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想要免费”：界定数字化时代的一个小插曲

导读

信息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在恰当的地点得知恰当的信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信息也想要变得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两种趋势在互相牵制。”

这也许是网络经济中最重要而又误解最深的一句话了。

它们之间的矛盾，统一在大规模定制这个矛盾的术语中。大规模使信息走向免费，商品化的信息（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版本）想要变得免费；而定制走向增值，客户定制化（你得到对你而言独特、有意义内容）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

充裕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而稀缺的信息想要变得昂贵。

1984年，记者史蒂芬·列维出版了《黑客：计算机革命中的英雄》（Hackers：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该书详细讲述了这个在众人眼中龌龊的亚文化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不仅创造了个人电脑（并最终催生了互联网），而且也创造了与之共存的独特社会精神。史蒂芬·列维在书中列举了七条“黑客道德准则”：

1.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电脑—如同对世间万物的运转变迁可以任意追根究底一样。

2.永远遵从电脑操作的指令。

3.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

4.不迷信正统，促进电脑技术的多元化、分散化。

5.评价黑客应依据他们的技术水平，而不是他们的学位、年龄、种族或社会地位等虚浮的标准。

6.计算机可以创造艺术和美感。

7.计算机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史蒂芬·列维提出的第三条准则可以追溯到1959年，当年彼得·萨姆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技术模型铁路俱乐部（TMRC）。该俱乐部是一个追求原创性的团体，而且也是人类迄今历史上最招人厌烦的团体了。该团体在维基百科上的解释词条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俱乐部由两个团体组成：一个是对火车模型和景观设计感兴趣的团体；另一个团体则是电子信号和动力小组，他们负责研制让火车模型运转的电路板。电子信号和动力小组创造了很多当今的流行语，其中就包括“黑客”一词，这个小组最后把兴趣的落脚点放在了电脑和编程上。他们最初受放置在麻省理工学院26号楼、价值数百万美元的IBM704大型主机吸引，但是使用这台主机的权利和时间往往都被更重要的人所占有了。当俱乐部成员杰克·丹尼斯介绍他们使用放在林肯图书馆、用长期贷款购买的、价值300万美元的TX-0电脑时，这个团队开始真正迷恋上了电脑。他们会待在TX-0电脑的房间一直摆弄到夜里，希望某个预约了来使用电脑的人不会出现。

史蒂芬·列维在书的最后简单地提到了凯文·凯利和斯蒂沃特·布兰德。凯文·凯利后来成了《连线》杂志的执行总编，现在也一直担任着杂志的资深顾问；斯蒂沃特·布兰德曾是“快乐逍遥汉”^[1]（Merry Prankster）成员，创立了最有影响力的反主流文化杂志《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并担任总编，1983年，斯蒂沃特·布兰德收到130万美元的预付款让他编写《全球软件目录》一书。《全球软件目录》出资人的目的就是想要让这本书成为新兴个人电脑文化的导航灯，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回归乡村运动热潮一样。

当凯文·凯利和斯蒂沃特·布兰德发现了史蒂芬·列维的书后，就打算召开一个会议，把三代黑客都汇集一堂。正如后来凯文·凯利告诉斯坦福大学通信专业的弗雷德·特纳教授的那样，他和斯蒂沃特·布兰德想看一看黑客是否能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先驱”，他们也希望“看到或是让与会者来制定黑客的道义标准”。

1984年11月的一个周末，大约150名黑客从各地赶来，聚集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北部马林滩头的克洛科海特堡。参与这次周末会议的有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超文本的发明者之一泰德·尼尔森，理查德·斯托曼（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科学家，后来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和绰号为“嘎吱船长”的西奥多·德雷珀（因为他发现用麦片盒里作为奖品的哨子向电话话筒吹声，可以免费打电话）。除了提供食宿以外，凯文·凯利和斯蒂沃特·布兰德还给与会的黑客提供了电脑和视听设备。

在这次会议上，两个主题多次出现：一个是如何确定“黑客的道义标准”，另一个是探讨电脑行业中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商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斯蒂沃特·布兰德提出了史蒂芬·列维提出的七条准则中的第三条：

