一样的方式看那些被录取的人，好像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我们不曾知道的事情，比如秘密能力。
我的“特种部队女孩”故事是备受尊敬的音乐家马蒂·卡斯皮（Matti Caspi）把我招进他组建的军乐队，我的朋友都为我骄傲。我们那时是青少年，只在乎外表，以及别人怎么看我们。特种部队的男孩是我们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最渴望的男人，我们的社会崇拜他们。我知道那是本的胜利，他感到被认可，用他新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补偿了他家庭的卑微。
我们活在奔赴战场和爱上恋爱的矛盾之中。爱无处不在，我们经历的强度只有荷尔蒙与战争联合在一起才能制造出来。我们紧紧相拥，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要把握当下，因为它稍纵即逝。
我记得那些为几百个数月都没回家的战士表演的夜晚。我太年轻，不明白自己感受的是什么，空气中的那种紧张，我觉得在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体验过那样的能量。
我们为戈兰旅（Golani Brigade）表演的那次让我印象最深刻。我们被邀请在他们培训的最后一天表演。音乐团每天都表演，我们通常不会提前知道观众是谁。运作单位会处理这些具体细节。我们只是每天中午见面。我们的军事司机东汗等着我们把音响设备装上车，之后启程，往南、往北或者往东。我们其实不在乎去哪里，也不介意他疯狂的驾驶，想着如果出事故，我们就终于有机会省去晚上的演出。
戈兰旅的基地在往北很远的地方，离我们的基地开车大概3个小时。我们累了，在车上打盹。到达那里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了，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搭建舞台，吃点东西，然后开始表演。我们四周环顾，那个地方看上去空空的。
“人都去哪里了？”我们问。
“他们得完成什么事，之后会马上来你们的音乐会。”有人回答。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他们可以随时来，晚点来，或干脆不来。
我帮鼓手把鼓架起来之后检查麦克风。
“战士们非常期待你们的演出。”另一个人说。
“我们也是。”我撒谎道。
那是我们每晚表演同样的节目的第二年。那时我们甚至互相都不再欣赏对方了，睡着了都能唱出那些歌。但我们觉得抱怨很不合适。毕竟，我们几乎每晚都能回家。
“你今天能把那些歌敲得快点吗？”我问鼓手，“都已经这么晚了，当兵的还没到。我们得很晚才能到家。”
有时候当我们表演不喜欢的歌曲时，鼓手真的会敲得更快，我们都觉得很好笑。但是那晚不同——出于什么原因，感觉那晚特别重要。
我不知道那些军人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一下子，几百个人开始走向我们。所有人都穿着他们橄榄色的军服，和我们的一样，但他们的看着满是尘土，每个军人都挎着一把加利尔突击步枪。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过来，我们能感到性欲和强大的攻击性——一下子那么多年轻男人的渴望。
我们感到强大有力，但我们知道那是虚假的力量。作为女人，我们是欲望的对象，但他们想要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他们表达渴望的渠道。他们渴求的是其他东西：温柔，理智，触摸，青春期兴奋的滋味。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幻想，在那一刻，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给他们。我们带来的是家乡的一撇而去唤醒他们渴望的所有。虽然我们习惯了影响这些年轻的男人，但他们的军服无法隐藏我们所知的他们内心的男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男人、军人，但也是我们高中时的朋友。我们知道肯定有很多时候他们想哭但是得藏起来，有时甚至不让自己看到。他们需要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成为他们应该被培养成为的样子。
我站在台上，光打在我眼睛里。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只是一片橄榄色。短暂的沉默之后，我微笑说：“戈兰旅，我们真的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之后我开始唱拉欧（Laor）和卡斯皮的《摇滚女孩》（Naarat Rock）。
当我唱到女孩和鼓手交欢的那段，我回头冲着鼓手微笑。他没有比平常敲得更快，但结束时我喘不过气来。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女性通常成为男性脆弱的容器。他们像一个系统一样运作，虽然这样的关系让一方“解除”他的依赖，把它投射给另一方，这也通常让他无法真正认清他的感受，让他否认他的恐惧、无助、愧疚和羞耻。
我们可以在男人与眼泪的关系中看到这个机理，通常很复杂。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歧体现在坚固（hardness）和流动（fluidity）的分歧上。异性恋文化通常过分看重坚固性——通常与勃起、男子气概、独立和主动关联，同时贬低流动性——通常与女性气质、脆弱、消极，甚至污染相连。强壮（being strong）的关联词是坚强（being hard），而不是一个软绵绵的、依赖人的孩子。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歧很早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女人，我曾意识到男人进入你的身体，可能是为了安抚他的忧愁，收住他的眼泪。爱和战争一样强烈，性和痛失一样情绪化，死亡总是无处不在。
*
本遇到他的太太凯伦时，他还是个军人。
“她曾经会在拉马干的车站等我，我一下车，我们就互相拥抱，有时候站在那里抱30分钟，再热也无法放手。之后我们会去我父母家，母亲会做丰盛的午饭。我们吃完之后马上上床。我总是特别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记得第二天醒来，感受凯伦熟悉的身体，跟她一起藏在毯子下面，感觉幸福。她是我的庇护所。我一回家就马上需要她。”
本的部队因为反恐有力受到表扬。他们在阿拉伯城区领地进行卧底行动，经常乔装打扮成当地人。他们收集情报，开展高危行动，比如营救人质、绑架和定点清除。
这个团队在希伯来语中叫“米斯塔·阿赫威姆”（Mist’aravim），源自阿拉伯语的“穆斯塔·阿拉比”（Musta’arabi，在阿拉伯人群中居住的人），指那些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他们“像阿拉伯人”，或者属于阿拉伯文化，而不是伊斯兰文化。
本不是一个魁梧的人。因为他的绿眼睛、长长的黄头发和清秀的眉目，他们去阿拉伯市场时，他经常被选中乔装女人。
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本跟我讲网飞新上线的连续剧《法达》（Fauda）（中文又名《高墙边的混乱》）。
“你知道‘法达’是什么意思吗？”他问。
我摇头时他解释道：“这是暴露身份的暗语。我们喊‘法达’，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糟了’，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得跑，因为我们被发现了。那个剧作人和主演曾经是我们部队的战士，”他说，“里面有许多都是实际会发生的情况。我开始看然后心想：‘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太荒唐了。’”
“你看的什么让你觉得是荒唐的？”我问。
“我实话跟你说，”本说，“就是你在我们第一次咨询时用的那个词：无所不能。我问你那是什么意思，你说：‘它是指那些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完成的人，那些觉得他们有无尽的能力，像超级英雄，没有限制的人。神是无所不能的。’你后来说：‘神是死不了的。人只能假装无所不能，之后他们要付出代价。’我记得我当时看着你心想：‘哇，她哪里来的这个想法？她实际在说关于我的什么东西？”
“是的，”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告诉我你部队里的一个人，培训的前几个月在读《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一天他看着所有人说：‘我们疯了。我走了。’后来他离开了部队。然后你说其实那时候你就知道他明白一些你们都不明白的事情。”
“是的，他才是有理智的那个，虽然他当时看上去彻底荒唐。”
“如此理智是荒唐的。”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保持沉默了许久。之后本看了一眼他的手表，很快站起来，开始走向门口。
“我快明白了，博士，”他悄声说，“我快明白了。”
*
本后一次咨询的时候迟到了10分钟。他之前从没迟到过，因此我有点担心，查看他是否写了邮件告诉我他会晚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上次咨询时的“快明白了”让他这次没能准时到达。他是否因为他快要揭露或发现的事情而感到焦虑？他是否想慢下来，想对我表达我们正在进入危险领域？
当人们接近情感上敏感的内容时，或者接近他们来咨询想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会潜意识地抗拒治疗，“意外地”忘记、迟到，或用其他方式阻碍治疗，这都没什么不寻常的。
本迟到的原因是什么？他安全吗？
门响了，本试着喘过气来，表示抱歉。他把大衣脱掉，把自己扔进沙发。
“你不会相信，不知怎的，我让自己卷进了两个人的打架中，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他说，“真稀罕。这种事情很多年都没发生在我身上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本看着我，从他的表情中，我意识到自己一定看起来很困惑甚至怀疑。他微笑地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这个表情，你眯起眼睛的时候，我知道，就好像你额头上有一个问号。”
“一个大问号。”我说，我被逗乐了，“我很高兴你今天没有不来。”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他解释道，“我在骑车过来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尖叫着逃离什么。更近一点时，我看到一个壮汉在打另外一个人，块头比他小很多。我以为他要杀他。之后很快，那个壮汉抓起小块头，把刀放在他的喉咙上。一切发生得很快。看上去，他们是为了一个停车位打起来的，场面很失控。我什么都没想，直接过去试着帮忙。”
我保持沉默。
“这是我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本试着解释说，“大家不应该那样打架，真是疯狂。我走过去对那个壮汉说：‘兄弟，把刀给我，你不想因为停车位杀人，相信我，我在帮你，把刀给我。’那个人把刀扔了，我很快站在他们中间，对那个块头小一点的人说：‘回你车里。赶快！’那个人知道我救了他的命，他跑回车里，尽可能快地开远了。‘注意安全。’我对那个壮汉说，然后骑车离开了。抱歉我迟到了。”
我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又能说什么。”我半开玩笑着，但实际很严肃，“这么戏剧性的事故，很难反驳。我看得出来有什么东西让你直接插手而你没有退缩。你说这种事情在你身上很多年都没发生了，有没有可能今天发生了是因为它和咨询过程中正在接近的什么情感因素相关？和我们‘快明白了’相关？”
本看上去对我的提问并不意外甚至恼火。他点了点头。
“我觉得你是对的。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找什么东西。”
我还不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本需要接近一些未被处理过的情感经历，它充满攻击性，危险，甚至与杀害相关。