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在恰当的地点得知恰当的信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而在另一方面，信息也想要变得免费，因为发布信息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因此，这两种趋势在互相牵制。

这也许是网络经济中最重要而又误解最深的一句话了。

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话尤其重要的是它在科技和思想之间建立起了纽带。摩尔定律讲的是电脑实物载体的价格变化，而信息则是建立在这种载体之上的无重量的商品。物理学决定了晶体管某一天会降价到零，但是这些晶体管所处理的字节（信息）的价格则可能有升有降。

也许信息会变得更便宜，因为复制信息是如此简单。也许信息会变得更昂贵，因为电脑信息的完美处理会使得信息的质量更高。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才使斯蒂沃特·布兰德做出了上述评论，他的评论中指出了两种极端出现的可能性。

大多数人只记得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评论中的半句“信息想要变得免费”。这和彼得·萨姆森当年对史蒂芬·列维所说的两种理解相差很远。首先，在彼得·萨姆森看来，最重要的免费还有自由、“不受禁锢”的含义，在当年的主机时代也就意味着该让谁使用主机。不过，斯蒂沃特·布兰德后来提出了和这本书相关的免费含义，也就是零价格的意思。

第二个区别在于，斯蒂沃特·布兰德把彼得·萨姆森原来所说的“应该会”改成了“想要”。斯蒂沃特·布兰德说法的一大特点就是从人类中心说的角度，赋予了信息以欲望，而非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应该会”的措辞）。这种价值中性的措辞让“免费”摆脱了理查德·斯托曼这些狂热黑客的定义，他们想要保护一种信息强行开放的观念。斯蒂沃特·布兰德的这种表述就让人觉得信息“免费”像是一种自然力量，就好像生命想要有张力或是水自然会往低处流一样。

斯蒂沃特·布兰德的这番话之所以会被误解，是因为人们只记住了一半，而另一半“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很宝贵”则被人忽视掉了，也许是因为人们觉得这两句话像是一个悖论，或是话说得有些重复。或许，我们换一种表述方法能更好地理解这段话：

商品化的信息（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版本）想要变得免费，而客户定制化（你得到对你而言独特、有意义内容）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概括方式也并不完全准确。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Google搜索引擎不是正对你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独特、客户定制化的解答服务吗？我们再换一种说法：

充裕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的，而稀缺的信息想要变得昂贵。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根据信息的“充裕性”或“稀缺性”来计算其边际成本。能够以低价复制和传播的信息想要变成免费的，而那些边际成本高的信息则想要变得昂贵。因此，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本书的电子版（充裕的商品化信息），但是如果你想让我飞到你所在的城市，并准备一个关于你从事的生意的相关演讲，那么我也愿意效劳，不过你要为我（稀缺）的时间支付报酬。我膝下有好几个孩子要养活，而现在的大学学费丝毫都没有变便宜的迹象。

布兰德自己的解释

不过，这只是我的解释。鉴于斯蒂沃特·布兰德这番洞见的重大影响力，我找到了他本人求证当年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我首先提出的问题和他这个经典表述有关。首先，我问他：为什么要把黑客道义标准中关于信息的表述从“应该会”改成了“想要”？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理由是出于语言学的角度，他觉得用“想要”听上去更舒服，“用‘想要’，而不用让人联想到指手画脚的‘应该’，听上去更有诗意也更有深意”。第二个理由则更加重要：“用了‘想要’，就使得关注问题的角度从你自己转变到了现象本身，而现象就是这种特殊形式的信息共享会带来价值。”换而言之，这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的一种功能，而非你或我所能做出的某种决定。我们个人对信息应该是收费还是免费赠送的态度并不重要，而在信息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学则显然倾向于后者。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当大家把布兰德说的这句话拆开来之后，往往都会忘记后半部分，而他为什么要在一句话里放入“免费”和“昂贵”这二元性因素呢？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他对信息受这两个极端影响的悖论感兴趣。