“我需要触碰一些我想忘记的事情，”他说，“但是它让我苦恼。前几个晚上我都会害怕得醒来。突然，我想起过去。”
我看着他，意识到我对他在军队里的行动还有许多不了解的。
本遮住他的脸。我看到他在思考，之后他说：“你是对的，博士。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骄傲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还做个少年，扮演超级英雄，寻求报复，那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样你会感情用事，而不是了解感情，”我说，“你会重温你的创伤，而不是处理它。我不知道是否有所谓的‘真正的男人’，但是我相信强大的主要表现是面对事实的能力。当你能够那样做，你的下一代就不会承担你没有处理的创伤。”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本说，“我的父亲在六日战争时是个坦克司机。”
*
1967年，本的父亲二十岁时，六日战争[23]（the Six-Day War）爆发了。
本对他的父亲在那次战争时当坦克司机的经历没有什么了解。“父亲从来都不提那个。我只是从妈妈那里听说，战后她很快就认识了他，他在耶路撒冷作战，他最好的朋友在他眼前牺牲了。”
六日战争是以色列自1948年开始的第三次大规模战争。那次战争改变了犹太男性旧有的刻板印象。以色列人为那些仅用六天就打赢胜仗的年轻男人感到骄傲，新的犹太男人形象产生了。男人不仅被认为更像男子汉；还像大卫王一样，能够打败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
战后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宣布是人打赢了那场战争——不是科技，不是武器，而是男人攻克了无所不在的敌人，即使对方的数量和防御都优于他们。他声明：“只有面对最大的危险，他们才能为他们的国家和家庭赢取胜利，如果不能胜利，就只能灭绝。”
于是年轻男子的工作就是防止灭绝。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去处理纳粹大屠杀的创伤和犹太人长期被迫害的威胁。男人通过扮演超级男子汉的角色来承担历史的重任。从十八岁开始，他们就得表现得自信无畏。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会半夜尖叫着醒来，”本说，“他受了创伤。谁知道他看到什么了。我在六日战争几年之后就出生了。”
在希伯来语中，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男孩”。当本同意我写下他的故事时，他帮我起了这个化名，用以掩饰他的真实身份。这也体现了他父亲的愿望，希望第一个出生的是儿子。
“我被征召入伍的那天，父亲沉默了。他来回走动，不说一句话。之后他走近我悄声说：‘不需要哭，孩子。你只管做你需要做的，愿上帝与你同在。’他已经知道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只有上帝是。他知道我要去哪里，他是那次糟糕的事件发生之后拥抱我的人。我不需要告诉他任何事情，他知道；他也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和原来一样了。”
本还没告诉我的那件糟糕的事情显然是他和他的父亲合二为一的时刻。他们不需要，也没有语言去描述他们一样的痛心。
“你想告诉我那件事情吗？”我问。
本沉默了一会儿。“我还是个年轻的军人时，”他说，“我杀了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
“我不会想到今天在街上发生的事情会和这个有关，但是当你提出来，我意识到当然有关。我们开始谈我的军队经历，我来找你的路上发现自己又进入了战区，这次是在纽约，我直接进去了，仿佛在寻找什么。”
本开始跟我讲述大约三十年前的创伤性的那天。那天很热，他们坐在山头上秘密观察阿拉伯领地的一群人。突然一下子，他们被包围了。
“法达。”有人喊。
他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是狙击手。我射击的那个人比我大一点，大概三十几岁。我心想，他一定是个父亲。”他说。“一个父亲。”他重复说，用肯定的语气。他看着我，好像在问：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看着他越来越近，于是朝他头顶开了一枪。从步枪的瞄准镜里，我看他看得特别清楚。我直视他的双眼，然后我看到他的头爆裂成百万个碎片。”本遮着脸轻声说，“真是无法原谅。”
我保持沉默。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试着忍受那种痛苦、负罪感，以及恐怖程度。
“我们都因被选到那支部队服役而感到自豪，都是少年，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或者死亡，我们想成为勇敢的男人而不是小男孩。直到现在我才想，做个男孩为什么有错？现在，我自己马上要有孩子了，所有这些都回来找我。我半夜醒来看到那个人的脸——我无法停止看到那双眼睛，我无法不去想他的孩子，想起我做了什么。”
本开始抽噎。
“我不是在为自己哭，”他说，“我无法修正过去。我为不公而哭。我为不人道而哭。我为那些孩子而哭。”眼泪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我明白这之中交叉的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他杀死的那个父亲和他将要出生的儿子。
本曾试过修复过去的创伤和耻辱。他曾想要成为英雄，带给家里胜利，修复他祖父的耻辱和父亲的创伤，以及历史的伤痛。然而他又被卷进创伤。他不仅是一个受害者，还同时成了受害者和施害者。杀死另一个人也杀死了他自己的灵魂。
“现在可以哭了，”我说，指在梦里他父亲说的话，“有许多需要哭诉的。你父亲是对的。”
本点头。“我曾经是个孩子，觉得自己是个男人。现在我成为男人，将要有孩子。我会保护我的儿子。你为我见证。”
他擦眼泪时，我觉得自己也热泪盈眶。男孩军人不哭。但是男人，父亲，终于可以开始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