在关于这一点的论述中，我听到了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免费”和“昂贵”都站得住脚，这也就是悖论的含义，悖论能推动我们所关注的事态发展。婚姻是一个悖论，丈夫会有一种矛盾心态，觉得和她一起过不下去，但是离开她自己又过不下去。这两种心态都是正确的，而这两种心态碰撞后产生的动能和其他因素一起，成为让婚姻变得有趣的动因。

悖论和矛盾是不一样的。矛盾会使得矛盾双方停滞不前，而悖论则使双方都能继续前进，因为每当你承认悖论某一方有言之有理，那么你就会留意到悖论另一方的言之有物。

在一次会议上，你可能会遇到想推广免费共享软件的人，你也会碰到向企业推销售价几千美元的版权软件。那么软件的售价就在你眼前呈现了，价格既可能增高，也可能降低。换而言之，市场上这两种趋势都存在，买家能承受多高的价格，那么卖家就会喊出多高的价格，而买家则会喊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价格。作为卖家的你，在售价上绑架一些企业，完全可以像绑匪绑架人质一样。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的那段话中另一个费解之处是他使用的“信息”一词。在斯蒂沃特·布兰德使用这词的时候，它出现还没多久。“信息”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克劳特·雪龙发表了一篇关于信息理论的著名论文。在此以前，人们描述用代码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指令这种现象时，使用着不同的措辞（或是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好词）。实际上，克劳特·雪龙1939年发表论文阐述自己刚刚萌芽的理论时，他所使用的就不是“信息”，而是“智能”一词。他当然还用了“语言”这样的词，也使用了“符号”和“记号”这样的词。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信息”一词还经常用于表示得悉情况的用法，例如“我得到了一些新信息”，或者表示“事实”的含义。

克劳特·雪龙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他的理论建立在信号处理的基础之上。该理论把信息定义为噪声的对立面，这就是连贯和不连贯信号的区别，他也计算出该如何从一种信号中提取另一种信号。这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领域都能做到，但是如今当我们谈论信息时，我们指的往往是数字化的字节：依据解码方式不同，这种表现为开或关的信号有可能什么都不代表或是可以代表一切。

一台文字处理设备会认为你MP3里的歌曲是噪声，而你的TiVo数码录像机也无法阅读一份表格文档。但是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字节。一个字节只能代表两种状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或许有含义，或许没有。但是信息在英国人类学家葛雷格里·贝特森看来，就是“产生区别的区别”。

当斯蒂沃特·布兰德使用“信息”一词时，他指的是数字化的编码内容；这也体现了他在早期数字化网络方面的经历，包括他参与创建的早期在线互动网络社区“全球电子链接”（WELL）。斯蒂沃特·布兰德了解到，字节和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字节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免费的，但是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却会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价值有可能为零，也有可能无价，这取决于到底是谁接收到了这些信息。

斯蒂沃特·布兰德说：“我常用来解释全球电子链接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话公司。电话公司并不是靠出售你的谈话来挣钱的，它们也并不在意大家彼此间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它们在意的就是你为通话时长买单，具体内容则无关紧要。”

斯蒂沃特·布兰德又举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化例子，那就是酒吧。酒吧给大家提供了聚会和谈话的场所，但是并不会因此收费，收费的对象是给聚会和谈话充当润滑剂的啤酒。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你肯定会找到别的东西来收费，要不就是酒吧客人喝了几杯啤酒，或是电话收费，或是相关广告之类的渠道。你总是会找到收费的对象，但不是向信息本身收费。”

斯蒂沃特·布兰德提出那番经典论断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但是人们还是只引用其中的半句话，他是否生气呢？这就是发生在“记因”上的情况，斯蒂沃特·布兰德说，不管是否忠于本意，“记因”都在以最高效的方式进行传播。不过，他指出，毕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年发表著名演讲中说的并不是“热血、汗水和眼泪”，而是“热血、汗水、辛劳和眼泪”。完整引用这句话听起来会更舒服些，因为单独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算不上精华。不过，经过口耳相传，某句名言会演变为它最适宜传播的说法。